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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鞅变法、法治思想、以法治国
一、商鞅变法与法治思想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秦国君主时，秦国国力远远落后于关东六国。秦孝公广求天下人才以治秦强秦。主张法治的卫鞅入秦准备向孝公推荐自己的变法主张。"卫鞅向秦孝公列举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之道，孝公和卫鞅互相经过的谈话，排除了帝道、王道，选择了更为直接彻底的霸道以图强秦。霸道正是卫鞅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孝公所期望的治国之道。法乃霸道核心，离开法霸道无从谈起，采用霸道治国之路成功与否，其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以法治国，是否坚持法的绝对权威"[1]27。卫鞅和孝公坚信法治能使秦国繁荣强大起来。
法治思想的核心便是以法治国，该理念最先由法家先驱管仲提出，管仲坚持运用法来治理国家，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地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像人们举手投足那样，轻而易举的治理好这个国家了。继管仲提出法治思想后，法家逐渐分为法术势三派。卫鞅与管仲法治思想一脉相承，此处的法的特征概括说来就是赏功罚罪治理臣民之法，逐渐用"法治"来取代"人治"。"以法治国"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国家强盛。
二、法治思想在变法中的具体表现
（一）、君主立法
商鞅坚决主张国君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以保障变法的进行，君主的至上权威是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君主立法的重要保障。一切源于自秦躁公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操纵了国家的政权，少数庶长甚至可以任意决定国君的废立，争夺君位的斗争也时有发生，造成国君更替不迭，君臣乘乱的局面。后菌改杀出子，迎接回公子连即位，即秦献公。公元前362年献公卒，其子孝公即位。贵族在秦国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利，国家大权还没有真正绝对集中在君主手中。卫鞅入秦便向孝公提出了法治的治国之道，孝公也支持根本性的变法，但是迫于旧官僚集团的强大的阻力，孝公和卫鞅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为变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只有将立法权和法令解释权集中在君主手中，才能避免政出多门，确保了法令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在之后的具体变法中，所有法令必须经过国君的确认才能发生效力，国君享有法令的最高解释权。
（二）、功利主义
变法制定法令犹如一把双刃剑，利益和弊端是并存的，所以在立法时应当考虑到它的利弊得失。利大于弊，才可立。这无疑是法家的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在立法领域中的反应。[2]变法主要结合了先秦功利主义的传统。在社会经济方面，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牛耕技术的推广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关东各主要诸侯国的生产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秦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秦国军队使用的武器大多也是青铜武器。在秦国，国人能接受大规模的变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渴望生存、渴望强大。在历史方面，"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嬴秦原是渭水上游河谷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秦襄公才被封为诸侯，立国"丰岐之地"。地处戎狄环绕中的秦国从建国开始，不仅没有受到商周先进的伦理文化的影响，反而融合了戎狄的落后风俗，这种风俗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性。变法考虑的功利性就在于权衡利弊，利大于弊时就可以施行。实施变法之利在于，对庶民和国家有利，变法才具有广泛的支持者和推动力。实施变法之弊端在于，贵族失利，变法因此而受到较大阻力。显而易见，秦国改革变法乃形势所趋。
（三）、厚赏重罚
刑罚的轻重应随具体的国情而变。《尚书.吕刑》记载："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有云："刑兴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点"卫鞅认为依靠法治理好秦国的主要方法是"厚赏重罚"。正如《商君书.修权》所言："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3]110卫鞅认为赏是加恩，所以为文。刑是为武，所以为武。赏刑并用，就是文武并用，是法治的两个主要内容。概括的说就是赏加于有功之人，刑加于有罪之人。功罪都依照法律所规定。主要适用农事、战事、纠察奸人及其它方面。卫鞅以重刑治秦，使得"秦人皆趋令"、"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卫鞅以重赏治秦，对努力从事农战有功的人实行重奖，结果人们都勤劳务农、拼命作战，此之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见厚赏重罚乃卫鞅治秦的主要方式。
（四）、宣传法治思想
法家主张加强法令宣传，使人们按照法令所规定的方式去做，即所谓的"以法为教"。法家要全国之人都知法懂法，不违反法律，这实是利国利民的金玉良言。当然，加强法律宣传，使民众了解法律以便自觉地约束自己减少犯罪乃至不犯罪，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这也是明智的政治家的共识。如公元前536年，子产就在郑国铸"刑鼎"，将法令条文铸十鼎上，公之于众。[1]30法官专为解释法令、说明法令，以备吏民的询问。就是专门以法令的罪名和内容教授吏民，使其知晓法令而依法行事。如《商君书.定分》曰："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3]187。这种做法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们都知法懂法，不但能使民众自觉守法而不误触法网，而且能防止各级官吏徇私枉法或玩弄法律陷害无辜，从而可保护广大民众的正当权利。
（五）、公正无私
法家主张执法时对臣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史记。商鞍列传》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鞍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嗣君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4]《战国策》也记载："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5]由此可见，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只有君主一人享有，其余所有人，一旦触犯国家法令，都必须加以惩处，无论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官贵人，都不得例外。而平民如果有功，照样得以加赏。所以，法家所说的法，虽然在适用对象上有局限性，没有包括君主在内，但在执行上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无私。
三、结语
商鞅死后的秦国仍然依照新法治国，从而迅速崛起。秦的经济发展迅速且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优势，成为了易守难攻的四塞之国。秦与关东六国相较，逐步取得了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其根源在于，秦国采取了以法治代替人治的治国方式，治理国家的法令大体上不变，只需根据实际情况稍作修正即可，从而减少了许多因人治而产生的弊政。商鞅的以法治国思想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而今天，以法治国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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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鞅变法 秦礼制 宗法制度 君主礼仪制度
商鞅变法是商鞅在秦国实行的一次全面的、彻底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实施，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影响深远。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从历史发展来看，该变法似乎与当时的礼制相悖。但是，根据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出土的历史文物来看，商鞅变法非但没使秦礼制消失，而是促进了秦礼制的发展与变革，逐渐形成了更加合理、实用的新的秦礼制度，对后世的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礼制，即礼乐制度，主要包括两部分，礼仪制度和道德行为规范，其中礼仪制度是道德行为规范中引申出的制度化的内容。秦礼制，也就是秦国时期的礼乐制度，商鞅变法之后，对于秦礼制发展演变的研究及讨论不曾停止。经过长期的探讨，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们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逐渐丧失，称商鞅变法“垄断教化，积蓄百姓怨恨”，变法后秦国“蛮横无礼”，成为“虎狼之国”。
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历史资料来看，商鞅变法后，秦礼制并未消失。《史记》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利益，采挥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朗迁济济，依古以来。”《通典》记载：“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衿渥鹁抑臣，以为时用。”这些都可以看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礼”并没有丧失，反而更加实用、合理，其有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针对商鞅变法后的秦礼制的演变，从一些礼仪制度方面来看，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澄清“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的论断。
二、商鞅变法期间秦礼制演变的表现
（一）群主礼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礼仪，主要包括祭祀制度和营国制度。随着商鞅变法的开展，秦国的君主礼仪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非常重视祭祀制度，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来进行，并且制定了非常复杂的程序和内容，成为君主关注、参与性非常高的国事活动。在繁琐的程序和内容中，最著名的是祭（是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当时，君主的权利，主要通过祭祀的形式和规模来呈现。最初，周朝出现祭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表达对神灵的尊敬。《索隐》记载：“，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这时祭祀的对象是神灵。而到秦国时期，祭祀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祭祀的对象由神灵转为天子，但并为祭祀设立了专门的君主住址，供祭使用。到秦始皇时期，祭以发展的比较固定和完善，成为当时国家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
营国制度方面。营国实质上是以城为中心的城邦。营国制度是先秦礼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用于维系天子与各个诸侯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等级关系。据记载，秦国的都城在战国时期有过高达八次的迁移，在商鞅变法期间，都城先后为栎阳和咸阳，其中咸阳为主要城市。秦朝的八个都城中，咸阳是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并且咸阳的城市布局是遵循营国制度的，从相关记载中可见一斑，比如“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迁徙置少城内城，……与咸阳同制。”
（二）士礼方面
秦国的士礼制度在商鞅变法之后，是走向衰落的。商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一个方面就是用鼎制度，鼎的数量、纹样等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和权力。
战国时期，士大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用鼎规格一般是铜 5 鼎。但是到战国末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士大夫为为铜2鼎甚至是铜1 鼎。可见商鞅变法之后，对士大夫的用鼎规格进行了限制，甚至失去了用鼎彰显身份的意义。
目前，根据所出土的秦朝时期的文物来看，并没有发现铜质食器。而在战国早中期，用鼎制度最主要的就是食器、礼器组合，如果没有石器，那么礼器也失去了用鼎制度组合的意义，二者是结合存在的，如果失去食器，礼器也不能称其为礼器，这些也反映出了秦朝时期士礼制度的衰落，与商鞅变法中的社会阶层改革有一定关联。根据商鞅变法的内容，也可以推断出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提出“军功爵”，无论出身贵贱，只要立下军功，都有资格接受爵位，进入上层社会。商鞅的这一改革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授爵制度，也使士礼制度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三、商鞅变法对秦礼制演变的影响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社会、军事能力等得到提高，促进了秦国实力的增强。当然，这一时期，秦朝的礼制发生了改变，比较明显的是君主礼仪的完善及士礼制度的衰落。商鞅变法的实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摧毁宗法制度
商鞅变法中提出“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至此，秦国的传统的宗法制度被摧毁，并且士大夫们的权利分配需要靠君主分配。士大夫们的生活资金来源需要靠朝廷的发放，而且权利的行使需要君主的任命。加之“土地私有制”的提出，传统的领地制度被摧毁，土地所有权归劳动大众，给宗法制度以致命一击，也奠定了秦朝封建国家的机制。
（二）开创帝制礼制
秦朝时期，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间的相互排斥和斗争，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统治，使统治者的权力无法施展，阻碍中央集权的发展。商鞅变法之后，实行土地私有制，士大夫的权利被削弱，大大提升了君主的权利。同时，强化了各种礼仪制度，大到营国制度、祭祀制度、陵寝制度，小到君主的更衣冠制度等。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多数的秦人受到求胜心的影响，以胜利者自居的心态，使他们对其他文化存在着排斥和漠然的态度。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各个地域间的交流，原各国间的文化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秦国的民众无形中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这和商鞅推行的变法是分不开的，随着国家的统一，礼乐制度也得到了融合，秦国在统一之后，在完善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汲取其他国家礼乐的合理部分，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新的秦国礼乐制度。伴随着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内容的实施，秦国的经济实力提升，加之士礼制度的衰落，加速了秦国中央集权的形成。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秦国建立了帝制制度，为后世“皇帝”及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提供了基础。
（三）礼制趋于简洁、实用
商鞅变法实行之后，秦国的礼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商鞅变法前后，也就是战国中期到晚期，这一阶段文献资料及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从商鞅变法的实施和成效来看，秦国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实用的国家，这是其后各朝各代所无法超越的。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礼制在所有诸侯国中是最简单和实用的。就以“军功爵”为例，各诸侯国在授予军功爵时，需要考量的标准非常复杂，包括受爵者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等，而商鞅变法之后，授予军功爵时，非常简单，不论受爵者的社会地位、所处社会阶层、甚至其他诸侯国的人们，只要立军功，就有资格被赐予爵位。同时，为了体现公平，奖励军功，爵位的等级和军功者的贡献成正比。军功爵的推行，不分高低贵贱，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促进了秦国军事、社会的发展，为后代的爵位授予制度开创了先河。另外，军功爵的实施，考量简单，摒弃了传统的复杂的考量方式，反映了秦礼制在商鞅变法后的变化，即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
四、结语
商鞅变法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变革，也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发展策略，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历代多数史学家对商鞅的变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商鞅变法之后秦无礼”，主要是由于商鞅推行的一系列奖励军功、土地私有等制度，使得秦国人民在平等环境中求胜的心态，给人一种“无礼”之感。但是，从众多的文献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非但没有失“礼”，而且在礼乐制度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瓦解了宗法制度，开创了帝制礼制，同时受到商鞅变法的影响，秦朝的礼制在延续已有合理的基础上，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并且不断合理化、系统化，对后世礼乐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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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鞅；农本思想；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F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18-02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二十三年的变法，改革层层推进，体系严密，改革的结果是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在当时诸国中是改革最为彻底的国家，秦国也由弱变强。商鞅变法中的农本思想，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其对农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对我国目前的农业改革仍然有借鉴意义。
一、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楚国的吴起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等。秦国是个偏远的小国，秦人的始祖是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为七国中最为弱小、最为贫困、最为混乱的国家。战国时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农业能给予战争所需的物资和人力。商鞅适时提出的“农本思想”，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魏国李悝提出的“尽地利之教”的农本思想[1]，治国之要是让民众“归心于农”，用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进行彻底的改革。
二、促进农业发展的改革措施
（一）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
1.井田制自商时就有文字记载，西周盛行。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土地名义上为国家公有，实则归国王所有。井田制成熟于西周，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故而称作“井田”，中间为公田，周边为私田，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公田。井田属国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领主还要交一定的贡赋。当人口较少，土地充裕，农耕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时期，井田制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人们通过集体共耕以延续生活，同时，井田制下能够更好地提供水利等大型公共产品。
2.实行土地私有制。到战国中期，在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下，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口数量和密度也显著地增长，井田制下的土地已不能满足需求，人地矛盾加剧，私田开垦大量出现。私田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领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农耕技术的发展也使私人单独耕种土地成为可能。同时，土地的开垦和耕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很多的奴隶从领主那里逃出而去租种土地，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了普遍事实。道家、儒家都将其视为是“礼崩乐坏”的根源而强调恢复井田制，商鞅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废除奴隶领主制度成为必然，社会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井田制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改革，从此，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土地所有制度。
（二）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通过法令，运用国家的政治权力来推行奖励开垦的政策，秦国是战国时期唯一用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来促进改革的国家，商鞅的变法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农地面积扩大，粮食得到快速增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
（三）出台各项配套的激励措施促进农业发展
利用财税手段奖勤罚懒，激励农业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对财税杠杆的作用已达到一定的认识，财税不仅维持国家正常运转，也用于调节经济发展。（1）勤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产量多了可免除徭役。徭役是国家根据需要对劳动力的无偿占用，以免除徭役为手段鼓励耕织，这对社会特别是对农民是很大的激励。（2）农民还可以多缴纳粮食，以此获得爵位，此政既能充实国家财政，又能激励农业发展。（3）农税减轻。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并以粮为税，提高粮价，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会面临税收的压力，这就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同时以人口来征收赋税，地多者不增赋，有利于促进人们扩大耕地面积。（4）游手好闲、经商不务正业的贫困者，收为官奴，强制从事各种劳动。商鞅应用各种配套措施来激励农业的发展，效果显著，秦国农业迅速发展。
（四）重农抑商
要让民众“归心于农”，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说：“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就此出台了多种限制商业的法令，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如：对商业施以重税，与农业的减税形成对比；控制粮食买卖，不允许粮食交易，商人就无从得利，家家必须去种地；把矿山国有化，不愿工作、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了饭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种地；下令推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一方面使农业劳动力稳定，另一方面抑制商业活动，因为商业的繁荣，关键是流通；商人也不得做官，甚至建房、乘车、穿衣都有歧视性规定，商鞅将商人视为国害，认为商业发展有损于农业，重农就必须抑商[2]。
三、商鞅变法中“以农为本”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制度的变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相适应
商鞅变法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变法的措施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如井田制的废除，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及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原有的土地已不能满足需求，当时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私田增长现象，商鞅从法律上废除井田制，解放了生产力，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因而商鞅农本思想的实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改革最彻底的国家。当前中国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原有的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业生产力的解放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出路。
（二）提高认识，重视农业发展
商鞅变法主旨思想是“以农为本”，强调农业是富国之本，治国必须实施专一的农业发展战略，使民众“归心于农”。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有所变化，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农业依然是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稳定的战略性产业，一旦农业出了问题，其他各个产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与影响。所以，真正在思想上树立高度的重农意识，认清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战略意义，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农本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强化农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促进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各项配套措施的完善
商鞅的“农本思想”在实施过程中，不是靠简单的制度改革，而是有整体配套措施的配合层层推进，体系严密。为了让农民能专一于农业，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利农政策和配套措施，并有强力的执行部门来实施，这也是商鞅的农战强国战略的成功所在，再好的政策都离不开相关执行机构的高效率执行，不然只能是一纸空文。当前农业的改革发展问题是一个整体，同样不可孤立看待，制定新的惠农政策、全面的利农体系，从整体入手，既要有宏观视角，又要有精细规划，才能提高广大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3]。
（四）高度重视土地的产权结构
商鞅的改革措施中，“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土地制度的变革对调动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挥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土地是农业发展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看重的，自古以来，“耕者有其田”是农民最大的诉求，能不能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土地的产权安排。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促进了农业的长足发展。当前农业的发展亦面临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从政策上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和经营自是对农民及农业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允许农民根据发展的需要选择适宜的土地经营机制，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商鞅进行的“以农为本，以农而王”的改革措施，适应了当时秦国发展的需要，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实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封建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百代都行秦政法”，商鞅变法对后世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为促进农业发展而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对当前农业的改革发展仍有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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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商鞅变法；启示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秦国两次主持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其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和治国理论都产生了辉煌的实践效果。但以往学者们的研究视线却过多地集中在他的法律思想领域，而对他的用人思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商鞅变法中所包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进行分析，发现商鞅把人力看作是一种可以无限开发的资源而倍加重视，他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使人尽其力。商鞅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对秦人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时，势必会在经济基础至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阶段被史家认为是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确立时期，虽然奴隶制曾经显示了其优越性，但此时，它的存在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向封建制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而恰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方面的条件皆已成熟，这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反映。在此时期，维系奴隶社会的礼制也在逐渐地遭到破坏，亲亲尊尊的核心理念开始受到了质疑。但是，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的中庸改良，本质上都是不主张对现存的礼制进行彻底的改造，而唯有法家，希望进行激烈的变革，用法来取代礼的作用，用霸道来取代王道作为社会的模式，自然而然，只有法家的人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进行一系列的实践，而商鞅变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深刻地改造了秦国乃至未来的中国社会。
二、商鞅变法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分析
1、建立“奖励勇战”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是单位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单位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一个士气低落的团队或单位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著名管理顾问尼尔森提出：“未来企业经营的重要趋势之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扮演权威角色，而是要设法以更有效的方法，激发员工士气，间接引发员工潜力，创造企业最高效益。”激励这个概念用于管理，是指激发职工的工作动机，也就是说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职工努力去完成单位的任务，实现单位的目标。商鞅在他变法实践当中不但采用物质激励而且注重精神激励。他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军功爵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4］主张按军功大小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奖励在战场上立功杀敌的人。具体的规定是：凡在战场上能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一亩：得敌一甲首者，若为官者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敌一甲首者，还可役使一人或一家为自己的农奴，即“除庶子一人 ”。［2］为此，制定了有名的二十等爵制。商鞅变法正是利用二十等爵的等级这样的激励机制激发秦国老百姓建功立业。
2、建立奖励“耕织”绩效指标体系
战国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以力服人的时代。秦国要“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就必须要有绝对实力在对外作战中获取胜利。商鞅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认识到国家的实质是一种“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的暴力。 那么，战胜敌国的绝对实力从何而来？在当时处于那样农业社会时代，国家的富强只能依靠农业的发展。而且，在冷兵器时代要想打胜仗必须要有充足的粮草储备。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财富迟早也会被他人抢走，所以对外作战系统是对内农耕系统的保障。与之相应，农耕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富国，对应的关键绩效指标为秦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作战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强兵，对应的关键绩效指标是秦国的对外作战能力。所以，商鞅变法在经济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3］同时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新的土地所有制，即“为田开阡陌封疆 ”。商鞅变法通过确定秦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来实现他的组织目标即使秦国强盛。
3、趋利避害的人性假设思想
人性假设是管理的基础，对人性的认识不同，采用的管理方法也会有所差异。西方管理学者麦格雷戈首先提出“X”和“Y”理论。麦格雷戈把传统的管理理论及其人性假设称之为X理论。“X”理论认为，一般说来，人天生是厌恶工作的，因此，必须对大多数人实行强制的监督指挥和用惩罚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适当的努力。麦格雷戈对传统人性假设持否定态度，并针对X理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理论，称之为Y理论。“Y”理论认为，人天生并非就厌恶工作，因为在工作中消耗体力和智力就像游戏或休息一样自然。人们在自己对目标负有责任的工作中能够实现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而外部控制和惩罚只是迫使人们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手段之一。在一定条件下，人不仅能够学会接受责任，而且能够学会主动承担责任，而逃避责任、缺乏进取心、强调安全感一般只是经验的结果。商鞅认为人性好利恶害，社会就是一个为财利而运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必然具有“好利恶害，喜利畏罪”的自我之心，那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处都会充斥着互为利用，求一己私利的现实。因此，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4］的制度，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连坐，受到株连。具体办法是，五家相互监视，发现有“奸人”，应向官府告发。告发者可以得到同在战场斩得敌人首级相同的奖励，否则，就要受到同奸人一样的处罚，如果出现藏匿奸人的情况，则要受到和投降敌人一样的处罚。商鞅变法正是以人性好利恶害假设为前提采取各种严酷法令治理社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管理取得一些良好效果。
三、商鞅变法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纯粹的现代外来词，但它更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当我们在努力学习研究西方有关知识的时候，往往会有某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到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用人思想和至臻至善的用人制度中包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商鞅变法中包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带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商鞅变法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双重手段激励秦国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强盛的国家。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一定要采取激励机制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共同建设好我们的祖国。第二，商鞅变法通过把秦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来实现他的组织目标即使秦国强盛。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实现组织目标时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第三，商鞅变法中人性好利恶害假设为人力资源管理者认识人性，采取正确的管理方法提供了有益启示。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管理应顺应人性特点，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约束人的惰性，激发人的潜能。
由此可见，挖掘整理、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不仅可以弥补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体系的缺失，而且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诚然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要发展都不能不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但这种学习与借鉴必须与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为本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管理对象所认同和接受，才能发挥其作用，并带来好的管理绩效。否则，脱离本身的文化背景，一味照搬别人的管理经验是肯定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 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
［2］ 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221.
［3］ 黄琼丽.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分析［J］.视点，2007(7).
［4］［6］［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P2230.
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不是节目有多么专业、电视台有多么大的影响、或是有多少大牌明星的支持，其成功的关键就是它制定的规则非常巧妙，得到了太多的人关注与参与：无论年龄，无论是否专业，几乎没有任何参与的门槛限制，这样的规则设定几乎让全中国喜欢唱歌的女性都成了他们潜在的关系群体。那么那些不爱唱歌的人和男性怎么加入进来呢？于是在规则的作用下有了亲友团、粉丝团、拉票团等等。短信、电话等投票形式参与，人手一票，让无关的人都有参与的冲动，因为调动民众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赋予其主人翁一样的权利。同时，不设条条框框与增加大众对比赛结果的影响力等规则，让参加者觉得更能展现自我和获得胜出的机会。
超级女声的游戏规则不仅让众多女性踊跃参加，更让每个参赛选手周围平均6——10个亲友间接参与进来，如声援，投票等。如此一来，经济学中的倍增原理发生了作用，使这个活动的知名度与参与者成倍增加，这种效应像滚雪球一样，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和关注，于是，《超级女声》成为了一场全民参与的娱乐盛宴。虽然现在大家纷纷模仿这样的规则，选秀活动层出不穷，这样的规则显得并不特别，但是在多年前还是很新颖的。有趣的是，超级女声第一届由于规则不够吸引人，因此影响力并不大，第二届在吸取了第一届的经验教训后，规则上有了质的飞跃，于是有了红遍大江南北的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超级女声”也几乎全民皆知。
如今中国的各家电信运营商不断推出各种存话费和购买手机的规则，诸如，存一定数额话费赠送一部手机；购买手机赠送手机等价款的话费；选择某项通话资费套餐可以免费租用手机；一次购买两部手机并入网，两部手机间免费通话等等。这些都是商家设计的一个个游戏规则，总是会有感兴趣的消费者加入进来，而那个游戏不管消费者觉得如何占便宜，如何有趣，规则制定者都会赚的盆满钵满。 如何制定规则 快速消费品行业与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市场规则制定方法必然不同，五百亿资产规模的企业和五百万资产规模的企业制定规则的方法也一定不同。因此，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情况，无法制定适用各行业，各企业的规则标准，但是，本文要提示大家的是，一定要有树立新规则的思想意识，不要去遵循别人制定的规则，也不要甘于去走市场自然规则的老路。只有自己主动制定规则，才能成为游戏的庄家，这样你的游戏才可能有更多的参与者，而非是你被动地去参加别人组织的游戏，或是照搬别人都玩腻了的规则。有了创立新规的思想意识后，在遵循“旧规缺陷立新规”、“颠覆原有旧规则”、“坚定奉行新规则”、“利益推动新规则”、“建立共赢新规则”等5项原则，就可以建立出新颖、稳固、持久的新规则。 一个有效科学的新规则是具有强大力量的，一个新规则有时候意味着一个新次序的产生，甚至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一个有效科学的新规则也是非常难创建的，因为，这不仅要有一个精妙科学的规则，更需要很多条件去支持这个规则的确立，比如自身资源、竞争对手因素、消费者因素等。下面我们从中国一次重要的变法事件中了解一下新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方法。 在公元前6世纪，欧洲的雅典在梭伦的推动下改革成功，二百年后，亚洲大陆的中国，在商鞅的推动下，破旧法，立新规，取得成功，奠定了之后强秦的崛起，横扫六国，统一华夏的根基。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其变法改革影响了中国社会、法制、文化几千年，下面通过商鞅变法，来了解一下如何建立新规。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实施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在内的综合改革。在这之前，由于秦国在历史上拥护商朝，因此周朝取得天下以后，对秦国的先祖存在极大偏见，虽然后来因为秦先祖造父抵抗外族有功得以受封，但是建国时已经是春秋时期，较其他诸侯国晚了好多年，封地也地处边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相较中原各国，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财力，都相差很多。同时，外有戎狄部族的虎视，内有魏、赵、韩，三晋的威胁，秦国处于先天不足，后天难补的境地，随时有亡国灭族的危险。直到秦孝公执政之后，秦国迎来了历史性的转变。秦孝公认为：不能因为先天的不足而怨天尤人，这些劣势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与方法来改善，甚至是扭转。于是其张榜天下——只要有强国办法和主张的人，不论国家、种族、身份，一律重用。如果能够使秦国变得强大，秦孝公不仅愿意封官重赏，还愿意拿出土地分给能人。于是，商鞅走上了历史舞台，扮演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下最伟大的一位改革家。 1、旧规缺陷立新规 商鞅入秦时，正值秦、魏敌对，商鞅作为卫国人，又做过魏国的官吏，此时来投奔秦国，要为秦国献计强国，自然受到秦国从上到下的反对和敌视，包括秦孝公也有些犹豫。当商鞅见到秦孝公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秦国旧有体制与法律的缺陷，说的秦孝公频频点头，满朝文武也不得不佩服。随后，商鞅又给出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中央集权制，重视农产，改革军队，发展经济等改革措施，同时向秦孝公讲述自己主张的“帝道”、“王道”、“霸道”。秦孝公大喜，封商鞅显官，令其进行废旧规立新法的强国改革。 在确立新规则之前，对旧有规则进行仔细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新规则只有解决了旧规则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有存在的基本价值，而后才是新规的其它功能。但是，新规也不能仅仅是为旧规则打补丁，更要自成体系。 最初家电市场的促销手段多是以降价为主，后来规则丰富了些，比如买大件家电赠送小家电，甚至想出了买家电送电费的销售规则。但是，价格优惠的力度太大，商家利润降低了，力度太小消费者不感兴趣，因此，消费者的参与热情都不高。后来有家电企业发现了原有销售规则中的一个缺陷，那就是，消费者购买新家电的原因多数不是因为原来家中没有该类家电或该家电已经损坏，而是打算更新换代。但问题是，更换了新产品后，原有的家电成了负担，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这样一来即使购买新家电打折的力度再大，也无法抵消消费者的这个影响购买的重要负面因素。于是就有了补充原有销售规则缺陷的新规则——家电以旧换新，折抵一些购机款，还同时消化了消费者手里多余的家电，而商家收回旧家电，很多零件可以再利用，因此，付出的促销成本反倒更小，而消费者也愿意接受。这种弥补旧有规则不足的新规则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与普及，现在国家都开始倡导这种双赢的规则，成效非常显著。 2、颠覆原有旧规则
商鞅在推行变法时非常清楚，改革是一条艰险之路，不仅要有正确的主张，更要有能力与方法去对抗触动其个人利益的保守派势力。因此，简单的弥补秦朝旧有体制的漏洞只是治标，不能改变秦国的根本，也不能彻底消灭保守势力的威胁，一旦改革遇到困难，这些保守势力反扑，不仅前功尽弃，自己还可能落得个身首异处，在当时，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于是，商鞅几乎废止了所有旧法，与旧法一起根除的便是那些可能对抗的保守势力及利益受损者们。结果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法改革几乎没有受到太强烈的内部力量的阻挠。
前面提到，新规需要补充旧规的不足，但是不可仅仅是补充，一个成功的新规要具有颠覆旧有规则的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事物有本质性的逆转作用，对于沉疴痼疾更要如此。所谓“不破不立”，指的就是要对原有事物彻底颠覆，否则，只对原有规则进行微调或补充，在这样的土壤上新规是无法生存成长的。但破除旧有，改立新规的风险很大，这也是没人愿意做或很少有人做成功的原因之一。从中国历代的变法来看，取得成功的例子并不多，更多的是变法者面对旧有规则维护者的卷土重来，随着刚刚萌芽的新规一起消亡。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也是这样，一个新的规则想取得明显的成效，自然也要颠覆传统规则，这样才有生存立足的可能。 自助餐的形式就是一个彻底颠覆原有规则的新规，现在自助餐厅随处可见，但是在开创之初，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商业创建。原来所有的饭店都是点餐消费，让消费者觉得菜谱上的哪道菜都很贵，因为，菜品原材料的价格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烹饪制作的成本远低于饭店出售的价格，因此，多会觉得商家狠狠的赚了自己一笔。这时聪明的商家想出了既然顾客不愿意被动消费，那么就让其主动消费的彻底颠覆原有规则的新规——只要支付一笔固定的餐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速度、多少来主动取餐、就餐。这个规则的好处是，首先消费者没法去逐个衡量菜品的价格是否合理，其次会让消费者觉得，虽然花的钱多一点，但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随便吃，有一种非常主动与占到便宜的感觉。多数消费者消费后，都会觉得物超所值。而自助餐厅呢？其实赚的比一般饭店更多，因为，经过严格的成本核算与巧妙规则限制后的自助餐价格，即使遇到大肚汉也是绝对不会赔钱的，而绝大部分消费者，如女性、儿童、嗜酒者等，都被一些便宜的水果及酒水填饱了肚子，加之口味的偏好等原因，根本消费不了太多昂贵的菜品。这样一来，商家与消费者皆大欢喜，这一就餐规则迅速在世界传开，至今仍然备受欢迎。这是营销规则的一种伟大创新，菜色没有变，消费者也没有变，改变的只是游戏规则。 3、坚定奉行新规则
一个新规则的推出难免不够成熟，可能会有调整，但是切忌频繁大幅度调整，尽可能实施之前做好充足论证与小范围试点试验，否则再好的新规也会在反复调整中让参加者失去兴趣。 当时的秦国因为君王强国心切，不断推出各种新法令，但是随后发现新法令有很多缺陷，于是，又恢复原有法令或是在改为其它法令，百姓们在政府的朝令夕改中对国家的新政已经不像当初那样重视，都以为过不了多久又会变更，所以没几个人认真学习与遵守。商鞅清楚，在这种氛围中推出再精妙的新法也很难得到实施与贯彻，而不能迅速实施见效，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时间久了，改革支持派的动摇，反对派的攻击会让变法走向衰亡。于是，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让百姓看到国家立新法的决心与不会再随意改变法令，守信于民的态度。他命人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在木头旁边张贴一张榜文：能够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者，赏十金。百姓以为国家又要搞什么闹剧，就都纷纷围观，却没人去接榜，商鞅见状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把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结果顺利地得到五十金。由此百姓们对商鞅，对秦国言出必行的作风都产生了信任，新法规得以顺利推行。 不久，太子触犯了新法令，商鞅坚定奉行新法，依法办事，对太子予以警告及纠正，又将太子的两位老师以教徒不严为由，处以严厉的刑罚，这样一来全国上下都不敢违背新法，法令得以迅速发挥作用。
爱普生曾经做过一次“用户鼓励计划”，内容是针对购买其打印机、扫描仪等办公器材的用户举行的耗材购买优惠活动，鼓励用户购买正品耗材，如打印机墨盒，复印机的硒鼓等。但是，由于活动缺乏科学论证，存在一些规则上的缺陷，于是在全球市场推广该活动时不得不多次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对该活动有兴趣的消费者在爱普生反复调整规则中慢慢失去了兴趣，甚至有一种被欺诈的感觉，此次活动促销效果一般，甚至对品牌形象造成了一定损伤。试想一下，如果爱普生能够先小范围尝试一下，而后把活动规则设计好再推向全球市场，相信结果会截然不同。因此，无论是对内管理还是对外营销，推出新规则都应该采取严谨论证，小范围试点等措施，这样才可以有效保证新规则的贯彻与实施。 4、利益推动新规则
一些新规则，新法令，极容易半途而废，甚至是胎死腹中，主要原因就是新规定很难得到大家的支持，决策者因为看不到成效，也会在反对的声浪中失去主见，产生动摇，最终使改革变法失败。所以，在推行新规时，最好能抛出一些利益为诱饵，吸引大家参与到这个局中，而非是与之对立。商鞅变法的速度很快，为的就是能马上见到效果，让大家尝到甜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鞅甚至先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这样的手段很容易见到效果，这样一来百姓见变法对自己有利，就都拥护，贵族、官吏大部分也在改革中尝到了甜头，除了少部分利益受损者外，都拥护新法，秦孝公见到这样的情景，自然更坚定了支持商鞅变法的决心。即使是反对派，因为找不到反对的借口，也没法公开反对。当大部分人都被利益的甜头拉进游戏之后，接下来就要按照商鞅制定的规则来玩了。这个时候他才放弃做表面文章，抓改革的根本，啃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加入进来，成为了一条船上的人，即使有人有反对的意见，也不好公开提出。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一个治安很差的小区里，来了几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每天都会来这里玩，他们喜欢用石子踢垃圾桶，每天都会叮叮当当，周围的居民非常困扰。一位居民与这几个少年理论，结果反倒被气得浑身发抖，几个少年反而变本加厉地制造噪音。对面公寓里住着一位老人，他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症，这几个少年制造的噪音让他每天极度痛苦，无法入睡。但是他没有像其他邻居那样和这些人理论或争吵，而是制定了一套规矩，用这套规则解决了问题。 他先是笑容满面的来到这些少年面前，高兴的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每天制造这么美妙的声音，我现在几乎离不开这些声音了，所以请你们用些力气，让这种叮咚的美妙声音能在大点，我愿意每天付给你们一美元”，这些少年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条件，参加到这个“游戏”中来。过了几天，这位老人告诉他们，因为保障金下调，他付不起这么多钱，每天只能支付给他们5美分。少年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还是接受了，又过了两天，老人又说自己养了一只小狗，狗粮很贵，每天只能支付给他们3美分。又过了两天，老人说小狗生下了两只小狗，现在开销更大了，不能支付给他们报酬了。几个少年听老人这么说，非常愤怒：“怎么可以克扣我们的报酬来养你的狗呢？”，于是，他们决定不再为老人免费制造噪音，气愤地走掉了，再也没有回来踢石头。 这位老人用的是什么办法？是规则。为了让这些顽劣的少年能加入到自己制定的局中来，就先抛出一些利益，让对方乖乖参与进来，而后自己控制了主动权，在按照计划行事。在营销活动中，强行推销不仅成本高，收效也很低，而一个好的游戏规则，在施以利益为诱饵，就可以让消费者主动参与进来，而后按照你的安排，一步步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现在商家很常用的，打出免费赠送试用品的旗号，就会召集很多人参与，而后这些参与者就会乖乖按照商家制定的规则去做。但是，现在消费者的免疫能力已经增强很多，诱之以利的规则要设计的很巧妙才行，否则依然不会有收效。 5、建立共赢新规则
一个庙里有七个和尚，因为香火不旺，粮食很紧张，他们每天都为分粥而争吵不休。为了能公平的分得食物，他们制定了很多规则——一开始的规则是每人每周轮流分一次粥，结果只有自己分粥的那天能吃饱肚子，其他人纷纷抱怨。之后规则又改成三个人分粥，四个人作为监督员，结果他们相互指责，不停争吵，粥都凉了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他们继续调整规则，改为推选一位大家都信服，德高望重的人来分粥，一开始还好，但是时间一长，开始产生特权腐败，有人为了能多分粥，就去巴结讨好那个分粥的人，慢慢食物又开始分配的不均匀。最后，有人想出了这样一个规则：每个人轮流分粥，但分粥的这个人必须要别人挑完，剩下的最后那碗粥。于是，每个分粥的人都很仔细的把粥分均匀，因为他们清楚，如果粥分的不匀，最少的那碗一定是自己的，这样一来，他们再也没有争论过，每个人分的粥也都一样多。 从上面那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规则的力量，更能看出，一个规则想得以存立，必须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商鞅的改革之所以很顺利，也和他能够创造共赢有关，所谓共赢，就是对上，君王满意，对下，绝大多数官吏、贵族、百姓满意。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只要大部分人对你提出的新规则满意就容易推行开来。历史上那么多的变法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只照顾到了一方，或少数人的利益，如单纯维护皇权的变法，导致众百姓，甚至官员的反对，而只为百姓谋福祉的改革变法则会受到上层利益受损者的打压。
北宋宰相王安石，呕心沥血，耗时二十载，推行改革变法，其初衷是忧国忧民，为民造福。可是却在艰难而漫长的变法道路上受到了司马光、苏轼、苏辙、文彦博、韩琦、富弼等清官贤士的反对，后宫不问朝政的三位皇后也出来干涉，而百姓中也颇多怨言，甚至是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派阵营中也经常内讧，对新法提出质疑。这就说明王安石主张的变法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其虽多年变法革新，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因此，维护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是成功推行新规的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也是不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内有西太后和保守势力的阻挠，外有列强的干涉，由于变法内容很进步，连大部分百姓也对新法持观望态度，失去大部分人支持的规则必然会失败。
商鞅推行的新法规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官员的晋升要根据军功、政绩的大小决定，官吏甚至可以从立过军功的士兵中选拔。设立二十个等级爵位，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以此类推。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这样一来充分调动了将士的进取热情，个个奋勇杀敌，这一点也成为了后来秦国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一新规损害了一些贵族的利益，但是，由于上面受到秦孝公的支持，下面受到百姓和军队的支持，此项新规得以顺利实施。 其次，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国内设置多个郡，一个郡内设置多个县，县下设都乡邑聚，地方有行政管理权，郡县也设有军队，但是由中央集权统治。这样的组成结构会使国内保持高度的稳定，便于管理与快速调动。实行什伍制度 秦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现在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样一来更加固了秦国内部的稳定性。这些规定虽然触动了封地领主的利益，但是同样得到了大多百姓和中央政权的支持。 最后，商鞅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农业在当时社会来讲是一个国家立身之本，强国的基础。《论语》中记录了孔子认为的一个强大国家的标准——足兵、足粮、民信。可见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里，粮食的重要性。于是，商鞅颁布法令，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这一点对于鼓励百姓耕种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这种创建也一直延续至今。同时，商鞅统一了度量衡，规范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对提高生产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有：
1、废井田、开阡陌；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3、统一度量制度。
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有：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
反对者会想出一切办法除掉变法者，而每一个变法者又都是一腔热血，甘愿为变法奉献一生。
有识之士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商鞅的尸体被车裂了，但是，他颁布的法令制度却流传了下来，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政治制度。
一、商鞅变法因何而来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七大国常年混战，平民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公元前360年，由于秦国长期疲弱不振，秦孝公为求秦国强大，颁布了《求贤令》。
身在魏国的商鞅看到《求贤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之旅。
商鞅生活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当时，其他六国也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革，逐步走向了强大，而被视为“夷狄之地”的秦国，连参加各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
秦孝公图强变法，任用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
二、商鞅的变法，在战国时期的变法潮流中，是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在秦国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主要内容有：
编制户口，加强刑罚，实行连坐制度。也就是说，一人犯法，有知情者必须向官府举报，否则视为同罪；
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
奖励军功，取消世袭制度。大家注意了，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得按功授爵，不能靠祖上吃饭了；
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
实行郡县制，地方由国君派遣官吏进行治理；
整顿秦国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和成年的兄弟不可以同住，成年后没有分家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实行二十等爵制度；
迁都咸阳。
秦国旧时国都雍距离关中地区比较远，与魏、韩、楚等国的交界处较远，在处理与东方诸国的外交与征战事物方面都不方便，而咸阳地处关中中心位置，对于管理秦国更为方便，因此商鞅建议迁都咸阳。
商鞅变法改革了政治制度，实行了法律制度，鼓励生产，按军功授予官爵，这一系列措施为后来秦国的强大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的变法，在战国时期的变法潮流中，是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
商鞅变法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
商鞅变法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商君死，法未败”更突显了商鞅变法的意义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三、旧贵族对商鞅怀恨在心，都想除掉这个心头之恨
纵观历史，每一次变法都会牵涉到统治阶级中的利益既得者，商鞅变法也不例外。
变法之前，秦国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旧贵族们世世代代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但是，商鞅变法规定，凡是没有军功的贵族都得从宗室贵族簿籍上除名，不得再享受特权。
而有军功的平民可以按军功封赏授爵。
商鞅变法中实行郡县制。本来旧贵族独霸一方，现在处处都要受到中央的管辖，再也无法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实行连坐制等，也给其他平民百姓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于是，旧贵族以及一些平民百姓中反对商鞅变法的势力开始慢慢崛起。
在变法时，商鞅没有注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格局，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秦孝公24年（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孝公去世，第二年太子驷即位，他就是秦惠文王。
惠文王即位，对于商鞅来说，就是失去了变法的支柱——虽然惠文王并不反对变法，但也不是商鞅的保护伞。
由于商鞅在变法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旧贵族集团，没有适当的给旧贵族保留适当的权力，没有处理好与旧贵族的关系，让许多旧贵族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因此旧贵族当中很多人对商鞅怀恨在心，都想除掉这个心头之恨。
商鞅失去了秦孝公这个大靠山，一步步踏入了自己怎么也无法预料到的危险处境中去。
太子驷一即位，公子虔等人就告发商鞅“欲反”，秦惠文王就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亡至边关，想要住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见他没有带身份凭证，就告诉商鞅秦国新实行的法律，如果旅馆让没有凭证的客人寄宿，旅馆老板是要治罪的，于是商鞅只好继续逃亡。
商鞅想逃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为他曾经生擒魏公子昂，帮助秦国打败了魏国，拒绝他入境。
商鞅一路逃亡，最后回到自己的封邑商，举邑兵抵抗。由于力量悬殊，战败身亡。
黄昏时节，魏国与秦国边境上的一家客舍，来了一位六旬开外、相貌不凡、出手大方的投宿者，但因为没有凭证，被拒绝留宿。秦律规定，全国范围内登记户口，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君书・境内》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投宿者无奈长叹：“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原来，这位投宿者正是立法的商鞅，此时他是大秦通缉要犯。他制定的严苛律令，将自己逼向绝境。
政治上的知音
高山流水遇知音。商鞅与秦孝公真算得上一对政治上的知音――站在历史长河上审视，大秦帝国，如果他们两人中少了任何一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出生于魏国的商鞅，年轻时在魏国国相公叔痤身边工作，其职位是中庶子（即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病重时特地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像商鞅这样的人，主公如果不用，一定要杀掉，千万不要让他投奔别国。”
颇有心计的公叔痤，却又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会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果然不出所料，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系语无伦次之言。
机会来了。秦孝公在遍寻变法高人，而苦找明君的商鞅却握有变法之术，相见恨晚，两人的思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古往今来，变法何其容易。商鞅的变法同样遭到秦国守旧派极力反对，双方产生激烈的交锋。比如，商鞅制定的“什伍（五家一伍，十家一什）连坐”之法，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待遇。这些变法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王室的利益。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嬴驷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而太子犯法事件，成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最好借口，他们笑看商鞅如何处理太子一案。商鞅明白其中利害，向秦孝公进言，因为太子身份特殊，不能按律对他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最后，决定对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将太子少师公孙贾刺面。这一特例，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
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垦草令》。《垦草令》成功实施后，已经为左庶长的商鞅，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功爵制、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严惩私斗、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整个秦国的天空，都被各种“法”的气息充塞着。
变法的好处立竿见影，秦国变得强大起来。公元前358年，秦国击败韩国；公元前357年，楚宣王主动与秦国联姻；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被中原诸侯看不起的局面。
扬眉吐气的秦孝公由是拜商鞅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商鞅遂毫无顾忌地拉开第二次变法的帷幕：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加收口赋、统一度量衡等等。
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使秦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深层次变革。于内，百姓家家富裕充足，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于外，秦国国力强大，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公元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嬴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秦国西方霸主地位。
身败名裂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宰相，因为动了宗亲王室贵族们的“奶酪”，故而对他怀恨在心。其间，有一个叫赵良的名士劝商鞅急流勇退，还特别指出他所面临的两重危局：一是来自王亲国戚们的积怨，二是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
此刻，自信到了自负地步的商鞅，认为法令严明如山，那些贵族做不了什么。可他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些所谓严明如山的秦律，跟他商鞅是不能划等号的。《韩非子・定法》说得明白：“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换句话说，秦律可以不朽，而他商鞅只是一个随时可以取代的匆匆过客。
也正因为此，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身败名裂，彼此看似毫不相干，但冥冥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关系。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商鞅担任大良造十年，长期掌握军政大权，秦惠王一上台便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他，看似难以置信，《战国策》中记载的一个历史细节，似乎若隐若现告诉了我们答案，说秦孝公病重时，曾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这实际上是孝公在安排自己后事时对商鞅的试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我们，孝公对其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商鞅虽精明过人，深研政治，但在最为关键之处，却还是未能悟透。
秦孝公之子秦惠文王刚刚继位，便收到了“商鞅谋反”的奏折。这封“实名举报”的奏折，是由公子虔上奏的。公子虔就是嬴虔，秦孝公嬴渠梁的大哥，也即秦惠文王的伯父。曾为秦孝公太子嬴驷之右傅，公孙贾为左傅。一次嬴驷犯了法，商鞅以秦律规定“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受罚”为由，将公子虔用刑。后公子虔又犯新法，被处以割鼻的刑罚，致使公子虔闭门八年难以与人相见。秦律严明的那笔账，公子虔自然算到了商鞅名下。
孝公卒，公子虔等列出十大罪状告商鞅。墙倒众人推，刚刚上台急于俘获民心的秦惠王，也要给众人一个交代。商鞅的命运可想而知――车裂其身，灭其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