时间：2023-10-25 18:27:01
关键词：“中国式幸福”；经济学分析；幸福经济要素；“加减乘除法”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27-007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提升国民的“幸福指数”。关于什么是幸福，如何构建幸福，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经济学视阈探讨“中国式幸福”，有助于厘清经济与幸福的关联，明确我国幸福构建的经济要素与条件，探索“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
经济学对幸福的研讨由来已久，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阈，对有关“经济与幸福”问题进行了研讨。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始于古典经济学，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讨论了国民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幸福。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指出经济学的目的是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手段。西斯蒙第（Sismondi）提出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人的物质福利和幸福。英国大文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说了一句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
然而，由于幸福具有主观性，并且难以度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及其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淡化了对幸福的研究，以效应或货币来取代幸福。马歇尔曾提出，无论财富，还是效用，都必须由货币来表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其后经济学的发展逐渐背离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变成关心财富而忽视幸福的研究。
将效应取代或等同于幸福，隐含着一个被伪证的命题――“有钱就幸福”，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否定。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金钱≠幸福”，开始把研究的视角从效应转向幸福。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 Anielskl）运用真实财富模型分析幸福，建立了幸福经济学。[1]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1），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相应上升。[2]不丹国王旺楚克（Wangchuck）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衡量幸福的“国民幸福指数”（GNH），引起人们对“不丹式幸福”的关注。美国华裔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指出财富≠幸福，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3]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偏重理论性研讨。如左学金、曾飞等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幸福水平，但并不是幸福的唯一源泉。肖仲华系统研究了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4]黄有光、赵奉军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收入与幸福关系。陈世清提出经济学应以幸福为目标，认为幸福应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傅红春从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离弃与回归。[5]另一类研究偏重实证分析。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中国十大城市幸福度的调查分析，奚恺元教授与《望东方周刊》合作，对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幸福指数测试。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回归过程，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再到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提出，经济学从单纯研究物质财富与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冷冰冰的学科”，到逐渐关注社会与人的幸福，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幸福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把幸福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但总体来看，经济学界对经济与幸福的研究偏重理论研讨，关注单一经济元素（如GDP、国民收入等）与幸福的关系，以及国民幸福感的分析，缺乏对经济与幸福的系统性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中国式幸福”是一个新的课题。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多从政府工作与宣传角度提出构建“幸福中国”、“幸福省”或“幸福市”。如广东省提出构建“幸福广东”，广州市从城市发展角度提出建设“幸福广州”的“五力”――经济增强实力、环境散发魅力、民生彰显给力、创业充满活力、社会形成合力。武汉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五个关键词：富足、保障、舒适、文明、公平。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冷淡”，缺乏从经济学视角，结合我国“国情”对“中国式幸福”的专门研究。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式幸福”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回归，也是我国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修正发展评价体系、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对“中国式幸福”的经济学分析，一方面，从理论上推动幸福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拓宽了经济学研究视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探索“中国式幸福”，可促进我国由片面追求GDP转向以提升国民幸福为本的发展理念与目标，有助于把握我国幸福的发展路径，为政府的相关决策及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二、“中国式幸福”的发展指向
追求国民幸福是我国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在追求幸福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我国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幸福，即什么是“中国式幸福”。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社会条件、人文环境与价值取向等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与判断不一，因而各国的幸福具有本土化特征，具有不同的幸福模式及其发展指向。纵观世界各国的幸福发展状态，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式、北欧式、不丹式三种不同的幸福模式，这三种幸福模式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特征。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重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美国是全球最发达国家之一，生产力水平高，经济发达，物质产品丰富，大多数美国人持一种享乐主义、追求物质享受、超前消费的观念。因而美国式幸福是一种经济生活富足、崇尚现代生活方式、高物质消费的幸福。美国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就业与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但美国式幸福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其一，由于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美国人的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幸福。其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理念，致使美国式幸福更为注重个体幸福，不同人的幸福差异较大。其三，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重物质主义的幸福，资源消耗大，长期下去，难以持续发展。其四，大多数美国人奉行一种“子吃卯粮”的透支性消费，致使美国式幸福建立在高负债的基础上。
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偏福利主义、注重生态和谐的幸福。北欧国家是富裕的工业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丹麦、芬兰、挪威依次占据了前3席，瑞典名列第7。[6]高福利是北欧式幸福最重要的特征，北欧国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其福利制度是全民普遍社会保障。福利政策涉及养老、教育、住房、医疗保险、妇幼保健、失业救济、职业保险等领域，覆盖了人生的各个方面与各个阶段，可谓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健全的社会福利体制，完善的保险体系免除了国民的后顾之忧。北欧国家追求社会平等，贫富差距不大，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幸福。此外，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悠闲的生活方式也是北欧式幸福的重要方面，北欧人的休闲观念很强，注重劳逸结合，平均每周工作仅37个小时。（2）北欧各国对环境问题十分关注，有强烈的“绿色意识”，实行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北欧式幸福在目前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高福利与悠闲生活也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
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社会平等、注重精神生活、人与环境和谐生存的幸福。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佛国不丹，经济不是很发达，却因国民拥有很高的幸福指数而蜚声全球。2006年不丹被评为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幸福指数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十三。不丹国王旺楚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用以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国民幸福感的一种指数。旺楚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强调一个衡量国民幸福的指标体系应包含：工作和收入有保障，衣食住行无忧，教育和医疗有保障，居住环境宜人，拥有充分的安全感和人权保障，享有亲情、友情所带来的愉悦、信仰和安宁等。创造性地提出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组成的GNH指标。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认为，幸福事实上指的是一种和谐生存的状态，其来源于健康长寿的人生、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良好的环境和医疗卫生条件等。
我国的“国情”与这些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幸福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欧美、也区别于不丹。基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多而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有较快增长但社会经济仍不发达，物质生活逐步改善但消费水平还不高等基本“国情”，我国幸福的发展既不可能是不丹的“传统改良”模式，也不可能是北欧的“福利主义”模式，更不可能是美国的“物质主义”模式。我国对幸福的追求应从国情出发，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式幸福”――以国民幸福为本，经济幸福水平中等偏上，以社会共同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追求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幸福。
首先，由于我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式幸福”的经济幸福水平不是很高，只能是中等偏上。中等偏上的经济幸福水平，意味着社会经济中等发达，人均GDP 8000美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40000元以上，经济生活不是很富裕但能满足国民消费与发展的需要。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由此，“中国式幸福”的幸福水平虽不太高，但幸福的覆盖面广，是一种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中国式幸福”的发展应注重经济公平，追求整个社会共同富裕，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幸福。再次，由于环境与资源的制约，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崇尚节俭、知足常乐等价值理念）对国民幸福观的影响，“中国式幸福”不可能是美国式的“物质主义”幸福，而是一种物质消费充足而节俭、更加注重非物质性享受（如旅游、文化、闲暇等）、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发展的幸福。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分析，“中国式幸福”的发展应是：以国民普遍幸福为目标，以生态平衡发展为前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和谐发展为核心。是一种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城镇与农村共同发展的幸福；一种具有包容性、低碳的、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幸福。
三、构建“中国式幸福”的经济要素
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得到满足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一种由物质要素、社会环境和心理情感等因素构成的多元函数；经济学意义的幸福是指由物质财富和经济条件给人们的需要带来的满足感。幸福虽是一种心理满足的体验，但这种体验来自客观实际，离不开物质条件。经济是构建幸福的物质基础和首要条件，幸福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虽不同步，物质财富也非幸福的全部或唯一，并对幸福的边际效用递减，但它是构建幸福不可缺失的物质基础与条件。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幸福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我们既不能以物质财富来取代幸福，也不能脱离物质基础与经济条件空谈幸福。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构建“中国式幸福”的物质基础与经济条件主要有五大要素：GDP、收入、价格、就业和社会保障。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物质基础。GDP为整个社会的幸福提供物质条件，一个缺乏GDP的社会绝不可能幸福，因为它无力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试想一个物质贫乏、缺衣少食的人能感到幸福吗。同时，GDP的增长，还可以带来人们收入与就业的增加，有利于物价稳定和社会保障的发展。从非经济角度看，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的秩序与安全等，几乎所有的幸福要素都离不开GDP的支撑。当然，GDP不是幸福的唯一，也并非GDP越多就越幸福。幸福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同步。正如此，我们要客观地评价GDP对幸福的意义，GDP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GDP，幸福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时下的“唯GDP主义”或“反GDP主义”都是片面的，是一种对我国现实的严重误读。
收入是个人（家庭）幸福的经济来源，因为个人（家庭）的全部物质需要与部分精神需要的满足取决于收入。从收入与幸福的关联看，收入对幸福的效应是一个从递增到递减的过程，在低收入阶段，收入增长可大幅度提高“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依然增加但呈递减状态（见图1）。因而对部分高收入者来说，收入增加不一定能使幸福感增加，甚至出现“快乐的农民与痛苦的百万富翁”现象。这是由于影响幸福的不只是收入与财富，还有心理因素，幸福的关键在于“相对财富”以及自身价值的感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也发现，财富的心理意义比实际数量更有影响，人们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意义的最大化。经济学家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分析人均收入在75000美元/年以上的国家之间，幸福差异并不明显，而低于此标准，富国比穷国更加幸福。[7]就如给一个穷人100元钱，为他带来的幸福感远高于富人。可见，收入的增加对低收入群体幸福的边际效应更大，因此，改变收入分配对幸福有极大影响，加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可增进大部分人的幸福，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收入水平不高，目前影响国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是收入水平。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排序为：收入水平（55.5%），健康状况（48.9%），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32.1%），社会保障（28.7%）。在我国，家庭月收入12000～15000元是幸福感的拐点，月收入12000元以下的家庭，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越高，而月收入超过15000元的家庭，收入增加对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不大。（3）此外，收入分配不公也对国民幸福感有极大损害，因此，调节收入分配、消除分配不公，对“中国式幸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调节收入分配时又要防止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影响经济效率，最终损害整个社会幸福的物质基础。
在对幸福的经济学分析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GDP与收入两大要素，而就业与价格等因素往往被忽略。实际上，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重要经济要素。价格是幸福的稳定因素，价格稳定是幸福稳定的必要条件，价格稳定可使人们愉悦地购买，幸福地消费，并给人带来一种安稳与秩序的幸福感。而价格不稳定，必然产生通胀或通缩，给人们带来消费水平下降、经济衰退、失业等现实痛苦和对未来悲观的预期痛苦，从而损害人们的幸福。尤其是通货膨胀，将损害大多数人，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幸福。通胀率的提升会导致物价上涨，人们的购买力与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幸福感随之降低。据有关专家论证，通胀率上升1%，全民的幸福感约降低3%。如我国目前的高房价对幸福的伤害极大，一套房子就能消灭掉一个中产阶级。
对个人（家庭）的幸福而言，就业是至关重要的。就业不仅是个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幸福的物质保障，有意义的工作还可以带给人们尊严、相应的社会地位、心理充实和归属感等。一个长期失业者是绝不可能幸福的，一个失业者，所失去的不只是工作和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工作的快乐。对社会而言，充分就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幸福，一个国家的就业率越高，其国民的幸福感也越强。2012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研究测评表明，失业率是影响各国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2010年幸福感排前几位的北欧国家，丹麦的失业率只有2%，挪威只有2.6%。（4）
社会保障对幸福的经济意义在于，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保障体系，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构筑多层次的经济保护网，使国民的幸福更加“保险”。社会保障对幸福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使人们的幸福得以稳定和可持续，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经济方面提供帮助与基本保障，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幸福由于遭遇年老、失业、患病、工伤、天灾人祸等风险而出现“中断”。其二，社会保障的完善有利于收入分配与财富的公平化，从而使幸福的群体扩大，更多的社会成员得到幸福。社会保障对幸福的构建极其重要，从世界各国幸福感排名来看，排名位居幸福感前列的国家，可能并非收入最高的国家，但肯定是社会保障最为完善的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已有较大改善，但还存在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问题，制约着“中国式幸福”的构建。
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收入、就业、通胀与社会保障对“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至关重要。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经济因素。其中，收入水平排序首位，失业（含工作满意度）排序第3，社会保障排序第5，收入分配不公排序第6，通货膨胀（CPI与房价）排序第8。（5）（见图2）
在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中，GDP是构建整个社会“幸福大厦”的物质基础，一个物质贫乏的社会绝不可能幸福；收入与就业是个人（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价格稳定与社会保障是使大多数人的幸福得以稳定并可持续的基本保障。对个人与家庭而言，失业、通胀与分配不公是最痛苦的因素，对幸福的损害最大；失业使幸福失去经济基础，通胀与分配不公则损害大多数人的幸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如果说通胀率、基尼系数与失业率是构成“经济痛苦指数”的三大要素；那么，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与公平分配就是保障“经济幸福”的三大要素。
四、“中国式幸福”的发展路径
从经济学视阈探求“中国式幸福”的发展路径，提升国民的“经济幸福指数”，应是当下经济研究与实践之要旨。基于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不足、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的基本“国情”，仅仅依靠增加经济总量来增进国民的幸福、提升“经济幸福指数”，其效果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各种负面因素对国民幸福的损害极大。因此，“中国式幸福”的提升与发展，必须转变主要依靠增加GDP与物质财富来增加幸福资源的单向思维，应探索一种新的多向思维和发展路径。其基本思路是：做好幸福的“加减乘除法”，提升国民的经济幸福感，促进“中国式幸福”的发展。
“加法”指通过发展经济、增加GDP与国民收入，使经济幸福资源增长，从而增加国民幸福的数量。做好“加法”首先要求我们正确地看待GDP。一方面，必须正视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产品还不丰富，GDP与收入的增加对大多数人提升幸福感仍有显著作用。只有不断增加GDP，幸福资源才能增加，国民的收入才能提高，国民的幸福感才能提升。因此，我们还不能忽视GDP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GDP及收入的增长与幸福的增加并不同步，并非GDP与收入越高就越幸福，因而我们又不能片面地追求GDP，应把GDP的增长与幸福的发展相结合。“中国式幸福”的发展需要GDP，但需要的是一种内涵式、集约型、高质量的GDP，一种绿色的、低碳的、可持续增长的GDP。唯此，才能使GDP的增长有效地促进国民幸福的提升。
“乘法”指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的质量。幸福也有一个质量问题，同等数量但不同质量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是完全不同的，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如一箱优质水果、一次优质旅游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幸福感可能几倍于低质水果和低劣服务。因此，我们在追求“中国式幸福”的进程中，所追求的不只是幸福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幸福质量的提高。我国现阶段做好“乘法”的关键是：强化自主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产品（服务）质量，从而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除法”指通过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的合理分配，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从而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并使幸福的社会效应最大化。“除法”的实质是对整个社会的幸福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扩展幸福的覆盖群体。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较严重的分配不公，近几年的基尼系数远超过0.4的警戒线，有专家认为基尼系数实际已超0.5[8]，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幸福。基尼系数与幸福指数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如丹麦是2010年最幸福的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公布的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中国式幸福”并不是少数地区、少数人的幸福，应是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因此，做好“除法”，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是提高大部分人的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减法”指通过深化改革、抑制CPI、降低失业、整治市场等，减少社会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来提升国民的经济幸福指数。经济痛苦指数与经济幸福指数是一种负相关关系，经济痛苦指数的降低可使经济幸福指数得以提升。由此，要增进国民的幸福指数，不仅要做“加法”，还必须重视做好“减法”。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各种痛苦因素，包括CPI高企、产品质量低劣、失业、环境污染等对国民幸福的损害极大。在此情况下，要在短期内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做好“减法”可能比做“加法”的效果更好，见效更快。因此，当下我们要极力控制CPI、减少失业、整治市场秩序、抓好产品质量（尤其是食品安全），大幅度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来提升国民的经济幸福指数。
从战略角度分析，要有效推动“中国式幸福”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应“国情”的发展方略：（1）目标转换――把我国片面追求GDP的单一目标，转向一种以“国民幸福”为本的多元发展目标。（2）从长远看，推进“中国式幸福”发展的根本是做好“乘法”――强化自主创新，（下转第108页）（上接第32页）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新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提升经济质量，这是构建“中国式幸福”并使之持续发展的关键。（3）现阶段重点做好“减法”――极力减少产品低劣、CPI高涨、失业、分配不公、市场无序等经济负面因素，从而降低国民的“经济痛苦指数”，提升“经济幸福指数”。（4）要特别重视“幸福农村”的建设，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没有农村（农民）的幸福就不可能有“中国式幸福”。（5）以打造“幸福企业”为着力点，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员工是社会的主体，幸福企业的构建是“中国式幸福”的基础。（6）幸福与欲望成反比，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值过高，就不会有幸福感。因此，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还要通过个人的精神修养，社会文化教育的引导，不断调整欲望，以求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注释：
（1）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在《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一文中提出此论，也叫“幸福悖论”。
（2）此数据来自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2010年公布的调查报告。
（3）此数据来自2011―2012年度《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幸福感调查。
（4）此数据来自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全球幸福报告。
（5）此数据为作者根据问卷调查的资料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Mark Anielskl.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Building Genuine Wealth [M].The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2010.
[2]Richard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M].David and M. Reder （eds），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3]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等.从经济学到幸福学 [J].上海管理科学，2003，（3）.
[4]肖仲华.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傅红春.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与回归――“斯密之谜”的一种解释[N].光明日报，2007-06-12.
[6]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全球幸福报告（World Appiness Report）[D].2012，（4）.
[7]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M].Penguin Press HC，2005.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决定广东从上至下必须自觉树立科学幸福观。科学幸福观的关键是科学，主题是幸福。“建设幸福广东”从决策到实践，是一个执政为民的过程，是一个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的过程，是坚持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幸福指数同步提升的过程。
解读“幸福广东”，读懂“广东样本”，目的在于学习其经验，借鉴其做法，更好地实施江苏的民生幸福工程。
幸福广东，执政理念的出新
执政为民，是共产党人奋斗的鲜明主旨。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怎样为民?要求执政者在理念上不断有所创新。进入“十二五”时期，为确保完成“建设幸福广东”这一核心任务，广东各级领导特别注重执政理念的出新。
树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理念。广东省委认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就要准确把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建设幸福广东”是“分好蛋糕”的话，那么“加快转型升级”就是“做大蛋糕”，就是奠定“建设幸福广东”的物质基础。省委领导强调指出，转型升级，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去做高质量的“蛋糕”，只有“蛋糕”又好又大，“建设幸福广东”才有良好的物质基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特别注意防止一种倾向，就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分蛋糕”上，而忽视了“做好蛋糕”。事实上，如果只强调建设幸福广东而不注意加快转型升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建设幸福广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树立“幸福广东”全面幸福的理念。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感受，其内涵是很丰富的，既涵盖物质生活，也涵盖文化生活，以及涵盖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幸福虽然是主观感受，但并不是空中幻影，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物质依托的。广东首先着眼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次着眼于人民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再次着眼于人民社会生活方面的诉求不断满足。“三个着眼于”体现了科学幸福观的本质要求。“全面幸福”是执政为民理念的新提升。全面理解“建设幸福广东”，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如果过分强调幸福要有物质财富，或者过分强调幸福是主观感受，都容易出现问题。
树立“建设幸福广东”是过程的理念。广东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为加快转型升级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虽然这几年全省下大力气一直在抓转型升级，但是不愿转、不会转、制度制约不能转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转型升级的障碍，有观念的问题，有资金的问题，有技术的问题，有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问题，也有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的问题，等等。特别是转型升级的过程本身就是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幸福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幸福的标准也会不断变化，幸福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广东在实践中防止将“建设幸福广东”简单化、片面化，防止空口承诺幸福蓝图、画饼充饥忽悠群众，防止将“建设幸福广东”沦为幸福“政绩工程”等。坚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不刮风，不攀比，不吊高群众胃口，不提脱离实际的口号，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保证人民群众有更给力、更长久的幸福。
幸福广东，“幸福工程”重在建设
在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规律中推进幸福广东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指导方针。在推进幸福广东建设中，广东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筑牢建设幸福广东的基石。公平正义是社会幸福的基石，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才能心情舒畅，工作愉快，生活幸福。同时，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建设幸福广东”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广东省委认为，实施这样造福千万群众的民生工程，既要敢想，更要会干，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牢固树立科学幸福观，扎扎实实创造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幸福。敢想不算难，难在会干。广东的会干体现在有系统、有重点、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扎实有效地推进幸福工程的实施，实施的重中之重在建设。
“十二五”期间，广东在合理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积极实施富民计划，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一是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力度，到2020年，广东将投入超过2．4万亿元，年均新增投入292亿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稳步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三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形成公正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四是强化税收调节功能，完善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规则和监管机制，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五是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探索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挂钩的长效机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六是大力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确保2012年全省70多万被帮扶的贫困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80％以上被帮扶的贫困人口达到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七是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保护，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
“十二五”时期，广东将投入2．38万亿元，重点建设六大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现代产业建设工程、宜居城乡建设工程、绿色生态建设工程、民生保障建设工程、文化强省建设工程。
幸福广东，群众参与共建共享
树立科学幸福观，广东坚持在把握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根本动力的规律中推进幸福广东建设。建设幸福广东，各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如何描绘“幸福广东”的景象?省委书记形象地说，幸福在老百姓那儿像花儿一样，党委、政府要创造幸福之花成长的环境条件，提供所需阳光、空气、土壤等。“土壤不要有重金属，空气要有纯净度，阳光日照要充足。否则花儿就长不起来了”。
“建设幸福广东”群众要做些什么呢?说：这是一个共建共享的过程，大家要一起来除草、浇水、松土和打虫子，每一个人都要去履职尽责。幸福不幸福，个人的精神素质至关重要。幸福不幸福，群众说了算。
记得很小的时候，外婆总是会抱着我在门口晒太阳。看着调皮的阳光透过指缝射在我的脸上，外婆的脸上，暖洋洋，金灿灿，我定会开心地笑，外婆也会和我一起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大了一点儿，上了小学。在学校里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鼓舞，家长的称赞……是我的幸福。
现在的我长大了，有了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友谊。和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吐露心事，是我的幸福。
从小到大，幸福就像空气一样在我身边飘荡，从不曾离开。因此，我珍惜幸福，掌握幸福，也感受幸福。
生活中，幸福无处不在，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用心感受。
在你干渴时，一杯清水是一种幸福；当你苦闷时，朋友的问候是一种幸福；当你伤心时，父母的关心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幸福太多太多，但是，如果你珍惜每一份幸福，感受每一份幸福，你的生活会开开心心，充满甜蜜！
我想，如果幸福是付出，那感受幸福就是付出后的快乐；如果，幸福是努力，那感受幸福就是努力后的成功；如果，幸福是汗水，那感受幸福就是用心浇灌的果实。幸福印在我们成长的足迹里，永不褪去。
幸福就像散落在天幕中的星星，闪亮而璀璨；幸福就像芬芳的花朵，甜蜜而美丽，幸福就像清晨叶尖上的露珠，晶莹而剔透。总之，幸福是一切美好的东西，她见证着我们快乐的成长经历。
幸福也许是春天看见第一抹绿色映入眼帘，感受温暖微风吹过发帘；也许是夏天看见骄阳四射百花盛开，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也许是秋天看见漫天红叶飞舞，拉着长长的影子在夕阳里散步；也许是冬天看见到处白雪覆盖，咯吱咯吱的奔跑在漫天银装素裹的世界。幸福没有一定的答案，但都有着同样的宗旨，那就是——快乐。
朋友，用心感受幸福，用双手紧握幸福，用怀抱欢迎幸福。我相信，只要我们用汗水去浇灌，用爱心去呵护幸福这朵华丽而脆弱的花朵，幸福之花便会香远益净，世纪长存！
让我们乘上快乐的航船，鼓起希望的风帆，共同驶向幸福的彼岸。相信，那里一定是一个鸟语花香，四季常春的世外桃源，幸福天堂！
要］从幸福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幸福是主观的、持续的和集体的，阐述了经济高速增长不等于人民幸福感的增强。分析当前影响中国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包括欲望膨胀、环境恶化、收入差距增大、生活压力骤升、社会保障体制落后和无法正视心理问题几个方面。进而提出要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要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人民幸福感。
［关键词］幸福；GDP；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48-05
一、 何谓幸福
央视的幸福调查曾引发社会热议，有人说家庭和睦、子孙满堂是幸福，有人说高官爵位、香车美女是幸福，有人说衣食无忧、内心平和是幸福，就像1，000个人[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解读。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幸福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心理状态。理解幸福的含义，必须准确把握以下几点：
1. 幸福是“主观”而非“客观”的
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体会、是一种既抽象又实在的东西，比如衣食住行条件等就与幸福感息息相关。但这些客观内容与幸福并不直接划等号，拥有这些并不就等于幸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详见下图。
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做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意义上，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关键是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做出何种解释，在认知上进行怎样的加工。幸福是私人化的体验，是主观感觉，客观化、标准化的指标体系不能决定你是否幸福，同时也很难准确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的人民的幸福程度。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幸福客观内容的感受或主观评价是不一样的，对张三而言，感觉幸福，对李四则可能不幸福。
2. 幸福是“持续”而非“暂时”的
牛津大学教授艾夫纳·奥弗尔曾说过：“真正的繁荣是短期激励和长期安全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平衡。”比较愉悦和幸福两个概念即可知，愉悦是短暂的，来自感官，而且是暂时的。一旦外在刺激消失，它们便很快跟着褪去，而且我们会对这些感觉产生“习惯化”效应，以后就需要有更强、更多的刺激才能带来相同程度的愉悦；而幸福则是具有持续性的满足状态，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愉悦是点状的，更具锐度；幸福是面状的，舒缓绵长。因此，若让人感到幸福，除了暂时的顺利、开心和满足之外，这些顺利、开心和满足还必须包含着某种持续性的概念，如果我们却知明天会遭遇不幸，那么今天给予你再多的幸福人们仍会感到惶恐不安。如果只是短时间的满足，带来的只能是快乐，而非幸福。
3. 幸福是“集体”而非“个体”的
人都是生活在群体中的动物，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人需要有稳定的家庭、朋友和社会关系。当一个人做了令自己十分满意的事情同时得到了社会关系的理解与承认，幸福感会加倍提升。
个体的幸福也会由于社会灾难的发生而被剥夺。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Galbrith在他的著名《富裕社会》中指出，当公众还在挨饿的时候，个人的高收入仅起到了非常有限的作用。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如果他们陷入困境，再多的顺利对个体本身也不会有很多安慰。
二、经济增长≠幸福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GDP为35.34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近年来，我国GDP一直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首次突破4，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然而2012年上半年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中国内地则排名第112位。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05年～2009年间，曾访问了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的数千名民众，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评价，研究者据此进行“幸福排名”。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位列125位，香港排名81。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答问者称生活艰难。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别人看来，还是我国民众的自身感受，当前的中国人都不够幸福。腾飞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更新的基础设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什么没有带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幸福？
1. 经济增长无法满足人的深层次需求
首先，经济增长对于幸福的贡献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富裕可以带来物质上的满足感，但是对于人的综合需求来说存在局限性，即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其次，经济增长不能满足人的非物质追求。因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单一的，除了物质财富，人们还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物质目标。如果这些非物质追求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幸福感就会降低。
最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伊斯特林悖论现象。自1950年以来，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2倍，但是，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率几乎没什么增长，英国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率从1957年的52%下降到现在的36%，而他们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心理学家以及偏好心理学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数据显示，当国家财富的积累超过一定水平之后，财富的继续增长不会给民众带来更多快乐，这个观点叫做伊斯特林悖论。
2.经济增长不能保证共同富裕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然而60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及超过5倍于1948年的全球经济规模，并没有为满足像有食可吃、有病可看、有学可上、有体面工作可做这样的基本人权带来同等进步，而且，有些情况可能在进一步恶化。全世界最贫困的20%的人赚取着全世界收入的2%，而全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赚取着全世界收入的74%，全球将近70亿人口中，仍有40亿人仍然无法享受基本的权力。
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1/10，每天靠6.3元度日的人们可以从经济增长中感受到的幸福实在是少之又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才能让全人类同享幸福。
3. 从人均GDP到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据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1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人均GDP达80，394元，折合12，447美元。按世行划分标准，这一数据被认为已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接近富裕国家。然而2011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仅为人均GDP的约40％，这一数据比一些富裕国家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此外，从1997年到2011年，我国每一年政府税收的增速都要高于GDP的增速。这也是居民感受不到人均GDP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更能影响人民的幸福程度。
4. 经济增长无法满足“幸福”的全方位条件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有专家指出，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比如医疗质量的变化、教育的普及程度、自然资源质量与数量的改变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不是经济增长本身所能保证提高的，经济增长是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基础，但它只能说明人们能够得到的产品和劳务增加了，而并不是反映人类生活水平的全面指标。
5. 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著名的有麻省理工学院团队的《增长的极限》和E.F.舒马赫的《小即是美》中都阐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生态失衡、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而产生的孤独感，到20世纪70年代末，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就是否希望继续增长的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答案至少是平分秋色。可见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转变成为居民的幸福感受，如果人们的幸福感没有加强，那么GDP再大也只是数字的差别，没有实际意义。
三、我国目前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伴随而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幸福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产生了新的选择困惑和幸福困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过快增长导致欲望膨胀
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可见效用不变时，欲望的增大会使幸福感下降。近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欲望也随之飞涨，现代化背后出现的欲壑难平心里问题被称为“3，000美金的心理阈限”，“3，000美金”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标志，我们中国进入现代化是2008年，正好人均GDP是3，400美金，美国是1962年进入的，英国是1968年，法国是1972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500多年的历史积累，其中的原始积累长达300年，而我们的积累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我们要在30年内消化。膨胀的欲望带来的是急剧降低幸福的感受。就像日本著名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所说，“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如何最快、最多地获取物质资源，成为人们背负的最大压力。
2. 环境恶化
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整体，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并相互作用。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来源于自然又依赖于自然，所以，自然界的状况将决定人们的生存状况，并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优美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是提高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致使中国环境的问题日显严峻。能源（特别是煤炭与石油）的大量消耗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的欠缺，导致中国许多地区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20城市里包括有16个中国城市。另据世界银行资料，世界上污染最严重30个城市里有20个中国城市。中国生态学学会评估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人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头顶着灰蒙蒙的天空，脚下流动着污浊的河水，大片森林被砍伐，广袤的土地日趋沙漠化，中国的物种以高于世界平均50%～60%的速度灭绝着，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幸福变得很难。
3. 收入差距扩大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技术进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的扩大。按国际惯例，基尼系数0.4～0.6之间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个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
《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调查结果表明：90%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阶层的隔膜感，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生活中的观感和体验，“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了被调查者比例的77.8％。“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自古就有的观念让大部分中国人在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面前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幸福感也随之一落千丈。
4. 生活压力骤升
生活压力首先体现在工作的压力。一家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就了它的最新调查结果：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此外，物价不断上涨、竞争日趋严重、独生子女赡养老人压力大、大龄剩男、剩女人数增加等都在反映着人们目前的生活压力在不断上升。
5. 社会保障体系滞后
1810年，德国开始建立社会福利制度，1910年，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二者基本在30年～50年内实现了全民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目前开始建设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但是尚未完成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这样的顺口溜说出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苦衷，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4、2、1”的家庭模式使得谁来养老也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再加上子女教育这个家庭第一大难题，当社会应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保障不够完善时，中国人身上的担子就格外沉重，幸福两个字更难说出口。
6. 无法正视心理问题
压力就像洪水，蓄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释放。然而，多数中国人的选择是压抑。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疾病，其中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人数急剧上升。当压力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人所感觉到的焦虑，就从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变成了精神障碍疾病。在中国，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自杀未遂者中，近四成患有焦虑症。充满压力和焦虑的不断努力，也许会获得“成功”的人生，无法排解的压力和焦虑不仅有损身体健康，更会直接扼杀幸福的感受。
四、对策建议
当前世界各国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国民幸福问题，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强，国务院总理就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将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作为一项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在胡总书记的十报告中，“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多谋民生之命、多解民生之忧”等民生话题几乎贯穿始终，今天重提中国人的幸福观，既是时展的新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新表现。
1. 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幸福的关系
经济健康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生产落后，人民食不果腹时，人们精神上再多的愉悦也不可能幸福。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再多所谓的精神上的幸福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到和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在增强自己的幸福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才可能减弱。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国民收入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国民的效用。仍是增加人民幸福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增进国民幸福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对人们幸福感受的贡献越来越小，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关注人民的幸福程度，毕竟数字的增长不是目的，人民的幸福才是最终目标。
国民幸福感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与快乐的必要手段；反过来，国民幸福与快乐又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我们很难想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建立在国民普遍痛苦的基础上，亦即国民经济只能在国民快乐中发展。当人民生活幸福时，在工作中便会投入更多的激情和努力，在客观上又会有利于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2.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中国
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
3.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2009年，总书记就曾指出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社会保障工作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把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优先目标，逐步将各类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实现城乡统筹和应保尽保。要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国家还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增强社会保障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社会保障权益。
4. 大力提倡节能降耗，加大环境整治力度
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概念。我们应协调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运用强有力的法律加强环境管理，同时将环境经济理论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逐步解决能源不平衡的问题，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倡节能降耗，走真正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拥有蓝色的天、绿色的水、纯净的空气的幸福生活而不断努力。
5. 增强家庭观念，关注心理健康
媒体应加大对家庭的关注力度，宣扬模范家庭的优秀事迹，同时引导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分配给自己的家人，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心里健康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因此要关注全民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心里问题，采取措施，加强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工作，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治疗门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务人员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同时适当提高医疗机构、康复机构的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收入，以稳定精神卫生领域医务工作人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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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Zhou Jing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happiness is subjective， sustained and collective， pointing out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necessarily enhance people’s happiness， analyzing the main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Chinese people’s happiness， such as desire expansion，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enlarging income gap， increasing life pressure， weak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inal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re should be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eople’s happiness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growth.
作为班主任，在平凡的工作中，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要不断地学习、感悟与践行，要有一种对幸福教育生活的本质追求，要探寻幸福的源泉，要树立幸福的教育观，要善于传递幸福的爱，要努力打造幸福的班级文化，要凝聚一支幸福的工作团队，要与阅读幸福相伴……从而实现班主任教育生活的幸福成长。班主任幸福教育观作为一名班主任老师，深感自身的不足，所以时刻以那些优秀的同行们为榜样，不断地倾听着他们朴实而深邃的教育心声，关注着他们平凡而伟大的工作事迹，体会着他们深刻而独特的教育感悟，学习着他们精辟而丰厚的理论经验。渐行渐思，在工作感悟中，在榜样的带动下，我越发领悟到班主任教育生活中理应有一种普素却又珍贵的元素，那就是幸福，这种幸福融汇了科学的教育观，融汇了爱，融汇了文化艺术，融汇了苦与累，融汇了太多太多……有人说，没有当过班主任的老师是不完整的老师，而我想说，没有体会到幸福感的班主任是不完整的班主任。幸福是教师教育生活的旨归，是国民教育的旨归。幸福很近，也很远，需要我们执着地追求，细细地品味。亲爱的同行们，或许我们还没有在意，还没来得及感悟，或许你和我一样做得还不够，还没有摆脱苦闷劳累，但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对班主任教育生活的本质追求，即做一个幸福而完整的班主任。让我们努力加油，在学中思，在思中行，在行中悟，把握幸福的真谛。一、幸福的班主任要有幸福的教育观试问，我们付出了不尽的辛劳，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你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为了班级，为了学生。那么又是为了班级与学生的什么？我想，如果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学生的学习、班级的成绩，抑或是把它作为谋生的工具，那么，我们是难以体会到教育的真正幸福的。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幸福。有了幸福的人，才会有幸福的集体，幸福的社会。理想的教育，应是幸福的教育，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作为班主任要树立这样一种大教育观和管理意识，关注学生的情感个性，关注学生的生命状态，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关注学生的后续发展，而不是仅仅把目光盯在学生的学习分数上，以分数评定学生，以分数谋划工作。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远比一堆作业和考试要重要的多。事实证明，功利性教育培养出来的成绩优异的学生，未必快乐幸福，也不敢保证他们将来能够幸福。从“培养幸福的学生，打造幸福的班级”这个角度出发去抓工作，你才能融入学生的群体，给予学生幸福，从而获得幸福。二、幸福的班主任要善于传递幸福的爱只有幸福的班主任才能培养出幸福的学生。幸福的班主任总是胸怀着无尽的爱，并竭力传递着这份爱。品读那些沉浸于教育幸福之中的优秀班主任，我们不难发现，爱洋溢于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语、每一处思考、每一个举止之间，他们的爱总是那么的广博，那么的执着，而又富于艺术。或许很多班主任老师都曾遇到过一些“不爱学习，顶撞老师，欺负同学，上课捣乱，被贴上‘坏孩子’标签”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能从读懂孩子开始，平静地守望，执着地播撒爱，恐怕难以换来孩子的成长转变，难以收获被孩子喜欢的幸福。爱需要艺术，“严防死守”未必完全适宜，有时候，不妨给爱留一道缝隙，多一些耐心，多一份智慧，为学生创造自主生长的力量。班主任工作中面对的一个共同的难点就是转化问题生，或许会让你苦累难堪，但当他们在你的感化下走向成熟与幸福的时候，你就不再觉得什么了，以往的苦累蓦然化作了幸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也就没有幸福可言，幸福的班主任要善于传递幸福的爱。三、幸福的班主任要努力打造幸福的班级文化幸福是教育的最终归宿，幸福也是一种文化。教育幸福，既是教师的幸福，更是学生的幸福。而学生的幸福，又是班主任最大的幸福。班主任要变学生的个性差异为资源，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创新班级文化活动形式，引领他们进取拼搏，或动，或静，或协作，或竞争……让学生乐在其中。当我们的班级形成了一种积极、民主、团结、和谐的文化氛围时，这种文化就会潜移默化地浸润人心，培养人、熏陶人、教育人、感化人，进而生发出幸福的感受与问道。四、幸福的班主任要凝聚一支幸福的工作团队幸福的班主任不会孤身一人，也不可能孤身一人，幸福的班主任一定懂得团结的道理，联系领导、科任，凝聚一支齐心协力的幸福工作团队。因为只有合作的幸福教师团体，才能带出一批有合作精神的幸福学生。教师团队的和谐，营造了家的幸福温馨，引领着班级的和谐文化，推动着课堂教学改革，让班主任的工作顺风顺水。五、幸福的班主任要与阅读幸福相伴班主任专业素养的提升，有很多途径，很多措施，其中阅读学习已是那些成就了事业的名师所共同认同的经验。读与不读形成差异，阅读，提升了我们对职业幸福的感受力和创造力。阅读，让我们的情感更丰富，头脑更充实，成长更迅速，行走更坚实。阅读，让我们的心在沉静，让智慧在升起。幸福而聪明的班主任老师，不但自己读书，还善于引导学生读书，因为他们认识到阅读是现代社会人人必须学会并掌握的工具，是学生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工具，早期大量阅读可以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和习惯，给学生以长足发展的动力，这是在给学生一生的幸福成长奠基。班主任的幸福源于学生的幸福，又滋润着学生的幸福，是今日的幸福，也是将来的幸福。牵手幸福，苦累亦是快乐。在班主任的专业成长道路上，寻求幸福的途径还有很多，让我们共同阅读、反思、总结、交流、践行吧，愿我们的幸福体验越加丰富、深刻、绵长而久远。
当代大学生处在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学生对于幸福概念的理解和幸福要义的把握却出现了偏差，甚至某些病态的幸福观念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1]因此，发现并重视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的新变化，并加以正确引导，使其树立科学合理的幸福观，对于丰富高校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 存在于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的一些问题
当代大学生对幸福观理解的片面性主要体现在不能正确地理解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享受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联系、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对幸福的理解和把握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误区。
1.1 个人主义“幸福观”
在当下的社会，一些大学生的幸福目标取向以个人幸福取向为主，秉承个人主义幸福观，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对集体幸福有所忽视。有些大学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往往只计较个人的得失成败，而不关注国家以及国际间的大事，也不关心集体的发展，注意力只集中于“小我”而忽视“大我”。在学习、生活中，表现为认为自己取得优异的成绩代表着幸福，而集体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就仿佛与自己没有太多联系。[2]这些大学生容易变得自私、封闭、麻木、脆弱、敏感、偏激，缺乏责任心，没有奉献意识，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个人追求幸福的愿望只有在社会幸福不断增长中才能实现和保障。
1.2 拜金主义“幸福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功利性原则，使得许多大学生对物质的追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使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产生偏差，有大学生认为“有钱就有一切”、“金钱就是幸福”等，过分夸大了金钱在幸福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把对金钱的追求和物质享受当作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拜金主义价值观念的存在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若不及时纠正，则可能导致大学生的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膨胀，严重地扭曲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并且还会产生群体效应，带动其他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朝不良的方向发展。金钱并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尺，必须使大学生正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
1.3 享乐主义“幸福观”
享乐主义幸福观是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对幸福观的又一大误读。一些学生偏重于享受幸福，认为“幸福就是享福”。沉迷于物质享受的大学生追求感官的快乐和过度的物质满足，他们缺乏艰苦奋斗精神、好逸恶劳，不愿经受困难和挫折的考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发展。[3]这种幸福观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歪曲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情操。有些学生甚至以不劳而获、挥金如土来标榜自己，他们主张及时行乐、超前消费、追赶潮流、讲究排场。抱有享乐主义“幸福观”的大学生并没有正确认清享受幸福和创造幸福之间的联系，幸福需要通过劳动、创造，为社会作贡献才能获得。
2 构建幸福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1）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相统一。个人与集体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这个整体，而集体又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是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也是相统一的，伴随着集体幸福的增长，个人幸福才能得以实现。社会生活中的人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存在，因此人的幸福也包含了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他的目标取向并不单指个人幸福，其更包括集体幸福，个人只有关注集体，为集体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而感到幸福，才能使个人幸福在集体幸福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升华。
（2）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幸福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享乐，更应该去追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物质生活是人得以生存、活动和创造的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只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忽略了对精神的追求，即使达到目标，也毫无幸福可言。当代大学生，也应该将追求物质幸福与追求精神幸福相统一起来，金钱是买不来幸福的，只有通过拼搏、奋进才能真正领悟到幸福的真谛。大学生应该去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投身到祖国建设的大潮中去。为国家的繁荣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便是大学生们真正的，崇高的精神追求。
（3）享受幸福与创造幸福的统一。享受幸福同创造幸福是统一的，幸福感的产生不排斥需要的被满足和生活的享受，但它是一种动态的创造过程，一个人只有通过创造、奋斗、追求，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而且这种享受往往比其他享受更为丰富、深刻、持久。如果个人一味地享受幸福，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空虚和无聊的体验，长此以往将会失去奋发进取的动力。而在拼搏、进取的创造幸福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验到追求幸福的欣喜、喜悦，从而正确对待成功和失败、快乐和痛苦，这才是科学幸福观的真谛。
3 培养大学生幸福观的对策思考
获取幸福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大学生的幸福观的培养关乎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促使大学生形成正确、合理的幸福观，必须四者互相协调共同努力。大学生幸福观培养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完善社会机制，净化社会环境
个人幸福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条件，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度不仅依赖于个体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得制约。当代的大学生处于一个良好社会环境中，因此，更容易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在这样的社会里，通过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来实现个人幸福的范例比比皆是，它真实地教育我们，生活的幸福来自于人们对人生圆满的不断追求过程中。由此，社会机制与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完善，是关乎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的大事，也是建立合理幸福观的基础。
3.2 抓好校园文化建设，确立幸福观教育在德育中的核心地位
在高校环境中，优良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大学生养成正确的幸福观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大学生幸福观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实现对大学生精神状态、思想观念、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的塑造，建设一种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是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行之有效的重要环节。
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确立幸福观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将幸福观专题教育在课堂中深入的传递。课堂幸福观专题教育对于纠正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的偏离、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和崇高的人生信仰，都起到了重要的导航作用。其能让人更生动、更现实地把握幸福感，了解幸福的涵义；大学生应通过个人学习、课堂学习等方式形成科学合理的幸福观，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还要充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始终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努力奋斗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我们在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中，应组织各种生动有效的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幸福感，尤其要把社会主义幸福观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优秀学生干部的幸福观教育工作，使他们发挥好先进带头作用。
3.3 改善家庭教育，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不仅受到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在社会化的环境因素中，家庭是最基本的、首要的成长环境，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首先，家庭和睦是孩子幸福的根源，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家庭教育需要与大学生建立一种良好的、融洽的、平等的关系，家庭要营造一种积极、乐观的氛围，以此给学生潜移默化的良性熏陶，让他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幸福，从而树立高尚的幸福观。其次，家长要与学校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主动引导孩子、协助学校实施幸福观教育，共同培养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幸福观。再次，家长应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子女，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3.4 增强对幸福的实践体验
增强大学生对幸福的实践体验，是大学生获得幸福体验、积极寻找快乐的重要途径。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并将幸福观教育践行于实际活动中，这样一方面增强了大学生对幸福的实际体验，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学会了实现幸福的途径和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才是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重要方式。
《小康》：幸福指数与GDP指标应该是什么关系？幸福指数会取代GDP指标吗？
邢占军：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幸福指数和GDP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幸福指数发挥的主要是诊断和预测功能，是一种约束性指标，主要功能是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而GDP所发挥的主要是一种指示功能，是一种发展性指标。如果说GDP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发展速度的话，幸福指数指标则主要是从发展方向来加以考察的。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小康》：幸福指数一经推出在东部发达地区就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您觉得幸福指数适合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吗？
邢占军：对幸福指数要进行合理定位，应避免走进幸福指数崇拜(像GDP崇拜那样)误区，直接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是不可行的。在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
《小康》：既然幸福指数获得了多方好评，那么是不是幸福指数增长越快、越高越好。
邢占军：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水平也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这可能导致“幸福陷阱”的出现。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期待幸福指数与GDP同步增长，也没有必要统计幸福指数的同期增长率以及对这种增长率进行预先的规划，更没有必要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名。
《小康》：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有什么意义？
邢占军：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
这个问题拿来问刚刚给2007年划上句号的人们，第一时间得出的答案很可能是：股市涨了、基金挣钱了、前两年买的房子又升值了……去年一年沉浸在股指和基金里的人，念念不忘的是调整期何时过去、大盘什么时候才能再上高峰，还没有进入市场的人都在着急，到哪里才能弄些资金赶上这趟赚钱的列车。
不知道每天下午3点屏幕上的数字黯淡下来，上下波动的曲线不再起伏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何种感觉？每个夜晚当周围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同样安静地、幸福地睡去？
或许，你说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感觉，那么钱经提供两个简单的度量表，一起来测试一下，你感觉幸福吗？
总体满意感量表
以下五个陈述你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备选答案用“1―7”七个数字表示，分别表示你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程度。请根据它们与你情况相符的程度，分别做出回答。
7 非常同意
6 同意
5 有点同意
4 说不清
3 有点不同意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
____ 我的生活与我所期望的大致相符。
____ 我目前的生活条件特别好。
____ 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____ 至今我已经得到了自己一生最想得到的东西。
____ 我不愿意自己今后的生活有任何改变。
将你在上述5道题目上的得分相加，即为你的总体满意感得分，得分越高，总体幸福感越高。
个人幸福指数量表
以下问题涉及到你自身生活或周围环境的一些方面，每个题目都有从0到10的分值作为备选答案，0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说不清，10代表非常满意，请根据您自己的感受做出选择，在与分值对应的方框内做成选择。
将你在上述7道题目上的得分相加，即为你具体领域满意感得分，得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
是的，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幸福，但怎么样才能把握着这若有似无的感觉？我的幸福到底来自于哪里？
心理学家认为想用几个字来定义幸福，无疑是精神错乱。很难说清楚它是什么，但是当它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感觉到。简单而言，幸福意味着感觉良好。幸福和快乐的概念并不相同，很多事物可以让人快乐，但快乐往往稍纵即逝。而幸福是需要长期规划的东西，是一种依赖感和一种追求。
幸福能量化吗？就像一缕轻风拂过你的脸庞，你能够感受到它的和煦、它的温柔，却绝对无法把它放在天平上称量。幸福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我们无法度量。尽管如此，千百年来依然有不少人喜欢研究这个课题，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
如果幸福可以计算，那么美国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式无疑是最简单的：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幸福感类似于满足感，它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两者的落差越大，则幸福感越差。
一些和幸福相关的词语
财富充裕在一个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时，幸福也就自然无从谈起。不会因经济条件而经常感受到某种压力，这是获得幸福感的基本前提。
身心健康如果你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满意，没有感到身体的某些部位特别不舒服，不会为某种严重的疾病而苦恼，那么你便有可能是幸福的。
信念和目标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何意义，就会时时感到充实，就更有可能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一天。
接受自己 能够承认和容忍自身的优缺点，能够对过去的经历持肯定的态度。这种成熟的态度，在很多时候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自我，在自信与自持中获得满足感和快乐感。
幸福与财富轻微正相关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将“有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五个要素之首。
财富等于幸福吗？
一定程度上等于。
财富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十分重要，由于金融资产形式出现的财富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容易转化为其他资产形式，更能够满足于人们的灵活偏好选择，因此它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加直接，也更加强烈。
财富等于幸福吗？
应该说不完全等于。
在收入水平很低时，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以后随着收入增长，幸福感的增长趋于微弱；收入水平越高，幸福感增长越小。收入水平中有一条线。在这条线下，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在这条线上，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微弱。
从这个规律可以发现，基本的物质财富对于幸福是很重要的。缺乏基本的舒适生活条件的人，幸福感往往也较低，随着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感也慢慢增长。但在这种基本生活条件满足之后，财富与幸福之间并没有绝对正向的线性关系。在“衣食足”的这群人中，财富的多寡，与幸福的关系开始出现负面效应。或者说，在达到舒适富裕之后，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弱。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家艾德・迪纳尔所调查在《财富》杂志上个人资产排前100名的美国人，也发现他们并不比普通人快乐很多。他们的资产净值都超过1亿美元，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不需要也很少在乎的东西。在接受调查的49人中，有4/5的人赞同“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快乐，关键要看如何用它”。作家康尼夫在《大狗》中说：“不论富人们乐意与否，有钱会使他们孤立于一般大众之外。我们也许以为庞大的财富能给人自由，让人随心所欲地做你自己，尽量与别人不一样。其实事实正好相反，有钱人通常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常光顾同样的商店，雇佣相同的建筑设计师。”
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
2007年4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几个组织联合发起了一个关于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调查。榜上有名的城市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往往不如生活悠闲的城市更有吸引力，以生活休闲著称的杭州和成都两地的幸福指数超过了北京、上海。这或许可以看作财富与幸福关系的一个小小例证。
一个城市给人的幸福感是包罗万象的，从生活节奏、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到自然环境、文化娱乐、治安、经济发展，甚至于建筑的美观程度等等。一个人的幸福内涵也同样丰富。财富的绝对鸿沟永远无法填平，而幸福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的宝贵财富。
几件对幸福会有帮助的事情
练习活在当下
从小事做起，尝试在全身心的投入日常任务时，专注于自己的体验。久而久之，你在思考过去或未来方面的精力就会减少。
习惯适度
任何人要不断地改变生活内容与增加生活事物的能力与条件都是有限的，一旦人们进入一种不断重复、习以为常的生活后，生理与心理就会产生平淡，生活的效用总量与幸福就会无明显差别而趋于一致。
争取满足
不要把幸福与巅峰体验相提并论，当你把幸福看成是一种满足和没有焦虑或悔恨状态的时候，你会更容易得到幸福。
抽空当志愿者
这是因为和那些更不幸的人们一起工作，会使你感激自己拥有的东西。
是什么在影响幸福？
一个人的幸福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幸福本身无法度量。我们能够观察并研究的是幸福感，即人们对自己幸福不同形式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个人感觉的一种表达。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幸福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心理感受。在经济学领域，对幸福感的研究被称之为“幸福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事实上，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传统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最大化财富，但新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关心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本身。
人们幸福与否，除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在分析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时，新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幸福感的产生和消退过程。
期望值。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希望所形成的期望值水平来对他们所处的情形进行评估。如果人们生活达到了他们的期望值水平，他们就会对生活感到满足。通常情况下，期望值水平与人们的现在或过去的目标实现水平有着紧密联系，比如现在的收入水平普遍被认为是满足与否的关键因素。
许多人都有个错觉，以为赚的钱越多就会越快乐。于是我们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赚钱上，牺牲了家庭和健康。问题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物质欲望会随着赚到的钱增加而增加。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凯尼曼的研究指出，当一个人收入增加时，他就会渴望更高的收入，而这种渴望实现到一定程度时就带来更大的不满足感，因而就越感到不幸福。
适应性。当你很饥饿时吃的第一个馒头边际效用最大，此时你的幸福度最大，而当你吃第二、三个馒头时边际效用则递减，此时你的幸福度就降低了，然后依次降低直至你吃饱时边际效用为零。
幸福感与财富的关系与之类似。人们通常会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调整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愉悦和快乐性的适应可以减少一个人对不断出现的刺激的反应能力，当你的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就会发现更多的钱对于提高幸福感已经帮助不大了。
对比。主观幸福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和周围相关人们进行对比，特别是在收入方面，并从中得到幸福或不幸的感觉。
在某些情况下，有两类比较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感。一种是时间性的比较，一种是社会性的比较。如果你最近在北京的郊区买了一套别墅，你觉得很幸福。这种幸福感更多的是因为比较而产生的。从时间性比较来说，如果你以前住在公寓里，那么现在你住别墅会感到非常幸福。如果你以前住的是花园洋房，那么你不会感到特别开心。这就是时间性的比较的结果。从社会性比较来说，如果你和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同事进行比较时发现，其他人都还住普普通通的公房，而你现在有自己的别墅，你当然会很开心。如果说你周围的人现在已经都住在更好的地方了，那么你就算住在别墅里感觉舒服，你也不会觉得幸福。
幸福是如此主观的一种感受，以至于很多学者给出种种增加幸福感的办法，都不见得对每个人具有同样的作用。不断地追求各方面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无疑符合经济学原则，但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带来内心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