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7 01:17:36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教育出版 商业模式 数字化转型
一、绪论
来自中国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表明中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的图书零售总量是63.47亿册，零售金额总数为659.15亿元。其中，教育类图书零售量超过了52亿册，在零售总量的占比超过了80%；销售额484.01亿元，占销售总额70.36%。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的重头地位。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研究中国数字出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浪潮已经开始席卷全球出版业，从行业层面来看，各种电子阅读终端的研发和问世，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为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提供了切实的平台。
二、文献综述
（一）“出版”的相关概念界定
教育出版。程三国（2002）指出中国现代出版业是由一般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三个部分组成的。教育出版则是指与学习、教育和培训有关的出版，分为基础教育出版和高等教育出版两个业务范畴。刘灿娇（2007）认为模式化、标准化、过程复杂性和强计划性是教育出版物的典型特征，所以是最不会引起歧义、最名副其实的。
传统出版。M Cockerill（2006）在研究出版商业模式时明确了传统出版是区别于电子出版的纸质图书的出版。张莎莎（2013）：传统出版是指以传统印刷术为基础，出版产品的信息载体是纸张。相关出版物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等。
数字出版。本文所涉及的数字出版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出政发〔2010〕7号）》中的定义为准：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
（二）商业模式概念界定
R Clarke（1997）认为商业模型是公司用来获得持续性收益的一种运营方式。
哈佛大学教授Mark Johnson、Clayton Christensen和SAP公司CEO孔翰宁（2008）共同撰写的《商业模式创新白皮书》将商业模式的三个要素概括为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客户价值主张。
三、研究方法设计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文献检索法和深度访谈法。通过检索国内外与教育出版、数字出版和商业模式相关的文献，以及官方的政策文件、统计报告和新闻事件，采集翔实的参考资料。运用访谈法对行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解，获得第一手资料，弥补文献资料中数据不足的缺陷。
（二） 资料分析方法
文献分析法。通过分析搜集到的图书、期刊、论文、专业报道和行业会议等相关材料，对传统教育出版企业进行定位和深入探究。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针对既有资料进行判别和分析的一种非接触性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或是定量分析的方法输出认知。
案例分析法。本文分析人教社所属群体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转型的动机；其次分析外部宏观环境，预期人教社转型的战略趋势，借鉴其一系列的操作经验；之后通过对优劣势的对比分析，得出适用于人教社及其他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最后提出模式选择方案。
（三）研究工具
PEST分析法。PEST分析法指的是宏观环境的分析，P是政治（Politics），E是经济（Economic），S是社会（Society），T是技术（Technology）。本文通过这四个因素来判断企业所处的环境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时机的正确性。
SWOT分析法。SWOT分析法也被称为态势分析法，是以企业自身的内在优劣势为核心，客观分析企业现行状况的战略分析方法。SWOT是Strength（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y（机会）和Threat（威胁）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人教社概况
人教社以课程教材研究所为龙头部门，设立了数字出版部（职能部门）和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社属企业）。相关产品包括：义务教育课标实验教材教辅和教师用书（1-9年级）、普通高中课标实验教材教辅、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对外汉语教材教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材、幼儿师范学校教材、师范院校教材、其他教育图书、工具书、电子音像、数字产品、人教期刊。本文统计出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就多达215册别。教材出版垄断、教育出版物市场化竞争、企业改制、行业合作与联盟，除了资金短缺，人教社几乎经历了教育出版企业在发展历程中所有普遍意义的阶段。
（二）转型原因的分析
该调查涉及的访谈对象为29人，其中总社管理者1人、分社管理者3人、项目负责人4人、编辑10人、发行经理4人、社属企业职员7人。在访谈提纲的设计上，从人教社当下的企业状况和转型中产生的问题切入，设置了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问题。从调查结果发现，人教社所面临的问题有五个方面：
第一，地区行政壁垒的干扰。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冀教版教材、江苏译林出版社有限公司的牛津版教材、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深港版教材等一批极具地域标志的教材教辅由于能为地方财政创收，实现业绩，所以相应的地方倾向性也突显出来。
第二，出版生态环境恶化。企业被“租型”单位恶意盘剥利润。简单粗暴的惯常做法是版权页标注印数3000册的教材，在当地实际印刷量可能是6000册甚至10000册，这样超出的3000-7000册的“租型”费就这样流失了。新华书店账期长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对于一些中小出版企业来说，可能是影响生存的问题。数字出版则可以通过二维码、编码跟踪等技术手段对出版印刷进行数量上统计和监督，并监控其销售去向。
第三，教材与教辅之间的版权纠纷。以人教社为代表的教材出版企业认为教材是自主知识产权出版物，其研发和销售已经市场化，人力和资金等投入都是教材出版社自行承担，所以教材也就不再属于公共出版物，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出版物应向教材出版社支付版权费以获取相关内容的授权。教辅出版企业则认为教材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市场化或者完全的市场化，因为教材出版的准入门槛依然限制诸多，没有去政府化。数字出版可以通过教材教辅的在线链接，通过良性竞争获取市场份额。教辅产品也可以选择缴纳相应的版权费用，以教材企业官方认可的、质量达标的身份获得推荐或链接。教材企业也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教材的研发版权。
第四，教材教辅成本攀高、利润走低。教材品类剧增和教材限价导致教材的规模效益大不如从前。配套教材的教辅版本也随之翻番，教辅产品的价格战长年不断。低价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就是盗版横行。个别教辅出版企业借鉴人教社“租型”方式，将排版文件直接发到地方印刷厂，为降低销售价格，甚至将彩版直接印刷成黑白版。这样运输费和印刷费的价格空间就压榨出来了，可直接投入市场低价竞销。数字出版本身就省略了运输环节，只需要在线传输；同时也没有印刷成本，可以对恶意的低价手段进行有效狙击。
第五，用户阅读习惯的改变。90%的被访谈者支持传统教育出版单位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国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绝对性地控制了最大的教育出版资源，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具备了核心竞争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整合资源，将教材与教辅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全方位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传统版权纠纷带来的损失。数字化转型中的纸张成本及相应的仓储成本和运输成本将极大降低。
（三）人教社转型环境的PEST分析
政策环境（P）。2010-2014年期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中央利好政策和意见，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出版企业数字转型大力扶持的态度。截至2015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建设的数字出版基地已达13家，扶持工作在北京、南京、天津和深圳等多地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开展进行中，全国教育出版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较好的政策环境。
经济环境（E）。2009年的《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出版企业给予了实质性的协助，企业可以保留更多的利润用以投入数字出版的发展。数字出版企业销售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符合条件并申报通过的，退回其中14%的税费，即实际只征收3%的增值税。这两项措施极大地为传统教育出版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新兴市场的进入保障。
社会环境（S）。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目标，2015年中小学在校学生数接近1.61亿，2020年或达1.65亿，分别相比2009年增加2.08%和4.62%。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社会对中小学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需求也将相应回升。
技术环境（T）。2012年前后，中国出版业和IT技术业在云出版、数字版权保护、阅读终端融合、数字出版平台、数字编辑等数字出版关键技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教育出版企业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不过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软件创新后劲不足引发的数字硬件产品同质化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在生产环节上，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企业代工、仿制和拼成本的恶性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教育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的进程。
分析结论。通过PEST环境分析，可以清楚发现人教社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出版社在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有绝对的优势，技术环境方面的劣势则比较明显。总体上还是非常利于企业转型的。
（四）人教社数字化转型的SWOT分析
优势（S）。内容资源优势。人教社稳步经营了60多年，积累的传统教育出版内容资源庞大，从中可以提取出适合数字出版的丰富的内容资源。
垄断优势。虽然教育出版已经市场化，但准入门槛比较高，目前全国有法定资格的教材出版社仅有80多家。数字化转型可以将教材和教辅的融会贯通。
品牌优势。无论是哪种出版，品牌都是出版社的信誉和知名度的集中体现。人教社的品牌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教育出版领域尤其突出。
劣势（W）。缺乏复合型人才。传统教育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需要即懂教育，又熟知出版业务，同时拥有技术理念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近几年的人才需求无法满足。
体制遗留问题。虽然人教社已经改制转企。企业制度逐步向现代化调整，但几十年的事业单位体制的彻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导致人教社的市场化竞争力度不够，绩效制度无法良好运转并发挥作用，从而导致转型进展缓慢。
机会（O）。阅读习惯的改变。2013年9月启动的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突破50%，青少年群体手机阅读接触率接近60%。青少年手机阅读日均时长超过30分钟，手机阅读月均花费1.25元。在数字化阅读比例显著上升的同时，用户付费阅读的习惯逐渐被培养起来。这意味着教育出版的盈利环境在趋好。
威胁（T）。教育出版数字技术缺乏行业标准。《国际标准文档关联编码（ISDL）》国际标准虽然在2011年成功立项，但面市后的成效还需要较长的检验时期才能确定其有效程度。而且这一标准无法涵盖数字化教育出版的所有技术主流层面。
技术类公司的强势竞争。与欧美数字出版由出版公司主导不同，中国的数字出版绝大多数源发自IT类公司。人教社的转型将因不具备技术优势受到来自IT技术公司的竞争压力。
分析结论。根据以上SWOT分析，可知人教社现阶段的企业优势大于劣势，外部的机会多于威胁，技术劣势明显。鉴于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宜采用ST策略（多元化策略）。通过跨界联盟方式来解决技术薄弱问题不失为一个好策略，可以与技术类企业合作开发并分享利润。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开放合作是规避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短板的最佳捷径，独立打造大规模集约型平台和大规模制造自有产权终端阅读器的风险过大，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各方关联行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五）人教社数字化试水历程
2001―2015年的近14年间，即使是人教社这类占据优势资源、教育出版阅历丰厚的企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模式。数字出版部和人教数字公司的双轨并行，可以看出人教社对数字出版的重视程度。通过与多类单位的多层次合作、借力发展以及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人教社寻觅到现阶段比较适合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六）人教社数字化商业模式转型
单一产品模式。人教社尝试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也是大多数传统教育出版企业向数字出版进军的普遍形式，也就是纸版资源直接转换为数字化内容。转型之初，人教社把主要工作重心放在数字化内容资源的建设上，通过激活所掌握的巨大的教学资源，以“资源包”的形式与名校名师共建共享。
整合服务模式。电子书包是以数字阅读终端为载体的综合性产品，将文本、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多种类型的数字化教学材料进行融合。其教育和学习方面的功能之丰富是普通终端或平台无法企及的，搭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功能充分体现了整合服务的成效。
人教网（.cn）是具有经营性的、为学生答疑辅导、为教师提供测评帮助的资源性综合服务产品。人教网原创的网络文本资源年均量5000万字左右；日均页面点击量超过300-400万次；日均访问量约20万。
人教学习网（）是人教社旗下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各类问题的资源类网站。网站引入了课外辅导的概念，通过引导学生，反观学习内容的设计是否符合用户的学习习惯。
人教数字校园（PEP e-Campus Live）以学习、教学、推广等系统认知为理论基础，通过IT技术手段实现对教学研究、教学资源、教务工作、媒介手段、测评诊断进行整合配置，形成立体、开放和交互的在线综合服务方案。数字校园由备课系统、授课系统和教务系统三个模块构成，充分体现了产品强大的综合服务特质，对关联产品的持续销售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英语互动Q学堂”网络教材。配合《英语（新目标）》教材，紧扣课程标准的五大组成部分，用户界面模拟实体教材的外观。充分贯彻分层次教学理念，按学生学习能力和进度的不同个性化提供。这使得学生参与活动的便捷性得到提高，良好的互动功能机制提升了教学任务的完成效能。
2009-2011 年期间，人教社经过三年的数字出版运营摸索，积累了大量的教育教学资源，在管理、人才、技术以及数字化经验方面有了相当的基础。企业定位逐渐由内容提供商成功升级为“内容+产品+服务”的综合服务商。
平台运营模式。数字出版平台的核心在于教学内容的整合、管理、跨平台及信息服务。教和学的大量素材是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最核心的基础资源。通过有效的数字化整合之后，资源、读者、作者和企业共同构成高度人性化的、强大互动性的数字化平台。人教社研发的网络出版平台，通过对互联网安全技术的完善，架构全媒体出版体系，将人机互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功能融入出版流程，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参与基于教学活动进入自出版环节。
（七） 数字化转型成效
人教社社属企业，人教云汉数媒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收入近2000万元。人教社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整体收入超过4000万元。2014年数字出版总收入超过6300万元，增长率超过50%。转型成效是显著的。这个数字和人教社十几亿的总体收入来比轻如鸿毛，但从整体行业来看是重如泰山。以人教社为首的教育出版单位的数字化出版盈利，是行业的强心剂。人教社由产品供应商向服务提供商的整体趋势，是目前中国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思路。
五、研究结论
第一，成本角度的模式选择指的是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出发，选择资金投入量适当的模式作为突破点。同时加强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数字出版降低成本最可能方式就是缩短中间环节，减少中间费用的支出。传统出版状态下，纸质产品流程基本上是单向的线性流程，每个环节的开始都是基于上一个环节的终止。数字出版却可以凭借数字多元化和跨媒体的优势实现出版流程的多向互动，直接或间接降低出版成本。
第二，产品差异化角度的模式选择是指在市场中，如果企业的产品（服务）比其他同类产品（服务）更好地满足了某些顾客群体的需求，并使其产生依赖性，差异性化优势自然就发挥出来了。采取该类模式的企业能在市场中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价格，避免恶性的低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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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论文篇2
关键词：数字出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知识结构；教育教学；出版产业；机遇；挑战；数字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96-04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版行业也渐渐与数字信息化进行融合。美国出版商协会公布的销售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出版业整体销售额较2011年增长4.51亿美元，达到65.33亿美元，电子书销售额较2011年增长了42%，达到12.51亿美元。我国的数字出版行业也随之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但与数字出版行业的飞速发展不相称的是相应人才的缺失，尤其是既符合出版行业职责要求、同时又掌握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甚少。目前，我国高校教育与社会培养大都是沿用传统出版行业培养人才的体系与模式，教育方式滞后，教学内容陈旧，培养体系不能很好地适应行业发展要求，这严重制约了数字出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数字出版应用型创新人才特征的现状分析
数字出版行业与传统出版行业不同的是，数字出版是以计算机技术与传统出版行业技能与内容为基础，通过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海量储存技术等多个IT技术的融合，构建的数字出版平台，让出版行业的信息内容网络化、数字化。所以，数字出版行业对人才能力结构、行业素质、应用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一）从数字与出版行业融合需求来看
首先数字出版行业人才必须要对其两大基础学科（计算机与出版编辑）的知识要有一定基础，对数字出版行业的应用技术与理论支持有一定的了解。其次，数字出版行业的人才必须对数字出版的传播技能、媒介运行、网络设计、数字应用等基本行业技能有所掌握。同时，作为一名数字出版行业的人才，其本质还是新闻人、媒体人，必须要有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这种素养就是新闻出版的专业素养。这种素养要求行业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新闻敏感，熟练地掌握采、写、编、评译、校发等新闻编辑技能，追求时效性与真实性。再次，数字出版属于信息技术产业的范围，作为一名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除新闻出版专业理念外，还得具备专业的数字理念、能够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出版产业数字化的经验与知识技能。
（二）从从业知识与能力结构来看
从业者必须学习专业的出版知识、数字技术知识、媒介经营管理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等知识。同时，必须具备执行数字化媒介运行平台的能力，使数据在多平台上进行编辑出版，从而丰富编辑出版的数字形式。徐维东、许琼英对前程无忧网的数字出版人才招聘启事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出版企业迫切需要“复合型”人才，也就是既懂传统出版又懂数字技术、既懂内容加工又懂市场经营的“双栖”人才。而且还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细致的观察力、强烈的求知欲与责任心以及创新精神，这都是一个数字出版人才应该具备的从业素质。由于数字出版是一个新兴产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众多，从业者还应具备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并有较强的团体协作能力。
二、数字出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数据进行统计，我国2013年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招生单位有100左右，其中设立数字出版硕士学位点的院校约70所。当前大多数高校将新媒体传播、网络传播作为其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和图书馆学等专业的方向之一。只有少数院校确定了数字出版方向。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根深蒂固，再加之处于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高校数字出版人才教育大都停留在对于培养传统出版媒介人才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上，使得从高校走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行业现实，浪费人才与资源。
（一）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落伍
从国内还是从世界上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来看，传统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已经落伍。很多高校虽意识到了数字出版时代的变化，并且尝试进行转变，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但是只是停留在认知层面。无法切实有效地为学生整体规划学习与课程体系，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无法适应行业要求，培养模式与行业需要错位，高校教育与社会实践分离。
（二）专业师资力量匮乏
对于数字出版这样的新兴产业有关知识与技能的认知与学习，要有一批精于此道的老师在实践与理论上孜孜不倦地指导。但就目前我国高校数字出版教育建设现状来看，熟练掌握数字与计算机技术，并且跨学科精通出版业务的教师不多，且在数字出版机构工作，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教师更少，而且出版编辑专业的教师对于数字技术精通的不多，无法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指导，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过程中只能死记硬背，缺少实践性指导与讲解。在师资匮乏的难题下，高校中甚至一些本来教授中文、汉语言的人文学科的老师“迎难而上”，去教授相关课程，其专业性也可想而知。
（三）课程内容陈旧与设置的不合理
在国内，有关数字出版的课程与学科设置可借鉴的经验还是比较少的。这就造成了很多院校开设有数字出版的课程，内容却是老套的、僵硬的，甚至是资料堆砌起来的，在学科以及课程设置中，以新闻为主，辅之以文学、出版、甚至历史的学习，在高校中屡见不鲜。受其影响，数字出版的课程模式设置也趋于僵化，没有创新型，仅有的数字出版的课程大都也是在老师死板地教授、学生僵硬地抄写听讲下进行的。这种填鸭式的灌输理论知识，使之在僵硬的知识灌输中泯灭了学生创造力与想象力。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全国目前只有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理工大学等院校明确确定了数字出版方向，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日趋完善，值得借鉴。
（四）数字出版机构的接纳力不强
目前，由于高校数字出版教育正处于转型和改革阶段，形成规模的输送数字出版人才还是不现实的，所以目前在数字出版行业最多的还是传统出版型人才，或者是IT等行业跨界人才。而且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字平台运作技术是属于实践性强、专业性强和针对性强的技术种类，所以一般的数字出版机构，或者是传统媒介中的数字出版部门最多的工作人员还是技术类的，而对高校培养出来的传统型出版人才一般都是敬而远之。这是由于：传统型出版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在校没有接受过数字出版的理论和技能教育，所以先天不足；目前传统出版机构正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平台正在建构期，需要专业的技术型和经验型人才，高校初出茅庐的学生缺乏这种技术和经验；由于数字出版是新兴行业，其内部也是处在一个摸索前进的状态，没有过多的资源去对已经成型的传统或数字出版人才就重塑和教育，而刚刚走出高校的学生需要一个实践和学习的平台。所以这就造成，在数字出版行业中，对以前的传统出版体系下培养的人才接纳力不足，缺乏教育培养耐性，导致毕业生所学非所用，人才流失、浪费。
三、数字出版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对策
大数据时代，怎样培养数字出版的应用型人才，这需要高校与社会机构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对于两者而言，培养理念与模式必须突破，原有的体系必须重建，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也必须合理化，师资力量的培养也必不可少。与此同时数字出版机构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也需要更加合理化，社会选择和社会培养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国内外成功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
（一）转变高校培养理念
现有传统媒介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出版行业学科的细化。梁春芳教授指出，高校的出版教育应当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树立大编辑、大文化、大媒体的教育理念。面向数字出版产业，培养具有现代科学文化基本素养、具备数字媒体编辑出版传播技能，了解数字媒体产业运作规律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高校的发展应该走在学科与产业前沿，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相结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顺应社会的形势。
（二）构建多元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的变革对于适应数字出版产业形势是势在必行的。首先，对于整个出版编辑学科来说，高校应当为学生设立不同的研究与学习方向，让学科更为细化，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空间，绝对不能盲目地设定方向，或者强制为学生开课，尤其是在学科建设不完善时。其次提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数字化平台中，出版行业归根到底的任务还是对内容的编辑和出版物发行，所以实践技能的教授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作为应用型创新人才，一定的经验积累对于学生来说，走上社会以后是很有利的。
借鉴德国的校企办学、校企联合，共同培养人才的双元制培养模式。主要是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本位，以“为未来工作而学习”为目标，以“职业活动的开展”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这是实现学校与企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的一种方式。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与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紧密相连，以学代工。高校依托自身强大的教育优势，拥有深厚的知识与理论底蕴，在此基础上推动校企联合，使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同时，也为学生积累了深厚的实践与工作经验，无需数字出版机构耗费不必要的资源进行培养，达到毕业即能上岗。
在培养模式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编辑出版为核心内容，综合多学科进行人才培养，不单单局限在单一出版学科内。以武汉大学为例，其数字出版专业以出版理论、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科学理论为三大基础学科，在此基础上开设相关数字出版课程。为体现出版理论和数字技术的结合。武汉大学构建了“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平台类课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传统出版理论，如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等；二是数字技术和信息管理，如计算机基础、软件工程、信息组织检索等。模块类课程主要面向新型数字出版业务，如电子书、数字期刊、网络游戏、数字动漫等。
（三）转变课程设置方式，加强高校师资力量的培养
高校在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为学生设置基础与专业课程中，应当根据学生和社会需求进行设置。在校企联合的双元制基础上，基础理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应同时交叉进行，并且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划分专业，实行多元化教学。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编辑内容为核心，经营管理、传播为主导，在统一的教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同时，在进行专业理论与技能的培养教育下，设置人文素养类、出版传播类、职业道德及法律法规类等公共基础课。不同培养方向应围绕不同的培养目标设置相应的课程：数字出版内容集群主要开设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数字信息内容的策划组织与搜集整合、信息内容创意表达等生产类课程；数字出版技术集群主要开设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开发与应用、多媒体设计与处理以及和数字出版相关的其他技术课程；数字出版经营管理集群，主要开设媒介经营管理、媒介经济学、市场调研分析技术、整合营销、电子商务、公共关系课程。避免设置课程的重复，根据企业、学校、学生个人的需求进行个性化选择。
在高校师资方面，基于双元制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学生的技术教育由社会实践教师与高校教师同时来负责。来自企业的一线工作人员以自己娴熟的业务技能与深厚的工作经验为基础，为学生讲解数字出版业务；理论部分，由在校老师进行讲解，使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学生学习的同时，老师必须“走出去”，去一线产业进行实践性的学习和锻炼，理论联系实际，让实践来印证理论教学的优点与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改革，最后达到反哺学校的目的。
辽宁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利用已有的师资，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由来自出版一线的教师带队，在编辑出版专业开设数字出版相关课程，成立了出版专业多媒体网络教学中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该校还将出版业经验丰富、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的产业人员请到学校进行授课、开展讲座、担任兼职教师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四、结语
在可见的将来，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必将是十分迅猛和繁盛的。作为行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应用型创新人才必不可缺。高校与社会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积极应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探索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培养模式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巨大任务。在实践中顺应趋势，继续完善数字出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行业、市场、社会输送更多的应用型数字出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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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digital publishing，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with opportunity. Composite type， application-oriented type talents of innovation is becoming a key for publishing industry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y. The training syste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ve talents is composed of the knowledge and the practic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and editing tal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enterprise platform， training mode， these are keys to digital publishing talent cultivation.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3
[关键词]信息流转；数字档案；信息档案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092 ― 02
构建数字档案系统是高校档案事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数字档案系统是以计算机计算为基础，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将原本的馆藏档案资源数字化，收集和捕获其他平台有价值的数字信息资源，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建立分布式、跨地域的有序的信息资源系统。该系统是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本文根据高校这一特定环境，从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理论切入，试图构建一个科学化、系统化、并能持续发展的高校信息档案生态系统。
一、高校信息档案生态系统构建的理论依托和现实意义
信息生态理论主要是以信息生态系统为核心并针对信息生态学体系和理论框架的研究，目前他已经逐渐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美国学者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在1997年首次提出“信息生态学”的概念，将人类对生态学研究的理念引入到信息管理之中。他认为信息生态学就是“信息的整体管理”，简单的说，信息生态学即是将信息活动、信息环境等对象用生态学的方法、观点进行研究的学科。
信息生态系统这一人工系统由信息资源、信息人、信息环境三者组成，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人利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与信息环境之间进行信息交换，最终使各类信息的比重、数量和信息的流量趋于稳定，这样就形成了信息生态平衡。信息生态链由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的传递者和信息的消费者三个动态因子组成。信息流转是指存在于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学者刘策群、周成聪的《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流转》提到了信息流转的类型，包括信息拒收与信息摄入，信息筛除与信息受理，信息排出与信息吸收，信息内化与信息产出，信息流失与信息供给，信息反馈等。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研究是运用生态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信息收集、信息交流与信息服务。最终达到优化高校数字档案系统机构，改善信息组织模式。促进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加快信息流转，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形成并完善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提升高校数字档案系统在知识经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
二、高校信息档案生态系统构建的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研究
（一）高校数字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
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由信息人、信息资源和信息环境三要素构成。
1.高校数字档案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人
根据其在高校数字档案生态系统中承担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不同，高校数字档案生态系统的信息人可分为三类：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的传递者和信息的消费者。他们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一切活动的有机构成者，直接决定着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生存和发展。
2.高校档案系统信息的资源构成
高校数字档案馆的信息资源总体上来讲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资源是指纳入高校数字档案系统建设范畴的一切资源，包括数字化的档案信息、信息系统等信息资源等。狭义上讲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资源仅指数字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及与之相关的其它信息网络上的档案信息资源等。其具体构成可分为三类：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包括各单位移交的电子文件，档案信息网内的档案信息资源。其他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包括数字图书馆相关信息资源，数字博物馆相关信息资源，其他网站上相关信息资源。相关的人员信息、技术信息、信息系统等信息资源，包括人员信息资源，技术信息资源，系统信息资源等。
信息资源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基础和核心，数字档案系统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其信息资源展开的。良好、系统的信息资源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
3.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信息环境
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信息环境是指围绕高校数字档案系统发展而变化，并足以影响或制约高校数字档案系统成长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称。信息环境一般是指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内部环境。它是保证高校数字档案系统正常运行，并实现为高校和社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目标的内部条件和内部氛围的总和。
（二）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生态链的构成及相互依存关系
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由三类生态因子构成，即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和信息消费者。不同信息主体有明确的角色分工，在不同的阶段可相互转化。在高校数字档案馆这个生态系统中档案呈报部门和档案馆员扮演了信息生产者的角色，档案馆员又同时扮演了信息传递者的角色，而组织部门、教师、学生等用户构成了信息的消费者，各因子之间是共生共变相互适应的过程，他们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促使数字档案系统这个信息生态环境螺旋式上升，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为了保持信息生态系统平衡，总有老旧的、没有利用价值的信息被舍弃，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同时承担着分解信息的工作。信息生态系统由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信息分解者四类信息人构成，联结不同信息人种类的纽带是信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生态链的实质是信息流转链。
（三）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过程分为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信息利用、信息反馈五大模块，并分别对五个模块中的信息流转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信息收集模块
信息收集是信息流转的起始环节，担任着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整个信息流转过程可以顺利进行的保障。在信息收集过程中，信息流转能力主要体现在档案信息源的选择与控制能力、信息获取技术保障能力、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三个方面。
2.信息处理模块
任何档案不经过信息处理都无法供用户直接使用。信息处理是档案系统信息流转的中坚环节，具体过程为信息处理平台将收集回的原始信息进行组织加工、分类整理，最终将原始信息分为对应档案系统列表的各种资源，再分别传送至数字档案系统对应的数据库中。信息处理过程中，信息的流转能力主要体现在信息整合能力、信息处理方式多样性、信息处理技术支撑能力三个方面。
3.信息模块
信息模块主要有信息列表、信息导航等列表，用于查询不同类型的信息。在信息过程中，信息流转能力主要体现在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功能完备性、服务平台易用性、技术维护能力四个方面。
4.信息利用模块
信息有效利用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交流模式的核心和重点，前几个模块中各种完备的能力都是为信息利用模块顺利进行做准备。档案系统旨在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档案信息服务，信息利用是重中之重。信息利用过程中，信息流转能力主要体现在用户需求获取能力、深度分析能力、创新能力三个方面。
5.信息反馈模块
档案系统通过收集档案管理员和档案用户对档案内容与管理的反馈信息，将这些信息反馈给档案管理过程和各部门档案递交入馆过程，实现高校从“档案入馆―收藏管理―信息输出―用户反馈”全程的质量持续改进与提高，从而使数字档案系统内部档案管理质量保障形成一个闭合的环路。
三、构建高校信息档案生态系统的建设策略
（一）馆藏资源建设
馆藏资源建设是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的基础保障，是数字档案系统开展信息服务的前提。数字档案系统的目标是服务，要维持其竞争优势需要建设馆藏资源。
1.制定馆藏资源共建共享计划。高校数字档案系统馆藏资源建设应该有计划、有条理的开展，应先以机构、学科、领域等具有共同信息特征的单体数字档案系统为基础实现局部的馆藏资源共建共享，以为日后实现数字档案系统资源的全面共享奠定基础。
2.建设特色馆藏资源。建设特色馆藏资源可以提高数字档案系统竞争优势，提高数字档案系统自身影响度，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高校大学数字档案系统特色馆藏资源建设的定位应以原有资源的结构特征为基础，根据目标用户的特点、需求确定馆藏资源建设的重点领域，确定本馆的特色资源以及特色资源的发展优势和方向，有计划地进行特色资源的整序与开发，保证特色馆藏资源全面、完整、连续地采集与整理，形成具有较高共享价值的特色资源与完整的特色知识资源体系。
（二）人力资源建设
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中，档案管理人员的智力资本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的重要的基础资源能力之一，是信息流转能力重要的载体和外在表现。档案管理服务能力的提升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要充分给予档案管理人员继续深造的机会，并对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岗位资格、专业能力、岗位职务提升培训等，进一步加强其职业技能；要注重培训理念的创新，并结合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评价机制等方法，是档案管理人员能更充分地通过学习，掌握应有的技能，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要从内部培养与挖掘档案管理人员的潜能，为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提供智力支持与保障。
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档案管理人员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知识经验、思维能力、学习能力等，是进行档案赶快来的重要能力，是创新能力培育的基础。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和可操作能力，鼓励档杆管理人员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更好地解决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增强可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信息技术建设
技术资本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中基础资源能力之一，技术有助于推动档案管理与服务，是高校数字档案系统建设的有力工具。技术建设强调通过对信息技术、知识技术等的应用与管理，为高校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建设提供完善、先进的技术、系统、工具上的支持。
（四）学习型数字档案系统建设
构建学习型数字档案系统，首先要完成管理结构的构建，扁平化管理可以解决结构上的制度问题，扁平化管理结构使信息交流更加及时，资源整合更具针对性，内部协调更加有效，对外界的反应更加迅速，为学习型数字档案系统的建立创建基础和平台，在服务时间中不断提高学习和创新能力，促进和推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和上下及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并在竞争中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整体互动、协调合作的氛围。从而形成适应学习型数字档案系统要求的组织体制。
（五）文化型数字档案系统建设
高校数字档案系统要充分发挥信息服务的作用，提高数字档案系统信息流转能力，更好地为用户服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信息的学习型文化。学习型文化的创建，首先要营造一种内部学习文化氛围，培养和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自学、创新、进取精神；其次，高校数字档案系统内部创建一种能够促进学习、增加沟通与交流、加强创新和应用知识的环境；此外，既要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又强调团队合作意识和知识共享意识，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档案管理人员尽情发挥个人才智，创造性地开展信息服务。最后，要营造相互信任、倡导合作、鼓励成功、公平竞争的机制和氛围，以和谐的组织文化提高团队成员的学习力和创新力，加强服务管理能力。
结论
构建一个科学化、系统化且可持续发展的高校信息档案生态系统要从馆藏建设、人力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建设、学习型数字档案系统建设和文化型数字档案系统建设五方面入手，从而提升高校数字档案系统的服务效果与服务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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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新明，王振，张红岩.以人为本的信息生态心态构建〔J〕情报理论于实践.2007，（04）.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4
关键词：出版；产业模式；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2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36-02
大力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新兴出版产业已经是我国2010年之后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五项重点任务之一，各省市也都在积极筹划组建自己的数字出版基地，黑龙江省作为毗邻俄罗斯的文化大省也在努力地进行着出版产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探索，省内大多数出版社以及制版公司都组建了数字出版部门或者新媒体出版部门，然而，在转型中尚处于摸索阶段，缺乏理论指导和实际操作经验，因此，大多数出版社还没有实际付诸行动，虽然各社也做了一些人才培养工作，参加了若干数字出版经验交流会，但是由于若干问题尚未解决，各个出版社还持有观望态度。本文意在分析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黑龙江省自身的资源优势，找出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为出版转型提供一些参考。
一、黑龙江省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
（一）数字出版制式以及版权保护问题
和国外相对统一的数字出版制式相比，我国的出版制式显得多而乱，几乎是一个出版机构一种制式。“国内目前，主要的就有Adobe的PDF、知网CAJ、方正CEB、书生SEP、超星PDG等，电子图书的存储格式也多达20种左右，用户面对不同的出版商都必须选用不同的阅读器和软件，增加用户阅读成本必然导致用户流失，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浪费”。[1]
而无法得到充分的版权保护，也使得各家出版社或出版集团面对数字化出版都比较犹豫。大量的数字出版侵权案件已经表明2000年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2002年制定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两部律法对现实数字出版适宜的程度在日益减弱。而技术方面除了数字签名和序列号授权等方式之外，也没有太多实际可行的版权保护方法。这是数字出版转型当中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二）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出版社往往处在数字化利益分配的弱势地位，若要扭转这一趋势，改变数字产品销售利益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出版社必须自己拥有数字出版的内容整合平台和营销整合平台,[2]然而，这两个平台的搭建所需要的资金并不是一家出版社能够承担的。
（三）技术问题
为了保有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出版社自身不仅要继续保持内容优势，而且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掌握数字化产品制作的方式、方法，并从目标市场的需求分析，找出目标受众所急需的和未来可能需要的数字化服务方向，并按照这样的方向，研究与创新数字化产品的提供方式。然而，这些技术问题是目前的传统出版企业所不能够解决的。
（四）人才问题
目前，黑龙江省的大部分出版社都提高了聘用条件，普遍要求应聘人员必须是具备一定学科背景的高学历人才，学历需达到硕士研究生以上。这些人才进入出版社之后，会经过一定时期的业务培训，使之掌握必要的编辑出版行业知识。然而，作为数字出版转型发展的后备力量，这些人才还欠缺很多关于新媒体出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五）阅读习惯问题
黑龙江省既是农业大省，又是重工业基地，全省人口到2010年5月为止，常住总人口已达到3830万人，然而，如此之大的人口总数中，却只有一小部分比例的人群能够有机会使用数据库形式的数字出版物，这部分人群主要都集中在高校以及政府部门中，能够通过手机接触数字出版物的读者范围稍大一些，但也主要集中在学生范围内，他们比较容易也有兴趣去学习使用一些新技术，掌握更多的数字产品消费途径。但是，占人口比例较大一部分的农民以及工人群体却没有经济实力去获取先进的阅读设备，即使有一定的设备，也由于掌握不了使用技巧，而无法阅读。没有坚实的数字图书产品阅读群体，出版产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产品也就没有市场消费空间。
二、数字出版转型对策研究
（一）联合东北三省的出版集团，共创统一制式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建立数字出版平台和数字营销平台，以及进行数字化出版人才的培养、技术的研发、与其他媒体进行联动出版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单凭某一家出版社自身的资金力量是无法完成以上各项任务的，并且做数字出版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每一家出版社都不愿意投入太多。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东北三省应在所属新闻出版局的共同协调下，达成联合协议，共同在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努力，争取将东北地区建成国内知名的地区性质的数字出版基地。
联合之后，能够有效解决技术研发问题以及数字出版制式统一问题，因为东北三省地区有很多科研能力很强的高校，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出版行业完全可以借助这些科研团体的力量来解决技术研发问题，并且由于高校的科研一般都有部级或省部级的项目基金支持，所以，这部分的资金投入就可以节省很多，同时，借助高校科研团体建立数字出版平台或营销平台，以及技术研发，对于高校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是一个理论成果转换成应用成果的绝好机会，因此，双方的合作意向是很可能达成的。而且，平台的维护与技术的更新，出版行业也需要高校科研团体的不断支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要在黑龙江省的出版产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中，不断有新技术注入，那么，有理由相信黑龙江省的数字化出版产品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并分割较大的市场份额。此外，联合必定意味着数字出版制式的统一，因为只有统一三个省份的所有出版社，他们才能共同使用所研发的数字出版平台，对于营销而言，也会轻松许多，由于使用的阅读软件相同，所以，用户在使用时会避免很多格式转换问题，很显然，使用上的便捷也是目标群体选择图书数字化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在目前，全国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规定统一的数字出版制式之前，黑龙江省只有用联合东北三省统一制式的方式，才能扩大自身的数字化产品格式的影响力，并使之逐步成为行业的统一范式。
（二）有效引导和支持新媒体创新要素向数字化出版企业集聚
转型之后的出版企业在确定商业赢利模式方面，不能仅仅将重点放在纸质图书产品的简单数字化生产方面，而应当延伸图书内容产品的涵义，使之不但具有光盘、数据库、在线读物等文字版本形式，还要使之具有动画版、影视版、听书系列版、游戏版、教学形式版等多种形式，换言之，即：数字出版赢利的关键在于让内容增值，通过相关内容产业的融合，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有效拓展传统出版的阅读空间，延长出版物的生命周期。[3]
然而，如何使数字出版的产业形态日趋完善，数字化出版产品的形态不断丰富，始终是传统出版企业自身所无法完成的目标，因此，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分局和相关的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在政策上因势利导，有效地引导和支持新媒体创新要素向数字化出版企业集聚，使出版行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创意产业。作为毗邻俄罗斯的文化大省，黑龙江省完全可以依托本省的俄语学科优势，出版一些体现本省地域特色的文化类书籍以及代表本省独有学科或优势学科的学术类书籍，将其制作成为融合多“媒体”特色的数字化产品，销售给俄罗斯的用户群体，从而树立出版俄文数字化图书产品的品牌优势，形成全国的俄文数字化文献出版地标文化。
（三）提高薪资待遇，吸引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的进入
数字出版产业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由传统出版业、互联网、数字媒体终端、网络服务商、新闻传媒等多种产业形式互相交叉融合而成的新兴内容创意产业。在这样一种产业形态下，出版人才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的基本出版流程知识，还要大量掌握出版领域以外的技术、网络、新媒体等交叉行业的运作方式。能够充分掌握以上几类新形态出版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复合型出版人才，必定是高学历的具备多学科背景的精英，而且是文理兼容的稀有人才，这类人员，只有提高出版行业的薪资待遇，给予其最广阔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使之进入出版行业，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数字化出版产业的发展。
此外，除了吸引已有的出版人才进入行业之外，还要注重从各个方面培养数字出版的后备力量，尤其是高校的编辑出版教育更要进行彻底的改革。首先，要丰富学生的学科背景知识教育，其次，要通过一定的课程设计，使学生对于新媒体出版有充分的认识，再次，要通过实践与科研参与环节，使学生完全掌握不断更新的出版技术和传输设备，最后，通过高层次的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教育，使学生有专攻的数字出版方向。总之，储备丰富的高水平数字出版人才是出版领域技术不断进步，行业腾飞的基本动力和条件。
三、结语
尽管，在出版产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与问题，但是作为东北地区的文化强省，黑龙江省必须及时地抓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和政策导向，借助本省以及其他东北地区的高校科研力量，尽快地强大自我的技术能力，在政府以及行业协会的协调下，积极地与其他媒体和通信商互惠合作，逐步实现向数字化出版转型，并争取建立富有特色的数字化图书品牌，扩大自身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形成自有的鲜明地标数字文化。
参考文献：
[1] 严定友.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模式设计原则[J].中国出版,2009(6).
[2] 陈超英.传统出版社向数字出版跨越的三条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0(7).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5
关键词 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181-02
1 国内外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转型
在发展过程中，报网走向融合必然是纸媒发展的选择。从纸媒单线发展向报网融合的转型，纵观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成功运用，国内外诸多报业在报网融合的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报业的转型，促进了现代报业的发展。下文将列举几个国内外报业的转型：世界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甘尼特报业集团都对报网融合进行了相关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就我国而言，业界对于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也进行了相关探索，报网融合发展之路是报业发展的契机，最早的一批网站就是报纸创办的。2012年8月6日开始，《南方日报》秉持“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进行了第九次改版，“报网融合”的探索有三大创新：一是通过定位创新，坚持差异化发展方向，用“专而精”的定位来进行转型，呈现了报网融合的新价值。二是将平面、广电、互联网与新兴媒介结合起来，通过机制创新、制度安排和流程再造，发挥出各个媒介之间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新闻无间断传播的创新报道模式。三是充分利用官方微博、问政平台、网络论坛和移动终端， 高度重视内容创新，采取有力措施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即时新闻、问政热点和媒体微博，提高了全媒体运营的拓展能力，使《南方日报》能够在全媒体转型与竞争中占据主动。
2 概述《湖南日报》融合发展新趋势
湖南省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为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也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探索，大大拓展了新闻空间。以《湖南日报》为例，在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方面，“一体化”发展和用主流舆论提升传播力是《湖南日报》融合发展新趋势，其具体内容
如下。
2.1 “一体化”发展
为了适应当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潮流，《湖南日报》组织进行了合理调整与部署，建立了相应的官网，并开设了微信、微博以及搜狐聚合新闻客户端等相关平台，充分运用了数字化传播方式。《湖南日报》在报网融合的形势下，立足“一体化”发展方式，试图将报纸的的内容及品牌延伸到新媒体，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扩大影响力。据了解，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和平带领省委网宣办、新闻处的相关负责人，先后走访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南传媒等单位，调研了湖南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情况。在此过程中，孔和平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进行了相关论述，他认为，“报网融合”是让主流媒体主导思想舆论，把主流媒体做大做强。这一观点充分说明了《湖南日报》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2.2 用主流舆论提升传播力
在数字化媒体时代，用主流舆论提升传播力是《湖南日报》融合发展的又一新趋势。湖南日报在2014年8月15日推出数字转型重磅之作――移动新闻客户端。这一数字转型工作的开展，大大便利了人们信息获取的途径。用户只需要通过点击个人手机上的湖南日报新闻客户端，便能随时随地的了解省内政策信息、中央精神与热点新闻、国内外重大消息等，并能查阅最新的湖南日报原版报纸信息。同时，湖南日报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组建了三湘华声管委会，纳入旗下的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以及湖南现代每天传播网，为主流舆论传播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整合后的三湘华声，由呼叫中心、采编中心、营销中心、物流中心以及实体店等五个部分组成，逐渐转化为完整的媒体产业链，促进了多元创新化的三湘华声营销模式的发展。
3 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路径选择
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水平，在了解国内外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转型和二、概述《湖南日报》融合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路径选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3.1 创新思维，拓展延伸
用户为王、互动体验、即时快捷为互联网思维最大的特点。在报网互动的情况下，根据互联网的特点，开展报网融合工作，必须从思维上开拓创新，延伸拓展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路径。如常德全面推进报网融合，在全省市州党报中率先创办尚一网，就是创新思维的有力表现，这一网站的建立，实现了常德日报、常德晚报数字化、网络化。不仅如此，思维创新之后还应在技术上不断创新，使创新思维应用到新技术上，加强新技术业务的研究和应用，使报业产业链得以拓展延伸，如上线 “掌上常德”手机客户端、“尚一商城”等，在当前报网融合的新数字化媒体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化发展的新型传播体系。
3.2 互联共享，综合利用
当前，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裂变式发展，使报网融合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举步维艰，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都有其各自的优势，传播迅速、互动便捷为新兴媒体的主要优势，而作为传统媒体，信息权威、内容严谨为其主要优势，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互联共享成为可能，我们通过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优势互补功能，整合报业资源，有效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报网融合的数字化媒体时展目标。现阶段，郴州各媒体基本都建立了各自的网络微信公众账号与官方微博，一些资金设备较雄厚的媒体，还开设了相应的移动客户端，打造了用于信息的24小时新闻平台，将受众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媒体影响力。要深入发展数字化媒体时代的报网融合，还应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尽快培养一支集采、编、摄、播于一体的全媒体新闻队伍。
3.3 主动融合，主动发展
在传媒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主动融合，主动发展对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至关重要。要掌控主流地位和导向，必须适应新兴媒体发展的趋势，从大局着眼，以报网融合的宏观发展为切入点，对报网融合工作进行微观分析，采取适应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主动发展策略，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报纸主动拥抱网络，以张家界为例，通过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发展，推进张家界旅游信息，成为增强张家界知名度的重要举措。为适应数字化媒体时代的需要，张家界通过报网融合媒体的运用，推荐其“二维码”，游客扫描、访问量大增，可见，数字化媒体时代，以现代媒体的传播规律为指引，实现了社会大众对于新闻产品的多元化需求，以满足广大游客的信息需求，特别是有关张家界旅游的资讯、美文报道，通过微博转发评论等形式，以及景点炒作，如“张家界版江南style、小苹果”等，使源源不断的高品质新闻产品呈现给受众，持续传递着美、传递着正能量。
4 结论
数字化媒体时代的报网融合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数字化媒体时代，面对传媒生态的变革，现代报业开展报网融合发展路径研究，应创新思维，拓展延伸；互联共享，综合利用；主动融合，主动发展，面对新形势下数字化媒体时代对报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探索数字化媒体时代报网融合的有效途径，发挥出网络媒体在即时传播、互动传播的“自主”模式，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为报网融合、资源共享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现代报业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6
【摘 要 题】信息资源建设
【关 键 词】馆藏……
随着信息手段革命与信息内容革命两次巨大的跳跃性发展，全球掀起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浪潮。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促使许多国家把本国的文化遗产大规模转换成数字形态，以扩充数字图书馆的“内容”资源，以便为未来的“内容市场”竞争奠定基础。数字图书馆的“内容”资源是刺激与满足人们对文化内容需求的关键，人们对内容需求的革命性增长将推动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有力地促进国家信息化进程。
由上可见，数字图书馆建设使我们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更加明确：以内容的创造来带动技术的发展，以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来拉动信息产业的跃升，从而有力地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在整个战略中，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成为了核心行动。
图书馆历来承担着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遗产与知识的关键职能，它丰厚的馆藏闪烁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光辉，是世界各国久久仰慕的。将图书馆馆藏文献数字化，通过英特网让世界共享，不仅为中华文化在数字形态下再现辉煌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而且这笔巨大资源本身对国际市场就具有无比的吸引力。然而，受财力、物力以及当前技术能力的限制，我们暂不可能将这大量的文化瑰宝全部数字化，只能分期分批、有步骤有选择地进行数字化工作，逐步将中华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文化市场。优先数字化哪类馆藏文献才有可能在全球用户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在当前技术环境与资源配置情况下，制定什么样的数字化策略才最经济与可行？这两个问题是所有从事馆藏文献数字化的同行所共同关注的，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1 馆藏文献优先数字化的原则
数字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对图书馆馆藏的获取，或通过提供数字化拷贝，保护珍贵或易损的馆藏文献。鉴于此，笔者认为以下各类文献应当优先考虑数字化。
1.1 优先数字化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知识积累、传播与创新
这一优先数字化原则是以符合本国利益、传播本国文化为目的的。考察许多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网页，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是优先将美国1774年至1955年间各类历史、文化、史料性文献数字化，并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讲述美国的历史、战争与文化发展（注：许绥文.漫笔之三：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2））。日本也是优先将本国主要的学术刊物（含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优先数字化，并通过因特网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
因而，我国应当优先数字化本国的文化遗产，将被各类图书馆收藏的，由我国作者撰写的，其著作的有价值部分，与我国社会、政治、文化、科学及经济有关的内容优先数字化；本国的文化和科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可考虑优先数字化。这些由本国人产生的，反映本国各方面活动的文献数字化后，通过因特网可在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与展现本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1.2 优先数字化具有较高价值的本国文献
只有将具有较高价值的本国文献数字化，才有可能吸引国内与国外用户，只有这类资源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只有将具有较高价值的文献数字化，这类文献才可能为用户长期存取。具有长期利用价值的数字文献，才有可能使数字化初投资与其产生的效益相符。因而，我们必须将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源优先数字化，必须将本国的文化和科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优先数字化。
1.3 优先数字化使用频率中、高的馆藏文献
数字图书馆发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大小，可以通过被访问的次数多少来衡量。只有将用户需求大的文献优先数字化，才可能提高数字图书馆被访问的频率。使用频率中高的馆藏，一般损坏风险也大。将这类文献优先数字化，可直接降低由于多次使用而给这类文献带来的损坏或丢失的风险，也促成了对这类文献的保护。
1.4 优先数字化进入公有领域的文献或不受版权法保护的文献
图书馆数字化活动应遵守知识产权法。对大多数图书馆而言，版权所有资料占馆藏的主要部分。数字化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文献，需要与产权所有人协商。大多数情况下，协商版权许可是要付出高额费用的。例如，IBM在准备制作有关“哥伦布”的光盘时，仅为得到版权拥有者的同意，就花掉了100万（注：Michael Lesk.Going Digital.Scientifi American，Mar.1997）。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数字资料上网不收费或收费低微的情况下，如果将大量受版权保护的资料数字化，图书馆是承担不起支付著作权人的费用的。因而，我国馆藏文献数字化初期的活动，应主要集中在版权期满或不受版权制约的文献上。
世界各国对作者版权的保护期是有限制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身及去世后50年，截止于作者去世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去世的作者去世后的第50年的12月31日。电影、电视、录像和投影作品的发表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第50年的12月31日。照此，170年前发表的论著（即1832年以前的论著）或50年以前公开发表的音像制品，是可以考虑优先数字化，而不涉及版权问题。在此时期之后出版的文献，均应仔细地检查、核实其是否仍受知识产权约束。
我国知识产权法规定，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有：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时事新闻；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等不受版权法保护。对于这类不受版权法保护，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文献，可以考虑优先数字化，例如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等。
1.5 可考虑优先数字化缩微胶片文献，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
由于多方面原因，缩微胶片文献应当优先数字化。
1.5.1 缩微胶片文献内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我国缩微胶片文献，大多是80年代初，在文化部主持开展的“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工程中形成的。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我国濒临损毁的、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文献缩摄为胶片拷贝，近40个公共图书馆与文献收藏单位对本馆本地区的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调研。将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重要文献，分期分批地制作成缩微拷贝。现今，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建国前的旧报纸、旧期刊以及古籍善本已经制作成缩微拷贝。目前，有重要价值的普通古籍、革命文献以及建国以前出版的平装书、建国初期的报纸、期刊等仍在缩摄中，这些重要文献预期在2010年前缩摄完毕。
由此可见，馆藏文献的缩摄拷贝凝聚了我国重要文献的内容。
1.5.2 数字化缩微胶片有利于克服阅读障碍，便于用户存取。以缩微胶片为载体的文献，利用起来十分不方便。例如，在提供利用前，需要查出所需文献的缩微胶卷盒号，而从这一卷含有成百上千页的文献中，用阅读器逐页查出所需文献，操作环节多，周期长，利用起来极不方便。所以尽管缩微胶片文献上藏珍聚宝，利用者却寥寥无几。将缩微胶片的模拟影像转换为以数字信息（数字图像或数字文本）后，可以用多种途径为用户提供服务，实现快速方便地检索与查阅，为世界共享中华文化提供了工具。
1.5.3 缩微胶片文献转换为数字信息，也减少了缩微胶片文献因复制和利用带来的损坏，实际上是对缩微胶片文献的保护。
1.5.4 缩微胶片的原件不宜再作数字化处理，制作缩微拷贝的大多数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处于急待抢救状况。即使保存状况较好的文献，其纸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劣化。近代出版物，如旧报纸、旧期刊中许多因纸张严重变质已无法继续流通，如果再对这些文献直接进行数字化处理，许多脆化的文献就会由此而损毁。
实验表明，用缩摄影像数字系统将缩微影像转换为数字影像，要比其纸质原件经平板扫描仪扫描后转换为数字信息快6倍（注：邵杰.“缩微胶片影像数字化转换及应用”在京通过鉴定.中国档案，2000（8））。可见，将缩微胶片文献数字化不仅避免了对原件的损坏，还节省了数字化的人力与时间。
将缩微胶片转换为数字图像文献的技术早已成熟，自1991年以来，OCLC的保存资源公司就已经扫描了多种格式的缩微胶片。实践证明，今天的技术已经可将所有标准胶片上的模拟信息转换为高质量的双色或灰色的数字影像（注：刘铁庄.美国图书馆资料从缩微胶片到数字化存取的转变.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1））。
1.5.5 扫描缩微胶片要比直接数字化其原件，获取的信息更完整。按照缩摄中心的要求，文献缩摄前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补配、加工与整理工作。例如，建国前的旧报纸，保存至今绝大部分已残缺不全，许多善本也破损严重。缩摄前，许多图书馆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单位对这类文献已经进行过补缺与修补，以及逐页检查、整理、修补和著录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尽管许多报刊能补齐的是极少数，但绝大多数文献经过补缺后，明显地提高了自身史料价值。有些重要报纸，长期破坏严重，经过大规模补缺，大多充实了内容。又如，对于古籍善本，在缩摄前还请了研究古籍的行家负责古籍善本著录标板的校编等。因而，直接对缩摄胶片进行数字化要比对其原件数字化，所获取的信息更完整、更充实。
由上可见，优先将缩微胶片文献转换为数字文献，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2 宜于优先数字化的文献类型
馆藏文献的数字化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外，还需要成熟的技术支持。尽管在馆藏文献数字化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许多问题仍在探索之中。我们优先数字化的对象应是具有成熟的技术支持、具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并且其转换经费还得合理。对于一些文献对象数字化后，其存取格式不为用户所认同，或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进行数字化可能投资过大的，都应暂缓数字化。
当前，模拟转换后的文献大多可用两类格式进行存取，一类是图像格式，另一类是文本格式。这两类格式各有弊利，并各适于不同类型的文献。在制定优先数字化策略时，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分析。
2.1 存取格式与实现方式分析
通过对传统文献进行扫描或数码相机拍摄就可以得到传统文件的数字图像拷贝。数字图像文献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保存文献原貌；制作技术相对简单、制作成本相对低。其最大的缺点是占用存贮空间较大，影响传递速度，但通过压缩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个问题不会是影响数字图像利用的主要问题。其关键的问题是，尽管可以制作一些检索工具提高对数字图像文献的检索速度，但目前的技术只能检索到检索词所在的页面，不能像文本文件那样可以逐词、逐字检索到该字、词所在的句、段。这种存取格式最适于传统图片、图形文献，以及其他必须保存文献原貌的文献。
以文本方式存储文献信息的最大优势是可以通过检索系统实现模糊检索和逻辑检索，其检索深度直到所需查询的检索词所在的字句，查全率、查准率高，且检索速度快。其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保留文献的原貌以及原文献的字体，转换成本高，转换速度慢。对于以文本格式转换馆藏文献的不足，我们是可以回避的。例如，对一些不需要必须保留文献原貌的，只需要保留内容信息的文献可选取这种方式转换，但是该转换成本与转换速度是我们目前无法克服的。
目前将传统文献转换为文本格式文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键盘输入。用键盘录入文献内容不仅转换速度慢，录入过程中还会出现较多的文字错误，需要较大的校对工作量，无法实现工业化的资源生产。因而键盘录入方式对于大量传统文献的数字化转换工作，是没有经济可行性的。二是先转换成图像文件后再通过OCR软件将其变为文本格式。它是利用扫描仪和OCR软件（OCR：光学字符识别）。拟转换的文献先用扫描仪扫描，再用OCR软件识别，便可以将传统文献转换为可编辑加工的文本文件了。
中文OCR光学字符识别是一种文字文稿的自动输入方式，将一份文献的数字图像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取出每个文字和图像，并将其转换为汉字的编码。它不再需要敲击键盘，就可以将传统文献转换为数字文本文件。
我国从7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OCR技术，到80年代中期，中文OCR已可识别上万个汉字，识别率在90％左右的软件已相当多，可以说中文OCR软件在模数转换中已经走向了实用。例如，“汉王OCR录入系统”可实现对各种现代书籍、简繁体书籍、报刊杂志、公文档案的录入识别，且识别率较高，速度快、还能实现横校、纵校与对比校等。
然而，对于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而言，由于汉字的复杂性，OCR对各类中文文献的识别远难于英文与数字的识别，如果识别率低于90％，OCR在馆藏文献数字化的实践中就会失去意义。因为过多的错误会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去校对，这会抵消OCR技术带来的效率，特别对于以下几类文献，OCR技术目前尚不能成功地解决问题：
2.1.1 含有繁体手写汉字的古籍文献
由于当前OCR还不能识别大字符集的繁体手写汉字，因而这类古籍文献如果想要数字化为文本格式，最大困难在于OCR识别后的校对工作。由于古籍还需要很多研究古籍的专家来对文本进行核对，因而失去了使用OCR的积极意义。
2.1.2 简繁混排的中文文献
这类文献识别率低，目前所有中文OCR都将识别字典分为简体字集和繁体字集来提供给用户，而对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量简繁汉字混合使用的印刷品，无论用户选择简体还是繁体，其识别率都极低。
2.1.3 专业性强的中文文献
这类文献误识率高，现有中文OCR基本上以GB2312-80的一级汉字作为基本字符集，对专业性较强的印刷品识别率不高。
2.1.4 难于机检的汉字文献
即使汉字库的容量非常之大，在具体工作中，仍然有一些文字无法用字库中的汉字检索，如古代钟鼎文、甲骨文、篆字或其他图形汉字等。这些还有待于技术的进一步的开发，例如，近几年来，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正在大力开展古文字信息化处理研究，现已突破了计算机处理古文字的一系列难题。不久前开发出了“金文资料库”和“金文字库”，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金文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等，使之既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古文字原貌，又能快速地深入到句、段进行检索（注：文其.古文字信息化处理的可喜进展.光明日报，2002-05-22）。
综上所述，考虑到图书馆文献的多样性，以及用户对不同类型文献不同检索要求以及当前技术的可行性，必须提出优先数字化的文献类型的选择问题。将一些由于技术问题暂不能达到满意的检索效果，或利用当前技术将其转换为用户欢迎的格式可能费用过高的文献对象，暂缓考虑数字化。等待技术的发展或经验的累积再进行这类文献的转换工作，可能会更恰当、更现实。为此，笔者提出了优先数字化的文献类型设想。
2.2 优先数字化的文献类型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以下类型文献可以优先考虑数字化：
2.2.1 直接转换为图像文献就可以满足用户存取需求的对象，可优先数字化。
传统文献可以以多种方式转换为数字图像文献，例如，直接扫描、拍摄文献原件，或扫描其缩微拷贝等。其转换技术简单，转换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国际上目前的数字资源中，图像数据库与全文数据库的比例大约是9∶1（注：许绥文.漫笔之三：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2））。只要给每一图像文件赋一个文件名，并与对应的索引工具相链接，通过查找索引条目就可以直接得到该图像文件。因而，凡不必制作文本文件就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文献对象，均可以考虑优先数字化。这种类型文献主要有：图形或图像文献，书法篆刻，版画，名人手迹，印章，简、帛、金石铭文，拓片，甲骨文等。
（1）图形图像文献
图形图像文件是基本不以或完全不以文字记录信息，而是以图像或图形等形象化语言揭示人、物与事等的非文字文献。比起文字文献来，图形图像更鲜明、更直观、更生动。这类文献对象如图录、图片与版画等。
图录主要是用图形、图像或附以简要文字，反映各种事物、文物、人物、艺术、自然博物及科技工艺等形象的文献。图录包括地图和历史图谱、文物图录、人物图录、艺术图录、科技图谱等。图录有的编集各种历史图片资料，汇编各种绘图资料，或是摹绘、摄制和编集各种文物、人物、自然博物及科技工艺资料等，对于历史研究、文艺工作、工艺制作及科学技术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图录文献不同，图片文献（包括照片与插图等），它们大多并未汇编为一集，而分散在不同文献之中。特别是照片，随保存时间延长，画面逐渐发黄，颜色消退，质地变脆；许多图片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存放分散而鲜为人知，使许多有史料价值的图片，湮没在浩瀚书海中。因而，无论从保存、利用还是管理的角度考虑，这类文献都需要优先数字化。
法国十分重视图形图像文献的数字化工作，早在上个世纪末，法国图书馆与各城市精品藏书馆合作，将原本分散于法国各地的古书的艺术插页用彩色高分辨率扫描入CD-R光盘中，送至国家图书馆新馆汇集后上网，让全世界与法国共享法国文化艺术精品，博得很高声誉（注：许绥文.漫笔之三：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2））。
（2）文字形体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字文献
有些文字文献，除文字表述的内容有价值外，其文字形体特征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或欣赏价值，如果将其以全文本形式数字化，不仅费用太高而且将丢失字型本身所含有的重要价值。这类文献更宜于数字化为数字图像。因而，这类文献宜于优先数字化，例如金文、甲骨文或其他图形文字，简、帛、金石铭文，拓片，书法篆刻，名人手迹，印谱等。
2.2.2 OCR识别率高的文字文献
只要调制好扫描输入的技术指标，OCR的识别率可达90％以上的文字文献可考虑优先数字化为全文本文献，利用检索系统提供多途径检索。这一选择原则主要是基于数字化的成本与技术的可行性考虑的。一般说来，学术期刊、报纸文献以及现代书刊比较其他古籍文献来讲，OCR识别率较高。
【参考文献】
1 陈天伦.缩微工作十年.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97（1）
2 李健.我国图书馆的缩微工作.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3）
3 任永芳.中文OCR与图书资料的再制作.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3）
4 凌山.OCR汉字识别技术.工程设计、CAD与智能建筑，1999（6）
5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Digitization Policy.2000～2004，http：nla.zov.ou/plicv.html（访问时间2002/6/6）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7
关键词：传统图书馆；数字化；生产挑战；发展机遇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下，我国图书馆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传播信息知识的重要平台，传统图书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怎样恰当地利用信息化、网络化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将挑战转化成发展机遇，也是图书馆应考虑的重点问题。
一、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图书馆的生存危机
1.管理者的综合素养有待提升
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对其管理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在实际建设、发展中，不仅需要及时革新硬件配备，还应配备相关技术装备，只有将两者做到和谐统一，才能在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其管理者的实际水平对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趋势有着重要影响，其不仅要对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做出准确定位，制定出科学、完善的发展战略，还应结合实际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对其战略做出恰当调整，以此来为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但就目前来讲，由于我国图书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管理者的专业素养难以通过短期学习来进行弥补，其管理者的综合管理能力也一直难以得到显著提升。
2.发展定位不明确
在我国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多数图书馆都未对数字化图书馆做出准确定位，常常会因为盲目地追求数字化而一味地忽视图书馆的专业化，进而导致很多图书馆虽然完成了数字化转型，但却失去了受众，严重偏离了其原有的本质。这一问题在各高校中最为常见，如，一些技工院校，虽然具有较高的数字化程度，但却未针对本校专业来设置相关内容，导致数字化图书馆转型的初衷出现了严重偏离。
3.管理制度不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图书馆都在致力于构建出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却经常忽视图书馆文化建设，这不仅难以确保图书馆各项工作的高效、有序落实，也不利于馆员共同协力的凝聚，以及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同时，由于其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很多图书馆馆员的工作、工种都没有实际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
二、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图书馆的发展
1.革新图书馆结构
图书馆虽然是国家文化积淀产物，但也经常会因为经营、管理理念与模式过于古板而与时展相脱节，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传统图书馆常常无法与科技知识相适应。对于一些高校来讲，尤其是高级技工院校来讲，本身图书馆发展就相对落后，再加上国家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着其数字化发展脚步。但随着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革新，不论是为图书馆的管理体制，还是模式的建立与完善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节，传统管理中投入不足、重视不足等问题都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为图书馆迎来新一轮的数字化发展机遇。
2.为数字型人才提供保障
从世界角度来看，我国传统图书馆一直都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其优秀人才也比较匮乏，传统图书馆要想真正实现向数字化方向的转型，往往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支持。而我国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探究过程，储备了大量人才，这些新型人才都能够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具备良好的外文基础，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也为积极吸取国外优秀管理经验创造了良好条件。
3.对图书馆进行数字化升级
在时代飞速发展下，读者对信息的需求意识也在随之不断更新，通过图书馆学习、积累相关知识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再加上社会给人们施加的压力逐渐增大，很多人都不得不通过图书馆来继续学习充实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这些阅读需求、习惯的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带来了机遇。读者阅读需求、方式变化都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级技工院校来讲，常常会出现由于学生专业知识参差不齐而难以适应岗位需求的现象，对此，同样需要不断强化院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
总之，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图书馆要想继续生存下去，或者想要赢得更好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与时俱进，结合自身经营特点，以及时展需求，制定出新颖、完善的经营管理措施来满足数字化图书馆的实际发展需求，并制定出科学的发展计划，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潜在的危机巧妙地转化为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王宏国.论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生存危机与发展机遇[J].科学家，2016，4（6）：80-81.
[2]牛晓勇.浅议高校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生存与发展[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2，22（23）：20-22.
数字化转型论文篇8
关键词：航天产品 数字化研制 三维模型 轻量化 实施途径
中图分类号：V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2（a）-0008-04
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的应用使传统设计和制造流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是当今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以波音、空客、洛马等知名的企业为代表，通过数字化设计制造手段实现了产品质量、协同效率、研制能力大幅度提高[1-6]。产品设计制造模式正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以往的二维图纸为主要信息载体，辅以三维模型的产品定义技术，正被以三维实体模型为唯一数据源这种全新的产品定义技术MBD（Model Based Definition）所取代。以波音787为代表的新型客机研制，正是直接以带有产品制造信息PMI（Product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的三维模型作为制造依据，实现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工装设计、零件加工、装配与检测的高度信息集成、协同和融合，开创了飞机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的崭新模式，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研制能力，确保了波音787客机的研制周期和质量。
近年来，在航天产品研制过程中正在尝试三维设计制造技术的应用探索[7，10]，设计单位将产品三维设计模型直接传递给下游制造单位（简称“三维下厂”），陆续有新研型号开始三维下厂制造。这种以三维模型为核心的信息传递、工艺设计及制造模式与传统的以产品二维图纸为核心的模式相比，具有很多技术优势，但同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管理上均有很大不同。其中，带有PMI的产品三维模型成为设计、工艺及生产阶段的标准，但一些复杂三维模型文件大小动辄上百MB甚至几GB，这些模型的显示、浏览和使用越来越困难，单纯地通过提高计算机终端配置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鉴于此，该文从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流程出发，分析了各环节对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需求，结合典型产品特点，提出了三维模型具体应用途径和三维模型转化技术途径，并综合分析了三维模型轻量化的一些关键问题，最后介绍了三维模型轻量化在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的具体应用。
1 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三维模型轻量化需求分析
由三维CAD软件创建的产品模型，是产品的精确模型，不仅包含产品的参数化几何外形，还包含造型过程及参数、平面草图及约束等，结构复杂且数据量大。当浏览复杂产品的CAD源模型时，计算机常出现显示困难现象，三维模型“轻量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三维模型“轻量化”有两种形式[11]，一种可为后续各个阶段所使用，如仿真分析、工序模型等；另一种是浏览产品PMI信息用。前者只关注几何实体本身及其应用，如STEP、IGES、JT等，其附加PMI信息则被轻量化掉，该技术较为成熟；后者则仅保留几何轮廓、视图，但确保PMI信息与原模型一致，以最大限度满足浏览三维模型获取原始模型PMI信息的需要，该技术难度较大，尽管需求迫切但发展较为滞后。该文提到三维模型轻量化主要指后者。
目前，基于三维模型的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流程可分为三维设计、三维发放与接收、三维工艺设计、三维生产加工检验、三维装配集成、三维试验检测、产品交付等环节。其中，一些环节的业务内容及对三维轻量化模型的具体需求如下。
产品三维设计：设计人员利用CAD软件（ProE/CATIA）创建产品的三维模型，并在三维模型上标注尺寸、公差、粗糙度、基准面等技术，为三维模型表达需要创建必要的视图、剖视图。（需精确模型）
设计工艺协同与会签：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工艺人员提前介入，提出产品工艺可制造性方面的建议，参与产品设计。此外，产品设计完成后确定基线版本，相关工艺人员通过可视化协同环境进行工艺会签。（需轻量化模型）
三维模型接收：由档案部门确认设计模型状态，并导入三维工艺系统。后续如果技术状态发生变化，需对三维模型更新，并确保版本一致。（需精确模型和轻量化模型）
三维工艺设计：工艺人员在三维工艺系统中相应产品节点下完成三维工艺和工装的设计。工艺人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创建工序模型，包含必要的定位、加紧、尺寸、工序描述等，工序模型视图可嵌入在各信息系统中进行浏览。（需精确模型和轻量化模型）
作业计划编制：型号调度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查阅三维工艺系统提交的工艺及三维模型信息，制定生产计划并下发。（需轻量化模型）
工时定额：型号调度向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交工时计划，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查阅工艺及三维模型信息，制定工时后向车间下发。（需轻量化模型）
物资备料准备：型号调度向物资管理部门提交物资备料计划，物资管理部门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查阅工艺及三维模型信息，进行物资备料。此外，在产品三维模型会签时，也可提前开展物资备料准备。（需轻量化模型）
产品加工及检验：车间操作人员在车间管理系统中进行任务接收和进度反馈，查阅三维工艺和三维数字模型。更进一步，检验规划人员可利用原始三维模型创建检验模型，并定义必要的检验视D，标注检验要求、注释等。（需轻量化模型）
产品验收与交付：产品研制完成后，由型号产品保证工程师从质量系统中提取相关记录形成产品数据包，按要求组织预验收，配合用户开展产品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交付。（需轻量化模型）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设计阶段开始，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工艺设计、生产现场各环节均存在对三维轻量化模型的应用需求，而且有几点问题显而易见。
（1）各应用环节都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员，只是需要以简易、直观的方式浏览或应用三维模型，没必要通过原建模软件打开模型，来满足这一功能需求，同时，通过原建模软件打开模型会使模型处于可编辑状态，易因误操作改变模型状态。
（2）对于一些大型模型（文件大小超过1 GB），在各应用环节通过高配置计算机、原建模软件来浏览或应用，显然是不现实的。
（3）对于产品而言，单纯地只对一部分模型进行轻量化处理是不完整的，应当将其作为完整的个体加以考虑，并实现版本受控。
综上所述，航天产品三维数字化研制中，尽管产品的三维模型由设计建模完成，但在制造环节不同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除了需要三维模型，更多的是需要浏览三维模型以获取产品设计信息，因此必须解决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问题。
2 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三维模型轻量化技术途径
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三维模型轻量化问题，应当从体系角度出发，系统地解决。现结合当前轻量化技术研究和型号推进实际情况，针对典型产品的特点，以现有条件为基础，分析三维模型应用及轻量化的具体实施途径。
2.1 典型产品三维研制技术途径
（1）金属结构件。
在金属结构件的研制过程中，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生产现场等环节，暂可利用现有条件直接应用设计软件浏览三维设计模型，但个别大数模仍需转为轻量化模型。在三维模型利用方面，可将三维设计模型转化为UG模型用于数控编程，再将UG模型转化为JT轻量化模型用于工艺过程建模，将UG模型转化为STL模型用于数控加工仿真，此外，三维设计模型可转化为STEP模型用于三坐标检测。
（2）结构板。
在结构板的研制过程中，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生产现场等环节，暂可利用现有条件直接应用设计软件浏览三维设计模型。在三维模型利用方面，可以将三维设计模型转化为DWG二维图用于面板激光加工，将三维设计模型转化为IGS模型用于低桥式测量机检测结构板。
（3）管路。
在管路的研制过程中，单根管路、接头的研制，在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生产现场等环节，暂可以利用现有条件直接应用设计软件浏览三维设计模型。但在需要查看（包括会签、模型导入、工艺设计、生产现场）整体装配模型时，如果三维装配模型过大，就需转为轻量化模型。
（4）电缆网。
在电缆网的研制过程中，在需要查看（包括会签、模型导入、工艺设计、生产现场）整体电缆网模型时，当三维电缆网模型过大时，仍需转为轻量化模型。
（5）结构装配。
在装配体的研制过程中，在需要查看（包括会签、模型导入、工艺设计、生产现场）整体装配模型时，当三维装配模型过大时，就需转为轻量化模型。同时，装配体轻量化模型要能够浏览装配结构关系。
此外，其他专业工艺可参照零件级和装配级的方案，但须保证待加工区域的原始信息识别和浏览。
2.2 三维模型转化技术途径
针对上述典型产品三维研制中所涉及的三维模型应用及轻量化转化问题，目前，应用在航天产品研制中的三维建模软件主要有Pro/E、UG、CATIA，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模型的轻量化、转换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
（1）专业软件自身转化。
Pro/E三维模型可转化为PVZ格式，UG可转化为JT格式，CATIA可转化为EXE格式。前两者转化仍存在丢失特征、尺寸标注、标识等问题。
（2）专业软件间转化。
Pro/E、CATIA三维模型可转化为UG格式。这类转化仍处于研究阶段，实际应用仍有局限性。
（3）第三方软件转化。
目前正在推进的PDM平台类产品，力图从统一数据平台的角度支持各类CAD模型的浏览，如新一代AVIDM（4.0/5.0）、Teamcenter、VPM等，但效果差强人意。想实现对各类模型的轻量化应用，只能借助于第三方软件。
该文所提的保留模型PMI信息的轻量化转换，目前只能通过第三种途径解决。但需认识到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尽管如此，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解决三维模型轻量化问题，需要明确：三维模型轻量化转换应包含完整的PMI信息。
3 三维模型轻量化关键问题分析
（1）轻量化模型与原始模型的关系。
从产品研制流程各环节对轻量化模型的应用需求可以看出，轻量化模型其实是作为产品信息的依据来使用的，作用与原始模型相同，应当附属于原始模型，共同存在。
（2）轻量化模型包含的信息。
原始模型除了模型实体、特征、视图、PMI、装配结构关系外，还有大量建模过程信息，而轻量化模型实际上只需要体现最终信息即可，即模型实体、视图、PMI、装配结构关系与原模型保持一致。
（3）轻量化模型的应用范围。
轻量化模型面向不同的应用群体，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应用最多的就是模型浏览，在工艺会签、流程审批、生产现场均会用到，同时还会需要批注。另一些环节，如数控编程、工装设计则会用到模型实体本身，这就需要原始模型，或前文提到的保留模型实体精度、不带PMI信息的轻量化模型。
（4）何时转？谁来转？
从产品的研制流程看，轻量化模型既然是原始模型的附属，那么就应当在设计模型产生或受控之后同步产生，这样下游环节在应用r才能体现其价值。
（5）规范性建模。
前期实践发现，由于设计三维建模的不规范，三维模型轻量化转换过程中会出现特征、标注丢失及视图与标注不关联等问题，为此，还需建立相应的三维建模及标注规范并有效落实。
（6）轻量化应是一个完整体系。
尽管当前最迫切需要开展模型轻量化的对象主要是大数模，如电缆网、管路、结构部装、总装，但轻量化更应当以一个完整体系考虑。一个产品，不可能一部分保持原始模型，而另一部分实施轻量化，最终部装、总装又将这两类模型汇总到一起。
4 具体应用
从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体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各类产品的特点及其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需求，经选型对SView进行了定制开发，经过系统测试、功能改进，目前已在金属结构、结构板、结构部装、电缆网、管路等航天产品中得到应用，保障了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的顺利推进。
此外，通过与三维工艺系统平台Teamcenter的数据集成，实现了三维模型自动轻量化转换和轻量化模型的受控管理。
5 结语
该文从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流程出发，分析了各环节对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需求，结合典型产品特点，提出了三S模型具体应用途径和三维模型转化技术途径，并综合分析了三维模型轻量化的一些关键问题，最后介绍了三维模型轻量化在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的具体应用。尽管该文提到三维模型轻量化主要用于浏览以满足各环节对产品PMI的获取需求，但将“轻量化”的两种输出形式合二为一，既能满足一些环节对模型实体的应用需求，又能保证模型PMI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必将是“轻量化”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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