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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的发展阶段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然而自19世纪以来，先有西方殖民者后有南海周边国家，他们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已逾二百余年。我们可以将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按照侵犯程度和形式差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管辖权阶段。“1800年，英国船只Bombay号就曾窜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J]，载《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第217-224页。，开启了西方列强侵犯南海的先河，“南海问题”由此而生。随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侵犯南海。德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83年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刘文宗：《我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之一）》[J]，载《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2期，第47-51页。。法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98年12月，法国殖民者法布里埃向殖民部提出，欲在西沙群岛上为渔民建立供应站”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页。的企图。日本对南海诸岛的侵犯始于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带领200多人入侵东沙岛，动用刀枪，驱逐在这里捕鱼的中国渔船，拆毁岛上的天后庙，将岛上中国“坟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进行焚化，推入水中”。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65-66页。这一阶段从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在南海进行测绘、以西文或汉语音译命名岛屿、擅自开发海岛资源，其实质是对我南海管辖权的侵犯。
第二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主权阶段。随着中国持续衰弱，1933年4月，法国炮舰“阿美罗德”号（Alerte）和测量舰“阿斯德罗拉勃”号（Astrolabe）由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弗氏（Chevey）率领，遍历南沙群岛其余各岛，详加“考察”，以示“占领”，从而制造所谓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南海问题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随后，日本于1933年8月21日由日本驻法代办泽田致文法国外交部，对于法国占领九岛表示抗议，并声称“诸岛应属日本”李金明：《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68-75页。。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9年3月占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4月9日以所谓“台湾总督府”发表第122号文告，宣布占领“新南群岛”（即南沙群岛），连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隶属高雄县治《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3页。。194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陆续接收和派兵驻守南海诸岛。与此同时，法国重新将侵略的魔掌伸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10月5日，法国军舰“希福维”号（Cllevreud）入侵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太平岛竖立石碑。对我国政府决定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法国立即提出抗议，并派军舰“东京”号（Tonkinois）到西沙群岛，当驶至永兴岛，发现该岛已有我国军队驻守时，则改驶至珊瑚岛，在岛上设立行政中心陈鸿瑜：《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M]，台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62-63页。。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包括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绘制南海诸岛地图并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等一些必要措施，从而有效维护了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关键词：冲之鸟 国际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岛礁 专属经济区
2011年1月6日，日本政府就高调宣布将从2011年度开始把"冲之鸟岛"建成海洋资源调查基地。"日本此举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抗衡中国政府'只不过是一块岩礁'的主张。"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张琏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也将预示着中日之间围绕海洋权益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对几块小小的石头如此感兴趣？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冲之鸟"的由来
"冲之鸟"位于北纬20度25分31秒、东经136度04分11秒，距离日本东京1740公里，以前在涨潮时有5块岩石露出水面，但由于海水的冲蚀，现在在涨潮时只有两块床垫大小的礁石露出水面，高l米多，宽约4．6米，面积仅有6．75平方米。冲之鸟礁首先是由西班牙人于1543年标于航海图上的，18世纪后期，英国人确认了这一礁石的存在，日本测量船对该礁进行了多次测量，于1931年将该礁列入日本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方原本准备在礁上修建灯塔和气象观测站，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影响，这一项目未能完工。
1946 年，小笠原群岛的行政权力被盟军移交给美国政府，1968年，美国政府又将小笠原群岛行政权归还日本，包括冲之鸟礁在内的小笠原群岛被放置于东京都政府的管辖之下。1987年，日方开始对该礁进行加固，工程于1989年完成。1990年，日方对这里原有的气象观察站基础工程进行了新的修复，并建立了现有的无人值守高脚屋和观测设施。最近几年里，日本对冲之鸟的动作不断，试图将"礁"变"岛"。
（二）"冲之鸟"利害冲突
多年来，日本不惜以重金极力打造"冲之鸟岛"，其真实意图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扩大海洋领土,争夺专属经济区。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日本就在各种场合一直强调"冲之鸟"不是岩礁， 而是"岛屿"。这很明显,一旦将其确定为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条件的"岛屿"，意味着日本有4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怎能会让一个有狭窄国土的岛国垂涎！
第二，丰厚的经济利益。"冲之鸟岛"周围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 其中的鲣鱼、金枪鱼和墨鱼早已成为日本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此外，在周围海底大陆架还探明了储量丰富的镍、铬、铜等矿产资源，这对于一个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是多么大的一块"蛋糕"。
第三，打造战略空间，争夺太平洋上的主导权。日本自明治维新就提出了"欲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二战的惨败又迫使日本在此海域只能扮演美国马前卒的角色。另外，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海军实力的不断增强，也使日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说到底，日本竭尽全力扩大对西太平洋海域的控制范围， 是为了争夺太平洋上的主导权。
（三）冲之鸟到底是"礁"还是"岛"
假如日本主张的"冲之鸟"是"岛"而不是"礁"，那么将理所当然的拥有周围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将拥有在这个范围内捕鱼及资源开发的权利。但是，中国主张这几块石头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礁石，构不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岛"，我们予以分析。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了"岛屿制度"，它由三款组成："1．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2．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3．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其中，第3款"构成本条的核心，它区别了"岛屿"和"岩礁"， "这是个新规则，它在定义和适用问题上产生了大量问题"［1］。
岩礁和岛屿的关系是我们讨论"冲之鸟"性质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这也是理解公约的关键。在公约中,岛屿定义的第一款规定了岛屿的自然地理性质，第二、三款区分了岛屿和岩礁，指出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的经济生活。这也是引起争议的地方，"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标准，各国根据自身的利益各执己见。美国地理专家罗伯特·霍奇森给岩礁下的定义的是：面积小于0．001平方公里。他认为，岩礁因面积小而不适于人类居住，因而没有价值[2]。
世界各国对此的看法也有不同,非洲十四国提案第三项对"岩石"做出了规定。非洲十四国的建议规定："（1）岛屿是指四面环水，但露出高潮水面，自然形成的一片广大陆地。(2）小岛是指四面环水，但露出高潮水面，自然形成的一片较小的陆地。（3）岩石是指四面围水，但露出高潮水面，自然形成的一片石质高地。（4）低潮高地是指低潮时四面围水，但露出水面而于高潮时淹没的自然形成的一片陆地。（5）岛屿、小岛、岩石和低潮高地，如位于其所属国家的海岸附近，应视为临近。（6）岛屿、小岛、岩石和低潮高地，如非洲位于其所属国家的海岸附近，即应视为非临近。"[3]这项建议对岛屿区分为岛屿、小岛、岩石、低潮高地；同时，还考虑到了岛屿在与有关沿岸大陆领土的关系，提出了临近和非临近的概念，虽然这个规定在区分岛屿与岩礁的更具有实用性和进步性，是立法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
公约121条第3款在"人类居住"与"本身的经济生活"之间使用了"或者"一词，这表明只要具备"不能维持人类居住"和"不能维持本身的经济生活"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认定某一海上地形是岩礁。反之，只要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解除121条第3款对某一海上地形的限制，从而使其不再是该条款规定的岩礁，就可以其作为基点，来划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涉及小岛礁法律效力的实践，英国关于洛克尔礁最有代表性。洛克尔礁距苏格兰北部约500 km，高出海平面25 m，面积为624 平方米 ，英国曾以该礁为基点划定渔区，遭到丹麦、冰岛和爱尔兰的反对；英国批准《公约》以后，放弃了该礁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英国外交大臣在有关声明中表示，根据《公约》第121条第3款，洛克尔属于岩礁，不能作为划定渔区的基点；英国随后颁布《1997年渔业界限法令》，不再以洛克尔礁为基点划定渔区。
《公约》第121条第3款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第1款和第2款的岛屿制度不适用于小岛礁。在保证人类正常生活的自然条件上，小岛礁和岛屿有着本质不同。这也否定了根据小岛礁要求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巨大海域的主张，因为这将损害其他国家在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益。很显然，"冲之鸟"只符合"四面环水"一个条件，不符合"高潮是高于水面"的和"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不符合岛屿的要求。
综上所述,"冲之鸟"面积微小,无人居住且不能维持人类生活,从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实践案例、国际司法及仲裁来看都不符合"岛屿"的要求，因而，"冲之鸟"只应获得12海里的领海，而不应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参考文献：
【1】吴卡，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总第154期)。
【2】袁古洁，《国际海洋划界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海上人工岛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领海划界
中图分类号：D9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099-08
作者简介：杨显滨，上海大学法学院讲师 （上海 200444）
海洋承载着国家发展基石，涉及海权关键的岛屿是我国未来的主要斗争方向。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121条规定，岛屿是指“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早在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就强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还适用于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1除了自然岛屿，人类随着自然的进步开始在海上利用科技与人力建造人工岛屿，例如迪拜投资建设的目前世界最大人工岛群――棕榈岛。由于人工岛屿直接牵扯到海洋划界、资源权属等国家发展的重要利益，其兴建往往伴生着巨大争议与不确定性。2015年来，中国在南沙群岛赤瓜礁、东门礁、永暑礁等礁盘上开展填海工程、建设飞机跑道引起东南亚各国广泛关注。2自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后，岛屿制度的多方面问题，在国际法上依然模糊但很重要，尤其涉及到人工岛屿，其涉及法律关系、权属义务更为复杂。
在人工岛屿的国际法界定中应明确海上人工岛屿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到底能达到何种界限。如：修建本国人工岛屿的范围能否突破领海或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人工岛屿能否作为国家划分领海的基线、主权国是否在人工岛屿上享有同岛屿一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深刻而牵扯范围极广的国际法问题均需要深入研究并明确边界，为实践提供明确的规划与指导效应。
一、海上人工岛屿的概念与法律属性
（一）海上人工岛屿概念
至今学界尚未对“海上人工岛屿”有明确的定义分析，对于人工岛屿是否属于岛屿，国际社会存在不同观点。如上所述，UNCLOS将“岛屿”定义位“四面环水、高潮露出水面、非人工建造、形成一定土地区域”，这四项标准是UNCLOS下判定“岛屿”的关键性因素。但是这样模糊的标准并无法区别岛屿与礁石等概念，而岛礁包括岛屿、岩礁或低潮高地。1例如，岛屿在潮汐时需要高出水面的阈值是多少可判定为公约下的“岛屿”，而“一定区域”又缺乏现实可行的准确判断标准。而对于岛屿与人工岛屿的定义与区别，UNCLOS中并没有详细说明，仅对权利、义务进行笼统的描述。UNCLOS第121条规定，岛屿需要具备支撑人类正常生存和经济活动的条件，这是岛屿和岩礁最显著的区别。现在国际上普遍的认知是“岛屿必须保有淡水、能够种植维持人类生存的植物、可提供一些居住材料、并足以支撑一定数量人群的生活。”2
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有海洋冲突的国家均为UNCLOS的约国，受其约束。研究UNCLOS的具体规定无疑为研究海上人工岛屿提供最为有力的依据。遗憾的是，UNCLOS并未对“人工岛屿”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际公法百科全书》的定义，将“人工岛屿”认定为：四面环水的在涨潮时能露出水面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人造固定平台。3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将泥土和岩石经过加工混合放置于海中的人造地，它固定在海床上，在高潮时露出水面，具有永久特性，且它和其他岛屿一样属于领土。4或人工岛屿是“在并非陆地之处建立人工平台结构物”。5笔者认为，从地质角度考察，海上人工岛屿应同岛屿一致，四面环水且能在最高潮时露出水面的一定土地区域；从人类影响角度分析，人工岛屿同自然岛屿最大的区别是由“人工建造”，可供人类生产生活而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因此，海上人工岛屿的概念可定为：由人工建造的四面环水、潮汐最高潮时露出水面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可供一定数量的人类生活的土地或类似结构区域。
（二）海上人工岛屿是主权国家行使领海管辖权之地
目前海上人工岛屿的建造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在已有的暗礁、礁石、小岛屿上扩建形成岛屿，如我国在永暑礁上建设飞机跑道，扩大面积，笔者称为“扩建式人工岛屿”；另外一种为直接在海中填入原料，由海床堆积成为新的岛屿，例如迪拜通过砂石填埋而成的棕榈岛，称为“填海式人工岛屿”。二者的共性是在人类活动的直接干预下形成新的“岛屿”，但两者间在权利义务方面又有不同。“扩建式岛屿”的相关规范并不完善，马来西亚实际控制的南海弹丸礁，就是用吹填的方法扩展成为人工岛屿。6有学者认为，“扩建式岛屿”可以认定为国家领土取得方式中的“添附”。7而“填海式岛屿”一般由填海国家通过国内法明确其填海的权利与义务，如美国《海洋资源和工程发展法》和《海岸带管理法》、日本《公有水面填埋法》、英国《海洋与海岸带准入法案》、韩国《海洋开发基本法》的规定。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条规定了有关填海活动的内容：填海造地的海域范围应为内水、领海的水体、海底、底土和水面。其它诸如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上人工岛建设用海管理的意见》等部门规章也对人工岛屿的建造管理做了相应规定。领海对于国家而言，具有主权属性，海上人工岛屿可视为是主权国家行使领海管辖权之地。沿海国在本国具有管辖权的海域修建人工岛屿，必然受到其国内法的规制与调整。
（三）海上人工岛屿应受国际法规制
海上人工岛屿的修建地点一定是在海上，即使是在一国的领海内，海上人工岛屿的规制也应当受到国际法的规制。例如海上人工岛屿修建后对于船舶无害通过的影响、人工设施修建后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必然受到国际法的约束。目前，有关海上人工岛屿修建的最权威国际公约是UNCLOS，其第56条第2款规定沿海国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有管辖权。第80条规定上述权利在大陆架范围内比照适用，即一国可以对其建造的人工岛等设施进行使用、管理。第87条规定人工岛屿的建造可延伸至公海范围，允许各国在国际法规制范围内建造人工岛屿。其它关于人工岛屿的规定分别是第11条、第60条、第77条和第147条。沿海国有权建造并管理人工岛屿，但需遵循国际法的规定。 二、海上人工岛屿面临的现实国际法难题
（一）海上人工岛屿的概念模糊
根据UNCLOS第121条的规定，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规定相同，可以拥有12海里的领海、24海里的毗连区以及200海里的EEZ。因此对岛屿的争夺将直接扩大沿海国的主权范围。但是UNCLOS中概念的不完善，是现行国际海权争端的一项重要原因。有关“岛屿”定义的本身，即存在诸多模糊之处。第121条规定岛屿制度，第1款为定义，即“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但如前文所述，该项定义极难在现实中区别岛屿与岩礁、高潮时露出一定高度的礁石。对此，第121条第3款做出了补充性的限定，即岩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时，不能享有岛屿拥有的EEZ与大陆架等权利。按照UNCLOS的规定，认定海南岛、台湾岛此类的大型岛屿并不存在困难，容易出现争议的是小型的岩礁，人类居住并不难理解，只要岛礁上有人生活就可以认定为人类居住，但是“维持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却缺乏明确的定义。我国《海岛保护法》第1章第4条规定了“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无居民海岛的所有权”。而维持本身的经济生活是指必须依靠岛礁上的资源形成完整的供给链，抑或是仅仅靠外界资源供给就可以保证人类的生产生活即可认定为岛屿？对此，1958年《大陆架公约》也并未对什么是可供人类居住的岛屿做出说明。1笔者认为，如果是必须依靠岛礁资源形成的完整供给链条维持经济生活，那么岛屿就应当具备相当大的面积腹地才有可能提供所需的基础资料。而仅依靠外界资源供给，是否仅在极小的能够露出高潮面的岩石上安排数名士兵或者渔民常驻，即可认定为“岛屿”而取得EEZ等权利仍存在较大的疑问。
“岛屿”概念的模糊直接引发了现实的不确定性，而海上人工岛屿的概念更是在UNCLOS中只字未提，虽然有多条内容直接规制人工岛屿，但什么是人工岛屿、怎样判定人工岛屿、人工岛屿具有的权利义务在公约中并未涉及，导致了现实适用的困难。2沿海国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去选择性解释国际法，日本一直妄图在冲之岛礁建设人工设施而将其转变为岛屿，这当然为中国等利益相关国家和地区所不能接受。而类似海上钻井平台、大型岩礁灯塔等内容是否属于海上人工岛屿也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根据条文研究，由于UNCLOS（如第79条第4款）多将人工岛屿与钻井平台、灯塔设施等并列列举，从而将钻井平台等设施排除于海上人工岛屿之外。但依然无法改变“海上人工岛屿”概念模糊的现状，有待于国际法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
（二）修建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义务边界不明
沿海国修建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及义务零散规定于国际公约中。领海内修建海上人工岛屿为一国内政，他国无权干预。不同于领海，沿海国并不对毗连区享有主权。公约中并没有明确毗连区允许或者禁止人工岛屿的建造，而根据UNCLOS第56条对于EEZ的相关规定，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修建人工岛屿及类似设施，EEZ内人工岛屿的权利应当至少包括管辖权、资源开采权、航运权、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以及公约规定的其他权利。但是，沿海国在EEZ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适当顾及他国利益，并以符合规定的方式行事。笔者认为，从领海到EEZ，沿海国的权利义务范围呈缩小的态势，领海拥有的权利最多，EEZ拥有的权利最少，毗连区则拥有海关、检疫等多项管理权。如果EEZ可以准许沿海国修建海上人工岛屿，在毗连区内也必然具有修建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但这一点在UNCLOS及其它国际公约中并未明确，存在厘清的必要。
UNCLOS第77条第1款规定以勘探大陆架、开发其自然资源为目的，沿海国可以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仅从此条款进行分析即可得知，沿海国可以在大陆架上兴建人工岛屿。但是否只能出于开发资源的目的而兴建人工岛屿，公约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UNCLOS第141条第2款规定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开发原则是“开放给所有国家”，但是不得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 国际海底区域实行平行开发制度，将管理职责分给国际海底管理局，UNCLOS在文字表述上并未出现人工岛屿，主要对使用设施条件进行了要求。
内陆国是否具有修建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其修建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义务边界又在哪里？在现有海洋法体系下，人工岛屿的建造和管理内陆国家基本无法参与到EEZ以内海域的人工岛屿建设中，除非沿海国同意其使用剩余权利。而“公海自由”是国际法的传统原则，所有国家都有平等利用公海的权利，而根据UNCLOS第89条的规定，公海不能为任何国家所独享或占有，即内陆国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公海兴建海上人工岛屿，但是人工岛屿并不能享有确定领海基线等功能，不可被认为是“飞地”而破坏公海自由原则。而人工岛屿建造后是否只有国家才拥有所有权，如果建造者不是国家，而是组织或者个人，权利归属又该如何划分。
沿海国可在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区域修建人工岛屿，但是海上人工岛屿所具有的权利义务边界并不明晰。海上人工岛屿修建过程中及建成后的环境保护、通航安全、修建间隔、设施标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沿海国在本国有权区域内兴建人工岛屿只能根据自身的理解。而海上人工岛屿本身享有的权利与应当履行的义务仅仅能参照相同类型岛屿或设施的规定。同样，内陆国在公海修建人工岛屿的权利义务界限也并不明确。
（三）海上人工岛屿是否可以作为划界依据存在争议
目前，除美国未加入UNCLOS外，绝大多数海洋大国均加入了UNCLOS受其{整，而UNCLOS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海洋划界，确定各国的海洋领土范围。根据UNCLOS第3条的规定，领海的宽度由基线量起不超过十二海里；根据《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2条的规定，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一部分，沿海国的主权可以延伸到领海之上空及其海床与底土。沿海国海岸线的划定，直接决定了其领海、毗连区、EEZ的面积与划分，极其重要。根据UNCLOS规定，测算领海宽度的正常基线是沿岸低潮线（第5条）；而岛屿在领海划界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位于环礁上的岛屿或有岸礁环列的岛屿的情形下，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认的海图上以适当标记显示的礁石的向海低潮线（第6条）。但海岸线的划定可能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人工岛屿的建造可能不会破坏原有地理水文环境，但也可能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新的海岸基准线。对于人类干预而形成的设施，UNCLOS的立场是人工岛屿不能具备自然岛屿的地位，不能参与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范围的确定（第60条第8款）。人工岛屿不具备自然岛屿的划界作用，是为了避免一些国家利用自身实力和国际法规则，通过修建人工岛屿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领海范围。但UNCLOS对于人工岛屿的规定同样存在争议，通过填海形成的新的岛屿无法具有自然岛屿的地位，但通过在已有岛屿上修建人工设施而扩大岛屿面积，改变岸线形态是否能够作为划界依据？UNCLOS第11条规定，为了实现划定领海的目的，构成海港体系组成部分的最外部永久海港工程视为海岸的一部分，而近岸设施和人工岛屿不应视为永久海港工程，而在岛屿的海港通过人类活动修建永久海港工程的情况下，岛屿的划界基线是否外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UNCLOS第7条规定了领海划线的直线基线原则及其例外，公约在第47条群岛水域的划界中阐明，在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或者低潮高地全部或一部与最近的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外，可将低潮高地作为基线划定的起讫点。在群岛水域的地理情形下，在低潮高地上修建包含灯塔在内的人工岛屿设施，是否就应当改变原有划界依据亟待明晰。在1805年“安娜号”案件中，一艘英国船舶于密西西比河河口截获敌对国西班牙的商船，美国法院认为捕获的地点在河口小岛3英里范围内，因此其具有管辖权，而该小岛非由地质运动产生形成，而是由泥沙和漂浮树木等杂物堆积形成。从美国法院的判例进行分析，其做出裁定的依据是美国在河口拥有强有力的秩序和排他性效力。根据《奥本海国际法》的规定，如果岛屿产生在领海内，即为添附沿海国的土地，领海的范围从该新生岛屿的海岸起算。1现实的判例和传统国际法理论也为人工岛屿能否作为划界的依据添加了不确定性。
三、国际法中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与限制
（一）“填海式”海上人工岛屿权利范围小于自然岛屿
UNCLOS对建造人工岛屿之后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少有规定，仅规定有沿海国可以对建造、使用管理人工岛屿享有专属权利。EEZ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沿海国对这种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应有专属管辖权，包括有关海关、财政、卫生、安全和移民的法律和规章方面的管辖权。UNCLOS第56条、第77条规定了沿海国在EEZ和大陆架中对于人工岛屿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对于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而对于海上人工岛屿本身享有的权利，UNCLOS及其他国际法公约并未涉及。而根据UNCLOS，人工岛屿只能拥有500米的海上安全区，不得拥有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区域权利。笔者认为，判定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范围首先需要判定人工岛屿的类型，即其属于“扩建式岛屿”抑或是“填海式岛屿”，如果是“填海式岛屿”，不论其填海的区域位于领海或EEZ，其毫无疑问属于UNCLOS下的人工岛屿，其权利范围小于自然岛屿，无法确定领海、毗连区等权利。而如果人工岛屿属于“扩建式岛屿”，其权利的基础取决于其扩建前的岛礁的性质，如果扩建前为岛屿，则其扩建行为认定为对于岛屿的改良，享有自然岛屿所拥有的权利。
（二）海上人工岛屿承担的义务比自然岛屿的责任程度更高
对于国际法文件的解释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在“伊拉克与土耳其边界案”中做出的裁决，在相关条约措辞并不清晰的情况下，根据当事国做出的可接受的解释里，可以选择附有“最小义务”的解释。2即使按照“最小义务”理论，人工岛屿受到的约束和安全限制远多于人工岛屿享有的相应法律权利。
UNCLOS第60条规定国家负有义务保证人工岛屿的安全性，维护船舶通行及人工岛屿本身的稳固。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的建造，必须妥为通知，并对其存在必须维持永久性的警告方法。已被放弃或不再使用的任何设施或结构，应予以撤除，以确保航行安全。可采取建造相关设施形成安全地带，“这种地带从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的外缘各点量起，不应超过这些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周围五百公尺的距离，但为一般接受的国际标准所许可或主管国际组织所建议者除外”。人工岛屿的存在和消灭都是在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若无妥善的预警公示，很有可能对国际航行安全造成非常大的消极影响，故UNCLOS对人工岛屿的安全性问题用了5款（第60条第3款至第7款）的篇幅，要求各国予以尊重并遵守相关标准。
除以上义务外，沿海国在修建人工岛屿时，还要考虑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环境保护、他国权利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可妨碍船只无害通过，必须保护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利。如根据UNCLOS第78条的规定，沿海国在大陆架修建人工岛屿时，不得干扰、侵害航行或他国权利和自由。根据UNCLOS第194条第98款的规定，修建人工岛屿必须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针对建造人工岛屿产生的环境侵害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要求以保护珍贵生物资源为前提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生物多样性影响严重的人工岛屿项目需要慎重建设利用。不仅仅是国际法上承担的义务，国内法也对人工岛屿的开发做了诸多限制。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对我国海洋进行功能划区，制定使用海域的申请和审批制度。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加强了对违法工程的惩罚力度，规定了应先提交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评报告的制度，经有关部门审核后才可开工建设。受其本身性质与特点的影响，同自然岛屿相比，海上人工岛屿具有的义务要远远多于自然岛屿。
（三）海上人工岛屿划界的“宿主理论”
根据UNCLOS第121条的规定，“岛屿”与“岩礁”在法律属性上有极大差异。岛屿的存在对国家主权意义重大，一个岛屿能够拥有1550平方公里领海甚至43万平方公里的EEZ。1而岩礁只能享有领海和毗连区嗬，人工岛屿享有的权利就更为稀少，仅能拥有半径500米的安全区。由于权属差距巨大，日本通过《领海法》和《渔业水域暂定措施法》将冲之鸟礁定义为“岛屿”，设立了领海和专属渔业水域。日本于2012年向联大提交关于冲之鸟礁的外大陆架划界申请。对此，国际社会对于岩礁或人工岛屿转变为“岛屿”持极为审慎的态度，认为此类活动可能是对人类共同财产的私有化。2如我国现在正在修建的美济岛工程，位于南沙群岛中东部海域，目前岛屿面积已达6平方公里，预计全部工程完工后，陆地面积和泻湖的面积共计将超过46平方公里。面积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原先划界基线形态，导致领海等权益的改变。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岛礁建设的过程中，国家意图扩大领海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缩小管辖面积的可能。 笔者认为，判断人工岛屿能否作为划界依据的关键是判定人工岛屿修建的地质基础，即人工岛屿的“宿主”。如果人工岛屿是在UNCLOS承认的岛屿上扩建，则人工岛屿可以认定为改善原有岛屿功能而改变的功能构造，不影响原有岛屿的认定，原有岛屿也不会因为人工岛屿的修建而改变成为人工岛屿，从而影响原有岛屿享有的权利。从地理的角度分析，包括中业岛、太平岛、南威岛等拥有淡水的岛屿在内的南沙群岛，符合UNCLOS关于“岛屿”的定义。但人工岛屿在自然岛屿上的修建虽然能够改变领海基线，但也不能无限扩大，如UNCLOS第47条群岛基线的划定中，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群岛的一般轮廓。如果依靠人工不断扩大原有岛屿海岸线，将造成已相对稳定的海洋区域划分再起波澜。在实践中，笔者认为以扩展后的领海范围不超过人工岛屿设立前原有自然岛屿的毗连区为限，较易确定并划分新的领海范围，同时，不致一国领海因人工岛屿的修建而无限扩张其领海范围。
而当人工岛屿是完全在海床上填海而成的高出海面的固定设施，或者在暗礁上修建人工设施而高出海面，则不能根据公约认定为自然岛屿的概念。傅成教授认为，美济礁、诸碧礁的“吹沙填海”是对岛屿的改良，曾母暗沙仅为海平面以下约10米之暗滩，在此基础上搭建人工平台属于是人工岛屿，而不是岛屿。3实际上，UNCLOS已经基本上将低潮高地和“纯粹的人工岛屿”排除在外，所以人工岛屿想要通过适用自然岛屿的概念从而获得相应的权利是无法达成的。
四、我国海上人工岛屿制度的完善建议
中国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漫长，但受历史影响，与东亚、东南亚诸国长期存在海权争端。如何利用海上人工岛屿建设扩展本国海洋权益成为新一轮的“海洋圈地”运动的重要方面，迪拜等国已经大面积的开发建造大规模的人工岛屿。海洋是国家战略资源，有必要通过对于权利义务阈值的分析，对人工岛屿的建设寻找依据；对人工岛屿的管理和开发，确定权利义务界限。
（一） 继续扩大建设我国南海诸岛礁
国家获得领土有五种形式：发现或先占、割让、添附、征服和长期占有。1通过扩建原有岛礁建设人工岛屿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添附。2而通过设置军事和民用设施，我国可以实现长期有效控制。在1933年“东格林兰岛法律地位案”中，确定有效控制必须具备两个要件：持续实施控制行为的意愿和实际展示控制目的的行为。3默许、承认是国际法上的一般原则。4而一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在本国领海内利用人工扩建岛屿，而且这种扩建的目的、手段合法，且未造成其它国家利益受损，这种扩建岛屿的行为符合“谨慎主权”，5可以认定为合法。在南海岛礁的建设过程中，我国通过不断建设岛礁而实现对于岛屿的不间断占领，从而实现有效的主权管辖。其它国家在我国建设的时期内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思表示，可以认为其同意、接受我国的岛礁建设行为。而依照UNCLOS，拥有海域管辖权的国家，享有对海上人工岛屿管辖权，中国在领海、毗连区、EEZ、大陆架上建设海上人工岛屿是国际法赋予的基本权力。我国在行使建设海上人工岛屿的权利同时，也在履行国际法义务。根据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1条规定，在守法前提下，任何国家在我国EEZ内均享有航行、飞越自由的权利，这当然也包括我国的海上人工岛屿。因此，我国在已有岛屿的基础上建设人工岛屿符合国际法规定，在国际法规定的权利阈值内，是不容他国质疑的。
（二） 科学界定概念、明晰权益阈值
在现行公约均无对于人工岛屿的通用解释时，利用法律解释权将为我国带来实际利益。国际上有学者提出，人工岛屿与类似设施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工岛屿使用堆积的方式修建，6从目前已有的人工岛屿修建方式分析，人工岛屿基本使用砂石等物料填埋堆积而成。笔者认为这也是判定人工岛屿的重要因素。在区别人工岛屿与自然岛屿的过程中，是否“自然形成”是貌似明显的标准，而“自然形成”是指完全依靠地质运动形成还是依靠自然物料形成即可，会对人工岛屿的认定产生巨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自然岛屿是完全依靠地质运动和水文活动而产生形成的，人工岛屿虽然使用了海床泥土、礁石为原料，但因为人类活动的干预，依然不能改变其人工岛屿的性质。根据“宿主理论”，我国在南海七处岛屿的填海扩建人工岛屿的行为，不会改变原有岛屿的自然性质，仅仅是对原有岛屿的改良应用，我国岛屿拥有的领海、毗连区、EEZ、大陆架的权利并不会因为扩建人工岛屿的行为而缩水。如华阳礁原有面积为东西长3海里，面积为8平方公里，在华阳礁北端，有一些礁石高出高潮线1.2至1.6米的岩石矗立。经过不断吹填，目前，华阳礁的陆地面积已有231，100平方米，远大于其自然岛屿形态。即使从已有设施分析，我国在所有七处扩建的岛屿上均修建有永久性的灯塔，灯塔作为人工设施，符合UNCLOS关于划界的基线标准。妄图通过认定我国扩建岛屿而运用UNCLOS第60条规定，将我国原有岛屿认定为仅有500米安全距离的人工岛屿是站不住脚的。2014年3月，菲律宾单方声称非法坐滩于仁爱礁的军舰作为永久设施部署于此，诸如此类的行为无法认定为海上人工岛屿的建设，无法享有海上人工岛屿具有的权利。7
（三） 制订《海洋基本法》，完善对海上人工岛屿的国内法支持
国内有关海权的法律的渊源来自国际法，而国内法的规定又将直接规划指导现实海权斗争，但我至今没有统一的《海洋基本法》，缺少对于建设人工岛屿的合法性支持和法律制度性保障。目前，我国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作为国家加强海岛管理的法律，而现行法规已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甚至同我国在南海扩建人工岛屿的行为相抵触，如《海岛保护法》第38条规定，禁止破坏国防用途无居民海岛的自然地形、地貌及其周边地形、地貌。直接与我国现行扩建岛礁的行为形成矛盾，在未来制订《海洋基本法》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情势的变化与环境的发展，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规定，以免落人口实。另一方面，《海洋基本法》在规制海上人工岛屿的制定过程中，应当吸收人类已有先进立法经验，如UNCLOS中的群岛法律制度，南海岛礁符合UNCLOS第46条第2款“群岛”的定义。而国际社会早已在群岛的利用和划分上做出了先例，如加拿大设立的北极群岛、挪威设立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等。通过制订《海洋基本法》，完善对于海上人工岛屿建设的合法性依据，为海上人工岛屿的管理和设立提供法律保障。
结 语
(一)海岛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海岛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极大限制了海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海岛经济环境方面，海岛与周边陆域县市区在发展环境、区位、政策等方面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首先，海岛资源单一，生态环境脆弱，难以支撑大规模经济的发展。大多数海岛是小而分散的地理单元，一般蕴藏的资源比较单一，在单一资源支撑下的经济结构也比较单一，开发形式与开发规模具有很大局限性。其次，自然灾害频繁阻碍了海岛经济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海洋自然灾害严重，尤其是每年台风及台风风暴潮灾害频繁，造成损失巨大。再次，国家限制性的投资政策削弱了海岛经济发展的动力。国家对外商投资开发经营岛屿有明确限定，对海岛地区的招商引资造成极大限制。同时，海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环境差，难以吸引社会资金投人，进一步加剧了海岛经济与临近大陆地区的差距。在海岛社会环境方面，海岛人才资源缺乏，人口结构不合理，对海岛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不足。人才缺乏已成为海岛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对于海岛来说，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由于海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各种条件和环境相对艰苦，对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小于陆地地区；另一方面，海岛地区自己培养的人才，由于工作条件、待遇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原因，也出现了向大城市转移的趋势。
(二）海岛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海岛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我国海岛经济相对脆弱，海岛城镇化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岛屿开发面临着缺水、缺电、交通不便等三大难题。第一，海岛淡水供应问题，海岛淡水资源缺乏，淡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设备能力低及不配套是中国海岛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海岛电力供应不足，从目前海岛的电网和发电设施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事故多、浪费大，许多设施和设备无法使用，在利用太阳能、海洋能等再生能源发电方面相对匮乏；第三，海岛交通不便使海岛与外界相对隔绝，海岛经济发展呈现封闭性特征，大多数海岛维持着自给自足和低水平发展状态；第四，海岛建设资金短缺，海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人大量资金，但目前海岛投资环境和投资短期效益不佳，导致资金来源不畅，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三）海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我国海岛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一是海岛及周边水域环境日益恶化，沿海地区陆域污染物排放人海、海洋开发与海上运输中污染物泄漏等现象均导致海洋和海岛环境遭到严重污染，造成邻近排污口的增养殖区环境退化，适于养殖的水域面积急剧缩减，旅游风景区水体透明度普遍降低，海水浴场环境受到影响，港口航运区环境恶化趋势加重；二是海岛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随着海岛开发利用活动的不断深人，急功近利、不顾环境的开发活动也在加剧，导致对海岛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破坏日益严重；三是海岛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人类对海岛生物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致使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降低,海岛围海造地、建港等开发活动使海洋生物最为丰富的潮间带不断萎缩，也导致大量物种消失。海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限制了海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海岛产业层次的提升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制约。
二、海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和对策措施
(一)海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分析
1.海岛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目前，我国海岛三次产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①第一产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有待升级。海岛经济是一种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大多数海岛产业结构简单，处于以利用自然资源为主，以海洋捕捞业和海水增养殖业为导向的产业发展初级阶段，充分利用海岛资源优势，加速产业升级是海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②第二产业发展受限。发展第二产业对海岛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海岛陆域面积狭小，基础薄弱，要素短缺，配套不足，设施共享性差，产业聚集度低，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大规模发展第二产业受到约束。③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海岛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巳成为海岛新的经济增长点。海岛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在整合创新中得到了提升，旅游、地产、物流、金融、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逐步崛起，大力发展海岛第三产业成为增强海岛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2.海岛渔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海岛渔业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科技含量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产业发展受自然资源与环境约束，渔业总产值增长缓慢。主要表现在：一是海岛渔业生产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近海渔业资源的衰竭、双边渔业协定的实施、伏季休渔制度的实行、增殖放流措施的实施、远洋捕捞成本的加大等因素导致海岛地区传统捕捞业发展空间日渐萎缩，渔业产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二是海岛养殖业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养殖品种少，高收益水产品养殖范围小，产值产量不稳定，渔民增收困难；三是海岛养殖缺乏在总体规划指导下的详细规划，热门养殖品种的过度集中导致海岛海域污染、水质下降和养殖病害频繁问题，影响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海岛休闲渔业发展相对滞后，休闲渔业项目开发缺乏整体规划，投资主体单一，项目趋同化现象严重，产品经营层次较低，产业配套设施落后。
3.海岛优势资源的内在驱动
海岛的地理区位和资源特性，决定了海岛地区可以开展港口、渔业、旅游、风力及潮汐能源利用等产业项目。一是生物资源利用，运用海洋生物技术和水产加工技术，可以建立起以海水养殖业、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为支柱产业的新型海岛渔业；二是海岛能源的利用，由于海岛所处的位置与大陆沿海区域相比水深且风浪大，因此海洋能源的利用效率大，以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为代表的海洋能的开发利用为海岛产业升级提供了能源基础；三是休闲旅游资源利用，海岛高度富集的海洋空间资源、绵长的岸线、近岸的海域，为游钓、娱乐、休闲、度假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四是空间资源的利用，海岛可以开辟许多新兴海洋空间，如修建海上人工岛、海上桥梁、海上机场、海底隧道、海底光缆、海底仓库、海上娱乐场、海上城市等，为海岛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4.海岛对外开放与陆域产业转移的推动
首先，海岛对外开放的内在需求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演变具有决定作用，海岛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增加、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竞争力提升、制度创新等方式产生累积效应，形成经济优势，刺激岛内外部消费需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其次，陆域产业转移的外在推动。一方面，陆域经济向海岛辐射的加强和空间成本的下降促进陆域产业向海岛转移；另一方面，岛陆、岛岛桥隧连通工程和港口建设，改善海岛的交通与投资环境，吸引大的产业部门如造船、石油等制造业向海岛延伸，促进海岛产业结构升级。
(二）海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策措施
海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海岛产业持续、协调、快速发展的基础。根据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自然资源在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自然资源导向的产业部门则是呈短期上升而后比重明显下降趋势。海岛产业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不利于海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岛经济发展要综合考虑海岛资源优势和约束条件，优化发展第一产业，可持续发展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1.协调发展海岛三次产业
(1)优化发展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中的渔业是海岛基础性和永久性的产业，必须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发展第一产业要坚持多品种、多形式、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积极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以品牌、高效、生态、安全渔业为核心，提高渔业产业化、标准化、外向化水平，综合水产增养殖、精深加工、渔业服务业、生态渔业、休闲渔业、远洋渔业等产业形式，系统调控和优化配置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全部资源要素，建立起养殖、捕捞、加工、销售、技术服务和渔港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渔业基地。具体措施如下：一是保持近海捕捞业现有规模，采用科学、合理、有效的捕捞方式，加快渔船及捕捞设备的更新改造，保护海水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水域环境；二是积极推广高效、生态、健康的水产养殖方式，加快建设水产养殖标准化示范区，优化水产养殖结构，丰富水产养殖品种，形成海岛名特优水产养殖的规模优势，实现渔业增效和渔民增收；三是整合渔业捕捞资源，提高经营规模，提高渔业企业经营效益；四是延伸海岛渔业资源产业链，发展海产品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五是加强渔业管理力度，制定养殖岸线和海域开发的详细规划，健全渔业技术服务制度，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2)可持续发展第二产业。海岛第二产业的发展能够对海岛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大规模发展工业也会给海岛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因此，海岛第二产业的发展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指导，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采取可持续发展策略，充分利用海岛工业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临海工业带，合理发展海岛优势工业，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临港工业、能源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及建筑业等，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3)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海岛第三产业，着力实现海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利用海岛独特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海岛物流业和海岛旅游业；不断拓展渔业观赏、休闲、娱乐、保健、美化环境等功能，延长渔业产业链条，培育休闲渔业产业发展；完善海岛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建成以海运、空运为主，以陆上公路运输为辅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实现海陆空一体化；完善海岛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海岛金融服务政策。
2.建立海岛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依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海岛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实现不同层次的循环模式。一是在海岛企业内部生产环节实现原料和能源的生态、循环利用；二是组成海岛生态工业链，形成资源共享和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达到综合开发利用海岛资源、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提高海岛经济发展水平、完善海岛产业体系的目的；三是在海岛区域注重海洋能、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从“能源耗竭型”经济向“能源再生型”经济的转型，通过海陆一体化进入社会整体循环。
3.合理选择海岛主导产业
海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重点在于根据海岛资源条件和环境特征，正确选择海岛主导产业，并以此为核心协调各产业数量和比例关系。海岛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海岛地区应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及资源区位优势；二是主导产业前后向联系广泛，对地方经济贡献大，能够有效吸纳当地劳动力；三是产业生态效益显著。海岛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海岛县（区）政府在主导产业选择中的显著作用，海岛县域经济总量小，地方政府参与程度深，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简单，制度创新空间大，经济发展路径依赖性弱，政府在主导产业培育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海岛地区要从本地区的优势出发，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关联度大、辐射扩散作用强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带动海岛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
4.海岛产业服务环境建设
海岛产业服务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与科技支撑等方面内容。首先，加快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发挥海岛比较优势，吸引外来投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在加强海岛供水、供电、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扶持海水淡化、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项目，进一步完善海岛产业发展基础。其次，海岛涉海、涉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科技资源支撑，科技与人才支持是海岛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发展的基础，也是海岛产业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南海问题 海洋政治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遍布大小岛屿，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南沙群岛陆地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整个海域面积达823 000平方公里。典型的热带植物资源、丰富的水产资源、奇异的海岛资源、潜力无限的海底资源，显示着这片区域特别的价值。南海问题其实并非新问题，从19世纪始，西方殖民者及南海周边国家不顾历史事实，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便产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且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区域巨大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储量被侦查确定，南海周边国家在此区域资源争夺的公开化，南海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不断复杂化、国际化。与此对应，我国南海问题相应研究横纵推进，通过梳理，大致可以发现两条研究主线：史地研究与法律研究，并逐步呈现多学科交叉相融的态势。面对夹杂有领土争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国际卷入的繁杂现实，更高层面的海洋政治分析研究，即积极主动实施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以海洋科技为先导、以发展海洋经济为目标、以有效的海洋管理为保障、以具有威慑力的海上武装力量为后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海洋利益，呼之欲出。
南海问题的发展阶段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然而自19世纪以来，先有西方殖民者后有南海周边国家，他们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已逾二百余年。我们可以将我国南海的领土及海洋权益按照侵犯程度和形式差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管辖权阶段。“1800年，英国船只Bombay号就曾窜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J]，载《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第217-224页。，开启了西方列强侵犯南海的先河，“南海问题”由此而生。随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侵犯南海。德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83年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刘文宗：《我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之一）》[J]，载《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2期，第47-51页。。法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98年12月，法国殖民者法布里埃向殖民部提出，欲在西沙群岛上为渔民建立供应站”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页。的企图。日本对南海诸岛的侵犯始于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带领200多人入侵东沙岛，动用刀枪，驱逐在这里捕鱼的中国渔船，拆毁岛上的天后庙，将岛上中国“坟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进行焚化，推入水中”。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65-66页。这一阶段从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在南海进行测绘、以西文或汉语音译命名岛屿、擅自开发海岛资源，其实质是对我南海管辖权的侵犯。
第二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阶段。随着中国持续衰弱，1933年4月，法国炮舰“阿美罗德”号（Alerte）和测量舰“阿斯德罗拉勃”号（Astrolabe）由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弗氏（Chevey）率领，遍历南沙群岛其余各岛，详加“考察”，以示“占领”，从而制造所谓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南海问题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随后，日本于1933年8月21日由日本驻法代办泽田致文法国外交部，对于法国占领九岛表示抗议，并声称“诸岛应属日本”李金明：《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68-75页。。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9年3月占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4月9日以所谓“台湾总督府”发表第122号文告，宣布占领“新南群岛”（即南沙群岛），连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隶属高雄县治《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3页。。194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陆续接收和派兵驻守南海诸岛。与此同时，法国重新将侵略的魔掌伸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10月5日，法国军舰“希福维”号（Cllevreud）入侵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太平岛竖立石碑。对我国政府决定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法国立即提出抗议，并派军舰“东京”号（Tonkinois）到西沙群岛，当驶至永兴岛，发现该岛已有我国军队驻守时，则改驶至珊瑚岛，在岛上设立行政中心陈鸿瑜：《南海诸岛与国际冲突》[M]，台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62-63页。。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包括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绘制南海诸岛地图并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等一些必要措施，从而有效维护了南海诸岛的领土。
第三阶段是南海周边国家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及海洋权益阶段。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会议上，南越当局发表了对南海诸岛所谓的声明吴士存：《南海争端的由来和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1956年，南越政府侵占我西沙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和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并宣称对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传统贺鉴、汪翱：《国际海洋法视野中的南海争端》[J]，载《学术界》2008年第1期，第254-259页。。就菲律宾而言，1946年7月23日时任菲律宾外长季里诺声称：“中国已因南沙群岛之所有权与菲律宾发生争议，该群岛在巴拉望岛以西200海里，菲律宾拟将其合并于国防范围之内”曾达葆：《新南群岛是我们的》[N]，载《大公报》1946年08月04日。，其觊觎南沙的企图昭然若揭。1956年菲律宾人克洛马频繁到南沙群岛进行活动，从而制造所谓“发现”南沙群岛的“克洛马事件”。1956年5月19日，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加西亚公开宣称，菲律宾在南海中发现“既无所属又无居民”的岛屿，“因而菲律宾继发现之后，有权予以占领”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83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地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前苏联在南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南海“边缘地带”特性进一步凸显。1969年5月，埃默里等人的《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协调委员会技术报告》发表。在两者的共同刺激下，与二战后联合国系列海洋法会议所催生的海洋意识相结合，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强占南海岛礁、瓜分海域、掠夺资源，南海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直持续至今，并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趋势。
南海问题的研究历程
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演进，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总体而言，1928年以前主要是用地图疆界线段表达国家疆界的主张。其中代表性的地图有：1880年王之春著的《国朝柔远记》，即已记载东沙群岛属广东省管辖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概论》[J]，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2页。。“1901年陈寿彭译的《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一第二图《中国滨海及长江一带下至中国海南洋群岛》，此图是由英国海军海图局编制的，图中把南海诸岛标绘为中国领土。1908年英国出版的《地图集》，也是把南海诸岛绘属于中国”林琳：《国际社会对南海诸岛中国的确认》[J]，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03-106页。。1905年王兴顺重订《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将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万里石塘”的名称划入我国版图。图中用长方形图例把“万里石塘”标明为府一级行政单位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1-312页。。1912年，地图学家胡晋接、程敷锴编绘出版了《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在这幅系列地图册里，有一幅《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图中出现了南海的连续疆界线标示胡晋接、程敷锴：《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之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M]，上海：亚东出图书馆1912年。。
1928年陈天锡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则开启了南海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张明亮直接把1928年陈天锡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视为南海问题研究的起点。参见：《早期的南中国海研究》，载《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47页。。在随后的长达84年的时间里，前50年基本上以史地调查与考证或者介绍居多，后30年才进入大规模、多学科复合研究阶段。
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后，激发起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开展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公肃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胡焕庸的《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以及陆东亚的《对于西沙群岛应有之认识》凌纯声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M]（吾行健辑），南京正中书局， 1934年、1939年渝三版；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再版。等。以上论著都对法国侵占中国南海诸岛的事实进行了揭露，并指出法国所占领的南海九小岛属于南沙群岛而非原来国人认为的西沙群岛。但是，囿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学者还无法拿出有利的证据证明南沙群岛确系中国领土。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接收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而激发起国内学者再次对于南海问题开展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杜定友的《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杜定友：《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M]，载《西南沙志编篡委员会》1948年版。一书。该书不仅收录了前人关于南海争端的研究成果，批评了30年代国内学者对于南海诸岛研究的错误言论，还介绍了当时南海诸岛史地资料的收集情况。此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郑资约编著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以及杨秀清主编的《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杨秀清：《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M]，载《海军总司令部政工处》1948年。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南越政府侵占我西沙群岛部分岛礁、“克洛马事件”以及菲律宾与南越针对南海诸岛的相关言论，激发起国内学者对南海问题展开研究，从而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南海问题研究的序幕，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长傅、崔琦、邵循正、朱契、王斤役、陈栋康等李长傅：《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南海诸岛简史》[N]，载《光明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7版；崔琦：《奇怪的发现》[N]，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邵循正：《我国南沙群岛的不容侵犯》[N]，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西沙群岛是中国之领土》[N]，载《人民日报》1956年7月8日，第4版；朱契：《南沙群岛和东、西、中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N]，载《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学术论文主要有：王斤役：《唐代以来西沙群岛已是中国的领土》[J]，载《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王斤役：《南沙群岛史》[J]，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陈栋康：《我国的南海诸岛》[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仍然主要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中国人民发现、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来相对平静的南海波浪乍起。南海沿岸国家及地区纷纷对南沙提出要求，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侵占，其海域被分割，并且这种侵占和分割呈现蔓延的趋势，南海问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基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的研究由点到面逐步走向活跃并一直持续至今。我们可以将近40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早期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史棣祖、谭其骧、劳祖德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J]，载《地理知识》1975年第9期；谭其骧：《七洲洋考》[J]，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J]，载《历史与文物资料》1979年第3期。、林金枝、韩振华、戴可来等。其中林金枝与韩振华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J]，载《南洋问题》1979年第4期；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N]，载《光明日报》1980年4月5日；《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七洲洋考》[J]，载《南洋问题》1981年第3期；《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南海诸岛史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坝葛鐄、坝长沙今地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三辑）》1988年第12期。通过自身研究赋予成立于1956年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今南洋研究院的前身）以新的学术生命力，自此以后该研究所成为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戴可来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N]，载《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通过自身研究奠定了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又一基地郑州大学历史系（今越南研究所的前身）的基础。1983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随后该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南海史地研究的重要基地，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吕一燃、李国强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概论》[J]，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林荣贵，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J]，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及郑州大学历史系在我国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依然具有活力，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林金枝、韩振华、李金明、郭渊林金枝：《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A]、《中国人民对西沙、南沙群岛物产开发的悠久历史》[A]，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韩振华：《有关我国南海诸岛地名问题》[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李金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札记》[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元代“四海测验”中的南海》[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我国南海疆域内的石塘、长沙》[J]，载《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中国南海疆域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南海争端的现状》[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等。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等。、戴可来、于向东戴可来、于向东：《〈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J]，载《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戴可来、童力：《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1996年，中国南海研究中心（今南海研究院的前身）成立，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基地，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吴士存吴士存：《南海资料索引》[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等。此外，陈史坚、张良福、陈启汉、林琳、刘南威、陈克勤、黄盛璋等学者在这一领域从不同角度分别作出了一定的研究陈史坚、钟晋樑：《南海诸岛志略》[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的争端》[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J]，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林琳：《汉代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J]，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克勤：《中国南海诸岛》[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J]，载《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总之，国内学术界在宏观上对我国拥有南海诸岛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微观上则涉及到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更多的方面，从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他们通过自身研究，以不可辩驳的史实从法理上证明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发现、最早命名、长期不断经营开发与定居利用，并且历代均进行有效管辖与行使。所以，中国拥有对南海群岛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是充分的、确凿的、无可争辩的，并对越南所谓南海的“历史及法理依据”予以批驳。
其二，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研究。据有案可查的资料，早在1980年，张鸿增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J]，载《红旗》1980年第4期。开始明确将国际法引入南海问题的研究之中。1990年以后，随着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相互交叉不断加强，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纯对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历史地理研究与国际法研究相结合，拓展南海问题研究的空间，这是这一时期该领域研究十分显著的特点。于是，国内学术界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南海问题，其中赵理海赵理海：《从国际法看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J]，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J]，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海洋法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翠柏杨翠柏、唐磊：《从地图在解决边界争端中的作用看我国对南沙群岛的》[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杨翠柏：《时际国际法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发现”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J]，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承认”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等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他重要的学者主要有王可菊、马涛、赵建文、王建廷等王可菊：《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兼评越南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行为》[J]，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2期；马涛：《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J]，载《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5期；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J]，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王建廷：《历史性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实证考查》[J]，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与此同时，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学者们许森安：《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内涵》[A]，“21世纪的南海：问题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C]，2000年5月；高之国：《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李令华：《关于南海U型线与国际海洋边界划定问题的探讨》[J]，载《现代渔业信息》2005年第12期；《南海传统九段线与海洋划界问题》[J]，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立法与实践》[J]，载《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系统研究了南海断续国界线及海洋划界等问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将国际法研究与史地研究进行了密切结合，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论据》[J]，载《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金明：《从国际法看菲律宾对我国南沙群岛的侵占》[J]，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7年第2、3期；《从历史与国际海洋法看黄岩岛的归属》[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南海争端与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领土争议》[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南海局势与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历史性水域、疆域线、抑或岛屿归属线？》[J]，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郭渊：《从近代国际法看晚清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求索》2007年第2期；《对南海争端的国际海洋法分析》[J]，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2期。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先后运用地图与国际边界争端中的作用、时际国际法、“发现”与“承认”等国际法中的各项原则，并对国际法中与此类原则相关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际法的相关原则均可证明中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唯一，任何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要求都是违反国际法的，从而以详实的法律驳斥了南海周边国家侵占我“断续线”内岛礁及其海域的国际法主张，并对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历史性权利、以国际法路径解决南海争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三，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研究。进入21世纪，域外大国纷纷插手南海争端，南海问题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趋势，一批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海权研究的学者们及相关研究机构逐步参与到南海问题研究之中。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南海研究院、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等，其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李金明：《从东盟南海宣言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J]，载《东南亚》2004年第3期；《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J]，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郭渊：《从睦邻政策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J]，载《学术探索》2008年第1期；《20世纪5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争端为考察中心》[J]，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5期；卢明辉：《南海争端与东南亚国家的扩军》[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邱旺土：《印度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其影响评估》[J]，载《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秀三：《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因素与我国的对策论析》[J]，载《东南亚》2001年第2期；鞠海龙：《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张明亮：《冷战前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南海研究院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吴士存、朱华友：《聚焦南——地缘政治、资源、航道》[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郑泽民：《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的研究人员在此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地缘政治研究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在南海问题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他重要学者主要有王传军、邱丹阳、刘中民、蔡鹏鸿、何志工、张小稳、马为民、张瑶华等王传军：《区外大国对南海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J]，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1期；邱丹阳：《中菲南沙争端中的美国因素》[J]，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5期；刘中民：《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及对策》[J]，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J]，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蔡鹏鸿：《美国南海政策剖析》[J]，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何志工、安小平：《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J]，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张小稳：《近期美国升高西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战略意图及其影响》[J]，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1期；马为民：《美国因素介入南海争端的用意及影响》[J]，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期；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J]，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关于南海争端国家的国别研究，分别探讨了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政策、扩军、海洋划界等问题；关于南海问题中的台湾因素研究，探讨了台湾的南海政策及动向，以及两岸南海合作问题；卷入南海争端的大国研究，分别探讨了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卷入南海争端的原因及后果等问题。
其四，解决南海问题具体对策研究。正如前文所述，南海问题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目前南海问题的焦点主要是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其基本形势是：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五国六方控制，其海域被六国七方分割。针对南沙的争端，有关各方纷纷提出了关于南沙群岛争端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解决南沙争端的有效可行方案、或对目前各种方案进行分析研究也就逐渐成为南海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并形成了以下研究领域：一是关于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基本理论及具体实践的研究，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廖文章、肖建国、余民才、蔡鹏鸿、罗国强等廖文章：《海洋法上共同开发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国家实践》[J]，载《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台湾）》2007年第2期；肖建国：《论国际法上共同开发的概念及特征》[J]，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余民才：《论国际法上海洋石油共同开发的概念》[J]，载《法学家》2001年第6期；蔡鹏鸿：《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罗国强：《“共同开发”政策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与展望》[J]，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具体实践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金明、于文金、李国选、周忠海、安应民、邵建平等李金明：《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及争端的处理前景》[J]，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于文金、朱大奎：《中国能源安全与南海开发》[J]，载《世界地理研究》2006年第4期；李国选：《南海共同开发制度化：内涵、条件与制约因素》[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周忠海：《论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的法律问题》[J]，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5期；安应民：《论南海争议区域油气资源开发的模式选择》[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邵建平：《如何推进南海共同开发？——东南亚国家经验的视角》[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二是关于解决南海争端的具体方案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国强、鞠海龙、葛勇平、蔡鹏鸿等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鞠海龙：《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现实思》[J]，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葛勇平：《南沙群岛争端及中国对策分析》[J]，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9期；蔡鹏鸿：《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J]，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三是关于南海问题的国家海权战略研究，主要涉及军方的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张世平与王生荣、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石家铸、海军政治部的吴纯光等，其他重要学者主要有鞠海龙等张世平：《中国海权》[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王生荣：《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影响》[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年版；石家铸：《海权与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吴纯光：《太平洋上的较量——当代中国的海洋战略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基本结论与反思
南海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历时两百余年的老问题了。研究由问题而生。南海问题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领域，而是一个历时近百年的老研究领域了。通过上述对于南海问题研究的概述，我们可以对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作出如下总结与反思。
一条主线：以史地研究与法理研究为主线，并逐步实现多学科研究的融合。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里，史地研究是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从1928年南海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投入研究人数最多、生命力最强、产生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史地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力图向国人及世界证明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对此，中国有充分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可见，史地研究的本质就是法理研究，两者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随着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与国际法研究相融合。当然，早期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主要是习惯法规则。1958年四个海洋法公约的制定，使海洋法由习惯法开始向成文法转变，但基本上代表的是海洋大国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一部系统的体现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利益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利益的成文的海洋法体系。于是，从成文的国际法角度研究南海问题成为一个基本趋势。1990年以后，随着法学在国内学术界逐步走向繁荣，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逐步实现了国际法研究与史地研究的融合，并将国际法逐步渗透到地缘政治研究及资源开发研究领域之中，极大拓展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这在史地研究领域诸如李金民、李国强、吴士存等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缺陷：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研究相对不足。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然而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21世纪以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史地研究和法律研究，而对策研究相对不足。在世纪交替之际情况稍有改观，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政府提出了着眼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共同开发”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的主张；二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南海问题逐渐成为美、日、印等域外大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而不断插手其中。于是，国内学者将对策研究聚焦于地缘政治研究和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相关对策研究之中。可见，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对策研究主要围绕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及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相关对策而展开，即使目前较为充分的关于海权战略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军事战略而展开的，缺乏前瞻性、综合性的国家行为战略研究。
一个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尽管40年来国内学者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但现实情况却是问题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其一，侵权被强化。目前，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并且各侵权国家还通过行政管理及国内立法等手段对其侵权行为不断予以强化。如菲律宾于1988年设置 “卡拉延市”对其侵占的岛礁及海域行使行政管理之责，并于2009年制定领海基线法对其侵占行为予以法律确认。越南则分别于1982年设置黄沙县、2007年设立长沙县，分别对其所侵占或主张管辖的岛礁及海域行使行政管理之责，并于2012年 6月21日制定《越南海洋法》对其侵占行为予以法律确认。其二，资源被掠夺。虽然我国政府提出了着眼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是南海周边国家在抓紧抢占南海岛礁及海域的同时，还不断加快对所占海域资源的开发活动。仅以油气资源为例，据世界权威能源咨询机构HIS公司2002年数据显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四国在中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田至少有53个。仅2001年四国在中国南海断续线两侧的原油开采量就高达3 746.9万吨，约等于中国近海原油产量的2.1倍；天然气384.2亿立方米，约等于中国近海天然气产量的9.3倍萧建国：《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其三，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中国。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以双边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但南海争端国家丝毫没有诚意，反而以结成各种形式的同盟共同对抗中国。这种同盟主要表现为：各争端国家相互结成同盟，其中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代表，试图结成“南沙集团”以共同对抗中国；以东盟为舞台频繁向中国发难，使中国疲于应付；拉拢美、俄、日、印等域外大国，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或结盟共同对抗中国。上述结盟形式使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
一个呼唤：南海问题研究呼唤海洋政治分析。目前，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维护南海权益不仅是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地缘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海洋政治问题，要求我国必须在国家层面对内对外积极主动实施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否则必将陷入更加被动局面。
海洋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点
海洋政治学是目前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之一张森森、俞丽虹、梁钢华：《“海洋意识”的缺失困惑》[J]，北京：《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6期，第24-26页。。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对涉及海洋的公共政策及法律问题予以研究、教育和讨论。再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其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卧龙岗大学海洋政策研究中心，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海洋政治的过程就是国家通过自身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使海洋由“公有地”转变为国家或国际组织对海洋的某些区域享有特定管辖权甚至拥有完全的过程。因此，海洋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海洋权益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稳定实现和拓展国家的海洋利益。“由于海洋政治由来已久，牵涉广泛，其内容绝非任何一部著作所能包罗”[加拿大]巴里·布赞：《海底政治》[M]（时富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页。，但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海洋政治的基本要点予以分析。
其一，海洋利益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之所在。海洋利益以海洋价值为基础，海洋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早期海洋给人类提供了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价值。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海洋给人类社会不仅提供了诸如资源、通道等经济层面的价值，而且提供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安全层面的价值，如马汉所言的 “英国的强大应更多地归功于海洋”[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M]（范利鸿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及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所言的“被大陆分割的全球水域，只要控制了七大洋就能控制陆地上的事务；控制海上的交通线和咽喉要地，而后采取封锁，或向陆地派遣军队，就可以达到控制陆地的目的”即是。而国家所拥有的具体的海洋价值观直接决定着海洋利益的实现程度。仅以美国为例，“自1789年以来，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6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二亿一千万人口的世界大国，但它从未失掉过与海洋的密切联系。虽然十九世纪美国曾一度转向内地开发国土，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突出了海洋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海洋对国家利益、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关系，由此而改变了对海洋科学和拓展利用的态度，“国会的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对有关美国在海洋事务方面新权益的立法及拨款要求迅速作出反应”[美]杰拉尔德·丁·曼贡：《美国海洋政策》[M]（张继先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充分认识到海洋价值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充分实现和维护海洋利益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案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成为海洋大国是成就强国的唯一选择，因为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其获得成为伟大国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一切价值。
其二，海洋利益的稳定实现有赖于海洋秩序的形成和确立。在人类经略海洋的早期阶段，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主要由包括武力在内的国家海上力量而确定。在各海洋大国海上力量的反复较量与平衡中，相应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也开始逐步确立。随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国际海洋秩序也逐步由少数大国主宰的“海洋霸权”时代走向众多国家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国际习惯法规则也逐步向成文法转变，以武力为后盾的“海上力量”逐步被以法律为后盾的“海洋权益”所代替。由于现代国家所享有的海洋权益是由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所确认的，因此海洋政治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与海洋法的关系问题。海洋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海洋法是国家积极主动行为的结果。从形式上来说，现代海洋法经历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这既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积极主动行为的结果。从内容上来说，现代海洋法所确立的各种制度，包括领海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大陆架制度、国际海底制度，都离不开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即使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其在立法工作过程中“进行的争论和妥协以及它所提出的建议的模糊笼统，清楚地表明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论坛”[加拿大]巴里·布赞：《海底政治》[M]（时富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页。。可以这样说，海洋法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海洋政治过程，没有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就没有现代海洋法律制度。
其三，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是推动海洋法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海洋法是国家之间的法，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法，它是沿海国家的利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平衡协调的结果。现代海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是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本身就是各国家协商一致、各方利益折中妥协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大量的空白点、模糊和不确定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例如，关于海域划界的问题、关于大陆架划界的规定、海洋与外空的关系问题、海洋的军事问题、南极洲海域的地位问题、专属经济区与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剩余权利问题、岩礁与岛屿的区分问题、历史性权利问题等。因此海洋法是不断发展的。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力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尤其是海洋大国的加入而不断扩大，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无视其存在及其价值。国家对待公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充分尊重公约，在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维护、实现和拓展国家管辖海域内及国家管辖海域外的各种海洋利益。面对因海洋法所客观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之处而导致的包括海域划界在内的各种矛盾，沿海国家也应该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在敏锐把握海洋法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推动海洋法的发展。
其四，综合发展国家海洋能力是充分实现海洋利益的基本路径。国家海洋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了海洋科技能力、海洋经济能力、海洋管理能力、海洋军事能力等内容。目前国际海洋竞争实际上就是海洋科技的竞争，谁能在海洋科技上领先，谁就能拥有海洋开发的主动权，并能够为海洋管理与海洋军事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在国际“蓝色竞争”中赢得主动，因此海洋科技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海洋科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没有现代海洋科学技术便没有现代海洋产业，因此国家海洋经济能力就是通过各种海洋开发手段实现国家海洋利益的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发展海洋经济离不开国家有效的海洋管理，海洋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海洋开发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序性，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的海洋管理能力是国家海洋经济能力的根本保障。对于沿海国家而言，需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完善海洋立法，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法律的效力等级，将国际海洋法向国内法进行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和执法体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公约赋予沿海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权利、管辖权、管制权等落到实处。质言之，“只有国家的事实的管理，才能保证国家海洋权益的最终实现”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自人类经略海洋以来，海洋军事经历了一个由前台逐步走向幕后的过程，尽管目前军事手段不再作为一个解决海洋矛盾与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其始终是作为一个海洋政治中的威慑手段和最后手段而存在的。因此，国家海洋军事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后盾。当然，国家海洋能力还包括国家海洋地缘政治的运用能力。地缘政治环境是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利益的外部环境。充分研究国家所面临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能够为国家持续稳定实现海洋利益提供外部环境支持。总之，国家海洋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其综合功能在于提升国家海洋利益的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从而使国家在海洋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
具体到南海问题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到南海是我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这是因为我国海岸线被双重岛链束缚，缺乏有效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我国的海上周边环境及安全形势是最为严峻的。唯一拥有战略纵深的广阔海域就是南海。南海不仅给我国提供了包括资源和航线在内的最为丰富的经济层面的价值，而且提供了政治、军事及安全层面的价值。而且南海问题又具有特殊性，它并不涉及到谋求海洋扩张或海洋霸权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维护合法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的问题。因此国家更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去应对这一问题。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少规定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不少缺陷的”，这是“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全面谅解的必不可少的妥协，在制定错综复杂的海洋法律制度时必须付出的代价”赵理海：《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题》[A]，载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157页。。也正因为如此，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南海周边国家纷纷选择公约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支持自己声称的和管辖权，并积极主动地付诸实际的管理和控制行为，致使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争端的南海问题日趋白热化。截至目前，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最长已逾四十年，我国的持续拖延，一旦使得周边各国对于南海岛礁的占领形成一种国际法上的有效占领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南海争端的解决便会更为艰难。反观我国，尽管在应对南海争端中也付诸一些包括立法、行政管理、开发、战争等国家行为，但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缺乏积极主动的国家行为战略，这也是造成我国在南海争端中日益被动的根本原因。
因此，对于目前我国南海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通过历史地理研究虽然可以证明我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停留于自说自话的境地之中；通过国际法方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依据国际法的相关原则证明我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唯一并有效驳斥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国际法主张，但实际上由于国际法所存在的自身缺陷而导致出现互相争斗较劲的局面；通过地缘政治研究使我们对我国海上周边安全环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实际上往往使我国陷入理性与民意的矛盾之中而无所适从；通过共同开发方面的研究虽然为我国实施南海资源共同开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准备，但实际情况却是“争议没有搁置，开发没有共同，资源都给别人开发了，而中国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李金明：《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J]，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35-41页。；通过海权战略方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为我国维护南海权益提供宏观战略指导，但在解决海洋权益纠纷方面军事手段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威慑手段而存在。不可否认，上述研究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 键 词】海洋战略;强大海军;近海防御;和谐海洋。
【作者简介】彭克慧,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经过历代领导集体地高瞻远瞩和深思熟虑,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和完善的、颇具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
一、维护、巩固政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国际安全压力,我们最大的战略任务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领海完整、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1.反对海洋霸权。1954年,美国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以解放一江山岛对此一行动做出回应,第一次爆发。8月24日,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在最后的四点建议中有三项都是希望工党朋友们能帮忙劝劝美国人不要管台湾的事、不要管中国的事,因为这会害人害已,“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1]。
四年后出现第二次,中国于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我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2]。1958年10月的《告台湾同胞书》中也明确表态:“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太平洋。”[3]翌年3月18日,在同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谈话时又再次表明“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4]的主张。
2.坚持海权独立。1958年6月28日,中共请求苏共为中国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转达苏共高层关于“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并邀请、亲自到苏联考察,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忙?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忙,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第二天,再次与尤金谈话,指出,如果是后者,“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5]。“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6]。针对苏联的技术封锁,断然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7]通过努力,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我们自主研发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我国遂成立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3.建设强大海军。1949年10月,语重心长地对即将上任的新中国人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们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8]翌年元旦,为《人民海军报》题词再次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9]
1951年初夏,总理同时任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张学思将军交谈时指出了我国的海洋状况和未来的海洋局势,他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至北仑河口止,绵长得很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海上长城”[10]。1953年2月,首次对海军舰艇部队展开了视察,接连登上五艘军舰并为它们亲笔题词且都写下同一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1]1957年8月4日,在胶州湾检阅海军部队时也指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来自海上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2]
4.管理海洋事务。1964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了成立国家海洋局的报告,中共中央于2月就进行了批复:“同意在国务院下成立直属的海洋局,由海军代管。”[13]当年7月22日,经过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4次会议的批准,决定成立国家海洋局,并改为直属国务院领导。国家海洋局成立以后,既要为国防建设服务,也要为国民经济服务。
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海洋环境,但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制定也表明国际海洋斗争的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刻化。因此,直到90年代,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保持海权独立前提下的共同开发上。
1.确立“近海防御”思想。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日益突出,在考虑到国际斗争现状和国家战略需要的同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人民海军的实际战斗力出发,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将我们的活动范围由近岸延伸至近海。“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14],“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15],我们的海军“只在太平洋活动,永远不起到远处去的野心。我们是近海作战”[16]。
2.拟定海军建设目标。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重申建设强大海军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标准,“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防御当然也要有战斗力。海军的装备,规划要从这点出发,反正是要顶用的”[17]。“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18]。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人员时又再次强调了“精干”“顶用”“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那时我们海军的同志天天只要多少吨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19]。
论文关键词 钓鱼岛 先占 时效取得 大陆架
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成因
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之所以觊觎我国的钓鱼岛，无非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钓鱼岛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东海海域蕴藏着鱼类资源达3000余种，天然气储量达14万平方公里。其二，钓鱼岛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从国土防卫角度来说，钓鱼岛位于我国和日本琉球之间，其具有重要的屏障功能。如许明春在其著述中所说：“钓鱼岛是中国走向海洋的大门，日本控制了这扇大门，就相当于在中国家门口安装了定时炸弹！” 这些促使中日两国钓鱼岛争端愈趋激烈，甚至在2010年出现拘留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
二、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在钓鱼岛主权归属这个问题上，日本提出了以下几个主张来证明其所谓的合法性。
（一）从先占角度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日本政府认为钓鱼岛是其通过先占方式取得的。何为先占？先占是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 用先占方式取得领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先占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第二，占领必须是有效的。一方面，先占的对象是无主地，也就是在占领之前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地方。如果一块土地曾经属于一个国家而后来被放弃的，也可能成为无主地。另一方面，何谓占领是有效的，即有效占领的判断标准。《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占领是由于以取得国的名义并为该国而占有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立行政管理而实现的。 也就是说有效占领包括占有和行政管理这两个方面。行政管理是指占有国占有土地之后，必须在该土地上建立某种行政，表示该土地是真正由新占领者统治的。
中国对钓鱼岛的先占一直都有史籍记载为证。据记载，早在1372年，中国人杨载便发现并登陆了钓鱼岛。1582年钓鱼岛被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这说明了钓鱼岛并非无主地。另外，根据先占的原则，国家也要对先占的土地进行有效占领，但日本方面找不出任何进行有效占领的根据。中国虽未派人驻扎在钓鱼岛上，但是一直都有使节在钓鱼岛上中转。另外，更有《万里航海图》等官方文件将钓鱼岛列入中国的海防范围。直到今日，我国政府也一直在主张自己对钓鱼岛的主权。
从这些方面看来，日本以先占为借口宣称对钓鱼岛的主权是不合法的。
（二）从时效取得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日本不能以先占方式取得钓鱼岛，但是日本自1969年来，长期控制钓鱼岛并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以这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时效取得，日本能否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呢？
《奥本海国际法》对时效取得作了如下的定义：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物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只要其他国家还继续不断地提出抗议和主张，主权的实际行使就不是不受干扰地，也就未造成所需要的认为事物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一般信念。 在时效取得的情况下，日本若要取得钓鱼岛的主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中国政府对日本占有钓鱼岛的情况并未持续且连续不断地提出反对。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侵占钓鱼岛的情况一直不间断地提出抗议。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群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这些事实都使日本“持续且不受间断”地时效取得钓鱼岛的企图无法实现。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日本不能依据时效取得钓鱼岛的主权。
（三）从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看钓鱼岛的主权归属
东海油气资源的发现，使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争端日益突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东海大陆架的划界规则、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等方面。
1.日本的观点
从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来看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方面，日本方面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方面，日本坚持200海里的大陆架，由此可以把钓鱼岛群岛全部窃据；第二，关于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方面，日本方面坚持中日共大陆架，冲绳海槽只是东海大陆架的一个偶然凹陷，不构成划界的主要依据；第三，关于大陆架的划界原则，日本方面坚持“中间线原则”、“等距离标准原则”，坚持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不起作用，认为中日东海大陆架界限在双方领海基点的等距离处；第四，在东海海洋资源权益的关键之处，日本方面坚持认为钓鱼岛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中国的观点
中国认为：第一，在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方面，中国认为大陆架的确定方式既包括200海里大陆架标准，也包括自然延伸标准，且以自然延伸标准为主；第二，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应该根据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认为中日不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中断了中日东海大陆架，是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分界 ；第三，关于大陆架的划界原则方面，中国坚持“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中国主张在东海海域大陆架划界应该依据自然延伸原则，根据实际情况，达到公平的目的；第四，在钓鱼岛能否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方面，中国认为钓鱼岛无法维持人类居住，不应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3.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实际情况
（1）首先，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的规定，沿海国大陆边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如果不到200海里，可以扩展到200海里处；如果超过200海里，可以延伸到不超过350海里处，或不超过2500米等深线以外100海里处。
大陆架的划界不仅包括200海里标准，也包括自然延伸规则。因此，钓鱼岛群岛不属于日本。
（2）其次，关于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根据对冲绳海槽的实地调查发现，冲绳海槽与其两侧有完全不同的地貌和地形特征。冲绳海槽地貌以构造型为主，沉积堆积为辅，不同于堆积沉积型的平坦陆架，也不同于洋壳型的洋脊海盆。 而冲绳海槽则是大陆地壳向海洋地壳的过渡带。因此，冲绳海槽是两国大陆架的自然分界线。
从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冲绳海槽中断了中日东海大陆架，是两国大陆架的分界，也就是说中日不共大陆架。
（3）关于大陆架的划界原则。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根据“自然延伸原则”还是根据“中间线原则”，国际法院对此已有过判例。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指出：“国际法赋予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系基于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它的存在是根据事实从开始就有的……。简言之，这是一种固有权利。行使这一权利，既不必经过任何特别的法律程序，也不需要履行任何特别法律行为。” 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对于大陆架的划界原则坚持的是“自然延伸规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大陆架的划界标准包括200海里标准和自然延伸标准，而非像日本所坚持的200海里标准，另一方面这两个标准不是处于同一地位的，因为200海里标准是在大陆架不满200海里时所适用的标准，所以自然延伸标准应该是主要适用的划界标准。
（4）关于钓鱼岛能否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方面。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从以上分析得出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单方面的主张是违背国际法的，也是违背历史的。
三、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方式
日本不享有钓鱼岛的主权，尤其在1969年发现钓鱼岛附近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后，更是篡改历史，宣称其拥有钓鱼岛的主权，近来频频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矛盾与摩擦。那么，如何解决这种争端呢？
一九八二年我考上了太原的一所大学，学校每年都组织学生到外地见习，我们那一届便是青岛。一九八三年四月末，我们乘火车来到青岛，住在体育馆附近的体校招待所，当天午休，我们几个同学不想睡觉就悄悄地溜出来，跑到了第一海水浴场。因为第一次看到海，非常兴奋，虽然水还很凉，不管三七二十一，穿着衣服就下去了，尽情地嘻嘻，照相。我还尝了一下海水，验证海水是咸的童年记忆。回来时，教导员一脸严肃地站在楼梯口，等着我们呢，把我们好一顿批。在后来的一星期里，除参观一些单位外，我们还游览了中山公园和鲁迅公园。第一次来青岛，青岛的海和樱花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一九八六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青岛，到今天已经十七年头了。其间，有两次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都被我放弃了。
不光我，很多外国人也是从啤酒瓶子上知道青岛的。去年“五一”到西安旅游，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一位管理人员跟三个日本人讲话，要他们把随身带的包存到门口去。因为语言不通，三个日本人大惑不解。看到这种情景，我上前用日语帮着解释，告诉他们由于背的包太大，管理人员要他们把包存到门口去。参观中，又多次碰到那三个日本人。最后一次碰到时，我们简单聊了起来，原来他们是一家三口，利用黄金周时间来中国旅游，是第一次来中国。他们问我从哪来。我告诉他们是青岛，担心他们不知道，我又解释说，在山东省的东边，靠海。他们直摇头，不知道青岛这个城市。我干脆问他们，青岛啤酒知道吗？他们马上说，知道。我又说，就是生产青岛啤酒的城市。他们才恍然大悟。实际上，他们仍然不知道青岛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很多外国人都是这样，提起青岛，他不知道，提起青岛啤酒，没有不知道的。一九九七年，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来青岛旅游，回国后给我来信说，原以为青岛是个非常小的城市，没想到是个大城市。去年四月，日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来青岛采访，导演福井对青岛的风光赞不绝口，三个月后他带着亲朋好友七八个人来青岛度假，让我帮着租了个别墅式宾馆，小住一个星期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相约有时间再来。
我去过日本、香港和澳门，海滨都不如青岛的美。日本江之岛、东京湾海水浴场，我都去过，沙滩都是褐色的，与青岛的比差多了。但仍有很多人在浴场休闲，或晒太阳，或看书，或弄帆。很多姑娘穿比基尼，洁白的皮肤与黑色的沙滩形成鲜明对比，我感到真有些惋惜。东京要是有象青岛一样洁净的沙滩，还不知道日本姑娘们怎么个美法呢！国内沿海城市，我也去过一些，如大连、舟山、宁波、厦门、泉州、烟台、威海、锦州。这些地方要么没有像青岛一样广阔而多的沙滩，要么海水没有青岛的蓝，要么没有青岛曲折的海岸，要么没有青岛一样的起伏地势，要么没有青岛的欧式别墅多。
一九八八年，我的大学同学从北京来青岛挂职。朋友在北京难得见到大海，几乎每个夏天的晚上，他都约我去海边游泳。那时，我还不太会游泳，尽管住所距海边很近，走着只需十几分钟，但平时一个人也很少去。在那位同学的鼓动下，一个夏天下来，我学会了游泳，并乐此不彼。从此，每年夏天都要游上三个月。受我影响，儿子从四岁也学会了游泳。冬天，我有跑步的习惯，也不是天天跑，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跑步。从家里出来，顺着海滨栈道，经太平角至东海路，从音乐广场返回。冬天太阳刚刚升起，在海上形成一道金光，随着潮汐涌动。沐浴着朝阳，伴随着涛声，一路上有看不完的光景，有钓鱼的，有打太极拳的，还有看书的，偶尔也可以看见金发碧眼女郎矫健的身姿。一天早上，在太平角里还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老外骑自行车兜风，男的戴着很中国式的棉帽子，恐怕现在给哪家男孩子也不会戴了。有时我也从八大关里跑，一路上欣赏着各式各样的院墙和门灯，也别有一番情趣。
我以前从未听说锅贴这种食物，更没有吃过。来到青岛后，我才知道青岛当地有一种饺子叫锅贴。吃了几次后感觉味道不错，就喜欢上了。吃腻了食堂的大锅饭，经常与同事中午买锅贴吃。后来，我到了日本，发现日本的饺子与青岛的锅贴做法一样。只是日本叫饺子，青岛叫锅贴。不知道日本受青岛影响，还是青岛受日本影响。由于久居青岛，饮食已经青岛化，全家人都喜欢海鲜，而不善肉类。爱人是医务工作者，她说海鲜含蛋白高，肉类含脂肪高，对身体不好。在青岛众多的海鲜中，最喜欢蛤蜊。不吃海参、鲍鱼也许不觉得遗憾，但不吃蛤蜊会令你后悔的。蛤蜊虽不是名贵菜肴，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深受喜欢，有原汁蛤蜊，也有辣炒蛤蜊，无论那种做法味道都非常鲜美。第一次来青岛时，没敢吃，回到太原听到同学形容蛤蜊的鲜美劲儿，后悔不得了。小时候，在东北老家吃过河里的蛤蜊，非常不好吃，不仅肉嚼不动，而且有腥味，所以人们一般不吃它。我第一次来青岛之所以没敢吃，就是把海蛤蜊等同河蛤蜊了。
在青岛众多风物中，我还喜欢春天的樱花和秋天的枫叶。据说两者都是从日本传进来的，大概是日本两次侵略青岛时带进来的，是历史的见证。我喜欢它们并不是因为是日本物种的缘故，完全是它们的可观赏性。在日本时，看到到处樱花和枫树，有的树都非常古老，感觉红叶比青岛的红。回国后，我到处转悠，发现青岛八大关、中山公园、四零一医院也有很多枫树，一到秋天叶子也非常红，并不比日本逊色，只是我没发现罢了。从此我年年拍摄枫叶，不少照片被杂志、图书采用。我还特意在楼前楼后各栽了两颗樱花树和枫树。一到春天，楼前双樱盛开时，我们一家三口数花骨朵，感到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