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影评范文

唐山大地震影评篇1

【关键词】 心理健康;唐山地震;孤儿;横断面调查

中图分类号:B84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8-0558-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8.006

创伤性事件,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祸,除了给儿童少年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以外,更重要的是会给心理和精神上带来更大、更严重的伤害,可以导致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情绪,慢性疲劳,甚至不良的人格特征等[1-6]。唐山大地震后22年进行的唐山地震孤儿远期身心健康的调查研究,证实唐山大地震孤儿远期身心健康程度明显低于非孤儿组[7]。为了对唐山地震孤儿身心健康的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在原样本基础上扩大孤儿和对照组样本,调查唐山大地震30年后地震孤儿心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择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体抽样框架,在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选择了马家沟矿业公司、开滦直属、开滦基建公司、开滦林西矿业公司、开滦唐山矿业公司和开滦医疗集团6个单位为调查点。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查上述6个单位的全部地震孤儿(地震时年龄小于18周岁),共260例(孤儿组)。同时按与孤儿样本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原则抽取曾经经历唐山大地震且父母在地震中均无震亡的非孤儿(地震时年龄小于18周岁)241例作为对照组。

1.2工具

1.2.1自编唐山大地震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围创伤期情况(包括地震当时创伤经历,如地震中是否受伤,是否被埋入废墟,埋入废墟时间以及对创伤事件的主观体验,如恐惧紧张的程度,地震发生后的早期应激性反应等),地震后的成长经历(如养育方式),目前家庭结构。

1.2.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8]

包括90个项目,包括9个因子,每个因子反映某方面症状痛苦程度。每个项目采用0~4级评分。

1.2.3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9]

共20个自评条目,每个条目1~4级评分。.

1.2.4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ession Scale,SDS)[10]

20个自评条目按1~4级评分。

1.2.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11]

10个条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

1.2.6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12]

包括内外向(E)、精神质(P)、情绪的稳定性(神经质)(N)和测谎题(L )4个量表,可较好地反映被试的性格特征。

1.2.7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13]

包括20个自评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每个条目0~3级评分。

1.3 调查方法

由我院部分医务人员组成调查组,开滦集团公司老干部处、开滦集团公司关心下一代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协调组织工作,六个基层单位分别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联络工作。事先约定时间进行专门调查,调查地点为被试所在单位专门提供的房间。开始调查前由调查员向每位被试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和内容,被试自愿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调查时调查员逐项讲解唐山大地震一般情况调查表的填写,然后为被试逐个读上述自评量表及问卷的指导语,待被试完全理解后由被试独立填写。孤儿组共发出问卷260份,全部收回且有效。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全部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χ2、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两组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

孤儿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阳性家族史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孤儿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化为主,职业中工人所占的比例高于对照组(见表1)。

2.2两组地震时被埋入废墟和当时受伤及昏迷情况比较

孤儿组地震中被废墟掩埋及受伤的比例和严重程度高于对照组。孤儿组地震中昏迷28例,其中昏迷不足半小时13例(占5.0%)、半小时至2小时8例(占3.1%)、2小时至24小时7例(占2.7%);对照组地震中昏迷14例(占5.8%),均在半小时以下。孤儿在地震中昏迷的比例和严重程度高于对照组(见表2)。

2.3 两组地震后生活方式比较:

孤儿组地震中在育红学校生活92例(35.4%),与兄弟姐妹共同生活110例(42.3%,亲属抚养54例(20.8%),父母单位抚养51例(19.6%);对照组地震后均同父母共同生活。

2.4 两组各量表评分比较

除SCL-90中强迫、偏执和精神病因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因子分和SCL-90总分、SAS标准分、SDS标准分均有统计学差异。孤儿组总的社会支持及其3个维度均低于对照组;孤儿组在应对压力时较对照组较少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孤儿组EPQ的N量表分(EPQ-N)高于对照组,EPQ的E量表分(EPQ-E)低于对照组(见表3)。

2.5 孤儿震后22年与震后30年SCL-90、SAS标准分、SDS标准分比较

表4可见,震后30年时孤儿SAS标准分、SDS标准分、SCL-90的总分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和精神病因子分较震后22年时增高。

2.6 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将SCL-90总分、SDS标准分、SAS标准分作为评定孤儿心理健康状况的指标,分别与受灾时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围创伤期情况、地震后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人格特征等30个因素进行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与SCL-90总分相关系数较大的变量是EPQ-N和消极应对(r=0.53,0.30,均P

分别以SCL-90总分、SAS标准分、SDS标准分为因变量,可能影响孤儿心理健康状况的上述因素作为预测变量,如年龄、性别(男=0,女=1)、受教育年限(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以上=4)、地震中昏迷(无=0,有=1)等。采用逐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结果见表5。EPQ-N和消极应对能预测SCL-90总分变异的28.5%;EPQ-N、积极应对、受灾时年龄、震后抑郁悲伤和客观支持可联合预测SAS标准分总变异的33.3%;EPQ-N、震后紧张、社会支持总分、受灾时年龄和震后出汗可联合预测SDS标准分总变异的37.7%。

3 讨 论

本研究是在唐山地震30年后对经历了唐山地震并因地震成为孤儿的成年人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横断面调查,结果证实地震孤儿的心理健康较经历了地震的非孤儿在震后30年仍存在较多问题,这除了与他们经历地震灾难有关外,失去父母是另一重大灾难,这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对父母的情感依附。最近Macdonald等研究发现幼年早期缺乏持续的母亲照顾使儿童再次面临创伤性事件时更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14],意即这些早年失去母爱的儿童具有较高的心理易损性,对恶性事件的应对能力下降,并将会成为持续性应激因素,长期处于慢性心理应激状态,从而产生心理功能的紊乱。

本研究及震后22年研究均显示地震孤儿出现较高的情绪症状和人际关系问题,并且与震后22年时相比,抑郁、焦虑、人际关系和躯体化等方面症状又有所加重。Bolton对216例经历了沉船事故的青少年幸存者遇难后5~8年间精神障碍的发病率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焦虑障碍和情感的诊断率高于对照组[3]。Schafer等在道路交通意外后儿童和青少年外伤后综合征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也发现青少年经历交通意外创伤后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心理反应,不仅仅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更多地表现为常见的复合性症状,复合性症状包括“亚综合征型PTSD”、焦虑和抑郁。他还观察到独立于“亚综合征型PTSD”之外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但未达功能损害程度[4]。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吻合,同时证明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对儿童心理造成的影响至少会持续30年,同时抑郁、焦虑的体验甚至较早些年前加重。

Qouta 等的研究还证实儿童的性格特征,如认知水平和“神经质”的人格特征是心理创伤后心理易损性的重要决定因素[2]。本研究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地震孤儿成人后同样存在这样的关系,EPQ-N与SCL-90总分、SDS标准分、SAS标准分均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为第一个进入回归模型的预测变量,对它们的预测力分别达27.8%、26.0%和28.2%,β分别等于0.454、0.466、0.461。然而在两组性格特征的比较中我们发现EPQ-N和EPQ-E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孤儿组的人格特征趋于内向不稳定。但鉴于遗传因素对人格特质的影响,我们有理由假设两组的性格如不受“心理创伤”的影响不存在差异。正是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和失去父母的创伤时常使孤儿感到环境是不安全的,人际是不安全的,这种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令其长期处于持续的焦虑、不安状态,使他们对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更加敏感,故而性格趋于内向不稳定发展。这种内向不稳定的性格让他们更易体验到不良心境,使心理健康水平更加低下。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而劣性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15]。 本研究显示积极的应对方式和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

本研究回归分析还可以看出,震后心理反应中的“抑郁悲伤”为SDS的正向预测因素;而震后心理反应中的“紧张”、“出汗”等焦虑症状为SAS的正向预测因素。出现上述现象是由于神经反应类型的相对稳定性影响,还是初期心理反应的持续,尚需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明确。

灾难发生时年龄因素对目前SAS、SDS的影响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原因尚不清楚,是否与年龄较大的儿童对地震及以后发生的一切形成的印象和心理感受深刻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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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31-35.

[9]吴文源.焦虑自评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35-238.

[10]舒良.抑郁自评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94-197.

[11]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27-131.

[12]龚耀先.艾森克人格问卷手册[M].长沙:湖南医学院,1986:1-14.

[13]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问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22-124.

[14]Macdonald HZ,Beeghly M,Grant-Knight W,et al.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fant disorganized attachment and childhoo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J].Dev Psychopathol,2008 ,20(2):493-508.

[15]Goyne JC,Downey G..Stress,Social support and the coping process[J].Ann Rev Psychology,1991,42:401-426.

唐山大地震影评篇2

【关键词】 唐山大地震；孤儿；创伤后应激障碍；人格特征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re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Mental Health Statusi n Adults Orphaned by Tangshan Earthquake Occurred 30 Years Ago: A Cross-section a l Study. Yu Zhenjian, Wang Liping, Yue Lingmei, et al. Kailuan Psychiatr ic Hospital Affiliated to Kailuan (Group)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Tangsha n 063001,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rvey the personality tendency of Tangshanearthqua ke orphaned survivor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orphans' current mental healthlevel 30 years after the earthquake. Methods 260 survivors orp haned by Tangshan earthquake and 241 survivors who had none parent died in the e arthquake matched by age and sex participated the investigation. Symptom Checkli st 90,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elf-Ratin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Social Su pport Rating Scal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Eysenck Personality Q 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assess all the participants. ResultsIn all 501 participants, EPQ-N score h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otal sc ore of SCL-90 (r=0.51), total average score of SCL-90 (r=0.51), number of SCL-90 positive items (r=0.52), averag e score of SCL-90 positive symptoms (r=0.32), score of SDS (r=0.53), score of SA S (r=0.51), P all

【Key words】 Tangshan earthquake; Orphaned survivor; Posttraumatic str ess disorder; Personality tendency

童年与青少年期遭遇巨大的心理创伤可能引发一系列精神卫生问题，包括社会适应不良、心 境障碍、焦虑障碍、酒精滥用、人格异常、自杀及暴力行为[1-3]。研究显示，经 历唐山大地震的孤儿心身健康状况较差，焦虑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孤儿对照组，PTSD的患病率为12%。多因素分析显示人格特征是PTSD的重要预测因素[4]。 人格发育的自然过程本身有可能受到心理创伤的影响，同时人格特征也是远期患心身疾病的 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童年遭遇创伤或灾难的幸存者成年后可能发展为人格障碍或适应不 良的性格特征[4]。唐山地震孤儿既经历了瞬间发生的毁灭性灾难，同时在灾难中 失去父母，导致在创伤后心理复原和正常 生长发育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处境[5]。对他(她)们的人格特征与远期心身健康的关 系进行探讨，有助于加深对这方面问题的理解。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所特大型国有企业，由分布在全唐山地区的十余 座煤矿和众多直属单位和企业组成，地震当时职工和家属总数为50余万。1976年唐山大地震 发生后，开滦矿务局(旧称)设立了专门的抚育机构来安置部分地震中遇难职工的遗孤，并在 (他)她们成年后优先安排在本单位就业。本研究以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全部经历过唐 山大地震，并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地震时年龄不满18周岁，调查时在本公司工作的地震孤儿 为研究对象。调查开始前由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上报本单位员 工中全部地震孤儿的名单。共有260例地震所致孤儿分布在全集团公司所属的6所矿业公司或 直属单位。其中男性110例，女性150例。调查时被试的平均年龄为40±4岁，年龄范围3 3～4 7岁；同时按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相匹配在地震孤儿的同事中选取对照组，共有241例对 照，其中男性108例，女性133例。调查时平均年龄41±5岁，年龄范围30～48岁。调查时间 为2006年8～11月。

1.2 工具

1.2.1 自编唐山大地震孤儿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围创伤期变量(包 括地震当时创伤经历，如地震中是否受伤、是否被埋入废墟、埋入废墟时间以及对创伤事件 的主观体验，如恐惧紧张的程度、地震发生后的早期心理应激反应等)；地震后的成长经历( 如养育方式)；目前家庭结构等内容。

1.2.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6] 有90个评定项目，每 个项目分 5级评分，包含比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能较好地反映被试的精神症状及其严重程度 和变化。

1.2.3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7] 20个条目的自评问 卷，采用4级评分，反映近1周的焦虑水平。

1.2.4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DS)[8] 20个条 目的自评问卷，采用4级评分，反映近1周的抑郁程度。

1.2.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9] 由肖水源 编制，该 量表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等3个维 度。能较好地反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

1.2.6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10]由解亚宁编制，20个条目，4级评分。反映被试应对方式的积极性和被动性。

1.2.7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11] 由英 国心理学家艾森克(H.J.Eysenck)夫妇编制，中国心理学家龚耀先和陈仲庚先后修订的艾森 克人格问卷中文版。可反映被试性格特征。

1.3 调查方法 开始调查前由调查员向每位被试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和内容，被试自愿参 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地点为被试所在单位专门提供的房间，事先约定时间进行调 查。首先由调查员逐项询问被试并填写唐山大地震孤儿一般情况调查表。然后由调查员为被 试逐个读每个自评问卷的指导语，由被试独立填写问卷。最后，由一名精神科主治医师对每 位被试进行访谈，了解地震创伤经历对被试造成的心理影响，根据《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标准(第3版)》做出由地震经历导致的可疑现患PTSD或现患PTSD的初步诊断。对可疑或 已初步诊断为PTSD的唐山地震孤儿最终由精神科主任医师做出与地震经历所致的现患PTSD的 确定诊断。调查可一次或在近期内分次完成。

1.4 统计分析 t检验分析组间差异的显著性，变量间的相关分析采用Pe arson's相关系数。多元线性回归预测EPQ-N和EPQ-E维度T分。全部统计分析应用SPSS 13.0 统计软件包。

2 结 果

2.1 EPQ-N、E维度分与其它心理卫生状况测量工具评分的相关分析 对全部501例被试(研 究组260例，对照组241例)的各EPQ维度T分与SCL-90、自评抑郁量表、自评焦虑量表、社会 支持和应对方式的评分进行单因素相关分析。EPQ各维度分与其它各量表评分间均有不同程 度的相关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EPQ-N的评分与SCL-90各项评分、焦虑自评量表和自 评抑郁量表的评分相关系数较大，除与阳性项目数的相关系数较小(r=0.3 15)，其余各项r>0.5。EPQ-E与EPQ-L维度T分与SCL-90、SAS、SDS评分尽管相关系数较低(大 部分r

2.2 孤儿组与对照组EPQ特征比较 孤儿组与对照组EPQ各维度T分比较显示孤儿组EPQ-N分 高于对照组，而孤儿组EPQ-E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

2.3 患PTSD孤儿与未患PTSD孤儿EPQ特征比较 患PTSD孤儿与未患PTSD孤儿EPQ各维度T分比 较显示患PTSD孤儿的EPQ-N维度T分高于未患PTSD孤儿组，同样EPQ-E维度T分低于非PTSD孤儿 组。

2.4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EPQ-E与N维度的T分 把可能影响唐山大地震孤儿远期性格的变量， 包括地震时的年龄(x1)、性别(x2)、受教育年限(x3)、地震中是否失去父母(x4)、 震后抚养方式(x5)、地震中被埋时间(x6)、地震时受伤(x7)、地震中昏迷(x8)、 积极应对均分(x9)、消极应对均分(x10)、主观支持分(x11)、客观支持分(x12)、对支持利用(x13)、SCL-90总分(x14)、SAS总分(x15)、SDS 总分(x16)、及是否患PTSD(x17)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

以全部被试EPQ-N维度T分作因变量，以上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法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进入方程的变量有：对支持利用(x13)(β=0.216)、SDS总分(x16)(β=-0.1 39)、消极应对均分(x10)(β=-0.108)、积极应对均分(x9)(β=0.180)，这四 个变量能解释EPQ-N维度T分总变异的25.67%(Adjusted R2=0.232)。另以被试EPQ-N维 度T分作因变量，引入上述同样的自变量，以同一方法作多元线性回归，进入方程的变量有 ：地震中是否失去父母(x4)(β=0.1416)、是否患PTSD(x17)(β=0.1287)、受 教育年限(x3)( β=-0.1210)、客观支持分(x12)(β=-0.1314)这四个变量能解释EPQ-N维度T分总变 异的42.21%(Adjusted R2=0.4215)。

3 讨 论

本研究最主要的发现为地震所致孤儿EPQ-N维度分高于经历过地震的非孤儿，特别是现患PTS D的孤儿EPQ-N维度分显著高于未患PTSD的孤儿和经历地震的非孤儿。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在 全部被试中EPQ-N维度分与心理健康状况各项评分均相关。根据艾森克个性理论，个性可分 为三个维度：E(内外倾性)、N(神经质或情绪稳定)、P(精神质)。E维度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 奋、抑制的强度密切相关。N维度与植物神经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EPQ-N维度分高者常常焦 虑、担忧、郁郁不乐、忧心忡忡，遇到刺激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 分数低者情绪反应缓慢且轻微，很容易恢复平静，他们通常是稳重、性情温和、善于自我控 制[11,12]。Vaidya(2003)发现高EPQ-N分和低E分是PTSD的危险因素[13] 。而采用不同的人 格问卷几个研究者均发现PTSD患者中存在不同的人格特质[14,15]，并因此对慢性P TSD是一 种创伤后心理反应状态还是一种人格问题的外在表现产生疑义[16]。本研究结果支 持PTSD患 者存在突出的人格特质这一结论，表现为患PTSD的孤儿EPQ-N维度的T分明显升高，但是EPQ- E分与孤儿是否患PTSD及目前心理健康状况的关联较弱，这一点与Vaidya的观点略有出入。

由于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孤儿组在地震时承受的心理创伤的严重程度理论上高于非孤儿对照 组，同时地震后他们易于陷于沮丧反应，在心理创伤复原的过程中因缺乏双亲的情感支持也 处于不利处境[4,5]。在地震后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父母抚育和家庭支持在心理 发育、个 人发展方面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些因素很可能对性格形成造成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孤儿(地震中是否失去父母)、患PTSD与EPQ-N分呈正相关，而社会支持和受教 育程度与EPQ-N分呈负相关，结果支持这一假设。因此，特定的人格特点本身可能是更为强 烈的心理创伤及与孤儿有关的不利因素共同结局，同时也可能是孤儿长期存在PTSD症状的重 要中间变量。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因此无法回答人格特点与PTSD的确切关系。进一步 探讨人格因素与PTSD的因果关系应选择心理创伤易感人群样本(如救援、武装人员)采取前瞻 性设计。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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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文源.焦虑自评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35-238

［8］舒良.抑郁自评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94-197

［9］肖水源.社会支持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27-131

［10］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 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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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影评篇3

30年前的1976年7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一座闻名全国的重工业城市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悲哀的人群，整体消失了；更有不计其数的人还要在情感的伤痛之外，承受身体创伤的痛楚。其情其景的伤怀动容，漫长年月的锥心思念，难以一一尽述。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也为了今日之人的前行，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日子里，《燕赵都市报》进行了一次时间持续三个月、总版数超过150个版面的大型策划报道：《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整个策划既做到了视野开阔、大气磅礴；也做到了关注平民、以情感人，从其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看，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报道的成功的媒体策划。

还原惨痛历史的真实情状

唐山大地震过去已经整整30周年了，30年来，关于这次大地震的报道几乎年年都有；而多年来，迭加于大地震之上的意义也越来越丰富、牵动各方情绪的层面也比较多，这样，报纸的纪念报道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燕赵都市报》经过认真筹划、反复研讨，决定主要进行两个向度的深层挖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寻找契合点，确定报纸的传播亮点。

一个向度，还原历史，再现当年灾难来临时城市的真实情状。在这种追溯中，我们设计了几个专题、专栏以及特刊，按照既定的报道节奏渐次推出。

①专题：“寻找30年前的旧迹”。循地震当时的城市地标，寻找当下的新城市地标，以新旧照片、历史见证人的叙述展现历史变迁。我们认为，而今存留的寥寥几处以标本形态存在的地震遗址，实在是唐山最为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是丑陋的，它又是神采飞扬的；它是沉默的，它又是蕴藉无穷的；它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混凝土钢筋废弃物，它又是唐山民众虽经历百般揉折犹不气馁的象征物。

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人们通过这些残缺的建筑，得以深入到彼时受难者的心灵，悉心体察他们的悲苦和上进。这些年来，唐山从一片废墟瓦砾中崛起，世人多津津乐道于其震惊世界的成就，殊不知，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源于一种正视灾难的精神气质……地震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也毁掉了他们寄托在家园之上的梦想。但正所谓希望从绝望处升起，这些普通人筚路蓝缕不辞辛苦的努力，让一个新唐山展现在世人面前。

②专栏：“唐山大地震30年祭之民间记忆”。通过地震当事人的口述实录，还原历史面目，强调亲历性、个体性和粗砺的质感。比如一个叫做王子兰的老大姐回忆自己废墟下8天7夜的经历时，她这样说：“我听见了濒死者最后的长吁声：哼――哼，没了。再哼，再没了。”她说“不断听到周围被压住的人一点点死去。从大声喊救命，到救命声越来越微弱，最后就是长长吁一声，那口气，就散了。”

这样平和的叙述，以及蕴涵在叙述中的毛茸茸的质感，没有身历那场大灾难者，大概很难真正领悟得到。而我们的“民间记忆”专栏也因为这种原汁原味的真实，吸引来大批亲历者的来信来访，他们向我们打开了封闭了多年的惨痛记忆，也为读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

③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之人物影像”。陆续访问了抗震救灾高层指挥者万海峰、迟浩田、肖寒；记录大地震真实情状的作家钱钢、关仁山；谋划新唐山建设的建筑专家吴良镛；抗震救灾时的地震工作者王运启等知名人物。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叙述，同样是反映那场灾难原真性的权威叙述，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叙述，对当时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可歌可泣的救灾重建历程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

2006年6月26日，迟浩田上将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对唐山人民的深深惦念。时光虽然已经过去30年了，这位当年的抗震救灾副总指挥仍能清楚地记得唐山的一条街道、一个村庄，一位从废墟上扒出来的伤员。

1976年7月29日，时任副政委的迟浩田率部驰援唐山，与先期到达的河北省委领导、领导，共同组织了已经沦为废墟的唐山抗震救灾工作。迟浩田上将给予灾难中的唐山人民极高的评价，他说，在惨烈的自然灾害面前，唐山人民没有被压垮，死了那么多人，没有流泪，也没有大喊大叫，他们把巨大的悲痛留在心底，自救互救，与灾难进行着不屈的抗争。从废墟中死里逃生的人，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部队到达之前靠自救和互救脱离险境的。迟浩田上将说，唐山人民这种不畏艰险、顽强不屈的意志是中华民族的缩影。通过大地震，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唐山人。

④特刊：《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2006年7月22日，《燕赵都市报》以40个版面的特刊，全景式展示了那一段历史：记录灾难本身；讴歌人性人情；赞美医护人员、人民；感恩全国人民；展示新唐山的高速发展和“软实力”；反思如今对于大地震祭祀的隔膜等等。特刊以震殇、拯救、赴难、悲恸、心祭、震旦为分单元，记录真切，细节惊心，大开大阖，气势磅礴。是饱含着情感的历史记忆，而不是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的指责挑剔。

发掘人情人性的现代价值

另一个向度，立足眼下，充分展示人情人性的现代价值。

历史资料显示，地震发生后，14余万官兵紧急动员，奔赴地震废墟进行搜索救援；全国各地5万名医护人员和干部群众紧急集中，以救死扶伤和运送救灾物资；10万名危重伤员通过专机、专列紧急疏散，转移到外省外市治疗，包括吉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11个省市以及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地。一方亲人有难，八方亲人支援。今天的唐山大地震纪念碑的八个立面，铭记下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曾经的救助。

30年过去了，唐山人有浓浓的谢意和恩情需要倾诉。原本素昧平生的人在灾难面前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30年的时光，可能使当初生动的亲情变得内敛和沉默，但不足以抹灭这种亲情，亲情的种子超出了地震所在地的范围，播撒在神州大地；30年的距离可以让音信变得稀少疏远，但同时也在加厚记忆和情感的深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酝酿得醇香深厚。

为此，2006年6月21日，《燕赵都市报》携手新浪网，联合全国各省市14家主流都市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唐山寻亲―――寻找30年前废墟上的感动”大型媒体行动，寻找30年前曾经给予灾难中的唐山人民无私援助的亲人、亲情。这些媒体分别是《山西晚报》《楚天都市报》《城市晚报》《齐鲁晚报》《今晚报》《辽沈晚报》《生活报》《华商报》《北京晚报》《东方早报》《新安晚报》《钱江晚报》《半岛都市报》《现代快报》等，各合作媒体纷纷开辟专栏，发掘因大地震而结下的两地情缘。新浪网也辟出专区、发出寻亲帖，并在第一时间滚动报道。

一时间，一个以唐山为中心，发散到四面八方的感恩旅程在社会上爆发出来。“感恩的唐山”成了媒体的高频词，“唐山的感恩”也情动中国。山西、山东、陕西分别组织了寻亲团回访唐山，在两地掀起了寻亲与感恩的高潮。在《华商报》组织下，陕西当年第一支奔赴唐山救灾的医疗队及当年牺牲在唐山的建设者亲属，甚至包下专机重回唐山，当两地都是白发人的寻亲者会面的那一瞬间，真情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

此次寻亲报道还较好尝试了报纸与网络的良性互动。除了网络上的寻亲专区外，我们还组织寻亲者与当年救援的亲人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广大网友面对面交流。7月21日15时，《燕赵都市报》《想念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师生》一文中的老班长张银生与王兆敏（原文为王超老师）、夏萍在北京实现了30年来的首次重逢。当日，《燕赵都市报》一位副总、相关记者与3人共同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广大网友进行面对面交流。

关于“寻亲”策划的思想背景，我们认为，在建设新唐山的语境下，这样一种感恩，正是当下唐山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价值，也是新时代唐山的新人文精神的表现：猝临大难，顽强求生；面对废墟，不屈不挠；受人滴水，涌泉相报。这种感恩的记忆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同样也来自民间；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宏大叙事，同样也是这座城市市民的个体记忆。但有机缘巧合，即蓬勃展现。

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胜枚举：2006年6月3日，8位参与“骑行万里谢恩”的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在武汉受到武汉市民热情的回应。而在此前，一个名叫张晓东的唐山小伙也曾单车南下河南洛阳，向地震时热情救助过唐山人民的洛阳人民深情谢恩。

“唐山寻亲”在一个广阔的时空层面实现了媒体互动、报网联动、城市共鸣，营造出一个声势浩大的寻亲浪潮，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市民，他们可能每日辛劳奔波在谋生的途路上，他们也可能对于整个唐山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但是，他们依然试图以自身的微弱的举动，诠释一个城市对于那场灾难的理解，表达一个城市最底层人民对于援助者的深情。

塑造新唐山新人文精神

任何大的灾难，最终还是落到一个个的生命个体之上。鲜活的、强壮的，还是勉力维持的，都是真实的存在，都将直接承受灾难带来的身体伤害和心灵伤害。一瞬间的天塌地陷，注定会留下长久的残害余波。尽管经过了30年的岁月淘洗，阴影很难完全散尽。

――这只是问题的一端，或者说，灾难的悲欣交集中之“大悲”。“大悲”之外，更有无尽的欣慰在酝酿、生发。人性美的闪光，自救与互救……灾难的戕害不可抗拒，而人与人的相互救助、相濡以沫，殊为难能可贵。

城自为战、户自为战、人自为战，这样“全民战争”的话语用在唐山大地震震后人们的自救互救上，是非常贴切的。而所有这些抗争的核心，则是人性的伟力。当地震甫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尚未修复的时候，人性中邪恶的一部分能量确有释放，但很快就被正义的力量抑制。而正义力量的来源，就是根植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是非对错、道德评判。当时人们表现出来的互救意识、集体观念、先人后己，即使在多年以后依然令人动容。

《燕赵都市报》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在还原历史真相、挖掘人情人性上用功甚勤，这种努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情动中国，但同样也有助于塑造新唐山的核心价值，或曰新人文精神。

曾写作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记者钱钢在地震纪念日前夕来唐山签名售书时，盛赞唐山人直面灾难时的淡定和从容。他说：“……地震对我个人来说，深层次的认识是不能忘记唐山人的镇定、从容、举重若轻和强大的忍耐力。”“从灾难中走过的唐山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有他们的精神风范。”“……我们希望唐山能够珍惜自己的历史和核心价值，以自己历史里面蕴藏的核心价值作为自己软力量的根源，那唐山就一定是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座城市。”

当然，寻找感动、发掘亲情、还原历史惨痛的同时，我们也适当注入一些思考和追问。尽管这些思考和追问没有其他报那么火药味十足，但我们认为，这样做一样是有着充足的情和理的依据的。在“人物影像”专题，我们采访了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在1976年，吴良镛一样见证了灾难。借助吴良镛的叙述，我们对唐山的历史、现实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深刻反思。

在特刊中，我们批评了唐山没有保存好大地震废墟的做法（《假如留下了大片地震废墟》），地震实物以其物理的存在，无言地诠释了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所谓大爱无言、大象无形。人们通过这些残缺的建筑，得以深入到彼时受难者的心灵，悉心体察他们的悲苦和上进。一位“老开滦”曾告诉《燕赵都市报》记者，地震资源属于唐山独一无二的核心资源，同样，蕴藏在民众中间的人的精神更是值得发掘的文化资源。现在，唐山的震后残垣已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取代，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一样，唐山人也在为生计忙碌。但是，每当面对仅存的地震遗址，唐山人能无感怀乎？

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确实找到了开启唐山这座城市历史记忆的密码。

唐山大地震影评篇4

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园:紧抓“朝阳产业”促进结构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具有在经济萧条时期逆势而上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条件下，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富民强省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总部基地，是全省30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之一，也是唐山建设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大力作。该园区围绕创意产业发展，将着力打造陶瓷文化创意、艺术创作展示、工业设计研发“三大中心”。该项目位于唐山市南湖生态城核心区域，2009年3月9日项目正式奠基开工，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目前6个陶瓷文化展馆已经正式开馆。此外，中陶陶瓷研发基地、南湖博古院、南湖艺术商贸城等5个项目主体已经完工，长城电焊机研发基地、南湖工业创意研发总部等项目也正在抓紧施工，预计全部工程将于2011年上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启新记忆文化创意产业园：钢筋水泥间的创意击撞

启新记忆文化创意产业园暨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是唐山市“退二进三”重点项目原启新水泥厂区域整体改造的核心景观和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园区占地面积约94.5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市中心区的工业遗产博物馆。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3.5亿元，本着对“水泥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相结合的原则，融文化创意产业与工业遗产保护为一体，将文化创意产业所需空间和博物馆建设空间合二为一。对1943年前建设的4-8号窑系统、木结构站台、老电厂和浴室等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西洋建筑物、构筑物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改造。新建部分将充分融入文化创意元素，在建筑体量、尺度、色彩等方面与保留建筑相协调，打造集文化艺术、摄影师工作室、私人艺术工作室、精品酒店等多种创意产业于一体的项目集群，最终形成以工业旅游、文化创意为特色的产业园区。

启新记忆文化创意产业园暨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项目建成后，不仅是对启新水泥厂120年历史文脉的最好传承，也将会成为老年人怀旧、年轻人休闲、艺术家创作、企业家交流的理想场所，届时将会把高品质的夜生活引入唐山，提升整座城市的文化氛围。

唐山地震博物馆：不曾忘却的伤痛与怀念

随着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热映，1976年唐山大地震作为“二十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再次唤醒人类疼痛、悲伤以及亲情的记忆。走进中国最大地震博物馆――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抚摸震前的老唐山实物，感受震发瞬间“天摇地晃、山崩地裂”的真实场景，是对自然灾害的一种亲身体验，也是对逝者的一种怀念。

唐山地震博物馆坐落于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内，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地上地下各一层，分为科普展厅和纪念展厅两个部分。科普展厅分为序厅、地震科学展厅、地震活动观测展厅、地震灾害防御展厅、地震紧急救援展厅和人类美好梦想展厅，并建有4D影院、地震模拟器、防灾体验教室等。位于地下一层的纪念展厅，主要展示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震后唐山人民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伟大壮举。

地震博物馆共展出照片近500幅，实物近300件，复原式景观4组，蜡像30余尊。展览突出了1976年的历史特色和唐山大工业文化背景，本着体现历史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加大文物、景观陈列力度，人们将在这里亲身体验地震的强大震撼力，获得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培训教育，掌握逃生避险的自救知识等。

据介绍，全部竣工后，唐山地震博物馆不仅将成为科技含量最高、国内最好、国际领先的地震主题博物馆，还将成为部级地震科普教育基地。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缩影

始创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被称为中国煤矿工业的活化石，在其历经沧桑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和矿业遗迹。开滦煤矿的开发，托起了唐山和秦皇岛两座城市。中国第一条标准规距铁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最早的铁路公路立交桥、中国最早的股份制等都诞生在这里。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中国近代煤矿之父唐廷枢、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民族英雄节振国等众多历史人物，曾在这里留下重要历史遗踪。

2007年，开滦开始谋划建设矿山公园，投资20多亿元，利用工业广场、废弃巷道、铁轨以及废弃的采煤设备建设工业文化公园，以工业文明和文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国土资源部批准的部级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由“中国北方近代工业博览园”、“老唐山风情小镇”、“开滦现代矿山工业示范园”三大园区和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串连的“龙号机车游览线”组成，将“绿色矿山、文化公园、旅游地产”统一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整体规划中，形成一个文化、商业互为补充、相互渗透的工业文化旅游产业园。该项目先后荣获河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综合效益奖、中国十佳工业旅游景区、唐山市科学发展模式示范点等称号，现正积极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部级工业旅游示范点。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唐山旅游、商业、餐饮以及周边房地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唐山的城市品位。

开滦博物馆：煤炭文化的“实物读本”

走进开滦博物馆就如同置身在一条“黑色长河”之中。

开滦博物馆坐落在有着130年历史、具有“中国第一佳矿”美誉的开滦唐山矿工业广场内。这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造型的精美建筑，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7400多平方米，共六层，高21米。

开滦博物馆展陈主题为“黑色长河”，展厅面积3000多平方米，展线长600多米。展示内容分为序厅和“煤的史话”、“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兴起”、“一座煤矿托举起两座城市”、“他们特别能战斗”和“百年基业长青”等五大部分。

博物馆内部展陈充分运用多种现代化高技术手段，亮点不断：走进序厅14米长大型青铜主题浮雕――“矿魂”摄人心魄；气势恢弘的大型多媒体景观“森林与海洋的曼舞”，向人们描述了植物成煤的嬗变；有融知识性、趣味性、高科技为一体的古代采煤幻影成像情景剧，生动再现了明清时期采煤场景；在复原曾任开平矿师、后任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办公室，让人们了解那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震惊中外的国际大诉讼，体味落后就要挨打的真谛；“开滦五矿大罢工”大型雕塑、世所罕见的唐山大地震的景观重现，生动地展现了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开滦人“特别能战斗”的顽强品格。在160度大型环幕数字影片――“世纪追梦”中，抒发了几代开滦人永不言败、始终追求民族昌盛、企业发展的豪迈情怀。

开滦博物馆落成后，引起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任厉无畏等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及外国友人先后视察、访问。开滦博物馆已经成为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的一张精美名片，成为中国煤矿工人和煤炭文化的一座圣殿。

“井下探秘游”：一路走过中国采煤史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井下探秘游”项目是利用保存完好的井下废弃工程――唐山矿半道巷遗址，巧妙加以改造，向游客展示从原始采煤到现代采煤的历史演变进程，让游客在井下亲历、亲见生动的煤炭生产场景，满足游客“煤海探秘”和探寻中国悠长采煤历史路程心理的地下工程项目。

该项目集体验、展示、休闲三大功能于一体，游线是从开滦博物馆四层展厅乘坐模拟罐龙（电梯）直达地下，通过新贯通的百米斜巷进入。面积约4787平方米，此处巷道纵横交错，为布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探秘区内布设井下环形车场，让游客乘车游览探秘。开辟古巷道遗址探幽区，为探险者提供惊险刺激的体验；设有煤矿开采方式展示区、“”历史遗迹保护区、地下休闲吧、煤矿自然灾害模拟项目等，让游客在探秘的同时，获得知识，享受在独特的地下空间休闲的乐趣。

“开滦魔力之地”：打造唐山本土的“798”

在开滦博物馆的东面，有五幢建于20世纪初的老厂房，室内、室外有很多的工业设备，据说从国家矿山公园创意开始，专家组就决定将其保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记忆。之后，经过多方考察，更加坚定了建造“文化创意园”的思路，并为其赋予了一个独特的称谓“开滦魔力之地”。

“开滦魔力之地”将把五幢旧厂房修旧如旧，巧妙改造成类似于北京798、上海田子坊风格的“文化创意园”，吸引文化商家和艺术家入驻，招商引资，引进诸如画家工作室、设计室、画廊、摄影室、陶艺馆、古董店、时装展示厅；室内设计、广告设计、广告摄影、计算机软件设计、动漫设计；还可以开办茶室、酒吧、咖啡屋、主题餐饮等，形成集创意、制作、交流、展示、营销、休闲于一体的创意产业园。在工业感和机械感的环境中，在茶香和墨香的氛围中，催生文化创意产品。

目前，“开滦魔力之地”室外部分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室内部分改造装修一旦成形便可开放面世。

“老唐山风情小镇”：中西交融间的城市溯源

“老唐山风情小镇”位于唐山市南湖公园核心地带，由唐山开滦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24亿元，占地面积425亩，2010年底正式开建。

老唐山风情小镇――以清末民初老唐山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分为南土熏风、民俗风情、西洋风韵、婚庆广场和露天剧场五个板块，是文化景观与商业元素巧妙融合的特色小镇，也是中国北方工业文化休闲游的绝佳选择。

洋房子和员司俱乐部――在开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有18个国家，大约500多名西方人在开滦供职。当时为这些外来洋人修建的别墅，唐山人称之为“洋房子”，截至1934年，老唐山洋房子共有1071所。而当时专供矿区高级职员娱乐的“员司俱乐部”内部豪华考究，西风浓郁，也名噪一时。“洋房子”和“员司俱乐部”是唐山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特有的历史痕迹，它记录和反映了老唐山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历史变革。

广东街和广东会馆――唐山近代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大量涌入的广东技师密切相关。作为城市初期开创者之一，上个世纪20年代，客居唐山的广东籍人已达2500人左右。大约1900年，唐山出现了第一条城市街道――广东街。由广东人经营的广生堂、广和堂、广源堂、广平安、广万祥、广吉祥、广隆昌、老陆婆等一大批老字号商铺，是老唐山南北文化融合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后于1909年建成广东会馆，成为广东人聚居唐山的历史标记。

小山大世界和永盛茶楼――1934年，裕丰饭店经理白月亭在小山最高点兴建了联营商场，名曰“大世界”。大世界的开设，标志着小山成为当时唐山的商业中心。经过多年发展，小山商业繁荣，久负盛名。唐山小山大世界和当时天津的劝业场、北京的大栅栏、上海的大世界并称四大繁华街，盛极一时。开平煤矿出煤不久，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和底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1912年，唐山开明绅士王永富修建了“永盛茶园”，为评剧的第一个剧场。此后，以此为源头，出现了众多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经典剧目。“永盛茶园”是唐山风土人情的历史财富，也是中国评剧溯源地之一。

欧洲风情街和婚庆广场――中西文化交汇、南北文化相融、本土文化浓郁的唐山，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欧洲风情街和婚庆广场，正是以西风东入的包容诠释着多边文化底蕴，用混搭的手法展示唐山新的城市文化品位。

唐山大地震影评篇5

具体说来，唐山与杭州的政府投资是影片得以创制的根本原因，然而也正是这两座城市平分秋色的出现，使得影片出现较多的歧义。片名《唐山大地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唐山在影片中的重要性。“《唐山大地震》总投资达到1.3亿元，其中，唐山市政府以‘有偿赞助’的方式成为最大的出资方。该片唐山方的制片人姚建国说：‘我们坚持要占有至少5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影片中的话语权，才能保证我们所需要的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我们希望影片既主旋律又要充满人性、直指人心。”’这个说法非常清楚地传达出影片的拍摄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唐山市政府之所以邀请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就因为三十四周年的纪念契机，因而其公共性放在第一位。它决定了主体事件与城市之间的明确关联，看来冯小刚的拍摄即是一次“命题”作文，这在影片发行时他自己也一再表达。但是，这种公益性的当下表达，已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宣传教化的思路，而是借助商业运作模式，大面积地播撒开来。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教育普及与代系的更迭，公益性事件以各种方式逐渐沉淀、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经验与记忆，尤其是伴随“80后”、“90后”构成观众主体后，对重大历史题材、社会事件的叙述，就成为一个回顾个体成长的重要契机，因此，对他们来说，此类电影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教化，而具有崭新的娱乐信息与消费可能。可以说，目前这一类型的电影创制正是合理地利用了这一观影心理。电影对公益性事件的选择，不再是简单、被动的应景敷衍(用电影这一现代媒体实现教育的功能)，而是主动选择此类事件，完成政治(赢得政府支持与获奖)与经济(高票房回报)的双重获利。总之，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公众事件、带有集体记忆的公共题材给电影制作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已经屡试不爽。如陆川拍摄的黑白电影《南京!南京!》虽是一部典型的文艺片，但借助“南京大屠杀”这一敏感题材，还是进入了亿元票房“俱乐部”，这在1990年代主旋律电影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再如《建国大业》利用明星机制，重述“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票房高达三个多亿。在这样情况下，冯小刚接受“唐山大地震”这一重大题材，实际上是将历史性(成长记忆)、公共性(集体记忆)以及当下性(汶川地震)融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说，《唐山大地震》票房超六亿的骄人成绩，与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提示着我们，电影“说什么”的题材选择，对票房的影响远大于“怎么说”的艺术性；从另一个角度说，高企的票房揭示出电影的“说什么”与大众关切之间的秘密，但并不能成为证明电影艺术性(“怎样说”)的充分根据。

与此同时，姚建国的说法也明确了影片“主旋律”的政治属性。众所周知，城市的宣传与媒介形象的建构归属政府的职能。唐山市之所以投入“至少50％的股份”，就是要保证唐山的“话语权”，传达“主旋律”与“主流价值观”，以此构建、宣传“新唐山”形象。有媒体报道：“借助《唐山大地震》电影片头一分钟的城市宣传片和影片中的城市实景，没有到过唐山的人认识了这座新城，到过唐山的人则看到了新唐山的巨大变化。据了解，随着电影的热映，唐山的关注度、知名度、美誉度都在迅速提升。网络调查显示，外界对唐山的关注度已经提升到65％以上。”(《带热“新唐山游”，北京市民自驾前往》，《北京晚报》2010年8月5日)毫无疑问，随着影片上映，“唐山大地震”在媒体推动下已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关注度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从电影创作的角度看，被唐山市政府所投入资本保证的“主旋律”与主流价值观，实际上限定了只能是一系列以主流价值为标准的光鲜影像，只能是一种“从灾难到光明”的“呈现”叙事，而离开了灾难片关于人类的价值判断、关怀与体验的审美本质。这种“光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叙事的流畅性。原作《余震》属于探究内心世界的小说，它设定了一个极端的故事情境，王晓灯在特定的生死情境中遭到母亲选择弟弟的打击，而后在继父家中备感隔膜，因继母的去世再次感受到被遗弃的恐惧，并且受到继父的犯等，整个人生笼罩在“被孤立”、“无价值”中，更糟糕的是，这种创伤记忆挥之不去，顽固地破坏着王晓灯当下的生活，如对丈夫极端的冷淡与不信任，对女儿的强权控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靠得住”等等，虽然主动地采取自我保护的行为，如毅然拒绝继父、远走加拿大、自杀，但是面对这种创伤性记忆毫无办法，直到她重新回到唐山、寻找母亲、正视这一段记忆。显然，小说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话题，集中在创伤性记忆在个体成长中的精神意义，一方面，不断设置负面的人生阻碍，另一方面，却在持续地自我拯救，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以故事进行理性论辩、观念表达的力量。电影并没有如此周折变化，而是在一个方向上无限延伸。如果说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是起点的话，那么，人生延展的未来便是走向幸福与成功的正面价值。无论是断臂的方达，高中毕业就下海淘金，后来拥有私人公司、宝马车，还是未婚先孕且生下女儿的王登，大学退学却也能单独抚养女儿，继后远嫁加拿大，幸福地生活。电影似乎表明，只要是“遭遇地震”的“灾民”，都是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偶像：非富即贵的成功人士。这种地震结果再“主流”不过了，灾难后遗症(如王登的头痛，在高考前还曾发作过，而当成人后，却主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横亘在王登心底深处的“被遗弃”，但这种“被遗弃”也是有情可原、能够获得谅解的，当王登目睹了汶川大地震的另一位母亲的选择后，创伤性记忆悄然治愈，于是，最后的遗憾也获得弥补，大团圆的结局不可阻挡地出现。即是说，影片用主流价值观叙述了当下认为最美满的人生梦想，想象性地补偿了自然灾难带来的损失。这种补偿集中在了世俗层面的“幸福”，而有意地遮蔽、忽视灾难遗留下的更深的可能是永远都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从这个角度说，唐山大地震虽然论及灾难，然而重点恰恰不是灾难，而是关于幸福的。

从姚建国的话里看出，政府投资是以明确的商业回报为前提。从大处着眼，政府以唐山大地震三十四周年作 为城市宣传的契机，目的在于树立积极健康的形象；而塑造这一形象，不仅是承载着公众性，而且也为了城市经济的更好发展。从小处看，唐山市政府的“赞助”是“有偿赞助”，它遵循商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运作逻辑，因而呈现出开放性。也就是说，当自身的资本力量不足以完全支配电影生产时，出于商业的需要(也是一种商业谈判与协商)，它允许其他资本的参与介入。如此一来，由于资本来源、性质的多元化，造成文本的众声喧哗，各种资本的声音，相互抵触，撬动、抵消主体话语。这在《唐山大地震》中屡屡可见。如按照商业电影的运作模式，邀请名导、明星，将片名本应有的“纪实性”完全变成“煽情”的情节剧，再如类似剑南春等的植入性广告。我们认为，虽然观影令人感动，但是就地震题材来说，反而因虚构削弱了表达的力度。“唐山大地震”在本已沉重的建国史中对民族如雷霆万钧般的打击力度，本应在这一灾难性事件获得更有深度、分量的表达，却因这一极端偶然、戏剧化的故事被弱化，而非增强。

然而，说到广告，由于宣传城市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而也就成了电影中最大的广告。杭州的介入使影片出现了“跨地域”叙事，代表地震灾难的唐山，很快在杭州的城市表达中消失，这在更大的范围内消解了地震的真实性与力度感。在唐山的陈旧、灾难与欠发达的映衬下，杭州的秀丽、浪漫、发达愈发分明；尤其是影片点缀着招牌式的西湖风景：永福寺、杭州乐园、千岛湖宣传、浙大之江校区，等等，这些太过明显的标志性外景，迫使缺乏标志性影像的唐山不断后缩退让：由此《唐山大地震》成为了杭州的宣传片。

说起来，到杭州拍摄《唐山大地震》，无论如何都有些令人惊讶。原作的王晓灯在逃离继父之家后，是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结婚，继而出国留学，方达则到广东打工；而影片缺乏对唐山与杭州关联的铺垫，直接就把王登、方达设定为不约而同地来到杭州，“杭州医学院”似乎很难对应王登学医的梦想，方达说“山里的人都到深圳”还是把打工目标确定在广东。然而，杭州就这样突兀地成为既是王登初恋的浪漫之地，也是方达创业的乐土，甚至将杭州别墅当作加拿大的外景。这一切完全授意于杭州市政府的城市形象推广与宣传策略。据媒体报道，杭州市政府为了城市宣传，制定了“外景地杭州”计划，旨在通过邀请国内外影视公司来杭拍摄外景，借势借力宣传杭州，让更多的人认识杭州、了解杭州，走进杭州、爱上杭州。2008年冯小刚执导的《非诚勿扰》就在全国刮起一股“西溪热”。很明显，冯小刚拍摄杭州并不是因剧情的需要，而是由于政治与文化结盟的结果。它以自然、人文的“外景地”，吸引、介入具有社会效应的文化事件，并借助这一事件的社会影响，宣传杭州，并以有偿投资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的回报。应该说，凭借自然、经济、文化的先天优势，杭州的城市发展策略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具体城市的推介总是带有区隔性。当我们将之放在更大的范围时，杭州市政府制定的“杭州外景地”计划的特殊性就显示出来。首先，由于“外景地”的模糊，它可以用各种方式参与任何一部影片(如或显见的风景标志，凸显本地城市；或抹除地域符号，但大多情况下是，既然参与，总是按捺不住表现城市的资本欲望，如“九溪烟树”的别墅群，虽然化身为加拿大，缺乏城市标志，但是，它是以杭州城市形象已然获得表达为前提的)；而介入与否，不是衡量影片与杭州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也不依据影片剧情、制作目的与社会功能，而是以导演、题材的社会影响为标准，这就必然造成参与的盲目性与介入的粗暴性；其次，这一计划的实施与推广，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一次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结合，虽然强调公益性，但如上所说，它也正是借助公益性，抵达了“经济获利”的腹地。如果说1990年代以来在政治的放松、推动下，文化与经济出现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结合，那么，新世纪以来，政治就直接出场，开始与文化结盟，这在激烈的城市竞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越来越清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受到商业资本的强烈收编，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形象地概括的那样，文化成为包装外壳，经济才是目的；新世纪的创意产业、内容经济，却是文化被政治统摄、整理、改造。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是第一层面，其次才是经济的获利。如果说1990年代经济与文化的结合是在政治允许的规模、范畴、形式中进行，具有较多分散性、差异性与个体性；那么，政治与文化的新世纪结合，则是政治直接出场，往往以打造城市形象、推广城市影响的公众面貌出现，率先与文化会合，因而带有较强的全局观与宏观的集体性。然而如上所说，具体城市与地域的宣传营销，在城市竞争中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优势城市如东南沿海城市，以发达、现代与先进的姿态，形成了一种因政治、文化、经济占优的新型“霸权”，这种霸权深刻影响到电影的创制。如由于城市资本的介入、城市形象的必然发声，造成其中宣传城市凸显地域性的段落与剧情部分的脱节，难以和缺乏地域性的故事水融。冯小刚的另一作品《非诚勿扰》就是如此，它虽然借助“见面相亲”，把各地风景连缀成篇，旅游经济适机而入，“西溪湿地”能够成功地在全国推介开，但借助“导游”之口使这段“西溪湿地广告”独立成篇，观众对此已是心知肚明，即便是风景秀丽，但于剧情也无太多关联。而《唐山大地震》的杭州介入就更显“城市暴力”，具有如此清晰地域的电影，杭州政府依然如此强力介入，冯小刚如此大面积、长时段地表现杭州，无论如何都显得牵强。原本需要表达的城市及其地域性，遭到在现实层面上各种资源占优的发达城市的“跨地域”叙述，这多少引发一些关于影像之外的城市比较，尤其令亲身经历过灾难的人们深感不快，完全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唐山大地震影评篇6

【关键词】文化立市；唐山；体制机制

一.唐山悠久的历史文化

唐山作为一个城市，兴起于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唐山地域――古代幽燕之地，却是人类古老的栖居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在传统文化方面，《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名句便出自于唐末五代人窦禹钧（号燕山）的教育成就。金朝时中原皮影戏传入唐山，后来发展为乐亭皮影戏；明末清初，地秧歌、莲花落、数来宝等艺术形式在唐山民间广泛流传；乐亭大鼓、评剧等更是大放异彩。清代丰润曹雪芹的《红楼梦》把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推至巅峰。

在工业文化方面，19世纪70年代末，唐山建立了第一个近代化企业――开平矿务局，开启了唐山工业化进程的序幕。唐山烧制了中国的第一桶水泥，制造了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铺设了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铁路，建成了中国最早的一座大型铁路桥――滦河铁路桥。这些领先全国的能源、建材、机械、交通运输企业，标志着唐山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唐山创建近代工业城市的开端。近代以来，随着工矿业的发展，唐山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工业重镇，成为冀东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唐山现今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㈠ 唐山现今文化发展的现状

唐山有着非常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拥有长城和清东陵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及评剧、皮乐亭大鼓三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其他城市和地区无法比肩的近代工业文明积淀。可是，唐山现在的文化发展状况相比发达省市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虽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创新发展的力度不够；第二，虽然有着丰富的文化元素，但在发展中的渗透力和辐射力欠缺；第三，虽然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但保护、挖掘、利用和提高工作较差；第四，缺乏一套完整的对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保护、利用和吸引的机制；第五，唐山的城市文化品味不高，城市文化比较保守，开放与进取精神稍差。

㈡ 导致唐山现今文化发展现状的原因分析

⒈邻都文化的消极影响制约唐山城市文化的发展。从地理位置上看，唐山比邻北京、天津两个大都市。由于地理因素及政治因素的作用，唐山人拥有着小富即安，较为保守，缺乏创新进取的文化理念。

建国以后，随着首都北京的城市转型不断深化，钢铁、化工、机械、电器等多个行业在北京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唐山作为华北地区工业重镇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此外，京、津两大都市的文化产业发展非常活跃，对文化艺术人才和项目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唐山，这使得唐山对于文化底蕴的发展；文化元素的辐射；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利用和提高；对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保护、利用和吸引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邻都文化的这种强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山文化中自主创新精神的培育。

⒉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的消极作用制约唐山城市文化的发展。西晋统一中国以后，居住在北方的鲜卑人开始向唐山地域移居迁徙，民族融合不断加强，后经过辽、金、元、明、清几朝的发展，契丹、女真、蒙古贵族相继入主唐山地域，民族融合、文化交融进一步发展。多地域、多民族的人口互相聚合，促成了唐山文化的兼容性，各种先进的文化都能为我所用，融化到唐山文化的血液之中，但唐山文化却慢慢丧失了自我创新的精神。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慢慢演变为一种传统和习惯。唐山文化中这种缺乏自我创新精神的特质使得唐山长久以来仅仅是跟在别人后面学习，并慢慢演变为模仿与跟风。

三.建立与“文化立市”相配套的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㈠“文化立市”的界定

所谓“文化立市”，就是要把文化作为支撑、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支柱，让文化带动整个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唐山市的“文化立市”战略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唐山市的“文化立市”战略中的“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不单单指城市中的文化教育设施、人的知识水平、市民的教育程度等狭义的文化概念，而是包括了唐山整个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只有这样，唐山市的“文化立市”战略才能够与整个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第二，唐山市的“文化立市”战略是对唐山市城市性质的重新定位。所谓城市性质的定位，就是依据城市的自然、历史、社会等诸多条件而确定的城市文化形象基础。城市的文化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该城市的地域文化形象和经济发展的选择走向。唐山市的“文化立市”战略有利于唐山市重新对自己进行科学的定位，为唐山市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㈡“文化立市”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文化构成城市的内涵，体现城市的个性与魅力。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竞争力，很重要的是看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

首先，文化立市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唐山市本身独特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社会风气、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和具体的产业相结合，能形成一个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唐山市的城市转型创造动力。

其次，文化立市为城市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立市能够培养人们对城市的心里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一致的价值观念。同时，文化立市对促进科技进步和提高市民素质起着重要作用，为唐山市的城市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再次，文化立市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立市能够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是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要途径，为唐山市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㈢基本原则

唐山城市的发展，要以文化建设为引导，以品牌建设为核心。理清唐山城市发展中的历史资源，并立足现实，根据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把握好城市定位，走出一条科学的、独特的、有效的发展路径。

四.增强唐山市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对策

文化建设不同于其他的建设，它具有长期性、渐进性、复杂性等特点，不容易出成绩，是一项相对务“虚”的工作。所以，实施和推进文化立市发展战略，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立市发展战略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到位。

㈠ 积极打造唐山市的文化品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体现着城市的文化和品位。知名文化品牌的打造能够加快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文化产业尽快的做大做强。

第一，在地域文化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唐山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这“冀东文艺三支花，”创造堪称精品的文化产品，抓好中国评剧艺术节、唐山国际皮影艺术展演等大型文艺活动，创新运作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唐山文化品牌活动。

第二，在工业文化产业方面，加快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启新文化创意产业园和陶瓷文化博览园的建设。

第三，在地震文化产业方面，加快电影《唐山大地震》影视基地、地震遗址公园和地震体验科普园的建设。

第四，在海洋文化产业方面，加快唐山湾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与建设。

第五，在旅游休闲文化产业方面，大力发展湿地旅游、生态旅游、长城旅游等特色旅游。

第六，在历史文化产业方面，推广以世界文化遗产清东陵、古代长城等为代表的古迹、遗址的开发、宣传。

㈡ 丰富发展唐山市的特色文化

最有个性的文化，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始终保持城市文化的鲜明个性，是一个城市文化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凸显一个城市无穷魅力的内蕴所在。实施文化立市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把握地域文化的特点和优势，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个性化特征和内在性规律，给地域文化以准确的定位。

唐山市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具有自身的资源区域优势，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工业文化和地震文化，具有价值上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近代中国工业第一城”这些响亮的城市品牌说明唐山高举工业文化大旗，形成独特的唐山工业文化是最佳选择，也是唐山城市文化建设中创新也发展的着力点。当然，工业文化并不等于污染文化，消耗文化，而应该是绿色工业文化。只有绿色工业文化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唐山劳动、投资、生活，唐山的城市才能更具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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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影评篇7

因此，开滦的重建，便不仅仅包括在废墟上重新盖起的房屋，还包括重新建立被地震摧毁的社会体系、道德体系、人际关系……以及人的情感。

从一瞬间到三十年，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

石金城

凤凰大合唱

这是一部由7首歌曲组成的，直接表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的惨烈场景，讴歌唐山人民在劫难中崛起、在废墟上拼搏、重建家园的英雄业绩，抒发对人民和全国人民无私支援的感激之情，表达唐山人民对党、对祖国最真挚的爱的大合唱。

这部名为《唐山，烈火中再生的凤凰》的交响大合唱，在198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0周年的日子，随着著名指挥家袁方手中指挥棒的挥动，在中南海怀仁堂骤然响起。

歌声贯长虹，掌声如雷鸣。台上台下，激情澎湃，高潮迭起。

每当想起当年那激动人心的一幕，石金城都会不由自主地落泪。落泪不只是因为他曾在中南海歌唱，更多的则是因为那一幕总是会让他想起大合唱诞生过程中与演唱团成员们共同度过的那些艰苦却又激越的日子。

当年这个作品是唐山地震十年以后，市音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当时作者里边有韩溪，有杨煜。杨煜是开滦的矿工，在开滦呆了17年。开始时他也下井，后来就专业搞创作。他的第一部钢琴协奏曲就是在开滦任艺术团团长时创作的《战煤海》，后来由于他创作上很有成就，就调到了市音协工作，专职作曲。地震时他的爱人和孩子都没了，为了纪念地震10周年，他和韩溪他们合作创作了《唐山，烈火中再生的凤凰》这么个交响大合唱。

那时候，排练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作品由好几个单位的60名音乐骨干组成，所以只能先各自为战，分片排练，待最后录音时再集中。正是这种分片排练，出现了很多动人的场面――在夜大班教室，当时还是抗震简易房里，在开平文化馆，在唐山矿俱乐部和唐钢俱乐部，在唐师音乐班，大家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大合唱。接下来就是工余、课余、夜战和星期天。队员们对作品的热衷程度，对这次演出任务的重视，排练时的认真和投入，是前所未有的，就连茶余饭后和上班途中，他们也哼哼唧唧地唱个不停。

不光是合唱队员，来自全市二十多个单位的乐队成员也是如此，音协也好，有关单位也好，没给他们任何津贴和奖金。他们认为，“唐山人唱抗震歌，是义不容辞的事，还讲什么报酬！”每次合乐从无人缺席，乐器自己带，谱架自己找，没有怨言和牢骚。

广电部决定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唐山市委在京联合举办“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专题音乐会的消息，是7月8日传来的，时间是7月28日，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

还记得那天演出结束后，大家特别激动，从中南海院内上车，连夜直返唐山，因为第二天还要参加唐山市的专题音乐会。途中大家谈论、品评着演出效果和将会引起的社会反响等，谁都没有倦意。于是就有人提议，到唐后应该先去纪念碑广场祭奠一下，说是特殊的日子，又发生了这样特殊的事件，理当来个特殊的纪念。可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去弄鲜花呢？哪怕是纸花也没有啊！刘新生出主意说，半路上找些树枝树叶来代替也一样。大家表示赞成和照办。

凌晨3点，我们从中南海返回到了唐山纪念碑广场。我们9个人庄严地在碑下献上了途中用树枝扎的“花环”，代表演出团，也代表活着的唐山人，向10年前死于震灾的24万亲人默哀。9颗心同时默诵着：亲人们安息吧！唐山，烈火中再生的凤凰已经腾飞，并将继续向着更远大的目标飞翔……

范锦才

地震没有砸死

就要活出价值

2006年的除夕之夜，是一个令开滦集团10万员工热血沸腾的夜晚――这一晚，由范锦才编导、刘振奎作曲、12位唐山老太和24名唐山小丫联袂表演的皮影舞《俏夕阳》在央视春晚一炮而红。整个春晚现场为之沸腾，全国亿万观众为之感动！在此之后的几天里，开滦的千里矿区始终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俏夕阳》上春晚了！”而随后传来的喜讯更加让开滦人精神振奋，《俏夕阳》过关斩将，力拔头筹，一举获得央视春晚歌舞类节目一等奖！

2006年5月31日，坐在我们对面的范锦才，这个机智、幽默的开滦汉子，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得意之色的意思。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就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曾洒下了他无数辛勤的汗水。57年的岁月风霜，并没有在他脸上刻下太多的痕迹，灯光下，闪过的是自信的光辉。

“地震没有砸死，就要活出价值！”能走到今天，唐山的抗震精神不断地激励着范锦才。对他这样一个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在他眼里算是奇迹呢？

2005年10月15日，对于俏夕阳舞蹈队编导范锦才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下午4时多，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我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歌舞类导演杨东生，请你尽快来一趟央视，我们准备把你的作品《俏夕阳》搬上春晚舞台！”

回忆当时的情景，范锦才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特别特别激动”、“特别特别惊喜”，因为对于他和他的舞蹈队来说，似乎是该来的终于来了。“这几年，我们就始终在春晚的边缘转悠。”

早在2002年底，《俏夕阳》受全国煤炭系统推荐到北京参加全国职工艺术节闭幕式演出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天后，节目组刚刚回到唐山，央视春晚剧组的电话和传真就追过来了，邀请这个舞蹈上2003年的春节晚会。

由于当年春晚总导演从没看过这个舞蹈，在有限的时间里又无法撤换别的节目，于是决定让他们为两位通俗大腕伴舞。然而在第二天的排练中，老大妈们踩着抒情歌曲的旋律跳起了皮影舞，怎么跳怎么觉得别扭，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像跟着京剧过门跳芭蕾，里外不对劲！”

最后，导演出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这确实是个好节目，别伴舞了，不如上正月十五的‘元宵晚会’吧。”此后，《俏夕阳》又陆续上了2005年央视三套春节歌舞晚会，大年初一的文化部晚会等。

再一次受到春晚邀请，范锦才和舞蹈队的大妈们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0月16日一大早，范锦才乘大巴来到北京。央视的“大导”就给唐山的“小导”出了个难题：“9个老太太在舞台上表演显得太单薄了，能不能增加到40个？”

“三个月的时间，让我上哪儿找那么多能跳舞的老太太去？”央视导演的大手笔让范锦才有些发懵。“不如增加些小孩子吧，这样既丰满了舞台，又突出了‘老少同欢千家乐，天地人和万事兴’的主题。”范锦才急中生智的新点子很快得到了央视的首肯。

一个月后，由12位老人24名孩子共同表演的《俏夕阳》新鲜出炉。

2006年1月12日，新版《俏夕阳》进京进行封闭式合练彩排，节目被安排在春晚第七个出场。

第一次节目审查下来，前面有一个节目被砍掉，《俏夕阳》上升至第六个节目；第二次彩排，又一个“大腕”被淘汰，《俏夕阳》成为第五个节目……激烈而残酷的竞争，让范锦才和老少演员们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唐山大地震影评篇8

4月18日，四川雅安地震前一天，一个网友发了一条微博，在接下来的几天被转发了4万多次。微博说：刚才出门，抬头看见西方天空出现了强震云……从云的形态、结构、颜色等特征看，似是6级强震云与快震云，能量的最大值可达7。

众多网友以此为依据，指责为什么网友都有预报而地震局没有？

这和5年前的汶川地震，一模一样，区别只是，当时没有微博。

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而每次地震后，地震局要都要受到来自公众的类似“拷问”。 2013年4月23日，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受灾居民黄胜莲站在因地震坍塌的房屋上。

这篇采访了大量权威人士写就的文章将为你展示中国地震预报界的真实现状：地震预报是一个学术坚守、学科尴尬、政治考量，甚或个人恩怨等等混杂的领域：有人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光阴，然而身背恶名；有人力图独辟蹊径，但被认为理论荒谬；也有人在探索中倍感希望渺茫，从此离开。

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级地震预报体系，也掺杂了权衡种种。

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基于尴尬的技术水准的尴尬的预报体系。

80岁的梅世蓉，在主流地震学界被认为是中国地震预报的一号人物。5年前的汶川地震之后，网上曾出现了一张颇有“”意味的制图。画面上，白发苍苍的梅世蓉正面半身，胸前挂牌，牌上有字：“国难真凶千古罪人，梅世蓉”梅世蓉3个字打了红叉。红叉的意思，是梅漏报了唐山大地震。

接受采访的梅世蓉为自己承担了“唐山地震漏报犯”的名头而委屈和愤怒，“任何一个从事预报的人，都想在此生哪怕报一个地震也好。”

梅世蓉的经历，或许是中国地震预报尴尬境地的一个缩影。

有关地震预报，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地震学者如梅世蓉般，不掩饰或多或少的沮丧。稍好些的是，如今专家们不用担心如唐山大地震时有被殴之虞。

“网上除了骂还是骂，我感觉我们应该被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曾说。此前的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开发票，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

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地震预报水平的不过关 50年演进之后，到现在甚至对到底要不要搞预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依然争议颇大。 政治任务变成了科学动力

审视中国的地震预报体系，你会发现：中国地震预报在1966年邢台地震中被最高层强调，于1975年海城地震中因成功预报而到达乐观顶峰，几个月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而后恢复元气之时，再遇汶川地震。而此后的玉树地震和最近的雅安地震，几乎每次都是被大众批评。

1966年可以看做一个节点。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有一位老人跟其时的总理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回望当年，正是那时的领袖激励了许多人的“预报情结”，也让他们从此历尽荣辱悲欢。要“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对年轻的学者们说。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梅世蓉，从此她在该领域研究了40多年。

1966年，正是“”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10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历史学家们也不示弱，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电、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大量宣传“鸡飞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预报地震。1973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病榻上看到这类简报，他写了一段话：“仅凭这些，真能预报地震？如果可以，还要科学干什么。这些事传到国外，是要被人传为笑话的。” 此前的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中国地震局的人员去商场买东西都不敢开发票，去医院看病还被医生责问。

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震被成功预报，成就了地震学者的巅峰体验。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有科学意义的两次预报之一。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1976年2月，梅世蓉等4人也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减轻地震灾害国际讨论会”。中国科学家讲述了海城地震预报经验。“我们都成明星了，”梅说，“有些大会没几个人，但是海城地震的预报，大礼堂鸦雀无声。”

明星体验终止于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了眼了。”中科院院士许绍燮说。

地震研究的低谷来了，一些人开始离开。梅世蓉的一位下属是重力研究方面的专家，1977年坚决要求回到原单位。1982年，这位专家就评上了中科院院士。而梅世蓉此后在一波三折的院士评选中，最终因被指有唐山大地震“漏报犯”之名而被搁置。

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国家地震局从各地调来人手参与研究震情。既然已饱受批评，也便不能再讲什么条件，新来的人在新搭的帐篷里干活。科技人员自然心有悲怆，而公众则多少有些“就该如此”的情绪。这些帐篷作为北京市最后一批抗震棚一直存在到1980年，因为实在影响北京市容，还上了电视。 地震预报？“我们就跟中医一样，被认为没水平。”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套实用化的预测系统被地震局开发出来，可对地震前兆的识别及判定给出定量的标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潮下，地震学者们也努力开发出了地震预报的专家系统。

然而一个致命的尴尬却始终存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出发点是，通过发现前兆来预测地震。但检测这些前兆的数据比如水氡或者地磁，它们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学者们却难以准确判定。

这源于学科理论的欠缺，地震预报的机理还没有解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说得干脆，“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

国际上有许多假说，但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理。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便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你一生在同一个地方赶不上两个地震。”陈运泰院士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希望多来大地震。”

但科学界自有评判规则，比如地震预报若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颇为困难，“你必须要提供理论结果和基础规律，但是地震预报不能提供”。“最穷的是搞预报的，搞地震工程和地震观测的都比我们强。”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

学科特点如此，也成了难题，而在论文篇目甚为重要的现今中国学界，这显然让年轻的预报研究者们颇为学术前程担忧。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些从邢台地震的惨状中“滚”出来，对敬爱的表过态，从此就怀上一辈子预测情结的年轻人了。

梅世蓉培养了4个学生，后来都转行去了国外的石油公司，利用地震波探测地质结构找石油去了。

尽管人才流失、水平下降，但是设备上去了。5年前的汶川地震时期，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部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有1000多个地震台。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些地震台网硬件建设是国家地震经费投入的一大部分。有接受采访的学者说，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因为前者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以证明地震局的业绩，而后者的突破则遥遥无期。

这些设备也确实在汶川地震后几分钟内便显示了威力。尽管有人随之评论：跟唐山大地震相比，30多年的进步，不过是汶川地震后能迅速找到震中。 当科学问题碰上政治考量

世界上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科学家可以地震预报，不用管老百姓搬不搬家。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家没权力任何震情预报，因为地震预报的水平很低。“你敢拍着胸脯说准吗？”一位地震局专家说。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梅世蓉还记得自己曾的一次北京有地震的预报，那是1976年年底，唐山地震之后压力巨大。但不久她便撤销了预报，“我走在长安街上去看啊，那真是稀有，好像是抗日战争逃难一样，你往东他往西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心里震撼啊。我们个人渺小得很，这个预报跟抛硬币差不多，但是一个意见可以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不能轻易搞预报，影响太大。”这最终成为作为地震预报权威的梅世蓉平生唯一的一次地震预报，“还没报准”。

至今时常被拿来当作正面典型的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奇迹，在地震学界看来是双重的巧合：学者的自信和政治人物的铁腕。“海城预报那是‘’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当革委会主任，地震局说可能有地震，还挺大的，毛远新说那少废话，把人都给我架出去。结果，真震了。”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回忆。

梅世蓉把地震预报总结为两个问题：“能不能预报，是问题；该不该预报，是很大的问题。”

总之，预报是很大的科学问题，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症结依然是老问题：地震预报不准。

而地震局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权衡，也是以此为基点。

现任新疆地震局局长王海涛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曾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强余震预报外，新疆地震局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可供的预报意见向自治区政府报告过，这基本上也是各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假地震”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

事实上，从地震局到地方政府，上述一整套做法好比一个“保守疗法”，减少了虚报造成恐慌的几率，但也减少了直接预报成功的可能。

如果不发生地震，前文所述的整个尴尬的运转体系倒也没有大碍，台网建设、抗震救灾都有了成果，学界也在慢慢等待预报方法突破的那天，虽然他们说这可能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汶川8级地震是对地震预报研究者一种信心的摧毁。王海涛说：“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 2013年4月24日，四川雅安，灵关镇，中国救援队进入一所倾塌的房屋进行搜救。 前路漫漫：反思和重振

事实上，如果在汶川地震之前，中国地震预报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有坚持的耐心。而汶川地震之后，预报界遭受了异乎寻常的打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在2008年的年度会商中，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这意味着不仅没有短临预报，连一个中期预报也没有。

这比唐山地震还凄惨，唐山地震虽然临阵预报的最后一瞬没有抓住，但是中长期预报，是划准了圈子的。

“汶川8级地震有没有前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涉及到我国40多年来地震预报的探索，以及我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前途的大事，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总结，汶川地震后我们应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肇诚说。

对地震预报前景的怀疑在中国一直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地震预报作为一个常规的工作来做”此言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闻。

张肇诚说，汶川地震的发生，使地震研究者备受煎熬，“我们应该做的是反思并重振，不能使脆弱的地震预报事业夭折”。

让倾向于地震预报的学者稍稍安心的是，汶川地震之后，时任总理在国家地震局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时说，要“深化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预测预防的水平，为今后搞好地震科学预测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模式”。

陈运泰院士对中国地震预报制度做了如下解读：不是我们的老百姓愿意住地震带，不是我们老百姓愿意住抗震性比较差的房子。你国家穷，所以你得研究地震预报。

然后怎么办？陈运泰的看法是：一方面说明目前地震预报的水平。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作转向的依据。

在2011年两会期间，著名地震专家陈运泰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预测的：就是如果不做地震预测研究，那就永远预测不了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