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名言范文

科学家的名言篇1

面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得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谬误的好处是一时的，真理的好处是永久的；真理有弊病时，这些弊病是很快就会消灭的，而谬误的弊病则与谬误始终相随。

聪明的人有长的耳朵和短的舌头。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来源：文章屋网 ）

科学家的名言篇2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互相支撑、比翼齐飞的特色型大学。建校50年来，学校从一所“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逐步发展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国际型大学，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

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北语人始终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科研活动与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学校坚持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以高规格的国际化学科平台推动中华文化的弘扬，以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汇通东西方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学校以对外汉语教学、国际化的学生结构为学术土壤，在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领域，开展了融汇中外语言、文化的学术研究。

科学研究的鲜明特色

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学校的科学研究走出了一条立足特色、教研互动、绩效为先的发展道路。建校50年来，学校始终以努力为汉语国际教育“出理论、出标准、出模式、出教材、出人才、出技术”为目标，整合各个方面的教学、科研力量，巩固和保持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对外汉语基础理论研究出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应用研究推出了系列教学法、教学模式和教材。学校还成立了“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集中精力研究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应用问题，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建校50来，学校通过对外汉语教学这个窗口，打开了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传播技术研发等丰富广泛的科研领域。《中国教育报》2009年刊发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显示，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2009年整体绩效评价得分在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排序中位居第七，在北京地区部属高校排序中名列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学术复兴的大背景下，学校富有特色的科学研究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了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盛成，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王还、钟锓、吕必松、方立、赵金铭，著名翻译家袁树仁、傅惟慈、李振中、王得杏等。先后有50多位教师入选部级、北京市级优秀人才库，有40多位教师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文学、文化等学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学校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富有特色的科研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学校先后设立了语言研究所、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国家百所人文社科基地）、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所、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近年来，学校与国家语委合作建立研究中心1个（国家语言资源与监测研究中心）、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国家汉办研究基地1个（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北京市语委研究中心1个（北京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跨境合作研究中心1个（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1个（阿拉伯研究中心）、国家公务员局认证中心1个（考试安全研究中心）。学校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和跨文化研究、语言测试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语言信息处理和语料库建设等相关领域取得了深受学界认可的学术研究成绩。

科学研究内涵发展、成果丰硕

随着科研投入和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近年来，学校的科研项目、成果和学术交流等发展均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教育部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0》，学校语言学在“2010年我国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力统计”中数排名第2，论文被引次数排名第5。

1.科研立项稳步提升，学校整体科研意识增强

学校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强化校级研究项目发展，使之成为由博士启动项目、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团队项目、规划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等构成的适合不同研究水平、不同职称结构、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研究方式的项目资助体系，呈现出目标明确、层次分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特点。“十一五”期间，学校共批准校级项目147项，批准经费427.83万元，立项数比“十五”期间增加71项。经过校级项目的“孵化”，学校近年来共获得各级各类项目160项，项目类别达到30种，立项总数比“十五”期间增加了85项，其中纵向项目增加33项，横向项目增加52项。

2.科研成果丰硕，科研影响力显著提升

“十一五”期间，学校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2，293项。其中，学术专著97部、编著或教材257部、工具书或参考书21部、译著（文）70部（篇）、论文1,840篇（其中1,392篇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音像或软件7项、古籍整理著作1部、研究或咨询报告20篇，取得专利1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7项，这些获奖成果有原创性的重大学术成果，如《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汉语方言地图集》等；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如《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等；有服务于科学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如《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等。获奖类别多，中青年学者生力军作用凸显，50岁以下获奖学者占到65%。

3.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直接对话学术大师

科学家的名言篇3

关键词 语言学术语 术语变异 术语译名变异

一、引 言

变异（variation）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然而多年来，变异一直被当作语言的一个负面特征，一个应以规范形式去除的语言现象。

作为语言变异研究的代表人物，拉波夫（2001）坚持把变异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变异就像其他结构成分一样，是语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语言的本质。没有变异，语言的交际功能就会丧失。人们每天都在无穷的语言变异中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反映了说话者的认同。拉波夫还提出了语言变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地域差异，社会特定阶层的语言行为，语言使用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差异，情景因素（包括交际场合、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交际的正式程度等），语言接触，等等。

术语是某一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是构成学科体系的核心。传统的“规定术语学”（prescriptive terminology）认为术语具有“单参照性”，即“一个概念仅对应一个术语，一个术语仅对应一个概念”，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语言的词汇，不允许有变体或概念变异。近年来，“描述术语学”（descriptive terminology）向传统的“规定术语学”发起挑战，认为术语系统的基础是自然语言，术语在使用过程中也要遵循自然语言规律，也具有变异性。术语不是特殊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同一概念拥有不同指称（同义术语）和一个术语形式表达多个概念（多义术语）都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必要为追求“理想术语”而提出种种要求。既然人为地根除术语变体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就要对术语变异现象持宽容与包容的态度。（Temmerman 2000；梁爱林 2010；孙寰 2011）

二、研究现状：语言学术语翻译及术语译名变异

1.语言学术语的翻译

近年来，多位学者对语言学术语翻译的现状进行了探讨，如李云（2007：51―55）比较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三组主要术语的中文译名；田平、戴卫平（2009：119―123）讨论了生成语法术语的一词多译；尹洪山（2009：47―50）探讨了应用语言学术语的翻译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语言学术语翻译的标准。于伟昌（2000：9―13）阐述了汉译语言学术语标准化的三条理由和五项原则。陆丙甫（2009：2―7）对一些尚未统一的常用语言学术语的翻译进行了分析，从避免误解和音节的信息负载角度加以比较，提供了一些选择的标准。侯国金（2009：69―73）提出了术语翻译的“系统性”和“理据性”标准。姜望琪（2010：65―69）以语言学术语为例，论述了术语翻译的三项标准：准确性、可读性、透明性。

这些研究基本属于“规定术语学”的观点，大多认为我国语言学术语翻译中存在“混乱的现状”，有的总结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的提出语言学术语的翻译标准，总的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术语翻译。没有一项研究承认语言学术语存在译名变体是正常的语言现象，也没有一项研究探讨“同义术语”和“多义术语”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2.语言学术语的译名变异

翻译引起的术语变异属于拉波夫提出的“语言接触”型变异。和术语变异一样，术语译名变异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翻译操作的过程是一种频繁的判断与选择，在“得”与“失”之间徘徊；另一方面，大多数术语在源语言中本身也会随着研究的发展而改变涵义。一名一译，即“一个术语只能有一个对应的译名”，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语言中是很难实现的。

同一语言学术语存在大量不同的汉语译名，这一点在生成语法的相关文献中尤为突出（田平，戴卫平 2009）。如，trace有“虚迹”“踪迹”“词迹”“语迹”等译名；bounding有“临界”“界限”“边界”等译名；specifier有“指示语”“标志语”“标注词”“标示语”“指定语”等译名；而government and binding在文献中的译名也有“管辖―制约”“支配―约束”“管约”“支约”等；乔姆斯基的核心术语language performance，在不同的文献中出现的译名有“语言运用”“语言使用”“语言表现”等，其间优劣很难判读。

由于缺乏公认的权威译名，同义术语会并存很长时间。例如，表示词的组成要素的术语morpheme，汉译中一直就有“词素”“语素”“词位”等多个译名；在应用语言学领域，interlanguage有“中介语”“语际语”“过渡语”等译名；连最普通的text也有“语篇”“篇章”“文本”等多个译名。这些都是常见的语言学术语翻译变异。

更有甚者，有时即使是同一权威学者对同一术语的译法也不尽一致。如桂诗春在《应用语言学》中将paralanguage译为“伴随语言”（1988：132），而在《语言学方法论》中译为“副语言”（1997：159）。胡壮麟在《语言学教程》中将ideational function译为“意念功能”（1988：407），而在《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中则将其译为“概念功能”（1989：13）。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译名都是可以接受的，很难说有优劣之分。

三、语言学术语译名变异的原因

术语不是孤立存在的，并没有独立于普通语言系统之外。术语在实际使用中会发生种种变异，这正是语言变异性的体现。从共时层面看，术语实际上是以各种变体的形式存在于术语系统中的。术语可以指称几个概念，主要体现在学科间的变异；同时，一个概念也可以具有几种表达形式，包括语音、形态（构词）、正字、语体变体。从历时层面看，术语系统与语言系统一样，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系统。作为语言动态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成分，术语的历史变化不可避免。随着时间推移，旧的知识分类体系会被新的体系所代替，许多术语都会出现变体或者概念变异的情况。

虽然术语变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术语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但人们对术语变异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将以语言学术语为例，探讨术语变异的机制。笔者认为，语言学术语译名变异的原因有多种，包括：（1）理解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2）翻译标准选择引起的变异；（3）语言系统间差异引起的变异；（4）分支学科间差异引起的变异；（5）时间因素引起的变异；（6）地域因素引起的变异。下面分述之。

1.理解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

正如前文所言，术语指称的概念具有模糊性。翻译时，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术语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由此造成译名的差异。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概括的学说，而愈是概括的学说，可能引起的争议也就愈大。再加上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学生根据部分听课笔记和索绪尔残存手稿整理而成，学者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领会文中的理论，从而容易造成术语译名的变异。大部分人都将索绪尔的language统一译作“语言”，然而于秀英（2011：316）在《普通语言学手稿》的“译后记”中写道：“通过导论（指索绪尔的《第二次教程导论》――笔者注），我知道‘language’一词可以有多种译法，依据不同的语境，可分别译成‘语言’、‘言语能力’、‘言语运用’、‘言语现象’等。”对术语的理解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永远无法消除。

奥斯汀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但三个术语的汉译确实让许多学者头痛。其中的illocutionary act就出现了多个译名：“示言外之力”“以言行事”“言外行为”“非语言行为”“非表现行为”“行事行为”“施为性言语行为”“语现行为”“非语谓行为”“语旨行为”“言谓行动”等十余种。（于伟昌 2000：9）其中不乏概念理解程度上的差异。

社会语言学中的核心术语speech community也有多种汉译名，如“言语社区”“言语社团”“言语共同体”“语言社会”“语言集团”等，名称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者对这一概念不尽相同的理解。事实上，不仅在汉语中，在其他语言中也是一样。语言学家对它的理解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徐大明 2010：118）

2.翻译标准选择引起的译名变异

要满足术语翻译的所有标准，存在很大困难，翻译时必有取舍。有的在“准确性”上强一些，有的在“透明性”或“可读性”上更胜一筹，有的与姊妹术语相互呼应，符合“系统性”原则，还有的更具“简洁性”。各人取舍的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译名，产生术语译名变异。如生成语法术语greed在大多数学术论文中译为“自利”，而沈家煊（2007）将其译为“自贪”，戴炜华（2007）则译为“自顾”。译名的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Morphology也有两个常用译名：“形态学”和“词法”，应该说前译更加准确一些，但后者似乎更简洁、更具可读性，作为通俗译名，一直未被淘汰。

由于王宗炎等人的倡导，许多学者用“混合语”和“民族混合语”来翻译pidgin和creole。从理据性上看，似乎比原先的译名“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更佳。但还有大量学者坚持使用“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也许是译为音译更符合姜望琪提倡的“透明性”原则。

语言学中的很多术语都来自普通名词。成为语言学术语后，他们通常被赋予新的意义。翻译时是仿照原文，给旧词赋以新义，还是另造词语，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如motivation这一术语就有“动因”和“理据性”两个译名。前者是一般词汇的表达，在语言学语境中有了特别的含义；后者是曾遭人反对的所谓“画蛇添足”的译法。然而两者都很常用。又如，心理语言学中用hesitation来表示说话人在讲话开始或中间稍作停顿时发生的语音现象（如well，er，mhm），一般按照普通名词译为“犹豫”，沈家煊（2007）则可能考虑到文体的要求，将其译为比较文雅的术语“支吾”，但还未被广泛接受。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译名，应予承认而不是责难，应该让两个译名在实际使用和自然淘汰中竞争，不必人为设置一个标准规范淘汰掉其中一个。

3.语言系统间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

汉语的“符号学”可以对应英语中的semiotics，semiology和semeiology三个术语。这三个术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是拼写形式不同。又如，生成语法中有trigger这一术语，它源于普通词语，既可以用作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汉语用“触发”和“触发点”两个译名来表达英语中的同一个术语，前者译的是动词术语，后者译的是名词术语。这是语言词汇―语法体系差异形成的术语译名变异。

通常人们将accusative和objective都译为“宾格”，但accusative指在屈折形式表达语法关系的语言里，名词短语充当动词宾语时所取得的形式，如拉丁语。英语中有accusative形式的是某些代词，如him，whom等。其他情况下，应使用中性术语objective。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宾格完全由词序决定，与屈折形式毫无关系。因此沈家煊（2007）建议将accusative译为“受格”，而将“宾格”这一译名留给objective。

国外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对语音发音声学和知觉的一般研究通常和语言学的分析目的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纳入语言学。如克里斯特尔（2007）的语言学词典名为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考虑到国内读者的习惯，沈家煊将书名改译为《现代语言学词典》。汉语用“语言学”代替了英文中的“语言学和语音学”。

另外，有些语言学术语最初是以德语、法语、俄语等形式产生的，而国内学者有的是从原文翻译为术语，有的是根据这些术语的英文译名再翻译过来，其间很可能会产生差异，引起译名的变异。

4.分支学科间差异引起的译名变异

同一形式的术语在不同分支学科中会表达不同概念，这是语言学分支学科间差异引起的变异。如“口音”是accent通常的译名，但在节律学（metrics）中，它一般被译为“重音”。

起初，人们将应用语言学中的（language）acquisition译成“（语言）习得”，与之相对照的是（language）development，即“（语言）发展”。前者指学会语言规则，后者指在社会环境中运用这些规则。后来，人们在生成语言学中将（language）acquisition与（language）learning对照，前者表示儿童具有的自然获得语言结构的天赋素质，后者指有意识地学习语言（尤指外语）这一现象，因而许多学者把acquisition改译成“获得”。术语翻译因为参照系的不同而产生了变异。

又如，duration是语音学的概念，而length是音系学的概念。劳允栋（2004）对其进行分别处理，将duration译为“音延”，而将length译为“音长”，但杨信彰（2006）和戴炜华（2007）在语言学词典中不加区分。又如，target language的译名有“目标语”和“译入语”两种，前者与英文术语对应性强，透明度高，后者则更易于理解，可读性强。从准确性和理据性看，各有千秋。但target language还可以用于二语习得理论中，这时译名只能选用前者。英汉话语体系的不同形成了术语译名的变异。

一些学者抱怨西方语言学术语泛滥，因此在翻译时，尽量将意义相近的术语合并，用同一个译名来表达，以减少语言学术语的总体数量。如将speech，discourse，utterance全部译为“话语”。笔者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它一方面抹杀了术语概念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并没有减少术语变异，反而形成多义术语。当然也有学者，如沈家煊（2007），主张体现学科之间的差异，“尽量避免将不同的概念译作同一名称”，分别将上述三者译为“言语”“话语”和“话段”。

5.时间因素引起的译名变异

许多新译名更具理据性，但旧译名进入学科时间早，被广泛使用和传播，已约定俗成，不宜再改，于是形成新旧术语共存的局面。这是时间因素引起的术语变异。其中，grammar新旧两个译名“文法”“语法”并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了许多经典的语言学术语，在该教程被不断重译的过程中，译者为了体现创新与独到的理解，常常会否定前译，另立新名。以language，langue和parole为例，高名凯（1980）分别译为“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屠友祥（2002）分别译为“群体语言”“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裴文（2002）分别译为“言语体系”“语言”和“言语”。

术语在自身体系中不断演变，随着时间的流逝，内涵与外延都可能不尽相同。比如汉语起初并没有“补语”的概念，黎锦熙引入的“补足语”这一术语跟英语的complement概念是一致的。后来，赵元任在Mandarin Primer一书中扩大了传统语法中complement的外延，将动词、形容词后面的补充说明成分全部称为complement。这一概念被国内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及以后的著作所继承，并在汉语中缩译为“补语”，成为汉语语法中的基础概念。可见，汉语中的“补语”与complement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邵菁、金立鑫（2011：48―57）建议将complement仅译为“补足语”，这样可与“补语”相区别，也与汉语早期文献中的译法一致。而汉语“补语”可译为supplement，或者音译为“Buyu”。这一建议能否被学术界采纳，complement的译名变异能否消除，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即使被采纳，也可能是以supplement的术语变异为代价的。

有时，新译入术语会与原先存在的术语产生混淆。如语义学中称呼some，all，each，both等词的术语是quantifier，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其译为“量词”，但这样就与汉语传统中表示“个”“张”“条”的术语“量词”相混。考虑到术语引进的先后和使用的广泛程度，许多学者建议quantifier让步，改译为“量项”或“量化词”。

6.地域因素引起的译名变异

大陆、港、澳、台学者对同一语言学术语的译名有时也不尽相同，这是地域因素引起的术语变异。如：大陆一般将the minimalist program译为“最简方案”，而香港译为“最小功耗理论”（石定栩 1999：114）；同样，大陆许多学者（劳允栋 2004；杨信彰 2006）将category译为“范畴”，而“语类”译名则在港台更为常见。

语义学有一重要术语argument，大陆原汉译译名有“论元”和“变元”，“论”可能取argument作为“论据、论点”的含义，但作为语言学术语，argument并无此义。港澳台学者将其译为“主目”“主目语”等，表示其为构成命题的“主要项目”之意。近年来，大陆学者的文章将“论元”与“主目”混用，不加区分。这是地域因素导致的语言学术语译名变异。

大陆一般将semantics译作“语义学”，而台湾一般译作“语意学”。比较而言，似乎“语义学”更合适。因为semantics与pragmatics（语用学）的分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为“义”（偏重客观描写），而后者为“意”（偏重使用者的主观态度）。因此，沈家煊（2007）将语用学的三个经典术语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ary act分别译成“发话言行”“示意言行”“取效言行”，翻译是非常到位的。术语illocutionary act是表示说话者态度的，就应该翻译为“示意”而不是“示义”。

四、术语译名变异与译名规范

1.《语言学名词》对译名变异的处理原则

术语变异与术语规范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没有变异就谈不上规范，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变异；没有规范，术语在使用实践中就会泛滥成灾，也就自然失去了术语的性质和价值。可以说，术语译名的变异虽然是客观现象，然而要求译名统一和规范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术语译名变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影响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且对学科框架的构建也会产生障碍。因此，不少国家都成立了全国性的术语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和规范各种术语。我国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公布的权威性机构。2011年该委员会公布了《语言学名词》，这是对国内语言学术语使用进行规范的一个成果，这些名词“是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应遵照使用的语言学规范名词”。

尽管如此，《语言学名词》在审定过程中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客观存在的术语译名的变异情况。这一点在其序言、前言和编排说明中都可以看出。

从《语言学名词》收录的钱三强、卢嘉锡和路甬祥的三则序言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术语及术语译名变异现状的科学态度和对审定和规范工作的审慎态度。钱三强指出：“这次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是对科学概念进行汉语定名，同时附以相应的英文名称……审定工作中我们要认真处理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关系；主科和副科间的关系；学科间交叉名词术语的协调一致；专家集中审定与广泛听取意见等问题。”考虑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这些困难，钱三强指出：“我们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的科学态度做好审定工作，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提供各界使用。”

这段话体现了两个观点：第一，术语的规范是对术语各种变体的取舍，规范是“一项相当繁重而复杂的长期工作”（出自卢嘉锡序），是在“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之间”取舍，只存在相对合理性，没有绝对最优。第二，从时间维度看，规范与变异是永远共存的。只有当规范的形式在实际使用中能够获得权威和认可时，才有必要去审定和规范，因此“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才能真正达到规范的效果。其实，在这批术语审定和公布的过程中，必然又有一批新的术语产生，需要下一阶段的规范。路甬祥在其序言中提到了术语接触引起的变异，指出“两岸科技名词对照任务也十分迫切”，同时特别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术语规范，要求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语言学名词》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针对术语审定工作的复杂性和诸多不同意见，我们注意做到以下几点：……有的内容可能见仁见智，但不应有明显的知识性硬伤；收入的一般是各个分支基本的、必用的学科术语。”可见，《语言学名词》在规范过程中还是留有余地的，对于不属于“基本的、必用的学科术语”的变异，并没有采取强硬的规范措施，还是遵循了“成熟一批公布一批”的原则。

《语言学名词》明确承认术语变异的存在：“语言学术语，作为人文科学的学科概念，较之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或者中文名称可能属于不同的学科分支，或者同一英文词对应不同的中文名称。例如‘词’（word）既是词汇学的单位，又是语法学的单位；它的下位概念morpheme，既作为语义学、词汇学‘词素’的英文名称，也作为语法学‘语素’的英文名称。”

2.《语言学名词》对译名变异的处理方式

在“编排说明”中，《语言学名词》明确指出哪些变异形式是可以使用的，哪些是应该淘汰的：

异名用楷体表示。“简称”“全称”“又称”“俗称”可以继续使用，“曾称”为被淘汰的旧名……索引中带“*”的为规范名的异名。

例如，《语言学名词》中，plosive对应的是中文术语“爆发音”。“塞音”没有作为词条出现，而是与“闭塞音”“破裂音”一起，被规范为“爆发音”的变异形式，可以继续使用，但规定了该变体使用的语境。也就是说，一个英文术语对应四个中文译名：

03.130 爆发音 plosive

又称“塞音”“闭塞音”“破裂音”。根据发音方式不同而划分出来的一类辅音……在与“塞擦音”等对举时，通常用“塞音”。

又如：

01.144 管辖 government

又称“支配”。

04.229 主题 theme

又称“主位”“题元”。

12.021 言语共同体 speech community

又称“言语社区”“言语社群”“言语社团”。

这种以“又称”出现的译名变异通常是在同一学科内。有时多个中文术语对应一个英文术语是因为学科的交叉，如：

final “03.024韵基”【语音学】；“09.030 韵母”【音韵学】

conjunction “04.053 连词”【语法学】；“11.137合取”【计算语言学】

description “05.114 摹状词”【语义学】；“09.190譬况”【音韵学】

一个中文术语也可以对应多个英文术语，例如“喉音”的解释，音韵学是传统说法，语音学是现代说法，因此，其英文译名分别对应“03.128 喉音laryngeal；glottal”和“09.076 喉音 guttural”。又如：

05.136 概念义 ideational meaning；conceptual meaning

08.073 爱称 term of endearment；pet name；diminutive

09.020 声 initial （of a Chinese syllable）；initial category；tone

还有交叉对应的，如：

04.025 词法 morphology；word formation

04.026 词法学morphology

在这里，中文“词法”对应两个英文术语，而英文morphology也对应两个中文术语。

术语译名变异的另一种形式是中文中的语言学术语对应的英文译名不是一个术语性名词，而是一个释义性短语，其实是对应术语译名缺失。如：

08.171 复辞 repetition of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 or word in different senses or grammatical functions

《语言学名词》中这类例子很多。许多词条的英文译名既有形义对应的译名，又有解释性译名，还有汉语拼音译名，本身就认可了几种变异形式。例如：

02.069 六书 Six Scripts；six categories of character construction

05.156 比喻义 figurative meaning；meaning formed through simile or metaphor

09.086 开口 kaikou；unrounded articulation

还有一种情况，术语及其译名的形式都没有变异，但内容实质发生了变化。如与“推导”相对应的英文名称是derivation，但还是作为两个词条，分别收入语音学和计算语音学，因为它们“界定区别甚大”。

可以看出，《语言学名词》无处不体现了术语译名变异与规范的统一。由于任何规范都不能杜绝变异，《语言学名词》指出：“公布这次语言学名词审定的成果，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征求意见的性质。我们认为，学科术语审定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工作，任何阶段的成就都只是一个过程。”

五、结 语

面向翻译的术语变异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1）术语译名变异是正常的语言现象，应该宽容对待各类变体，不能一味地责备其“混乱”“泛滥”。（2）术语规范是建立在术语变异基础上的，没有变体，就不存在规范。术语译名应该在竞争中自然淘汰，过分强调规范与统一会扼杀术语翻译中的创造力。（3）术语翻译应该充分考虑学科、学派间的差异。除了考虑译名的学科系统性外，还要注意不能因害怕术语变异，而要求不同学派中形式相同的术语一律采用同一译名，也不能要求合并翻译不同学派中的近似术语。（3）应该根据术语本身指称概念的发展，及时修订译名。（4）术语翻译时，应考虑原术语表现出的文体特征。

语言变异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渲染语言的杂乱无章和无规律性。已有研究表明，语言很大程度上是在句法理论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异的。解决现实中语言复杂变异现象与理论上语言系统性的关系问题才是变异研究的根本目的。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术语学、语义学、翻译等理论研究成果，深入调查术语变异的现状，探讨多义术语、多源术语、同义术语和术语的地域分歧等问题，探讨语言学术语的翻译方法和译名规范的原则。（吴国良 2009）术语变异与术语规范是一对矛盾体，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只要一个学科在成熟、在发展，这种竞争就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 沈家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2.戴炜华.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侯国金.语言学术语翻译的系统――可辨性原则. 上海翻译，2009（2）.

4.姜望琪.再论术语翻译的标准――答侯国金（2009）. 上海翻译，2010（2）.

5.拉波夫.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6.劳允栋.英汉语言学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7.李云.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主要术语的中文译名. 中国科技术语，2007（2）.

8.梁爱林. 术语变异现象研究.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10（2）.

9.陆丙甫. 从某些语言学术语的翻译谈起. 外国语， 2009（2）.

10.邵菁，金立鑫.补语和Complement.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1）.

11.盛林.略论《广雅疏证》中的“对文异、散文通”. 东南大学学报，2006（6）.

12.孙寰. 术语的变异问题. 外语学刊，2011（3）.

1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1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裴文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1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 于秀英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6.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7.田平，戴卫平. 生成语法术语的一词多译. 广西社会科学，2009（1）.

18.王宗炎. 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19.吴国良. 英语术语翻译与译名规范研究.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0.徐大明.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1.尹洪山. 应用语言学中的术语翻译问题. 语言与翻译，2009（1）.

22.于伟昌. 汉译语言学术语标准化的必要性及原则. 上海科技翻译， 2000（3）.

23.Matthews P H.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 杨信彰编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4.Temmerman R. Towards New Ways of Terminology Description：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0.

科学家的名言篇4

（赤峰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015个，分为三级），这是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满足当今社会各领域用字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是建国50多年来汉字规范的总结、继承和提升。《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三级字1605个，大多是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用字。将1605个三级字字音进行标注，可满足人们用字需要。

关键词 ：通用；规范；三级字；音注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274-04

《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三级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1.姓氏人名用字。来源于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18省市抽样统计姓氏人名用字、公安部提供的姓氏用字及部分人名用字，群众提供的姓氏人名用字、一些古代姓氏用字和有影响的古代人名用字。

2.地名用字。主要来源于民政部和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供的乡镇以上地名用字、部分村级地名和部分自然实体名称的用字、主要汉语工具书中标明为“地名”的用字。

3.科学技术术语用字。主要来源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提供的56个门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提供的33个门类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用字。

4.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言文用字。主要来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语料库（收录1949—2008年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和普通性文言文的语料，65万字符）。

为了满足人们用字需要，笔者现将《通用规范汉字表》中1605个三级字字音标注如下：

科学家的名言篇5

如果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会用颠峰科学预测出未来的世界。

假如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会发明“主人识别器”，安装在每一个家庭里。回家时摁一个按键，它就会对你进行扫描确认是主人它才会打开。如果你不是主人，那你无论使什么办法它都不会打开，这样小偷就没辙了。

如果你有一些隐私不想被别人知道或看到，那你就把它装在你的柜子或房间那别人就没办法了。这样以来你就不用担心小偷到你们家偷东西或者隐私被人看到了。

如果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会发明一种叫“通话转换器”的东西。如果你家里有人来电而你却不在家，怎么办才好呢？如果你家的电话安装了“通话转换器”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它会把对方的来电转到你的手机上，让你能够和对方及时通话。如果你和对方通电话时，跟对方语言不通怎么办呢？如果你给电话安装了“通话转换器”那你就不必为此而苦恼了。只要你轻轻摁一下语言转换键，它就会把对方的语言转换成你的语言。让你能和对方正常的通话。

如果我是一名科学家，我将会发明一种会与人对话的电脑。这种电脑可以与人对话。你要做什么事情无须操纵它，只需要告诉它一声，它就会帮你完成。这样不就方便多了吗？

科学家的名言篇6

关键词： 德国 法律语言学 法律和语言 跨学科研究

引言

语言和法律的关系甚为密切，在语言教学中应予重视。中外语言学界和法界不少学者与专家对此有不少精辟的名言警句，例如麦考密克的“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学。”（The law ist simply a matter of linguistics.）;D. Mellinkoff的“The law is a profession of words.”；曼斯斐尔德的“世界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徐国栋的“欲治法学，必先治语言学。欲当罗马法学者，必先当语言学家。”。

对于“什么是法律语言学?”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说，法律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学在法律界的应用的学科。一般而言，法律语言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时期，语言学飞速发展，其涉及神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从而使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各种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对此，美国著名学者Shuy不禁感慨:“很难想象，还有哪些生活领域语言学没有涉足。”在此大环境下，法律与语言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发密切，比如在司法实践中，有些纠纷或案件常常与语言有关，应司法部门或原、被告的邀请，语言学家以“专家证人”身份，对有关的语言现象或语料进行分析研究，作出语言上的“司法鉴定”，在此基础上就自然诞生了法律与语言的交叉学科――法律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法律语言学就是运用语言学原理分析设计语言因素的具体案件或进行应用研究。广义的法律语言学包括范围很广，只要和语言与法律有关的内容就在它的囊括之中。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对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国外，法律语言学是以应用为起点而产生的，因此它呈现出应用在先，基本理论建设在后的特点，结果对包括研究对象在内的法律语言学基本理论研究较少。

目前，我国的法律语言学研究主要以比较传统的方法为主，将侧重点放在语言本身上面，例如立法语言的字―词―句模式，对用字、用词和用句讲得很细致。另外，还对语言修辞和语言艺术进行研究。即便是研究口语往往是重语言轻实践。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以狭义法律语言学为主，侧重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而且往往与某一个具体案例有关。国外研究也有自身的缺憾，这就是重实用轻基础研究，往往不太关心学科体系的建构、研究内容的条理化等应该重视的基本理论。目前国内法律语言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和研究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对英美等“判例”法系国家法律语言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因为我国的法律体制主要秉承“大陆”法系的本质，所以了解德国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十分必要的。

一、德国法律语言研究的基本历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语言学家作为德国法庭上的专家证人，这一时期的法律语言学活动（大约从1972年至1990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的研究认为法律语言学专家至少可以分为两类。

1.针对口头或书面语言或文本进行分析的法律语言学专家意见。在这类案件中，关键问题是：它的意思是什么？文本的意思是如何表达的？应该怎样理解文本？这些问题都是在文本自身形式完整的前提下提出的。还有一些案件中，可能其中部分文本丢失或者字迹模糊，这样的文本语法不通或者句法和词法含糊不清，因此需要运用一些方法来对它们进行解释。

2.针对匿名或部分匿名的话语/文本进行作者分析的法律语言专家意见。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谁撰写了该文本。

第一类被称为“解读证明法律语言专家意见”。第二类称为“确认作者归属的法律语言学专家意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定法律语言学作为一门辅学科。一种新的在质和量方面的跨学科性要求相关学科之间的信息能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语言学家应该告知刑事专家自身学科的理论、特殊的应用等。反之亦然，刑事专家应当告知语言学家刑事相关事项，这是可以增加法律语言学家对这一领域贡献的关键所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德国法律语言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两方面。

1.对重要的法律术语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界定。德国学者认为如果要将法律语言学作为法庭上一门严肃的学科，那么在澄清定义方面一定要有所改进。

2.探讨法律语言学作者分析方法的一些基本原理。法律语言学工作应当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在方法、领域、总结范围和其他方面，进行详细的弱假设而不是强假设。

深入分析法律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法律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一步一步地逐渐发展。其他语言学领域的成果，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成果――比如拉波夫的“累加原则”――应当都被放入参考的范围。作为一种犯罪调查的辅助学科，语言专家意见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其必须遵循累加原则。

社会语言学框架内的法律语言学匿名作者分析。通过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法律语言学可以受益良多，能够更好地对材料进行描述和解释。法律语言学对匿名作者归属分析的主要潜能和实质在于社会语言学分析。

对特定说话者行为进行动态分析。在分析中采用跨学科的视角，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

二、德国法律语言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简介

汉尼斯・科尼夫卡（Hannes Kniffka）教授是德国颇具影响力的普通和应用语言学学者，现就职于德国波恩大学。科尼夫卡教授发表了许多见解独到、极具启发性的文章，涉及社会语言学、文化比较、话语语言学和法律语言学等。他曾编辑出版过《法律语言学的近期发展》等著作，是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重要代表之一。科尼夫卡教授积极提倡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交流。对法律语言学来说，加强与相邻学科的合作，重视不同国家司法体系的差异，加深法学家与语言学家之间的了解，都会对拓宽其理论研究的视野，促进其理论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佛里德里希・米勒（Friedrich Müller）教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知名的法律语言学专家。他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法学理论和法律语言学。米勒教授在探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著述颇丰，主要包括：《法律-语言-权力，宪法理论的基本要素》（Recht-Sprache-Gewalt. Elemente einer Verfassungstheorie）、《结构法学》（Strukturierende Rechtslehre）。他将法律语言的研究同政治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拓宽了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迪德勒希・布舍（Dietrich Busse）教授是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语言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义学、篇章语言学、法律语言学等，尤其在法律语义和法律语篇的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布舍教授的主要论著有：《作为篇章的法律。对社会机构性语言进行语言学研究》 （Recht als Text.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Arbeit mit Sprache in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Institution），《法律语义学――从语言学视角研究司法解释理论的基本问题》（Juristische Semantik. Grundfragen der juristischen Interpretationstheorie i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r Sicht）。他提出用框架理论分析法律领域复杂的专业概念，并且指出利用框架分析的方法可以更加细致地研究语义和概念认知的关系。

三、德国法律语言研究的主要组织和机构

为了更好地研究“法律和语言”这个复杂的题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这些组织是由来自法学和语言学的代表组成的，他们试图通过合作研究共同关心的领域。

1.达姆施塔特研究项目

这是德国在法律和语言跨学科合作的第一个项目，该项目的成员主要是法学家、语言学家和信息学家。该项目从1970年开始执行，1974年正式完成。项目组成员试图将转换生成语法和法律信息学结合起来。其研究目的是对法律篇章进行自动语言处理。利用一个已经设计好程序的仪器将法律篇章进行改写并且进行比较，这样可以检验法条和法律判决书在语义上是否相符，是否可以将某些事实看成是其相应的法律篇章的释义形式。如今看来，当时的研究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将法律运用和司法解释的复杂过程简化为形式化的释义过程，却忽视了将法条应用到案件事实描述过程中的阐释过程。

2.海德堡法律语言学研究协会

海德堡法律语言学研究协会是目前在法律和语言跨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该协会是由法学理论家佛里德里希・米勒（Friedrich Müller）教授和语言学家赖纳・维姆尔（Rainer Wimmer）发起建立的，主要致力于研究法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旨在澄清法学家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法律篇章工作的。其主要的指导思想来源于佛里德里希・米勒（Friedrich Müller）教授的结构法学（Strukturierende Rechtslehre），该理论明确区分了“法律篇章”和“法律”的概念。法律篇章和需要被判决的案件事实一起构成了复杂的阐释和应用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法律篇章本身并没有包含现成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只能通过认知过程才能发现，必须通过法律工作者积极的篇章处理工作才能将相应的法规具体化为被判决的案件。一个法律篇章可以有多种解释。法官不是法律的嘴巴，而是法律规范的创造者。

3.柏林法律语言研究协会

位于柏林的法律语言研究协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跨学科组织，它是在1999年秋天由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提议建立的。目前已经出版了以《法律的语言》为主题的三本论文集。第一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可理解性、误解性和不可理解性的探讨。第二册集中研究法律话语中的论证、解释和决策。第三册主要是关于法律交际中的结构、形式和媒介。这些论文考察了法律语言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包括结构法学的影响，并试图展现德国法律语言学界最新的研究进展。

结语

德国的法律语言学研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法律语言学家们秉承真正的跨学科视角处理研究中碰到的现实问题，作为法律语言学家的语言学者与处理语言问题的法学家，正以一种更开阔、更深入、更细致的方式来工作。“语言和法律”领域的跨学科交流要想得到真正的进步，法律语言学应该具备一种跨学科服务的思想，这样才能看到自身作为一门辅应用的效果。

参考文献：

［1］Busse，Dietrich.Recht als Text. Linguis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Arbeit mit Sprache in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Institution.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1992.

［2］Lerch，Kent D.，Die Sprache des Rechts.Recht verhandeln.Argumentieren，Begründen und Entscheiden im Diskurs des Rechts.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Verlag，1992.

［3］Müller， Friedrich，Untersuchungen zur Rechtslinguistik. Interdisziplinre Studien zu praktischer Semantik und Strukturiender Rechtslehre in Grundfragen der juristischen Methodik. Berlin:Duncker & Humblot，1989.

［4］Li，Jing.Recht ist Streit. Eine rechtslinguistische Analyse des Sprachverhaltens in der deutschen Rechtsprechung.Berlin:Walter de Gruyter Verlag，2011.

［5］汉尼斯・科尼夫卡.程乐，吕加译.法律语言的运作―德国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科学家的名言篇7

一、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现状

QS世界大学排名、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及欧洲多维度大学排名（U-Multirank）等国际性大学排名目前都已涉足学科领域及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与会的排名机构和专家认为，对于学生和家长的求学选择、大学领导者的管理决策、科研人员的同行比较和国际合作而言，基于学科领域及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提供了更为具体可靠的信息，这也可以弥补综合性排名的不足。上海交通大学程莹博士认为，基于学科的排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大学的学术单位，如学院、系或专业的排名，这种排名在收集数据方面困难较大，往往需要权力机构组织实施；另一类是纯学术领域的排名，范围可由大至小，对于排名机构来说可操作性强。目前，各大排名所采取的大多是第二类方式，数据大多来自于第三方或公开数据，如文献数据库分析、学术专家和雇主的声望调查、生师比等。

在分类上，不同排名机构既有按照5个学科大类划分，也有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法（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进行的更为细致的学科划分（见表1）。

在评价指标方面，几大排名机构基于学科的大学排名指标多取自其大学整体排名所使用的指标体系。上海交通大学采用的指标具体包括获诺贝尔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数（Alumni）、获诺贝尔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数（Award）、各学科被引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HiCi）、SCI或SSCI收录论文数（PUB）、影响因子前20%期刊数（TOP）；QS采用了学术声望、雇主声望、篇均引用率和H指数4项指标；USNEWS采用全球科研声望、地区科研声望、学术发表、归一化引用影响指数、总引用数、高被引（前10%）论文数、高被引论文占比和国际合作8项指标；在学科层面上，U-Multirank仍采用5个维度（教学、研究、知识转换、国际化取向、地区参与）38项指标建立个性化的排名。

与综合性排名采取的“一刀切”的评价方法不同，排名机构考虑到了不同学科的特点，因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赋予评价指标不同权重。USNEWS按照发文特点将21个学科分为软科学类（包括数学、计算机、工程、社会科学、公共卫生）和硬科学类（除软科学类所有其他学科），对其涉及学术产出的4项指标赋予不同权重（见表2）。QS在36个学科的评价中赋予4个指标不同权重，整体而言，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学术声望占更大比例，工程类和管理、法学等雇主满意度所占比例较高，生命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引用和H指数所占比例较高。

二、对不同学科领域排名的看法和建议

由于各学科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体现了多样化特色，并在此方面不断完善。会议选择工程、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4个学科领域进行了专题讨论。与会的专家提出了在不同学科领域内排名或评价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针对性建议。

工程学科的特点在于科学研究与产品设计并重，与工业应用和社会实践发生最为直接的联系。面对当前主流的排名方法，工科存在单篇引用率不高、学生就业需求高于发表需求等“弱势”。针对目前评价体系所存在的不足，丹麦奥尔堡大学布莱・伯吉格（Frede Blaabbjerg）教授建议在排名中增加以下指标：经费的使用效益，产生的社会效益；学生就业率（短期、长期）；专利、技术转化、企业创办；大学和企业间的合作。

医学学科的评价体系同样面临着挑战：在研究方面，不同于大学的其他领域研究，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研究间存在显著差异。欧洲医学协会主席文森佐・柯斯提格理欧拉（Vincenzo Costigliola）认为，在医学领域，患者始终应被放在首位，并针对医学博士、部分医学服务，尤其是跨国性医学服务和医疗机构的评价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接待能力、后勤、技术创新与发展、经济上可承受的医疗服务都应在医疗机构的评价中予以考虑。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产出的表现形式不同，基于不同的需求和论述方法，期刊论文、论著和学术活动对于学科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人文和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的贡献及社会的影响见诸于媒体、网络终端、公众活动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研究领域横跨了时间和空间、思想与现实。英国人文科学中心与学院联盟负责人、伦敦大学教授罗杰・凯恩（Roger Kain）介绍了英国科研评价体系（REF）目前对定量评价的态度，认为尽管定量评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目前受评价指标和数据所限，大部分专家对定量分析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可能产生的不公平表示担心，同时认为定量分析无法替代同行评议的多样化和细致性。他建议，定量分析的使用必须基于准确可靠的数据，在数据采集、数据类型、数据语义学方面需达成一致。丹麦科研与科研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杰斯珀・温特伯格・施耐德（Jesper W. Schineider）在其报告中表示，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恰当评价应当基于各种社会影响，以及不同形式和不同语言的学术出版物。

三、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

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尽管人们对于现有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质疑不断，对世界大学排名的关注度却日益提升。与会的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排名使得复杂的高等教育机构以简单的形式得以呈现；同时，市场手段和媒体作用使得一些世界大学排名得以迅速传播。各国教育和科研主管部门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在战略制定、绩效管理、学科自评、国际合作中使用世界大学排名，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科研与技术转化部门负责人露西・萨凯蒂（Luciana Sacchetti）认为，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在学科自评以及国际地位认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科自评过程中，90%以上的学科采纳包含世界大学排名的自评报告。罗马尼亚巴贝什―波亚伊大学（The Babes-Bolyai University）的保罗・塞班・阿加基（Paul Serban Agachi）教授在其报告中介绍了利用排名加强大学内部质量管理和科研建设的显著成效。他建议，大学应携手面对由世界大学排名引导的世界高等教育新趋势，每一学科都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改善大学内部治理，加强质量管理，做好阶段性检查和适时调整，使学院设置更加灵活自由。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校长维克多・科克沙罗夫（Victor Koksharov）介绍了世界大学排名在乌拉尔联邦大学由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战略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由于世界大学排名的局限性，如对数据真实性和覆盖面的疑虑，评价指标和方法的不透明，在大学比较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导等，学校可以通过以下要素加以补充：逐步由教转向学；突出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在大学构成中的重要性；加强大学在地区发展中的社会功能。乌拉尔联邦大学的战略体现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资源配置向重点领域集中；二是扩大国际合作，该校针对金砖国家的一流大学拓展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项目。

世界大学排名满足了公众对大学的透明度和信息的需求，也成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新的重要工具。然而，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当大学排名在不断向前的同时，公众在对排名的使用上有理性的认知。2006年的IREG“高等教育排名的柏林原则”（Berlin Principles on Ran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和2009年的IREG“排名审核倡议”（Ranking Audit Initiatives）为大学排名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规范提供了指南，并启动了独立专家组对排名专业性、透明度以及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审核。在此基础上，本次会议《学术排名利益相关者指南》（Guidelines for Stakeholders of Academic Rankings），旨在引导使用者对学术排名予以合理的解读、使用与应对。该指南对大学排名的定义（运用商定的排名方法对高等教育专业、活动、机构或体系的数量性评价），类别（单维度排名、多维度排名），大学排名20余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前大学排名在各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清晰的表述。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认为，对大学排名的合理使用和解读可作为评价高等教育的重要工具，并有助于增加其对提升大学排名的作用，使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新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四、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

发展趋势及前景

伴随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大学排名势必在高等教育评价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学科领域内不断深入。学科是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核心，基于学科的大学排名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反映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排名作为其他评价工具的有效补充，能够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学科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会议报告显示，在对伦敦、巴黎、米兰、罗马、莫斯科等地学生的调查中，多于78%的受调查学生认为基于学科的大学排名较大学综合排名更具有参考价值。对于大学管理者和学术人员而言，基于学科的大学排名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分析。

但是，正如与会专家所建议的，运用计量指标的世界大学排名并不适应于全部学科领域，部分基于学科的大学排名其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定义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最显著特征并选择最合适的指标运用于排名之中。目前，除了已有的几大世界大学排名机构以外，有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加入到基于学科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来，这将带动世界大学排名朝更多样化方向发展。

科学家的名言篇8

关键词：《墨经》；解释；语境；历史价值

一、《墨经》中的解释问题

《墨经》作为墨家的重要著作，堪称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块瑰宝。它包括《墨子》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5700余字，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数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但《墨经》由于文字简约、晦涩难懂，对于它的理解歧义很多，因此对于《墨经》的研究涉及诠释学问题。

解释问题在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历史。但中国的传统更为注重对经典的解释。孔子作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说法。这说明孔子对古代经典只是进行解释，而不离开经典阐发自己的思想。汤一介先生曾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注释方式举出了三种典型的例子。第一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称之为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称之为实际(社会政治)动作型的解释。除了汤先生对于先秦典籍中所举这些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外，还可以找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形式，如魏晋时期王弼《老子注》、《周易注》和郭象《庄子注》。刘笑敢先生认为，“王弼和郭象确立了以经文注释或解说为体例的哲学诠释方式，他们是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成熟的标志”。而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以经典注释的形式发展哲学体系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峰。总之，中国古代哲学诠释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自发的传统和历史，并且中国的哲学创造往往以经典诠释为形式或载体。

《墨经》中的《经》和《经说》，其基本形态都是对概念的解释。《经》大体上是给概念下定义，而《经说》则是对该定义的具体化或补充说明。例如，《墨经》把“圆”这一类概念的本质定义为“一中同长也”，即具有一个中心(“一中”)、且从圆心到圆周的距离相等(“同长”)。这一定义与我们现在几何学上“圆”的定义已经相去无几了。它是对以上《经》的补充说明。又如《经上》中说，“力，刑之所以奋也”，意思是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源，这里说明了物体运动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但为了对“力”作进一步的解释，《经上说》谓“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意思是力的形成是因为有重量的物体向下坠或向上举。所以凡是物体有重量可言的就是运动的力。这条经说是对《经上》中力的形成原因的进一步详细具体的说明，可以说是有关力学的一条原理的总结。在《墨经》中《经》与《经说》的这种对于字义的解释是普遍的。

从《经上》看，它的内容都是以定义形式出现的，其意义在于综合平衡各种“名”以严格意义的规定，以避免论辩中“过名”的使用，或用“名”的分歧。《经下》篇则以论证的形式，或证明墨家的观点。或反对其他学派的主张。就所立的论题看，大多是有针对性提出的。如，针对名家提出的“离坚白”观点，提出“坚白不相外也”(《经下》)。“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下》。“石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说下》)针对辩者提出的许多诡辩命题，《墨经》一一进行了论证。针对辩者“孤驹未尝有母”的观点，《经下》指出：“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大量的具体论辩材料表明，墨家辩学是结合实际论辩来构造学说体系的。对辩学的一般研究是服务于具体做法、个别论辩的。在墨家看来，“辩”的理论是“兴利除害”的工具。因而，其学派的论述是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谈辩”的，大量的具体论辩材料，提供了墨家辩学的应用模式和范例。在对辩说方法的阐述中，墨家使用的是感性经验模式的方法。《经下》共有74个条目有“说在……”的字样，而《经说下》则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事例展开“说在……”的内容。其“说在……”大都是以形象具体的事例展开“故”的内容。使人在形象的喻说中，从经验的事例中获得理性认识。尽管墨家对其辩说方法没有提出形式结构理论，但他们以大量的实际事例的分析模式，使人从中感悟并掌握其他论式。显然，这是一种形象喻理，事理说明的思维。墨家对“辩”的一般内容进行的逻辑分析，虽具有较强的理性意识，但这种理性认识存在于大量的经验证明、形象事例和实用范式之中的。人们是透过大量经验的形象事例去领悟其中的逻辑蕴意的。这是一种由象著意、意从象出的象征性思维。

《墨经》较之古代其它经传使用了更多的定义形式及内容，这体现了墨家对于语义问题给予了诸多关注。一部《墨经》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定义的集合，大部分“经”都是由一个被定义项和一个定义项所组成的，其定义形式多样，有语词定义，即以词解词的定义，如“知，材也”(《经上》)。还有描述定义、因果定义等。“说”是对“经”的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其中“说”是相应的“经”的定义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定义之定义，如《经上》说：“谓：移、举、加。”通过列举“移、举、加”告诉人们谓词有哪些几种形式，但人们对“移、举、加”又不太了解，于是《经说上》进一步阐述“谓，‘狗犬’，命也。‘狗吠’，举也。‘叱狗’，加也”。通过经说的形象举例解释，我们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谓词。

在《墨经》中“说”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说”是“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运用的是语用推理。语用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它不仅涉及话语之间的形式关系，涉及话语的字面意义，而且涉及话语的具体语境。在《墨经》中，特别在“经下”与“经说下”中，使用“说”的地方相当多。例如：“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经下》)“不能而不害，说在宜。”(《经下》)“异类不比，说在量。”(《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下》)“合，一与一，或复否，说在拒。”(《经下》)“说”的作用在于“说，所以明也。”(《经上》)即将不明确的词组或语句给予明确化，而使它明确化就在于“以说出故。”(《小取》)即揭示出它的原因或理由。

《墨经》还研究了“说”可能出现的谬误，墨家将这种谬误称这为“狂举”。《经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妄说是不能辨知事物异同的，因为其推论模式有问题。“举”是墨家逻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墨家要求“以名举实”(《小取》)，并进一步阐述，“举，拟实也。”(《经上》)就是说，一个名要求能举出实的特殊的足以使它与其它动物区别的一个类，更无从据此进行正确的辩说。因此，“说”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即“法”，凡是可以作为事物的标准、原则、模型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法”。《墨经》中谈“法”的地方很多，如：“法，所若而然也。”(《经上》)“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经说上》)就是说，法是按其行事的准则。如要画圆，人心中关于圆的意念，圆规，或已有的圆的图形，都可以作为画圆的准则。“法同则观其同。”(《经上》)“法，法取同。”(《经说上》)“法异则观其宜。”(《经上》)“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经说上》)这就是说，对于同类事物，可取相同的准则，对于异类的事物，则要选取不同的准则，这就要看哪一条准则适宜。“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经下》)这就是说对属于同一类的事物执行相同的“法”。如具有“方”的性质的东西都属于“方”这一类，原因在于它们都适用于“方”的准则。

知与言是《墨经》概括本体诠释手段的重要范畴。《墨经》肯定知识、语言是人这种特殊物质本体的派生物。《经上》说：“知，材也。”《经说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即求得知识，是人的才能、本能、本性、和精神能力。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宗明义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墨家这一观点与亚氏有相通之处。《经上》说：“言，口之利也。”即语言是人健全口部的功能。《墨经》认为语言是世界本体的列举、摹拟。《经上》说：“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说上》说：“告以之名举彼实也。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即语言上对于世界本体的列举、摹似。如告诉你这个语词，来列举外部世界那个实体。语言是人们口部的功能，是为了说出抽象的语词。语词摹拟世界本体，如画虎以表现真虎，语言是对世界本体的称谓、陈述，由语词结构而成。

二、《墨经》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

墨家的语境观突出表现在他们的辩学理论中。《经上》给“辩”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辩，争彼也。”《经说上》对这个定义解释说：“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辩就是“争彼”，什么是争彼呢?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不是牛，这说是争彼。墨家认为，辩就是两个人关于两个矛盾命题之争。《庄子·齐物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道家认为，言辞辩说本身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辩论双方不可能分出胜负。墨家则反驳《庄子》，认为：“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上》)辩的本质决定了辩论双方所持的观点一定是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墨家所谓的辩，涉及到辩论的双方，即语言的发出者与接受者，而辩的胜负问题，则涉及到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即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墨家以“当”来表达语言的真实或适当，《经上》说：“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标准相同，就要看它是怎样同的，标准不同，就要考虑怎样才是适当的，这里的“宜”就是适当之意。适合语境的为宜，不适应语境的为不宜。语言的当不当、宜不宜，其实就是与语境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同时，墨家明确认识到语词的同义性和多义性，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分析研究也体现了墨家的语境观。首先，墨家研究了语词的同义性。《经说上》明确提出：“二名一实，重同也。”两个名指称同一个对象，这就是重同，即语词的同义关系。如“狗”和“犬”这两个名指称的就是同一类动物，“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经下》)，知道狗而又说不知道犬，这是错误的，因为“知狗”与“知犬”是重复的。“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不可。说在重。”(《经下》)狗就是犬。而说杀狗不是杀犬，不行。因为杀狗就是杀犬，二者重复。之所以出现以上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不知道“狗”和“犬”这两个名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要准确使用语词，特别是同义词，首先就要弄清语词反映的客观事物。墨家还研究了语词的多义性，明确指出同名而不同实的现象，如《经下》说：“物尽同名：二与斗，爱，食与招，白与眇，丽与(暴)，夫与履。”这里说明了万物多有名同而实异的情况，如二与斗、爱、食与招、白与眇、丽与暴、夫与履。墨家针对语词的多义性，强调根据不同的语境确定语词的具体含义。语词都是在语境中运用的，语词的运用要适应语境，不仅要适应宏观的语境，也要适应微观的语境，即上下文或上下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墨经》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典籍，其自身基本形态是以一种经与经说之间的解释与被解释关系存在。这种解释形式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多种经典注释形式中的重要的一种。

三、《墨经》哲学的历史价值

《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以极为简奥的形式表现与古希腊自然科学相似的哲理。《墨经》的科技价值观体现在其一方面蕴含着大量超越实用主义价值的自然科学原理，另外它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又首次展现了注重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缺乏实验手段去验证其普遍性。《墨经》哲学有十分丰富的的概念、范畴，如物、实、有、宇、久、有穷、无穷、同、异、体兼、故、理、类等，《墨经》是运用概念来思维的宝典。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曜论思维的特征，是运用概念、范畴，墨家创造、运用数以百计的概念、范畴，进行哲学理论思维，表明墨家已站在当时世界科学的高峰，《墨经》科学思想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墨家科学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所具有的特点和所达到的水平，表明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具体进程。《墨经》对于墨子哲学思想，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如重视感觉经验和手工业技巧，又有改造、创新的一面，如重视理性思维和摒弃“天志”鬼神的迷信思想等。《墨经》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有重实证、理性和自然探索的特色，与儒家哲学重社会伦理、轻自然探索的思维方式迥异。墨家科学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相悬契，说明墨家科学思想和科技活动相结合，有可能使中国古代科学沿着实用经验形态向理论科学形态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科技史上，《墨经》具有极高的价值，它不仅在数学、力学、光学等方面达到当时可能达到的先进水平，而且开始出现了理论科学的最早萌芽。就其科学方法而言，它的核心主要是“察类明故”的思想方法。“察类”是《墨经》的一个重要思维原则。在“察类”的基础上，《墨经》又主张“明故”，即要求把握事物所以然之故。察类、知类的目的在于明故。墨家关于外部世界存在普遍因果联系的观念，是墨家对事物存在变化的基本看法，它使墨家的认识活动保持其应用的客观性和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