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家范文

当代文学家篇1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家们，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走向属于自己的领地。文学家们在摇晃，文学又在哪呢？

人们在地摊上发现了叫做文学的东西，正在廉价出售，而且是成批生产。但是，人们在也叫做文学家的装满了钱的口袋里没有找到文学。

在摇摇晃晃接近文学的族类中，先锋作家们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向传统挑战，以新颖的格调，绝然地给文学划出一块精神领地。人们有理由兴奋并给予最真诚的赞美，但兴奋平静下来的时候，赞美变成了遗憾。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最初期待的文学，只看见先锋作家们在用全部的激情和真诚作文学形式的试验，而且大多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模仿。历史故事背后呈现出现实感的枯竭，生命意识也悬浮在空中，变成形而上的空泛和迷离。

文学还在摇晃。

二

超越是文学生命发展更新的必然。一个阶段的完美是下一个阶段的束缚，不断超越，整个生命历程才有持续不断的辉煌。一代经典大师创造了文学的完美，完美的文学又超越经典大师。

当代文学有经典大师么？

文学在一个阶段内达到极致是超越的前提。在文学病态基础上的超越必然导致超越的病态。

文学必然摇晃！

三

中国的作家们一直在文学之外寻找文学。

“言志”“载道”的历史，把文学家的灵性缠绕在功利之中。功利消耗了作家的个性，也消磨了美的文学。作家们找来找去，只能发现政治伦理讲坛上的幻灯片。

在“空灵”“超越”的路上，作家的生命激情变成了不堪忍受的重负，只能寄寓在山水花月之中，转化为沉寂虚静的象征和隐喻。文学变成了参禅悟道的默祷词。

中国的作家们不是在地上呼天抢地，就是在祥云之上领悟玄机。然而，他们都在文学的大门之外。

中国文化有发达的政治伦理思想，有卓然超越的宇宙哲学，唯独没有对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生命哲学。个人、生命、灵魂，在中国文化中渺小苍白，圣人们不屑一顾。隐士们在山水之中确实体验到生命的某种真谛，但隐士的境界更近于宗教。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哲学，作家必然摇晃。

四

没有必要给文学下一个定义，也没必要用各种主义、流派圈定文学创作。

唯一必要的是：那些以文学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人，时刻关注人类生命的沧桑，在历史中发现一个民族的命运；在现世与超世之间，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发现人的处境和生命的神秘。并且通过创作，使读者“立即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勃特莱尔语）。

这样，当代文学自然不再摇晃。

当代的某些名作家们敢于搁笔，去旅行，去狩猎，或者来一次自己和自己的决斗。

当代文学家篇2

关键词：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分析

从我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不难发现时代的变化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每个时期不同，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也不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的认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逐渐秉持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学，因此当代文学在当前教育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形势下，我国当代文学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一、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分析

（一）创作目的出现了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都饱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内心饱含深深的文学情怀，文章都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体制下存在的弊端以及黑暗之处，同时又展现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这种创作目的使作家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得到激发，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朝气度。文学发展到当代，虽然仍然有批判社会以及向往未来生活的作品，但是也存在一些作家为了实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想，一心希望增加自己在文学领域中的知名度，一味迎合市场需求，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因为一个作品的好坏必须经过读者判断，所以当代文学市场以读者的阅读趋向以及需求为主导，当代文学家最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读者，占领更广阔的市场。所以，可以说作家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这也造成当代文学娱乐化、市场化以及庸俗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一些作家仅仅将创作所得的经济利益的高低放在第一位，没有足够重视作品所应该反映出来的现实意义。

（二）出现了现状批评现象

对于当代文学，现状批评应该属于诱惑力最大的一个部分，当代文学中，文革时期存在的文学作品最为薄弱，文革时期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的水准存在明显的不足甚至缺陷，因此一些学者将现状批评与当代文学相提并论[1]。在研究当代文学期间，一些学者重点分析了当代文学中隐藏的看法以及批评，对于作品中存在的隐藏观点以及批判，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有可能作者依旧以文革时期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当代文学演变没有将研究者思想的主流部分完全改变，所以，当代文学作品更加脆弱，以往存在的影响力以及吸引力都不复存在。此外，从中我们还能够发现当代文学作品前进的道路比较艰难，当代文学中问题以及矛盾比较突出，不过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得当代文学中各个作家和各个文学传统的差异得到最大程度体现。

二、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分析

从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有必要更深入的开拓文化研究，当前文学认知水平改变非常突出，文学领域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虽然当前当代文学发展期间出现了大量表达对未来生活美好向往的文章以及对现实社会批判的文章，但是还缺少能够打动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作品，所以这也应该成为当代文学今后的研究方向[2]。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对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养成长期探索的习惯。因此，为了使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目标更为健康可行，必须增加创作者与文学研究者的沟通与交流。对于研究当代文学作品的人，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保证研究以及探索足够深入，具体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应该立足于实际生活，从各个角度入手，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作品进行感受，清楚作家创作的最初意图[3]。同时，研究当代文学作品的人还必须能够经受多种不良因素包括功利以及商业的诱惑，秉持专业态度，对每部作品的核心价值从文学角度进行客观评价，这样才能够使更多更具备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使当代社会人们对精神领域具有新的追求和向往。另外，当代文学家必须能够抵制诱惑，秉持追求真理的态度，不被市场偏好左右创作，避免文学创作带上商业化以及娱乐化的特征，始终坚持将内心的真实情感通过具体的文字进行真实描述，使读者感受到足够形象生动的生活现象，从而使我国当代文学保持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国当代文学，发现存在着不少不良写作风气，使文学作品的质量被明显拉低，使当代文学领域的整体发展受到影响。所以，必须不断拓展文学领域，注重创新，使当前存在的问题得到改善，使传统旧思得到改变，在今后当代文学创作中，创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的作品，使当代文学领域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孙立盎.陕西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影响研究--以贾平凹作品为例[J].商洛学院学报，2016（3）：19-24.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月亮意象――当代文学的意象研究笔记（之五）[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2（4）：75-81.

当代文学家篇3

摘 要：古体诗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不论是文学水平还是影响范围都很深远。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当中，古体诗词的处境十分尴尬，其与现代语法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评价，甚至有当代文学家认为其属于僵化的文学形式，也导致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没有记录进现当代文学史当中。本文即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古体诗词作品进行批评，首先介绍了现当代文学史相关方面的理论和著作，并说明了反对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类观点，最终阐述了对这类观点的批评，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古体诗词；反对入史；批评

新文化运动开展至今，我国现当代文学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法、写作技巧等也随之更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成为了官方语言，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使得现当代文学更加的成熟。与此同时，文学研究者也在进一步编纂现当代文学史，对不断发表的优秀文章和现代诗歌予以记录和传播。但其中包含一种怪相，即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并未被收录到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诗淹没。

一、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资料的概述

新中国建立后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整理和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国内的相关文史资料、稿件等的数量也非常巨大，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种类，分别是著作、教材以及专业性书籍。这类书籍当中录入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以白话文的方式创作，其中所收录的古体诗词是历史上影响力较大的，但对于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则鲜有录入，即便录入也是毛泽东等伟人创作的诗歌，而这一部分仅仅是处于政治宣传和教育的考虑，并不是对古体诗词本身的评价。

（一）“新文化”时期现代文学史概述

我国最早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国内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就创作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并在随后整理的文集当中也有收录，该文章从白话文的角度对现代诗歌、小说、散文以及话剧等进行了论述，也算是正式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使用表明了界限。胡适先生始终认为现代诗歌已经超越了古体诗词，更加具有自由性，这属于文学本身的进步，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进化”，并批评古体诗词本身约束条件过多，导致了其格式呆板，容易相互模仿。这也就说明，胡适先生本身并不欣赏和赞同古体诗词在现代文学当中的地位，而这一观点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当时文学界各学者的认同，也成为了当时乃至如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评价依据。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阶段，新文化的诞生亦如历史的更迭无法阻挡，因此文学研究自然要从“新”处着手，也就使得古体诗词成为了更加边缘化的事物[1]。

（二）建国后现当代文学史概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最初进入了几年动荡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化的负性和深入研究，尤其是改革开发以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教育的改革，文学研究者们也开始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创作并发表了诸多文学研究作品，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史纲》等。该时期相关研究者所持有的观点仍然带有阶级化、革命化的特征，因此绝大多数学者均对新文学推崇备至，因此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就无法获得学者们的认可。直至80年代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转型时代，国内民众思想解放，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也开始由单纯的革命性转变为审美性，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文学史“重铸”的呼声。之后国内出版的很多文学史方面丛书也对现当代各类作品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部分通俗文学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外，在这其中还出现了很多针对于现代诗评价的著作，例如《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国现代分体诗歌史》等，由此现代学者对于古体诗词的排斥性更为明显，导致文学史重铸后仍然对原有的部分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进行研究，而没有加入后期创作的全新内容[2]。

（三）当代文学史教材概述

文学史教材是当代文学史专业学生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其所具有的专业性更为明显，并且与文学史专著相比更加具有包容性。因为这类书籍的重心在于知识的传递，因此在创作方面所持有的态度更加的公平和严谨。但也就是在这类包容性较大的图书当中，仍然未收录足够的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这不禁令人唏嘘。

二、反对现代人创作古体诗词录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观点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文学的研究应该秉持公平的态度，现代人所创作的白话文和文言文、古体诗和现代诗等本身不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但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实际研究当中对于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具有很强的排斥性，这种将“旧”文学排斥在“新”文化研究之外的方式使得现代文学史研究趋于局限性[3]。虽然有部分学者努力为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寻求应有的“地位”，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其表示反对，甚至很多学者在公开的研讨会议上表示了对其的评判，其观点具体如以下几点：

（一）古体诗形式老套

最早国内将古典诗词称之为“旧体诗”，并且是由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意在将其与新体诗相对应，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提出古体诗词的形式陈旧老套。现代著名文学家胡适先生认为，古体诗词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期开始没落，与其自身形式陈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文化的发展需要打破这种桎梏，由此在文学发展史当中彻底否定了古体诗的地位和作用，使之开始游离于主流文学创作之外[4]。同时，现代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对于用词、格式、音韵等的要求已经达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样会束缚住文学创作当中的自由性，不利于人们情感的自我发散，因此其已经是过时的文学[5]。

（二）古体诗思想停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本身所表达出的感情十分有限，并且由于其文学形式的制约导致创作时无法更自由的思考，不能承载现代人多元化的思想，而只有白话文或通俗语言才能够更好地传达这种现代化的思想。这种观点从上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了现代诗解放古体诗的重要指导，古体诗每句话的长度、句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可能表达出更加高神的复杂心理，因此如果继续使用就会导致思想的停滞，不能与时俱进。

（三）古体诗接受人群少

古体诗在创作过程中引经据典，词语中不乏晦涩难懂的词汇，加之现当代语言环境的变化，人们已经完全舍弃了文言文的交流方式，由此导致能够接受古体诗的人群数量逐渐减少[6]。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持有这一观点，并且认为现当代人创作古体诗难度较大，而且只能用于自娱自乐，抒发个人情感而已，对于公众的影响并不够直接。同时，现当代人在创作古体诗之后也并不会获得如唐朝、宋朝等时期的地位，缺少了文化氛围的辅助，失去了营养和生长土壤，迟早是要被历史所淘汰，因此现代文学研究者将古体诗视为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学体系。

（四）古体诗无法与时俱进

新体诗本身就是一种新时代的体现，并且能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风采，反之古体诗的创作思想更加陈旧，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体诗作品，但绝大多数现代文学史学者仍然认为古体诗在语言风格上无法做到现代化，因此不能全面地体现现代性，做不到根本上的与时俱进。同时，虽然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引经据典方面有了很大的革新，但是其创作形式仍是保守的，与现代文学当中所推崇的创新型思维背道而驰，不能代表现代人的思维模式。

三、对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的批判

（一）内在与外在的区别

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古体诗词本身的音律、用词、形式等过于刻板，不符合现代文学发展的要求。这种观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激性，因为不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从本质角度出发都是诗歌的一种，相对于此的音律、用词等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辅助诗词内在思想表达的工具而已。文学创作的本质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将一个人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因此单纯通过对陈旧形式的批评而全盘否定古体诗是错误的[7]。从国际文学史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现代诗歌是从欧洲的十四行诗发展而来，而这种文学体系在欧美等国家仍然流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在音韵、用词以及用典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和创新，并且在抒发内心感受时也并无差异感，因此不应该将文学体系的外在和内在相混淆，从而全盘否定某一种文体[8]。

（二）现代性的重新评价

现代文学家在反对古体诗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由中强调了文学的现代性，但其只是简单的以古体和新体对两种文体进行了区分，从而指出古体诗不具有现代性。但是在上个世纪末期，我国文学界已经对文学上的现代性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指出对于追求自由、平等，渴望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作品均可称之为现代化文学作品[9]。而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也具有这些特征，例如老一辈革命家毛啥、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文学家鲁迅、叶圣陶、老舍、茅盾等也经常写作古体诗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还创立了专门用于研讨古体诗词的中华诗词学会，发展至今会员数量以超过十万，其所创作的诗歌歌颂现代化建设，抒发了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期冀，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点[10]。

结语：

反对现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录入现代文学史的理论本身过于偏激，虽然看似有理有据，但根本站不住脚，加之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被古体诗词的风采所吸引，受众群体也在逐渐增多，其回归我国文学体系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应该重新重视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放弃偏见，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韩晗.现当代文学史何必“无所不包”？――兼谈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体诗词的关系问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05）：117-121.

[2]黄丹青，黄文虎，曹顺庆.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161-165.

[3]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文学评论，2011（06）：209-215.

[4]焦亚葳.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入史的三个标准[J].湖北社会科学，2016（08）：102-103.

[5]邢洁.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美与时代・城市，2014（04）：128.

[6]陈国恩.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J].中国韵文学刊，2011，25（02）：112-116.

[7]李遇春.学科权力与“旧体诗词”的命运――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札记[J].文艺争鸣，2014（01）：79-88.

当代文学家篇4

实际上,对于“旧体诗词”这一片有待大力开拓的学术领地,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争议,我们不妨套用一句政治外交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现代与古典交叉融合的学术平台上共同推进“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不存在垄断性或独占性的学术领空,我们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需要的是精诚协作而不是文人相轻、彼此拆台。一般来说,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秩序中,这也是他们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旧体诗词时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在目前大陆内地的大学中文系学科体制下,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因为学科背景所限,往往容易忽视现当代旧体诗词与新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延续与传承。这样就容易割裂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容易在旧体诗词研究中出现“非历史化”弊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关注旧体诗词的过程中带有更强烈的文学史诉求,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将旧体诗词整合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秩序中。也许在古典文学底蕴和传统诗词格律方面有所欠缺,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这种“大文学史”研究视阈是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旧体诗词时所不具备的。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也在不断地呈现出新的变化,或者在形式上创旧,或者在精神上纳新。可以说,大部分的旧体诗词作者都在暗中与“新诗”较劲,与新诗人较劲,暗中比拼实力和潜力。因此,如果失去了新文学和新诗的历史参照系,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必然会缺乏历史感,无法做到很好地与新文学史整合起来,顺利地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新旧对话与新旧对接,而是处于一种比较孤立、比较偏执的狭隘研究状态,或者堕入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陷阱之中,只不过不再是以“新诗”的名义反对“旧诗”,而是以“旧诗”的名义反对“新诗”了。这种孤立的或偏激的旧体诗词研究模式仅止于“旧体诗词研究”,而不是我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目前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作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大而言之,它涉及到中国近代诗词向现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向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转换的艺术问题;小而言之,它还涉及到“抗战”前后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还涉及到“文革”前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变问题,以至于市场经济与网络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的艺术形态转变问题。这些艺术转型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了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度理解。关于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问题是更能发挥现当代文学学术背景优势的一个研究课题。对于学术背景是来自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而言,长期以来以新文学作为研究的中心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这当然是一柄双刃剑,虽然限制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进入新旧文学会通之中,但毕竟也为我们日后研究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打下了坚实的现当代文学史基础,这也是古典文学学者研究旧体诗词所不具备的学科优势。

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理应成为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学术支点,甚至是研究新旧融合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支点。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的那个神奇的支点一样,我们虽然无力撬动地球,但却可以通过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研究这个学术支点撬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厦,最终目标是改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进程或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框架。研究中国新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走向深化,而且还能够推进中国现当代新文学研究走向深化。一旦我们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旧体诗词一旦同小说、散文、新诗一样被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我们将会发现,原来有不少新文学家的新诗创作或小说创作实际上是比不上他的旧体诗词创作的。比如说,鲁迅的旧体诗是其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也是不可多得的部分。然而,当我们在文学史中提及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时,多半关注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包括杂文)创作。虽然有许多关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专着出现,但还是无法改变现代文学史对于鲁迅叙述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以文化激进主义着称的鲁迅不仅旧学功底深湛,而且无论其小说还是散文创作中都蕴含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资源。此类现象在田汉、郁达夫等人的身上也体现得比较明显。田汉虽然以创造社的新诗人着称,也以南国社的话剧作家驰名天下,但田汉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显然在他的新诗创作水平之上,而且他的旧剧新编水平也完全不亚于他的话剧创作水平。总之田汉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古典诗学修养和古典戏剧修养的现代民族文学大家,他的创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至于郁达夫,他的旧体诗在民国新文学家中堪称风华绝代,着名画家兼旧体诗人刘海粟曾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成就排序其实应该是旧体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第四,而郁达夫的老朋友郭沫若也说过大意相同的话,可见君子所见略同。(4)凡此种种,皆说明将旧体诗词创作从新文学史研究中“驱逐”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如果把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视野中,将对许多现当代新文学作家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

目前中国内地的高教科研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研究视野。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级学科下辖几个二级学科,主要是古代文学科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还有文艺学等其它二级学科在内。古代文学研究又分得很细,比如搞先秦的,搞唐宋的,搞明清的,或者是搞诗的,搞词的,搞戏曲的,不断地细分甚至是微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学科知识的条块分割,长期下去就养 成了当代学人的小农意识和江湖习气,各自占山为王或井水不犯河水,有个根据地就行,有块自留地也不错。现当代文学总共也就不到一百年时间,又细分为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或者现代诗歌研究,现代小说研究之类,不断地自我狭隘化,把自己关进了现代学术牢笼。文艺学也是分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之类的,彼此对立,很难对话。大家都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按照既定的教科书授课混日子,不愿意打破任何学科界限和学术壁垒,积累下来的学术惰性积重难返,完全忘记了“文史哲不分家”的大学术传统。在这种学科分类体制下,“旧体诗词”就成了文学大家族里的“黑户口”,“旧体诗词研究”也就成了长期无人问津的灰色地带或黑色地带。搞古代文学的学者一般不屑于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搞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一般对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充满了敌视或者漠视,这样就让一个原本属于现代与古代交叉地带的学术领地长期沦陷了。好在现在很多人已意识到这样一种扭曲的学术微分体制需要改变,纷纷反思所属的学科权力制度,这就为“旧体诗词”及其研究走向“合法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体诗词”及其研究已经成了当前中国内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这恐怕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而不是转过身去。据说中华诗词研究院建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提升当前中华诗词研究的学术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专业化的旧体诗词批评家和研究队伍,以便提升中华诗词研究的整体学术含量。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当下中华诗词研究队伍里面需要整合两股学术力量的合力,一部分是来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一部分要调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在现当代文学界的老一辈学人里,北大的钱理群先生,还有后来调入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以前在中国社科院的刘纳先生、东北的孙中田先生,他们都曾倡导旧体诗词研究,但他们拘囿于建国后学科壁垒的长期限制,虽然也想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思维方式和文学史叙述框架,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发动一些中青年学者介入其中。据我所知,现在每年都有一些硕士和博士在做旧体诗词这方面的学位论文,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界里做明清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延续到了民国诗词、近现代诗词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界里面也已经有一些旧体诗词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轻易地在学术网络上检索得到。所以,中华诗词研究院应该把这些年轻的有朝气的学术力量整合起来。目前来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作者队伍还不够强大,一些旧体诗词焦点问题的学术讨论还无法深入开展起来,这说明我们确实需要优秀的旧体诗词学院派批评家和优秀的旧体诗词研究学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专业批评家和专业学人涌现。最好是出现这方面的专业研究群体。只有专业素养的批评家群体出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发现好的旧体诗词作家和作品,才能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推向经典化的学术进程。

中国需要一部大文学史观的现代文学史,这种大文学史里面应该要有旧体诗词的一席之地。只有建立一个新旧兼容的大文学史框架,才能在新旧兼容的学术视野中将旧体诗词研究与评论成果纳入经典化的学术秩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长期以来都流行一种观点,就是旧体诗词不能或不适宜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的生存体验。其实,旧体既能表达传统性的生存体验,也能表达现代性的生存体验,甚至还能表达后现代性的生存体验,这就如同旧瓶能装旧酒,也能装新酒,只不过旧瓶装的新酒会产生不同于新瓶所装的新酒的味道,但也算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既要允许新瓶装新酒,也要允许旧瓶装新酒,不妨两种酒的滋味都好好尝一尝。必要时还可以换一换口味。读腻了新诗之后不妨再来读一下旧诗,写惯了新诗之后不妨再写写旧诗,诗体的转换对诗人的能力是一个挑战,但这是应该鼓励的一种挑战。“会当凌绝顶”,真正的大诗人还得多会几种诗体,多练习几套看家本领才行。实际上,毫无疑问,用旧体诗词来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生命体验在难度上更大,因为旧体提供给诗人施展腾挪的空间普遍上比新诗提供的空间要小得多,自由体的新诗由于少了形式格律的限制,虽然在表达现代人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上有其自由表达、无拘无束的长处,但其短处也是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的,诸如不够含蓄,不够凝练,过于直白,缺乏余味等等。而有些优秀的旧体诗当中的意象的捕捉、东西方典故的撷取,还有现代表现手法和意象组合方式等等,都呈现出吸收新诗精华的趋势。可见旧体诗词同样是能够传达现当代人的多种思想、情感与意志的。诗写得好不好不能归咎于诗体,而取决于诗人在写作中是否选择了合适的诗体。况且,国内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对于有些文学类型或文体样式,我们很难简单地做出现代性或传统性的结论。钱理群等人合着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有个着名的序言,大意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用现代汉语来传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问题在于,现代人能否只能表达现代性的思想情感状态?其实现代人的思想状态并不一定都是现代性的思想情感状态。现代人也可以表达传统性或古典性的思想情感状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与今人其实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情感。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纯粹的纯而又纯的现代人,没有丝毫传统的气息。所以很多思想情感形态是很难下判断是现代还是传统的,更经常的是兼而有之,关键取决于从何种立场或视角来看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经过修订,就把范伯群先生他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的现代通俗文学形态写进了现代文学史,比如鸳鸯蝴蝶派文学,张恨水等人的言情小说,王度庐等人的武侠小说都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后来南京大学董健和丁帆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也把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写进去了。现当代的传统形式通俗小说在很多人看来是反现代的,至少不是纯粹现代性的,但经过学者们一番新型论证,也就阐明了这些传统性很强的小说形态或文学思潮具备了现代性,于是就可以堂而皇之进入现当代主流文学史了。既然传统意味浓厚的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文学能够进入现当代文学史,那么旧体诗词为什么就不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之中?章回体也是旧体,现代章回体小说也属于旧体文学,但旧体小说能被接纳,为何旧体诗词就不能被接纳呢?很明显,这里有思维定势和思维误区在作祟。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旧体诗词成见太深,要他们在短期内发生认识转变确实很困难,很可能是因为新诗革命曾经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和排头兵,打倒旧体诗词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图腾和象征符码,一旦承认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合法性,似乎就意味着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失去了合法性。但这实在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性。

今人当然可以重评五四,可以反思五四,反思五四的文化乃至文学激进主义,但反思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五四的历史贡献,不意味着否定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反思历史是为了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继续开创新的历史。当代中国文学,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戏剧,其未来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都必须在新与旧的对话与融合中重构各自的文体新气象,这是未来的召唤,也是传统的力量。研究旧体诗词并不意味着背叛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五四精英和文学先驱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无不在五四以后还坚持写旧体诗词,甚至用文言着述,他们在反传统的时候一直在坚持维系传统命脉。我们有了钢笔不意味着就要抛弃毛笔,有了电脑打字不意味着就要完全放弃用手写字,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现代断裂主义,我们要平心静气地面对历史。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我也不想陷入争议的旋涡,与其再去争论什么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的合法性与非法性问题,还不如扎实地开展一个个旧体诗词作家个案研究。任何理论都要立足于现象,我们需要扎实的个案研究推出真正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只要这些作家作品真正具备经典的特质,那就一定能通过文学经典化机制的检验。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机制和模式,我们必须遴选出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界的“鲁郭茅巴老曹”出来,我们必须遴选出中国当代旧体诗词界的“朦胧诗五人选”出来,不能太多,不能完全照搬中国传统的“诗坛(词坛)点将录”模式,一整就整出一百零八个出来,那样就太多了,泛滥了。我们必须用专业的眼光,学术的眼光,历史的 眼光,审美的眼光,通过文学史经典化机制来推出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领域中真正有代表性的诗词作家和作品,乃至有代表性的诗词社团和诗词流派,只有“擒贼先擒王”,抓住旧体诗词创作的标志性人物和社团,才能完成书写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的文学史使命。如果我们推举的那些诗词作者提不到台面上来,人家就会鄙视我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专业素养,所以我们要有文学史的史心和史识。回顾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必须承认,“新诗”有成绩但成绩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我们的“新诗”不能只是满足于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诗歌流派。当年胡风就曾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在中国新拓的一个支流。

当代文学家篇5

在3月底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演变成“顾彬讨论会”。“我希望我是错的！”顾彬说，20世纪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

首先向顾彬挑战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他表示自己对中外对话过程中形成的“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现象很不满。“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调整。以前我们会非常客气，外国学者说的良药苦口我们都接受下来了，我们今天不要这样。有问题摆到桌子上一起讨论，即使互相之间会有一点冲撞，也没关系！”

他接下来指责顾彬“越界了”。在他看来，将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根源归结到外语不好上，绝对是错误的；而将1949年前后的作品笼统作好坏的评价，是哗众取宠。他还希望顾彬能够替中国作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我们全国这么多的传媒在炒作，给当代作家带来多大的压力？”他还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做德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到处说德国文学不行，德国人会有什么感觉？陈平原认为，顾彬如此过分的批评，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过于谦和了。

整个研讨会都在评价顾彬，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3月26日晚，在这次研讨会结束之后，记者专访了顾彬。

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或其他什么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么从学习神学转变到研究汉学的？

顾（以下简称顾）：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所以我想通过神学了解人是什么，但在1960年代德国大学中了解到的神学，不一定会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去找，先到哲学再到文学。可以说，我看了欧洲所有哲学和文学的经典，因为很多作品是外文写的，所以我学了很多在学校没学过的外语。

我偶然碰到一个美国诗人的翻译，他翻译了不少唐朝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的翻译。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学一些古代汉语呢？然后我开始学日语，我想了解中国文学能不能帮我找到“人”。因为不能够来中国，所以我1969年去日本找中国，找到唐朝的中国，日本保留很多唐朝的中国。从日本回来后，我觉得应该多学汉学，不光是唐朝的诗歌，还有孟子和孔子。这给我一个感觉，中国文化、哲学、文学的中心就是“人”，所以我从神学转到了汉学。

《南》：你更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顾：我最喜欢的是唐朝的诗歌，宋朝的散文。我不喜欢宋词，但是我喜欢宋朝的散文，太好了，美得不得了。我现在写《中国戏剧史》，元曲不能够说很喜欢，但非常有意思。明清的小说也不错。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古典文学正好相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的批评非常尖锐。你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和在大众媒体面前的批评是一样的么？

顾：我的书写得非常客观，我也介绍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作家和作品。我知道不少德国人，不一定是德国汉学家和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充满了偏见。我不会责怪他们，有时候是我们工作得不够。比方说，我写中国古典诗歌史，我希望德国人看了中国古典诗歌之后，觉得中国文学真的太好了。但是我受到了批判，因为我给明清的篇幅比较少，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诗。

我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是历史学家，虽然你不喜欢某个人、某个作者，你也知道介绍他们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你还是介绍他们的作品。我在里面介绍了一些完全过时的作品和作家，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到作用，但是一般的德国读者看到这个会说，这就是中国文学，我不感兴趣，算了吧。

现在德国有一些教授的职位，是为了专门介绍中国文学而设置的，但这些人根本不搞翻译工作，也不接受中国作家，不和他们见面。我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作家会来波恩和我开朗诵会，我问我的同事，要不要和中国作家接触，他们都拒绝，说不要，没什么意思，无聊。他们不翻译，不介绍，不接触，不写，他们用我的资料来上课。

《南》：他们是仅仅凭借印象得出中国文学没意思的结论？

顾：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应该承认，然后我们可以再客观地谈中国还有不少好的作家。大部分人不是作家，是骗子或者其他什么。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不成功的话，可以下海赚钱去。19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

《南》：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

顾：因为他们不认真。我说过文学不是业余的，文学是工作，应该有责任感。

《南》：中国作家不认真和作协体制有关系吗？

顾：德国也有作协，我也是作协分会的会长，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作家本身。作家应该觉得文学就是他的生活。

重新回到文学的标准上

《南》：你把1949年作为一个界限，分别1949年前的文学和1949年后的文学。但1949年之后，不是也有很大差别么？1980年代前后，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个界限呢？

顾：当然也是界限。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许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而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很多中国作家，内容关注爆炸性、刺激性，所以记者注意到他们。比方说，几年以前，中国一对夫妇写《中国农民调查》，他们拿了柏林一个非常高的奖金，但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乱七八糟。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只要某一部作品被禁止或遭到政府的批评，那么就认为他们是好作家。他们根本不从文学本身来看作品，问题在这。作品可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不绝对。语言还是最重要的。

《南》：你觉得中国文学的水平不够，那在你看来，哪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了较高的水平？

顾：冰岛。50万人口，有一个人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你可以说，我的标准是冰岛。

《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你基本上都是认可的？

顾：不是，根本不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基本上是政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有多深？像余华、李锐这些作家的作品你都看过么？

顾：我都看过，很多作品看了第一次，就够了，不想再看第二次。有些作品写得很像电影剧本，很像给某个历史性阶段加上一幅插图。另外，我非常讨厌一个作家重复别人讲过的故事。

《南》：你觉得台湾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

顾：我可以这么回答你的问题――我跟一个比较有名的台湾文学评论家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台湾文学就是给台湾人写的。如果这句话真的有代表性的话，那我不要研究台湾文学。给台湾人写的，不是给台湾以外的人写的，这个地方主义太可怕，所以他们现在完全处于边缘。而夏宇，他的诗歌是一流的。

《南》：陈映真你觉得怎么样？

顾：现在我们回到内容的问题上来。他们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这个我承认，但是他们都是左派。我不反对左派，但是应该聪明一些。他们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是搞民族主义的，首先他是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立场。但是这些人现在好像都不写了是不是？他们还在写么？

《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希望中国当代作家能够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看清世界最好的文学家，向他们学习？那么，这个坐标是谁？

顾：你看北岛，他和1920、1930年代的西班牙朦胧诗派是分不开的。德国诗人策兰，王家新专门翻译了他的诗。我的意思是说，北岛、欧阳江河、王家新，他们不与中国文学（为伍），他们是世界文学。

《南》：中国当代文学家，是更应该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去学习语言，还是学习国外的著作？

顾：都需要。如果一个中国学者没有学过好多好多外语的话，他根本不能了解1949年以前的文学。比方说戴望舒，他深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胡适，好多作品是英文写的；钱钟书也是；等等。但是中国的当代学者，因为外语很差，根本不看中国作家过去用外文写的作品。

批评与反批评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引来很多反批评。你觉得今晚那些对你的批评都是没有道理的么？有没有部分修正你的观点？

顾：对我来说，争论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是很有问题的，应该多谈一谈。今晚的争论对我来说是好的。有些人发怒，我觉得不错，这说明他还是关心中国当代文学。

《南》：你还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完全不认同批评你的观点么？比方说你对作家应是好的翻译家的过分强调。

顾：他们不对。

《南》：你强调作家懂外语的重要性，认为这样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但反对者认为写作是很个人化的事情，能不能看外文原著不重要。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你看来，文学更多是技术活，需要不断地参考和学习，而批评你的人认为，文学很多时候是靠悟性，需要天赋。

顾：我觉得文学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同时，文学是刻苦的工作，和你们记者的工作一样。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1个月到3个月之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说明他一天只能写一页中的一部分，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诗人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一些诗人也许会一个星期写一首诗，但中国的散文、小说作家不会这样做，他们盲目自信。

《南》：你是说中国作家觉得自己有天赋，所以就可以不断去写？是这意思么？

顾：中国有400万个作家，他们之中可能有一两个有天赋的，其他的肯定不是。

《南》：你还是觉得有的作家是有天赋的。

顾：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但这是意外。

《南》：在你看来，谁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最好的。是夏志清么，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顾：不。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问题，这个你应该知道。他完全否定鲁迅。抬高张爱玲是不错的，但是他基本上否定20世纪的中国（左翼）小说。

《南》：他这个和你否定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是不是有点类似呢？左翼就是意识形态化，所以要否定他，就像你觉得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外语不好，不会阅读外国的原著，视野很受局限。他有他的标准。

顾：他的标准是政治的标准，所以觉得鲁迅等都有问题。张爱玲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觉得她是不错的。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家，文笔好，语言好，她的英语也非常好。

《南》：那你觉得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哪一本是比较好的？

顾：你说中国么？这个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因为你们有这么多书。国内有两个人，我用他们的资料用得比较多，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得很好，一个是陈平原，我用他的现代文学史特别多，他也写得不错，基本上不错。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文学史研究的话，我也可能没法写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他们客观，有很多很多资料，等等。

《南》：但是陈平原就反对你的很多观点。

当代文学家篇6

我国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是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他们各自独特的内涵是需要挖掘和探索的。虽然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都有着类似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特别是在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方面也是大体相同的。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用他们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粗犷豪迈的气质书写了不朽的诗篇，打开许多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所赞颂的真善美和批判的假恶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大小来划分文学作品的贡献，而是应当正确认识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

1.当代文学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学

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已经逐步摆脱了对主流文学的依赖和追随局面，在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开拓了全新的领域，各民族自我文化和文学的创立已经彰显出其独有的魅力，自成一家，把文学的民族性逐步加以弱化，进一步构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这是对当代社会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最好表现。在多元化和各民族文学共存的文学形态下，构建一个新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各民族文学要以主体地位进入到中国文学领域，让各民族文学都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性，它同中国文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不能够被忽略和抹杀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当代文学家篇7

一、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影响

(一)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史观

20世纪80年代前的史学史叙事是以左翼文学史叙事为主流,并且其分期的划分标准是以政权的更替作为现代和当代的区分。但是,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理论及着作传入中国后,给中国传统的研究模式带来冲击,一批被埋没的作家及作品被重新挖掘出来得到重视,文本再解读及当下热门文学研究等,与海外的汉学研究者们有直接的联系。出现了一批有独到见解的文学史着,像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在历史分期上不再是年代的划分,将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分析,寻找文学史上的共性及个性,叙事主线也突破了左翼文学这一单一模式,加入了日常叙事等非主流叙事,研究立场上批评了左翼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错误,客观去评价被主流遮蔽的作家及文学现象。对周作人、钱钟书等作家的评价及对一些“新月派”、“新感觉派”的重新发掘等,给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机的组成部分。

(二)拓展了学术视野

中国现当代文学时间脉络十分的短暂,作家及作品也十分有限,有限的时间及作家,使得其研究范围面十分的狭窄,研究上升空间不大,使得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是海外汉学家突破传统,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被学术界不断地认可。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对主流之外的其他作家的挖掘,都属于新的研究视野与领域。夏志清着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该书中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胡适等人,同时也分析了张爱玲、钱钟书等这些主流之外的作家的作品,使得传统左翼文学家的构成注入新鲜活力。边缘视角一直是被主流抛弃在外的,但是从边缘视角切入可以反应对社会的看法,沈从文的文章多从边缘人物展开叙事,很多学者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公正的确立了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格局在汉学的影响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海外汉学家在阐述文学现象、评价作家时通过分析其作品作为衡量标准的学术理念也给国内的学术界很多的借鉴。海外的汉学家像夏志清通过分析作品,来发掘文学文本的审美意义,这正是我国作家需要去借鉴的,从文学作品去审视作家的研究视角,分析文学价值。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文学价值为中心,以文本细读为出发点,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其着作重在及时的去纠正文学上的不良倾向,又能够给一些作家平反。鲁迅的作品在经过作家们反复的摸索与研读之外,可以发现鲁迅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鲁迅作品《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作品中经常出现孤独者的形象,否定了钱玄同对其预言的毁坏“黑屋子”的希望,给予其平反,并且鲁迅的作品给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经过海外研究者的冲击,带给我国的汉学研究者很大的思考空间,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突破,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合理借鉴但不盲从

尽管西方汉学研究者给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冲击力,我国研究者在借鉴与引用的同时,也应该分清主次,不要去盲目跟从,导致自身研究理论没有原创力。汉学是在西方研究者的基础上才壮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以中国的研究学者在借鉴了西方作家的研究理论之外,应该去结合我国的历史以及民族特色,去着作有中国特色的文章着述,从而才会有更大的说服力,注重本土化创作。辩证的去思考与分析,文化在碰撞的基础上才会推陈出新,多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格局方面下功夫,扩大自身的研究范围,拓展研究面。

三、结束语

当代文学家篇8

在今天看来,文学的这种“公共性”首先来自公共生活的一体化,文学不过是这种一体化的公共生活中的较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依照某种权力的指令,文学家像外科医生一样,致力于公众的思想改造和灵魂重塑的手术。这样,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当代文学是那般的高贵和强大。然而,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大和意识形态禁锢的松动,当代文学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就暴露无遗。

长期被误解的“文学公共性”的虚假性一旦被揭穿,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自身在“公共领域”及“公共事务”中退场的命运。建立在作协机构、报刊出版、学院文学教育等文学制度之上的垄断性生产关系,面临挑战。在大众文化时代盛大的文化筵席上,文学不得不屈居一隅,在次要席位上分得一些残羹剩饭。虽然在主流的文化格局的等级秩序中,文学依然高居文化金字塔的顶端,但显然已不再居于公共言论舞台的中央。文学家的角色在公众视野里备受冷落,文学的声音也变得可有可无。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文学充其量只能自救了,拯救社会或拯救公众的宏大理想,变得不切实际。

世纪之交,一些新锐作家也进行过重返文化舞台中心的努力,他们热切地拥抱大众娱乐市场,多少也吸引了一些舆论的关注,但在“娱乐化”的文化狂潮中,文学所能掀起的不过是几朵细小的泡沫而已。依靠自身的娱乐化来引人注目,这也不是作家的特长,而作家们的“丑闻”的剩余价值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另一方面,文学拥抱市场的结果,是自身的泡沫化。1980年代的文化新潮过去之后,文学的创造性精神即日渐衰颓。19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写作的翻新只是体现在年龄段、性别和容貌的差异方面。一层泡沫被撇去之后,新的一层又生长起来,此间的唯一标准是利益。当代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独立品格和价值核心的“文化泥块”,曾经根据政治利益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现在则根据商业利益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政治或商业的价值替代了文学价值。文学尚未真正建立自身内部的价值,要想在社会公共领域引导价值,如果失去了外部强力的支撑,就只能被公共文化所抛弃。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呼吁自身的独立性,试图挽回自己的尊严。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自律性的试验,是文学恢复自身主体性的尝试。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遗产,即是试图建立文学自身在价值上和美学上的内在完整性。事实上,这一传统始于“文革”后期民间青年知识分子的隐秘化的文学书写(如“今天派”诸诗人的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派”的文学书写,并非依靠积极和公开地“介入”当下的公共生活来赢得其公共性,相反,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公众所知晓,它是以对一体化的公共生活的疏离和回避,来赢得自身的价值。

倘若文学自身尚未获得自主的意识,其现实“介入”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舆论,成为某一社会阶层(有权势的或无权势的)的代言工具。文学家需要面对的首先是个人,是个人的内心。他常常以逃离公共生活领域、疏离公共事务,来获得对公共性的独特的关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陈寅恪的意义。当几乎所有的学者和作家都在忙于为现实涂脂抹粉的时候,陈寅恪选择了寓居岭南,与世隔绝,专心为古代的一位身份卑微的风尘女子立传。

文学写作,首先是一件发生在私人领域内的事情。文学的书写空间是孤独的,同时,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内在的自足的和自我完善的。另一方面,文学的阅读空间也是相对孤独的和自足的。尽管文学又是会被拿到公共场合下,为众人所分享,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文学还会表现为公众情绪的原动力和催化剂。但这都是文学的非常状态。在现代传播的语境下,作为印刷符号的文学文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单个作家的个人的话语。在通常的阅读状态下,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应该是两个孤独的个体之间的互相打量、注视、倾听和理解,最为重要的是,这种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灌输和控制。读者有权随时抛开手上的任何作品。从这种理想的文学阅读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公民社会交往伦理的雏形。通过阅读关系,作者与读者共同建立起一个微型的有关美学和价值的“精神共同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由是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