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心得体会范文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精神之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

建党96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对于我们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坚定信仰信念，确保政治忠诚，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教育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推动大学习不断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确保“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发自内心、成为自觉，切实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理性认同、情感认同，提高坚决维护的定力和能力。

二是强化历史使命担当，进一步焕发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责任，练就敢担当善作为的真本领、硬功夫，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坚决贯彻落实对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意志自由 道德自律 道德弱化 道德建设 和谐社会

意志自由：“意志”和“自由”的融会贯通

意志自由的基本概念。意志自由，究其字面含义来说，就是人类本身具有的一种自我选择、考虑、推断和决定的自由。这种自由往往是根据自我的欲望需求来表现的。1955年心理学大辞典中对“意志”的解释为：意志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调节支配自身的行为，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而自由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叙述中所描绘的是一种不受到压迫和剥削的状态。①

首先，意志自由本质上是属于哲学的一个范畴。在人类主体的认识过程中，主体本身是希望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得更多自由以此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和要求，并借此来证明自身能力和拓展机会是否得以体现。其次，意志自由从总体上来说是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主体的某种主观意志对于主体自身行为目的的一种考虑、推理，选择。②再次，意志自由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自由之所以称之为自由正是由于其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及不可预测性这两大特征。

哲学家对于意志自由的探究。意志自由作为哲学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一个古老和深远的问题，长久以来被许多哲学家们所关注。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家对意志自由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并特别强调意志对于理性的选择和强化，保护和服务的作用。

要说提出“意志自由”理论的元老级人物，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当之无愧。他最先对意志自由做了较为明确的解释。柏拉图把灵魂分为了理性、意志和情感三个等级，他以理念为基础，理性为最高等级来说明人是自由的。而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分等级的思想，在肯定理性和理念的重要前提下，强调关于意志理性的选择作用。此外，笛卡尔认为：意志自由是不需要来证明的，是作为人这个“本体”的精神框架，是天生具备的。③康德认为，意志自由实际上是人的意志自律，而“自律”则是意志的最高原则。④哲学家们所期待的是意志和自由会是一个完美融合的过程，并达到最终的和解和统一。

意志自由最基本的问题。意志是否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否能够符合我们关于自身欲望和要求的自由？意志是否可以脱离外界种种因素，从而获得真正遵循自我选择的自由？究竟是何种东西是让我们可以构成一个行为上的意志自由？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答取决于我们对于“意志自由”这个问题的形而上学的理解。

关于意志是否真的能够自由这个问题，哲学界也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绝对的意志自由观点，另一种是机械的必然决定论观点。前者强调人的本体对人的自由的主观决定能动性的作用，其主要的观点认为人的意志具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外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制约和决定。主观唯心主义者往往坚持此种理论，肯定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责任，并把具有绝对的自由的意志看作是道德评价，道德自律以及道德责任的唯一标准。

而后者则强调外界客观因素对人意志的影响作用。机械必然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的行为完全受客观外在条件的制约和支配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意志自由。他们认为，当今社会中，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活动会受到外在环境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或受到其他强制性力量的干涉，所以很难说我们是真正自由的。如果我们完全没有主体自我的自由意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我们从某些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的那种满足感，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言语、思想，情感和身体的运动就算不上是对我们自己的自由表示。⑤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得到自身迫切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取决于是否有其他的人和事物进行阻碍，也取决于本人的愿望没有受到任何操纵，那么这时候我们所选择的就是我们真正所想得到的。⑥从本体上看，在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说明意志自由的一个必备的特征，那就是意志自由的自觉能动性。作为主体的人，如果同时具备了意志自由和意志的自觉能动性，那么其主体的地位和性质便有了同质性。同时也就承认了意志自由的存在。由此可以说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在处理我们自身事物的同时，起到了推动和指引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主体完全具有自我导向的能力。

道德自律：“道德”和“自律”的诠释发展

道德自律的理念认知。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道德恰恰是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能够维护人类的社会关系。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自律的解释则是人类主体将社会道德规范衍生成自己的内心想法的道德准则，这种准则可以称之为“良心”。自律是主体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不会受到外界影响，依据道德的准则去遵守和追求的伦理原则。这是由其本身的自我选择性决定的。⑧另一方面，“自律”还是根据道德主体的“良心”自愿自发遵守和维持社会道德所体现的一种“无形规范”，这种规范体现社会中人类的共同意志和愿望，以“良心”制约和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审视自我的动机和目的，并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衡量标准来约束自己。

对于自律的基本认识就是遵循法规，自我约束。同时道德自律不仅成为一种关于道德自由的体现，而且表现出以下几种原则：一是自愿性原则。自愿性是指道德主体不受外界任何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自由做出决定的一种行为。由此看来，主体本身的行为是否“道德”完全取决于“道德主体”发自内心的选择。二是自制性原则，康德认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而理性的最高使命就是产生善良意志。而自制性原则就是指道德主体对于善良意志的追求和向往，并对其他任何不道德行为及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自行抵制。这也是道德主体所表现的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三是自由性原则。道德主体在基于对人和社会的认知之后，会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也是道德自由的内在体现。这种自由的选择也是实现道德自由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道德与道德主体的内在联系。道德是人的一种主观性活动，道德主体需要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来证明自己的“道德”与道德“良心”的联系。通常，我们认为，主体对于自己需要的某些世俗、功利的“善意行径”都不能算是道德自律，因而并无法体现“道德价值”。道德自律只有在不受到外界干涉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即在绝对意志自由下才能被界定。然而，如何确定道德与道德主体的内在联系的统一性，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方面，道德属于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性“活动”，它必然面向“人”这个主体才能体现。道德通过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在不受外界的干涉下得以界定。主体通过学习、经验、信仰、理念，良心等对“活动”做出一种合乎规范性，并具有“纯粹善意”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仅仅出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活动。这更是体现了道德与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另一方面，道德在道德主体中的内化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本身就具有一种社会规范性，而道德主体如果与道德的这种规范性的认识、信念融合为一体，则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引导、导向的作用。这就说明道德主体具有很强的道德自律能力，不仅对社会道德规范有强烈的归属感，还能将其内化成自己的道德行为习惯，树立坚强的道德信念，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提到了道德自律这个概念，就不得不提道德他律这一概念。两者是相互对应的一种范畴，应该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道德他律是指道德主体由外部力量制约或决定所承担和履行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行为。道德选择都是社会规范的强制性而并非是通过人的自我选择。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的不同在于道德自律必须要在意志绝对自由即不能够受到外界干涉下才有其意义。而道德他律是在外界约束中界定的。需要受到外界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使其具有了异己性和强制性两个特征。

“异己性作用”是说道德规范对于道德主体来说仅仅是一种客观制约的力量，不会对主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仅仅是从客观方面对主体产生认知或是行为上的限制作用。而“强制性作用”是规定道德主体必须按照道德规范来进行选择活动，主体的行为会受到以道德为基准的社会生活的判定。否则会遭到舆论的批评，社会的谴责以及良心的批判。概括的说，道德他律是外在力量对道德主体的强制和制约，而道德自律是外在力量在道德主体中的内化，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

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相辅相成。一方面，道德自律的前提是道德他律行为的基础性和规范性的条件。另一方面道德他律（即道德社会规范）在道德主体中的内化，才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因此，在我们强调道德自律的时候，不能忽视道德他律的重要前提。因为没有他律的自律是忽视了外界客观条件，否认客观因素对于自律形成的基础。同样，在我们强调道德他律的时候，也不能忽略道德自律，因为没有自律的他律是虚拟的宗教教条和无视个人的道德权利。⑨

意志自由和道德自律的中国回应

道德自律弱化的社会背景。我们应该认识到道德主体的自律意识容易受到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和潜移默化。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以及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社会面临着道德自律的不断弱化。

首先，改革开放后，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生产力有了飞速提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除了极少数的产品外，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开放，生产要素市场的构建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间接调控为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贸易业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企业以多样的形式立足中国大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有利因素。

其次，当今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和沉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把一个人作为一个“本体”，那么这个规律同样也适用于“人”这个个体。当人们处于贫困境地时，他没有闲暇去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意识来满足自己。相反，在当今社会的负面影响下，他会想法设法地去追求物质利益以满足生活需要，虚荣心和贪婪欲望甚至会让其在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中丧失道德意识，从而可以毫无忌惮地追求物质利益。然而当生活富裕时，人们对物质追求和经济利益达到将要饱和的时候，他会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来满足自身精神的需求和提高。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统筹兼顾，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要忘记道德修养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现在社会以追求利益为前提丧失道德观念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逐步造成了社会道德自律弱化的现状。

道德自律日益弱化的社会趋势及成因。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奶粉掺杂三聚氰胺、瘦肉中检测出的瘦肉精、馒头使用漂白剂，地沟油搬上餐桌，等等，人们在对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愤怒的同时，却又深感无奈。物质利益是每个人所向往的，但是获取经济利益需要道德自律的辅助。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切活动都把道德作为最高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道德意识是一个人最高的行动指挥者。如果一个人不受道德的约束，那么就无法保持正常的人际交往，从而无法拥有正常的行为准则，必然会做出抛开道德底线来获取财物的行为。

当我们抛开现象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自律的日益弱化现象其实有许多原因。从客观上来讲，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蔓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逐渐体现出来。西方的一些负面价值观和不良生活方式趁虚而入，侵蚀那些道德自律能力本来就不高的人群。拜金主义、钱权交易以及社会竞争的不公平性使得物质利益逐步为少数人所掌握。社会风气日益弱化，以丧失道德准则而获取物质利益行为比比皆是。无底线地追求经济利益使人们逐步丧失道德意识。但是追究主观原因还是因为社会道德调控领域的逐渐弱化。政府以及经济活动的主体在道德自律方面缺乏自我的调控性，思想道德建设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过度追求物质利益，从而使主体的道德调控弱化，导致社会道德以及经济活动中不公平等现象不断涌现，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的急迫性。中华民族的道德基准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之上的。经济、科学、伦理、自然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很深的道德底蕴。以道德为基准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中国目前最应该倡导的。十报告中已经将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提上日程。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最能凸显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如果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能协调发展，就会出现社会发展失衡现象。食品安全、经济诈骗、公民道德低下等现象已经深深地困扰着百姓生活。如果不能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来提高公民个人道德意识和道德自律行为，那么整个市场经济将会面临巨大的冲击。人们如果无限制地自由地追求利益，不进行道德的自我调控，甚至丧失道德的自我约束力，那么经济生活甚至整个社会都会乌烟瘴气。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需要靠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来改善。因此，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4页。

②⑤⑥徐向东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第15页。

③[法]勒奈·笛卡尔：《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5页。

④[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

⑦文丰安，孙红霞：“道德自律，意志自由与和谐之治”，《求索》，2009年第8期。

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952页。

⑨宋希仁：“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释义，《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3期。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17-02

道德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1]。网络道德属于道德的范畴，就其适用范围而言，是调节网络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协调网络社会冲突、维持网络秩序、保障网络社会有序运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网络道德需要网络主体自觉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并自觉接受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从而形成个人优良的网络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以此来指导和引领网络道德的构建，必能够保证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凝聚网络社会发展的力量。

一、网络道德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升期，市场运作秩序及与之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制度等尚未充分健全，使得网络社会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向自我倾斜。网络爆炸式的裂变发展速度使得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无法在短时期内适应多变的网络社会状态，传统道德对网络社会发展的约束力降低，这就容易造成网络主体的失范行为，网络道德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

（一）网络道德的现状

首先，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网民可以忽略道德的约束，随意发表言论，增加了网民对社会焦点问题的关心和对热点问题的讨论，提升了网民社会主人公的意识。同时，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高了网民的社会参与度的同时也助长了网民的侥幸心理，网络言行随意放纵，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网络价值观念模糊，道德冷漠。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因利益关系而维系着，传统的社会道德关系被弱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版权受侵、黑客袭击、网络犯罪等众多威胁网络安全的重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与网络发展的初衷相违背，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统道德观念相背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阻力。

（二）网络道德失范的原因

道德失范现象在如今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屡见不鲜，在快速发展的网络进程中网络道德的缺失情况似乎表现得更加难以控制。导致网络主体道德失范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网络自身的因素，更值得重视的是网络主体的心理及在特定时期的发展特点和网络道德规范的不完备。

1.网络主体身心发展特点是网络道德失范的内在条件。移动互联网产生的时间短，是社会的新生事物，人们对新生事物往往有强烈的好奇心。网民开展网络实践活动时，由于自身对新生事物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没有学会在海量的信息中挑选有效的信息，进而容易造成失范性的网络行为。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打开了传统狭隘短浅的视域，渗透到社会经济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知不觉地慢慢改变着网络主体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潜移默化的网络熏陶下，网民的道德观念正处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阶段，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2.网络自身的特点是网络道德失范的“沃土”。网络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信息的者、散播者又是信息的终结者，裂变型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鱼龙混杂的新媒体市场更加难以控制。与传统交往相比，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空间，网络道德具有虚拟性，由于其自身具有开放性和匿名性，没有明文的惩罚或隐晦的谴责去驳斥在互联网平台上不良内容的网民，网民的随意言行不受约束，加上网络建设的落后导致网络失范，这是移动互联网自身的特点所导致的道德盲点。

3.网络法律法规不健全是网络道德失范的外在条件。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人们自觉约束自己内心、按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行事的内省性原则。法律是在道德不能更好地约束人行为、道德自觉失效情况下产生的，通过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主体的行为。传统社会道德的维系主要是依靠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压力以及个人的道德素养，传统社会的道德框架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与新媒体时代的速成道德现实相适应，虚拟的网络社会超出传统道德的统辖范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殊性决定着网络社会的健康运转必须不断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健全强制性的管理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网络道德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传承原有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别阐述了价值目标要求，使看似分离实则相依的道德结构共同构成主流价值观的有机整体。主流价值观是全体成员思想的一面旗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下建设网络道德，对维护网络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和推动市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价值引领：网络道德建设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引领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以表扬为主”；道德情感;情感体验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1-0101-05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赏识教育与快乐教育比较流行。表扬是其中最主要的教育手段，受此影响，许多人提倡教师在学校道德教育中要“以表扬为主”。诚然，与学生以往经常受到责骂、得不到肯定的教育方式相比，这有一定的进步。然而，教师经常的表扬能使学生变得更善良和充满爱心吗？学生的善良能够通过教师的贿赂而培养吗？一些成绩优秀、经常得到教师表扬的“好孩子”往往情感淡漠，缺少同情心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们表现得过于理性和冷漠，他们关注的是自身名誉、公共关系和社会影响。有的人甚至冷血和缺少人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对待他人的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畏。经常得到表扬的孩子，听不进批评意见，不愿意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情感是德行的首要心理因素。缺少道德情感的人，在缺少外在利益的条件下，不会做出道德行为，甚至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来。因而，在今天表扬流行的时代，提醒广大教育工作者认识到表扬可能对学生道德情感培养产生的消极影响，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表扬不利学生同情心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中提倡“以表扬为主”，忽视了学生天生具有的道德情感。孟子认为，良心是道德评价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它可通过内心鞭策而纠正自己的行为，做到知荣辱、辨善恶，根本上不需要外界的表扬。斯密也认为人天性具有自爱利己与同情心，即使自私的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同情或怜悯的本性。克里雷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互惠互利似乎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本能”。［1］64在涂尔干看来，我们人类身上既存在着自私的冲动，也存在着利他的冲动。“利他主义的冲动与其他冲动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快乐或满足的程度上，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把利他主义的冲动与其他冲动区分开来。”［2］将表扬用作一种道德教育方法，忽视了儿童身上存在的利他主义倾向，而是追随着儿童身上具有的潜在的利己心，当然不能起到道德教育的效果。

教师经常的表扬会使得学生总是考虑自己利益，不利于对学生同情心的培养。然而，人的道德发展离不开同情心的培养。“情感是激发道德行为的动力因素，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以情感认同为必要前提，在很大程度上，道德的利他行为是同情体验诱发的结果，因此，情感是道德的心理前提，情感学习是道德学习的重点。”［3］也就是说，缺少同情心、在外界的压力下做出的行为，并不能被称为真正的道德行为，也不能使学生获得道德学习。例如：当一个人在特定的场合出于道德要求被迫做出仁慈的行为，他（她）虽然有仁慈之举但毫无仁慈之心。［4］同情心的培养需要学生通过自我教育，经常进行内省才能得到。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提到，人类道德本性中的仁爱心，可以通过内省形成更为普遍的同情心。但表扬不会让学生学会内省，学会体谅和关心他人，它注重的是外在功利。人们在特定的场合、在口头上奉行的是一套规则，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遵循的是另一套规则。教育并未培养学生向善的神圣感和在践履道德的过程中完善自我的崇高体验，而且，就连个体基本的人格稳定性也难以保障，造就的只是虚伪的和多变的人格。［5］

从表扬的理论基础来看，它是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将人等同于动物，它排斥行动中情感的参与。这是对人性的误解。例如，行为主义者斯金纳指出，“我们可以按照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途径，直接探讨行为与环境的关系，而不必去理睬臆想的心理中介状态。”［6］他认为，新的科学的行为分析不需要发现什么是自主的人格、心理状态、情感、个性特征、计划、目的、意图等。行为主义这种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完全将人的情感排除在外。把人完全看成是自私的，需要外界的批评和表扬。这是一种古典管理学和经济学的观点。对此，著名教育管理专家萨万乔尼批评道［7］：

当前盛行的管理和激励理论是借用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来自私，驱动人的是这样一种期望，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自我利益，因而要不断地计算行动路线和不同选择带来的利益，要选择或成为赢家或保持不败的行动。在这一种思想中，在决定为何去做、去做什么时，自利处于如此支配的地位，以致爱、忠诚、义愤、责任、善行、奉献及愿望几乎均无助于（我们的）考虑和算计。情感被当作一种货币的形式，人们用它来获取某些东西。举例来说，爱的关系简直就等于合同，在这种合同之下，两个人交换感情和承诺，以获取在这种关系之外难以获得的利益。工作关系和工作承诺被看成根源于甚至更为自私的欲望。

李先军:论表扬对学生道德情感教育的消极影响

对于人的一种道德行为，必须给予表扬，实际上是一种道德需要回报的观点，这是用一种过于理性的观点来看待道德。但在德国哲学家鲍曼看来，回报说假定“思先于行；解说先于工作；辩护先于责任。……假定行为是理性决策之物，但是，道德是地方性的，并且不可避免是非理性的。”［8］因为我们受我们所相信是正确的、好的，受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受我们与他人的联系中所出现的种种规范的驱动。我们受道德责任、情感以及社会义务的驱动。人类会把道德判断传递到他们的个人需求上，这使人们常常因其他理由牺牲自利。人们所作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种种偏爱和情绪。虽然，对于道德行为的实施来说，仅仅只有情感显然是不够的，但一个人的同情心有利于他做出道德行为。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认为：“如果给孩子更多的情感呵护有利于孩子们更好地感受自我，反过来有助于他们了解他人的需要，而不是只顾自己，情感淡漠。”［9］

二、表扬不利于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培养

教师过多的表扬会使得学生过分关注外在的回报，学生在这种所谓的教育中，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如何，而忽视自身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影响了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培养。责任感的培养需要让学生关注他不得不做的事情的价值。

现在，“责任感”已成为全球人民所重视的仅次于“礼貌”的第二位道德品质。责任感是个人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如果个人不能承担起责任，就会失去信任，而失去信任的个人无法立足于社会，从存在意义上说自我存在的根基也就丧失了。［10］道德责任感也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素养之一。民主社会是建立在公民高度自治的基础上的，但公民必须有尊重、爱护、公平和诚信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责任感的内在驱使，公民不仅很难主动承担基本权利和义务，而且还会因责任感的缺失而成为社会秩序、社会公德和社会正义的破坏者。而在“以表扬为主”的教育实践中，学生被要求服从既定的规则，最终导致学生只需为封闭的、单一的规则负责，而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利于学生责任感的形成。其结果就会出现在学校里助人为乐，而在社会上对他人冷漠，在学校里热心公共事务，但在家里四体不勤的学生。这也是强制的必然后果。这说明在外在表扬下形成的他律道德，道德主体在外力的强制下被迫藏匿起自己的真实想法，被迫去遵守行为规范。久而久之，形成了对外力强制下的规范约束的惯性依赖，即在外在氛围管束下奉行规范、循规蹈矩，外在约束一经解除，即超范越轨，自行其事。

教师经常的表扬势必削弱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削弱儿童的道德责任感，因而在不道德的动机的支配下做出一些合乎道德规则的行为。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过于重视和强调对既定的道德义务、道德规则的服从和遵守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作为现实需要的个体内在自觉的道德责任感却缺少关注。采取表扬的方法，一味强调所谓的“听话教育”。但这种听话最多就是一种策略性的服从。所谓策略性服从是指［11］：

在外部压力或利诱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与群体的多数成员一致，而态度却未真正改变的从众现象。外部压力包括社会规范或群体规范、正式群体或非正式群体中多数成员的一致努力，也可能是预见到的惩罚、威胁等。利诱因素包括从众可给个体带来利益或保全个体现实利益等。这些情况一旦不复存在，策略性服从就消失。

教师利用表扬激励学生去做好事、以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做法，最多训练的是学生的服从意识，并不能使道德教育收到实效。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培养一些伪君子，或者是只服从外在规则，而没有道德责任感、没有灵魂的人。表扬也使得所谓的道德高尚者多了一个炫耀的资本。很多学生只注重做表面文章，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但他们要装着一副有道德的样子，成为两面人，形成分裂型的人格，长大以后更有可能成为伪君子。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评价时，目的要是为了培育学生行善的动机。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成功的意义，而不是关心外在的表扬如何。学生的行为只是表面现象，关键的是他为什么要作出这种行为。教师要引导学生欣赏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的价值，从而追寻道德的意义。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其行为的兴趣，转向行为本身给受帮助者带来的快乐，以及自身从中获得的自豪感、神圣感、满足感方面。其实，“真正自信的儿童不需要别人来评价自己的好坏。”［12］当学生为参与某项挑战所吸引时，不管成败而专注于活动本身，他们至少在那一刻能沉浸于迎接挑战，优化他们的反应策略，发展自身技能，享受一种控制和成功的感觉。这就是一种高峰体验。实际上，孩子们一开始就希望理解这个世界。教师需要做的是，创造一种环境，让他们感觉不到被控制，思考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价值，孩子们就会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并对挑战充满希望。学生在做成一件事情后，其内心会充满喜悦和满足，然后深化为自尊心和对能力的自信心。教师要促使孩子们自我激励，让学生思考真正意义的回报是什么。教师要告诉学生做好事因为它是对的，坦言做出道德行为有时并不是有趣的，但它是成为一个人必须的，它是一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教师应该引导孩子回顾自己所获得的成功，帮助孩子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身的认识，以此来鼓励孩子们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内在意义，并逐渐形成内在行为的奖励制度。这样帮助孩子获得自我控制的方法，获得一份对自身能力的信任，对自身责任感的崇敬之心，从而为自身的良好行为感到骄傲，帮助其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教师应鼓励他们超越昨天或上周的表现而不要跟同学相比。让学生为别人提供帮助时仅仅考虑到是因为他们需要帮助，而不考虑自己的所得。他们做出道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充满关爱、乐于助人的人，从助人中得到乐趣。教师不应仅去发现学生高兴的是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以及按照这些去管理孩子，而是应该发现怎样引导孩子对适合于他的正规的事物的兴趣，不是在儿童不遵守规则时予以迁就、原谅，而是应当引导孩子重视规则，去履行自己的责任。

责任感的培养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敬仰道德原则，承担自己的责任，有时还可能让学生牺牲个人的利益。表扬让学生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让人追随快乐，保全自己的利益，往往使学生看不到责任行为的真正原因。学生对道德原则的敬仰，而非外在的表扬能够他们克服困难，去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教育者应把学生自身成长的目的而不是他本人的自利，作为心中谋求事物变化的首要缘由。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我激励者和有道德的人，而不是依赖外部表扬的人。

三、表扬使学生在道德行为中缺少情感体验

道德教育过程是对人的情感需要的引导、提升的过程。道德教育要注重体验和感悟，要通向学生的心灵世界。只有道德情感的力量才能把人引向道德上的自律。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认为，情感提供了做出正确行为的动力。如果有人能够设计出一台具有道德推理能力的计算机的话，那么它最大的缺陷很可能在于它对道德问题的忽视。［13］包尔生也认为，所有的实践科学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人生的完善。他说［14］：

什么是完善的生活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要由直接的、无可争辩的感情来决定，人类存在的最深刻本质在这种情感里显示着自身。运用逻辑的证据去使一个人的舌头感觉某种特殊水果的甜或苦一样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不可能通过逻辑的证明强迫每个人都接受一个理想，或者至少，它只能在意志本身，在所有个人那里根本上是一个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道德的产生要求人类天生就具有负罪感和移情能力。与动物相比，“具有复杂的情感是人类的特性，因为具有情感，我们才不会舍弃受伤的伴侣，才不会原谅别人的蓄意冒犯。”［1］141没有持久的情感，缺少自觉意识，当外界的控制源不复存在，学生履行道德行为只能是偶尔的、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当教师对学生的监督鞭长莫及的时候，学生就不会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因为道德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内在的精神需要，而是外在的命令使然。因此，表扬不可能培养出学生爱、同情、对道德责任的敬畏感，也不能培养学生对道德感受性、兴趣、态度。表扬使学生学会的是精打细算，他要在付出和回报之间寻找平衡，结论是“利益最大化”，如果遵循这种“边际效用”，做100件好事和做10件好事对增加教师对他的好感差别不大，那另90件最好不做，因为“边际利润递减”。一些得不到教师表扬的小事也不用做，因为没有“收益”。那些不能被教师发现的良好行为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学生为了表扬所做出的行为是冷冰冰的、例行公式似的缺少情感，这样作出的行为也难以称为道德行为。因此，我们希望孩子们的利他行为不仅是来自理性思维，还要发自内心。他们不仅要有对道德准则的理性理解，还应该同他人有情感联系。［15］情感有助于我们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帮助我们认同他们，去了解什么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什么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学生要理解他人的痛苦，了解他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如果我们不能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去体验生活，而只是简单地承认对他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示尊重，这将不会有任何意义。外在的道德规范如果不转化为个人主观的积极态度，即达到情感上的认同，个人即使遵守道德规范，也只是处于他律水平。没有情感方面的渲染，外在的道德原则和个体自身的道德知识就会失去生机，就会蜕化为语言的外壳。如果一个人失去所有情感，他将变成“理智的傻瓜”。［1］150

表扬缺少对学生道德情感的激发作用。学生在教师表扬的控制下，关心的是能否得到教师的表扬，或教师表扬的方式或程度，而非考虑怎样做才能使被帮助者乐于接受帮助，或者被帮助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道德教育变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教师经常的表扬贬低了道德行为的意义，难以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因为如果把一件事情视为另一件事的先决条件，即作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时，那它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就降低了。表扬利用人的自利心，来培养人利他的情感，实际上是一种以功利来言道德的做法，这难以培养人的责任感。学生应该在其道德行为中体验到满足感、成功感。马斯洛指出，课堂学习往往以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为目标。那么，“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16］也就是说，由于外界的压力，学生只是外显的行为被迫发生改变，而他们道德品质并没有得到实质提高。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欣赏自身的进步与成绩、自己行为的意义。

人的道德情感的培养，需要在人行动中不断强化获得。表扬使得人关注的是行动的结果，而非体会到自己的成功感，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分享到他人得到帮助后的快乐。在道德教育中“以表扬为主”，会使得学生在实施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在乎的是外界的表扬如何，而缺少这些情感体验。体验就是指主体把个人独特的情感喜恶、热情、同情感、亲近感、自豪感、内疚感等融合在具体的道德情感之中，从而获得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并转化为个人的内在需要，成为自己追求的目标。［17］长期如此，学生会变得麻木不仁。表扬让学生学会了演戏，所谓的教育只是让学生具有了更多的道具，让他们形成双重的或畸形的人格。学生必须在体验中成长。个体生命的道德形成与发展并不是理论灌输的结果，而是在具体的、真实的生命中的生命经历、生命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产物。［18］个体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体验到的同情关怀感、体贴仁慈感、友谊真诚感、善解人意的挚爱感，都需要学生用心去体悟、去感受。通过同情去理解他人，自己的内心也会变得丰富。在行动过程中，他人痛苦的消除，学生会受到感染，进而坚定他们成为做一个好人的决心，即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学生的成长应受惠于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在行动过程中养成一种对他人的冷漠态度。学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除了能够提高社会交往能力之外，还能够体会到自身的价值，获得一种成就感。表扬让学生关注的是教师的满意程度，学生在作出行动过程中以及在行为完成后，没有体会到其中油然而生的成功感、自豪感和神圣感。这种做法难以培养起学生丰富的道德情感，从而高度发展人性，健全他们的道德意识。它不能使学生受到教育，其行为也难以持久。

“以表扬为主”的道德教育是一种工具化的道德教育，它与注重学生情感体验的道德教育是不同的。情感性道德教育应关注受教育者的情感世界，以情动人，而不是把道德教育作为政治或经济的工具，采取强制灌输的方法。工具化的道德教育将道德作为了一种理性计算的最终结果来看待，忽视了道德属于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高尚的情感。这种道德教育是有“脑”（判断和理性）无“心”（情感和动机等非理性）的怪物［19］，而且这种“脑”还是不健全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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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慧．生命德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2．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品德 儿童生活 课堂 教育

有学者指出：传统德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悬挂在空中破碎而又抽象的德育，这正是德育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我们对德育的理解和生活与道德关系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没有生活的德育同样是‘空洞的德育’。生活与道德是一体的，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长的土壤，离开了生活，道德是无法进行‘无土栽培’的。”

一、让品德教育课堂成为生活课堂

（一）确立学生在生活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道德品德的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行为主体活动和实践的结果，是在学生的道德状况与客观的道德环境处于某种矛盾状态，从而激起学生积极思维、奋发向上时，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品德发展。为了克服课堂教学中的“人学空场”，避免道德教育中的“见道德规范不见人”的现象，改变青少年在道德品德形成过程中只能处于接受者、被塑者的地位，我们就必须确立起学生在课堂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二）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经验。

学生的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儿童都是在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社会中，直接、现成地吸取经验。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必须认真研究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已有经验，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共同探究学习主题，充分吸收生活世界的直观性、体验性、本真性，使学生在品德课堂获得内心体验的过程中，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观。

（三）课堂注重师生心灵沟通。

教育实践证明，当学生亲身体验到教师的热爱之情时，就会对教师产生由衷的尊敬、亲近、信任之情，从而乐意听从和接受教师的教导；反之，学生则会在情感上厌恶教师，并产生“逆反心理”，即使教师说的是金玉良言，学生也会无动于衷。因此，教师应热爱、尊重学生，并根据学生各自的不同，抓住他们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二、道德内化是品德教育的关键

所谓道德内化，是指道德社会化的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的道德教化，将社会道德目标、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其自身稳定的道德人格物质和道德行为模式的过程。因此，道德内化就是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体道德的过程，它是形成一定道德品质的关键环节，是达到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

道德内化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社会道德必须向个体道德运动，转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才能实现完成自身。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它是人的道德需要的产物，本身就内含着向个体道德运动的可能性和契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者的教育是手段，而学生内化机制的形成、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是目的。学生形成了内化机制，具有了自我教育的能力，就有了对外界事物自我分析、自我判断、自我辨别和自我吸收的能力，就能主动、顺利地适应新的环境，接受新的观念，不断进步，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三、儿童生活使品德培养回归本真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学生都是一个具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他们既有认知，也有情感、意志和行为。对于身心尚在“发展”和“完善”的小学生来说，他们所学的道德知识越是紧密地联系着丰富的社会生活现象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越容易将习得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变成主体要求。

由此，《新标准》要求努力让儿童置身于他们生活所能遇到的各种自然、社会、文化因素之中，从儿童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力求使学习过程成为完整心理结构参与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经受认知的挑战，从中获得理智上的满足，同样要在情感、心灵的充盈中获得精神的体验，使他们在各种环境因素、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各种良好的品质。

为此，我们在《新标准》的实施过程中，要让儿童学会营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健康、积极、快乐、负责、有爱心、有创意的生活，促进他们在这种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使他们的价值不断得到提升。真正实现“生活化品德”与“品德化生活”的和谐一体。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道德故事 道德信仰 公正

“狼来了”的道德故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放羊娃每天去山上放羊，他觉得无聊，捉弄山下种田的农夫们，经常喊：“狼来了！狼来了！”农夫们每次听到喊声都急忙拿着锄头和镰刀往山上跑，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却连狼的影子也没发现！放羊娃很开心，农夫们则非常生气地走了。过了几天，狼真的来了，放羊娃拼命地向农夫们喊：“狼来了！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农夫们以为他故技重施，都不予理睬，结果放羊娃的许多羊都被狼咬死了。[1] 这个故事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对我们道德教育的作用不容小觑。

在《“狼来了”道德故事原型的价值逻辑及其重构》（以下简称“原文”）一文中，石中英教授从这类故事中抽象出了一种最简单也是最高的道德生活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将这个原则理解为：对道德/不道德行为的结果预期成为激励或约束人的行为遵守道德的主要原因。这样，当人们了解了撒谎不一定受到惩罚，诚实不一定得到奖励的时候，即不道德不一定会受到惩罚，道德不一定会受到奖励，“狼来了”的故事在我们心中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秩序就会轰然倒塌。[2] “原文”基于此批判了功利主义的道德。笔者不对“原文”的观点进行评判，只是在将“善恶有报”视作一种道德信仰的基础上，分析此类道德故事失效的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

一、“狼来了”的道德故事的意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道德经 》）在这里，道德被理解为维护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法力和动力。道使万物生，德使万物长，万物得气而成形、成形则成势，体现出道的尊和德的贵。道德本身并不期待万物的回报，只是无私、无限地做奉献。[3] 这是与“义务伦理”的道德观念相符的，“利他”是目的，不是手段。万物生生不息、尊道贵德是道德的回报（善报），这不是道德本身要求得到的，而是其客观效果。笔者认为，“狼来了”的道德故事揭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应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不是说人们做道德之人是主观上要求回报，不做不道德的人是主观上规避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应该视作一种道德信仰，而不把它理解为“对道德/不道德行为的结果预期”，它反映的应该是人们对道德的一种崇拜。正是在原始崇拜中，有了禁忌、有了约束，才渐渐有了自觉的道德戒律。[4] 在这种道德信仰的引导下行道德之事，人们并不会就其道德行为渴求回报，他们的道德仍然是奉献的，是“无功利”的。

在我国古代，老百姓很大程度上就是持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仰维持道德生活的。他们行善不是因为获得好处，而只是因为“相信”，但客观上，古代有德之人都很受尊重。他们的生活中流传着很多反映这一信仰的话语，例如：“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要遭报应的”“会遭天谴的”等。孔子曾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点，尽管多被理解为推己及人的路线，认为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但似乎也有“善有善报”的意味，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如果你想得到尊重，就要先尊重别人”。在西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大多数人的道德信仰。“狼来了”的故事在国外名叫“牧羊童与狼”或“牧羊童”，来自于西方著名的《伊索寓言》。这个故事得以在世界上流传也表明了它的价值逻辑是世界上很多人都认同的。另外，事实和言论表明现在的道德滑坡了，潜台词就是以前的道德水平比现在的状况好，这似乎可以证明，人们以前遵守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仰是见效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仰折射了道德的核心。不顾个人的需要，倡导“牺牲的道德”、为道德而牺牲的道德教育割裂了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事实上，没有权利的义务，同没有义务的权利一样，都是难以持久的。本文对此不作赘述，但毋庸置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仰对道德建设的前提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二、“狼来了”的道德故事失效的成因

不道德不一定会受到惩罚，道德不一定会受到奖励。这是“狼来了”的道德故事受到的挑战，也正是其逐渐失去道德教育作用的重要原因。道德发展的前提受到了挑战，道德发展就如海市蜃楼。因此，找出“狼来了”的故事失效的成因，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褪色的原因，对道德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一，利益的诱惑使人们逐渐抛开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仰。众所周知，现在很多人的道德信仰缺失，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物质利益。人们对有道德的人的崇拜要明显低于对有物质财富的人的崇拜；很多人受眼前利益的蛊惑放弃了原有的道德信仰，也牺牲了长远利益。譬如餐厅老板为赢得更多的利润而使用“地沟油”，眼前的利益得到了，但这样一种行为影响了其他人，他可以不吃自己餐厅的饭，但难免不吃到“苏丹红”鸡蛋、“药袋”里长出来的苹果。有些人就这样紧盯着眼前的利益，放下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仰，失去了对道德的敬畏，人生追求也从“做一个道德的人”转变为“做一个成功的人、有钱而又有闲的人”。“狼来了”的道德故事在他们看来自然也就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笑话。

第二，社会制度没有很好地保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实现。伴随着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漏洞比比皆是，那些无视道德和法纪，善于在制度的空白地带打各种球的人实现了明显而巨大的个人利益，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5] 与此同时，仗义执言，遭来打击报复；热情相助，换来敲诈勒索；任劳任怨，不得晋升。人们即使存有孟子所言的先天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也会在这种长期“小人”得利、“君子”吃亏的不道德的社会生活中遭到扭曲。社会对人的后天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道德要持续健康发展，单靠人们温柔的同情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公正的机制，甚至可以说，只有在拥有了公正的机制的前提下，同情心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否则，人们只好自觉地收起自己的同情心。社会变得越复杂，道德就越难以作为一种纯粹自发的机制而起作用。[6] 权利扭曲了价值领域机制，就如垄断扭曲了价格机制。

第三，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发生。为善或为恶不会立即产生善报或恶报，但终究会产生。在生活中，人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面对一件事情，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认为可以获得好处，便冒险一试，结果付出极大，感到很后悔，很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味。例如有些人考试作弊，认为可以获得很好的分数，得到奖励，可一旦被抓住就可能成绩为零，甚至取消考试资格，然后后悔莫及。人们无法清楚地预知未来的事情，不能预先体会到被抓后的感受。这就是人类认识不够全面，洞察力不够深刻的体现。另外，有些隐性的东西是不易被发掘、被认知的。有调查表明，40%以上的人身体不健康是由行为不健康引起的，其次才是情绪和饮食。巴西有位叫阿尼塞托·马丁斯的医师，花十年时间研究得出一个实证性的结论：有腐败行为的人容易得癌症、心肌梗塞、过敏症、脑溢血、心脏病等。[7] 显然，善恶终究有所报，很多只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掩盖了其存在。

三、“狼来了”的道德故事失效的对策

“狼来了”的道德故事的价值逻辑对道德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如果它不再为人们所信奉，也不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体现，还不为人们所认知，就必然会对人们的道德发展失去效用，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找到“狼来了”的道德故事失效的对策是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第一，再立道德信仰。信仰支持和保障着道德的实现，当人们抛弃了“善恶有所报”信仰的同时又未确立起其他的道德信仰，道德就失去了支点，走向了下坡。重新确立道德信仰是人们迫切要做的事情，鉴于“善恶有所报”的道德合理性，人们也可重拾此信仰。“善恶有所报”使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深信做有道德的事，对自己、他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这种深信会成为他们人生和行为的信条与宗旨，遵守它会带来愉快和满足，违反它会产生内心的不安和谴责。[8] 道德信仰的树立需要多渠道参与：家庭要注意对孩子的道德渗透，学校教育要加强道德信仰教育，社会要形成核心价值观，大众传媒等要对人们的道德信仰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各种活动或事件的隐性价值对人们道德信仰形成的影响，使人们产生对社会道德的普遍认同，在自身的道德行为及其反馈中品尝到帮助别人的快乐。

第二，健全社会制度。培育人的德性，不仅要诉诸于主体道德教育，还要诉诸于制度。制度虽然是外在的，但它是约束单子式个人、维系他们一体关系的有力手段。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在本质上指向“公正”。[9] 仅从经济活动来看，在合理的经济制度下，个人欲望在市场经济规律、法制和公德的约束下，可以在机会平等和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活动中得到充分发挥和满足；在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物欲横流时，个人欲望就会通过、、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和暴力等方式表现出来。不难得知，只有在健全的社会制度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与信任，道德行为才会成为人们日常的行为方式。

第三，提高认知水平。人尽管不能全知，但可以尽量地多知。道德是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和智慧，一个人若渴望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中生活着并期待获得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唯一可靠而长久的途径只能是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谋利益，这才是公平的心态和真正明智的行为。很多有点小聪明的人靠投机取巧，靠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来达到利己的目的，尽管可能得逞于一时一事，但从长远来看还是不明智的，最终还是“恶有恶报”。善的行为不论有了怎样的遭遇，至少可以求得内心安稳，使自己的生活坦然。何况，“邪不压正”告诉我们善行即使蒙受了冤屈也终将沉冤得雪。人们需要开拓自己的眼界，提高整体的、全面的认知水平，让自己不被眼前的利益所奴役，如此，人们方能更清楚地看到并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作者单位：王巧玲，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刘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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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心得体会篇7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表于1759年4月，至今正好250周年。作为亚当・斯密的成名之作，该书在历史上可谓命运多舛。一方面，它往往被《国富论》的耀眼光彩所遮蔽。另一方面，学界对《道德情操论》以及它与《国富论》之间的关系的解读，却是见智见仁，歧见纷呈。在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盘按照新自由主义观点来解释斯密的学说，成为风气。新自由主义者或者主张《道德情操论》是一部倡导利己主义的著作，无非是为《国富论》的人性自私论作铺垫；或者认为《国富论》讲“利己”，《道德情操论》讲“利他”，而“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米尔顿・弗里德曼语）。而实际上，对《道德情操论》的丰富内涵，他们似乎都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斯密本人对于《道德情操论》无疑是非常重视的。在《国富论》赢得巨大声誉后，他还费尽精力，对《道德情操论》作了大幅修改，在临终前两年推出了第六版。我们没有理由置之不顾

写作《道德情操论》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道德哲学教授，这本书便是根据他在课堂上的讲义加工而成的。

在当时的英国，道德哲学是一门非常广泛的学科，涉及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一般包括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等。

《道德情操论》的重点在狭义的伦理学，但是它所建构的是一个广义道德哲学的体系框架，与斯密的法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无论人们对于他的经济思想与法学（包括政治、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何种理解和解释，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斯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的特色。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不了解他的伦理和法学思想，也就难以把握他的经济思想；不了解《道德情操论》，就难以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的斯密，也就难以准确地理解《国富论》。

斯密伦理学的主题

作为道德哲学的基础部分的伦理学，在斯密看来，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美德或美好的品行究竟是什么？一是美德依托人们心理中的哪些机制才能形成，或者说，依托什么样的机制，我们会赞许某一种行为取向，又会责备另一些行为取向？

《道德情操论》是从第二个问题切入的。该书开宗明义就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天赋中明显地存在一种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之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同情。斯密把这里所说的“同情”称之为“原始的情感”，也就是一种普通人都有的平常心理活动，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激情上的共鸣”，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感同身受”。比如，我们看到有人受伤了，头上血流不止，也会心惊肉跳，也会对伤者的痛苦情绪感同身受。

由于具备了“同情”这种原始情感，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经验中会习惯于用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于是，人们在内心中就有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久而久之，就有了一个内心的法官和仲裁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心。它可以使我们看清与自己相关的事情，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使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合宜的情感和感觉，从而有是非之心，有追随、赞许美德并谴责恶行的道德情感。

斯密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整套学说，来论证美德和美好的行为得以形成的心理机制？这主要同英国的社会状况有关。18世纪的英国，市场经济已经兴起，中世纪被禁锢的个人的经济动机在相当程度上得以解放，个人追求利益和权利的愿望十分迫切。这时，人类传统美德还能不能维系、或者要不要维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传统基督教以“仁慈”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在此问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学说：一类学说坚持原有的伦理观念，对腐败、奢侈、欺骗的盛行忧心忡忡，认为商业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必将使整个社会伦理衰败、道德情操堕落，人类文明面临衰退的危险；另一种学说则是惊世骇俗地为私利和各种罪恶辩护，尤其以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说为代表。一旦人们摈弃邪恶，社会就萧条、贫困，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会没落。在孟德维尔看来，那些被人夸耀为美德的东西只不过是谄媚和虚荣的产物，一切公德心或爱国心只不过是对世人的一种蒙骗。

与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不同，斯密既试图肯定市场的繁荣和工商业的进步，又试图在个人经济动机得以解放的条件下，为美德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做出论证。

所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专辟一章批判孟德维尔的学说，把它称为“放荡不羁的体系”，认为它使罪恶表现得更加厚颜，是十分有害的。要真正克服和抵制这种否定美德的“放荡不羁的道德体系”，重要的就是要对人类的各种激情及其合宜性做出恰当分析。这就是斯密在情感论的立场上把合宜性作为其伦理学主题的重要原因。

美德的基础在于情感的合宜

斯密在伦理学上持情感论立场，认定美德的基础在于情感的合宜性。

在《道德情操论》最后一卷中，斯密把历史上的那些体系归纳为四类：一类认为美德存在于合宜性之中，也就是对所有感情的控制和支配之中；第二类认为美德存在于对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审慎追求之中，也就是利己主义的体系；第三类认为美德只存在于以促进他人的幸福为目标的感情之中，仁慈是唯一的动机，也就是利他主义的体系；最后一类是“放荡不羁的体系”，也就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系。斯密最推崇的就是第一类体系。对于利己主义的体系，斯密并不赞同，认为它“同我所要建立的体系是完全不一致的”。它只注意一种合宜性，也就是对肉体欲望的合宜性，而将对知识，对亲朋、国家的幸福的追求都置于人的基本需求之外，并将美德仅仅当作一种手段。

可见，将斯密视为伦理上的利己主义者，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对于利他主义的体系，也就是基督教推崇的将仁爱、仁慈等利他的精神视为道德的唯一合法动机的体系，斯密认为这是一种仅仅被表面现象所证实的观点，它既不能说明像自我克制、坚持不懈等等美德从何而起，也没有对于合宜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德行被人赞许做出说明。由此可见，把斯密看做是利他主义者也是没有依据的。也许，斯密的本意就是要超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两极对峙。

斯密将美德区分为两类。第一类美德，可以说是出自对自己的幸福（如身体、财富、地位和名誉等等）的关心。这种关心的合宜性，就是谨慎之德。其要旨是：以谨慎求得安全。具体地说，要增进财富，就要依靠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乐观和勤勉，以及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为此，就要认真学习，掌握真才实学。不欺骗，不夸示自己的才能，讨厌骗取信任的胡吹乱扯，依靠真实的本领和知识来取得职业中的信誉。所有这些，都需要有自我控制的合宜运用。

斯密还认为，这种谨慎之德仅仅用于指导个人的时候，虽然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爱的，但并不被认为是最高贵的。还有一种较高级的谨慎：将军、政治家等等的审慎与明智。总之，“谨慎同其他的美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高贵的品质，不谨慎同其他坏品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卑劣的品质”。

第二类美德涉及对别人有益或有害，主要是指仁慈和正义。仁慈和友好的激情，主要包括宽宏、人道、善良、怜悯、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尊重等等。如何与不同的人保持合宜的感情，就是仁慈之德要回答的问题。为此，斯密做了细致分析。首先是家庭或家族。在他看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不是如有些人想象的是自然联系的结果，而是道德联系的产物，所以，家庭伦理是重要的。职业中的同事关系、贸易中的伙伴关系等等，都存在如何友善仁慈的问题。对陌生人也同样存在同情和友善的问题。

在仁慈之德上，最富特色的是，斯密把社会团体作为慈善的首要对象和主要对象，国家和政府则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在他眼里，为国家牺牲的爱国者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最合宜的行为”。由于牺牲非常困难，能够做到的人非常少，所以，人们都普遍赞美杰出历史人物。由此可见，斯密对仁慈之德的解释，不是泛泛的仁爱，而是具体切入到家庭、职场等各种人际关系，切入到社会和国家。

在斯密笔下，“正义”是比仁慈更加重要的美德。这是因为，不义行为直接危害或破坏他人的幸福。社会成员处在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哪里有互相帮助，社会就兴旺发达；哪里出现相互伤害，社会就不可能维系和存在下去。没有仁慈心，社会也能存在于一种不是很愉快的状态中，但是，如果不能维系最基本的正义，不义之举盛行，那么，社会肯定就会被彻底毁掉。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支撑社会秩序的支柱。此其一。

第二，仁慈是不受约束的，不能以外力相逼；而正义则不同，可以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正义就会招致愤恨、受到处罚。正义往往与法律结合在一起，按照正义行事，会比按友谊、仁慈、慷慨行事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也就是说，正义比仁慈更有约束力。

在市场经济与道德

之间寻求两全之道

从斯密对美德的阐释中，可以看出这位思想家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他肯定个体觉醒、个人合法追求幸福生活的条件下，道德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要肯定在这种条件下，关注他人的幸福也是重要的，爱国之心是值得追求的。一方面，他要尽力避免把市场看作是一个非道德的场所，反对那种认为市场不需要道德来维系的道德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他又要避免以维系道德为由来否定经济动机解放的进步意义。这是他试图为解决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尝试。

与那些完全否定传统、甚至否定道德本身意义的偏激思想家不同，斯密尽力去论证，在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时代，道德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维系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道德秩序的途径。《道德情操论》强调的谨慎之德，以及对仁慈之德的重新阐释，保留了传统伦理所重视的个人操守、亲情和家庭伦理，突出了爱国心和公益精神。与那些声称自私是人的本性的学问家相比，与那些倡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彻底摈弃传统伦理的虚无主义者相比，斯密的学说更符合实际，也更具有社会责任。它对于我们在250年后的今天清楚认识市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仍不无启示。

与那些故步自封的道德家不同，斯密直面现实，力求创新。他的创新之一，就是顺应时代变化，重新阐释了谨慎之德。一方面，他肯定了人们对自身利益和幸福的追求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强调这种追求必须是合宜的，也就是必须符合社会一般规则，而不是无节制和贪婪的。为此，人们必须同时学会用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经由自我克制，形成道德情操，同时要受正义之德和体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的制约。

斯密期望，经由市场达致富国裕民，必须与道德的维系和提升一致起来。他对此持乐观的态度，相信“富之路”与“德之路”能够统一。遗憾的是，后来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包括他们在中国的信徒），将这种乐观情绪加以夸大，得出了“富之路”就是“德之路”的推断，甚至认为市场就是道德修养的场所，市场本身就有一个伦理机制，他们进而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解释为：只要让个人在市场中追逐一己之利，无需任何道德人文的教化，就可以达到道德改善。对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妄想，斯密本人其实早有察觉。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有的人用邪恶的手段，获得晋升。充满野心的人追求的是已经曲解的荣誉，而不是快乐和舒适”。当下的经济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金融大鳄的无度贪婪及其对公众的欺诈，以严酷事实证明了斯密的清醒和睿智。

斯密的另一个创新，就是高度重视“正义之德”在市场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对于体现在法律之中的正义的重视，正是《国富论》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基本前提。斯密从两个角度来解释“正义”：一方面，它是一种消极的道德，也就是坐着不动，安分守己，不去触犯法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积极的道德，主要是在市场竞争中，采取公平竞争态度，善待其他竞争者，不得伤害他人。可见，“正义”最主要的是保护私人的财产权。这种正义观，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非常必要。斯密之后，250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几乎都与竞争的不公平以及法律监管不到位息息相关。眼下的全球经济危机只不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斯密的正义观依然有重大的缺陷。最关键的就是“分配公平”问题在斯密那里是不存在的。国外有评论家曾经指出，这也许是斯密刻意回避的问题。尽管斯密多次提到要关心穷人，要通过市场机制使劳动者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从而提高收入，但是，他最为关注的还是不让穷人侵犯富人的财产权。至于当代哲学家罗尔斯等所倡导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要顾及最少受惠者的利益等等观念，则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诚然，我们不能苛求斯密这位生活在18世纪的思想家，但是，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和相应的道德哲学依然存在致命缺陷：一方面，他无法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分配极为不公的条件下，无论是“谨慎之德”还是“仁慈之德”，都无法遏制社会上的贪欲旺盛和道德败坏。

250年来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促成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同时却也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多次引发了经济危机，最终酿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所有这些问题，是单靠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正是两极分化带来的巨大社会不公和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以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的追求。20世纪，正是在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中，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在社会主义这一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下，开始正视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意识到分配不公达到了“无法辩护的程度”（凯恩斯语），进而引入社会保障等体现社会公平原则的机制，从而维系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保守主义重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减社会保障，加剧了两极分化，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为公众分享。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之所以不易见底的深层次根源。

可见，要走出危机，既要加强市场监管，健全法律制度，提升伦理道德，以实现守法经营和公平交易，同时，也必须把“分配公平”问题提上日程，尽力加以解决。这也许是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给我们提供的另一启示。

道德经心得体会篇8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5

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理解和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9（「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368页）。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