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范文
时间：2023-12-05 23:35:17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1
关键词:希腊化；田园诗；田园情结；风景画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西方风景画自14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文主义的氛围中，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呈现出的整体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孕育自西方文化中的田园情结。在这一点上，可谓中西同一而归。人类的文化活动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人类对自然感到神秘与惊恐到想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再到赞美歌颂自然、表现自然，并逐渐通过自然表现自我，这一线贯穿于中西方对于自然的描绘之中。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谈到：自然物本身显现出的是自然的自由生命，这就在也具有生命的主体心理产生一种契合感；其次，客观事物的某些特殊情境可以在心灵中唤起一种情调，而这种情调与自然的情调是对应的。人可以体会自然的生命以及自然对灵魂和心情所发出的声音，所以人也可以在自然里感到很亲切并把这种亲切情感用作绘画的题材。（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2-263页。）西方风景画从一开始就是在田园情境的自然中找寻精神家园的。
二、田园诗及其影响
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旧时代中总能透出新时代的曦光。希腊化时期孕育出的田园诗就是将逐渐深入人心的一种文学体裁并在以后的社会中时时体现出它的作用。公元前276年左右，一个名叫忒奥克里托斯（注：忒奥克里托（Theocritus约公元前300年，西西里叙拉古［意大利］－公元前260年）：希腊诗人，牧歌的创始人。他的诗歌被称为田园诗。――第17卷，第8页。）的年轻人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并在此创作。作为典型的逃避现实文学的代表作家，他“讴歌了沐浴着阳光的烟雾蒙蒙的乡村幽谷的风韵，并把乡村民歌所表达的‘纯朴快乐’理想化。‘唱吧，唱起我那悠扬的田园牧歌，献给迷人的缪司女神/我是埃特那的斯里西斯，请听我甜美的歌声。’”（注：参见［美］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密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著，王觉非等译《西方文明史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表现出对牧人的单纯生活心驰神往,忒奥克里托斯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文学体裁，他善于描写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在牧歌（注：牧歌eclogue：一种短篇田园诗，通常采取对话形式，题材大多为田园生活和牧人群。牧歌把牧人群生活描写为一种自由的享受，即免遭比较文明的生活中的复杂关系和腐化堕落的折磨。――第5卷，第505页。）创作方面达到了最高成就。在此以前，希腊文学从未将万物同源的秘密表达得如此恳切，而以人类对岩石、溪流、湖海、土壤、及天空的感谢与亲爱之情扣人心弦。”（注：参见威尔・杜兰著，幼狮翻译中心编译《世界文明史――希腊的衰落》，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67年版，第222页。）他的田园诗所产生的持续而又美妙的感染力影响深远。彼翁（注：彼翁（Bion活动时期公元前100年）：生于小亚细亚吕底亚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次要的古希腊田园诗人。）、摩斯科斯（注：摩斯科斯（Moschus活动时期约公元前150年）：希腊田园诗人、语法学家。）是他的公认的模仿者，维吉尔（注：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年）：早期作品《牧歌》摹仿希腊田园诗，而又吟歌意大利恬静优美的乡村生活和纯洁的爱情，融入哲理意趣，一问世即被广为传诵，受到奥古斯都重视。）、弥尔顿都继承了他的传统并影响到整个西方的田园诗，画家与雕刻家也从中借用了许多素材。恩格斯高度评价忒奥克里托斯“曾经歌颂了他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注：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著，［苏］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页。）
贡布里希说过，文艺复兴最初是对文字的复兴，可以理解为对语文的复兴。当时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兴趣浓厚，非常崇拜理想的古希腊阿卡狄亚地区恬静的牧民生活。这一时期的田园诗把中世纪骑士文学中最富影响的浪漫爱情传统的遗产融合进来，并在16世纪下半叶风靡于欧洲，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到英国。在法国，姗姗来迟的文艺复兴运动高潮在15世纪末枫丹白露派的美术和七星诗社派诗人们的文学作品中开花结果。［5］国王的姐姐玛格丽特.纳瓦尔（昂古莱姆的）开创了对质朴、纯洁的自然魅力，即牧歌式田园风光的热爱。这种感情在七星诗社派的诗歌中起着众所周知的重要作用。（注：参见［奥］本内施著，戚印平、毛羽译《北方文艺复兴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才华横溢的诗人皮埃尔・德・龙萨和基阿基姆・德贝莱是七星诗派的代表。
在意大利，桑那扎罗借《阿卡狄亚》讲述爱情故事，回复古希腊、罗马田园诗的风格和内容。小说在16世纪曾风靡一时，连续印行60多次，对欧洲其他国家的田园诗和田园小说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当时著名的田园作品还有：卢多维斯・阿缪斯托的《愤怒的奥兰多》、蒙特马耶的《狄安娜》、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阿卡狄亚》、埃德蒙・斯宾塞的《牧羊人笔记》（或《牧人日历》），他们将更多的现世和现实的成分融入田园诗中。大约与田园诗兴盛同时，随着宫廷盛大集会的逐渐增多，以反映童话般的牧民生活为内容的牧歌被搬上集会的舞台，并在此出基础上逐步演变为抒情田园戏剧。瓜里尼的《费多的牧羊人》、塔索的《阿米塔》（或《阿明达》）都影响了莎士比亚和本・琼生的戏剧。
莎士比亚最后阶段的三部田园诗式的传奇故事的剧本，表现出一种深厚的和解的态度，作者设法解决了他之前对人性和宇宙产生的深刻的怀疑。英国最著名的田园戏剧有约翰・福莱切的《忠实的牧羊女》。
到17、18世纪，欧洲文人掀起了一场复兴古希腊田园文学（包括诗歌和小说）的热，这场复兴可看作文艺复兴的余波。那时大量的诗歌和艺术品已经在仿造古希腊田园情调。在陶瓷作品、油画、舞台剧以及长诗里，出处可见衣着别致的牧羊郎和牧羊女――他（她）们的名字叫Amaryllis或Phyllis什么的，举止矜持可爱，熟悉古希腊文学作品的人，一看就晓得这些名字来自古希腊文学的田园诗或牧歌。（注：参见刘小岚编修《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出现的阿卡狄亚诗派就是一例，他们主张以古典诗歌为楷模、写作自然、朴素的田园诗。
同时，科学家着手进行征服大自然的尝试，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知识源于感觉的学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回归自然、享受自然风光的要求，达官贵人纷纷修建带有田园风光的园林以备自己休闲享乐。所以在洛可可式的作品中以歌颂田园为主题的诗作层出不穷。这里，似乎是为田园而牧歌。
可见，自出现田园诗后，不管是诗人真情所感还是为宫廷服务，它日渐发展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田园诗的每次复兴又都与复古有一定关系，且和绘画、音乐相互影响。
三、风景画产生之前绘画中的田园情结
我们可以假设语言的巨大影响力。因为直至中世纪盛期在西欧各国兴起大学之前，文字的普及率是非常低的，而一种能吟唱的农事诗必定广为流传。在田园诗中我们看不到激烈的冲突，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片宁静、优雅的乐土。虽然在勃发向上的时代看来它未免有些避世，但它是人类心灵不可或缺的调和剂。“及至希腊化时期，像忒奥克里托斯之类的诗人，一经发现了牧民的简朴生活富有魅力，艺术家也试图为世故的城市居民呈现出田园生活的乐趣。……我们确实感觉自己是在观看一个恬静的场面。”（注：参见［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林夕校《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一旦画家把所有对自然真挚的感情融入风景中时，画面所带给观者的是对灵魂的安抚。
西方独立的风景画诞生之前，也即在作为壁画点缀或人物画背景之时，田园情结就已初见端倪。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希腊化时期各种载体的绘画都难以留存。今天我们要了解就只有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和硕果仅存的壁画残迹。
庞贝是人们最熟悉的壁画中心，它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希腊民城市，很早就有希腊人在那里定居，一直保持着与希腊文化的密切接触与联系。庞贝从公元前82年起成为罗马的领地，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没，18世纪40年代开始发掘，出土了大量壁画。在这幅《画中的花园》中，花木、珍禽形象生动，鸟语喈喈的场面跃然而出。
在罗马发现的一幅描绘乡村景色的壁画通过几只吃草的牛羊、小桥上缓步前行的牧人和黑山羊以及背景中古朴的建筑共同构筑出一首田园诗歌的意境。
《画中的花园》庞贝城内一幅大壁画的一部分
《牧人的春天》
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弗朗西斯・彼特拉克早就深切表达了逃避城市喧嚣、向往乡村的和平的愿望。他是如此深爱着自然和风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由自在，与高山、森林和山泉为伴，是多么快乐。”西莫内・马尔蒂尼的一幅为彼特拉克所藏的《维吉尔》画的扉页表明牧羊人和看管葡萄园的人开始作为一种图式在绘画中象征着牧歌和田园诗。“这是自希腊-罗马以来，第一次在艺术中描绘了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并以此作为快乐与诗意的向往。”（注：参见［英］肯尼斯・克拉克，芷子译《风景入画（1）》一文，《世界美术》.2001年第4期。）
Petrach's Virgil,title pagec. 1336 Illuminated manuscript,29,5 x 20 cm Biblioteca Ambrosiana, Milan
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将绘画当作一种诗的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了。乔尔乔内作品中的田园景色就是画的意大利诗人桑那扎罗所写的题材。（注：参见［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选编《艺术与人文学科：贡布里希文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当时许多人物画的背景中都透出田园的静谧。
四、风景画中的田园情结
风景艺术的诞生地奥地利风光迷人，每一位到过那儿的画家无不为之沉醉。巍峨雄壮的阿尔卑斯山、星罗棋布的湖泊和郁郁葱葱的河谷感动了画家的心灵，造就出最早的风景画杰作。多瑙河画派的杰出代表阿尔特多费尔的《圣乔治与龙》生动体现出他对自然的情感。那茂密的树与远景河谷间的空气在颤动，我们似乎闻到森林的气息，自然物的每一寸生命都凝固在小小的画面中；在感受到中世纪泛神论的同时，更多的还是田园那如诗画般的美景。他于1511年前后沿多瑙河作长途旅游，并南下维也纳,沿途饱览山水美景,使其作品中的风景描绘益增诗情画意，他的许多画不仅再现了田园情境，而是对浪漫诗般的田园性质的解释，是画家自身陶醉于自然的愉悦之情与画面的完满融合！自此，独立的风景画诞生了，并且广为接受，在现代美术中成为占重要地位的画种。
为自然美景而旅于乡村、寄情于景的田园情结反映了人们逃避现实的幻想和潜意识。这种呼唤归田园的情结每在社会动乱产生紧张心绪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反映出人们要求修养生息的切望。在荷兰宗教战争的动乱和本・琼森制造的喧嚣之后，风景画呈现出寂静的征兆。当时最伟大的绘画是理想化的风景，如伦勃朗的《磨坊》和赫尔库斯・西格尔斯的群山景观，还有杨・凡・霍延那宁静平凡的乡土景色。当时，人们要求有可识别性的东西，非理想化的景色，就是他们生活的村庄，是实在的农村景色，这也是他们艰苦奋斗、抵抗自然灾害的标志。
Mountainous Landscape，c. 1633 Oil on canvas,55 x 100 cm Galleria degli Uffizi, Florence
近代，出于对工业社会的逃避，人们又在田园中寻找庇护所。其实，18、19世纪，田园诗往往把对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的理想化作为主题，它和正兴起的浪漫主义对理性的反动是合拍的，再现了农村天真朴实的生活和体现出原始主义的情调。英国风景画家康斯泰勃尔终生眷恋故土，他认为绘画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他的作品更是对大自然的礼赞，充满着宁静、温和、优雅的田园牧歌情调。当康斯泰勃尔还是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时，华兹华斯出版了《抒情诗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亲密的阶段。
人类艺术史上表现田园情结的风景画作品不胜枚举，其中的田园情结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意味的，但总体上体现了人们希冀归于自然的情绪。
五、结语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2
论文摘要：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性自然”；二是躬耕田园。“质性自然”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躬耕田园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他通过读书弹琴、饮酒赋诗、游乐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达到了委运任化、物我为一和与道冥合的高超境界，即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是和谐理论研究的一次大升华。而1600年前陶渊明就已达到了与自然高度和谐。陶公的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已达很高境界，而与自然的和谐将其思想修养似乎已达到了一个化境。笔者已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其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本文试从陶公崇尚自然与躬耕田园两个方面，试论其与自然的和谐。
一、“质性自然”：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
崇尚自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是陶渊明坚定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他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从这种保持本性、崇尚自然出发，渊明开朗的胸襟，就能领会万物的生机，获得自然的乐趣。”[1]陶公诗文中约有100篇（首）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象，涉及到数百个自然名物。陶公诗文中的“自然”包括两类含义：一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大自然，指除人以外的天地万事万物；一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是老庄的核心思想，指人不受外界拘束的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状态。杨仲义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有五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曰“性本爱丘山”；二曰“少无适俗韵”；三曰“静念园林好”；四曰“依依在耦耕”；五曰“聊且凭化迁”。[2]也即本文所指的“自然”两类含义的具体细化。
笔者拟将这些自然景物分为三类（另将“园田”放在第二部分论述）：（1）动植物。a．鸟类。如：飞鸟、失群鸟、翔鸟、羁鸟、孤鸟、倦鸟、归鸟、高鸟、凤鸟、黄鸟、青鸟、边雁、丛雁、鸿雁、别雁、云鹤、春燕、新来燕、离鹍、鸣鸥、孤鸾等。b．禽兽。如：晨鸡、犬、猿、驷马、鲂鲤、游鱼、熏麝等。c．植物。如：秋菊、青松、桃花、幽兰、梅、柳、桑木、白杨、霜柏、春蕖、莲房、寒竹、嘉粟、菽麦、粳粮、梨、栗、莒、紫芝、紫葵、佳花、百卉等。（2）自然名物。a．风。如：凯风、和风、劲风、义风、微风、清风、融风、好风、温风、劲气、清气，回飙、晨风、长风、南飔、凉风、星气，暮风、悲风、惨风、哀风、北风等。b．云。如：白云、高云，重云、孤云、游云，西云、寒云等。c．雨。如：时雨、闲雨、微雨、连雨等。d．时节。如：日、月、良时、良辰、秋日、寒暑、春秋、冬夏等。e．器物。如：舟车、名车、琴书、船、烛等。（3）地理名物。a．江河。如：四海、大海、长江、三湘、易水、洙泗、平湖、颖水等。b．地名。如：武陵、九江、商山、庐山、江陵、西荆、张掖、幽州、临淄、华嵩等。c．方位。如：南国、南山、南圃、南畴，东园、东崖、东皋，西岭、西阿，北乡、北园、北窗等。d．居所。如：草屋、草庐、穷巷、华轩、西庐等。
1．“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家园及附近景色是非常美好的。其住地有桑、竹、榆、柳、桃、李，四季分明，五彩缤纷。离其家乡不远的“庐山，……‘奇秀甲于天下’，为历代诗人所吟咏不歇”。[3]《登庐山》诗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赞美了庐山雄阔奇伟的气势和陶公酷爱自然的秉性。与长江相接，自湖口而南有宽阔平静、一望无垠的鄱阳湖。这些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陶公的山水之乐与山水之爱。
陶公诗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山水景象、飞鸟禽兽神态。他所描绘的自然，有家园和他乡的山水实景，也有幻想中的人间乐园。这些自然景象或是诗人抒发感情、陶冶性情、寄托心志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游览、交友、躬耕的场所，或者是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物我为一的幽远意境，并且不管是乐景、悲景还是幻景，陶公大都能与之和谐相处。
陶公刚刚辞官归田，就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在第一首中描绘了自己虽破旧但富有诗意的居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那景象是何等的幽雅宁静，何等的古朴淳厚！草屋农田虽显出一些穷困之相，但却是那样生机勃勃。特别值得欣喜的是诗人的居所远离污浊的官场：“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柴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并且即使他移居后的南村是古直及日本冈村繁所认定的浔阳近郊，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陶公“固穷”、“任真”的气节。因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何况还有与陶公志同道合的众多“素心人”呢！陶公家园附近的环境也十分美好：“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
《和郭主簿》二首写于陶公38岁居家丁忧时。第一首描绘了美好的夏日田园生活：“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用拟人手法写林贮清阴，风开我襟，展现了树林和凯风的勃勃生机和善解人意，使人心旷神怡。第二首中则展现了“和泽周三春”之后“清凉素秋节”的萧瑟景象和芳菊、青松的秀姿卓杰。《饮酒》第七、八两首，通过秋菊、青松喻其高洁孤直，表明了自己傲立于世、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其八）秋菊和青松是陶公非常喜爱、经常吟颂的审美意象。诗中既以它们自况，又是陶公与它们互借：秋菊、青松是陶公的物化表现，陶公则是秋菊、青松的人格神化。应该说陶公能够终生躬耕田园，秋菊、青松等自然界中美好、高洁、坚强的物象也给了他信心，陶公从它们的形象、性格中也吸取了许多力量。加上其他的许多合力，才没有改变其躬耕田园的志向。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还表现在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写了许多飞鸟形象。“建安诗人写得最多的，是飞鸟的形象。他们常常用飞鸟象喻自己，象喻人生。飞鸟之被用来象喻人生，是用来象喻人生如寄。……孤鸟失群，飞鸟悲鸣，归鸟徘徊，这些有着浓重悲凉情思的意象，最足以反映出建安诗人的普遍的审美情趣。”[4]陶渊明的飞鸟形象有与建安诗人相同的象征比喻，又有许多发展，主要表现在陶公多写与飞鸟的和谐方面。如：《归鸟》叙写鸟儿与一年四季的和谐，“和风”应春，“清阴”指夏，“气清”明秋，“寒条”比冬。虽有四季之变化，但鸟儿们是“见林情依”，“遇云颉颃”，它们其情洽洽，“顾俦相鸣”，“众声每谐”，“好音相交”。已经逃脱了罗网，“相鸣而归”。如同《归园田居》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了。这些鸟儿实际上也是陶公性格和人生的写照。《杂诗》其四则描绘了春燕的高洁、边雁居无定所的悲哀和离鹍的坚韧不拔：“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实际上是通过这几种鸟的意象展现陶公的不同境遇、坚强意志和高洁人格。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认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渊明此语其知道矣乎。”[5]清马墣《陶诗本义》卷一云：“（《归鸟》）二章乃渊明真性情所见，知其意始知为三代以后一人，而莫有其匹者也。”[5]
陶渊明诗文中的自然景象不是随意点缀的闲笔，而是诗文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本来自然界的动植物无所谓善恶，许多景象也无所谓美丑。美不自美，善不自善，因人鉴之，因人赏之。万事万物纳入了人的评判标准后，也就有了美丑善恶之别，或者因人的需要也就只能委屈其他了。既然有了美丑善恶等等之别，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有的人可能只热爱自然界中的美景、乐景、善景，而对悲景、丑景、恶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心而厌之、心而惧之了。陶公诗文中描写的大量自然景象，涉及到的数百个自然名物，包含了自然的和人为标准的真、善、美、乐与悲、丑、恶、幻。由于陶公“质性自然”、酷爱自然，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因而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也就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自然景象相互之间大都是和谐的，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分三种不同的感情态度：对器物、江河、地名、居所，陶公只作客观的记叙，对树木花草，一般作以我观物式的描写，将诗人的感情寄托其上，而对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则既作客观记叙，又作主观抒情，即既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喜怒哀乐、离合、孤寂、疲倦等与人具有的心理状态，又描绘了诗人与它们感情互动，心灵相通，同欢共乐，同悲共苦。如他在“偶影独游”“景物斯和”的暮春时，能够“欣慨交心”（《时运》）。而在《于王抚军座送客》中，通过“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写秋日的凄厉萧瑟，借以表现送客时的离愁之情。总之，陶渊明与自然的交融，大都“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5]这样万事万物也就被赋予了人的感彩，也如同人那样具有勃勃生机。而陶公又以诗人、哲人的胸襟与眼光，闲静地毫无功利地进行审美观照，对自然景象中的真、善、美、乐，能怀着淳朴深厚的感情，而对其中的悲、丑、恶、幻，陶公也能与它们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许多玄学家没能达到，后世的许多文人也没有达到；这种和谐，其中有的已达到了水融、鱼水合欢的程度；这种和谐，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意境。
2．“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认为短暂的为官是“久在樊笼里”，他本人也如“羁鸟”和“池鱼”那样非常的不自由，而对回归田园则视为回到了“旧林”与“故渊”，是“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引文同前），因而他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家人亲朋宴游其间。他经常游乐的地方有家乡柴桑县的栗里、上京、南村及附近的庐山等地。陶公诗文中有多篇记录宴游，如：“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他也曾与从弟敬远在“静月澄高，温风始逝”的秋日，“三宿水滨，乐饮川界”（《祭从弟敬远文》）。在“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的美景中，陶公邀请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正月的斜川是：“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游斜川》序）,因而陶公“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同上)。清方宗诚《陶诗真诠》称赞道：“‘气和’八句（指“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会邱；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笔者注），炼字自然，写景如画。”[5]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6]
在魏晋时期，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的一种风尚。两晋时期豪门势族还修筑了许多私家园林，供他们游乐赋诗作文。《晋书·刘琨传》载：“时征南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日赋诗。”特别是谢灵运在多处庄园大造假山美景。但有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园林极其精致、非常美丽，石崇也仅留传下来文字优美的《金谷诗叙》，谢灵运虽然留下了许多山水诗，但总体水平却远逊于陶公。这不能不说，有的人只是流连山水、徜徉其中，没有达到与大自然高度的和谐，对大自然没有心领神会。他们只是自然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与自然还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他们在欣赏观照自然美景时，顶多只是身心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也许会稍纵即逝，加上生活经历与艺术水平及情趣等原因，也就伯仲分明了。
陶渊明无缘游览豪门势族私家园林里的人造美景，但他以自然美景为审美对象，并把这种审美对象变成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与他“质性自然”的性格高度契合，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一批优美的田园山水诗。现在我们也许不应当只把陶渊明当作田园诗的开创者，而把山水诗开创者的贵冠仅奉送给谢灵运，至少是陶谢二人共同开创了田园山水诗。当然如同李剑锋先生所认为的，较陶渊明之前的湛方生也写了高水平的山水诗。
[7]陶公所描绘的多是农村最平常的事物、景象、诗人的劳动及日常生活。这些本来平淡无奇，但一经他的描绘，就渗透了他的种种情怀，融入了他的自我形象，物我互化，物我为一，因而富有诗情画意。他还对宇宙作了一定的探索：“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为人们设计了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当时虽然只能是“乌托邦”，但其影响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二、“依依在耦耕”：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躬耕之中。陶公的躬耕，有收获的欢乐，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还有收获不多的感叹。而对短暂的五、六年为官时期他则认为是“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暂为人所羁”（《杂诗》其九）。躬耕田园是陶公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种过豆，打过稻，锄过草，可以推测农活大多干过。其诗文有多篇写到田园生活。有关田园的词语基本上有：园田、南亩、田舍、荒蹊、地、园、灌园、中田、西园、林园、南山、田桑、山中等。在《劝农》诗中，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行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他在《扇上画赞》中用“超超丈人”荷蓧翁的“日夕在耘”来反衬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公既乐琴书，更耕田园，把劳动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归去来兮辞》中的遣词造句便可看出。如：“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句中“有事于”一般用于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事件；“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则是君王声势浩大的出游队伍之象征。虽然陶公具有诙谐性格，但这里明显是把躬耕田园比作如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行为。[8]陶公的躬耕田园可以用他一句诗高度概括，即“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1.诗化的劳作。陶渊明初归田园时，几乎把劳动诗化了。如：《归去来兮辞》中，春耕于“西畴”的景象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于是陶公“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以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公想象初耕田园时便能一人独立耕作，并且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归园田居》第一首记叙了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经过，认为这是“久在樊笼里”之后的“复得返自然”。《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被日本冈村繁高度赞扬道：“事实上1300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抑或日本、韩国，它都被一直推崇热爱，并受到极高赞赏”。[9]
最能体现陶公田园劳作的是《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中描绘了一幅白日躬耕和月夜归耕图，特别是归途中情景多么美妙：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沐浴着大地。虽然苗稀荒秽、道狭草长、夕露沾衣，但这些都根本不必介意。只要有一轮明媚的月亮就够了，一天的疲劳也就立刻消失，诗人似乎是带着美丽的嫦娥、勤劳的吴刚，沾着滋润的夕露欣欣而归。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使人惬意！陶公与大自然已高度和谐、合而为一了。
2.辛勤的躬耕。随着躬耕的深入，陶公对劳动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体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就是其中的典型诗篇：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此诗作于归田后的第六年（410年）。陶公劳动的场所是已有“霜露”、“先寒”的西田。可幸的是由于自己“晨出”、“日入”地不辞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景象。虽然辛苦，但只要没有祸患也就够了。因为近在咫尺的庐山脚下卢循的起义军与官军的战争从三月打到现在还没结束，田家虽然苦，也有欣喜之处，可以在劳动归来后于檐下洗手濯足、自酌自饮、解乏散心。因而陶公的心又飞向了千载前的隐士长沮、桀溺，古今同调，但愿如他们两人那样，长此以往躬耕田园。陶公从收获早稻中又收获了人生新的体验，得到了可贵的精神享受。
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描写了不畏艰苦的春耕：“贫居依稼穑，戳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戳力”、“不言”、“常恐”等词语用得非常生动贴切，表现了陶公躬耕田园的坚强决心。《劝农》中，通过“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的辛勤劳作，批评“矧兹众庶”不应该“曳裾拱手”，因而告诫农民兄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希望以“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而共勉。钟伯敬在《古诗归》卷九中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5]（下，P22）
从陶渊明对待劳动的认识、态度特别是依依耦耕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与融入程度。首先，他对劳动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陶公能认识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劝农》）。其次，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态度和“田园不履”（《劝农》）的行径。再次，他能终身躬耕田园。这在士大夫“耻涉务农”（《颜氏家训》）的南北朝时期，这一点特别值得钦佩，尤其难能可贵。陶渊明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第一位躬耕田园的实践者，甚至倡导者，并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五），他也无怨无悔，因而其诗文中或者高度赞扬劳动，或者将劳动诗化，或者真实地再现劳动的艰辛以及对劳动的感叹。
历代文人中虽有记叙与赞颂田园、农事的诗文，但都是以旁观者、顶多是欣赏者的态度来描写的。即使状物写景多么美妙，描绘田园、农事，多么真切，总觉有一些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观赏其景与身临其境，特别是深入其中，是大不相同的。陶公从躬耕田园中得到的感受与体会是多么的直接、深刻与丰富，并且初归田园时，他几乎把劳动诗化了。既然能够诗化劳动，那么就很少会有痛苦之感，而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这证明陶公劳作是快乐的。陶渊明在劳作中，虽然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和收获不多的感叹，但可贵的是意志坚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与西田获早稻》）。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身躬耕田园，说明在劳动中他的身心还是能达到平和与和谐状态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陶渊明能够辞官归田毅然决然地走上躬耕田园的道路，这是需要有很大决心和勇气的，但是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追求一种自然生活状态，甚至有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心态，因而躬耕田园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他为了达到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确实已把劳动当作了重要需要。那么他就会在劳动中享受到人生许多乐趣，体会到人生种种哲理。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力量，是从事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因而他与自然也就更加亲和与融入。
判断陶渊明是否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我们不是仅仅从他的大部分诗文有描绘自然景象、山水游乐及躬耕田园的内容来下结论的，而是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仅要看他对大自然的体悟、亲和及融入的程度、频度，而且要看其态度，特别是心境。在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一种风尚的魏晋时期以及绝大多数人也是非常喜爱游览自然风光、热爱自然的今天，如果仅从程度、频度来看，陶公没有某些隐士那样的清闲逍遥，与东晋王、郗、庾、谢四大门阀士族的游山玩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果陶公终老官场，应该更加有条件宴游山水。因此，尽管在山水游乐的程度和频度上，他远远不及某些隐士、官员及王孙公子们，但在“质性自然”的态度和心境上却远远超过他们及今天的我们。陶公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因而主客等同、主客混同、物我互借、物我互化。通过读书弹琴、酣饮赋诗、游览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陶公达到了物我为一、委运任化的高超境界。
总之，“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并且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6]陶渊明的许多诗“已全无物我的差别，可一概归结到委运任化，与道沉浮。自然的万物、诗人的形神、道的虚静无为，三者融为一体”。[10]因而陶渊明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参考文献：
[1]周振甫.陶渊明和他的诗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杨仲义.诗人人格诗格论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钟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李剑锋.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J].文学遗产,2004,(6)．
[8]张诒三.《归去来兮辞》索引三例[J].文学遗产,2005,(1)．
[9][日本]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3
关键词： 素 真 美 爱 乐
Abstract: SU (simple ; plain) has had important status and great value in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Seeking Su-Beauty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 of TaoYuanming’s poetry . It is his aesthetic manner which looking Su as beauty that made the commonplace pastoral life to show an unique aesthetic meaning . TaoYuanming found the true essence of Yi and Dao in Su ， and taste the true beauty in it . Thus ， he went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and dwelled there ， loving deeply of it ， enjoying it， and amusing himself in it .His soul then got a true freedom . Surely ， the countryside is the true house of the free soul of Tao Yuanming .
Key words: Su； true ；beauty ；love ；enjoy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不足万言。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咏怀、田园、哲理三类。其中重点描写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宜划入田园诗的，约30首左右。其诗歌具有“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苏轼《东坡题跋·评韩柳诗》）的魅力，随着时代的衍变，这种“素”的美愈来愈现出其光辉，倍受人们推崇。我们认为，陶主体个人对“素”的审美追求，诗化了平淡素朴的田园生活，使得普通的农村生活具有了独特的“田园风光”之美学意义，这也给现代社会审美追求以重要启示。
“素”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直有着重要地位和价值。《周易·履卦》中有“初九，素履往，无咎。”强调“素履”；《诗经·国风》之《扬之水》篇中有“素衣朱衣暴 ”、“素衣朱绣”的审美态度，即朴素（白色或者其它不艳丽的纯色，面料普通）的衣服上外加一件红色的衣服或者刺上红色绣花，“素”与“朱”相互衬托为美；《诗经·国风》之《素冠》篇也提到“素冠”、“素衣”；《论语》中也记载，孔子与学生讨论《诗经》，学生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孔子曰：“绘事后素。”中国美学极为推崇“素”之美。
陶渊明的诗歌中多次写到“素”：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杂诗八首》，其二）
素砾修渚，南无馀云。（《述酒》）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咏荆轲》）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杂诗八首》，其七）
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岁暮和张常侍》）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二首》，其一）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来？（《答庞参军》）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十五）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咏二疏》）
从以上诗句我们可以看出，在陶诗中，“素”主要指：1、自然界的景、物、季节之“素”，如“素月”、“素砾”、“素骥”、“素秋节”；2、人的肤发容颜气质之“素”：“素标”、“素颜”；3、人的思想心愿、胸襟抱负和生活行为等之“素”，如：“检素”、“素襟”、“素心”、“体素”、“素抱”、“平素”。陶的思想抱负、性格爱好、审美情趣，都是喜“素”的。
在汉语里，“素”的含义大致如下：①本色，白色；②颜色单纯，不艳丽；③蔬菜、瓜果等食物（跟“荤”相对）；④本来的，原来的；⑤带有根本性质的物质；⑥素来，向来。[1]那么在陶诗中，“素”具体指什么呢？
田园之“素”。陶之“田园”具有以下含义：1、家园和故乡。“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陶渊明自幼生活在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的庐山脚下，他热爱这里，不完全是因为这里风景十分优美，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他的故乡和家园，不是陌生的“异”地。敦亲睦族、友于兄弟、命室远游、交欢稚子、解颜劝农、鸡招近局，他可以尽情享受天伦之乐、朋友之情。2、与官场和世俗间互相对立之隐居地。“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农村环境事简人静，没有都市的喧嚣纷扰和凡夫俗子所追求的功名利禄。因为对世俗生活和名教礼法的厌恶和鄙弃，他选择了“园林”，“隐居以求其志”（《论语》）。3、躬耕自资之田地。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仕进为荣。仕宦归来以后，更是“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之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晋书·隐逸传》），以“老农”自期自许。他从普通的农村躬耕田地中品出清淳的素美。4、身心归宿之自然。他和自然有着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千真万确：心灵愈无邪，愈美，它就愈加与其它被称作没有心灵的幸运的生命亲密无间。”[2]飞鸟、游鱼、苍松、篱菊、炊烟、新苗、浊酒、清涧，都是他亲密的朋友，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不是过客，更不是占有者、附庸风雅者，他是自然界的一员，完全地归化自然。5、寄寓理想之乐园。《老子》中描写的“小国寡民”社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西晋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篇》：“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没有君主、没有剥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人间乐园，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往和平劳动、幸福社会的美好愿望，是他们对理想农业社会的追求。陶之《桃花源诗》进一步描绘和改善了这种理想。[3]总之，田园是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柱。田园即陶，陶即田园。
生活之“素”：耕种、读书、饮酒、写作。1、耕种。其实中国儒家传统起初是重视躬耕生活的。《尚书·虞书》之《大禹谟》篇曰：“天之历数在汝耕”。《尚书·周书》之《无逸》篇也多次提到“知稼穑之艰难”。陶渊明认为：“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反对“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而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实际行动重新提倡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重农思想，过着“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的躬耕生活。2、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使他打破了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发现许多可当友的古人。他“用读书来充实人生，扩大生活空间”，“他的精神因此获得新的超越和自由。”（朱光潜《陶渊明》）3、饮酒。他的酒与诗合二为一。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确实，陶渊明醉翁之意不在酒，“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在于“味”，在于“适”，在于超然物外、物我皆忘。另外，喝酒还能够尽情发泄郁积胸中的烦闷，带给他生命的深层感悟和沉醉以及极大的愉悦。“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4、写作。“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陶渊明写诗目的在于自娱，乐其志、示己志、寄其意。他写诗完全是一种自我的行为，自然而然的行为，是爱好和情感的真实渲泄，而不是哗众取宠，邀取功名。朱熹曰：“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吴瞻泰《陶诗汇注》引朱子文集）陶渊明耕地、读书、喝酒、吟诗的生活，在崇尚虚荣的人看来，无疑是枯槁平淡的，但这正是朴实中的大美。素静、平淡、悠闲、自由，这种生活是诗化的生活，是多少人渴望而又不可得的生活（大多数表面上喜爱“素”的人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他们不能够真正甘于“素”）。陶之人生是艺术的人生，是自我本性觉醒之真正人生。
性格志趣之素。闲静之性：梁朝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真自得。”他追求“傲然自足，抱朴含真。”也意识到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刚才拙，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便索性“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怀玉之志：陶渊明早年“猛志逸四海”，晚年“猛志固长在”，是一个很有思想抱负的人。可是所处时代社会政治的纷乱和黑暗不允许他实现个人抱负，“但恨殊世，邈不可追。”他不屑于与“清醒”的世俗之徒为伍。既不能实现大鹏之志，便乐于做在泥中弋行的乌龟，“见素抱朴”，“被褐而怀玉”（《老子》）。自由之思：他是一个酷爱自由的人。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生命本身的自由，田园是他的家园，他可以在此通过生产实践找到生命的价值，做他自己，而不必去面对自己厌恶的那些俗人。陶所喜欢的是与自然万物共伍，悠游自在的生活。正如《论语·先进》中所描写的那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身心完全的自由。
“素”，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田园生活，是个人性格志趣的本真表现，更是自我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为什么陶渊明对“素”如此情有独钟呢？因为他在这种平平淡淡的田园生活中，悟出了“意”、“道”之“素”真；在普普通通的山水自然中，发现了天然的“素”美，从中得到审美的乐趣，心灵得到极大解放。
“素”是生活和襟怀，是甘于平凡，而“真”则是“素”的哲理化，是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陶诗之真主要表现在“真意”和真“道”。陶诗中“意”的含义有意思之本意、知己之意、世俗之意、固贫之意、自由之意、素之真意等等，最为突出表达的无疑是“真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认为自然的平凡、普通不是平庸，其中有真意，有不平凡，这正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陶在“素”中发现“真意”，他之意境可谓真境界也，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评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种“真意”是自身的生命意识与大自然的生生气韵相融合，并最终达到物我两忘。陶发现了天地万物本性的真意，“大象无形”（《老子》），自然的和谐境界只能是一种不可言说之言说，只能是“余味曲包”（刘勰《文心雕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这就是天地之大道。
那么，何谓陶推崇之真“道”也？其一、自然之道。老子主张万物“复归于朴”（《老子》），庄子主张“天道无为而自然”（《庄子·至乐》）。道家思想对渊明有很大影响。恰如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所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陶深谙自然之“道”，并且认为人道即天道：“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人保持天性的途径就是回归自然之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由自在，顺化自然之“朴”。其二、内圣之道。儒家思想也对陶影响很深。陶的归田，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遁世。“他没有那种后期封建士大夫对整个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4]他依旧关心时事，不能“外王”，便力图“内圣”，追求人格的完美，“穷则独善其身”（《孟子》），恬适地过着一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他的行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孔子《论语·卫灵公》）。恰如苏轼所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实际上，普通生活正是道的表现形式之一，道就存在于“素”的生活中。陶在超越物欲，追求精神的同时，也就实现了“道”。他达到了“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篇）的真圣人的境界。回归自然、生活田园、张扬真我，这就是道，就是圣，就是真。陶渊明化道家、儒家思想为自己所有，而又不拘泥于儒道，这是一种人性的活化，而不是简单的僵化和盲从。“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陶渊明的思想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光辉的化天道、圣道为己道的典范。
“真”可以说是陶渊明哲学思想的全部，没有矫饰，没有虚伪，没有违心。陶在“素”中发现了“真”，“含真”、“任真”、“养真”，并且以真率的赤子之心写诗，把哀乐、爱憎、理想、希望，都毫无掩饰地写入作品。真率自然是他的诗文最震动人心弦的奥妙所在。
“意”“道”之真是追求“素”美的思想基础。自然本真、生活本真、人性本真本来就是美。因为独具慧眼，对生活进行哲学思考，认识到真就是美，陶渊明才能将平凡生活艺术和美化。也正是“真”的敞显，使“素”为之一亮，焕发出美。同时，在对“素”的审美中，他的思想得到净化，精神上达到极大满足，体味到“乐”的审美最高境界。
他所描写的往往是农村平常的事物以及生活场景，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这些在旁人看惯了，平平淡淡的东西，在他写来却新鲜，物我契合，在冲和平淡中有了浓郁的美感。“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自然之大美——“素”，也正是陶之审美追求。而许多人对之却置若罔闻，没有发现其美，或者根本不认为其美，因为他们缺乏对“素”进行审美的潜能，最根本的是缺乏陶渊明那种对自然天地万物的博爱。
陶诗中表达的爱，有田园之恋、自然之感、酒中深味、怀古之情、亲朋真情、壮志豪情等等。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是真情流露。陶对自然的爱是真爱，审美之爱，非功利的爱，全身心投入之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见林情依。”“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陶对自然由“爱”而“恋”而“依”，如“鱼不可脱于渊。”（《老子》）而不能离析，害怕失去。这种爱，是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素的自然正是因为这种无私的爱而光辉，而展现其真，展现其美。
朴素的美充实了陶渊明的感情生活，培养了他对自然之爱，并带给他人生最大的快乐。“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被褐欣自得。”“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自然欢心、幽居是乐、亲朋同好、饮酒陶然、躬耕解颜、安贫知足、读书乐古，田园风光和生活带给他真正的愉悦和满足。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平凡的快乐，又是真正的心灵之乐，是人类千万年来追求不息的快乐。是一种审美之乐。而在这种快乐中，又有其“趣”。“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趣其实就是乐的意蕴。酒中有味，这是醉之趣；林园有情，这是自然之趣；返朴归真，功成身退，这是智者之趣。恰如梁启超言陶渊明：“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这是由“素”而生之雅趣，是素雅，是陶渊明相对“素朴”之外另一方面美的追求，是中国文人之特有之趣。
而“乐”、“趣”的极致，审美的极致无疑是“游”。“游”是“心”之游。求心、用心、称心、欢心、纵心、悠怀、远游。“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在素朴的田园生活中，陶渊明找到了自由和逍遥，“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这是纯天然的随心所欲。譬如“高鸟”和“游鱼”，他和自然融为一体，和自然消弭距离，平等对话，并且无拘无束地游戏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然是他生命意义之所在，是他心灵的家园。在乐、游中，他达到了真正中国意味的“天人合一”，而在这种天地人之境中，他实现了审美的自由。从而达到中国古典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乐”。只有“素”美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总之，陶渊明是一个“素心”之人。他将日常平凡生活诗化，从普通田园的“素”中发现“真”意和“真”道，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美，由衷赏识，真心表达，从而达到“乐”，情感得到了自由的张扬，灵魂找到了真正的家园。这就是以“素”为美，是妙赏，是对于美的感悟。“天地一东篱，万古以重九。”（宋僧人道灿）陶渊明，孤独、脱俗、不可企及。现代生活绚丽多彩，审美追求也光怪陆离，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素”在当代社会的美学意义呢？庄子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素是大美，真正的美。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109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2版；
[2]荷尔德林，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第一部，第二卷），第5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第1版；
[3]关于“田园的含义”有些部分参考了：唐满先、（韩国）崔雄赫，《陶渊明田园诗之审美方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1995年8月；
[4]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新1版；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6]钟优民，《陶渊明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4
[关键词] 归田园居其三；典籍英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2-148-3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高度浓缩精炼的文学体裁。语言凝练、情感丰富、意境悠远，加上大量声色词、修辞格的运用，富于韵律感和节奏感，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令人回味，惹人遐思。对译者来说，要完美地传达这种神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想的诗歌翻译应力求做到“意美”、“音美”、“形美”。这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提出的“三美”标准。其中“意美”是首要的是诗歌翻译的根本，不仅包括字面意思，还包括内在情感和意境。“音美”也就是诗歌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押韵上。译文的韵律手段并不强求要与原作完全一致，而是要发挥译语的音韵特点，再现原作的“音美”。“形美”指诗歌的体裁、句式结构以及用词特点。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卓越的田园诗人，在我国乃至世界的诗坛上均享有崇高的声誉。事实上，在中学阶段，陶渊明的作品就早已深入我心，但始终挥之不去的仍是他笔下的那首《归田园居》其三。《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的重要诗篇，表现了诗人归园田居的坚毅信念和田园生活给他带来的愉悦。“第三首以浅显的文字、平淡的语调，通过对一天躬耕田园的具体描写，表现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优秀作品，被称为‘五古中之精金良玉’”。这首诗可谓脍炙人口：“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五言古体诗，是陶渊明辞官归田第二年所写，是他隐居乡间的生活写照：诗人每天身临田间劳作，天不亮下地，月亮出来才回家。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田园诗人，中国田园诗的真正奠基人。正是陶渊明的诗歌以其高远的思想意境、丰富的生活感受和卓越的表现才能，形成了平易中见精粹、朴素中见华彩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由于上课时受到古诗英译妙处的启发，决心找自己想要看的古诗英译来进行鉴赏，正好发现了汪榕培先生著的《英译陶诗》。汪榕培先生是我国新一代学者的代表，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词汇学家，更是卓越的翻译家。在书中，汪榕培先生用诗中画，画中情，情中意为题，开辟一个章节来详述这首五言古体诗。全诗虽短，但是处处精彩动人。
二、诗歌《归田园居》其三及译本
当然，一首好诗歌会受到译者和读者的青睐，而在这本著作中汪榕培先生呈现了中外不同学者的不同译文，他们自然是各有千秋。下面作者意欲运用许渊冲先生的“三美”标准赏析其中的四个本人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现将此英文译本摘抄如下：
Andrew Boyd的译文十分老到，是几个外国译者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On Returning to Live
In My Own Home in the Country Ⅲ
I have planted beans below the southern hill；
The weeds abound―the young bean shoots are few.
Early I rise in the morning to tend my rows，
When I return with my hoe I am wearing the moonlight.
The path is narrow，the flowers and grass are tall，
And my clothes are all drenched in the dews of nightfall.
Wet clothes are little enough to bear，
But let not my purpose be abandoned ever！
谭时霖先生的《陶渊明诗文英译》是国内译者独立完成的唯一一部陶渊明全集译文，他的翻译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表达理解和遣词造句颇有独到之处。本人倒是十分欣赏这种清新，韵味十足的译文。
Back to Countryside（3）
Down the South Range beans I raise，
Weeds run riot but the shoots are weakly few.
Weeding I start at sun rise，
Hoe across my shoulder， moonlight sees me home.
The trail is flanked with weeds and trees，
Wet are my clothes with evening dew.
Little does the cold dew bother me，
As long as I have my will.
许渊冲先生是当代汉诗英译的大师，在《英译陶诗》中，汪榕培先生提供了两个译文，皆出自许渊冲先生之手，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的译文，用的是英雄双韵体。而汪老先生又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了最新译文，改用隔行押韵的四音步抑扬格。
Return to Nature（Ⅲ）
I sow my beans‘neath southern hill；
Bean shoots are lost where weeds o’ergrow.
I weed at dawn though early still；
I plod home with my moonlit hoe.
The path is narrow，grasses tall，
With evening dew my clothes wet，
To which I pay no heed at all，
If my desire can but be met.
在保持原诗的形式方面，原诗是五言古体诗，汪榕培先生的英语译文，基本上用的是十音节五音步抑扬格律。
Back to Country Life （Ⅲ ）
W hen I plant beans at the foot of Southern H ill，
Bean shoots are few but rank grass grows at w ill.
I rise at early dawn to weed and p rune
T ill，hoe on shoulder，I return with the moon.
A s the path is narrow，grass and bushes tall，
The evening dew s w ill soak my dress and all.
It’s no thing if my dress is wet with dew
As long as my desires indeed come true.
三、题目及内容分析
首先看标题的译法，四个译本表达稍有差别，此外，《归园田居》组诗标题“归园田居”的各种译法大同小异。这些译法都没有错，各有千秋，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标题应言简意赅。虽然return to nature十分简单，但是nature的范围与定义跟田园并非一致，因此相比之下，“Back to Country Life”最为贴切，back体现归，country life 两个单词就能容易让作者与全诗的劳作场面相联系起来。
第一句的翻译，四个译本的结构不尽相同。但就个人而言，谭时霖先生的“Down the South Range beans I raise”相比之下，更加出彩。而具体到词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对“南山下”的翻译，四个译本的处理分别是“below”和“the southern hill”，“ down”和 “the South Range”，“‘neath southern hill”， “at the foot of Southern Hill”。南山，根据本诗的背景，应该指的是陶渊明的故乡江西庐山，而南山下，应该指庐山脚下，而很容易发现，只有王培荣先生的介词 “at the foot of”才是最准确的。陶渊明笔下的“南山”指的是他家南面的庐山，当然是个专有名词，所以，汪先生有意大写了字母S 和H，成为Southern Hill。由于新开垦的土地不适合种植其他的庄稼，只能种上容易生长的豆类， 结果还是杂草茂盛而豆苗稀疏，因此会有“草盛豆苗稀”的场景。波依德用了“abound”和“few”，十分中规中矩的用词。谭时霖先生选择了“run riot”和“weakly few”，有生动的无奈之情。许渊冲先生的“lost”和“overgrow”则更显绝望。而汪榕培先生用了“few”和“grow at will”其实大同小异，但关键是“rank grass”形容词rank 意为杂草丛生的、过于茂盛的，指生长无度，自由漫生，是个贬义词，用来表明人们不得意的事物。汪先生正确理解了陶诗原意，因此英语词汇选得合适。
第二句描写诗人清晨起床以后下地锄草， 整整干了一天，直到明月东升， 在一片宁静的月光之中， 扛着锄头沿着田间小路往家走。译文中，除了波依德的“tend my rows，”本人认为处理较为模糊以外，其他三个版本都才用了“weed”这个动词。汪榕培先生还使用了“prune，to weed”与“to prune”是一对同义词，都有除掉之意，在这里叠用起来，是为了与后句押韵，且符合音节数量的需要。后半句的处理，波依德采用了“return”和“wearing the moonlight”，是十分安全的表达。汪榕培先生则将“on the shoulder”提前，这是个独立主格结构，正是荷锄之意，用得简洁精练、形象逼真，同时又保证了音步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和第三个译文，这两个译文的意境差别似乎有点大。谭时霖先生对词的选择可谓是精妙，“across”和“see”这两个词就勾勒出了一副惬意的场景。诗人悠闲地将锄头搁在双肩之上，双手耷拉在两端，月色皎洁，护送他走在田埂间。而许渊冲对“plod”一词的使用就打破了这种惬意，因为“plod”意为沉重而缓慢地前行。综上所述，本人更青睐谭时霖先生对这一句的处理，十分清新惬意，意境十足。
这一句的翻译中，道狭指的是狭窄的田间小径，第一，三和四译文均采用了“narrow path”这一组合进行表达。而谭时霖先生选用了“trail”这一词就表示了（乡间的）小路，小径，可谓是言简意赅。对于草木长的处理，四个译本倒是有一些出入。因为是新开垦的土地，狭窄的荒径上草木丛生。波依德将其理解为“flowers and grass”，这一组合过于美好，不太符合那种草木丛生的画面。而王培荣先生译为“grass and bushes tall”，首先tall将长的意思体现了，其次，木译为“bush”而非“tree”，考虑十分周到，因为“bush”是矮小的灌木丛，试想，在一条荒径上，“tree”的概念略显高大，因此“bush”更契合当时的氛围。而且，汪先生将“道狭草木长”译为“As the path is narrow”，“grass and bushes tall”并列句，在tall 之前省略了“are”，它们一起构成原因状语从句，在传神存貌这方面，汪先生的译文处理的确是得心应手。再看后半句，事实上，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湿”这一字的处理，我阅读过的版本大概有以下情况：“soak，drench”，“dampen，moisten”以及“wet”.在这，波依德和汪先生采用了“soak”和“drench”，这似乎太过，因为这两个的单词的准确意思是浸湿，即为“completely wet”，但是原文的沾字应理解为露水轻轻把衣角打湿，并无浸湿之嫌。而在这用“wet”，通俗易懂，因而最佳。诗人往家走的时候，草叶上的点点露珠沾湿了衣裳。写的是实景， 也可以理解诗人认为朝廷荒秽、世路艰虞， 自己也难免要受到牵连。诗句、画面、心情再一次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衣湿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对于这一句的处理，四位译者都有其独具匠心之处，“bear，bother”， “pay no heed at all，it’s nothing.”谭时霖先生仍旧保持了整首译文的清新和独特韵味，而汪榕培先生的处理则朴实无华。再看原诗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对于这个愿，“desire”相比之下比“purpose”和“will”更为准确，许渊冲先生采用met来与其搭配，是为了句子的韵律。汪先生将其翻译成“As long as my desires indeed come true”，愿无违”指不违背自己的志愿――能在乡间隐居、田间劳作的愿望，汪先生选用了“come true”这一肯定句形式，其效果是，既与译文保持协调一致，句末的“true”又同上一句末的“dew”构成押韵。
四、结语
古典诗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奇葩， 诗歌的翻译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然而诗歌的翻译却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 在诗歌的翻译批评这一研究层面，除了王宏印先生尝试提出的这六个标准外， 其他观点鲜见于报刊中。尽管在理论上， 我们尚处于探索阶段， 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翻译实践的不断展开，一个多元化的诗歌翻译批评标准必将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汪榕培.英译陶诗[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汪榕培.让陶渊明走向世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
[3]汪榕培.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读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许渊冲.翻译的艺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5]张颖.《枫桥夜泊》三种英译本的翻译比较.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1）.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5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归田园居》（其三）；叙事；翻译；海陶玮
一、引言
陶渊明是屈原之后我国第二位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诗歌对后代文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田园诗最富有艺术魅力，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田园诗自然平淡，意境高远，善用白描手法，勾勒清幽恬静的画面。《归园田居》（其三）叙述的是诗人归田后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感触。全诗语言平易浅显，虽然只截取了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思想内涵颇为深刻。由原诗第一首的“开荒南野际”可知，南山下的田地，至少有一部分是新开垦的荒地，因而此诗才有“草盛豆苗稀”之叹。为清除草秽，诗人不得不晨兴夜归，但诗人仅用“夕露沾我衣”五字轻描淡写，而使得“但使愿无违”最后一句极为凝重和耐人寻味——田园生活虽然劳苦，但却自食其力，远远胜过拘束虚伪的官场。
上面所述大致表明了陶渊明叙事的相关动因。任何作者的叙事行为都有目的性，都是为了向读者传达某些东西。本文尝试运用叙事学理论，结合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其三）一诗来探讨原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汉学界的泰斗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先生的英语翻译。
二、《归园田居》（其三）的叙事与翻译
（一）原诗与英译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Returning to Dwell in the Country （3）
I planted beans beneath the southern hill， While the grass is thick the bean shoots still are sparse. // Rising at dawn I pull up weeds and tares， Shouldering my hoe I carry home the moon. //
The path is narrow， the grass and bushes high—The evening dew has thoroughly drenched my clothes. // That my clothes are wet I do not mind at all； It only makes me wish not to avoid what comes. （Translated by James R. Hightower）
（二）叙事与翻译分析
1、叙事视角与翻译
叙事角度是叙事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限制叙事即内视角从文本中人物的眼光来感知世界，叙述其所见所闻，有可能留下叙事空白（叙事盲点），但因此有可能更多关注某些事物，展示更多心理内容，这恰恰是内视角独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黄昌林，2003）。
显然，原诗以第一人称（内视角“我”）为叙述中心展开叙事，叙述了诗人躬耕田亩的情形和归隐田园的决心。其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全是叙事写景，但隐逸的情趣却盈然可见。前面这几句和下一句的“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总体上都是以主体行动为叙述中心，最后一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则转以叙述者“我”的心理变化为叙述中心。
译文也采用了第一人称I（包括my）的叙事视角，围绕作者自己的内视角叙述了“种豆”（planted beans）、“理荒秽”（pull up weeds and tares）、“荷锄归”（Shouldering my hoe I carry home），但这里有一个很显著的叙事盲点：就是在最后两句的心理变化“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与前面的叙事描写的视角转换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跳跃和跨度，制造了某种悬念和神秘感，增浓了行文的审美醇素。译文“That my clothes are wet I do not mind at all；It only makes me wish not to avoid what comes”难免会使得不熟悉陶渊明及相关情况的的西方读者不得其解，而原文的此处恰恰是诗歌的艺术魅力所在，该独特的内视角充分展示出了作者“弃官归田以洁身自好的最初心愿”。
2、叙事焦点与翻译
上面所谈的视角讲的是谁在看，“是从诗人作为叙述者的角度来体察、感觉和认知世界；如果我们从诗歌自身的角度来考察其虚与实、疏与密，那么就会涉及到“聚焦”这一概念系统，聚焦讲的是什么被看，它的出发点和投射方向与视角是互异的。“焦点”是聚焦的中心，即是作者最为关注和凸显之处，它是“一个文本精神所注，文脉所归，意蕴所集之点”（杨义，2009）。显然，本诗的焦点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特别是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前面的叙事虽然聚焦了“种豆、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沾我衣和南山下、草、豆苗、道、草木、夕露”等动态和静态事物，但这些都是作为铺陈来服务于最后的诗句（焦点）的。从实到虚、从疏至密的叙事与描写最终汇合在了作者的内心——无违之“愿”上。自然，这也是最难翻译清楚的地方，本不“透明”的原文，必然很容易使得译文，尤其是国外译者（包括海陶玮等汉学家）的译文更加“朦胧”了——最后两句的译文是That my clothes are wet I do not mind at all； It only makes me wish not to avoid what comes——这里的“愿”（wish）蕴含了陶渊明弃官归田以洁身自好的愿望，从另一个侧面也更能突出当时社会官场的腐败与黑暗。这里显然触及到了从实在空间到抽象空间的置换，“焦点”传达之意味随即弥漫而出，而译文未能观照的盲点较多。
3、叙事时间与翻译
任何叙事当中时间和空间因素必不可少。此外，全诗呈现给我们读者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也别有韵味。从故事时间来看，“种豆”是一个以前面发生过的动作，可以看作是种“倒叙”（译文为planted beans是可取的），后面的诗句是文本时间的前后顺序（基本上是“顺叙”）都是作者“当前”的叙事与描写，译者也都处理成了相应的一般现在时态或现在完成时态（has thoroughly drenched），这样的时态选择和翻译给阅读译本的读者提供了较好的时序参照。而且，从叙事速度上看，本诗的历史时间较长而文本长度较短，叙事时间速度显得较快，其中投射的诗人或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就越多。因此，译文也最好选用关键动词（主要是动态动词）来对应原诗中的具体动作和抽象感受，比如The path is narrow， the grass and bushes high没有一个动词，只是用形容词表示了状态，不如译作The path gets narrow， the bushes and grass grow tall。当然，由于英汉文法差异，英译所用连接词语和各式主语无形当中也延长了原诗的节奏，这无疑损失了中国古诗叙事注重借助时速的精心操作来凸显深层的意蕴追求的效果。
4、叙事空间与翻译
从叙事空间来看，译文暴露出的问题较为明显。原诗构建和创设的空间很是微妙，“空间化”气氛浓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仿佛是一幅田园美图，层次感也很强，“从眼前的南山（庐山）到脚下的田间、从诗人种豆的场景到茂盛的野草再到稀疏的豆苗，从清晨早起到田地清除杂草，再从傍晚的月光下扛着锄头回来，从回家狭长的小路到两边高高的草木，再从露水沾湿了衣裳到心里的感受……”。可见，从远及近和从近及远、从高到低和从外到里、从外部世界到心里空间，诗人的情和意蕴藏于变化的景象并弥漫于整个连续置换的空间，情与景交融、物与心合一、富有大美意境。
所以，基于此，译文也应该尽量展现如此的空间层次和优美意境。“南山下”的翻译beneath the southern hill和“晨起”的“晨”的翻译at dawn都应放在句首会更好，而“带月”的翻译似应译为Under the moonlight并放于句首会更好，“衣沾不足惜”也应译作clothes soaked I do not mind at all会更妙。这样以来，作为环境成分的各种地点状语和事物主体放在句首，全诗的整体结构和意境便能一气呵成，从而更好的突出叙事和描写的空间层次，也会给读者创设和留下更加宽阔自由的想象与审美空间。
三、结语
以上笔者只是部分归纳梳理了陶渊明田园诗《归田园居》（其三）的叙事艺术特色，主要从田园诗所具有的叙事视角、叙事焦点、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并从美国著名汉学家海陶玮的英语翻译对应分析了有关问题。总体上来看，陶渊明诗文的叙事性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从叙事学角度进行审视和阐释诗歌翻译翻译问题无疑是一条很有价值的途径。
【参考文献】
[1]John Minford & Joseph S.M. Lau. An Anthology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Ⅰ）：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2]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修订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3]黄昌林.电视叙事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4]沈夏云.试论陶渊明诗歌的叙事艺术[J].作家，2012（12）.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6
陶渊明的生活状况和人生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进而影响了他创作田园诗的思想内容。诗人把田园风光作为社会和官场的对立物而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把自己当做田园生活的重要题材，在自我的对象化中完成了对田园的描绘。同时经过长时间的劳动锻炼，诗人已经把田园看成了自己理想的归宿。所以，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诗人生活中的劳苦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但是在诗人的诗作中诗人并非单纯的直接描写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社会中的不合理，而是通过描绘与当时黑暗的现实相反的田园美景，甚至是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来讽刺和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也就是说，诗人对于社会的鞭笞和批判是通过描写美来否定丑的。之所以诗人会有这种独特的创作视觉，主要是由于诗人自己特定的思想所决定的。
一、优美恬适的自然风光，平淡朴素的田园景象
田园诗是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题材，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悠然自得的心境，或登高游赏，或与朋友闲聊，或酌酒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还有那些在春风下生长的青苗，日见茁壮的桑麻，都被他写入美妙的诗歌中。这些意象展现了田园景象的清新宜人，抒发了诗人内心的喜悦之情。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赞颂他们的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整首诗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可谓浑然天成。他因自己的躬耕之志而联想到古代柱杖而耕的荷茶又大，领会到这位先贤绝意仕途、隐于陇亩的高尚情怀。平实简朴的语言，勾勒其参加农业生产的愉快心情，进而联想到“植杖翁”，使他的诗在平淡中透出一种深刻的人生观和哲理性。伟大诗人陶渊明毕生追求质朴自然、称情适意的自由生活和旷远恬静的人生境界，他长期居住在农村，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首创了具有冲淡自然之美的诗歌艺术境界，表达了自己的人格和理想。陶渊明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
二、对高尚理想志趣的追求，功名利禄的鄙夷
虽然陶渊明身处于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放弃自己从小的志愿，毅然的辞官归隐，与统治阶层决裂，回到田园中，过着归隐躬耕的生活。回到田园生活中，通过与广大劳苦群众的相处，逐渐丰富了诗人的诗歌内容，让诗人写下了大量的有血有肉，充满了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热爱的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等，诗人在这些诗作中不仅细致的描写出了幽美、纯洁的田园风光，以及自己对这种风光的由衷喜爱。同时这种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刚好又与上层社会中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格外的吸引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诗人在自己悠然自得的生活中，不仅获得了恬静而自由的生活，而且由于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喧扰，下层人民的疾苦更能深入到诗人的内心。“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通过同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对话，诗人更感与普通百姓相处的乐趣。所以，陶渊明在田园诗不仅表现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而且也表露出诗人对功名利禄的鄙夷，以及守志不阿和高远的志趣；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动人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诗人在自己的田园诗中将自己的人生思索，生活感悟都融入诗作之中。即使是平淡朴素的田园景象诗人也不曾孤独的存在，他的精神气质、理想信念时时都可以显现在读者眼前。而且由于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作为背景的，实现了诗作与自我高度的统一，同时又独具个性。所以田园生活不仅是作者审美的对象，更是诗人诗歌的终极本体，陶渊明在自我的对象化中完成了对田园的描绘。
三、再现农村真实生活，热情讴歌田园生活
陶渊明的田园诗再现了农村的真实生活，表现农人热情劳动却依然穷困的的生活现状。穷途多厄、一生困顿的他最终还是平心静气地接受了惬意、自由的田园生活，并最终通过描述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氛围，把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以及腐败官场现状的满腔怨恨变成了对田园生活的热情讴歌。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田园生活带给诗人的除了惬意外，更多的是诗人本真的表达。若果说归隐的失落，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无奈选择，可是在通过与田园生活的长久相处，诗人本性中最真、最美的情感得到了宣泄。田园生活最终成为了诗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在其诗《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然辛苦却也充满了生活的乐趣。
四、揭露社会的黑暗，描绘自己的政治理想
陶渊明的田园诗再现了他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员，对封建社会中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的矛盾不会置之不理。相反的陶渊明田园诗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又通过诗作寄托了自己的社会思想。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并启发着人们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相抗争。其中《桃花源》就是很好的代表。在他的田园诗中诗人通过将自然景象融入作品中以明喻事理，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朽，仕途的险恶，又展现了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自得的心情。所以陶渊明的田园诗充分的表现出诗人对于官场黑暗的极端憎恶以及自己与之彻底决裂的决心。虽然说诗人他看到了社会的腐朽，而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却未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但是诗人却能不断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和人性的复归，也是值得赞扬的。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着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衒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陶渊明，（约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着名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令不足三月即辞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六十三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辞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寓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继承了汉魏以来抒情言志诗歌的传统等特点，他所撰写的《归去来兮辞》、《饮酒》、《桃花源记》等“隐逸诗”，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构思出一个宁静安谧、纯朴自然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是在令人神往！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二是反映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山水诗），后人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隐士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间，拥抱美好的山川、赞美大地，形成了大量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与唐诗、宋词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显得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隽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下面我们就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归园田居》组诗共五首，写于其归隐后的第二年。其中第一首诗集中表达了他那种摆脱无聊的官场生活后的喜悦之情，以及归隐田园生活后所带来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及休闲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归园田居》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p.380)
《归园田居》第一首，诗人只用了短短几句，就表达了他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到的不只是深巷中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些还构成一种境界：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诗人的田园诗并不仅仅在于客观地描绘了美好的田园生活，更主要的是强调和表现这种美好田园生活中的情趣，他把那些生活中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表达出来，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休闲生活、蔑视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情怀。在饱尝羁绊之苦后，一旦回到自己的田园，感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心境自然也是悠然自得的。这种守拙返朴的田园生活与丑陋的世俗生活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能看到一位洒脱诗人对着这宁静的田园景物，在吟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声。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p.380)
《归园田居》第二首，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先是从正面写“静”。生活在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造访。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打扰，所以“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那虚掩的柴门，那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喧嚣俗念都远远地隔绝了。
不过，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常与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民“披草共来往”，不是世俗的“人事”；共话桑麻，也不是“杂言”。与充满机巧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别有洞天。
乡村生活也有它的喜乐悲欢。“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令人喜悦；同时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然而这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表示着乡居劳作使诗人的心灵明净了，感情淳朴了。
诗人或从正面说，或从旁说，让读者去领略乡村的幽静和自己心境的恬静。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正是描绘了一个宁静、纯美的天地。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不也是厌倦了人事的应酬，缓解工作和学习压力，想到农村放松心情吗？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p.380-382)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虽然很辛苦，但他并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句诗为农家披星戴月的艰苦劳作增添了浓浓的诗情画意。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让人感觉到一幅耕种之暇享受乡村生活的悠闲乐趣。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从事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如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儿同样可以体验田园生活得乐趣。
二、陶渊明的《饮酒》
《饮酒》共二十首，都是酒后偶然的题咏，不是一时所作。本篇是《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该诗的前半部分着重说出“心远地自偏”的道理，后半部分则写出诗人欣赏自然景色的悠然心情。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p.380-382)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这首诗主要是想展示诗人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想与高尚的情趣。然而，它不是枯燥乏味、简单的哲理演绎。诗人为我们描绘出它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也为我们描写了幽美淡远的美景，在这种情景交融的美妙的意境中蕴含着万物各得其所的哲理；这种哲理又被诗人高度提炼、浓缩为“心远地自偏”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静，境自静。无求名求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也宛如在山。这深刻的道理被诗人平淡地说出，亲切感人。诗歌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在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休闲状态中，达到了休闲的本真。“鸟倦飞而知还”，这是诗人无意中看到的美景，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夜色中，飞鸟结伴返回山林中，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诗人所向往的那种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得，诗人在这里悟出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
《饮酒》其五中的最后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给读者以理性的启示。“真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们生活的目标不是追求名与利，也不应该被龌龊的官场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去欣赏大自然无限美好的景色，享受那种怡然自得的休闲生活。整首诗充分表现出作者从大自然美景中悟出人生的真正意义，从而获得恬静的心境。诗的意境是平和的、诗人的心态是淡然处世的。诗人在东篱之下采菊，悠然之间偶一抬头，美丽的南山自然而然映入眼帘。山上的气象到傍晚时分越发可爱，一群群飞鸟结伴而归。看着眼前的自然美景，作者忽然联想到自己的归隐田园，从中悟出返璞归真的哲理，因而不胜欣慰。
第七首诗的倾向与第五首一致，也是咏物寄志，超凡脱俗。
《饮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p.90)
这首诗写诗人饮酒食菊，远离世情。诗人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菊花，这两点都非常突出，这两点在《饮酒》其五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菊为傲霜之品，所以食菊能修身自洁。饮此忘忧之酒，使感情更加超凡脱俗。见归鸟之入林，悟人生之归宿。诗人特别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体现着诗人自身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自然的情感。
三、《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这是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进一步探求。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在仕途上破灭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章在开始部分，先以美好、静谧、“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从而引出一个纯朴、自然的世外桃源。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简直是个理想的休闲世界。《归园田居》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乐土。无论是诗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还是《桃花源记》中反映出的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作者半生田园生活得真切体验。文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抗议。此后，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唐代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北宋王安石的《桃源行》皆为名作。这说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当今以“桃花源”名为的旅游景点，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对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在那里人们亲身体验诗人笔下美好的“桃花源”景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并探讨了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张玉勤.试论中国古代休闲的“境界”[j ].广西社会科学,2005,(10).
卢昌崇、李仲广.从《诗经》到《生活得艺术》——中国古、近代休闲思想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 (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90.
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篇8
关键词：宋代；田园诗；田园词；破体
中图分类号：I20722；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17509
作者简介：刘 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 （江苏 南京 210013）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破体”现象屡见不鲜，“凡是打破各种文体的疆界，超越比较材料的局限，移花接木，相资为用，造成渗透交融，蔚为新奇鲜活之美学效果者，皆谓之‘破体’”①。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在宋代格外突出，王水照先生就曾经指出：“在两宋文坛上，‘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如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古入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令人目不暇接，其风气日益炽盛”②。而各种文体的互动中，诗和词的沟通又是最显著的，“诗与词是关系最密切、沟通渠道最多的两种文体。诗词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生发，是中国韵文文体关系中的最突出现象”③。宋代文学创作中诗体和词体相互借鉴、渗透、融通的现象已引起不少关注，既有着眼于一代词作的“以诗为词”或诗作的“以词为诗”，也有注目于个别作者的诗词破体或互渗④，但诗与词这两类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同一题材时，是如何移花接木，相资为用的，迄今却鲜有人论及。应该说相同题材的诗和词更值得我们具体地比勘和对照，本文即以田园题材为例，考察宋代田园诗词创作中的“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以期深化宋代诗词破体现象的研究。
一
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破体主要出现在词的创作中。田园本是诗歌的传统题材，其滥觞于《诗经》，到东晋陶渊明正式开宗立派，经盛唐王维、储光羲等踵事增华，至中晚唐田家诗又别具一格，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艺术传统，北宋的田园诗创作正是承历代余绪而有所发展。而词作为一种娱宾遣兴、助酒佐欢的游戏笔墨，本为艳科，在唐五代时很少涉猎田园题材，现存仅有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偶尔写到一些南粤风土和女子的劳动生活，但未脱妍丽风调，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一首稍清新自然，被赞为：“《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采”《栩庄漫记》，载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但全唐五代词中也仅此一首。应该说宋词开始正式引入田园题材，计有约四十位作者，近百首田园词作。这种对诗歌传统题材的借鉴，本身就是一种破体的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早期的田园词也表现出鲜明的“以诗为词”的特色。
第一，北宋出现的田园词多檃栝诗句而成，或受诗歌的感发而作，在某种程度上堪称诗之苗裔和附庸。
北宋人创作的田园词有完全集诗句而成。如黄庭坚曾戏效王安石创作一首《菩萨蛮》：
王荆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为集句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戏效荆公作。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王安石的《菩萨蛮》描写退居半山的闲逸生活，词中各句分别集自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殷益《看牡丹》：“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王维《游春曲》：“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 韩愈《南溪始泛》：“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方棫《失题》：“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一作陈叔宝诗）李白《杨叛儿歌》：“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杨升庵外集》记载：“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蔵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参见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郭祥正《题人山居》：“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宋彭乘撰《墨客挥犀》卷十：“郭祥正，字功甫。有逸才，诗多新意。又曾题人山居一联云：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公（按：王安石）乃命工绘为图，自题其上，云此是功甫题山居诗处。即遣人以金酒钟并图遗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偶有一二字不同。黄庭坚的词则分别集自郑谷《柳》：“半烟半雨江桥畔，映杏映桃山路中。”韩偓《醉着》：“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杜甫《西郊》：“无人觉来往，踈懒意何长。”杜甫《绝句二首》：“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杜甫《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杜甫《可惜》：“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孟郊《怨别》：“君问去何之，贱身难自保。”其中也仅数字略有不同。王安石的另外一首描写闲居环境的《浣溪沙》“百亩庭中半是苔，门前古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黄昇《花庵词选》也标明为“集句”。可以看出，前人和时人的诗句是北宋人写作田园词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