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范文

世界贸易组织篇1

《关贸总协定》的第6条是关于“倾销与反倾销”的规定，由于该条款是一个总的原则，在内容上存在着许多漏洞，也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则。为此，总协定又于1967年创制了一个作为总协定附属文件的（反倾销守则），对第6条进行了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守则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目前，作为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最后文本之一的《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执行协议》（即《反倾销协议》）是最重要的国际反倾销法规，《反倾销协议》共18条及2个附件，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包括总则、倾销的确定、损害的确定、国内产业的定义、反倾销调查的发起、后续调查、证据、临时措施、价格承诺、反倾销税的征收、追溯力、反倾销和价格承诺的期限和复议、公告和裁决的解释、司法审议、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诉讼、发展中国家成员等16条；第二部分主要包括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协商争端解决等内容；第三部分是最后条款。《反倾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倾销的概念

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人另一国的贸易内、对该另一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产业造成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者对该国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的行为。由上述概念可知，构成倾销必须有两个要件：其一，存在低价销售行为；其二，该行为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该国的新建工业产生严重阻碍。

（二）低价销售的确定

一国产品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挤人进口国的贸易内，是指从一国向另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于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如果没有这种价格，则以相同产品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或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的推销费用的利润为依据。但在实践中，对每一具体事例的销售条件的差异、赋税的差异以及影响可比性的其他差异必须予以适当考虑。

（三）损害的确定

损害是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的威胁，或对某一产业的建立造成严重阻碍。损害的确定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其一，倾销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倾销的进口产品的结果对国内市场相同产品价格造成的影响；其二，进口产品对国内相同产品生产商造成的后续冲击程度。确定损害必须对“国内产业”作出正确的界定。国内产业是指国内相同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其中的部分生产商，其合计总产量构成全部国内产品产量的大部分。部分生产商也包括某一竞争市场或地区的生产商，如果倾销产品正在对该市场内的全部或大部分生产商造成损害，即使是全部国内产业的主要部分没有受到损害，也可确定存在损害。

（四）规定了价格承诺制度

即当出口商主动承诺修改其价格或停止以倾销价格向该地区出口，使当局对倾销有害结果影响的消除感到满意时，诉讼程序可暂时中止，而不采取临时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

（五）规定了反规避措施

规避反倾销行为是指出口商在其产品被定为倾销并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下，将该产品零部件出口到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国，再组装出售的行为。对规避反倾销行为，该协议第11条规定了反规避措施，即组装产品成本中有70%为已被征收反倾销税产品的零部件且组装产品在对进口国同类产品造成损害时，要征收反倾销税。

（六）反倾销的调查程序

反倾销的调查程序主要包括程序的发起、调查、初裁、终裁、复审、司法审议等6个阶段。其中，发起程序主要规定发起者的资格以及书面申请的内容。发起者应该是能代表进口国某产业的大部分或全部生产者，或产量占进口国产量的大部分的生产者代表或生产者协会等。申请内容主要包括倾销、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及证据。调查程序由进口国主管当局在接到调查申请后认为可以且必须进行调查时，才可以展开。在调查时主要应就该产品在进口国是否有绝对数量的大量增长、倾销产品对进口国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倾销货物对国内生产部门在产量、销售额、市场拥有量、利润、生产率、投资利润率等方面的抑制程度、倾销货物对现金流通量、库存、‘就业、薪水、增长率等方面的实际潜在影响等总体进行调查。调查要基于直接的证据而非由于其他因素所导致。在调查过程中或结束后，对反倾销案件需要进行裁决。裁决分初裁和终裁。初裁主要发生于调查程序尚在进行之时，终裁则是主管当局对倾销和损害作出的最终裁决。如果是肯定性的裁决，则同时要确定反倾销税税率。复审程序是指裁定征收反倾销税后一段合理的期限内，应任何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对倾销进行复审，以降低或者提高征收反倾销税；或在征税5年期满时，应申诉方的要求进行复审，以决定是否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利害关系人对主管当局的裁决和复审决议不服的，还可向该国的法院。

二、世界贸易组织概说

（一）世界贸易组织建立

1994年4月15日124个乌拉圭回合参加方的政府和欧洲共同体的代表于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sh）最后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终文本。这个回合的谈判为国际贸易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法律框架，设置了更为有效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全面降低关税，制定了关于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多边规则，加强了农产品、纺织品与服装的多边规则，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关贸总协定（GATT1947）成立于二战以后。1947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23个国家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了100多项双边减让关税协议，以解决当时进出口中关税过多而严重干扰国际贸易的迫切问题。1947年10月30日，上述23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并宣布从1948年1月1日起临时生效。待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后，以国际贸易组织中的相关内容取代。由于国际贸易组织未能生效，上述议定书（简称关贸总协定）一直处于适用状态，并在以后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直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再次成为各国关心的议题之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勘探特角城拉开帷幕（也称乌拉圭回合）。该轮回合先后有125不国家或地区参加，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生效以来议题最多、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回合，历经8年多时间。基于此，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各参加方就再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总体达成了协议草案。1994年4月15日，参加谈判的代表完成了对乌拉圭回合最后文本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签署，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取代了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相比，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依照《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以下简称《世贸组织协定》）而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或WTO）是一个常设性的负责全面落实《世贸组织协定》的行政机构，它的职能除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所具有的监督协定的执行以外，还负责审核各成员方的政策，解决贸易争端。

其次，世贸组织的一揽子协议不仅包括关贸总协定调整的货物贸易规则，并把过去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纺织品贸易何题．也纳人了调整范围。世贾组织不仅扩大了货物贸易的调整范围，而且将调整的领域扩大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再次，原先的关贸总协定是依照1947年10月30日《关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而生效的。按照这个协定书，参加国同意临时适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在不违背各参加国现行立法的最大限度内临时适用该协定的第二部分。而《世贸组织协定》规定，世贸组织应为其成员之间与该协定有联系的贸易关系和在该协定各附录中有联系的法律文件，提供普遍适用的框架，不再是“在不违背各参加国现行立法的最大限度内临时适用”。《世贸组织协定》还改变了各缔约国可以有选择地参加历次多边贸易谈判所形成的协议的做法，把包括在该协定附录1、2、3中的协议以及与其有联系的法律文件，都规定为该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都具有拘束力。只有附录4中的四个协议，成员方才可以选择参加。世贸组织进一步强化并澄清了关贸总协定中不很明确、易被误解的规则，同时，把这些规则普遍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组织机构

主要有部长级会议、常务理事会、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预算和财务及管理委员会等，若干单项贸易下的工作组、秘书处等。部长级会议由所有参加方的代表组成，它有权对各多边贸易协议的事项作出决定。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由所参加方代表组成，在适当时召开会议，负责在部长级会议休会期间执行部长级会议的各项职能以及《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授予的职能，如争端解决职能、贸易政策评审职能。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在常务理事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分别负责各相关协议的执行监督工作。上述理事会的成员从所有参加方代表中产生。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预算和财务及管理委员会在部长级会议下设立，从所有参加方代表中产牛，分别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所赋予的职责。若干单项贸易下的工作组负责各单项贸易协议赋予的职责，并向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秘书处由总干事领导，总干事由部长级会议任命。总干事和秘书处根据部长级会议的规定履行职责。世界贸易组织法中的竞争法体系

在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并存1年后，世界贸易组织于1996年1月1日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承担了关贸总协定的一切权利义务及法律体系，故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除了原关贸总协定的法律体系外，还包括：1994年4月5日签署的《马拉喀什宣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最后文本》、《部长会议决议与宣言》、部长会议通过的决定以及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其中，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最后文本包括：附录4《关于多边货物贸易协定》、（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农产品协议）、《关于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申请协议》、《关于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关于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执行协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执行协议》、《关于装运前检验协议》、（关于原产地规则协议》、《关于进口许可证程序协议》、《关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关于保护措施协议》；附录1B《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各附录》；附录1C《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附录2《关于对争端处理管理规则和程序谅解》；附录3《关于贸易政策评审机构》；附件4《关于若干单项贸易协议）即（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政府采购协议》、《国际牛乳协议》、《关于牛肉协议》等。

世界贸易组织的竞争法规则体系主要有倾销与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国营贸易及其限制、政府采购制度、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反不正当竞争等制度。此外在《关于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中都有所涉及。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的竞争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全称为《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世贸组织代替关贸总协定之前，由关贸总协定成员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前所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的保护范围相当广，主要包括：（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4)工业品外观设计:(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7)未披露过的信息。协议的一般条款要求各成员国遵守《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作者与广播组织国际公约》等4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知识产权协议》对知识产权领域内的反不正当竞争的规定主要有：

（一）对商标的保护

根据《知识产权协议》第巧条之规定，任何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均应能构成商标。这类标记，均应能够作为商标获得注册。该协议第16条规定，注册商标所有人应享有专有权防止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而在贸易活动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记去标示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以造成混淆的可能。如果确将相同标记用于相同商品或服务，即应推定已有混淆之虞。但上述权利不得损害任何已有的在先

（二）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地理标志是指标明一商品来源于一成员的领土，或该领土的一个区域，或一个地方的标志，而该商品的一种特定的质嘎、声誉或其他的特性本质上可以归于这一地理来源。协议规定各成员应为利益各方提供法律保护以防止下列行为：(1)在商品的标示或说明中，指明或暗示该商品原产于一个非实际原产地的地域，从而导致公众对该商品的原产地产生误解的任何形式的使用。（2)《巴黎公约》（1967年）第10条之二含义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任何使用行为。

（三）对未公开信息的保护

《知识产权协议》第39条规定，在保证按照《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二的规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提供有效保护的过程中，成员方应依照本条第2款，保护未披露过的信息（即未公开的信息）；应依照本条第3款，保护向政府或政府的机构提交的数据。该协议对何为“公开信息”作了条件规定。

（四）许可合同中对反竞争行为的控制

协议规定，缔约方可在他们立法实践中详细规定构成滥用知识产权或对在有关市场的竞争有负效应的许可合同，并采取相应措施来防止或控制这类做法。

为此，协议列举了3种应予禁止的限制性贸易行为：

(1)独占性回授条件，即在技术转让合同中，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在使用有关技术的基础上，如果开发出新的技术发明并获得知识产权，必须通过独占许可的形式，只许可原许可方使用。

(2)禁止被许可方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争议。

（3）强迫性的“一揽子许可”，即许可人在向被许可人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技术时，强行搭卖后者并不需要的技术或物品，以及附加与此类似的其他不合理条件。

（五）具体保护措施

协议规定缔约方应采取民事、行政和刑事方面的措施以及边境措施和临时措施来具体实施它们对知识产权所提供的保护，以防止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缔约国司法、行政当局有权命令侵权方停止侵权行为，特别是应禁止那些对知识产权构成侵权行为的进口商品进人商业渠道。对于因故意或过失造成的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司法、行政当局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所有人就其所受损害作足够的补偿。司法、行政当局还有权对侵权商品在商业渠道以外加以处置或销毁。当任何措施的延迟将会给权利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时，或证据有被毁灭的危险时，司法、行政当局有权采取适当的临时措施；采取临时措施时，应及时通知有关的各方，如果临时措施采取20天或1个月之后，仍未提讼时，则可应被诉人的要求撤销该临时措施；如果临时措施被撤销，或者由于申请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而失效，或者后来发现不存在侵权或侵权的威胁，应被诉人的请求，司法、行政当局有权责令申请人对被告的损失作适当的赔偿。协议规定，缔约方应制定程序，根据该程序，权利所有人如有有效的证据表明仿冒商标的冒牌货或盗印其版权的商品有可能进口，可以书面向主管行政或司法当局提出要求，由海关当局中止此类商品的放行，以免其进人流通领域。对此申请，主管当局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一笔保证金或类似的担保，以保护被告的利益的有关当局，并防止滥用权利。协议还规定，缔约方对于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仿冒商标和版权盗印及侵权的案件，应适用刑事程序和刑罚。

五、补贴与反补贴制度

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作了一系列限制和禁止性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总协定第6条、第16条和第23条之中。另外，“乌拉圭回合”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补贴的定义及反补贴措施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一）补贴的定义

补贴是指由出口国政府或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对生产厂商生产经营某种商品时所给予的一种财务支持，并由此对进口国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或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行为。补贴行为可以直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其结果是通过政府超经济行为，增强了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破坏了国际上经营同种商品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补贴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接转让资金的行为，政府提供商品或服务或政府购买产品，或对本应征收的税收予以豁免或不予征收等。

（二）补贴的界定及范围

关于补贴的界定及范围，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国内生产厂家的补贴与出口补贴要区别对待。对于前者，协定原则上不加限制；而对后者则严加限制。对于这两类补贴，补贴国都必须将其范围、性质、贸易影响及补贴的必要性，书面通知缔约国全体。如果此项补贴被判定对另一缔约国的收益造成了损害或产生严重威胁，那么，给予补贴的缔约国应在接到要求后，与有关缔约国或缔约国全体，讨论限制此项补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界定初级产品的补贴。协定允许缔约国对初级产品进行出口补贴，但要力求避免这种补贴。对初级产品出口补贴时，不要使它自己在这一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不合理的份额，并适用前一代表性时期缔约国在这种产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这种产品的特殊因素。

（三）反补贴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篇2

该组织作为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在法律上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处于平等地位。它的职责范围除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组织实施多边贸易协议以及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和作为一个论坛外，还负责定期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和统一处理成员之间产生的贸易争端，并负责加强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以实现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

WTO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

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是部长会议。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下设总理事会和秘书处，负责世贸组织日常会议和工作。

(1)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

它的目标是各成员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削减关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其他贸易障碍和歧视待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促进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2)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作用

第一，它较大幅度地降低了世界各地进口关税的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条可以说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作用。

第二，它规定了国际贸易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有秩序进行。如：

①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又称无差别待遇原则。是WTO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一缔约方在实施某种限制或禁止措施时，不得对其他缔约方实施歧视待遇。非歧视待遇充分体现了各主权国家平等的精神。非歧视原则由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组成。

②贸易自由化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是WTO的根本性原则，是指限制和取消一切妨碍和阻止国际间贸易开展的所有障碍的原则，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等，这一原则由关税减让原则、互惠原则以及取消非关税壁垒原则(一般法律数量限制原则)等组成。

③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是指缔约方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令及条例，以及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缔约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国际贸易政策现行协定，都必须公布。缔约方之间发生贸易纠纷，以公布的贸易政策为解决依据。各缔约方要定期接受WTO政策评审。

④市场准入原则：市场准入是指一国允许外国的货物、劳务与资本参与国内市场的程度，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本国市场向外开放程度的一种宏观控制，体现了一国的法律精神。此原则允许缔约方根据发展水平。在一定的期限内逐步开放市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

⑤磋商协调原则：磋商协调是WTO解决缔约方之间贸易争端的重要原则。这项原则的目的不在于保证争端的解决严格符合WTO的规定，而在于求得当事人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争端的办法。以此来保持缔约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不主张采取报复措施。

⑥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第三、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使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3)我国与WTO

①中国走向WTO的进程

中国曾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84年11月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

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艰难的复关和“人世”历程。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美就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从而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0年5月19日，中欧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②中国加入WTO的三条基本原则

WTO既然是一个国际组织，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参加是不完整的；

中国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

中国加入WTO，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

③中国加入WTO的意义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世贸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中国人世是利大于弊的。

有利的一面：

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利用外瓷有利于我国在平等条件下参与世界竟氰有利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我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而中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从而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两岸尽快实现“三通”。促进内地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

不利的一面：

世界贸易组织篇3

论文摘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更多的优越性，但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本文主要探讨世界。

一、灰色区域措施给国际贸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谓的灰色区域是指进出口国之间，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对某项产品达成双边(或多边)的“自动出口限制”、“自动出口限制协议”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这种协议一般是政府部门间达成的，也有私人企业之间在政府支持下达成的。往往有意避开国际国内贸易法与竞争法的原则或规则。在名义上，这些协议是出口国方面“自愿”承担限制的单方面行为，从而避开了进口国国内法规定，实则是在对方威胁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条件下别无选择，被迫同意的。由于这种协议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故而得名。“灰色区域”协议萌芽于1959年纺织品协定产生前后，2O世纪70年代起迅速蔓延扩大。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1987年对已知“灰色区域，协定的统计，已达135个，占世界贸易总额的lO ，且集中于几个敏感行业，其中：钢铁产品38个、MFA之外的纺织品有28个、农产品21个、运输设备l4个、电子产品11个、鞋类8个、机械工具7个，从进口国来说，欧共体69个、美国48个、加拿大7个；涉及出口国也相集中：日本25个、韩国24个、欧共体7个。

进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同际同内贸易法的制约，采取“灰色区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政府不断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指控或者收到受到“严重损害”的申诉，如果按法律规定确定损害，采取行动，常常要经历一番从调查、取证、听证到裁决的繁杂程序，耗时费财。比较而言，双边私下协议则简单易行。

同时，对那些季节性或周期性产品，可以为国内各生产者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国家的竞争，确保其收益。另外，对于国内生产者的严重损伤是由一个或几个进口国的进出产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坚持对所有出口国一体同罚，只需对直接造成损害的“特定来源”国采取行动即可，以免伤及无辜、另作补偿或受到报复。对出口国来说，“自愿”虽出于无奈，但在经济上不一定吃亏。因为出口数量虽然受到限制，但在这类协议的“价格承诺”中，却常含有提高价格的约定，因而具有“内涵补偿因素”。从经济学上看，这可使出口商获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进口国或进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区域”协议的得益者是受保护的国内行业各生产者和外国出商，受害者往往是进口围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发达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区域”进行贸易保护。这已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行之后，部分“灰色区域”将逐步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体制。所以，“灰色区域”的消失不仅有个过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区域”出现的可能性。

二、少数贸易大国的操纵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索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少数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过程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现了人为扩大世贸组织协议与磋商范围，把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纳人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

1、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攸关的协议与协定的执行，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周家成员贸易利益的协议，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实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只以安抚的口吻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充分重视履行纺织品和服装协议”，未提 实质性的改进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置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所关心的尽快履行货物贸易方面的承诺于不顾，而把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成员感兴趣的信息技术产品的“新问题”予以讨论，尽管未达成全面协议，但以部长宣言形式列了谈判完成的时间表和启动的贸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员方实施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与协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坏各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种失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美国、欧盟等一些发达困家成员借口“人权”问题，坚持把社会条款、核心劳标准纳入新加坡会议，并放在“新加坡部长宣言”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他们还从自己的利益 发，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南化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产品。这种做法使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员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利于这些成员方的经济发展。

三、非贸易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范围扩大

世界贸易组织接纳新成员的进程因政治因素和捞取经济实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贸组织申请的谈判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出现脱节。

一些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变成对申请者无所不包的经济贸易政策的审议。一些成员方把加人世界组织谈判看成是解决与世贸组织规则无关的双边经贸问题的谈判场所，大大超出了世贸组织谈判的范围，致使一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久拖不决。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恢复其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谈判，并参加了乌拉丰回合谈判的全部过程，并于1994年在乌拉丰回合协议上签字，这是巾国政府遵守国际经贸规则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复关’与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和考虑其他谈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包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范围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谈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顾，得陇望蜀，不断加码，不切实承认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把中国长期拒之于世贸组织门外。这种状况，使世贸组织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世界性、广泛性、权威性受到质疑与挑战。

四、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是国际贸易摩擦爆发的诱因 帕斯

关贸总协定于1948年1月1日I临时生效时，在23个缔约方中只有8个发展中国家，占缔约方总数的1／3。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涌现，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多，到1995年1月1日乌托丰回合协议生效时，已有52个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世贸组织的首批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首届部长级会议前，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已增加到96个，占世贸组织成员总数的3／4。世贸组织成员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国际经济格局重大变化的反映。世贸组织要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积极作用，必须迅速适应这一重大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篇4

主题词：世界贸易组织　农产品贸易安排　发展中国家　中国农业

现今世界农产品贸易安排主要是乌拉圭回合的产物。虽然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称“1947 年总协定”） 没有一般地排除对农产品贸易的适用，但是对农产品贸易规定了一系列有别于工业产品的特殊待遇。例如，1947 年总协定在禁止对工业产品提供出品补贴的同时，允许缔约方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只要补贴不使该缔约方获得不合理的市场份额； [1] 1947 年总协定还允许缔约方在一定条件下对农产品进口数量进行限制，作为国内限产措施的补充； [2] 此外，1947 年总协定规定，即使缔约方国内价格或收入支持计划有时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低于相同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也不应被认为造成了引起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的“重大损害”； [3] 而且，缔约方制订本国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的权利在1947 年总协定下不受约束。[4] 这些特殊待遇使缔约方保护主义政策得以大行其道，农产品贸易领域壁垒森严，争端频仍， 直到乌拉圭回合协议达成之后才有所改变。

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扭曲状况使人们认识到，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市场准入谈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就国内支持、出口补贴以及动植物卫生和检疫等措施进行谈判，以期使所有影响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国内措施都受到约束。回合结束时达成了《农业协议》和《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对上述诸项措施作出了安排。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安排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一、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的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是一个由《农业协议》、《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作为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称“1994 年总协定”） 组成部分的各成员国减让表和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有关多边协议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农业协议》。

《农业协议》共13 个部分，含有21 项条款。在前言中，各成员国明确指出，农业贸易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公平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贸易体制，改革进程应通过支持和保护承诺的谈判，以及强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则与纪律使其更为有效来推动。”

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各成员国在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方面达成具体减让承诺，并载入各自的减让表；此外，在《农业协议》第14 条的基础上达成的《适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专门规范农产品贸易中的卫生检疫问题。1994 年总协定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附件1A 中的其他多边贸易协议，包括《贸易的技术壁垒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实施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条的协议》、《实施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 条的协议》、《海关估价协议》、《装船前检验协议》、《原产地规则协议》、《进口许可程序协议》、《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在不与《农业协议》的规定冲突的情况下适用。[5]

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是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它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这一贸易领域的特殊性。它既是框架性的，包含总体目标和统一于这一目标下的各项有待完善的制度，又是具体的，因为许多规则直接规定了成员国的具体义务，已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其内容则涉及农产品贸易的方方面面。

二、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的核心

规则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极其繁琐，然其核心规则体现在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等方面。

（一） 市场准入规则

市场准入方面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单一关税保护取代由普通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边境措施构成的混合保护。《农业协议》第4 条第2 款规定，成员国不应保留、采用或重新使用已被要求转化为普通关税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进口数量限制、进口差价税、最低进口价格、任意进口许可证、通过国家贸易企业维持的非关税措施、自愿进口限制和其他类似措施。这被称为“关税化”。具体方法是将上述非关税措施转换为等值关税。例如，如果基期（1986 年至1988 年，除非另行指出，后文所谓“基期”皆指1986 年至1988 年） 内原有非关税措施的适用使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75 % ，则可转化为75 %的普通关税。“关税化”的意义在于，使农产品市场准入条件具有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竞争性，将农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使稀缺资源的配置更加依赖市场的作用。

各成员国承诺以关税化后的关税率为基础，在实施期（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实施期为1995 年至2000 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期为1995 年至2004 年） 内逐步削减关税水平。发达国家成员国承诺将全部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削减36 % ，单项农产品关税的最低削减量为15 %；发展中成员国则削减平均关税的24 % ，单项农产品关税的最低削减量为10 %.最不发达国家仅承诺约束关税水平，但不须作任何减让。这些数字并不直接体现在《农业协议》中，成员国以它们为基础制订各自的关税减让表，明确对各项农产品进口所征收的最高关税水平。

由于关税化的结果，关税减让表中包含一些畸高关税，称为“关税高峰”，反映了乌拉圭回合前该农产品的受保护水平。为防止现有的市场准入机会因为“关税化”的结果而丧失，各成员国承诺维持现有的市场准入机会。实施期开始时市场准入机会不得低于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 % ，实施期届满时应增至基期国内消费量的5 %.这一安排是通过关税配额实现的。

成员国对配额内进口产品征收很低的关税，对配额外的进口则通收高得多的关税。目前共有37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对1371 项农产品保有关税配额。[6]

《农业协议》附件5 规定了特殊待遇。根据这一规定，4 个国家在严格条件下可对特定产品采取非关税边境措施，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大米进口，以及以色列的奶酪和羊肉进口。条件之一是这些产品的进口配额必须逐渐增加。

市场准入方面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特殊保障措施，用以应对进口产品大量涌入和该产品国内价格急剧下降的情况。援用特殊保障措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有关农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已按照《农业协议》要求转化为普通关税；第二，成员国在减让表中以符号“SSG”表明，与该农产品有关的减让可诉诸特殊保障措施；第三，任一年份中该农产品的进口超过了“启动水平”， [7] 或该农产品以进口国货币计算的到岸价格低于“启动价格”。[8] 当这些条件满足时，进口国可以依《农业协议》规定的方式征收较高的临时关税。[9] 特殊保障措施与一般保障措施的区别在于：特殊保障关税的启动是自动的，不需经过其他特别程序；进口是否对国内生产和经营者造成“严重损害”不是启动特殊保障关税的必要条件。

（二） 国内支持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根本上改变了1947 年总协定在国内支持方面的规则。各成员国承诺约束并削减国内支持措施，同时享有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订国内农业政策的自由，只要这些政策不会产生扭曲农业生产或贸易的后果。在《农业协议》中，国内支持措施被分为“可免除减让的国内支持”和“不可免除减让的国内支持”。前者包括“绿箱”措施和“蓝箱”措施等，成员国不仅不需削减这类措施，其增加也不受世界贸易组织的限制；后者即通常所指的“黄箱” 措施。

一项国内支持措施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属于“绿箱”措施的范畴：第一，该措施对生产或贸易没有或仅有最小的扭曲作用；第二，该措施必须通过公开筹资的政府计划施予，应涉及消费者转移支付，也不应对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第三，该措施还必须满足具体政策措施成为“绿箱”措施的额外条件。[10] 《农业协议》附件2 列举了12 类属于“绿箱”措施的政府服务计划，包括有关特定农产品和环境保护的研究、病虫害防治、培训与咨询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政府服务计划、为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与产量或价格无关的收入支持、政府参与的收入保险计划、赈灾支付、通过休耕等计划给予的结构调整援助、环境保护计划下的直接支付以及地区发展计划下的直接支付。

除“绿箱”措施以外，依据《农业协议》第6 条第2 款和第5 款，还有两类措施可以免于削减，一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组成部分的直接或间接资助，包括农业投入补贴或投资补贴，以及鼓励农产品多样化而采取的措施；二是“蓝箱”措施，即限产计划下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只要该支付按固定土地面积或产量，或按固定牲畜数目给予，并且不超过基期产量的85 %即可。

除上述措施以外的国内支持措施，即“黄箱”措施，都受制于减让承诺。成员国在各自的减让表中载明“年度和最终约束水平”（An[30]al and Final B[40]nd Commitment Level） ，当成员国在任一年份对农业的“当前综合支持总量”（Current Total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Current Total AMS） 不超过年度和最终约束水平时，该成员国就没有违反所承担的减让义务。年度和最终约束水平是谈判的结果。要判断一成员国是否违反了减让义务，必须计算其当前综合支持总量。

当前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以“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AMS） 为基础。综合支持量将成员国每年给予特定农产品生产者的支持， 或不特定地给予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予以量化，以货币形式表达出来。一般而言，价格支持的计算是以支持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受支持价格保护的农产品数量。《农业协议》附件3 规定了综合支持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当计算综合支持量存在实际困难时，也可以计算“支持等量”（ Equivalent Measurement of Support ，EMS） .支持等量计算的是政府对农产品提供支持的财政支出。[11] “综合支持总量”（ Total AMS） 是单项农产品综合支持量的总和加上非特定农产品综合支持量。当前综合支持总量则是当年成员国向农业提供的支持的总量。应注意的是，在计算当前综合支持总量时，如下两项支持不计算在内，亦免除减让：一是对特定农产品提供的不超过其国内生产量5 %的支持；二是不超过国内农业生产总量5 %的非特定支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上述两项比例为10 %.它们被称为国内支持的“最低水平”（ de mini[20]s level） .[12]

目前有30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减让表中包含综合支持总量减让承诺。[13]它们承诺在基期国内支持水平的基础上，在实施期内将综合支持总量削减20 % ，发展中成员国则削减13 %.对于减让表中没有列明国内支持减让承诺的国家，则必须将国内支持水平保持在前述最低水平以下。

（三） 出口竞争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出口竞争规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广泛存在的出口补贴的规制，二是对出口限制的规范。就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负面影响而言，出口补贴较出口限制更甚，因此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焦点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出口竞争安排的核心内容就是， 成员国承诺削减受出口补贴农产品的数量和用于补贴出口的政府支出。

《农业协议》中出口补贴的概念是视出口实绩而定的补贴，并在第9 条中予以列举。[14] 该条中列举的出口补贴属于必须予以削减的补贴，包括：政府或其代表机构视出口实绩向公司、行业、农产品生产者，或其合作社或协会，以及营销机构提供的直接补贴，包括实物支付；政府或其机构以低于国内可比价格的价格出口非商业农产品储备；对事实上由政府资助的出口的支付，包括以向有关农产品或转化为出口产品的农产品征收的税金收益来维持的支付，不论该项支付是否由公共帐户开支；为减少农产品出口经营成本而提供的补贴（普遍的出口促销和咨询服务不在此列） ，包括对农产品的处理、分级及其它加工成本以及国际运输和运费成本的补贴；由政府提供或支配的对出口产品的国内运输和运费优惠；以农产品构成出口产品为条件而提供的补贴。

这些承诺以两种方式予以量化：一是用以补贴的政府预算支出的数额，二是被补贴的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发达国家成员国承诺在实施期内将用于补贴的政府预算支出削减至基期（1986 年至1990 年，与国内支持的基期是1986 年至1988 年不同） 水平的64 % ， 即6 年内减少36 %；对于被补贴的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则减少至基期水平的79 % ，即6 年内减少21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在10 年内将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补贴水平降至基期水平的76 %和86 % ，即分别削减24 %和14 % ，为发达国家成员国削减量的2/ 3 .

在实施期内，成员国可以在承诺的出口补贴水平以内，为本国农产品的出口提供补贴。目前，有25 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可以在这一条件下补贴出口农产品，其中包括欧共体和美国，它们分别承诺仅在约束水平下对20 项和13 项农产品出口提供补贴。[15]

这25 个成员国可以在减让表中列明每年削减的水平，从实施期第2 年开始，如果往年的补贴水平不足所承诺的最高水平，可将余额加入下一年的补贴水平，只要实施期满时的补贴水平不超过最终约束水平即可。[16] 同时，各成员国承诺不采取上述规定以外的出口补贴。[17]

世界贸易组织出口竞争安排还禁止对出口补贴承诺的规避。《农业协议》第10 条规定，不在第9 条中所列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不得导致成员国得以规避减让义务或产生这种威胁。非商业交易也不得用于规避减让义务。同时，成员国承诺继续合作以达成有关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担保及保险的规则，并将这些措施置于国际规则之下。成员国还承诺如果出口的数额超出承诺减让的水平，则必须保证超出的部分没有接受任何补贴，不论这些补贴是否在第9 条中列出。协议第10 条还对国际粮食援助作出了规定，援助国必须保证粮食援助（包括货币化的双边粮食援助） 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向受援国的商业出口挂钩， 并应遵循联合国粮农组织《剩余粮食处置原则和协商义务》的规定，包括适当时采纳“通常销售要求”体制（the system of Usual Marketing Requirements ，UMRs） .

此外，粮食援助应尽可能地以无偿赠与的方式或以不低于1986 年《粮食援助公约》第4 条规定的优惠条件供给。

三、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18] 及其缺陷

（一） 法律依据和具体内容

《农业协议》前言中指出，各成员国同意“在实施市场准入承诺时，发达成员国将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国的特殊需要和情况，增进发展中国家有特殊利益的农产品的准入机会，改善准入条件……。”《农业协议》第15 条规定，发达国家应依照协议的有关规定和减让表中的内容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差别待遇，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发展中国家实施减让承诺的期限是10 年，是发达国家的两倍。[19]

第二，在市场准入方面，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关税削减幅度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对于乌拉圭回合前关税未受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可采取“上限约束”（Ceiling Binding） ，即确定对进口农产品新的最高关税，通常高于乌拉圭回合前的实际税率；此外， 《农业协议》附件5 第2 部分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膳食中的主要食品的“特殊待遇”，对这些食品的进口，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严格条件下[20] 采取非关税边境措施，即不受《农业协议》第4 条第2 款禁止使用非关税边境措施的约束。

第三，在国内支持方面，对于减让表中含有综合支持总量削减承诺的发展中成员国，削减量亦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对于减让表中不含综合支持总量削减承诺的发展中成员国，所能维持的国内支持最低水平占国内农产品生产总值的比例为发达国家的两倍； 《农业协议》第6 条第2 款还规定，发展中国家为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所维持的投资补贴或农业投入补贴免于削减，并不计算在当前综合支持总量中。

最后，在出口补贴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实施期内出口补贴削减量也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并且， 发展中国家有关出口产品的促销和咨询服务，以及国内运输和运费方面的补贴，只要没有用于规避减让义务，即可免于削减。[21]

（二） 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

贸易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总体情况呈现以下特点：首先，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与回合前相比增长较快，农产品出口额从1990 年的1140 亿美元增至1998 年的1670 亿美元，1994 年至1997 年农产品出口年增长率为7. 2 % ，超过1990 年至1994 年6. 1 %的年增长率。但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4 年至1998 年的年增长率仅为3. 7 %.其次，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0 年的40 %增至1998 年的42. 5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市场的份额由1990 年的43 %增至1998 年的45 %.第三，发展中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增长较快，1998 年发展中国家向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农产品在总出口量中占43 % ，1990 年这一比例为39. 5 %.第四，发达国家市场有所缩减。西欧是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最主要的市场，然而，出口至西欧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占发展中国家总出口的比例从1990 年的30. 5 % ，降至1998 年的28 %.出口至日本的农产品比例也从1990 年的14. 5 %降至1998年的11. 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没有变化。仅有北美市场略有扩大，从1990 年的15 %增至1998 年的16. 5 %.[22]

由此可见，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其他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今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未能使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落到实处，在建立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方面作用有限。

（三）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存在的问题首先，关税化导致关税高峰。当许多国家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壁垒时，采用了大大高于这些非关税壁垒保护水平的关税税率。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1996 年10 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 中有8 个的实际边境措施保护水平高于1993年。[23]美国、欧共体、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自乌拉圭回合协议实施以来，在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中仍有10 %以上的从价税率高于12 % ，其中一些重要产品的关税高达300 %以上。[24] 发达国家倾向于对温带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热带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则较低。针对温带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也较小。而总体上温带农产品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出口农产品。[25]发达国家的关税高峰对主食农产品（如谷物、肉类、糖、牛奶、黄油和乳酪） 、水果和蔬菜以及加工食品是常事。[26]而这些农产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有着重要的出口意义。[27] 其次，关税升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制成品的出口。关税升级是指关税水平随着产品的加工程度而相应提高。一般而言，原材料的关税率最低，半制成品的税率高于原材料的税率，而制成品的税率又高于半制成品。尽管乌拉圭回合后关税升级有些微减让，但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据统计发达国家平均进口关税率的升级情况为：植物油籽税率为0 ，植物油的税率为4. 4 % ，烟草的税率为1. 2 % ，烟草制成品的税率则为181 % ，糖的税率为1 % ，糖制成品的税率则为20 %.[28]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表明，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平均关税升级水平（即加工产品与初级产品关税税率的差别） 为17 %.[29]在世界加工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关税升级就成为有效的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农产品加工者的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关税升级妨碍了它们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多样化计划所能取得的成效，使它们更难摆脱仅仅生产和出口初级农产品和附加值低的农产品的现状。

第三，不平衡的关税减让使发达国家在不违反减让义务的前提下，避免对敏感农产品的关税作较大幅度的削减。由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仅要求成员国削减关税达到一定比例，而不论这些削减如何分布，使成员国得以自由安排，往往对本国敏感产品关税削减较少，对其它产品的关税削减较多，使关税削减的综合水平仍能达到《农业协议》的要求。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尤甚。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同样的做法。[30]

第四，复杂而不透明的关税体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乌拉圭回合确立“单一关税保护”原则本是为了量化边境措施，并使其具有透明度。实际情况却比较复杂。对同一农产品往往存在不同的关税水平，如季节性关税、配额内关税和配额外关税，以及频繁使用的各种非从量税。非从量税比从量税更不透明，并且往往依据许多技术原因而变化，如含糖量或酒精含量。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加拿大和日本非从量税的比例为22 % ，美国和欧共体为42 % ，瑞士则高达90 %.[31]更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税结构倾向于针对低价的农产品，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不利。

第五，发达国家规避国内支持削减义务。成员国对国内支持削减义务的规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乌拉圭回合后各成员国承诺的国内支持削减严重不足， 农业仍然是各国和世界经济中受到补贴最多的部门。

经合组织的研究证明，工业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量在1999 年超过3600 亿美元，达到了乌拉圭回合结束前的高补贴水平； [32]现有的关于国内支持的规则无法约束工业化国家借扩大“蓝箱”和“绿箱”措施的范围来逃避国内支持削减义务的行为。由于目标是综合支持量的削减，不少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国通过对不敏感产品的支持加大削减幅度，换取保留或尽量减少对敏感产品的补贴。此外，成员国之间的削减义务并不平衡。由于《农业协议》规定，没有在其减让表中列明国内支持削减幅度的成员国，只能将国内支持水平控制在最低水平以下。这样一来，仅有30 个国家可以维持超过最低水平的“黄箱”措施，其中主要为欧盟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同时，由于削减幅度以基期国内补贴量为参照，在基期内采取了高额补贴的成员国（仍然主要是欧美等国） 在乌拉圭回合后仍可以维持较高的补贴水平。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凯恩斯集团国家而言，由于基期补贴量本已很低，甚或为负值，乌拉圭回合后这些国家可以维持的补贴水平相对而言就更低，甚至根本就没有削减的空间。“基期” 之所以选择为1986 - 1988 年，乌拉圭回合的主要参与者不可能没有作出慎重的考虑。根据西方学者对欧共体和美国1980 - 1990 年国内支持水平的研究， 以生产者补贴等值计算的补贴量在1986 - 1987 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33] 以此为基础确定补贴削减水平无疑对这些国家最为有利。

最后，现有的出口竞争安排无法规范不受约束的各种出口补贴措施。尽管《农业协议》中规定，成员国不得以协议未明确规定的出口支持方式来规避所承担的减让义务，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并且把约束这些未明确规定的出口支持方式的任务留待将来的谈判。因此，有些成员国得以继续以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以及滥用国际粮食援助等许多手段，支持本国的农产品出口商。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附条件的国际粮食援助不仅不能使它们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反而损害了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使粮食供给处于更大的波动中。援助国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粮食援助的时候不为所动；在世界粮价下跌时，却以各种条件将剩余的粮食倾倒给受援的发展中国家。[34]

回顾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背景和过程，不难理解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为什么会有这些缺陷。

在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农业政策大行其道的20 世纪80 年代，是这些政策直接导致的预算压力和频繁的国际贸易争端使贸易大国围坐到谈判桌前。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意见，即与当前农业支持计划相联系的预算费用和国际摩擦必须减少。”[35] 因此，当前农产品贸易安排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际农产品贸易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农业政策冲突和协调的产物。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一定反映。但是， 特殊与差别待遇规定过于抽象，其他漏洞的存在也减损了发展中国家本应获得的实际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弱势决定了它们在谈判中的被动角色，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显然不是农产品贸易大国的主要兴趣所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并且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制仍是遥远的目标。

四、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

（一） 入世后我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将承担的义务入世后我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将承担的具体义务，将由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谈判议定，并将最终载入我国的减让承诺表。由于目前谈判尚未全部结束，已达成的协议又未予公布，我国入世后在这一方面将承担的具体义务尚不完全确定。但是，可以预见，前述有关农产品贸易的一般制度和纪律，将同样适用于我国。同时，有学者结合美国公布的《中国和美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讨论这一问题。[36] 在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基础上， 类似讨论有助于大致描述我国将承担的义务。

一般而言，入世后我国在农业方面将承担的主要义务为：削减农产品关税，提高农产品进口配额，将非关税措施转化为普通关税；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补贴，并承诺今后不再提高这类补贴水平，同时，提高国内支持措施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取消对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因此，入世后我国农业整体水平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二） 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研究述评

目前有大量文献分析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尽管有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优势尽失， [37] 但更多学者认为不同农产品情况有别。由于我国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和糖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入世后会失去以往受保护状态下的竞争能力；但是，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入世后有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包括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38] 然而又有学者指出，劳动力廉价优势是以牺牲劳动者自身利益即收入为代价的，这一优势远不能与劳动生产率优势相抗衡。[39]

第二，入世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冲击。有学者认为入世对国内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宗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米和棉花等） 的生产将产生较大冲击，理由是国内生产无法与质优价廉的国外农产品相抗衡，其结果是土地等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出和国内农业生产的缩减。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入世对国内农业生产冲击不大，因为目前上述产品的国内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二至七成，但其成本构成中，流通成本以及“三提五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成本都有通过加大改革力度而压缩的余地。[40] 并且，开放市场有利于比较优势作用的发挥，对低质农产品的冲击，将迫使和诱导农产品品种结构发生重大转换。[41]

第三，入世与我国粮食安全。有学者担心我国粮食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会导致国外粮食大量进口，粮食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增高，自给率会逐步下降。

若发生国际冲突，一旦粮食出口大国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将会危及我国粮食安全。[42]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目前粮食商品率仅为35 % 左右，即65 %左右的粮食由农民自产自销。尽管进口配额将有所扩大，粮食自给率不会有多大下降。

1996 年罗马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指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保持在95 %是安全可行的，5 %的进口量不会使我国的粮食供给依赖进口，也不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43] 而且，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等于实际进口量。实际进口量最终由国内外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决定。[44]

第四，入世与农民收入和城乡差距。入世将使我国农产品市场逐步融入世界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产品价格和与之相关的农民收入决定机制将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农村经济结构不作相应调整，农民收入将受到新的冲击。[45] 同时，许多农民受到文化水平、非农工作技能、市场信息获得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短期内难以找到就业岗位，或只能停留在没有竞争优势的低收入岗位上，农民之间，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将增大。[46] 而且，据预测，入世后至2005 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将会下降2. 4 %左右，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 6 % ，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困永久化”危机。[47]

第五，入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许多学者指出，入世将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困难。[48]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指出： 2000 年，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有5 亿农村劳动力。如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则有6 亿多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有1 亿人口，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4 至5 亿。同时，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 万到400 万劳动力。农民进城就业又受到重重限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对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却难以起到拉动作用。农民失业和入不敷出的矛盾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49]

第六，入世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有学者认为入世有利于为我国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创造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通过参与谈判，有助于使我国利益在国际贸易安排中得到体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可以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争端得到较为公正的解决。[50] 也有学者指出， 中美协议中就含有对我国出口农产品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标准和美国国内法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内容，使我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受制于单边措施。[51] 如果类似条款也出现在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协议中，就无法保证未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能完全置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之下，增加了贸易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学者之间对上述问题的意见分歧，一方面可归因于资料缺乏和信息不完全，无法对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作精确分析，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复杂性，入世尽管会给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一定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应该看到，即使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依然存在。入世使这些问题更显急迫，同时政府制订农业政策的自由受到限制，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三） 对策

迎接入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挑战对我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不违反我国可能承担的国际义务前提下，促进农业发展，同时对农业提供适度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并不禁止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只是要求扶持政策不能对生产或贸易产生扭曲作用。据大致估算，入世后我国“黄箱”措施可达485 亿美元，比现有水平高出许多，即我国在一段时期内还可对农业提供包括价格和收入支持在内的国内补贴，以缓解一部分结构调整的压力。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出口补贴方面也可能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同时，“绿箱”措施是不受约束的。我国应充分利用“绿箱”措施提供的空间，努力扩充农业资源，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对农业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市场化程度。同时，应加强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和成果的巩固。

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下，我国可以对国内农业提供适度保护。除了关税和关税配额保护以外，我国还可援引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膳食农产品的特殊待遇，保护一些大宗农产品的国内生产。

如果入世谈判后，我国对特定农产品的特殊保障措施在减让表中得以明确，则可以此应对国外农产品大量涌入，或特定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因进口增加而急剧降低的紧急情况。

《农业协议》中还包含一项“和平条款”， [52] 规定世界贸易组织其他协议对农产品补贴的适用。“绿箱”措施不受《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1994 年总协定第23 条“利益的损害或丧失”规定的约束。其他补贴措施，包括“黄箱”措施和出口补贴，即使与成员国的减让承诺义务相一致，也可被诉诸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有关农产品进口可被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但是，成员国承诺在发动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之前，或依1994 年总协定第23 条采取相应措施前，应保持适当克制。而且，只要对某一农产品的补贴水平没有超过议定的1992 年的水平，成员国就不可对该农产品的进口采取措施。和平条款的有效期为自1995 年起的9 年。这9 年中，成员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但不是完全不可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行动。9 年之后的情况有待于正在进行的农业后续谈判决定。我国现有的反倾销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相比尚有许多差距。反补贴规则更是过于简单，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补贴条例》中以第5 章的4 项条款加以规定。这些都远不能应对未来农业贸易发展的需要。无论结果如何，我国都应加强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法。

五、结语：农业贸易后续谈判的基本矛盾

及其应对《农业协议》第20 条规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实施期届满前一年应重开谈判，以保持农业贸易改革的延续性。据此，农业贸易后续谈判于2000 年早期开始，目前已有93 个成员国提交了36 份谈判建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委员会已分别于2000 年3 月、6 月、9 月和11 月，以及2001 年2 月和3 月召开了六次特别会议审议这些建议。建议涉及农业贸易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的削减和规范，仍将是后续谈判的主要议题，同时必将出现许多新问题。可以预见，后续谈判中决定未来农业贸易改革走向的主要有两对矛盾：一是作为国际农业贸易主要参与者的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的矛盾。

乌拉圭回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却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并使争议更加集中在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两方面。二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乌拉圭回合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却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益处，同时未来国内农业政策改革的弹性由于各项削减承诺而降低，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农业改革的压力。

在这两对矛盾中，可以预期前一对矛盾将对国际农业贸易规则未来的走向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与乌拉圭回合谈判背景相似，欧美在世界农业贸易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未在实施期届满之际有任何改变；同时，更为隐蔽和复杂的边境措施、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手段都将激化它们在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中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还将在各自国内激起变化， 并且乌拉圭回合的经验证明，改革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以一项关贸总协定协议强调主要工业国家以超过其国内政策限度允许的速度走向改革是不可能的。”[53] 这样，未来农业贸易改革的进程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增添了不确定性。

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最终导致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有利的。只是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谈判，尽量防止欧美之间的妥协一方面使它们得以瓜分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又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这种妥协所能产生的利益之外。而且，发展中国家应尽量利用《农业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加快本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将面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选择适当的农业改革和保护政策，加速农业市场化进程及其法律保障，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对我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长远来看，是我国农业在压力下获得发展的最佳出路。

此文曾发表于《法学评论（双月刊）》 2001 年第4 期（总第108 期）

[注释]

[1]1947 年总协定第16 条第2 部分第3 款。议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农业协议》。

[2]1947 年总协定第11 条第2 款第三项。

[3]1947 年总协定第6 条第7 款。

[4] 1947 年总协定第20 条。

[5]《农业协议》第21 条第1 款。

[6]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Tariffs and other Quotas”， http ：/ / www. wto. org/ english/ tratop-e/ negoti-e. htm # secretariat .

[7]“启动水平”是根据以进口占前3 年国内平均消费总量的百分比计算的市场准入机会来确定的。

[8]“启动价格”是依据所谓“参考价格”确定的。所谓的“参考价格”，是指基期内该产品的平均到岸价格，或者在没有到岸价格的情况下，考虑到该产品的质量及加工程度而确定的适当价格。

[9]《农业协议》第5 条。

[10]《农业协议》附件2 第1 条。

[11] 《农业协议》附件4 .

[12]《农业协议》第7 条第2 款第2 项。

[13]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Domestic Suport”，G/ AG/ NG/ S/ 1.

[14]《农业协议》第1 条第5 项。

[15]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Export Subsidies”，G/ AG/ NG/ S/ 7.

[16]《农业协议》第9 条第2 款第2 项。

[17] 《农业协议》第8 条。

[18]本文不讨论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19]《农业协议》第15 条第2 款。

[20]《农业协议》附件5 第2 部分第7 条。

[21]《农业协议》第9 条第4 款。

[22] See Secretariat of WTO ，Backgr[40]nd Paper“Agricultural Trade Performance by Developing Countries”，G/ AG/ NG/ S/ 6.

[23] OECD 1999“Preliminary Report on Market Access Aspects of UR Implementation”，Document COM/ AGR/ TD/ WP（99） 50 ，J une 1999 ，OECD ，Paris. See G/ AG/ NG/ W/ 37.

[24]参见杨鹏飞、洪民荣等编著： 《WTO 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52 - 53 页。

[25]FAO 1999“Issues at Stake Relating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rade and Food Security”，FAO Symposium on Agriculture ，Trade and Food Security ，Geneva 23 - 24 September 1999. See G/ AG/ NG/ W/ 37.

[26]UNCTAD/ WTO（ TD/ B/ COM. 1/ 14） ，1997.

[27]同注[26].

[28]同注[24].

[29]ESCAP/ FAO 1997“The Impact of the Uruguay R[40]nd on Tariff Escal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by J . Lindland. See G/ AG/ NG/ W/ 37.

[30] FAO 1998“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uguay R[40]nd Agree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raining Ma[30]a/ ”，FAO ，Rome. See G/ AG/ NG/ W/ 17.

[31] See G/ AG/ NG/ W/ 37.

[32] See G/ AG/ NG/ W/ 35.

[33]参见（美） 蒂姆？乔斯林： 《美国与欧共体的农业政策改革》，载《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年版，第57 - 61 页。

[34] G/ AG/ NG/ W/ 38.

[35] 前注[33]，第113 页。

[36]杨鹏飞等编著： 《WTO 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中国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70 - 79 页。

[37]陈智远： 《〈中国加入WTO 的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第5 期。

[38]参见陈敏敏：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保护》，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第5 期，第29 - 32、37 页。

[39]参见徐景峰： 《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0 年第4 期。潘文卿：《面对WTO 中国农产品的外贸优势及战略选择》，载《农业经济问题》2000 年第10 期。

[40]同注[24]，第81 页；钟伟： 《“入世”是新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机遇———对中国农业不能承受“入世”冲击之误解的反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0 年第4 期。

参见高滨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 年第4 期。

[41]同注[38] ；同注[39]；马述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载《农垦经济》2000 年第1 期。

[42]参见陆萍： 《贸易自由化压力下的中国农业政策调整》，载《农业经济》2000 年第8 期。

[43]同注[24]，第82 - 83 页。

[44]同注[38].

[45] 同注[39].

[46]参见雷海章： 《WTO 与中国农业应对策略》，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 年第2 期。

[47]参见张玉和： 《农业入世：想说“平等”不容易》，载《江苏经济》2000 年第1 期。

[48]同注[41] ；卫龙宝： 《加入WTO 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 年第1 期。

[49]参见何帆： 《21 世纪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专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 年第6 期。

[50]同注[39]；同注[48].

[51] 同注[39].

[52]《农业协议》第13 条。

世界贸易组织篇5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

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认为在WIPO之外另立炉灶，制订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实属没有必要。WTO对知识产权调整是对WIPO功能的挑战和冲击。两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

1.知识产权保护理念方面WIPO是隶属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便是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进一步规定公民拥有参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权。这两条规定，实际上为知识产权进入国际人权法保护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WIPO管理的一系列条约中，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均充分体现了人权法所一贯倡导的理念，知识产权被视为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护，比如《伯尔尼公约》中对作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双轨制保护。而与之相反的是，WTO却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TRIPS协议在版权领域对作者精神权利的排除。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TRIPS协议所讲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理论上和目的上，均与伯尔尼公约根本不同，正是由于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发点和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其各自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方面TRIPS协议和WIPO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均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原则，但二者的规定并不相同。如WIPO所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中均没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但TRIPS将该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又如两者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对国民待遇的解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一是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不同。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能够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国籍，而WIPO公约中的规定并非如此。以《巴黎公约》为例，享有国民待遇的人可以是成员国的国民，也可以是在成员国内有住所或营业场所的非成员国国民。二是对国民待遇原则的阐述不同。TRIPS协议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而WIPO公约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同等待遇。

3.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方面WTO的TRIPS协议和WIPO所管辖的国际条约都是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的依据。但由于两个国际组织的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理念不同，导致条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如，在专利方面，WTO要求成员国保护的专利只限于发明专利，而对于实用新型没有要求，对于外观设计另作规定，这与《巴黎公约》对专利的规定存在差异。因为，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专利是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版权方面，WTO并不要求成员方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而《伯尔尼公约》中对精神权利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另外，在WIPO框架下没有生效的《华盛顿公约》被TRIPS协议吸收并略做修改后直接生效。在WIPO框架下没有作为知识产权的地理标志和未披露的信息等均被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WTO的功能错位使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调整仍然缺位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重要，国际间技术的流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这种发展不相适应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套统一的专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制度和准则。在WTO之前，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一直希望制定一个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统一国际法规范，并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自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首次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要求制订一项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和条件的关于技术转让的国际行动守则开始，直到1985年6月期间，联合国贸发会组织各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谈判，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守则》上。但由于谈判各方对《守则》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存在一定分歧。所以《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目前仍然处于草案状态。TRIPS协议虽然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国际技术转让的关注，但其着眼点却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如该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当对促进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作出贡献，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应当以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以及有助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方式进行。虽然该条涉及了技术转让，但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的保护。再如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看上去是对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进行规制，但并非强制性内容，而是对各国进行规制的一种许可或授权。所以TRIPS协议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调整，也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作出具有建设性的规定。综上看来，由于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错位，使本来应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的技术贸易仍然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更多关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其对国际技术贸易调整还只是原则性的，实质性内容比较缺乏。这种国际立法的空白状态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由于国际组织数量与职能的不断增长，各种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亦是如此。就国际层面来看，目前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主要是WTO、WIPO和UNCTAD。所以，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各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应从其功能回归开始，以此，还原WIPO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促进UNCTAD退出对技术贸易的强制调整，配合WTO对技术贸易进行指导性调整。只有这样，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各国际组织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归位的途径WTO的功能错位就是其放弃了对技术贸易的调整，而去管理知识产权。所以，WTO功能归位主要是指其回归到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轨道上。WTO功能归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修改宗旨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符合其宗旨的指引和要求，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功能也应受此约束，或者说WTO调整技术贸易必须有合法依据，该合法依据只能来自WTO宗旨的有关规定。因此，通过部长级会议，修改WTO宗旨是WTO功能回归的原动力。WTO的宗旨中应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规定。使WTO成为真正全面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GATT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没有对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作出回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TO在新时期下，甚至可以说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在技术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只对服务贸易作出了反映，而完全忽视技术贸易问题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同时也不同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WTO将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作为其宗旨应该是WTO发展的必然结果。

2.制订协议为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宗旨，有必要制订新的贸易规则，即《技术贸易总协定》或《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该技术贸易规则的制订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其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经验借鉴。服务贸易进入GATT的框架内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早在1973年开始进行的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倡议将服务贸易列入GATT框架之内，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未果。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问题再次被提出，经过艰辛的努力，最终才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该协定只是一个框架协议，留下了大量问题未作规定。但它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WTO调整贸易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样，WTO调整技术贸易也是其功能的又一重大变革，其困难显而易见。《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的经验十分宝贵，值得借鉴。其二曾经的有益尝试。和服务贸易不同的是，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有些国际组织对技术贸易共同规制的制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UNCTAD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联合国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以及TRIPS协议中的有关技术贸易的内容都为WTO制订技术贸易规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件。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或技术贸易总协定从已有的国际指导性规范中提炼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应该是有效可取的办法。

3.改革机构为了配合技术贸易协议的执行，WTO的机构设置中应该有技术贸易理事会，该机构应与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的职能并列。鉴于现有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将该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执行技术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回归的良性后果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学者们关于WIPO与WTO的关系讨论较多，有人赞成前者向后者交出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权，有人提倡二者平起平坐。但笔者不能认同前述观点。当今世界，可以参与各类法律关系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法律秩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如果因为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断从各种利益中进行取舍，必然消耗其发展成本，同时国际组织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对世界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只能是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设立的主要宗旨应该是推动整个国际社会、人类社会更好地稳步发展，所以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是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化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WTO功能的回归不仅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将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交还给WIPO，使WIPO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更重要的是WTO和WIPO的各就其位将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

2.国际技术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到健康发展由于调整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缺失，国际技术贸易就像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之外徘徊，其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往往凭借其经济、技术等各种优势，在技术交易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大量国内立法的冲突和矛盾无法得到协调和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领域中矛盾不断深化，这对全球经济贸易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疑构成巨大障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贸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当今社会技术贸易早已经融入到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中。所以，国际技术贸易纳入WTO的管理框架中，既是WTO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健康发展的需要。

世界贸易组织篇6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wto 透明度 关系

一， 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 政治 、 经济 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 问题 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 历史 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Www.133229.COm②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 分析 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 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 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 发展 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 历史 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会。这些简报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 问题 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 社会 (civil 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 内容 。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 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 ”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 问题 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 法律 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 影响 的可能性。有一些 分析 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 发展 。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主权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 问题 ，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 目前 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 经济 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 发展 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 历史 。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 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 wyndham 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与此同时，其他国际性组织却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走在了gatt的前面。最典型的当属联合国。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第71条规定了联合国处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原则，即经社理事会（ecosoc）可以就与非政府组织有关并属于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根据这一原则，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296号决议及其附件——“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之咨询办法”，具体规定了非政府组织享有咨商地位的条件与程序，并为处理和协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成立了专门的辅助机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④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其活动性质与范围，以及经社理事会或其辅助机关对其所能提供协助的预期程度而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一般咨商地位；2，特别咨商地位；3，列入名册。上述三种咨商地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咨商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不同：这三类组织都可以参与经社理事会召集的国际会议的咨商活动；都可以向所出席的会议书面陈述意见；但都无表决权，原则上也都不参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工作；第一、二类组织可以派出全权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但只有第一类组织可对经社理事会及其辅助机关的议程提出建议，并在会上发言。

wto可以参照以上国际组织的做法，提出一套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制定贸易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以便具体操作。从而加强同市民 社会 的联系，提高wto活动为公众所认知的程度，以更切实的贯彻wto的宗旨和原则。

四，反思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入世的启迪和意义。

其一，建立和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国领域内某些区域或某些行业的公民的利益，从而能够在国际层面上表达这些利益集团的想法，以减少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 影响 ；

其二，非政府组织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参与多边谈判提供信息和资料，从而奠定相关政策的民意基础；

其三，非政府组织可以监督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使这些政府行为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进而避免出现我政府被诉的不利局面；

其四，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向我国政府提供有关别的成员国违背其wto各项协议下对我国义务的证明资料，以便于我国政府及时起诉或应诉，从而减少损失或不利影响。

① karsten nowrot: legal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 the status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999(6), p583

② jeffrey l. dunoff: the misguided debate over ngo participation at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998(3), p439

③ stephan hobb: global challenges to statehood: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997(5), p276

④ daniel c. est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or exclu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998(1), p135

①引自/index.htm/ngos (01/22/2002)

② 同②

③ 参考 /index.htm/ministerials (01/22/2002)

① 参考/index.htm/ministerials/doha (01/22/2002)

② 详细 内容 见/community/ngos (01/22/2002)

③ see: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report of the panel (wt/ds58/1,1996.10.14) , section7.8, from

④ see: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wt/ds58/ab/r 1998.10.12）, section107 , from

①见/community/ngos (01/22/2002)

② p. m. nichols: realism, liberalism, value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6(4), p862

③ 见前引jeffrey l. dunoff: the misguided debate over ngo participation at the wto, p437-438

① 见前引daniel c. est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or exclusion ，p142

② gary horlick: the speedbump at seatt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0(1), p168

③ 转引自daniel c. est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or exclu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998(1), p138

世界贸易组织篇7

关键词：WTO；基本原则；商事原则

WTO协定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既是WTO运营的规则也是各成员履行WTO协定义务和行使权力、制定各国国内法的国际法依据。这些原则包括：非歧视待遇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等。而商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的准则，它包括：利润最大化原则，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安全原则等。从表面上看，WTO基本原则与商法基本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实际上二者具有“异曲同工”的特性。本文从商法的角度试图对WTO基本原则进行分析，以便重新阐释该基本原则，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使用空间。

一

WTO是为建立世界贸易统一市场而成立的多边贸易组织，正如霍克曼、考斯泰基评价GATT那样：“GATT的创立和成功成为在历史上曾以重商主义为准则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重商主义政策的基础是保持最大的出口和最小的进口以积累外汇（诸如金银）。”1即GATT/WTO在推动各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削弱重商主义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WTO基本原则是WTO规则的核心，也具有WTO规则的一般功能。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的主旨和基本准则，贯穿于整个商法制度和规范中。它主要包括规制商主体因素的基本原则和规制商行为因素的基本原则两类。2表面上看，二者的区别十分显而易见：首先，适用主体不同。WTO基本原则适用于各成员政府，商法基本原则适用于商主体与商行为。其次，适用目的不同。WTO基本原则是规范各成员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管制权力，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是为了保障各类商事法律关系基本要素稳定和统一，或是为了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公平、便捷的基本条件“3.最后，适用方式不同。一成员违反WTO基本原则，另一成员可提起”违反之诉“（violationcomplmnts），寻求DSB保护；商主体违反商法基本原则应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另一商主体可寻求一国法院、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司法或行政救济。

然而，透过表面，我们也能从实质上探究WTO基本原则与商法基本原则的相同之处：

第一，产生根据相同。WTO基本原则的确定奠定了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促进了各成员间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统一、开放市场的形成。如前所述，WTO基本原则的产生基础是基于市场机制，商法的基本原则亦产生于市场交易的建立与完善。从商法历史发展讲，商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商法基本原则的产生与发展依然如此。

第二，规范对象相同。WTO基本原则适用于国际贸易关系，而商法基本原则适用于商事关系。通常人们认为，国际贸易关系即国际商事关系。施米托夫先生关于商法与国际贸易法关系揭示了国际贸易关系与国际商事关系的同一性，他指出：“我们正在开始重新发现商洽的国际性，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自行形成；各地商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普遍性和国际性概念的国际贸易法的方向发展。”4

第三，规范性质相同。WTO基本原则作为强制性规范，具有公法性质。尽管商法规范兼具公、私法性质，但究其基本原则规范性质而言，仍为强制性规范，且具有公法性质。

第四，适用环节相同。WTO基本原则适用于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准入及准入后待遇、条件。商法基本原则亦同样适用于商主体设立、商行为等环节，换言之，即为商主体市场准入及运行条件、方式等。

二

上述关于WTO基本原则与商法基本原则相同性分析，为我们从商法角度研究WTO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WTO基本原则如何体现商法基本原则呢？

（一）非歧视待遇原则。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WTO的宗旨是：在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应坚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并扩大生活和商品交易以及服务等方面的原则，为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扩大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寻求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根据各自需要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加强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能获得与其他国家贸易额增长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根据互惠互利安排，切实降低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并在国际贸易关系上消除歧视待遇；建立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永久的多边贸易体系，巩固原来GATT、以往贸易自由化的努力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结果。5从这些宗旨我们可以看出，WTO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贸易自由化为终极目标。为实现此目标，通过设置非歧视待遇原则、降低关税、消除歧视性待遇，从而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以提高社会全体之福利。同时，为了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其规定了特殊例外，以消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待遇。

非歧视待遇原则的功能与商法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基本要求相符。利润最大化原则，也称营利原则，商人的经营目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无不渗透着营利的思想，受营利原则的支配。由于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无不体现营利这一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商法就是利己的交易法。6

（二）自由贸易原则。自由贸易原则是指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实质性地削减关税和减少其它贸易壁垒，扩大成员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贸易原则体现了建立WTO的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思想。为了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WTO协定确立的规则要求各成员：以“多边谈判为手段”，逐步削减关税和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开放服务部门，减少对服务提供方式的限制：“以争端解决为保障”，“以贸易救济措施为安全阀”，通过援用有关例外条款或采取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以消除或减轻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7

商法中的“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体现了自由贸易原则。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要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商主体可以自由地行使权利，任何机关、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其权利的行使；意思自治原则则强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以及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前提下，商主体有权基于自己的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具体的商事交易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其一，交易合同必须由交易当事人自由意志彼此达成一致才能生效；其二，交易方式以及交易相对人的选择等由当事人决定，他人无权干涉；其三，交易的内容由当事人自由决定。概括地说，该两原则均要求商主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地行使权利。

（三）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公平竞争原则是指成员应避免采取扭曲市场竞争的措施，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领域，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众所周知，市场竞争的基本观念是，竞争应当以“平等赛场”（levelplcyingfield）为基础，当竞争过于激烈时政府就有权介入。《1994GATT》有关降低关税、取消数量限制、消除歧视待遇、约束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特权的规定反映了公平竞争原则的内涵。同时，《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保障措施协议》、《农业协议》等针对倾销、补贴、保障措施予以规范，以维护国际货物贸易的公平市场竞争秩序；《GATS》鼓励各成员通过相互开放服务贸易市场，通过磋商、交流信息，最终取消服务贸易中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禁止垄断或专营服务提供者滥用垄断优势地位；《TRIPS》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为基本原则要求成员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并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仿冒、盗版、排他返授条件、强制一揽子许可等。

从商法角度讲，公平竞争原则即商法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可分为：平等交易原则，诚信原则，情势变更原则。平等交易原则要求商主体的交易地位是平等的，即其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等同的。WTO所倡导的消除歧视待遇、约束国营贸易等反映了平等交易原则的内容。诚信原则强调了商主体的社会责任，即两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以诚实信用的方法进行交易，任何欺诈或不正当的交易行为必须予以禁止。倾销、补贴、限制性商业惯例、滥用垄断优势地位、侵犯知识产权、排他返授条件以及强制一揽子许可等行为即属于违反诚信原则行为。情势变更原则则是指在商事合同订立后，因情势变迁或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间之事由，致使发生非双方当事人所能预料的情势，该当事人可以请求合同内容的变更。WTO允许各成员实施保障措施，其根本原因正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

（四）透明度原则。为保证国际贸易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WTO要求各成员应公布所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如修改、废除等），不公布的不得实施；同时还应将这些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通知WTO.成员所参加的有关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国际条约也在公布和通知之列。一言以蔽之，透明度原则主要包含两个内容：贸易措施的公布和贸易措施的通知。就公布与通知的内容讲，除包括涉及各成员的法律规范，还包括有关政策、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也包括各成员依法实施的有关措施，如反补贴措施、反倾销措施、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等，均应履行公布和通知的义务。此外WTO协定所确立的磋商机制亦为透明度原则的反映。

透明度原则在商法上即为安全原则。安全原则主要表现为对于商事交易条件采取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及严格责任主义。透明度原则的通知与公布制度，可使各成员政府及商主体及时了解、掌握各成员的法律、政策、规章及行政、司法救济状况，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监督其他成员履行WTO协定义务。通过如此，可以保证各成员商主体的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

三

尽管WTO基本原则具有与商法基本原则相同之处，但究其功能毕竟不是直接规范两主体及商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其它规则、制度一样，WTO基本原则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也就是求同存异的产物。从形成过程看，WTO基本原则也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论”和“博弈论”为理论基础的，但实际情况要比理论所设想的情况复杂得多。为了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WTO基本原则规定了一些例外，为发达国家寻求其他管制方法提供了“寻租”可能。同时，这些基本原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正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Rnd蒙德教授所言：“WTO规则不仅理念是美国式的，连措辞都是美国式的。”8

然而，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能够弥补WTO基本原则本身存在的缺憾。WTO功能：“首先是把这个机构看作是一种行为准则；其次是把它看作一个市场。”9WTO的“贸易谈判就好比是一个市场，通过这个市场各国建立并修改规范各成员行为的准则，互相给予对方自由化的承诺。在这方面有两个基本要素：达成协议并且付诸实施。基础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从一国的国家福利出发，是否实行贸易限制的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市场影响力。一个不能影响世界价格的小国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遭受损失，因此削减贸易壁垒的多边协议将使其失之甚少而获利颇多。……一个或多个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使全世界的福利受损。大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所谓‘囚犯’的境况中：从各国本身利益出发应实行贸易限制，但与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自由化相比，这种个体合理行为却会使各国的福利都降低。因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愿意进行合作，不实行贸易限制。贸易自由化是一种大家都赢的游戏。”10

总之，WTO所确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封闭的、隔绝的市场只能阻碍一国经济的发展、降低人民的福利。虽然在这种多边体制下存在其基本原则并非完备的缺陷，但通过磋商与谈判，制定出新的规则，可以弥补这些缺陷，进而完善全球市场的交易规则，使各成员政府及商主体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注释：

1.910[澳]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刘平等译：《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2000年出版，第10；14；14页。

2.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3页。

3.夏雅丽主编；《商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7页。

4.[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页。

5.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二），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页。

6.王良田，崔旺来著：《商法新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6页。

7.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3页。

世界贸易组织篇8

[关键词] 博弈论角度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WTO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欧共体的建立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各国政府均希望从国际贸易(尤其是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许多国家实际上已经从自由贸易中、从共同取消保护和降低关税中获益。而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和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仲裁与谈判机构，正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宗旨是:通过实行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它奉行非歧视原则(对各成员国在贸易政策上一视同仁，对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一律平等，实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降低和最终取消贸易壁垒的原则(但不绝对，允许各国在某些情况下保留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以及充分磋商调解的原则，目的是建立一个各国都遵守的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各个成员国能够分享“合作博弈”带来的益处。下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世界贸易组织”（WTO）。

一、两国关税政策静态博弈模型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

首先将利用重复博弈的结论与方法，分析一下两国之间贸易及关税问题，从而说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起源。

重复博弈的分析表明，威胁与承诺作为一种策略，可以在非合作博弈中产生一个合作的结果。各国的关税及贸易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政府根据贸易博弈的“局势”如何策略地行动。谢林(Schelling，1960)把策略行动定义为:“一个行动……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通过影响其他人对自己将如何行动的预期，来影响其他人的选择”。通常，约定、恐吓(威胁)和承诺是以某人自己的利益影响其他人选择的基本方式，但它们必须是可信的。在重复博弈中，可信性较容易通过同时使用几个策略行动而取得。一个承诺可以通过使用一个可信的威胁而提出；一个不可逆转的约定可进一步提高威胁的可信性。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可信性可通过对实际变量的不可逆转的优先行动而取得。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可以通过非信息投资(即暗示、欺骗、诱导)影响其他当事人的预期。

假设对弈者是两个大国的政府，他们(通过国内企业)生产并彼此交易两种商品：商品A和商品B。每个国家的福利可通过关税政策和为改进贸易条件而进行的最优设计来增加。并设两国间的关税与贸易博弈是多时期重复的。

先看简单的情况。假设每个政府的策略集是自由策略（Free）或最优关税（Opt）。表1给出了这种简单的一次性博弈的支付矩阵，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各国的贸易净福利。显然，每个政府的最优选择是采取最优关税，从而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也是纳什均衡)。

表1 两个国家间的关税博弈支付矩阵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博弈的非合作性质所决定的，即所谓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虽然自由贸易意味着资源分配更合理，经济效率也更高，但若有一国单方面削减本国进口关税，而另一国仍保持其纳什均衡时的关税水平，单方面削减关税国的贸易利益势必受到损害，可不是非合作博弈均衡，将会陷入“囚犯困境”。

根据重复博弈的分析表明，在无限的重复博弈中存在合作解。那么在本例中，两国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谋求一种长期关系，使其福利最大化，两个国家只能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双方协商缔结贸易协定，共同削减关税。假定双方已签订贸易协定，从各自纳什均衡时的关税水平开始削减关税，那么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信守承诺。假如有一方违背承诺，遵守协议一方的利益将受到侵害，必然要实施报复，对违约方征收高关税，结果必然导致贸易战的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使得相互的承诺是一种可信的承诺，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的原因。WTO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套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目前国际经济领域最具约束力的规则，使得合作博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对各国政府来说，WTO协议既是一种承诺，又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因为如果有哪国不遵守该协议，将遭到别国的报复或惩罚。既然威胁(恐吓)是可信的，那么，当发现别国的背信行为之后，恢复到静态纳什均衡(最优关税或高关税)就构成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备纳什均衡。如果由于合作行为的崩溃而引起的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背信所获得的收益，则善意的承诺也是可信的。因此，威胁(恐吓)与承诺将产生自我强迫的合作行为。这是无限重复博弈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从博弈论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谈判

分析了WTO成立的原因之后，知道了在双边贸易协定下进行关税减让对两国都有好处。而从博弈论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多边贸易谈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世界贸易中的多边贸易谈判是各国之间的“N人贸易政策博弈”，这场博弈是动态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多边协议，既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合作博弈均衡解，又是贸易博弈的规则；遵守该协议将使每个国家从开放市场和世界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否则，将受到其他各国的严厉制裁或惩罚；多边贸易谈判过程和协议的签订过程实际上是各方的讨价还价过程。事实上，各个国家出于某种目的，不可能完全放开市场，也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时，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也不能不考虑别国的利益及策略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签订多边贸易协议是世界贸易博弈的必然结果，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它在使各国分享自由贸易带来好处的同时，又使各国承担义务。博弈的结果表明，只有积极合作、消除贸易壁垒、进行平等的自由贸易，才能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利益，才能使成员国有机会平等参与国际竞争，这是各国有积极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而如果不加入WTO，就必然无法享受其他国家的“优惠”政策，就无法平等参与国际竞争；如果加入却不履行义务，就会遭到别国的制裁和报复。自“乌拉圭回合”以来，目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许多国家的平均关税已不超过5%，有的甚至更低或无关税。表明各国都在为取消保护、推动世界自由贸易而不断努力。“自由贸易并没有过时”，只不过它不像以前那样，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自由贸易政策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各国共同追求的、渴望实现的一种理想的贸易政策。

三、WTO体系中谁是智猪

博弈论中有一个智猪博弈的例子，可以用它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中，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 每按一次按钮6个单位的猪食就自动落入槽内。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一点残羹。如果大猪和小猪共同按动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见表2）。 现在问：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小猪为了吃到食物，只能在食槽边等待，而大猪显然不能和小猪一般见识，否则两个都会饿死。所以答案是：小猪将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智猪博弈中的弱者因为弱小而别无选择，也因此而因祸得福。这个博弈结果被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可以解释WTO体系中的强弱博弈。

表2 智猪博弈盈利矩阵

在国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智猪博弈经常发生。不管大国是否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国际援助），小国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提供。理性的大国只能选择由他来提供公共产品，小国搭便车，享受国际公共产品，因此，合乎理性的结果往往是在国际社会中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按动电钮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因为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因而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纵观WTO历程，美国在其中自觉充当了“智猪博弈”模型中“大猪”的角色，不遗余力地提倡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这是因为美国能从这项政策中获益更多，除了能扩大出口，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化促使美国市场日益开放，这是美国经济维持增长的关键。可见，WTO除了参与国都具备“贸易自由化最终能使各参与国获益”这一共同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另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发达国家在削减关税谈判中应对发展中国家作出适当让步，尽量避免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必须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欧盟)来牵头推动WTO的成立并维护WTO的权威。

四、结论

本文以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贸易政策博弈模型为基础，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WTO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说明了从博弈论的角度看WTO的多边贸易谈判，最后分析了在WTO体系中的“智猪博弈问题”。而面对我国已经是WTO成员这一事实，一方面，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该根据我国实际，在国际贸易战中学会博弈，采取适当保护、逐渐放开的策略，使我国的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和壮大，使企业逐渐适应国际市场竟争环境，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审时度势地履行WTO的义务，进一步开放市场，促使企业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经营管理，使我国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分享国际贸易利益，加快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步伐。总之，要学会和善于博弈,会寻找合作及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尽量减少WTO对我国和独立制定政策的自由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多数票决定”的决策机制，影响和促使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努力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