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范文

时间:2023-10-09 02:57:35

外国诗

外国诗篇1

作为富于生命力和强烈时代气息的诗歌,王学忠的诗作在华人世界产生巨大的反响之后,继续朝着更广更远的方向传播。此中,王学忠的诗歌要获得国外读者的接受,首先需译成外文。2005年1月和5月,由学者杨虚翻译的《王学忠短诗选》和诗人申身选编,学者杨虚翻译的《王学忠诗稿》分别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国际诗人笔会上交流,并被介绍到英国、美国、瑞典、法国、日本、希腊等国家,王学忠的诗作开始接受多肤色读者的欣赏和评价,这对于他诗歌的生命力又是一次新的延伸。

王学忠的诗歌是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作,反映了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形成和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与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王学忠饱含血泪的吟唱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和喜爱。王学忠诗歌译介到西方国家,让西方读者耳目一新。因为尽管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诗人曾尝试通过英译汉诗来进行创造的方式向西方介绍过诸如《长干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中国古典诗词,但西方读者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了解却并不多。这两部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出版的诗集让西方读者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阅读中了解到中国劳动阶级的情感、忧患和需要。《王学忠诗稿》中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是一种“揭丑派”的创造方式,这与西方的文学创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英国作家查理・狄更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美国作家辛克莱、斯坦贝克等,都有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的佳作流芳于世。对于与国外现实主义作品异构同质的中国诗歌作品,外国读者对王学忠的诗歌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英国学者简・麦迪逊评价到:诗篇中充满了生命力和尊严感,是文学和社会的结合。一位美国社会活动家艾伦・纳戴尔说,她第一次读到中国诗歌,她惊讶于其简洁的文字之下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意义。当然,描写中国下岗工人艰苦生活的王学忠的诗歌译介到国外后,我们也听到了外国读者对中国社会中不公现实的评价。美国诗人保尔・沃森认为:(下岗工人)在无奈的现实中的挑战和抗争构成了整个诗集的主题。这些诗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当代中国还有很多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而表现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隐藏下的贫富悬殊和官僚腐败的文学作品,外国读者却知之不多。王学忠诗歌在国外的译介,引起不少读者的思考。瑞典克里斯蒂安大学博士因格马・奥托森对中国一部分官僚和暴发户的穷奢极欲,与国家提倡的道德理想完全相背离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担忧。他在文中引用一句拉丁语格言“人民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来告诫那些大权在握者和为富不仁者。王学忠的许多诗作都是对中国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描述,不少外国读者对于这些诗歌的反响也最为热烈。世界诗人大会荣誉主席罗丝玛丽・维尔金森指出王学忠的诗歌是写他那个阶级的生活,他的声音是劳动阶级的心声,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而一位美国读者认为这些诗作呈现给美国读者适逢其时,因为许多美国员工也因大公司经营不善裁员而成了“下岗工人”,读了这些诗歌的美国人会找到和中国下岗工人一样的感受。

王学忠的诗歌是以表现中国社会负面现实而走向世界的,它的译介成功使得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的“揭露文学”走向世界?有部分人认为这类作品会加深国外读者对中国的误解,影响中国的大国形象。笔者认为,这是“后殖民心理”在作祟。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让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无法藏匿于世界的视线之外,而伴随殖民侵略而形成的“东亚病夫”、“老大中国”等名词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而今,在殖民时代结束几十年之后,这种伤心之痛仍让一部分国人心有余悸,恐中国的“揭露文学”成为一部分国外势力敌对中国的借口。但国人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国,我们要敢于向世界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与气概。在对待“揭露文学”上,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做法上有所收益。作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美国文学中的现实批判性是一以继之的。从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丑陋的美国政客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从“迷惘的一代”到“跨掉的一代”,美国对于这些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和思潮是包容并蓄的,而这些作品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成就了美利坚民族中民主、坚韧、乐观和豁达的性格。

就“王学忠的诗歌在国外的影响”这一个案而言,外国读者在体味表现工人下岗和官员腐败的诗作中,得出的评价并不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失望,而是体味到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传统价值理想的赞颂。考虑到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取向的混乱,英国学者简・麦迪逊甚至提出友善的建议:首先要承认社会贫富分化和官僚腐败的现实,然后分析其成因,从基层起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诗人王学忠的诗歌译介到国外,国外读者并没有对中国的敌视,而是表达了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关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他们认为《王学忠诗稿》这样的“揭露文学”的作品能够走出国门,这本身就说明中国人的勇气和中国民主建设的进步。王学忠的诗歌能够在西方找到读者,激发他们对中国诗歌和文化的兴趣,由此为更多的现实主义作品走向国外铺平了道路。

外国诗篇2

关键词:军事外宣;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译论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77-03

一、引言

谈到军事外宣的“中国话语”或者建立中国特色的军事外宣,就无法排除一种民族情绪,尤其是在面对今天世界多元文化大潮不断袭来的现实,如何保存自我文化的确是一种真实的担忧。事实上,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可能只是因为眼界所限。也就是在真正走出去了才知道话语的重要。正如刘宓庆在他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应该从文化战略来考虑翻译问题。刘亚猛也曾因为自己在海外的亲身感受,发出类似的感慨,认为在国外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话语。那么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和“他者”站在同一对话平台上,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话语权,造成他者“独白”的状况。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语言是思维的反映和载体,由此存在主义的观点应运而生,即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的变化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变化。如何传达“我要说话”的意愿,而不仅仅是一个听众,事实上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了。

我军新军事变革的主旨就是实现我军的“跨越式”发展,即,首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武器装备体系发展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最终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建设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使我军实现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跨越”。人民开始走“精兵之路”;人民进行科技强军;人民加快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等等。这些中国军队的重大变革都是国外受众感兴趣的军事报道。

军事外宣只有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标受众超越文化的差异,实现与目标受众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使宣传内容得到目标受众的接受和认可,才能达到宣传目的。而现今我军出入境信息流量的逆差具体表现在:美国国防部设有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管辖着宠大的广播电视网和报刊发行网,在世界各地凡有美国驻军的地方都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台。美军正式出版的军事刊物就有1800多种,其中报纸1500种,杂志300多种,有许多是对外发行的。而我军每年仅靠中央对外媒体(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军事频道)的零星报道和军队为数不多的十几家可以对外订阅发行的报刊,以及报社开设的中国军网英文版(《报》网络英文版);每年向国外输出的对外宣传品也只有几百张照片、几百套光盘、千余本画册和出访时送给外军友人的几套文化纪念品,再加上两年发行一次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而这些宣传品绝大多数只是用作我驻外使馆武官处开“八一”招待会。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这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中国现阶段军事外宣不注重军事信息跨文化传播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所导致的。

二、原因

具体来说,这种“失语”现象的出现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心态上的问题,也就是我方主体的心理危机

一种由来已久的大国文化的自恋情结总是挥之不去,所以希望维持文化“自我”,体现其特色和纯粹性。殊不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社会历史进程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杂合是世界文明的一大特征。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反而更有助于在这种动态平衡中保持住自己的立场观点,从新的视角进行古今阐释和中西互释,从而构建起中国的话语来。我们似乎应该秉持这样的文化观:文化的民族特色存在是世界文化存在的基础,所以健康的文化观应该是在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我文化总是缺席不在场的现实,从而造成了我文化无法在“他者”的比照下形成价值的被动局面。

(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语言和文化特质上的差异

中英语言的差异归根结底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主体的、螺旋的;而英美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的、抽象的、客体的、线性的。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思维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而汉民族文化则“尚象”,思维方式只有较强的具象性。(“象形”文)因此从语言层面上来说,中英互译也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大了。中西方译论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笔者以为造成失语现象的原因有二:1、我方主体的心理危机;2、中西方语言,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人的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容易带来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误读”。就是西方的所谓汉学家对我们的文化还存在许多的误解,所以在翻译中国的哲学经典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理解的偏差。而这种误读尤其出现在强势文化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强加给弱势文化的时候。这在造成文化失语的同时,也会带来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抗。只有在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之中的融合才可能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三、解决的办法——走入翻译的文化诗学

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纬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和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典范。这也类似于Kwame Anthony Appiah首先提出的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即是强调尽可能地还原翻译出现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大背景,虽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真实只能无限地趋近而无法真正到达。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也就是古今互释的问题

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是文字总是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与个人的内在体验融合在一起。所以对传统译论的研究要求阐释者将传统译论当作古人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一种表征。因此,如何面对中国传统译论就不仅仅是如何面对整体性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还是如何面对中国古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译论的转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文论,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国文化深受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影响,强调主体意识,以“人”出发的观点。传统译论的问题本质上乃是人的问题。中国传统译论作为阐释对象的这种特征实际上也就规定了阐释活动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中国传统译论话语的阐释进而把握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这是今人进入古人精神世界,进行对话,进而形成有效言说的方式。

也就是说,阐释行为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阐发。所谓“视界融合”的前提应该是对对象所呈现的意义视界的充分尊重。如果将“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理解为对对象的任意言说就是对现代阐释学的极大误解。就古代译论研究而言,要尊重译论话语自身的意义视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译论话语本身的范围制内,就不能不引进历史的维度。离开历史情境阐释者就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对象的意义视界,而所谓阐释也就只能是单方面的任意言说了(新历史主义最为关注“历史语境”)。离开对其他文化学术话语与译论话语的“互文性”关系的关注,就无法揭示译论话语的文化底蕴;而离开了历史关系网络的梳理,就不可能揭示一种译论话语生成演变的真正轨迹。

(二)批判性地取道西方,也就是中西互参的问题

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极为难能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反思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性是不断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它是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和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不再一成不变,知识的真理性,绝对性都处于检验中。那么批判力从何而来呢?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于是一个跟翻译批评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凸现了出来。即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建构中国的翻译学所要面临的新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军事汉译外已经不仅仅是翻译活动本身,而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和文化战略。译者在从事汉译外的时候需要根据西方读者的前见,视域和前理解去明晰或者是淡化原文的一些信息。所以,文学翻译中的变译现象似乎更为普遍。文化转向之后改写也是一种翻译。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时根据西方人想要了解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情况,对原出了一些省译和改译。张爱玲翻译的《秧歌》也有根据赞助人的需要进行的改译,译作才得以在海外顺利出版。我们的文化在输出的时候确实也有迎合之嫌,如张艺谋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然有学者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有海外学者批评张艺谋的电影将中国村落化,场景化,甚至部落化,原始化起来,而获得被看的自我卑贱化。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文化输出中入超大于出超的现实呢?这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全球化和本地化并置的历史语境中,也是指导我们构建翻译学中,尤其是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的重要一环。今日中国军事资料的外译,原型翻译和边缘翻译法可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甚至后者有将前者取而代之之势。

所以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要做的是在交往中消除误解,在对话中加深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理论上来说,在重建文化语境之后,平等“对话”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古人提倡的体认与涵泳。研究过程也就是对话过程、进入他人(古人和西方)精神世界的过程、体会他们生存智慧的过程,因此也就是建构自己的生存智慧的过程。对话实现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通过翻译实践发现西方理论中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地方,从而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促其发展。对话不是发难,而是在质询中找到两者的差异和契合之处,来促进双方的发展。对话是要有文化资本的,只有摆脱一种思想上的依赖,克服不正确的倾向和心态,才能够在双向学习和对话中获益。

四、结论

有关于军事外宣的话语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国际上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我们认为话语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样才可能相互理解,从而形成真正的对话。巴赫金认为,理解不是重复说者,不是复制说者,理解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容;无论说话者还是理解者,各自都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话语仅仅表现出目标,显露锥体的顶尖。同时,说者和理解者又绝非只留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反,他们相逢于新的第三世界,交际的世界里,互相交谈,进入积极的对话关系。而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在古今,中外的阐释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带着这种问题的,向外的和时代的眼光去立足本民族的实践,从而完善我们的理论体系,不断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军事翻译学。因此,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发现和输出的基本立场。我国军事外宣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不断增强我军国际传播能力基础上,着力提升我军的软实力,努力塑造我军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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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诗篇3

“你像黄河大气磅礴,你像泰山坚强巍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你是历史的选择……”5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回荡着令人热血沸腾的动人旋律,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大型音乐史诗《红旗三部曲》作品会在这里举行。

《红旗三部曲》即组歌《党旗颂》、《军旗颂》、《国旗颂》,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联合创作推出的重要音乐艺术作品。目前,《红旗三部曲》的MTV音乐作品已经完成,词作者分别是元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中将,北京大学副秘书长、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教授;《红旗三部曲》的曲作者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特邀理事、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雕塑家、设计家遥远教授;主唱由著名歌唱家戴玉强、谭晶担任。

据业内人士介绍,以党旗、军旗、国旗为对象创作的系列歌曲,在我国音乐界尚属首次,尤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开展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推出大气磅礴的音乐诗史《红旗三部曲》,其社会意义十分重大,历史影响亦不可低估。在《红旗三部曲》作品会上,主办方领导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以及主创人员、主唱人员、各界专家学者和部分北大师生代表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鲜红的党旗、军旗、国旗,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由英雄的诗篇织就,由辉煌的历史铺展,是信念、力量、方向、理想的象征,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力量的最强音,一个时代更要有振奋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为歌唱党、歌唱人民军队、歌唱伟大祖国而创作的《红旗三部曲》,正是体现我们民族、时代精神的最强音。《红旗三部曲》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主旋律,对于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人民的力量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是一部优秀的爱国主义艺术作品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在谈到《党旗颂》的创作时表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因此,北京大学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将全力完成好《党旗颂》的创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表示,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盛大节日,我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参与《党旗颂》、《军旗颂》、《国旗颂》系列歌曲的创作,希望表达对党和军队,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党旗颂》的词作者、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长赵为民教授深情地说,回望历史,我们的党更加成熟与坚强,国家更加安定与富饶,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我们行吟踏歌,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军旗颂》词作者张序三将军谈到创作体会还是军人式铿锵有力的声音:“我是人民军队的一分子,永远忠诚于党、热爱人民、英勇战斗、献身祖国。”《红旗三部曲》总导演、曲作者遥远先生本名文元衍,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4代传人,谈到《红旗三部曲》创作时,他激情满怀地说:“作为一位中国民族英雄的后代,也作为一名创新型的中国艺术家、设计家,创作《红旗三部曲》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军旗颂》、《国旗颂》的演唱者戴玉强概括自己演唱的体会是一句美丽的格言:党旗信念的旗,军旗魂魄的旗,国旗心中的旗。让旗帜飘扬,军魂激荡,信念永存!《党旗颂》、《国旗颂》的演唱者谭晶是刚刚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年轻歌手,谈到演唱这两首歌的心情时非常激动,她说,站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历史舞台,我心潮澎湃,感谢祖国母亲,《党旗颂》、《国旗颂》是对你的无限赞美,祝愿你永远青春靓丽,祝愿你更加繁荣富强。

据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介绍,“三部曲”作为向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将分别于今年的“七一”、“八一”、“十一”在全国推出,届时,随着这三首歌曲的唱响,将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祖国的高尚情怀。

外国诗篇4

摘要:中国新诗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期间新诗经历了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成长与发展变化过程。从起源上来看,新诗的文化因素可谓中西兼而有之,既包含了鲜明的外来文化色彩,又在深层次上带有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烙印。可以说,正是这两方面的文化元素的注入,使得新诗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诗 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文化交融

一、新诗与中外文化的联系

从名称上来看,“新诗”是用来区别中国古典诗歌的,新诗,是指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新诗是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小说一样,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外来色彩,从一定角度上说,新诗是一种“舶来品”。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因此,新诗革命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1920)。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1921) 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等多种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从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

由新诗的诞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新诗在其创作方式上出于对传统诗歌创作方式的束缚的反叛,必然要采取不同以往的、来自西方的方式,这主要从诗歌内容上体现出来。例如诗人在诗歌中大量使用西方的文化因子,如宗教理论、神话故事等等,以此来作为诗歌创作上新的取材来源,从而打造出与众不同的诗歌面貌,充实诗歌的创新性。这主要是为了与西方自由体诗歌的书写形式相一致而由诗人自觉选择的。故而,新诗一方面从诞生之时就天然带有西方文化色彩,又在后期主动对其进行加工选择。此外,虽然说新诗是一个舶来品,但由于新诗早期的创作者大都是在旧文化和旧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因素的或多或少的影响,只不过由于作者的主观选择而显得不太明显罢了。

二、新诗中的西方文化因素

诗歌创作在选定了外在的创作模式之后,紧接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那时的诗歌创作者们既然要有所突破、标新立异,与传统诗歌有所不同,自然要在诗歌的描写内容上下功夫,而向西方寻找题材来源即是其中的一个渠道。

首先从新诗的创作者所受的教育背景来看。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有识青年的出国留学相当火爆,尤其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欧美地区。当他们从落后混乱的战乱时期的中国来到这片全新的世界时,心灵上所受的震撼可想而知。既是留学,当然要学习所在地区的文学文化知识,再加上身处其中,逐渐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就会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欧洲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渊源流长,影响广泛,并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地区和美洲大陆。古希腊拥有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样的古代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蕴含着惊人的想象力和叙事能力,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带来巨大帮助。这些神话后来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一方面为留学生所熟知,另一方面随着翻译文学的发展进步,中国大陆也出现了这些神话的翻译文学,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在‘诗界革命’之后,中国文化界、文学界通过对外国文化、艺术经验和文学作品的评介逐渐打通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化、文学的联系,使他们在一个大的参照系中判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的优劣,也逐步找到了前行的路向。”[1]从而影响了诗人的写作。

此外,西方的宗教世界对中国新诗作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西方绝大部分地区以信奉基督教为主,从而为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些宗教因素后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展传到了中国,并在新文学中打下烙印,新诗也不例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新诗的影响

尽管新诗从诞生起就带有明显的外来文学文化烙印,而且彼时陈独秀等人在掀起新文化运动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排斥,强调打倒一切旧的文化的束缚,“在陈独秀与胡适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二者不能相容,因此,他们要倡导西方文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彻底地砸碎中国的旧有文化,包括这种文化的种种载体。新文学运动便是针对中国旧文化及其载体进行的一场革命。”[2]但新诗毕竟是由中国人自己写出来的,因而就必然在深层次上被中国文化所熏陶影响。“五四文学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反叛的性格有关,却与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诗歌资源的优秀部分有关。”[3]随着新诗的逐渐发展和成熟,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出来,并被诗歌创作者熟练运用。

随着新诗的发展,后来的诗人在进行写作时具有了主观选择的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有用的部分,从而期待利用这些积极的文化来融入诗歌,深化意境,帮助抒情。中华文化资源异常丰富,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后,其中的优秀部分早已深入人心。例如儒家“和”的理念,不光是在治国修身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题材来源。还有中国古代文化中流传的神话故事,也被诗人拿来融入诗歌之中。例如郭沫若就曾把“天狗吞月”这个传说用到了诗歌中,“我把月来吞了”,一句强有力的呐喊给诗歌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激动人心的宣告。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诗人当中,大多人的诗歌里都能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因素的存在,才使得中国新诗更加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和文学史价值。

注释:

[1][2]蒋登科.全盘否定传统:一种策略及其后遗症[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4月,第四期

外国诗篇5

新诗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成果。新诗是在古典诗歌、民歌和白话文的基础上受到白话小说和外国诗歌的启发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诗脱胎于旧体诗,它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形式。

【关键词】 新诗 旧体诗 脱胎 白话文 民歌 民族形式

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was the result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the direct outcome of theVernacular Movement. Inspired by the vernacular novels and foreign poetry, itemerg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folk songs andwritings in the vernacular. Emerging out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the newmodern Chinese poetry is the style of our own people.

Key words: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 classical poetry; emerge from the womb of;writing in the vernacular; folk song; national style

新诗从它诞生以来就受到各式各样的乃至最高层次的责难。新诗被指责为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而诞生的,没有民族的根基,因此要对新诗实行“民族化”,要用“民族形式”来改造新诗,要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不大容易公开听到对新诗的上述指责了,但一些非正式的责难仍时有所闻,而且新诗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而诞生的这种由诗人和诗评家研究出来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学术性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地固化在许多人(包括诗人、诗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艺术观念中。如艾青就认为各体新诗“都是从外国(主要是欧、美)移植来的品种,就像棉花和葡萄、西红柿是外来的一样”。(《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卞之琳也认为,“诗在我国倒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说话调子,写起来分行,成为‘新诗’,也是由于西方的‘引进’。”(《新诗和西方诗》,《诗探索》1981年第4期)。因此,澄清这个问题,看来仍有必要。只有这样,新诗才能大胆地、不致一步三回头地向前健康发展。

那么,新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新诗是中国文学运动内部规律性及文学的各种因素彼此作用的产物,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成果。新诗从来就不是什么外来形式,而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形式,它是在我国古典诗歌、民歌和白话文的基础上受到白话小说和外国诗歌的启发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质言之,新诗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的。

追本穷源,新诗的孕育早在我国中古时期就已经开始。刘半农说,“白话诗是‘古已有之’,最明显的如唐朝的王焚志和寒山拾得所做的诗,都是道地的白话。”(《〈初期的白话诗稿〉序》,《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及至明清时代,一些人旧体诗向新诗的演变开始略具规模。当代学者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就这个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以后明朝的曲如冯梦龙等人的作品,却步步接近语体;尤其是小曲作者刘效祖的《挂枝儿》,赵南星的《金钮丝》、《劈破玉》,归庄的《万古愁》,以及清朝蒲松龄的《问天》、《学究自嘲》,金农的《自度曲》,郑燮的《道情》,曹斯栋的《自述 》等,简直同近代语体诗形式差不多了。到鸦片战争前,招子庸的歌曲《听春莺》、《杨花》、《思想起》,无名氏的《马头调》等,实在就是一种语体诗。(语体诗就是白话诗。——笔者)

这段论述表明,新诗的形式是由旧体诗、词、曲逐渐演变而来的。这就完全确立了我国新诗的民族化形式。我们从蒲松龄和郑板桥的一些诗中就可以看出旧体诗向新诗的演变和转化过程:

[叠断桥]正月灯节过,正月灯节过,新岁东家来接我, 蚂蜡驴驮着个癞怠货。心内暗揣摸,心内暗揣摸,今年东主更如何?问来人,说是也不错。号书上学,号书上学,学生前来把头磕。个个东家尊敬我,为了礼就把首席坐。菜蔬甚多,菜蔬甚多,鸡鱼蹄肚共馍馍,烧黄酒尽着吃的过。——《学究自嘲》(《蒲松龄集》下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道情》十首之一(《郑板桥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诗歌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新诗。如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梁启超,其《爱国歌》就与早期的白话诗没有多大区别:

泱泱哉我中华!

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

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

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

堂矞中华!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

雄飞宇内畴与伦!

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近代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

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的黄遵宪,也作过具有新诗意味的《军中歌》等诗。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虽在诗中表现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旧形式、旧风格、旧典故和旧句法,因而未能完全突破旧诗体的藩篱而创作出大量真正的新诗。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带来诗体的彻底解放。

《新青年》杂志创刊以后,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既然一切文体都应“白话文化”,诗当然也不例外。一些勤于思索、勇于改革的文人感到,在文言文时代,尚且有一批文人如施耐庵、曹雪芹等,敢于创作出像《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的白话小说,为什么在白话文开始提倡的文学改革时代不可以创作出白话诗呢?这些旧体诗功力深厚而又受到西方文化(包括诗歌)影响的文人就开始了白话诗的尝试。于是在1917年诞生了新诗。新诗的诞生是与当时的政治变革和文体变革相适应的,它是文言变白话的必然产物,而外国诗歌的影响只是使这个诞生过程缩短一些罢了。

由于当时的新体诗人都是传统的旧教育形式的接受者和旧体诗根底更为深厚的文人,所以他们的新诗都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带有明显的旧体诗、词、曲的痕迹,如我国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就是。其他新诗的开拓者也莫不如此: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泣。

美人酌夜光之杯

——郭沫若:《别离》

东都迎暖玉之春

习习地风吹朱户

萧萧地雨滴银街

——田汉:《东都春雨曲》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她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康白情:《窗外》

读着这些新诗,不能不使人感到词、曲的味道。就连素有“诗怪”之称的、最为“欧化”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许多新诗也仍然摆脱不了旧体诗形式的羁绊,更不用说其他诗人了:

君不见高丘之坟冢的安排?

有无数蝼蚁之宫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销磨了。

——《生活》

开你户牖

使其羞怯

征尘蒙其

可爱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与愤怒么?

如残叶溅

血在我们

脚上。

——《有感》

还有一些新诗的倡导者,除了在旧体诗的基础上开发新诗外,还注意向民歌学习。他们的一些新诗也具有民歌的风味:

三十岁,来的快!

三岁唱的歌,至今我还爱:

“亮摩拜,

拜到来年好世界。

…………”

——刘半农:《三十初度》

“洋糖百合稀饭,

三个铜板一碗,

那个吃的?”

“竹儿扒,破费你老人家一个板;

只当空手要的!”

——朱自清:《小舱中的现代》

新诗从一开始就注意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哪里还需得着几十年后来对此饶舌。新诗虽然从古典诗歌脱胎出来后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但是从上述例子和其他很多早期新诗中,我们并觉察不到有多重的“西味”。尽管后来新诗受到的外国诗歌影响更大一些,“西味”也更重一些,但新诗的民族性并没有暗淡下来。

外国诗篇6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Francisco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RichardGray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1987: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Snyder)中国整理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Dharma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Chinese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PoemsfromtheChinese,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MountainPoems,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Heart’sGardenTheGarden’s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TurtleIsland6),《高品质资料》(“HighQualityInformation”,LeftoutintheRain130),《道非道》(“TheWayIsnottheWay”,RegardingtheWaves51)和《为了无》(“ForNothing”,TurtleIsland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DoingNothing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DoingNothing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

2.3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T’aoCh’ien”,LeftOutintheRain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这是李白送别朋友孟浩然的一首诗,诗的标题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庞德的中国整理翻译在费诺罗萨(ErnestFenollosa)的材料基础上完成。费诺罗萨是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师从日本汉学家毛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久居日本。1908年死后,费诺罗萨的妻子把他生前研究中国古诗的笔记(大部分是日译汉诗)交给庞德。诗中斜体部分是日文译音。Kiang应该是“江”的译音,ko-jin是“故人”的音译,而ko-kako-ro是黄鹤楼的日文发音。显然,庞德把Kiang当作江的名字,把ko-jin当成人名。这表明当时的庞德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长江。更有错者,他把原诗中的“西辞”,即由西向东行错译成向西行。这种移位现象不仅发生在庞德身上,在其他翻译者身上也时而可见。此外,由于对中国古诗中出现的典故认识和掌握不够,导致美国翻译者误读和错译中国古诗。

外国诗篇7

关键词:王国维;中国古代文学;古典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王国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①可以理解为“言外之意”。言外之意,顾名思义是语言的超载意义,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暗示的意向意义和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表达。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最,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境外直径,岂容易可谈哉!”童庆炳先生认为,“‘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是说玉石晶莹,在日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那辉光如缕缕轻烟缠绕,但又不是真实的烟,因此可望不可即”。“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与司空图“象外之象”、“韵外之至”很相近。但王国维是针对意境而言的,意境不深远,便无弦外之响。

“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文学自觉之前是以“意”为本的,文学自觉之后的“意为主,言为辅”的言尽意观都体现了言意的关系。到了魏晋时代,更成为思想界热烈争辩的重大问题,以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为代表。“言尽意”取自《周易》“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范晔首先提出文学创作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唐宋时期对言尽意观进行了新的开拓,明清时期“文章以意为主”文论中的言尽意观进入繁荣时期。

魏晋南北朝开创了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以上观点最早见于三玄中的《周易》。该书《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②本来,书不尽言和言不尽意的本身,蕴含着朴素辩证法。但在魏晋玄学形成过程中,由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以及人物评论的活动,名士们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的话,去显示自己的清高风雅,因而引起了言意关系问题的广泛讨论,即为“言尽意”还是 “言不尽意”。

《左传》的叙事就已经具备了言外之意的特点。《左传》的叙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情境的描写上,更简洁含蓄,含蓄的叙述中渗透着作者的态度。这种言外之意的叙事方式渊源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春秋》记录历史所运用的书写方式,其根本准则在于史事与史家思想、实录与褒贬、事与义的统一,这统一的途径则是修辞的运用。从叙事的角度讲,“春秋笔法”就是修辞,是实现言外之意的基础。

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寄寓自己对社会历史的评论和褒贬。但是,这种褒贬主要是通过描述历史人物一生行事来加以表现,将自己的情感态度,借助语言的修辞,在婉转的叙事中表达出来,散发出深长的意味。随着史学意识的不断增强,史学逐渐走向独立,逐渐偏离文学方面,脱去文学性的审美因素向纯史学的方向演进,文史相分离日益成为必然趋势。加之史著的编撰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史事寄寓褒贬、道义的载体作用被弱化了,失去了事与义的结合,言外之意的修辞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韵味也不复存在。

唐宋对追求作品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继续,《水浒传》的叙事具备言外之意这一特点。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情境的设置,都笔外有笔,笔外有意。作者将要表达的内心情感、态度、倾向,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委婉曲折地隐藏在字里行间。金圣叹等小说评论家早已指出《水浒传》的叙事手法出自《史记》又胜似《史记》。明清“神韵说”对文学作品“意在言外”的追求,王士G要求诗歌“天然澄淡”“风神韵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强调“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王国维“境界说”对文学审美鉴赏的开拓。从《左传》到《史记》再到《水浒传》,从史传文学到古典小说,这种叙事传统的传承,反映的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因此不仅仅是《水浒传》,其他的古典小说也普遍具备言外之意、意味深长的叙事风貌。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国古代诗人审美意识和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意境的描写,通过隐含的词语来表现深层的含义。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轻易地就能进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

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③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G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用一种跨文化跨历史的视角去解读诗歌。

中国古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浓缩,古诗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精神,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因此,要鉴赏中国古诗词中的言外之味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国悠远的历史大背景。

在古人大量的诗含着丰富的创作技巧与鉴赏理论,有着中国人对诗词独到的体验与见解,而这些皆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内容,可以为我们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但是,我们目前的古诗词教学却多沿用西方文论的术语与方法来指导学生进行诗词鉴赏,用西方的诗论来鉴赏带有浓厚民族文化特色、具有灵性与悟性的中国古诗词,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很多时候不能道出中国古诗词之妙。本文试图回归中国文化语境、历史背景,运用中国古典美学中理论的来解读作品中的言外之意,用中国诗论来进行古诗词鉴赏教学,使我们的古诗词教学能在传统中展开,从而做到真正的文化回归。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79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何文焕.《历代诗话》(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

注解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1979年, 第11页

②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第259页

外国诗篇8

关键词:古诗词;泰国中学;文化教学

一、古诗词文化理念

古诗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它不仅可以向我们展示古代的生活风俗思想,还是古代文人志士的自我抒写。可以说它既是开启通向中华文化的一扇窗,也是中华文化这幅画卷上最具文化气息的一笔。

高彦德、李国强、郭旭三人在撰写的《外国人学习与使用汉语情况调查研究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担负起弘扬中华文化的任务,将文化教学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及全部过程。”这一说法基本明确了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对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文化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这就使得我们无论选用何种语言的教学方法最终都会涉及到相关文化的教学。也就是讲语言教学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我们在进行语言教学的时候是免不了相关文化的教学的。一味的单纯的汉语语言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枯燥,适当的融入一些古诗词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是汉语语言的教学,而更深层的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著名学者江蓝生提出:“面向新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在教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更加突出中国文化的比重。”自从对外汉语教学兴起以来,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我们仍要努力完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不足。

胡文仲先生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一书中讲到这一定义:“文化指的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既包括显型的,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合理或不合理的一切,他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潜在的指南存在。”他进一步扩大了文化的范畴,不管是好的坏的,显性或是隐性的都是文化,且提出了文化对人们行为的重要性。跨文化交际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文化对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看来,再以古诗词为内容设计文化课教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展开的古诗词教学

古诗词是中国最富有张力的一种语言形式,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兼具文化和语言的双重性质,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教学材料。以古诗词为内容来进行文化课程教学,可以更好的达到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

笔者在泰国中学教学中,了解到汉语教材中编写古诗词的比例只是凤毛麟角,加上泰国中学学生基础不牢固而且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所以学生的兴趣并没有提起。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跨文化交流。进行对外汉语古诗词教学也是为了让学习者更好的了解中国,让他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减少文化交流的障碍。因此,对于古诗词的教学活动要重在跨文化的角度设计,层层递进,让学生逐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激发兴趣,让学习者能够更好的融入汉语语境中。

王学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层次》中指出文化教学指的就是:“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移人所学语言国相关文化知识和背景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学专业课程。”那么在文化教学中起到的作用笔者认为:文化教学可以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大幅提高对外汉语的效果、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歌的教学中,思亲怀乡是人之常情,然而学生在思乡的时候也会喜欢设身处地的比较两个地方的生活,这首诗词教学能够拉近学生的心灵距离,同时也可以向他们介绍我国的传统节日。在询问学生是否想家时,我们发现同学们都很想家,当想家人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么中国古代诗人是怎么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的呢?

在泰国中学古诗词教学中笔者认为应注重这几点:

首先是以实地情景的方式教学,对古代诗词的学习理解,最为重要的是明白作家的心志,然后才能理解内在神韵。然而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却是对中国文化并不熟悉的学生。当今与古代之间的时间跨度是难以逾越和改变的,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从空间地理上着手,尝试从空间上感受古代诗词作家的心境及文化气氛。把学生学习经典古诗词寓于文化旅游当中,以真切的实地情景促进学生的古诗词学习,进而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把学生带入思亲怀乡之情,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以及传统节日的一些符号,及中国人喜欢节日团聚的观念,同时向学生介绍中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七夕等节日,并向学生询问他们的节日的情况,让学生比较下他们的节日和中国传统节日的不同习俗,在比较讨论中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了解会加深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兴趣。

其次是用想象情景方式教学,古诗词是相对注重抒情的语言艺术,塑造了鲜明的形象,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创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使诗词更加丰富多姿。教师的角色可以转变成为引导者,让学生自己描摹勾勒诗中的优美风景、生动人物和历史事件,变语言为图像。教学中则以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基础,借助图画、音乐视频等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再现古诗词的情境。通过这种极具直观性、生动性的方式把古诗词具体化、形象化,从而使学生充分感受古诗文所塑造的各种形象,体验不同情境中的文化。例如笔者在教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七言绝句展示了茱萸的一些图画,这是一种带香气的植物。并解释了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只要出现“茱萸”就会让人想到重阳节,成为一种符号,另外还介绍一下重阳节的符号还有。

再次是以再现情景方式教学,是将古诗词中描绘的情景,通过学生的模拟或其他形式的参与达到再现,在此过程中实现教学目的。再现古诗词情景,模拟情境中的人物进行思维活动,不仅仅是有利于以现代汉语的形式把握古诗词的文化精髓,而且也有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训练,培养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感情。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虽然是诗人王维抒发的个人情感,但当这种情感与自己传统节日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每一个阅读者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思想震撼与情感共鸣,唤起学生对自己的节日、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本土文化的思乡之情。

总的来讲古诗词教学中应该注重学生学习兴趣、情感体验、充分发挥想象、以及诵读技巧。以诗句为凭借,引导学生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深刻感受汉语语言文字的魅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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