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顾问范文
时间：2023-09-21 13:27:43
理财顾问篇1
活动目标：“为您成就未来”
活动特点：“理财策划前景的展望与憧憬”“国内理财精英的学习盛宴”
大会主题：中国理财行业的前景及未来发展
参会对象：报读过我们课程的会员及理财策划行业人员，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资产管理、投资、会计、法律、教 学等和金融咨询、理财有关业务人士。
拟定特邀嘉宾和演讲嘉宾：
林小燕：中资银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总经理
刘天鸣：上海交通大学成教学院副院长
XX（待定）：中央财经大学
关津：首都经贸大学
王峰：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信用评级分析师
黄俊杰：黄俊杰先生曾任美商保德曼国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华尔街著名券商所罗门美邦顾问公司总经理，花旗银行副总裁，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营销部副总裁，美国银行消费金融投资部经理。为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提供过培训和咨询，经验丰富。
陈庆生：亚太理财规划师协会理事，大中华金融发展中心集团有限公司顾问，中国人才研究会金融人才专业委员会特邀高级顾问/讲师，人民银行培训中心荣誉教授，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荣誉顾问。
研讨专题：
专题一：理财市场值及国内理财策划未来展望（陈庆生）
专题二：人民币升值对环球投资效应（刘天鸣）
专题三：（待定）XX－中央财经大学
专题四：（待定）关－首都经贸大学
专题五：国内中资银行发展个人银行业的战略和前景 （林小燕）
专题六：（待定） 黄俊杰
专题七：（待定）王峰
大会时间：2005年12月上旬会期三天
大会地点：中国・北京（具体地址开课前确认函通知）
参会费用：人民币2500元/位
内容形式：
会前组织“大中华卓越理财策划师评选活动”，评选出20名2005年度国内优秀财务策划师，评比结果将于大会开幕式揭晓，并颁发奖品。特别优秀作品将在《卓越理财》杂志发表。
演讲专题形式：（见附页详细安排）
主办单位：美国理财顾问师中国认证委员会
亚太理财规划师协会
深圳市金英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卓越理财》杂志社
联系方式：
电话：（755）83661618 传真：（755）83660202
联系人：何小姐、蒋小姐、吴小姐
理财顾问篇2
第一条为了规范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他财务顾问机构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活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证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是指为上市公司的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合并、分立、股份回购等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资产和负债、收入和利润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并购重组活动提供交易估值、方案设计、出具专业意见等专业服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具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者其他符合条件的财务顾问机构（以下简称财务顾问），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第三条财务顾问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进行尽职调查，对委托人的申报文件进行核查，出具专业意见，并保证其所出具的意见真实、准确、完整。
第四条财务顾问的委托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配合财务顾问履行职责，并向财务顾问提供有关文件及其他必要的信息，不得拒绝、隐匿、谎报。
财务顾问履行职责，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委托人、其他专业机构及其签名人员的责任。
第五条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财务顾问实行资格许可管理，对财务顾问及其负责并购重组项目的签名人员（以下简称财务顾问主办人）的执业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证券业协会依法对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进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业务许可
第六条证券公司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公司净资本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二）具有健全且运行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
（三）建立健全的尽职调查制度，具备良好的项目风险评估和内核机制；
（四）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誉良好且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少于5人；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二）实缴注册资本和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三）具有健全且运行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
（四）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申请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前一年未发生变化，信誉良好且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具有2年以上从事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活动的执业经历，且最近2年每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不低于100万元；
（七）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经验3年以上的人员不少于10人，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少于5人；
（八）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其他财务顾问机构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除应当符合前条第（二）至（四）项及第（七）项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3年以上从事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活动的执业经历，且最近3年每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不低于100万元；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正直诚实，品行良好，熟悉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具有从事证券市场工作3年以上或者金融工作5年以上的经验，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管理能力；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誉良好且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或者相关人员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应当另行成立专门机构。
第九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其他财务顾问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财务顾问：
（一）最近24个月内存在违反诚信的不良记录；
（二）最近24个月内因执业行为违反行业规范而受到行业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
（三）最近36个月内因违法违规经营受到处罚或者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正在被调查。
第十条财务顾问主办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二）具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投资银行业务经历；
（三）参加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财务顾问主办人胜任能力考试且成绩合格；
（四）所任职机构同意推荐其担任本机构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五）未负有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债务；
（六）最近24个月无违反诚信的不良记录；
（七）最近24个月未因执业行为违反行业规范而受到行业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
（八）最近36个月未因执业行为违法违规受到处罚；
（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其他财务顾问机构申请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公司章程；
（三）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并购重组业务负责人的简历；
（四）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证明材料；
（五）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誉良好和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的说明；
（六）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的说明，包括公司风险控制、内部隔离制度及内核部门人员名单和最近3年从业经历；
（七）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最近2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二条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申请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除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申报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二）从事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2年以上执业经历的说明，以及最近2年每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不低于100万元的证明文件，包括相关合同和纳税证明；
（三）申请资格前一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第十三条其他财务顾问机构申请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除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申报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从事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3年以上执业经历的说明，以及最近3年每年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不低于100万元的证明文件，包括相关合同和纳税证明；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说明；
（三）申请资格前一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第十四条财务顾问申请人应当提交有关财务顾问主办人的下列证明文件：
（一）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投资银行业务经历的证明文件；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财务顾问主办人胜任能力考试且成绩合格的证书；
（四）财务顾问申请人推荐其担任本机构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的推荐函；
（五）不存在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债务的说明；
（六）最近24个月无违反诚信的不良记录的说明；
（七）最近24个月未受到行业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的说明；
（八）最近36个月未因执业行为违法违规受到处罚的说明；
（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十五条财务顾问申请人应当保证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申请期间，文件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财务顾问申请人应当自变化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更新资料。
第十六条中国证监会对财务顾问申请人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申请进行审查、做出决定。
中国证监会及时公布和更新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名单。
第十七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者其他财务顾问机构受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的，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得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一）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者超过5％，或者选派代表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二）上市公司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财务顾问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5％，或者选派代表担任财务顾问的董事；
（三）最近2年财务顾问与上市公司存在资产委托管理关系、相互提供担保，或者最近一年财务顾问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服务；
（四）财务顾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顾问主办人或者其直系亲属有在上市公司任职等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五）在并购重组中为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六）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从事相关业务。
第三章业务规则
第十九条财务顾问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接受并购重组当事人的委托，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进行尽职调查，全面评估相关活动所涉及的风险；
（二）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向委托人提供专业服务，帮助委托人分析并购重组相关活动所涉及的法律、财务、经营风险，提出对策和建议，设计并购重组方案，并指导委托人按照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相关规定制作申报文件；
（三）对委托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辅导，使其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督促其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务；
（四）在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及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依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客观、公正地发表专业意见；
（五）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有关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申报材料，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组织和协调委托人及其他专业机构进行答复；
（六）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持续督导委托人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七）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财务顾问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委托人配合财务顾问履行其职责的义务、应提供的材料和责任划分、双方的保密责任等事项做出约定。财务顾问接受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多方当事人委托的，不得存在利益冲突或者潜在的利益冲突。
接受委托的，财务顾问应当指定2名财务顾问主办人负责，同时，可以安排一名项目协办人参与。
第二十一条财务顾问应当建立尽职调查制度和具体工作规程，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进行充分、广泛、合理的调查，核查委托人提供的为出具专业意见所需的资料，对委托人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并有充分理由确信所作的判断与委托人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委托人应当配合财务顾问进行尽职调查，提供相应的文件资料。委托人不能提供必要的材料、不配合进行尽职调查或者限制调查范围的，财务顾问应当终止委托关系或者相应修改其结论性意见。
第二十二条财务顾问利用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意见的，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慎核查，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信息进行独立判断。
财务顾问对同一事项所作的判断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意见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进一步调查、复核，并可自行聘请相关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第二十三条财务顾问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对新进入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辅导，包括上述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公司决策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并对辅导结果进行验收，将验收结果存档。验收不合格的，财务顾问应当重新进行辅导和验收。
第二十四条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进行尽职调查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并在专业意见中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
（一）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的，担任收购人的财务顾问，应当关注收购人的收购目的、实力、收购人与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关系结构、管理经验、资信情况、诚信记录、资金来源、履约能力、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收购人的承诺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等事项；因国有股行政划转或者变更、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股份、继承取得上市公司股份超过30％的，收购人可免于聘请财务顾问；
（二）涉及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的，收购人的财务顾问除关注本条第（一）项所列事项外，还应当关注要约收购的目的、收购人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履约能力、是否将导致公司退市、对收购完成后剩余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是否适当等事项；
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后15日内未能发出要约的，财务顾问应当督促收购人立即公告未能如期发出要约的原因及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反馈意见；
（三）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应当关注重组目的、重组方案、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资产权属的清晰性、资产的完整性、重组后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公司经营独立性、重组方是否存在利用资产重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问题等事项；
（四）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财务顾问应当关注本次发行的目的、发行方案、拟购买资产的估值分析及定价的公允性、拟购买资产的完整性、独立性、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影响的量化分析、拟发行股份的定价模式、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是否存在异常等事项；涉及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还应当按照本条第（一）项有关收购人的关注要点对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进行核查；
（五）涉及上市公司合并的，财务顾问应当关注合并的目的、合并的可行性、合并方案、合并方与被合并方的估值分析、折股比例的确定原则和公允性、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结构的影响、对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合并后的整合安排等事项；
（六）涉及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财务顾问应当关注回购目的的适当性、回购必要性、回购方案、回购价格的定价模式和公允性、对上市公司现金流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问题等事项；
（七）财务顾问应当关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中，相关各方是否存在利用并购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证券欺诈等事项；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财务顾问应当设立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内部核查机构，内部核查机构应当恪尽职守，保持独立判断，对相关业务活动进行充分论证与复核，并就所出具的财务顾问专业意见提出内部核查意见。
第二十六条财务顾问应当在充分尽职调查和内部核查的基础上，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并购重组事项出具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委托人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已对委托人披露的文件进行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委托人委托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并购重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有关本次并购重组事项的财务顾问专业意见已提交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五）在与委托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第二十七条财务顾问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人、部门负责人、内部核查机构负责人、财务顾问主办人和项目协办人应当在财务顾问专业意见上签名，并加盖财务顾问单位公章。
第二十八条财务顾问代表委托人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文件后，应当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并承担以下工作：
（一）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反馈意见作出回复；
（二）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并购重组活动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三）组织委托人及其他专业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
（四）委托人未能在行政许可的期限内公告相关并购重组报告全文的，财务顾问应当督促委托人及时公开披露中国证监会提出的问题及委托人未能如期公告的原因；
（五）自申报至并购重组事项完成前，对于上市公司和其他并购重组当事人发生较大变化对本次并购重组构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六）申报本次担任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的收费情况；
（七）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财务顾问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报告制度，财务顾问主办人应当就中国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按照内部程序向部门负责人、内部核查机构负责人等相关负责人报告，并对中国证监会提出的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审慎回复。回复意见应当由财务顾问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人、财务顾问主办人和项目协办人签名，并加盖财务顾问单位公章。
第三十条财务顾问将申报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委托人和财务顾问终止委托协议的，财务顾问和委托人应当自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申请撤回申报文件，并说明原因。委托人重新聘请财务顾问就同一并购重组事项进行申报的，应当在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报文件中予以说明。
第三十一条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并购重组的规定，自上市公司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并等事项完成后的规定期限内，财务顾问承担持续督导责任。
财务顾问应当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等方式，结合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披露，做好以下持续督导工作：
（一）督促并购重组当事人按照相关程序规范实施并购重组方案，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并依法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二）督促上市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三）督促和检查申报人履行对市场公开作出的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督促和检查申报人落实后续计划及并购重组方案中约定的其他相关义务的情况；
（五）结合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核查并购重组是否按计划实施、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其实施效果是否与此前公告的专业意见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实现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业绩目标；
（六）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事项。
在持续督导期间，财务顾问应当结合上市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并在前述定期报告披露后的15日内向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三十二条财务顾问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检查制度，确保财务顾问主办人切实履行持续督导责任，按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提交持续督导工作的情况报告。
在持续督导期间，财务顾问解除委托协议的，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作出书面报告，说明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理由，并予以公告。委托人应当在一个月内另行聘请财务顾问对其进行持续督导。
第三十三条财务顾问应当建立并购重组工作档案和工作底稿制度，为每一项目建立独立的工作档案。
财务顾问的工作档案和工作底稿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保存期不少于10年。
第三十四条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应当严格履行保密责任，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买卖相关上市公司的证券或者牟取其他不当利益，并应当督促委托人、委托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保密，不得进行内幕交易。
财务顾问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配合提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持有相关上市公司证券的文件，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违法违规行为，配合中国证监会依法进行的调查。
第三十五条财务顾问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应当公平竞争，按照业务复杂程度及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与委托人商议财务顾问报酬，不得以明显低于行业水平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业务。
第三十六条中国证券业协会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财务顾问执业规范，组织财务顾问主办人进行持续培训。
财务顾问可以申请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务顾问主办人应当参加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的相关培训，接受后续教育。
第四章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要求财务顾问提供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的证明材料、工作档案和工作底稿，并对财务顾问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经营运作、风险状况、从业活动等方面进行非现场检查或者现场检查。
财务顾问及其有关人员应当配合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检查工作，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提供有关材料，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材料。
第三十八条中国证监会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对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进行持续动态监管，并将以下事项记入其诚信档案：
（一）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
（二）在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者其他委托人违反公司治理有关规定、相关资产状况及上市公司经营成果等与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出现较大差异的；
（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九条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对其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等监管措施：
（一）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制度、尽职调查制度以及相关业务规则存在重大缺陷或者未得到有效执行的；
（二）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发表专业意见的；
（三）在受托报送申报材料过程中，未切实履行组织、协调义务、申报文件制作质量低下的；
（四）未依法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的；
（五）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告或者公告的；
（六）违反其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相关业务活动所作承诺的；
（七）违反保密制度或者未履行保密责任的；
（八）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的；
（九）唆使、协助或者伙同委托人干扰中国证监会审核工作的；
（十）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责令改正的，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在改正期间，或者按照要求完成整改并经中国证监会验收合格之前，不得接受新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第四十条上市公司就并购重组事项出具盈利预测报告的，在相关并购重组活动完成后，凡不属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上市公司或者购买资产实现的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报告或者资产评估报告预测金额80％的，中国证监会责令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实现盈利预测的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利润实现数未达到盈利预测50％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同时对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定期报告等监管措施。
第四十一条财务顾问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依法进行公告，由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责令改正期满后，仍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中国证监会撤销其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
财务顾问主办人发生变化的，财务顾问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中国证监会将其从财务顾问主办人名单中去除，财务顾问不得聘请其作为财务顾问主办人从事相关业务。
第四十二条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或者其他责任人员所发表的专业意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并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在相关并购重组信息未依法公开前，泄漏该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公司证券，利用相关并购重组信息散布虚假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或者进行证券欺诈活动的，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七条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中国证券业协会对财务顾问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违反自律规范的行为，依法进行调查，给予纪律处分。
第五章附则
理财顾问篇3
在此，笔者想分享三个观点：一是保险是个人理财规划的基础配置，不涉及保险工具的理财组合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综合理财设计；二是从现财的发展实践来看，保险从业者是理财规划（或者说是理财经理）的积极推动者；三是我国已经具备了保险持续快速发展的稳健基础，宏观环境为这份美丽的职业更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保险是构建个人理财规划的基础配置
首先，从实务角度而言，理财规划就是对人的一生的现金流量和风险的管理。说到底，还是对人的一生的财务风险的管理，因为通过消费和投资对现金流量进行调控，还是要规避人的一生的居住、子女教育以及养老等可能产生的风险。而保险，作为管理风险的基本产品，在理财规划中的作用可想而知。从理财规划的定义或者说是基本作用，可以看出保险在理财规划中的重要性。
其次，根据家庭理财金字塔的原理，理财规划应先搭建一个稳健的基座，再逐步增加高收益产品。金字塔的底部是面积最大，也是最稳健的一层，是构建理财规划的基石。通常来说，这一层的配置标的是风险较小的理财产品，包括储蓄、保险、国债等。保险之所以位于基础层级中，是因为它具有管理家庭财务风险的基础功能。但这种功能却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因为人类先天就存在“短视”与“自大”的基因。千万注意，如果没有保险，就等于缺少坚实的底座，家庭的财富金字塔就很容易倒塌。理财金字塔模型也说明了保险对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不可或缺。
再次，从收入分配的4321经验法则来看，人的可支配收入的10%需要进行保险支出。这是目前国际保险业界的公认标准。
最后，从理财规划的角度看，人生的5张保单是必需的，他们分别是买给父母、配偶、子女、房子，以及自己。用自己一定的财务资源，去规避亲人和财产的风险，是每个成熟家庭必须考虑的。
保险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理财规划的启蒙
理财规划思想早在欧洲的私人银行就有所体现，但一般认为现财规划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保险业。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将要走的道路，而且现在已初露端倪。
1929―1933年美国股票的暴跌引发了经济大萧条，使人们普遍丧失对银行和券商的信任，经济危机又使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深，由于保险的稳定器功能及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其地位空前提升，部分保险人为了更好地推动业务，开始对客户进行一些简单的个人生活规划和综合资产配置咨询，这部分保险人就是今天美国理财规划师的前身。之后，因为理财规划成为推销各种金融产品的外衣，理财规划师也曾遭遇低潮。1969年12月，为推动理财规划行业的健康发展，包括保险人在内的13位金融专业人士，提出了“关注客户目标比关注单一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服务理念，开始推广“理财规划”的概念和方法。随后，即1970年，首家金融理财专业协会IAFP宣告成立。自此，理财规划作为一门独立职业在美国迅速发展，1990年以后开始全球化。
可见，保险业是激发真正的理财规划的最肥沃的土壤，期待每一位保险从业者，开始运用理财的思维来推广保单，当然，一定是适合客户的保单。否则，我们还难以称为一个理财顾问。
把握保险理财的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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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顾问篇4
关键词：财政；财政法；财政法制；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 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政法教科书作者-./.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的统一法律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李鹏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提出并阐述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文献之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罗玉珍教授1985年主编的《财政法教程》。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五项，即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开源节流的原则、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一节还对这些原则的内容作了扼要阐述。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编印的《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上册财政法部分，除以上五项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两项原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理财顾问篇5
关键词：财政；财政法；财政法制；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 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政法教科书作者-./.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的统一法律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提出并阐述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文献之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罗玉珍教授1985年主编的《财政法教程》。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五项，即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开源节流的原则、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一节还对这些原则的内容作了扼要阐述。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编印的《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上册财政法部分，除以上五项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两项原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对财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蔺翠牌教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第六章以整个一章的篇幅，首先说明财政法原则的概念、涵义、分类、特征和确立依据，然后将财政法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特有原则两大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作者认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一切财政法规之中，在调整财政关系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则；这类原则包括民主理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关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依法治财等五项；而财政法的特有原则则是指"贯穿于部分财政法律之中，在调整某些方面的财政关系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某些领域起着指导作用"的原则，主要有普遍缴纳与公平负担、合理分配财政资金与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三项原则。该书第一次在财政法学著作中以整个一章的篇幅比较详尽的论述财政法原则问题，突出了财政法原则的重要地位，使这一问题在此后的财政法学文献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它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理财、依法治财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今天，这些见解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并且首次明确区分了财政法基本原则和只适用于某些财政关系领域的特有原则，表明了对财政法原则问题认识的深入和创新。当然，在今天看来，该书的一些提法还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值得商榷；同时，对不少问题，该书只是有所触及，未能深入探讨。尽管如此，此书对财政法原则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仍称得上达到了领先水平。
需要提及的是，在财政法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税法原则进行了专门探讨。谢怀!教授的论文"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是我国较早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税法原则的文献，发表后曾被广泛引用。刘隆亨教授的《中国税法概论》，严振生教授的《税法新论》，张守文教授所著《税法原理》，徐孟洲教授主编《税法》，以及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中的税法部分等文献，都对税法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税法在财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税法的基本原则，毕竟只能适用于以税收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这个领域，既不可能充分考虑对财政支出加以规范的要求，也不能解决对政府以其他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进行规范的问题，因此不能把税法的原则等同于财政法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产生时间晚。建国之后，由于长时期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财政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应地，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直到* 世纪& 年代才见于法学文献。
第二，历史印痕较深。*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财政制度也经历了多次变化，而每一次变化的重点，在当时研究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文献中都得到了反映或强调；这种状况虽反映了我国财政法学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地逐步深入，但无异也影响了基本的财政法律观念的稳定和确立，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那种认为财政是一个可以由政府"任性"的领域的错误观念。
第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几乎只见于教科书，迄今尚无专题研究文献，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投入应有的关注和精力。
第四，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比较注意党或政府的政策文件，也比较注意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成果中吸取养分，但从总体上看，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规范性及其与具体财政法律制度的有机联系，还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五，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各种文献认识和表述都有较大差异，法学界的认识还远没有统一。上述情况表明，在完备我国财政法制的过程中，仍需对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深入地研究。
五、关于外国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问题
我国的财政法学研究，是从引进、翻译和介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财政法起步的。从现有资料来看，【苏】m、a古尔维奇著、刘家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苏维埃财政法》，是出版较早、较有影响的一部译著。该书根据苏联国立法律出版社1954年版本译出，中文27、3万字，虽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因而对研究者难免有深度不够的遗憾，但却又有能较全面反映苏联当时财政法学研究定型成果的好处，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当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和建立中国财政法学体系难得的参考资料。该书在正文第!页就写道："国家权力机关和包括财政机关及信贷机关在内的国家管理机关……所进行的旨在使国家能掌握货币资金的活动，就是苏维埃国家的财政活动。"这一财政活动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虽已显得过时，但的确反应了苏联当时计划经济财政的特点和一般范围。该书没有采用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财政活动的原则"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进行财政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维埃民主、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计划性、社会主义法制。"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律制度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照顾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今仍有其意义，尽管其时代内容将不得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后，李建英编译的《苏联财政法》一书是值得一提的外国财政法文献。该书系根据前苏联1978’年和1982年两本作者不同的大学教科书编译的，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共18万余字，介绍了前苏联在财政法学研究方面的各种不同意见。除了前苏联的财政法学之外，对其他国家的财政法，我们多是只鳞片爪地在经济法学文献中十分简略地一带而过，少有系统详实的译介。这里应当提及的文献主要有两本。一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著的《日本经济法》（地质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书中，对日本财政法有较多的介绍；尤其是书中关于日本战后财政重建的内容比较详实。另一本是由郭庆云翻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罗马尼亚财政法》。这两个法是由原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1972年通过，1979年7月6日修改和补充的。其中的《财政法》共有十一章，两个附件，调整几乎所有的资金运动，是典型的计划财政模式的规则化和法律化。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深化的需要，财政部组织了对国外财政情况的系统考察，并将考察报告结集出版。如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由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写的《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96年集》，介绍了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情况；由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的《外国财政制度丛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和1999年11月分两批出版了12本，分别介绍了美、德、日、法、英、荷兰、加拿大、俄罗斯、埃及、印度、新加坡、匈牙利等十二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但可能由于目的和篇幅的限制，这些著述主要偏重于财政工作实务和财政学角度的介绍，对各国财政立法涉猎不多，对其财政法学研究情况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该丛书中的《俄罗斯联邦财政制度》分册，虽提及俄预算体系形成的原则包括统一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正式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但并未提及俄联邦现时财政法的地位及其基本原则等问题。
在西方国家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方面，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以来在财政法学的研究方面未见有重大进展，但他们在财政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为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由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en tullock）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主要因这项理论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一书中指出，传统财政理论的不足在于忽视个体公民的选择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如果假定政治制度是切实民主的，那就必须假定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做出财政选择。当然，他们可能是相当间接地、有时几乎是没有意识地参与做出财政选择，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进行科学探讨的适当题目。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中的可畏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人在集体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把个人的偏好传递并转化为集体结果的制度的运行情况。"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成本收益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应用到政治和财政决策领域，指出政治家和选民一样，作为理性和自利的人，在政治选择和决策时，也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财政制度的设计，对公民个人和政治家们的财政选择影响重大。布坎南和塔洛克早期的合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对两院制、简单多数表决和合格多数表决等政治决策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坚实基础。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主要关注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现有机制是否有效和有效率，迄今并未将重点放在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上，但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西方财政学方面的其他一些理论进展，如关于财政收支的效率分析、关于政府开支膨胀的原因等，我国的财政学界有不少译介；我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文献中，也零星地涉及外国财政法律制度。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法学界投入财政法的研究力量较少，加之我国财政自身的特点和中外体制框架的差异，使得我国财政法学的研究难以更多更好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有必要在今后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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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顾问篇6
我们整理了菜鸟玩转基金系列的精髓，绘制了下面这张路线图――或者叫做菜鸟小白的基金行进图，从对基金一窍不通到小有所成的独门秘笈，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简单来说，基金就是一种投资模式。好像最初的巴菲特，因为投资技巧备受认可，他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等都愿意把钱交给他来打理；而因为巴非特财商了得，周围的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其实募集社会闲散资金，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然后交由专业的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营，投资于股票、债券、外汇、货币市场等金融投资工具以及实业，最终基金持有者按投资比例分享收益。
换一个思路
如何用好你的理财顾问
理财顾问几乎全部来自两个方向：银行和第三方理财。一个好的理财顾问，也许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一定要有些阅历，有些钱。没有生活经验，没有一些财富的人，最多是个产品专家，而不是理财顾问。时下，大牛市带来的赚钱效应和红火的投资热情，也催生了不少人投资金融行业的念头，但理财顾问是接近私人医生、私人律师的职业。一个坚定的以此为事业的人，才是适合你的理财顾问。问问他的从业理念吧。最后，找一个理财顾问，他的人品让你放心，专业知识让你信任。哪怕花些时间，都是值得的。
花多少钱请个顾问？理财行业还远不成熟，这个行业的收费也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家庭的财务总是持续的，以20年计算，受到不合理的财务习惯所造成的影响，一定会超过20年后家庭总资产的5%，即使理财顾问不能完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把这影响缩小30%也是惊人的数字了。以每年储蓄1万元，20年平均收益8%的保守估计，理财顾问能帮助贡献的价值是7500元。去问问咱们的理财顾问怎么收费的，算算成本吧。
既然我们有了一个好的理财顾问了，那就让咱们家那些骡子啊马啊的大牲口都歇了吧。上来先给他个下马威：这个XX基金怎么买了就不涨啊？……
家庭理财是一个整体，需要注重的是产品间的配合。理财顾问虽然熟知产品，但是却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初次理财会相对辛苦，要给理财顾问提供家庭的财务状况去认识。好的顾问会从中看到可以改善的地方，并且小心地为您调整。虽然他可能是你的同事、最好的朋友介绍来的，但是他的职业操守要求他对你的收入保密。最简单的小测试：谁介绍这个理财顾问给你认识的，就向理财顾问打听一下你好友的财务状况，看看他的反应。毕竟对于理财顾问来说，他知道了你的全部财务状况，就又多了一份信任与责任和一堆数字。
一个好的理财顾问深知金融产品不宜频繁调换，所以最好不要自己买完金融产品了再给理财顾问去电话：你说我前两天买的这个XX好不好？现在的金融产品比5年前丰富的多，诱惑也更多，犯错的机会也更多。在下决定之前给你的理财顾问去个电话吧：XX理财截止X日就没了，我需要买吗？您也许已经有了一篮子基金，也许这些天股票有点烦，也许已经多了一张又一张的保险单，也许黄金赚了不少。是时候找个理财顾问去整理一下了。
初次做理财规划的你，请多花些时间在自己的消费习惯、家庭财务、未来花钱的大项目上，让理财顾问第一时间对整体的状况有个认识。数据越真实，理财顾问越能够有效帮到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您需要花些时间来看看这个顾问为您制作的理财规划了，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包装是否精美，最重要的是看这个规划有没可能在未来实现和有效执行。这个环节也最体现理财顾问的价值，是甄别良莠的关键。如果只是一份书面报告的话，就大可不必花时间和精力看了。
1年左右，和理财顾问的沟通磨合得不错了，自己也开始有些感觉了。这时的理财顾问更多的会像保镖。没有异常状况不主动出现。您也许会有些意见：我付了钱，这个人却什么事都没做啊。没错，如果你付钱给自己的私人律师，你希望他总是出现在你身边吗？
理财顾问篇7
理财究竟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复杂的心理问题?这似乎很难一言以蔽之。在传统经济学看来，一切的投资行为都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的。但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大行其道，人们的心理因素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更日益显现，这也使得心理服务走进了美国人的理财生活。
眼下，美国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不仅为他们的贵宾客户配备专门的理财顾问，甚至聘用心理学家来为客户服务。他们不仅要提出理财的建议，还要理顺客户的家庭纠纷，引导客户以良好的心态来实现理财目标。所以，这也使得理财越来越个性化。
类似心理治疗
多年以来，理财顾问在面对人们的求助时，总是提出一些老生常谈的财务解决方案。但是，纯粹的财务方案似乎并不能够解决人们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当经济动荡的时候，理财顾问们不仅没有先知先觉地提醒人们改变投资策略，甚至当客户遭受重大损失时，他们只是报之以倾听的耳朵，再投以同情的目光。这显然远远不够，甚至让客户反感。在这样的危机时刻，理财顾问如何能抚平人们内心的愤怒之火和沮丧情绪?如果只按照理财规划师的教条行事，显然无济于事。
康涅狄格州的理财规划师詹姆斯・威斯，鼓励客户大胆说出他们童年中有关金钱的记忆，闭上眼睛仔细去想他们当前最需要考虑的事情，哪怕不一定与金钱直接相关。威斯说：“无论是羞耻、内疚还是尴尬，这一切都摆在台面上说最好。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你想过怎样的生活才是最需要考虑的重点。” 这听上去有点像心理治疗，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理财顾问们过多地关注客户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状态，是否超越了职责范围呢?这一点，在美国的业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不过，争议归争议，美林财富管理中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们训练理财顾问参加一种名为“价值澄清”的练习。理财顾问们和客户在一起呆上一整天，畅谈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而不是惯常的投资组合和买什么股票基金。富国银行和其新近收购的瓦乔维亚部门也聘请心理学家和“家庭动态”辅导员，为他们的高端客户处理各种棘手的个人问题。他们宣称这样做并不只是提供精神食粮，而是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客户，从而制订更好的财务规划。“家庭动态”练习实践的负责人凯斯・惠特克说，目前瓦乔维亚的财务规划实践只针对特别富有的高端客户，“甚至可以帮助他们与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更好地交流”。
“移情作用”解开心结
虽然在与客户的心理交流时，一些不恰当的提问有可能造成尴尬情形，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分享一些生活细节能够有效地解开客户有关金钱方面问题的心结。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理财顾问开始喜欢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彼此亲密的交流可以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使客户不太可能去改换门庭，更愿意忽视关于金钱的细枝末节。
那么，该如何解开客户的各种心结?不久前，超过12个理财规划师和一些好奇的平民聚集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双树酒店。经过一天半的时间，他们在一起讨论了与父母的感情背叛、职业带来的焦虑和个人的优缺点等，理财顾问让客户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并进行专注的倾听，其间还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被称作“活力舞蹈”的仪式。
理财顾问们表示，他们想从与客户的交谈中知道他们没有实现的愿望，最终鼓励他们用金钱来满足这些要求。以往，这类谈话总是关于退休时间表，多少钱才能退休，以及如何尽快可以实现富足退休这类话题。现在，谈话像是把握“生命规划”的进程，并引导它。就像是家长在询问任性的孩子：“你到底想过怎样的生活?”
还有其他的方式进行得更为深入。如美林的理财顾问安排一天的时间在办公室以外会见客户，如公园或咖啡馆，进行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谈话或|年从有关金钱的话题开始，然后很快就转移到关于客户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在西雅图，一个财商培训计划设计了一些问卷，理财顾问要求他们的客户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排名，评价其生活平衡度。重温有关金钱的记忆。不管用什么方法，目标都是让客户不要总是脑子中想着金钱，而是去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移情作用”。虽然世界上所有的移情作用都不能直接地为客户赚钱，但是在客观上却能更加适应和满足客户的理财心理需求。毕竟，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打破理财规划的局限
心理学的介人，似乎打破了惯常的理财规划的局限。比如，家庭收入和未来需求完全不相同的家庭，落到实际的操作上，往往是同样长期持有股票和共同基金。而心理学的直观观察却可以发现，这一对夫妇需要更多的短期资金用于应付紧急情况，或者那个家庭的退休梦想需要更多的人寿保险来支撑。当理财顾问玛莎・诺思夫将她的心理技巧运用于实践时，她发现自己与客户之间的交谈更加深入、更加个人化了。 在纽约，负责运营艾克曼家庭研究院的洛伊丝・布雷弗曼说，尽管理财顾问们都接受过培训，有资质有能力评估客户的风险承受力以及进行相应的投资，但他们并没有受过比如治疗有关造成精神创伤的童年记忆或成人的焦虑这样的训练。事实上，在去年秋天股市崩溃后，许多理财顾问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来应对客户的惊慌和恐惧。今年月，有800多名理财顾问进行了一个关于“多变的时代，多变的客户”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来寻求帮助。这项活动由美国大学提议，他们训练那些理财顾问，“移情作用”不但被反复强调，而且必须被放置在理财建议中的重要位置。他们鼓励理财顾问要主动地给客户打电话，了解客户的情感状态――焦虑和恐惧。心理学家们认为，所有的分享都能拉近距离，培养信任。当然，投资者也希望从他们的理财顾问那里获得信心。
多种手段加大心理介入
随着客户对未来的担心，理财顾问们正在寻找新的办法和他们交谈。例如，富国银行雇用两名心理学家，对他们最富有的客户提出建议以及到理顺他们的家庭纠纷。当然，他们只是提出建议，而不提供治疗方案。被富国吸收合并的美联银行，它们也采用“家庭动态”的做法，配备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为该银行最富裕的客户家庭服务。
与此同时，技术上的配套服务也在跟进。一些独立的理财顾问正在试验像“我的理财观”这样的新软件，这是由密歇根州一位社会工作者出身的银行人员开发的。与以往关于纯金钱的计算不同的是，在这套软件中，用户需要回答类似“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理财顾问篇8
与理财顾问建立辅导关系
现在向理财顾问学习规划知识非常必要，也正逢其时，理财顾问也可将其作为自己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教给人们怎样到达成功的顶峰，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很多人，如意欲跳槽者和财务规划类的学生都非常期待能学到这些知识。
辅导关系中包含的理财顾问和投资者都会受益匪浅，双方都可以从对方那里互补知识。通过相互学习，投资者可感到对自己有更明晰的了解，而理财顾问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金融服务行业的未来。同时，在帮助别人规划使其职业生涯逐渐发达时，自己也会获得很大的个人满足。
其实，对于理财顾问来说，能从新的从业者或者门外汉那里获得一些新奇的观点，也是一件好事。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一个局外人会怎样看待理财顾问的行为，怎样看待理财顾问所从事的行业，以及提问一些难缠的诸如怎样转动自己的“车轮”才能更好的改进事业等问题。
选择理财顾问要理性
人们在挑选理财顾问时，也要注意理财规划行业的相关情况。目前，该行业还没有非常明确、清晰的前景。对于理财顾问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服务保持理财规划行业高速发展。对于各个公司来说，对那些初人行的理财师，不要让他们的头脑变得麻木，一味机械地去处理客户邮件以及其他事情。必须想办法传授他们一些助其成长的东西，共享优秀员工的成长经验，使他们确信在这个行业中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才是理财规划行业的未来。
让理财师新手理解如何以及为什么会用某些方式处理事情非常重要，如果公司能传授相关技巧和经验，他们也许会因此变得出类拔萃。进一步说，如果把实现完美退休生活的目标比喻成一次旅行，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是助其到达的头等舱机票。而投资者需要理性选择称职的顾问，这也会促进理财规划行业的良性发展。
此外，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做出判断，其实理财规划公司对这种感觉非常重视。在和理财顾问共事的过程中，如果人们觉得非常舒服，而不是觉得正在被本以为值得信赖的顾问遗弃，那么要注意这种感觉的变化，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反馈。其实每个公司都想拥有一些技术熟练、魅力超群、训练有素，并且完全符合客户要求的顾问来留住核心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