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计划范文

2019-09-09 版权声明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计划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计划篇1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化问题。1921年建党至1934年红军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从无到有,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文化政策,内容涵盖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3-0025-0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之中。在对待少数民族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予以特别关注。从1921年7月建党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在党的各种决议、刊物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中,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特殊性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作用等,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文化政策,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初期就开始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探索。在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主要方针及国家形式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共二大的宣言明确指出:尊重和保护各族人民“自由与权利”,实行“自由联邦制”,并申明“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共三大的党章草案规定: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自决”。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强调:正确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了“各民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等思想,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原则。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纲领虽不系统,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较大,但阐明了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设想,体现了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过程以及与实践逐步结合的过程,其中有些思想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民族纲领政策的先声。

少数民族文化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了少数民族文化问题。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概括了民族地区的特点,强调指出:“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的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1]。这里所说的“差异”,包含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1923年1月,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中提出,“许多的国家民族间,因为感情、嗜性、语言、宗教不同的原故”[1]56,纷争不断。实际上他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一次扩大执行会《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提出:“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1]38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论述,体现了党对民族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总之,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文化政策偏重于宏观考量,还未真正触及到实践层面。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进入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时期创建的根据地大多有少数民族存在,这为制定、实施民族文化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从所处地区的实际出发,坚持“帮助各少数民族之各个民族文化经济的发展”[1]129的指导思想,出台了相对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维护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获得了各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探索思考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逐步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方针和措施,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政策

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是衡量民族素质的标准,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阐明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1]19的方针。土地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立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

1.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提出:帮助蒙古人民废除军阀和宗教的特权,建立经济、文化基础,使其拥有真正独立与自治的可能。1927年11月,《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强调指出:“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并“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1]8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委托中央临时政府特别注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共和国或自治区域内的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程度的提高与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以消灭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2]。上述政策表明,党已经意识到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存在紧密关系,将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之一。

2.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分析了苗族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解放苗瑶”的七项决议,其中就有“开办苗瑶简易学校”[2]38。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关于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表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各根据地出台具体措施,推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例如,1930年前后成立的广西左、右江民主政府提出:劳动人民子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创办了劳动小学、列宁小学、妇女识字班等,保障各族群众的教育权;1930年,湘鄂西苏区提出的《文化教育议案》指出:“要造成苏维埃社会基础,消灭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切危机和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以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苏维埃,都只有加紧文化教育工作。”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31年11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生产,必须建立完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1934年初,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强调:苏维埃政权保证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3.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着手进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1923年底,在李大钊、邓中夏等的帮助下,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李裕智、乌兰夫、多松年、佛鼎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传播革命刊物《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参加革命运动,后来他们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有组织、有计划的选派少数民族青年赴黄埔军校、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甚至派遣他们去苏联中山大学和第三国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办的党务大学深造或赴法国勤工俭学。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后,党积极吸收民族干部参与到根据地的管理中。《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2]831932年2月,党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强调:必须团结夷民中的先进青年,通过培训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以造就夷民自己的干部,为夷民的解放斗争做准备。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员会的信》针对内蒙民族问题,强调:“必须建立蒙民族的独立支部和小组……加强在这些组织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经常提拔与培养蒙古劳苦群众中的干部,健强支部与小组的生活”[1]234-235。这些政策的提出,使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落到了实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关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民族特点的体现,是各民族在特定生存环境下,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及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民族风俗习惯的理解并不深刻,仅从差异上把握,没有提出具体政策。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以及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增多,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复杂性日益显现。为此,党制定了专门的政策。

1.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民族压迫。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一次扩大执行会通过的《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描述了内蒙的斗争形势,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工作任务,并指出“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1]39。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指出:“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2]38。这实际上包含了汉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1928年秋,《中共满洲省委告满洲朝鲜农民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对朝鲜难民的无情剥削和摧残,列举了其“禁穿韩服,封锁学校,没收耕地,非法拘捕”等多项罪行,强调应尊重朝鲜族的服饰习惯,维护他们的一切权益。

2.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作为决策依据。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结论》提出:各地党组织必须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的调研,将其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参考。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在谈及“政纲问题”时,强调由于蒙古族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纯粹的封建统治制度”,“它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是特殊的”,因此,“必须按照当地情形,具体定出各种办法执行这一通告,发动内蒙群众拥护中国红军及苏维埃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的广大运动”。这些思想的提出,说明党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特殊重要性,要求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之下,加强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把民族风俗习惯政策贯穿于民族政策的始终。

(三)关于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中国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宗教信仰,宗教的影响力已渗透到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提出:“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1]10这里所说的“信仰”即宗教信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更多地接触、了解少数民族及其信仰状况后,依据革命形势与阶段任务,开始探索解决民族宗教问题。

1.政教分离,信仰自由。1923年6月,中共三大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强调指出:“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1]22。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解决西方宗教势力控制中国教育的重要政策,“绝对”二字,体现了党的坚定态度。193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强调:“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和反宗教宣传自由”[1]164。将信仰自由和反对宗教的自由并列而提出,是宗教政策的一种进步。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申明:“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强调苏维埃共和国对“一切宗教”都不提供任何保护及经费,“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才能许其存在”[1]208-209。至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信教与不信教者在法律面前平等。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如汉,满,回,藏,苗,黎以及高丽,安南等族),不分宗教的信仰,都是一律平等的看待。”[1]12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进一步强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1]166虽然受“左”错误的影响,中华苏维埃时期出现过将宗教人士归为剥削阶级而禁止其政治权利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不同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方针得到了确立,突显了党反对宗教特权与宗教歧视的根本立场。

3.没收教会土地给农民使用。1930年5月,《中国苏维埃的十大政纲》强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庙宇、教会、祠堂占有的土地与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使用,禁止土地买卖,租佃,典押制度,以肃清一切封建剥削并实行土地国有。”[3]11月,《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阐述了“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等具体措施。此外,广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根据当地实际,提出“没收一切祠堂、庙宇地产及其他公产、官荒或产生的荒地、沙田”。上述宗教土地政策是在土地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与阶级色彩,这种“没收”的方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四)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21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各民族语言平等,反对任何语言特权”的思想,既重视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又提倡运用民族语言文字,制定且实施了相关政策。

1.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强调:苏维埃政府扶助“弱小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保护、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作为纲领纳入宪法中,为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1934年4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重申了这一方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也出台了具体政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2.运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利用民族语言开展宣传工作。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在其他民族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2]48。1930年11月5日,《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内蒙各级党组织,应“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出版汉蒙两种定期刊物”[1]141。二是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族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31年11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苏维埃政府应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的编辑馆、印刷局,要求在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办公。为了更好地组织朝鲜族的革命运动,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少数民族部,还设立了翻译科,强调“它的任务,是把省委各种文件和省委的学报,完全译成韩文印发出去”[2]67,并给与经费上的支持。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特点

(一)融入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其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并将民族平等作为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承认和坚持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着力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主张是彻底的,也是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位的,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平等。虽然这一时期党还未提出“民族文化平等”的概念,但是党的民族文化平等思想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之中。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采取的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措施,无一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平等的追求和对民族文化权利的维护,这与历代君王、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所推行的文化同化、文化压制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制定的民族文化政策,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要求,而且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各民族人民谋利益的党,是能够领导中国各民族解放事业的党,从而愿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初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1921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在发展上具有明显规律性:土地革命以前,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更多地是宏观性政策;而土地革命开始后,少数民族文化政策逐步转向具体化、多样化。从政策类型的转变,可以清楚地发现,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族群众有了更为直接地接触后,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调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民族文化政策。比如:《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针对当地苗族、瑶族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提出了“开办苗瑶简易学校”的政策;《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根据蒙古族宗教信仰较广泛的特点,积极宣传“政教完全分立,信教自由”的主张;《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决议案》依据黔东地区苗族文化的深远影响,提出“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些发展苗族的文化”的措施,都是民族文化政策与民族地区实际结合的典型。正是在实践与认识的不断往复中,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自主性、针对性明显增强,逐步摆脱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走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文化政策的发展轨迹与党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

(三)存在一定的不成熟

从建党到长征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党民族文化工作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制定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幼年时期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党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较大。比如: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政策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既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信仰,都是一律平等的看待”[1]122,又强调“因为一切宗教服务人(僧、道、牧师等)都是统治阶级迷惑工农群众的工具,所以必须剥夺其选举权以被选举权”[1]124。在没有对宗教人士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加以全盘否定,难免将一部分宗教界人士推向敌对的位置。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基本概念的认识上还不甚清晰。比如: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定义比较模糊,常常把迷信与宗教混为一谈。当然,这种不成熟只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性的一种体现,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主要方面是进步的,也是基本符合各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从无到有,反映了党解决少数民族文化问题的探索过程,体现了实践对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的推动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还不够成熟,但是在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拓展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迈出了因地制宜制定与实施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步伐,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

[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83.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19.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计划篇2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从无到有,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文化政策,内容涵盖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但同时由于经验的不足和对苏联模式的照搬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民族政策的制定上走了弯路。

【关键词】民族自决;民族团结;平等

1、中共早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探索,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如何处理中国复杂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不久的时候就面临着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当时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不够成熟,所以党初期的民族政策具有明显的苏联痕迹,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民族自决”的思想。

2、中共早期所制定的民族政策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明确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自决”、“自治”、“民主自治邦”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特别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再次明确提出: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国本部”的关系,“由该地民族自决”。在地域上出蒙古、西藏、回疆外增加了青海。1928年党的六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口号里面明确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在中央苏区,还通过立法形式把“民族自决”予以肯定。这样“民族自决”就成为党早期关于民族政策的主要的主张,以至于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由此可知,中共在创建之初,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建国形式上主张采用邦联制,在民族关系上主张自决,建立联邦制共和国。

2.1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

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阐明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方针。土地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立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中共在建党初期就在《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7年11月,《土地问题党纲草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的具体目标。同时在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提出了“开办苗瑶简易学校”,1930年前后成立的广西左、右江民主政府提出:劳动人民子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创办了劳动小学、列宁小学、妇女识字班等,保障各族群众的教育权;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31年11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生产,必须建立完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1934年初,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强调:苏维埃政权保证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中共也在早期进行了探索。1923年底,在李大钊、邓中夏等的帮助下,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李裕智、乌兰夫、多松年、佛鼎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传播革命刊物《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参加革命运动,后来他们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有组织、有计划的选派少数民族青年赴黄埔军校、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甚至派遣他们去苏联中山大学和第三国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办的党务大学深造或赴法国勤工俭学。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后,党积极吸收民族干部参与到根据地的管理中。《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的反对一切大汉族主义的倾向。”1932年2月,党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强调:必须团结夷民中的先进青年,通过培训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以造就夷民自己的干部,为夷民的解放斗争做准备。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员会的信》针对内蒙民族问题,强调:“必须建立蒙民族的独立支部和小组……加强在这些组织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经常提拔与培养蒙古劳苦群众中的干部,健强支部与小组的生活”。

2.2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民族风俗习惯的理解并不深刻,仅从差异上把握,没有提出具体政策。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以及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增多,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复杂性日益显现。为此,党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一次扩大执行会通过的《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指出“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它特点”。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指出:“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这实际上包含了汉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这些政策的制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民族压迫的主张。

同时,中共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了大量的调查作为决策依据。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结论》提出:各地党组织必须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的调研,将其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参考。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在谈及“政纲问题”时,强调由于蒙古族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纯粹的封建统治制度”,“它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是特殊的”,因此,“必须按照当地情形,具体定出各种办法执行这一通告,发动内蒙群众拥护中国红军及苏维埃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的广大运动”。这些思想的提出说明党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特殊重要性,要求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之下,加强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把民族风俗习惯政策贯穿于民族政策的始终。

2.3关于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

在关于少数民族宗教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主要提出一下方针:第一,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将信仰自由和反对宗教的自由并列而提出,是宗教政策的一种进步。第二,信教与不信教者在法律面前平等突显了党反对宗教特权与宗教歧视的根本立场。第三,没收教会土地给农民使用。宗教土地政策是在土地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与阶级色彩,这种“没收”的方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2.4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21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各民族语言平等,反对任何语言特权”的思想,既重视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又提倡运用民族语言文字,制定且实施了相关政策: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强调:苏维埃政府扶助“弱小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保护、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作为纲领纳入宪法中,为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1934年4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重申了这一方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也出台了具体政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其次是大力推广运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在其他民族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1930年11月5日,《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内蒙各级党组织,应“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出版汉蒙两种定期刊物”。1931年11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苏维埃政府应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的编辑馆、印刷局,要求在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办公。这些政策的制定在对少数民族文字保护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的特点

3.1融入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其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既承认和坚持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着力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主张是彻底的,也是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位的,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平等。党的民族文化平等思想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采取的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措施,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平等的追求和对民族文化权利的维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制定的民族文化政策,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要求,而且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各民族人民谋利益的党,是能够领导中国各民族解放事业的党。

3.2初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1921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在发展上具有明显规律性:由土地革命前的宏观性政策向土地革命开始后的具体化、多样化政策转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族群众有了更为直接地接触后,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民族文化政策。比如:《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提出了“开办苗瑶简易学校”的政策;《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根据蒙古族宗教信仰较广泛的特点,积极宣传“政教完全分立,信教自由”的主张;《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决议案》提出“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些发展苗族的文化”的措施,都是民族文化政策与民族地区实际结合的典型。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自主性、针对性明显增强,逐步摆脱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走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3.3存在一定的不成熟

建党初期是党民族文化工作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制定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初期党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较大,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有着较多矛盾的地方。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基本概念的认识上还不甚清晰。常常把迷信与宗教混为一谈。当然,这种不成熟只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期的一种体现,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主要方面是进步的,也是基本符合各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从无到有,反映了党解决少数民族文化问题的探索过程,体现了实践对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的推动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还不够成熟,但是在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拓展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迈出了因地制宜制定与实施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步伐,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陈梧桐.《中国民族关系史讲稿》

[2]范文澜.中国通史[M].人民出版社,1978.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计划篇3

年,我局领导班子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市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工作,不断拓展工作新领域,开拓工作新思路,把为大局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夯实基础,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一、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

一是认真制定工作计划。我根据全市党建工作会议有关精神,认真制定了我局的党建工作计划,落实了目标责任制。先后制定了各季度《全局系统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党建工作计划”、宣传思想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纪检工作计划》、《信访工作计划》、《普法工作计划》、《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双争’活动方案》、《统一战线工作计划》,制定了《关于在‘两节’期间开展党员教育培训、服务基层党员群众、文化‘三下乡’活动方案》、落实了平安创建活动目标责任书,加强工会工作,落实了工会工作目标。加强了老干部工作。一名同志在全市“创先争优”活动中,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文化馆党支部评为优秀党支部。

二是认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市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中,我局以“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努力打造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城”为主线、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改善文化体育设施上水平、服务发展作表率”为中心,以“节庆文化活动”和“文化惠民活动”为载体。实现着力解决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办好惠民实事的总体目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措施,为全面开展特色学习实践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市学习实践活动启动后,我局党委着手组建活动领导小组,抽调人员专门从事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精心谋划活动方案,并从实际出发,针对各支部实际情况,做好分类指导,确定了班子成员联系对象。我们制定活动具体推进表,对每个环节提出明确要求。学习培训上,通过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抓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各支部两个层次的学习,要求学习时间不少于30课时。在调研上,各党委成员按照分工,结合实际,确定5个调研课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已完成调研报告5篇。思想讨论上,联系当前形势和我局实际,设定三个讨论专题,广泛开展“我为科学发展献一策”等活动,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卡、设立征求意见箱和座谈会,共征求意见77条,梳理问题5个,边议边改3项,为民办实事12件。党委还根据各支部工作实际,统一制做了材料夹100多个,进一步规范了学习实践活动的材料。到目前,党委对各支部学习实践活动进行检查三次。党委与基层支部的学习活动得到了整体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得到了市学习活动小组的肯定,并在全市介绍了经验。

三是抓好理论学习。党委根据市委宣传部理论学习提示的要求,制定了学习计划,明确了学习内容,认真组织以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活动。每个季度党委都下发理论学习提示,要求基层各单位按照宣传部提出来的理论学习内容认真组织学习。为了确保集中学习时间,局党委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每周五学习日制度和党委理论学习安排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参加学习,确保参学率。每名同志要做好学习笔记,认真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党委将不定期进行抽查。今年共检查两次,并对检查情况进行了及时通报。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热情有了较大的提高,局党委先后撰写了《依托学校、走体教结合培育人才之路》、《努力打造中国朝鲜族民族文化城——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等三篇理论文章,其三篇理论文章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

四是认真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局党委按照上级要求积极组织开展“三会一课”活动,先后组织了机关支部十二次党员大会,上党课四次,民主生活会两次。积极参加机关组织的学习会、民主生活会,积极参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讨论活动。每名机关干部都撰写两万多字的学习笔记。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上半年新发展了一名党员,预备党员转正一名,有两名职工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壮大了党员积极分子队伍。

五是深入开展联系群众活动。局党委深入包保的村屯调查了解情况,同贫困户座谈致富门路,先后为白金乡、开山屯镇光昭村送去科技图书900多册,在开展“三关心”、“三服务”及“双争”活动以来,我们共组织党员座谈会6次,参加人数达45人次,组织开展荣辱观教育4次,参加机关党员27人次。组织农村文化骨干和社区体育指导员培训2天,培训人数达25人。组织文化服务小分队深入15个农村建立图书分类目录,组织全系统职工到东盛涌镇仁化村帮助农民在雪中抢收玉米,受到督查室的通报表扬。

六是抓好综合治理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进一步发动基层各单位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文化”创建活动,同基层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促进齐抓共管局面的形成,为打造“平安文化”服务龙井“十一五”规划和“六项重点工作”,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扎实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制定了年普法工作计划,下发了十部法律法规资料,供基层单位学习使用,组织人员宣讲《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去年我局系统四个单位申报了市级精神文明单位,并通过了验收。

七是狠抓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我局所属76名党员中,离退休党员38名、在职38名,各支部及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支部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对非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力度,经考察培养,在今年发展一名新党员,一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有两名职工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壮大了党员积极分子队伍。调整充实了中层领导干部和人员,保证了各基层单位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队伍建设水平,树立良好队伍形象,增强构建和谐文化的能力,保证我局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了廉政风险点自查、分析、防范承诺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权力分解与风险点排查机制。

八是狠抓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入手狠抓各项制度建设,先后修定完善了《学习制度》、《请销假制度》、《考勤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促进队伍建设。

九是狠抓民族团结工作。我市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加强民族团结,是关各项事业的成败,去年在全市的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我局先后有一个单位被市委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有两名同志分别获得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和朝鲜语文工作先进个人。去年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市妇联下发文件(龙妇联发[年]1号),关于表彰“和谐家庭”(标兵)的决定。市博物馆金鲜花被评为“和谐家庭”标兵。龙井市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下发文件,我市图书馆少儿部被评为“巾帼文明岗”。受到表彰。

二、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一年来,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齐心协力,克服“等、靠”思想,树立“先干后要,干中争取”的新思维,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积极争取资金,使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已建设和完善三合镇和德新乡综合文化站,老头沟镇、东盛涌镇、智新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已进入前期准备阶段。二是争取资金,完善了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建设项目的设备和设施及15家农家书屋的建设和管理。争取价值达20.7万元的图书和音像制品,向全市14个行政村免费赠送。三是争取资金,完善了“龙井日本总领事馆-日帝侵华罪证展”的各项设施、服务和管理,于10月末向对外开放。四是投资30万元完成了龙井市海兰江综合健身馆收尾工程及内部设施安装、装饰。引进北京山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160万元资金,维护海兰江体育场东侧草坪运动场基础设施。五是完成了龙井市龙门街道和老头沟镇农民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工程,积极推进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不断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积极与州体育局沟通,争取了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延边赛区主场比赛和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的承办,使我市的方方面面带来不言而喻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认真做好群众文化工作。坚持“群众文化群众办,办好文化为群众”的指导思想,以农村文化建设为中心,活跃和繁荣群众文化生活为己任,进一步加大对社会文化的扶持、辅导力度,深入广泛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一是抓好群众文体活动基本阵地建设。以文化广场为中心,初步形成了的城乡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中心。举办乡镇、街道社区文化骨干培训班,使广大文化工作者具备文化工作能力,提高业务水平。建设12家农村文化大院,成为广大村民接受科技、组织文化娱乐活动、锻炼身体的综合性活动中心。二是广泛组织开展文艺演出活动。组织开展了庆建国60周年歌咏大赛等28场广场群众文艺活动及文化下乡活动60余场次。三是抓好艺术作品创作。组织开展了迎建国60周年全市文艺创作大赛,巩固创作队伍,提高创作水平,打造文化品牌。

2、抓好文物管理,文物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是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和发展。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农夫节、朝鲜族数千、百种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今年,龙井市北安小学的《背架舞》在全国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中获金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升级奠定了基础。二是积极开展田野实地调查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的输入,稳步推进第三次全国文物实地工作。此次文物复查行程1.8万多公里,已完成12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的普查,新发现13处、复查102处。

3、加强和完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图书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图书馆作为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基层文化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图书馆以突出抓好少儿和成人阅览室的工作为重点,利用学生假期开展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增强图书馆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举办第三届龙井读书节,积极开展文化惠民工程,为城市贫困老党员免费发放了借书证,并组织优惠购书活动,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充分发挥全市“知识窗口”的作用,为基层群众服务。送书下乡小分队先后深入边疆小镇,共送去图书2万余册、建村级文体活动室5个,指导村级图书室20余次。

4、抓文化市场治理和整顿,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协调发展。一是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和宣传,提高经营业主的法制观念。聘请10名由老干部组成的网吧义务监督员,动员全社会来关注和参与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达到政府与社会携手共管的良好局面。为强化市民的法律意识,营造建设法制政府的舆论氛围,举行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主体的宣传活动。为切实做好全市文化娱乐场所安全生产执法行动、治理行动、宣传教育行动,坚决预防和遏制群死群伤恶性事故的发生,举行了全市安全生产“三项行动”活动。二是国庆期间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了12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检查行动,确实起到了国庆期间全市网吧和文化娱乐场所稳定作用。三是大力整顿治理,进一步规范净化文化市场。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开展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行动、音像制品专项整治行动、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了网吧、电子游戏厅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经营行为,进一步净化学校周边娱乐场所环境。

5、活动与建设并举,体育工作成绩突出。年,我市的体育工作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提高人民健康素质为目的,注重活动与建设并举,积极借助州运会和省农运会之契机,着力提高体育服务能力和发展能力,加快“亲民、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步伐。一是以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为契机,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了我市的体育基础设施。二是为广泛调动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热情,为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提供充实的体育服务和参与体育的机会,举行了“中国体彩杯”龙井市全民健身万人长跑活动和庆祝全国首个“全民健身日”活动暨健身宣传活动。三是在龙井举行的延边州足球重点特色学校足球比赛中龙井实验小学获得冠军,这是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走体教结合的有宜偿试。四是龙井市体育学校举办龙井市第一届“体校杯”城乡校园足球联赛,有力地推动了校园足球的活跃,引发了更多青少年对足球的吸引力,对我市足球《新苗工程》注入了新鲜的力量,有力地推动延边州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三、加强重点工作的开展,形成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格局。

1、圆满完成梨花民俗旅游节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在年4月份及5月初,为圆满完成我局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全系统上下共同努力,组织创作人员深入社区、深入基层,发掘提炼素材,编创、排演一批反映和谐文化建设的文艺节目,与市其它部门配合,共同动员机关、学校、社区和部分企业1500多名群众演员,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排练,与延边歌舞团携手打造一台富有朝鲜族风情的“海兰江阿里郎”大型实景民俗演出,向来宾展示出一幅当代中国朝鲜族开拓、进取和幸福生活的民俗风情画卷,使第二届“梨花节”暨中国延边龙井梨花民俗旅游节获得圆满成功。并与延边州体育局,共同完成了延边州第十七届运动会项目中的环梨园公路自行车比赛和黄牛节朝鲜族摔跤比赛项目及朝鲜族特色的梨花树下荡秋千、跳板、画图等表演项目。

2、在延边州第十七届运动会上取得丰盛成果。为丰富全市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检阅我市四年来经济体育发展水平,展现龙井风采和精神风貌,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龙井市组队参加了年延边州第十七届运动会。龙井市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站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新时期举办第十七届州运会的重要意义,成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密切配合,通力合作,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度的竞技水平参加了州运会。在本届运动会上龙井市取得了总成绩第五名、金牌榜第六名的不佳成绩,但是在历届州运会中参加运动员最多、参加项目较全、阵容最大的一次,受到了州体育局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

3、认真承办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举世瞩目的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于9月17日至20日在龙井市海兰江体育场隆重举行。在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下,通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本届农运会办得非常圆满,办得十分成功,充分展示了新时期我省农民崭新精神风貌和良好体能素质,展示了延边和龙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崭新形象,提升了延边和龙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龙井市举办的全省综合性运动会,是龙井文化体育史上的一次庄严的里程碑,也是参加人数之多、参赛项目之丰富、技术水平之高、开幕式之隆重精彩的一届农运会。本届农运会突出了“延边朝鲜族民俗风情”特色,推进了区域之间的体育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先进体育文化在城乡的互动、传播和扩散。在本届农运会中,龙井市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主要承担着开幕式大型活动和整体竞赛活动。为圆满完成在本届农运会所承担的任务,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发扬“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事在人为、负重奋进,众志成城、敢创一流”的精神,从场馆布置到赛事安排,从开幕式到闭幕式,整个运动会组织严密、服务周到、设施优良、比赛精彩,赢得了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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