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研究范文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3］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经济日报，2005，（4）.

［4］张意翔.建设循环经济实现新型工业化［J］.特区经济，2005.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2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 经济发展 推动作用

前言：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劳动的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悠久，并且与较多的经济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经济学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源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2]常永智.经济区域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13.

[3]张新明.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要素分析及上海张江高新区实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3

1 初创时期的人口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人口经济学刚刚在国内兴起。由于处于初创时期，学界多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对人口经济的理论研究为主，注重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结构体系等。吴忠观（1981）在对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与人口变动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王向明（1982）更是直接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做出了解释，认为在中国应要高度重视两种生产之间协调性的调整。张国平（1984）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角度，谈论了人口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张文贤（1985）从人口投资与物质投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将人口投资区分为积极的人口投资和消极的人口投资。彭松建（1987）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做出了总结。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参考文献 

[1]吴忠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J].西北人口，1981，（3）：41-47. 

[2]王向明.两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内容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最基本的比例、更高层次的比例[J].人口研究，1982，（2）：27-28. 

[3]张国平.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问题[J].学习与探索，1984，（4）：101-104. 

[4]张文贤.人口投资·物质投资·智力投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6-10. 

[5]彭松建.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J].人口与经济，1987，（5）：55-61. 

[6]李建军.我国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2，（5）：6-9. 

[7]李涌平.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5，（5）：35-39. 

[8]宋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6，（5）：13-22. 

[9]郭志仪，卢平.人口因素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经济管理研究，1997，（2）：32-34. 

[10]姜向群.对老年期价值变化的人口经济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7（4）：1-8. 

[11]陈楠，林宗坚.人口总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力学研究[J].测绘科学，2006，31（4）：14-16. 

[12]张新平.循环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理性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2008，（9）：27-31. 

[13]李通屏，郭熙保.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与实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6）：20-28.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4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理论；危机；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发展经济学理论面临的危机分析

经济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其发展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围绕发展这一核心，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由此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领域。但是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产生至今，发展经济学理论大致经历了两次理论危机，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两次危机出现的具体背景进行分析。

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是正处于二战后，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处于战后破败不堪的情况下，当时有一批经济学家希望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提并论的新型经济理论，即后来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思路”。他们希望能将这一新思路应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去，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注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僵化、发展失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结合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尚处于殖民统治下没有解放出来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衡的问题都归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生产为主等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的主张，推行“唯工业化”、“唯资本化”以及“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这些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恢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使得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当时盛极一时。

紧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出现了。第二次危机的出现，给经济学家们带来了真正的问题，一大批经济学家陷入到了对发展经济学发展前景的担忧，他们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就要结束了。这些负面消极的思想直接导致他们总是在发展经济学的体系和解决途径上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两者虽然都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主要致力于发现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的矛盾，但是由于方法的偏颇使其适应性较窄，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理论虽然批判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弊端，但是由于其无法提出确定的发展政策，自身也难以继续发展。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 ， 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三、结语

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参考文献：

[1]钟超.论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危机与新发展[J].湖北农学院学报，2003，10（23）.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Abstract:TheFifth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a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five coordinate developments，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which are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一、发展评价的理论

对发展水平与进程进行评价既是对过去发展成就、发展的得失的总结，也是对当前发展道路、发展起点的选择与判断。关于发展阶段的评价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以结构差异为依据的发展阶段评价，二是从要素贡献角度分析的发展阶段评价。前者以钱纳里为代表，后者以库兹涅茨和丹尼森为代表。钱纳里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据战后20年间101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的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上的一般变化规律，以人均GDP为纲，将经济发展分成9个阶段，考察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在10个方面体现出的变化[1]。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这些国家的总产值不断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的部门结构的变动趋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测算，发现在美国国民产出相当多的部分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解释，丹尼森的解释是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知识进步[2]。

通过发展成就来评价发展水平是当前广泛使用的发展评价方法，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通过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在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体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国的发展水平，这是目前为止衡量发展水平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指数之一;世界发展指标是世行每年发展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世界概览、人口、环境、经济、政府和市场及全球联系6大类，近千项指标[2]。中科院现代化指标体系由中科院何传启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中提出，其现代化评价模型的基础是英格尔斯现代化10项指标，再加上三类文明发展指标(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分别衡量一个国家知识生产能力、国家知识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测试知识应用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何传启评价模型为评价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合作开发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是与发展评价相关的又一项广为人知的评价方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兴未艾，各国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和实践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评价研究也倍受关注，基本形成了复合指标与多指标或指标体系两类评价方法。尽管各类评价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但是指标与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具体关系和联系、指标的权重、指标的阈值、综合评价方法一直是评价的核心和难点[2]。

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理念达成共识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重点一直在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有:

1.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的体系。典型代表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统计局(UNSTAT)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联合国可持续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统”的概念模型和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议程》的内容设计而成，体系由25个子系统、142个指标构成，是目前较有影响且得到广泛应用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工具[4]。UNCSD的体系比较适合于环境受到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描述，但对于社会和经济指标重视程度不够，其指标数目也过多，层次、粗细分解不均，压力指标和状态指标之间差异模糊，指标权属的不确定性明显[5，6]。

联合国统计局(UNSTAT)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FISD遵循“压力-状态”体系的思路建立，即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应于“压力”，影响、效果与存量及背景条件对应于“状态”，影响与响应对应于“响应”。该体系共31个指标，与CSD指标体系不同的是，FISD指标不是依环境因素或将环境成分作为划分依据，而是以《21世纪议程》中的主题章节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指标进行分类。该体系的缺陷是选择的指标数目多于前者，在分类或指标属性上表现得较为混乱[4，5，7]。

2.综合指数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针对CSD和FISD两种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选取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共25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采用无量纲化和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该体系根据指标的当前值和今后可持续发展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值之间的差距给予各自的权重，即对于那些当前值和可持续目标值差距较大的指标给予较大的权重，这就需要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意见上的一致为前提。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意见存在着差异，该指标体系简单明了，易于认识和掌握，但评价中指标权重的确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5]。

3.以价值核算为前提的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净财富流量的指标体系如绿色GNP、基于财富存量指标体系即“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等。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绿色GNP体系，其思路是就资源、环境对原GNP指标(也包括GDP和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进行修正。基本做法是从原GNP指标中减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国家财富”指标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以“收入”为中心的做法，而以“财富”作为出发点，从考察实际财富以及可持续能力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这一宗旨出发，将可持续发展指标分为四个要素，即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首次将无形资本纳入可持续发展评价要素之内。该体系的优点是赋予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内涵，并利用“储蓄率”的概念对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动态的表达。该类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在理论上是否一切资源环境要素都可以价值化尚有争议;二是即使可以对资源环境进行价值量化，在技术上也很复杂和困难[4，5]。

4.基于“能值”理论的指标体系(ESIISDI)。能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分别用能值产出率((EYR)环境负载率((ELR)、能值交换率((EER)来衡量系统产出效率、系统过程的环境影响、系统的交换效益。能值分析将能量分析方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丰富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1997年美国生态学家Brown 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 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续指标ESI，初步填补了能值理论中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综合评价指标的空缺，在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值评价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学者陆宏芳等人针对ESI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能流、物流和货币流进行综合分析，将系统社会经济效益作为分子、环境压力作为分母拓展构建了与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综合指标((SDI)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SDI值越高，意味着单位环境压力下的社会经济效益越高，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文发展指标体系(HDI)、道夫尼尔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Daly-Cobb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指标(WMDS)，Cobb等的真实发展指标(GPI)等，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ackernagel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Dal和Cobb 1998年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Prescott-Allen 1995年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模型、荷兰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续评价模型均为可持续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4，5，8]。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跟踪国际相关研究的动向，1985年马世骏院士参与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宣言书《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起草，1994年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度(DSD)指标体系，采用资源丰度、经济强度、社会稳定性、环境忍耐性和决策合理性等5个指标来衡量可持续发展[10]。赵景柱于1995年综合考虑世代的连续性、重叠性以及人类的生育年龄和工作年龄等因素，构造了时间跨度为30年的世代持续发展评价指标[11]。1996年毛汉英以山东省为例设计出4个系统层共计90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层面评价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水平[12]。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实验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和42个指标层。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举了重点指标，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13]。1998年郝晓辉提出了由社会(含23个指标)、经济(含18个指标)、资源(含6个指标)、环境(含20个指标)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4]。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共计83个指标。王铮等2004年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思想是按照资源、环境、增长、社会公平四维展开，每一维的测度都与新经济增长模型联系起来[15]。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见的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评价体系。朱庆芳2005年曾用38个指标组成指标体系评价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16]。胡学锋2004年用科学发展观对小康社会的评价体系进行了修订(36项指标)[17]。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提出了5大综合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18]。《领导决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与科学发展观相应的政绩评价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19]。

三、发展评价方法

根据指标权重赋权方法的不同可以将现有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分为两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1.基于主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状况，来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情况[20];姚天祥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汽车运输企业市场的竞争能力进行了评价[21];刘建翠(2005)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指标体系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2];刘亚臣等(2008)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几个典型省份的城镇化进行评价[23]。此类研究人为影响因素大，说服力不强。

2.基于客观赋权的综合评价方法。王大虎等将主成分分析法应用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对河北省11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24];王艳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陕西省的经济状况[25];陈玉娟等将熵值法应用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中，并将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成经济、社会、环境和支撑四个子系统，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26];杜心灵等(2007)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小康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27]。朱顺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城镇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8]。闫文周(2005)应用熵权方法对我国的小康发展水平进行评价[29]。此类研究对结果成因和评价过程的经济学解释说服力不强，其确定的指标权重也可能与其实际的重要程度产生较大的偏差，从而影响评价的准确性。

四、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思路

1.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一，补充和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进步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等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指标，改变现有研究指标残缺不全的现状，完善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集。第二，进行科学的指标筛选。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转，对海选后的指标进行筛选，筛选出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三，利用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合理的分层。采用Fisher聚类分析对筛选出的指标进行逻辑分层，构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利用地区差异系数，保证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应用Topsis、距离函数确定绿色GDP、人均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地区差异系数，量化不同地区在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区域差异。解决以往在不同地区的评价中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的问题。

3.采用循环修正的思路，构建评价方法体系。第一，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例如，用模糊聚类、AHP、灰色评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第二，一致性检验。利用Sperman等级相关系数，对上述方法得到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第三，评价结果的循环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对通过一致性检验的评价结果进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解决不同方法的评价结果相互矛盾的问题，提高评价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应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转法对已获取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确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因素，弥补现有研究判定评价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响因素的精确度，有利于评价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5.根据不同指标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标的特征，选用不同的评分方法对不同的指标进行评分。可解决现有研究忽视评价指标个体差异所导致的综合评价结果失真问题，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提供新思路。

6.构建评价结果与改进措施相对应的评价机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找出评价对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促进评价对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结论

建立一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应用价值，一是可以比较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年份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年份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同时找出导致发展比较差的年份的原因，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针对性建议，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比较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例如，比较深圳、大连、西安等副省级城市或某一个省的各地级市某一年的发展状况。根据不同地区评价结果的对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响评价结果的主要因素，归纳出发展最好地区所采用的经验、措施及方法，同时找出导致地区发展较差的原因，并将评价结果及改进措施抄送给有关政府部门，为城市的宏观决策提供思路及针对性建议。

参考文献

[1] (美)霍利斯钱纳里，莫尔塞斯塞尔奎.发展的格局:1950-1970[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204-230.

[2]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134-152.

[3] 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8-132.

[4] 张林英，周永章，杨国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简评[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5):50-62.

[5] 叶文虎，仝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3):34-46.

[6] UN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 Methodologies，New York:UN，1996(6):56-74.

[7]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230-248.

[8] H.T. Odum，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Energy and E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M].NewYork:Wilev，1996:48-56.

[9] Wackernagel M，Rees W E，Perceptu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to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Economics from a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J].Ecological Economics，1997(20):28-36.

[10]牛文元.可持续发展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146-154.

[11]赵景柱.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理论研究[J].生态学报，1995(3):50-62.

[12]毛汉英.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论[J].地理研究，1996(4):38-46.

[13]谢洪礼.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述评[J].统计研究，1999(2):18-24.

[14]郝晓辉.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探讨[J].科技导报，1998(2):74-78.

[15]王铮.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指标体系与科学发展观[J].地理教育，2005(3):64-70.

[16]朱庆芳.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05(8):32-38.

[17]胡学锋.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J].南方经济，2004(7):54-62.

[18]张法一.政府绩效评估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J].理论新探，2005(5):38-44.

[19]田藏.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考核指标体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5):22-30.

[20]夏水春，夏世斌，王芳.基于AHP方法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J].商场现代化，2006(16):301-302.

[21]姚天祥.汽车运输企业市场竞争能力评价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2007.

[22]刘建翠.全面小康社会的综合评价与国际比较[J].中国青年科技，2005(1):48-52.

[23]刘亚臣，常春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城镇化水平模糊综合评价[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08，24(1):132-136.

[24]王大虎，李建磊，金浩.主成分分析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0(6):721-725.

[25]王艳平.用因子分析法分析陕西省的经济状况[J].财经界(下半月刊)，2006(2):299-300.

[26]陈玉娟，查奇芬，黎晓兰.熵值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中的应用[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3):88-92.

[27]杜心灵，赵彦云.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7(12):61-64.

[28]朱顺全.我国城镇居民小康水平评价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6(3):35-37.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6

关键词：中外药物经济学 研究 发展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2.557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2-0375-01

1 药物经济学的评价及其方法研究

1.1 成本分析。成本分析仅关注投入成本，可以为总体医疗费用的控制和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基本信息。

1.2 成本-效益分析。将药物治疗的成本与所产生的效益归化为以货币为单位的数字，用以评估药物治疗方案的经济性。

1.3 成本-效果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的差异在于，药物治疗的效果不亦货币为单位表示，而是用其他量化的方法表达治疗目的，如延长患者生命时间等。

1.4 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更细化的成本效果分析，它不仅关注药物治疗的直接效果，同时关注药物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着重与分析医疗成本与患者生活质量提升的关系

1.5 最小成本分析。用于两种或多种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虽然只对成本进行量化分析但也需要考虑效果，这是最小成本分析与成本分析的区别。

应用领域：

（1）药品定价通过对新药和已上市同类药品的经济学评价研究，制药厂家可以战略性地确定新药的价格范围，这是药物开发过程中很重要的内部战略研究。

（2）药物补偿或共付水平除了英国有国家医疗服务体制补偿几乎所有的上市药品以外，大多数欧洲国家或者指定药品报销范围，或者对不同种类药品采用不同的共付水平，或者是采用参考定价体系来限制药品的公共补偿。

（3）制定医院用药目录或诊疗常规很多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各个独立的医疗服务决策者（包括地方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医师）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

（4）促进合理用药药物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合理用药，有效利用药品资源，药品合理使用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使病人获得临床需要的药物，采用满足个人需要的剂量，服用适当的期限，并具有最低的成本。

（5）控制药品费用随着经济和人口增长，疾病谱改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医疗高新技术和新药被广泛地使用，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费用的急剧增长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政府的关注。

2 药物经济学与医疗保险管理

由于医保涉及医院，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和参保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加之医疗服务也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医疗服务由第三方付费等原因，给医疗管理带来很大难度。药物经济学和医疗保险是紧密相连的，包括药物经济与药品补偿政策的制定，自由定价体系，以及偿付标准定价体系与参考价格体系，经济学评价体系。下面是各国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制定：

澳洲：自1993年起，澳洲的制药企业想要使申请产品用过药物利益计划进入报销目录时，必须提供药物经济学的评价结果。对于研究方法，政府提倡用成本-效果分析，政府部门参考专家意见，公布认可的健康指标及成本-效果比值。

加拿大：由安大略省最先制定药品报销管理的法规，此后加拿大卫生技术评估合作办公室建立起一套整体指南。

美国：美国是不同卫生服务者体系，要求制药企业根据不同指南的需求提供药品药物经济学数据，以后获得进入不同保险组织的《报销目录》的机会。

德国：范围十分广大，导致报销费用支出过于庞大。

荷兰：荷兰健康体系是由政府管理和社会健康保险与私人商业健康保险共存的一个保险体系。

3 我国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和启示

药物经济学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与卫生经济学的评价方法基本相同，即成本最小化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20多年来保持快速发展的制药业，2006年进入了冰河期。8月28日，发改委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医药业运行报告提到，行业利润同比增幅降低10.6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点，全国12大工业行业中列倒数第二。上半年约30%的制药企业出现亏损，22家中国重点药企中只有十家保持利润增长，11家降低，1家亏损。

4 战略转型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加速。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者占总人口的10%。专家预计：今后50年，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到204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达到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约26%。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将给制药业提供强劲的用药需求增长其次，我国经济发展很快，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药品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形态、消费方式变化，导致慢性病发病率提高，比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癌症、肥胖等，将直接带动药品市场的扩大。第三，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推进“医改”。现在版本很多，但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保健体系，已成为决策层的共识。而且从我国经济的纵深发展来说，如果不能解决基本医疗问题，刺激内需无从谈起，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这次中央建立医保体系的决心，是不应怀疑的。以前药品市场主要针对一亿多医保人群的市场，从一亿人的市场，扩展到13亿人的市场，市场无疑会成倍上升。第四，虽然传统的化学制药发展减速了，但是中药对于慢性病的特殊作用，还有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快速，给制药业提供了新增长点。这几年，中药和生物药品在中国增长很快，并没有受到行业调整影响。

（1）把品牌建设作为营销管理的核心。转型时期的国内医药市场，迫切需要真正具备实力的主导品牌出现。在家电行业，海尔以品牌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医药行业同样呼唤类似“海尔”的本土品牌涌现。我们深信营销观念的转变将使一些优秀企业尘封已久的品牌重视辉煌。

（2）把品牌建设作为先导。医药企业的品牌建设应该以产品品牌的培育作为先导，通过诸多产品品牌的建立来提升企业品牌的整体形象，即所谓的“单品牌谐振效应”；同时产品品牌的培育要以企业品牌作为基础。品牌建设的目标是企业主品牌统领下的多元产品品牌的互动偕进，共同提升。

（3）品牌建设是一个企业发展永恒的话题。无论单一产品品牌的培育抑或企业主品牌的建设，都不宜追求“轰动效应”，而应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通过选择严肃媒体以及公共关系运作的谐同配合，弘扬稳健的企业形象，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

参考文献

[1] 姚宏.《国际药物经济学研究与发展》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学；革新

一、引言

二十一世纪，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全面发展，我国的金融行业也开始逐步向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形式过渡，并取得了骄人成绩。互联网金融，相比于传统金融服务，其形式明显较为多样，主要有借助于智能手机的第三方支付和借助于互联网平台的网上银行和互联网众筹等等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全面发展，既完成了资金从储蓄者到融资者手中的转移这一最基本的功能，又满足了社会的日渐信息化对交易的高效性和时效性的要求。从事实来看[1]，我国的金融业向互联网金融的全面过渡已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而愈演愈烈，我们可以大胆断定，短期内我国将进入全面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到，互联网金融的全面发展不仅仅依靠于而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新时代背景下对我国的互联网业态进行经济学理论层面的解读。从经济学原理层面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是对我国未来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合理分析和预测，具有显著的效果。

二、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最基础部分还是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技术只是其外壳，根据业界几个标志性事件和产品的推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1997年，中国招商银行率先推出了中国第一家网上银行，以此为标志，代表着第一阶段的来临，这一阶段持续了一年左右，各大银行相继推出自己的网上银行，代表着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正式开始。第二阶段则是1999~2012年。在这一阶段内，各大传统金融机构相继加入市场，积极拓宽在线业务，其中具有代表性是第一家通过中国金融认证中心认证的银行中信银行和规模较大的工商银行。同期，当时的电子商务企业主要从事的是互联网销售业务，并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互联网金融。之后的2013年，余额宝推出，才证明了我国新时代互联网金融的全面发展。

三、经济学优势理论分析

（一）规模经济理论。从上述分析着手，首先需要引入规模经济理论。规模经济分析，即从供需总量着手的，对整个经济体的内生机理进行分析的一套理论。其主要分为供给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两个部分。本理论在双方的体现并无较大区别，当经济体的规模增加时，为了维持其运行而使用的内部成本会随之下降。其中蕴含的机理包括了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和经济主题消费能力的全面提升，多重刺激造成了这一内生性较强的结果。从实际上来看，在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中，用户量的不断增加，使得金融行业内对扩大规模和提升生产效率的要求有了显著增加，从而继续刺激整个行业的发展。同时，供给方规模经济与互联网的融合，使得信息技术本身这种要素对于传统经济中的资本与劳动要素有着更加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特点也是金融产业直接打破现有传统经济藩篱的一大体现，这一理论也作为直接指导，对现实发展进行表征。需求方规模经济，与供给方规模经济相反，主要存在于市场体的外部，主要例子有余额宝等P2P基金。这一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特性十分明显，在其问世初期，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所以其价值不甚明显，但其具有较高收益的特点，在吸收到广泛用户，规模经济效应大幅度提升的时候，就将带来一个用户和厂商之间的刺激性正反馈效应。在跨过这一临界位置之时，需求方整体所表现出来的高强度边际效用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二）长尾经济理论。长尾经济理论在2004年由经济学家Anderson开创[3]，其主要内容为：一个经济体为了满足更大的获利需求，可以利用成本优势打开利好市场，造成共同市场份额对主流产品市场份额的超越。也就是说，原先所认为的冷门产品可以通过合理运作变为主要盈利产品。这一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注重产品品种的多样性，并通过协同手段降低共同运作成本。通俗而言，在这一理论的范畴内，大体市场的相对冷门产品具有一跃而起成为龙头的可能性。将该理论嵌套到互联网金融业，明显，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之初，相对于传统金融行业，就是居于产业链长尾的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互联网金融不断催生出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产品和服务，反过来对行业造成了正向的影响，提升了目下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进入媒介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比较普遍的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等，提升了手续的简便性，使得微小体量业务的规模化成为可能，充分发挥了长尾经济理论的正向影响。（三）范围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可以看作是对规模经济理论的一种补足，如果将规模经济理论的相关分析看作是经济体内部的纵向比较，那么范围经济理论就是一种横向的比较方式。本理论的核心在于，在同一供给方内，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品种的多样性越高，其运营的总成本越低。将这一理论嵌套到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来，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十分浅显易懂，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极大的丰富了而今金融行业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其范围经济效应明显。同时，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成本相对于普通金融形式有明显的降低，这也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平均运营成本。

四、经济学劣势理论分析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将会发现如今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必须要面临的各类挑战。首先引入信息经济学中最经典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其主要内容为，经济运行的重点是各类经济信息，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对信息的博弈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信任风险。信任风险的直接来源是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一般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在线上直接进行，随着技术的发展，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手段隐藏自己的身份或创造仅仅对己方有利的信息，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同时，互联网金融由于仍属于不够完善的发展期，没有权威第三方机构对其业务作出安全评估和效率分析，这将造成信任风险的难以解决，对此，必须要设立合理全面的征信体系。除了这一点，必须要引入经济学理论中的搜寻理论[4]。考虑到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所带来的搜索前置和价格离散情况，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不是均衡分布的，这也造成了不同定价情况所导致的厂商恶性竞争情况难以完全解决，值得进一步关注。公共物品角度：公共物品，不同于主要参与市场交易的私有物品，在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意指如果某一个消费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承担了一部分成本，他依旧无法排除或者组织他人消费这种公共物品。非竞争性意指某一个消费者在免费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他并不会对他人消费这种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服务业不应该是完完全全的私有产品，而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被广泛使用，但对于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容易引发“公地悲剧”，这也是必须进一步被约束的成分。

五、结论

互联网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发展推动着改革的前行，综合了机遇和挑战，具有无量的发展前景。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未来，需要政府和市场统合作用，排除一系列复杂的阻碍因素，才能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才能在市场机制中，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月霞.网上金融与安全构筑[J].海南金融,1999,(07):19-22.[2017-09-27].

[2]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2017-09-27].

[3]唐海军,李非.长尾理论研究现状综述及展望[J].现代管理科学,2009,(03):40-42.[2017-09-27].

[4]狄卫平,梁洪泽.网络金融研究[J].金融研究,2000,(11):27-33.[2017-09-27].作者简介：许卓同，济宁一中。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8

一、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

WTO是一个以市场为走向的，提倡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 通过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来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的基本法律框架正是反映了这一价值趋向。从总体上看，WTO规则最直接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政府直接或间接采取一些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WTO的四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以及它的五项功能-促进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运作、为已涉及的议题提供谈判场所、执行争端解决的谅解、执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世界银行和IFM合作达到全球经济政策决策的进一步融合。这些原则和功能首先提供了其对成员国的制度性安排框架和范围；其次，WTO体制中各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或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领域的制度性要求。如：依WTO的规则体系，任何政策均可能被一个成员作为废弃或损害市场准入的承诺而对之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准自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任何一方均无法阻止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通过，从而导致要么自行修改与WTO规则不一致的国内措施，要么面临赔偿性措施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以后，中国现有的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将会受到巨大挑战。根据我们已经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甚至是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醒д卟湃衔肮孛匙苄ǖ墓嬖蚴嵌晕夜χ匦露ㄎ坏姆晌募盵3].

加入WTO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法研究的角度，我们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经济行为范围、手段和方式的转变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赋予市场主体自由的选择权与自决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在市场机制下自由贸易。这一原则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经济行为的范围和手段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管制的方式和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范围。比如按WTO的要求，成员国的企业凡是注册登记后，除了有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权以外，都享有进出口的权利。而我国现在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除了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只有一些重点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过国家批准有进出口权。同样，在进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上，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非关税控制，包括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这些做法不仅违反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现在，我国已作出承诺，外贸经营权要由审批制变为登记制，同时改革不规范的进口行政管理措施。同时，政府经济行为除采用传统的直接管制、命令与服从手段外，亦需采用一些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柔性而非强制性的手段，如指导、契约、计划（指导性、非约束性计划）、预警、服务等，让市场主体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二）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必然会给市场主体的贸易活动及其结果带来影响，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因此， WTO对程序和透明度的要求非常高，它不仅确立了以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的原则，而且有相当多的关于程序的具体规定，如知识产权保护、许可证的发放、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政府行使经济管理权必须遵循既定的程序，并公开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这一方面可以控制政府经济行为，解决权力过程的失控问题，防止政府经济行为对贸易主体经济利益的侵害，即使是有损害后果发生，也给受害主体提供补救的渠道；另一方面，贸易主体可以合理预测政府经济行为对自身利益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便作出有利的经济决策。而在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与透明度都十分有限，这将是更大的挑战。

政府经济行为中最为大量和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制定和具有普遍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进行管制。而目前可能扭曲市场功能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红头文件”。根据我国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地方组织法》第61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和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等都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们的范围广、数量大、层次多。过去，这些规范性文件公布的范围有限、有的甚至就没有公布、也没有法定的公布程序和公布方式。但是，在加入WTO以后，凡是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将接受透明度原则和贸易审查机制的约束，如果不符合WTO规则，极有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启动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制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经济行为如何实现程序化和高透明度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政府经济行为终局性的丧失

WTO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目标的实现，规定了较为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与WTO成员国政府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均可以请求成员国国内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一原则对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终局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仅为合法性审查，不涉及行为的合理性或适当性。并且，我国法律还规定有一些行政终局裁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规定与WTO的司法审查原则是直接冲突的。WTO司法审查的范围既包括抽象的政府经济行为，如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地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根据GATS的上述规定，中央、地方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在作出影响服务贸易的抽象行政行为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又要求将部分终局裁决行为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目前我国有关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主要如商标法第22条、第27条、第29条、第35条的规定，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0条第2款的规定等。根据WTO和中国的承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的行为包括获得或者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许可或配额有关的行为，为保障措施或国际收支目的或针对不公平贸易而采取的措施，以及TRIPs和GATS有关条款所指的行政行为等。当事人如果对这些行为不服申请国务院裁决后，应当可以申请司法审查，除非国务院放弃接受申请并作出裁决的权力。

（四）政府经济行为统一性的强化

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WTO的各种规则最终都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以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从理论上讲，我国的国家结构、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为WTO规则的统一事实提供了保障。但从现实上看，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对WTO规则的统一实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地方政府从当地的经济利益和财政利益出发，对于本地与外地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如对本地资源的输出加以禁止、对外地产品实行打压或封锁，以图保护当地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的统一市场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区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市场分割，互筑藩篱、阻塞流通、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使竞争的公平性破坏殆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条件、环境、实施的政策都不同，在地方的庇护下，优势企业不能参与竞争，劣势企业和劣势产品可以安然度日，无需面对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和司法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一些地方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名，保护本地的非法产业，如制假售假、假冒商标；一些地方制定“土政策”，实行区域性或行业性保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从本质上讲，地方保护主义是人为的而不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存在的，是行政的强制性封锁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运动。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违背了WTO的贸易自由原则，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大市场的竞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与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二、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经济法意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WTO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它的直接目的在于排除政府行为对自由贸易的干扰，是对各成员国政府经济权力的一种限制，它所设计的各项制度以及以贸易报复为手段的争端解决机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服务的。在中国，如果没有与WTO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法律规则，我们加入WTO以后将十分被动。

但是，只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史，就可以看到政府经济行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按照政府经济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新思路构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重要意义。

（一）对中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作为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形成了一种高度行政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所有重要和重大宏观经济决策的理论突破和方案出台都源于中央政府内部，并通过行政网络和强制手段迅速扩散到经济各领域，各经济主体为贯彻中央政府决策而启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各级政府掌握，人事任免权也在各级政府手中，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政府则依据庞大而有效的行政网络迅速强制地进行紧急刹车，宏观经济形势的控制权又回归到政府手中。换言之，启动中国经济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制动中国经济的主体还是中央政府。在启动之后，制动之前的中国经济是行政约束下的“不完全”经济运行。沿着这一线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政府-中国经济运行的中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直接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启动、运行、刹车的全过程。现实的中国经济不能忘记，也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的惯性。

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即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对应于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调控权力的逐步萎缩。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和支配权力弱化的趋势推演为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职能总体弱化，并据此认为，体制改革将逐步否定政府经济行为的意义。我们知道，改革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构造，必须首先树立一个绝对权威的主体来制定政策，操纵各种经济杆杠，推动改革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个主体只能是国家。也就是说，经济管理的权限过于集中于政府，但改革这种状况还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干预与权威，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为特点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且不论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私有制国家，由政府经济行为所体现的国家干预仍然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单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企业在过去旧体制下完全依附和从属于国家的这种状况虽然在改革中有了很大变化。然而，无论是现在企业模式转换阶段，还是将来企业模式成熟、定型阶段，企业的完全自主独立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改革的事实就表明，企业行为仍是处于从属和次生的地位。改革的实际进展取决于政府权力的让与。在改革初期的扩权、放权中，企业只是扩权、放权的客体；在后来广泛推行的承包制中，虽然给予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力，但从本质上说，承包制仍然是企业对政府要求的一种允诺。此外，企业自发的各种改革要求也只有在政府的许可下才具有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允许企业独立，而在于企业实际上不能完全独立。这除了宏观上分层管理的缘故外，还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国家直接控制着资源所有权、资产所有权这样的事实。只要国家所有权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而只要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企业就不会中断对国家的依赖。更何况，国际经验已经证实，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参加国际竞争，但从其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关系来看，这些国家同目前各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正是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面临的一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从世界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经验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国家的作用，即充分发挥政府 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前苏联、日本、前西德、东南亚国家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国内企业生产水平同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各企业自身力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必须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以及雄厚的资产实力来扶植国内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可以断言，政府经济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忽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改革以前，政府经济行为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话，那么，在改革中政府经济行为仍然是决定着改革整个进程的核心与中枢力量。

（二）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承担着广泛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又以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同企业、消费者一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由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多重角色所决定，政府本身即作为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内生变量”而存在，成为社会制度演进、变迁的内在动力。因此，政府在影响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要求设置完备的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正确性，作为研究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的经济法，当然要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法律规范问题。然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政府经济行为却研究不足，重视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几乎没有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由“法即规则”向“法即行为”[4]重心发展的道路相左，亦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的现实不相符合。事实上，研究规范化运作的政府经济行为具体作用领域、方式与手段等问题，即是对现代经济法政府（国家）干预、调控经济运行这一本质的详细阐释与分析，例如，政府经济行为的发动阶段体现政府干预、调控经济运行的动机与目标；实施阶段体现政府在一定动机驱使和目标引导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手段；完成阶段体现政府目标得以满足、实现的程度与效果。从政府经济行为这个崭新的角度考察经济法的观念与制度，能够确立政府经济行为作为核心范畴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拓宽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传统研究领域。

注释：

[1] 参见吕忠梅、鄢斌《面向WTO发展中国经济法》，载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 我于1994年开始申报有关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课题，但始终被认为不是法学研究的内容而遭淘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7年司法部批准了这一课题。课题申报的过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法学界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意义的认识程度。现该课题成果：《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则》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3] 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载于《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4]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