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范文

法学研究篇1

卫生法学教学目的是通过卫生法学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卫生法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主要的卫生法律制度，树立依法行医、规范行医的意识，能够根据现行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预防医疗纠纷，并能够依法恰当化解医疗实践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学生的卫生法理念。学生要掌握卫生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以及卫生法的基本作用，培养学生对卫生法的基本理念。卫生法是实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卫生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通过卫生立法，有效地保障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国际上跨国界的世界性问题。国际法原则特别是WTO规则原则也成为我国卫生行政立法、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卫生法学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完整、系统和全方位的卫生法理念。

2．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学生要掌握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中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的权利与义务，熟悉执业医师管理法律制度、执业护士管理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等，能够根据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有效防治医疗纠纷、恰当处理医疗纠纷这些基本知识。但由于目前卫生法学的教材及相关资料在这些基本知识内容上非常缺失，学生理解和掌握起来往往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时，应将具体卫生法律制度与立法背景相结合。由于时间、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深入了解立法的不同背景，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学的法律内容和基本知识。

3．培养学生卫生法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如前所述，卫生法学是一门由医学、卫生学和法学交叉的学科。卫生法既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应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而有别于其他法律。因此，对卫生法学的研究，其方法不仅仅限于法学的一些基本方法，还要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卫生法学研究方法也有其自身特点。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主要通过文献查阅、历史研究、法解释学、实证研究、社会学、比较研究，以及经济学等方法进行研究。

二、卫生法学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卫生法学应着重处理好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等问题。

1．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内容方面，掌握好教材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掌握好教材内容，首先要选一门好教材，其次，要熟练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做到“懂、透、化”。然而，我国卫生法学理论基础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现有的教材及相关资料非常稀缺。目前，卫生法学主要以我国现行与医疗机构关系密切的卫生法律制度为研究内容，系统讲述执业医师法律制度、执业护士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国境卫生检疫检验法律制度、医学科研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等。这些内容大多数从卫生法本身的角度去探讨和研究问题，而很少看到从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探讨的角度去理解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内容。任何法律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背景。在卫生法中对人们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这些基本理论同样也离不开立法者立法时的人文关怀。因此，在卫生法理论教学中应当在全面考虑法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内外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全面透彻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2．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如前所述，卫生法是一门社会法，是解决卫生方面社会问题的法学专业学科。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宗旨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而目前，现有大部分教材中关于卫生法的内容仅限于基础知识为授课内容。在进行卫生法学的教学中，仅仅传授理论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卫生法的教学内容应更贴近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因此，在卫生法学教学过程中，根据讲解的基础知识点加入相应的实证材料、生动事例进行补充和分析，就显得极为必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卫生法学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方面，卫生法学应采用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1．实践教学。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卫生法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实践教学对卫生法学课程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辅教学方法。通过实践教学运用，可以更好地

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探究事实、梳理认识的过程，起到更直观和客观的效果。使其对卫生法学的知识了解得更为深入和透彻。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教学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做一些有关卫生法的社会调查研究，针对卫生方面的某一事件、某一问题、某一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除此之外，还可以参加卫生法案件庭审、参与卫生法科研项目以及参加一些卫生法律咨询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可充分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2．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最早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当时主要是用于商业管理。通过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而卫生法学案例教学法就是把案例教学运用到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教师以卫生法学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案例教学的一系列活动，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教学方法。在法学课程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辅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相比有其特有的优势。同样，传统、单一、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卫生法学的教学发展，而将案例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理论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师讲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卫生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循循善导。通过教师的讲解，可以使讲授的知识内容体系更为完整，授课进程更易于把握。因此，教师讲解是重要的教学方法。但是，教师在讲解时要注意讲课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例如：使用漂亮的PPT课件、播放相关新闻、实例视频、使用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方式。

4．学生互动。教学过程虽然是“教”与“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学”与“问”，“问”与“答”，了解、掌握知识和探讨问题、启发思想的过程。因此，老师提出问题与学生互动是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教学方法。在学生互动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已经不是一个操控者，而是一个与学生平等探讨问题的学者。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而且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激发出他们思想的火花。具体方式包括研讨式（Seminar）的授课方法和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法等。

法学研究篇2

关键词 外语教学 流派 现状 趋向 创新

外国教学法流派纷繁多样，我国在外语教学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探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国教学法的借鉴，我国的外语教学正在大胆创新。

一、外语教学法的流派

外语教学实践促进了外语教学法的产生。外语教学法的形成既受语言学派的影响也受社会历史发展的制约。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各种语言学派的出现，外语教学流派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语言学家和教学法家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视听法等教学方法。翻译教学法（Translation Method）的优点是利用母语能够清楚透彻地向学习者讲解目的语的词汇和语法知识，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文章理解能力。直接法（Direct Method）强调口语，它是在对传统的翻译法的批判中产生的教学法，其优点是重视口语教学和语言训练。听说法（The Audio Lingual Method）与直接法有相似之处。它的语言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听说法认为口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由各种小的语言单位按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结构系统，可以将复杂的语言归纳为有限的句子结构类型，并将其作为外语教学的主要内容。认为掌握了这些句型就能举一反三，理解和表达大量的句子。视听法（Audio—Visual Method）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法国。视听法在借鉴直接法和听说法的多方面长处的基础上，在外语教学中广泛采用了电教设备，帮助学生从日常情景中感知语言。

二、我国外语教学法研究的现状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外语教学法呈现出众多的学派，一些旧的方法被抛弃或加以革新， 而一些新的方法则不断地形成，每一种教学法学派都各有其优缺点。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一成不变的，最好的办法是将不同的教学法学派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外语教学法的发展现状是针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兼收并蓄和融合其他流派的优点和长处，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外语教学法体系。这一趋势在80～ 90 年代显得尤为突出。多元化的观点站在了外语教学法的最前沿。“多元化就是弄清各派教学法的针对性和适应范围，在不同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对象、目的、任务、教材内容等而灵活采取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我国的外语教学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中进行的，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最佳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教学条件、教学对象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取各家之长，舍各派之短，把我们的外语教学水平推向新的高度，在实践中创造出适合我们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

三、当前外语教学法研究的趋向及意义

现代外语教学法研究的一个趋向是研究重点的转移。人们过去对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多集中在教的方面，认为只要教师掌握了有效的教学方法，组织好课堂活动，教学就会成功。因此，过去外语教学的研究和描述多是有关教师的具体做法。但事实告诉人们，很难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随着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和深入，人们对外语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慢慢地转到了学习者身上。这些研究的成果，加深了我们对学习者学习语言过程的理解，能提醒我们注意对不同的学习者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第二个趋向是把教学方法的改革扩大到教学大纲的改革上。教学大纲上承教学思想、教学计划，下接教材教法，居于一个重要的中心位置。因此，大纲的改革必然会牵动外语教学一系列的改革。第三个趋向是教学手段的现代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教学设备的不断更新和改进，现代外语教学向着多媒体方向发展。现代外语教学法的最新特征，就是需要改革陈旧的教学法，并创造新的教学方法。只有了解外语教学法的历史演变，了解当前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向，才能使我们明确外语教学改革的方向，改进教学方法，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四、外语教学法的借鉴与开拓创新

纵观外语教学法的发展与变化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教学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为达到某种教学目的而创立的，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各种研究都未能提供一种完美的外语教学方法。我国的外语教学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前主要采取了习惯上称之为传统教学法的翻译法。80 年代以后，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输入我国的各种教学法促进了我国外语教学观念的转变和教材教法的改革。时代的需要和教学的变化，要求外语教学工作者在外语教学实践中，根据具体的教学实际，机动灵活地借鉴和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的不同特点，采取不拘一格之法，选择最优的教学方式。如在讲解翻译技能和写作实践的过程中借鉴了翻译法，进行听说训练时选用了视听法中的一些操作方法，根据课文体裁、题材与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或交替使用两种教学方法，或将几种教学方法进行综合利用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对各种英语知识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根据学生的思维总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展开的思维规律，教材的内容、目的、要求和编排特点以及学生的外语水平，应该对一些授课内容采用集中、串联、循环式的教学模式，即有意识地突出知识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把教材中零星的、杂乱无章的知识以不同形式纳入到系统结构中来，为学生搭建一个清晰完整的理论架构。

认真研究外语教学法，注意结合教学实际，恰当地借鉴与选择已有的外语教学法，同时大胆地探索和尝试新的教学方法，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实践证明这种机动灵活、多元互补的教学方法行之有效。

总之，外语教学法的选择要适合我国的教育现状，这样才能最大地发挥其优势与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正东.李少伶.英语教学论[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3

[2]张正东.外语教学论著自选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3]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李庭芗.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韩莹，1981年1月8日，女，籍贯：哈尔滨，大连，116044，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葡萄牙语教学

法学研究篇3

关键词：猜义；教学法；谓词逻辑；人工智能

1 “猜义”教学法的提出

“研究式”教学法也叫探究式教学法、发现法等，是一种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方法，由美国认知主义心理学家杰罗姆•S•布鲁纳提出。这种方法要求学生在教师的认真指导下，能像科学家发现真理那样，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学习，“发现”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联系，形成概念，获得原理[1]。这种方法不仅是一种知识教学，更是一种方法教学，使学生既牢固掌握现有知识，同时也能学习研究的方法，提高研究和创新能力。但这种方法花费的时间很多，因此只能有很少一部分课程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教学。

笔者给本科生讲授人工智能概论，该课程课时少、概念多、理论繁杂，讲深了时间不够，讲浅了流于泛泛。而且人工智能理论的系统性不好，导致学生很难掌握，兴趣不高。同时，学生之间的差距较大，有的学生很优秀，有的学生基础较差。因此，教师授课时主要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思考能力；节省时间、简化过程；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使他们都能够比较公平地有所收获。笔者开始考虑了“研究式”教学法，但由于课时短，经过反复设计，发现还是很难操作。

于是，笔者试图寻找一种具有“研究式”教学法的某些优点，又更加简化省时的方法，提出了“猜义”教学法。该方法就是不直接讲述概念，给出要研究的问题，把概念按一定方式给出来，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猜测讨论其含义，经过一定深度的讨论后，教师再给出概念定义和理论。由于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因此可以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牢固度。

2心理动因分析

“猜义”教学法为什么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呢？从心理上来看，主要是可以激起学生的好奇心。猜测是一种动力较强的心理活动，猜对了使人有成就感，猜错了也没关系，因为在潜意识里，猜测的结果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参与者没有心理压力，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思考的内在动力。较强的内在思考动力和轻松的外部环境，使课堂授课成为一种令人愉快轻松的“脑力活动”，而不是辛苦的“脑力劳动”，如同“打球”对比“打扫卫生”。

杜和戎给出了教学美感的定义公式[2]：

J C D = M

其中，J是发展需要的激励和满足，D是所付出的心理代价，M就是美感。在“猜义”教学法中，猜对产生的成就感就是J，猜错产生的挫折感就是D，根据上面的分析，显然J>>D。因此，M值比较大，具有较强的美感。

从教学法心理上来说，“似是而非”、“朦胧”、“心中有而不能言”的状态会产生美感和好奇心，使人有一种欲言的动力。其实学生脑子里已经存在相应概念，甚至可以不自觉地使用，但是尚不能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这时候，他们就会有比较强烈的表达愿望，表现在课堂上就是学生积极踊跃回答问题。

另外，把大家的各种意见放在一起分析，最后总结出符合期望的知识，这种“比较”分析也是一种学生喜欢，并提高思维能力的授课方式。

3适用范围

“猜义”教学法适用于具有常识背景的知识，或者说适用于学生们具有相关基础知识的内容，例如人工智能中的“一阶谓词逻辑”相关问题。下面我们从概念形成过程对比“猜义”教学法和“研究式”教学法。

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分析人们的学习过程，概念在人脑中的形成经历了如下步骤：感觉内部概念对应外部概念。“猜义”教学法可以看成第三个步骤，即把内部概念和外部概念进行对应的过程。对比一下，“研究式”教学法要完成前面三个步骤，而“猜义”教学法要完成第三个步骤，因此，“猜义”教学法的任务量小一些。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已经完成了前面两个步骤。这就给出了“猜义”教学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所讲授的知识应当具有常识性的基础，即学生应当有一定的相关基础知识，否则就成了瞎猜，起不到启发思维的作用。

在实际授课时，我们对“一阶谓词逻辑”的部分内容就使用了这种方式授课。学生对逻辑推理都有一定的理解，中学的时候学过“归纳推理”、“演绎推理”、“三段论”等相关概念和方法，大学又学了布尔代数，对谓词逻辑的前期知识已经基本了解，相当于谓词逻辑的发明者当时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因此可以进行一阶谓词逻辑方面的思考。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学过形式逻辑，即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不够系统，但我们每个人思考问题时都用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只是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使用，即脑子里已经存在相关概念，只是没有把它们明确表示出来。从概念形成的过程来看，思维处于第二个步骤，为在课堂上通过“猜义”完成第三个步骤提供了基础。因此，教师可以使用“猜义”教学法讲授一阶谓词逻辑知识。

由上面的分析也可看出，“猜义”教学法特别适合与常识紧密相关概念知识的讲授。从实际应用经验来看，这种方法需要的时间比正常讲解要多，安排讲课内容时，教师一般应多留出30%的时间，以免拖堂。虽然时间较长，但由于其培养能力、增强记忆的效果比较好，因此总体学习效率要高于普通讲解。

4课程准备

教师课前要精心准备，课上有效掌控讨论过程，并根据讨论情况适当引导和评价学生，才能使“猜义”教学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做好的准备工作如下。

1) 精心选择授课内容。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使用“猜义”教学法，教师要选择学生具有一定相关基础的知识，即学生已经完成了概念形成的前两个步骤。课前应当详细了解学生的相关知识基础情况。

2) 学生背景知识准备。在详细了解学生背景知识后，教师应指导学生提前阅读一些材料，做好知识准备。有些学生有预习的习惯，教师要提前告知学生不要预习教材内容，否则就无法“猜义”了。

3) 精心设计授课过程。如何说明课程背景；怎样合理设问，以引导学生猜义和讨论；相关概念和知识以怎样的顺序出现，都需要精心思考和设计。另外，教师还应当设计好授课过程的阶段，每个阶段可能需要的时间，在时间不足时可以压缩的内容等。

4) 预测问题准备应对。教师应当预测学生的回答并做好引导准备。学生的“猜义”肯定会五花八门，经常出现意料之外的奇思妙想。教师要尽可能全面地预测学生的回答，并准备好解释和评价各种回答，考虑思路偏离时如何流畅地返回正题，同时保护学生提出独特见解的积极性。

5) 学生心理准备。由于学生保留着以前的学习状态，因此思考的积极性不高，不敢回答问题，这是“猜义”教学法的大敌。教师一定要实践教学民主[3]，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想说、敢说的心理。告诉他们科学不是绝对正确的理论，而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但具有很多不足的理论，改进和完善现有理论是每一个人的权力，提出和传统不一样的见解就是创新。

充分的准备是讲好课的基础。一般6∶1的备课时间通常不够用。教师应当花足够的时间精心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确保教学质量。

5课堂操作流程

“猜义”教学法通常按照如下步骤实施。

1) 说明课程背景。说明需要这些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原因，要解决什么问题。必要时教师可先给出一两个应用实例，使学生的猜测有明确的目标。

2) 按照一定方式给出要讲解的概念。

3) 学生猜测概念的含义，提出不同的猜想，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一直猜到没有新猜测为止。

4) 所有学生都指定自己支持的猜测。这样可以照顾到每一个学生，防止有人走神，或由于基础较差而无法参与猜测。

5) 解释每一种观点的含义和价值。即对每一种观点进行评价，分析其含义，揭示这种观点的价值，这是难点。需要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快速的分析能力。教师应事先充分预测学生的回答，作好准备。

6) 指出符合目的的猜测。教师应说明为什么这样定义概念和建立理论体系，呼应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讲清它们的关联关系。

7) 表扬提出独特见解的学生，鼓励所有学生。

猜测过程中，老师要根据学生的反应随时调整和引导课程进程。如果大多数学生都猜不出来，应当给予适当引导，如给出部分含义、给出可类比的概念等；如果学生的猜测结果和期望结果偏差较大，及所猜测概念的含义和实际相差太远，教师要及时指出并引导回来，以免浪费时间。

6对教学效果的调研分析

笔者在讲授人工智能课程时，对知识与知识表示等内容的讲解使用了“猜义”教学法，其中比较典型的即一阶谓词逻辑。

在课上讨论时，大家对“命题”、“个体”、“个体域”、谓词的“元数”等概念的猜测比较准确，经过引导后，“函数”、“一阶谓词”、谓词的“阶”等概念也被学生猜出来了。在猜测和讨论过程中，学生逐步建立起“一阶谓词逻辑”的整个理论体系。第二次课的提问结果也说明，和前两级学生相比，本级学生对概念的记忆和理解效果明显更好。

为了进一步分析“猜义”教学法的效果，我们在学期末做了教学效果调研。关于“猜义”教学法教学效果的题目如下。

在讲解知识和知识表示内容时使用了‘猜义’教学法。对该教学法的效果，请选择一个你认为最合适的选项，同时填写你的改进意见：

A) 很好，明显提高了我的兴趣。

B) 较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的兴趣。

C) 一般，没什么特殊感觉。

D) 不好，还不如直接讲书上概念的定义。

思路很好，但是效果还不充分，缺点是：

还应该这样改进：

本次调研发放问卷60份，回收55份。调研结果如表1所示。

从调研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对“猜义”教学法比较认可，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学生也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在教学准备、课堂讨论中的引导、学生基础知识的准备、时间安排、如何强调重点等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张梅,毕涛,李桂华. 探究式教学法在检测技术教学中的应用[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59-161.

[2] 杜和戎. 讲授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172-174.

[3] 史永庆,陈云昌,郭振安,等. 大学教学法研究[G]. 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图书馆文印部,1996:45-46.

On Meaning-guess Pedagogy

QI Jianfeng, TAN Yuehui

(Department of Computer Engineering, Ordnance Engineering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03, China)

Abstract: Meaning-guess, a simpler pedagogy is proposed based on researching pedagogy in this paper. In this way, students guided by teacher guess the meaning of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build theory architecture in the textbook. Meaning-guess is interesting and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ssons. The characteristics, applicability and arrangement method of Meaning-guess are discussed,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 is studied. An investigation about its effect shows that Meaning-guess is recognized by students.

法学研究篇4

关键词：行政法律责任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学规范

一、语义分析：被泛化了的行政法律责任

从一般法理学（Generaljurisprudence）的角度看，法律权利、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三者有机地构成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本体要素，它们是对法律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范畴。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基本功能的现代行政法亦以行政权力、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为基本结构，由此构成了“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基本范畴（注释1）.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清晰诠释，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根基和起点。然而，作为行政法基本范畴的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在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却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其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或应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分类，其中包括行政主体的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人的责任以及行政相对人的责任；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一致，学者大多将研究重点置于行政主体的责任，一般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不仅包括行政损害赔偿责任，在责任形式上，它几乎囊括了所有行政违法、行政不当及瑕疵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撤销、变更均是重要的责任形式。更广义的行政法律责任甚至包括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和承担的义务，它包含了“岗位责任”和“行政责任”两个方面（注释2）.这种责任观实际上将责任等同于义务，使责任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它更接近于大众语境中的责任涵义，例如，当人们说“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责任”时，实际上是指政府具有某些义务。

在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行政法上的责任与侵权法中责任是一致的，它的涵义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因其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域外的行政法学著述以及行政立法几乎不用“行政法律责任”这一称谓，而是具体化为“行政损害赔偿责任”、“政府侵权责任”、“国王责任”、“联邦责任”等（注释3）3，它们分别是各国（地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核心范畴。

与域外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相比，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是一个包罗万象、被泛化了的概念，其涵盖范围的扩张导致其精确程度的下降。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学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基本概念的精确程度，法律学研究应该从最基本的法律概念的正确分析着手，而后才能着手构建理论体系，阐释某些基本法理。（注释4）4就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而言，对行政法律责任这一基本概念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作出精确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注释1）5因此，语义分析是我们认识责任概念的起点。在现代汉语中，责任通常有两种涵义，一为“应尽的职责”，即“分内应做的事”；二为“应该承担的过失”。（注释6）6在日常大众语境中，责任一词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即“义务”、“过错、谴责”、“处罚、后果”。日常生活中责任一词的含义具有包容性，根据场合，“责任”可能仅指“义务”或“谴责”或“后果”，也可能包括“义务”和“谴责”双重意义，甚至包括“义务”、“谴责”和“后果”三重意义。（注释7）7由于责任一词在大众语境中的多义性，法律学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确定应以此为基础进行选择。现代汉语、日常生活中责任的部分含义-“分内应做的事”、“义务”已被法律学中的基本概念“义务”所吸收，因此，法律责任的涵义应建立在责任的“剩余”涵义-“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上。否则，就可能导致法律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义务”和“责任”的混同，从而使精确的法律逻辑、法律推理失去根基。中国行政法上广义的责任概念正是简单地将大众语境中责任涵义等同于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结果，忽略了法律责任作为规范科学概念的本质。

确定法律责任概念的语义，只是对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进行诠释的一个起点。通过前述分析，法律责任语义被确定在“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之上。然而，这一分析结果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个中内含了错综复杂、相互勾连的事实与价值。如，“过错、谴责”就涉及到价值评价的问题，即应当以何种标准判断过错或进行谴责：“处罚、后果”则可能与法律上的强制这一事实要素相关；而“过错、谴责”又可能是“处罚、后果”的前提。法律责任概念语义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无法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成为法律学上的“元概念”，易言之，法规范语境中的责任概念可能由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而不是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由几个相对独立法律关系“元形式”（法律关系的最低公分母）构成。（注释8）8那么，在法律学的语境下，我们应当怎样诠释行政法律责任概念的这些复杂的内在构成因素？这关系到法律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申言之，法律学意义上对基本概念的诠释路径甚至关涉到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法学作为一门规范性质的独立科学，其“自治”或“自主”的根基即本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注释9）9

二、方法：诠释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

刑法学者冯军认为，任何一种责任制度，如果完善的话，都应当包括“义务指定”、“归责要素”和“负担形式”三方面的内容。（注释10）10冯军对法律责任构成要素的界分以一种十分明快的方式道出了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以认识论上的界分事实与价值为前提。自从英国哲学家休莫提出事实与价值的二元界分命题从而开创人类认识论的新纪元以后，近代法学出现了二者在学说上被分开的趋势（以休莫、韦伯、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的观点或立场为代表，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所谓“方法二元论”）。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的构成要素界分为逻辑构成、价值和社会事实。责任制度中的“义务指定”主要指向责任规范的逻辑结构，即责任规范的适用以指定义务的违反为逻辑前提，并由此展开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法律关系，责任在法的逻辑、形式意义上表现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归责要素”

指向责任规范中的价值评价，即应当以何种标准作出价值判断，使责任归属于违法义务的行为人，从而使责任制度获得正当性；而责任的“负担形式”则解决了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问题，（如赔偿的方式、惩罚的方式），指向责任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这也为我们阐释行政法律责任提供了基本线索。

1、责任关系：行政法律责任的逻辑形式意义

对行政法律责任逻辑形式意义的探究须运用传统分析法学的研究路数。分析法学在剔除了法律中的价值因素后，认为法律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实证的法规范，法律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法律家在法律推理、适用的过程中提供基本的认知模式，因此，法学研究的要义首先在于对基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构造进行精确的界定。尽管传统分析法学对法律价值、社会事实因素的忽略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但它却为现代法律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理内核”。在这种方法下，行政法律责任（而非道德上的责任、政治上的责任）的意义须从法律的形式意义上得以说明，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在于法律关系，这些相互链接的法律关系必须满足以下标准范式：1、在一个法律关系中，特定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设定的义务，即侵犯了权利；2、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由于权利被侵犯，必然导致另一个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展开，责任的实现依赖于这个救济权关系的实现。在剔除了价值、社会事实因素后，纯粹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就是这个救济权法律关系，亦可称之为责任关系（注释11）11.这为我们展示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核心结构，也奠定了法教义学意义上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认知范式，从而将行政法律责任从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中剥离出来，成为法律学的基本概念。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概念进行某些反思。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都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在法的形式意义言之，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所涉及的是行政行为效力要件的缺陷，这几种情形实际上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法律行为所意欲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在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事实上被实现以前，并未构成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因此无法导致一个救济权关系的展开。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创设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主体有权要求行政相对人缴纳5000元罚款，行政相对人具有缴纳5000元罚款的义务），如果该行政处罚被撤销，则意味着行政主体创设的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只要行政相对人未缴纳罚款或被强制执行，这个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并未构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实质上是对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律行为进行设权活动的矫正和纠错机制，它们本身并不是责任的形式。这一认识和侵权法上的责任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将其视为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那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也必然产生民事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侵权法理论的混乱。这种做法也与将行政法律责任定位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的概念自相矛盾，难道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就一定对行政主体“不利”吗？基于法治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撤销或变更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纠正了行政主体的错误，这无论对于行政主体、相对人或是社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一个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是否具备，这是一个法律逻辑、形式层面的问题，它是“价值无涉”的；而“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则是一种价值评价。将这两者相混同用以阐释行政法律责任，在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

2、强制和责任方式：行政法律责任的社会事实因素

在逻辑形式意义上，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是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然而，逻辑并不是责任规范的全部，离开责任规范中的社会事实因素，我们将无法完整地解读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一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行政主体可以和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从而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赔偿诉讼实现救济。在法教义学的意义上，只有进入公力救济，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保障救济权实现的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才能被视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这和较为成熟的民事责任理论是一致的。（注释12）12这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的诠释。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强制执行，在大多数场合，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影响和支配能力，强制执行这种迫不得已的制裁措施只是法律最后的选择。（注释13）13例如，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判决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司法权的强行介入，此时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已转化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如果被告自动履行了判决内容，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被告的影响和支配力，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才直接体现为制裁。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实力装置-通过事实上的对人的心理施加压力、影响或者直接施以物理上的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它并不是规范语境中的存在，因此，它属于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

二是责任方式，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责任人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负担形式，这是法律责任制度中最为直观的事实表象。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基本一致，主要有停止侵害责任形式、恢复性责任形式和补救性责任形式构成。（注释14）14而这些责任形式在实证法上又具体表现为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3、归责：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评价机制

上述研究路径在逻辑形式和社会事实层面上解决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内在机理，但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人们应当基于何种理由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某个法律关系为被侵犯之权利提供救济的正当性、合理性是什么？”这些具有价值评价性质的根本问题。因此，为了求得对行政法律责任规范完整的认识，导入某种价值分析的路径是必要的。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因素集中体现在归责这一要素上。在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刑事责任理论中，“特定意义的刑事责任”研究是对责任中价值评价机制的阐释。“特定意义上的刑事责任”是指行为的有责性（注释15）15，它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本质上，它是指法律基于特定的价值标准对实施侵害之行为以及支配该行为之主观心理状态所作的“道义非难”和“社会非难”。对这种评价机制中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就是刑事责任理论中“责任的根据”，这是对刑事责任价值本原的认识。当然，这种价值分析并不是哲学意义上追本溯源、形而上学般的追问，它必须立基于法规范的限制范围，以寻求价值标准的客观化。于是，刑法学导入“罪责”这一规范机制，从而使抽象的道义性、社会性非难转变为对行为人主观过错（故意、过失）的探究，实现了价值评价的客观化。在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中，与“罪责”相对应的概念是“归责”，“归责”实际上也是法律责任规范中价值评价的客观化机制，由此产生的是

民法、行政法中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方式。

在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过错责任”是其根本性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的本质是一种道义性的价值评价，它是基于伦理的立场，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否定评价。过错意味着行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恶，因而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行为人因过错致人损害而承担责任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随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上的“过错责任”出现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从考察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转向考察客观的行为状态，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在各国行政法上，行政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我国行政法上的各类行政违法），均可作为判断过错的客观标准。

“无过错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中的补充性归责原则。在各国实证法上，“无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危险责任”、“特别牺牲责任”等（注释16）16，它们无不主张在责任的评价机制中，排除对“过错”的考虑，完全基于损害补偿等功利性因素进行归责。因此，以这种理论为根基的行政法律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论”，它所蕴含着的价值内涵可以归结为“利益均衡”，即在发生侵权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权衡冲突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合理的损失分配。

三、思考：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之研究方法

上述分析大致展示了规范语境中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完整的构造，从中折射出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笔者认为，西方法学与中国法学对行政法律责任认识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研究方法的迥异。从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行政法学对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认识是混沌的，她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作为规范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一点在行政法律责任的阐释中尤其明显，一些学者往往将大众语境中的责任与规范语境下责任相混同，导致行政法上责任的外延无限扩大。上述分析也引发了一种关于行政法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年轻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这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在通盘考虑法的各要素的前提下、逻辑中心主义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究，又必须从构成它的“元方法”及其研究对象着手。

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行政法现象由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组成。（注释17）17从现象学的角度，还可对行政法现象作更为细密的分类，上述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与其他任何部门法现象一样，从本原上说，无不由价值、事实和逻辑三大要素组成，由此构成了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也是其他部门法现象的“元要素”）。分别以这三个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组成了法学所有的流派，并构成了完整的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成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元叙事形式”。法现象所包涵的价值因素是自然法学（或其他价值取向的法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广义的社会法学则以法现象的事实因素为研究对象，它包括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历史法学等学科；法现象所包涵的逻辑因素构成分析法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对上述法学三大流派的理解，应从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两个层面着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看，分析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实证分析方法构成了完整的法学研究方法。

用分析实证的方法研究行政法学，应注重从逻辑和形式上分析实在的法律概念和规范，运用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系统而精密的法律分析方法，通过概念的分析与建构形成规则，通过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形成超越具体问题的形式合理性。如果没有这一点，行政法学将不成其为法学，因为作为法学者和立法者，尽可能地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概括至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系统中，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法治的要求。萨维尼指出：由一门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所保障的确定性才能根除任意专断。以分析法学为主要方法的法律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其社会功能在于对专制权力的制衡。（注释18）18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分析实证方法是行政法学的本体研究方法，它使行政法学在知识上成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法律学之分支成为可能。似乎是受到“重学轻术”或“褒学抑术”的古代学术传统的影响，当下中国的诸多行政法学者非常热衷于一些宏大叙事式的研究（比如，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法的范式转换、21世纪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行政法学根基和研究起点的一些基本概念（譬如，公权力、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行政责任等等）却未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得到清晰的阐释。如果说民法学者王涌倡导的分析实证民法学可以使相对成熟的中国民法学获得反思能力，改变无批判地继受他国民法理论、并“纠缠在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的被动局面，从而可能给中国的民法学研究提供“一个关于法律分析的一般方法论基础”，（注19）19那么对于根基不深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分析实证研究路径的引入则可能为中国的行政法学殿堂打下坚实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对行政法基本概念、基本规范的逻辑、形式分析正是传统的分析法学方法的“拿手好戏”。20世纪初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对权利概念精致的逻辑分析至今仍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研究范式（注释20）20，从中引出的“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亦为中国行政法上一些聚讼纷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范提供了精致的分析框架。

如果说实证分析法这所注重的是法的形式、逻辑意义，那么传统的价值法学所关注的是法的内在价值或实质价值，它将法学视为一种正义与善之术，认为法学的功能不仅在于揭示实在法的共同原则，而且应当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就来自于自然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标准。随着现代实践哲学的兴起并在法学研究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具有古典自然法学派余风遗韵的研究方法已成为“稀有物种”。现代价值法学在方法上不再主张固有价值观念的不可质疑，而在于寻求法律准则如何能够证实和具体化的问题。（注释21）21当代英美世界自由主义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德沃金提出了“阐释性伦理学的法律观”，认为法律制度是与道德具有一致性的巨大的智识和实践结构（注释22）22，在方法上则主张法律并非是描述性的科学，而是要用解释性的方法探究道德和法律难题存在的唯一正确答案。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的价值法学则主张运用法律诠释学的方法以探究“不能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的价值判断的客观化。（注释23）23现代价值法学的研究方法为法律解释学的发达作出了巨大的智识贡献，就目前中国的行政法而言，行政法解释学无论是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价值分析方法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为其提供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

在社会实证分析方法的路径上考察行政法现象，实际上是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视野中，所关注的是行政法现象的社会意义，将行政法现象放进社会领域联系地加以研究。因此，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诸多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统称，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这标志着其他学科对法学的全面渗透，由此而形成的是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多种

交叉学科，如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历史法学等。严格地说，这些学科已经不是规范性质的学科，而是事实性质的学科，它们只是经济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分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的分支。但是，正是这些交叉学科的存在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外部动力”，并且深刻地揭示法的社会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注释24）24社会实证的方法的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是行政法学朝向社会生活关系的面相。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转型期，变动不拘、斑驳陆离的社会生活事实为中国的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术“富矿”。社会实证路径上的戮力耕耘，也许为中国的行政法学作出智识上的贡献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以上是根据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事实、价值和逻辑）在研究方法上所作的分类。由于人类认识的“确定性之墙”上始终存在“裂缝”，绝对地区分事实与价值是人类认识论上的一个神话。因此，在研究方法上绝对泾渭分明地界别上述三种路径也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研究路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现代法学研究方法出现了综合、统一的趋势。现代法律学在历经了法学史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激烈的争论后，逐渐出现了方法上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倾向，（注释25）25主张法律规范是法律学的本体研究对象，法律学应以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基础，处理规范所内含或指涉的事实，在对待价值的问题上，不仅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主张价值是法规范的有机部分，价值可以客观化为法规范，成为指引、评价行为的标准。本文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统合：责任关系的研究体现了分析法学着重于法律的逻辑要素、逻辑关系的路数，其中将公权力的强制因素视为责任规范的构成要素贯彻了社会实证法学关注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勾连的要旨，而价值分析路径上对归责的诠释则表现了现代法律学追求价值客观化的基本立场。

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应以法规范为其核心研究对象，法律实证主义（分析实证法学）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它着重于法规范本身的逻辑及形式层面的阐释，致力于对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精益求精的追求，它为法律生产精致的“零件”，为司法推理提供基本的逻辑方法，但它同时又不排斥法律中的价值考量，在实证规范的约束下寻求价值的客观化，从而避免沦为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另外，行政法学还应该是一门具有教义性质的学科，（注释26）26它要求研究者的认知过程必须受到预置规则的限制，而不能流于形而上或本体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探究。因此行政法学研究不能忽视基本的研究规范和传统理论而任意地自行创设，否则只能导致理论研究中的混乱和无序。（注释27）27中国大陆行政法学将行政法律责任“泛化”的研究倾向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忽视了这一法律基本概念的“教义”性质，从而将责任的规范研究导向非法律学的歧路。

注释：

1，现代行政法的这一特征可从西方行政法的基本结构中窥见，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德观点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特征，他认为，行政法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权力，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要件，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参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3，参见L.NevilleBrown，JohnsBell：FrenchAdministrativeLaw（FourthEdition）ClarendonPressOxford1993.pp172-175.

4，参见陈裕琨：《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5，「奥汉斯。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6，《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0页。

7，参见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页。

8，参见「美W·N·赫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陈端洪译，资料来源：/chendhhuofeierde.htm.

9，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的自治程度或成熟程度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特的、稳定的研究对象或特有的研究方法。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不仅限于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在“法”的研究中作出了独特的知识贡献，于是，法学是否具有本体方法论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法学能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宏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法的理解，它决定了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进路，乃至法学流派的形成，波斯纳看到了哲学中的阐释学和语言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以及其它学科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因此他得出了法学不是一个自治的学科的结论。（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540页“法律作为自主学科的式微”）德国学者卡尔·拉仑兹对法学方法论作了精微湛密的阐释（当然，他所指的法学方法论是一个不能与法学研究方法相等同但又与之相关的概念），他的观点自然与波斯纳大相径庭，他指出：法学的本质是法学方法论。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二章“导论：法学的一般特征”。

10，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和33页以下。

11，参见朱新力主编、余军副主编：《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元视角下的诠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六章“行政法律责任的实证分析”（陈裕琨撰）。

12，大陆法系民法学的通说认为，责任随债务而发生，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债是指应为一定给付之义务，而所谓责任则是指强制实现此义务之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之担保。债与责任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债为当为，责任为强制；债是责任之前题，责任是责之结果。债永远存在，但责任超过诉讼时效则不再存在。债与责任之间的转化，可以侵权行为为例来说明，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之债，仍属“当为”性质，但是如果侵权人拒绝履行此债，受害人诉之法院，法院判决并强制侵权人赔偿损害，此即由债转化责任。可见，侵权行为的第一结果是债，对债的违反，进入公力救济，才产生第二结果法律责任10.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王涌著：《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174页。

13，在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制裁仅仅意味着强制执行和刑事处罚。参见参见「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14，参见朱新力主编、余军副主编：《行政法律责任研究-多元视角下的诠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李春燕撰）。

15，参见洪福增著：《刑事责任之理论》，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3页。转引自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8页。

16，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十七章。

17，这一分类参考了日本“京都学派”宪法学家关于“宪法现象的逻辑构造”的认识。参见林来梵著：《从规范宪法到宪法规范-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8，参见王涌著：《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第235页。

19，参见注18王涌文，第一章。

20，如当代法理学、宪法学巨擎Alexy.Robert在他的巨著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中以霍氏的权利理论为研究起点所作的精辟分析。

21，参见「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2，参见「英韦恩·莫里森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2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一章“现代方法上的论辩”。

24，马克思：《序言、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页。

25，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129-151页，“超越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超越实证主义和自然法”。

26，康德认为，教义学是“对自己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传统的法律教义学不问法究竟是什么，在预设的系统内部从事论证，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4页。卡尔·拉伦茨认为，现代法律教义学已进入一种“后教义主义”时代，它不仅仅是从既定前提作逻辑推论的法学，还导入了一种“无任何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负担”的诠释学之认识方法，从而对新的问题具有开放性，但这并不损害其教义学的性质，因为诠释学之认识活动仍然受到特定实证法范围内不可质疑的法律规定的拘束，是一种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目光往返流转”的活动。参见「德卡尔。拉伦茨，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二章第四节“法学中的价值导向思考”。这也是本文对法律教义学所持的立场。

法学研究篇5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法学，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的研究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是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法学研究篇6

关键词：规范法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002-02

一 引言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在其代表作《法学方法论》中说道：“法学之成为科学， 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法学理论的创新，依赖于其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革。法律本身就是一系列规则、制度等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决定了法学研究必须以这些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因此，以法律条文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为研究目的，以对策法学、法解释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规范法学”在传统的法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实践中，也为我国的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由于“规范法学”更注重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此种单一的视角势必会存在一定局限性。正如法国著名法学家勒内·达维所说：“立法者要改造法律条文本身很容易，但是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却是很难改变的。”[2]法律条文是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我们只有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视角，才能看清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法学理论的发展。

二 “规范法学”及其局限性

陈瑞华教授认为，传统的法学研究无非在做两件事情：一是研究法律制度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从而为立法或司法改革作出贡献；二是对法律规则的立法原意和立法宗旨进行解释，以保证法律制度得到较好的实施。前者称为“对策法学”，后者则视为“法解释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统称为“规范法学”[3]。

不可否认，“规范法学”对于法学研究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急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规范法学”更能够快速促进法律制度的更新，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框架。然而，这种追求实效的做法必然会或多或少忽略其他一些社会因素，导致其他方面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规范法学”视角的单一性，注定其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理论的重视度，更加看重实际效果。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已有的先进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法学家们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运用“对策法学”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立法建议。这种“对策法学”研究方法“往往采取教科书体例的研究模式，从概念到性质，从历史沿革到发展趋势，从比较法的考察到中国问题，提出对中国立法的建议和对策”，“以讨论立法对策、改革建议和制度变革为目的，喜欢'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4]“对策法学”看似有条有理、逻辑清晰，但受其研究目的的限制，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研究方法很难有理论上的推进和创新，也未必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对策。

“对策法学”的逻辑推理大致是这样的：大前提是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理论，小前提是中国的现实问题，结论是借鉴西方理论提出针对中国的立法建议。而后，作为结论的立法建议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三段论，立法建议是“良法”，制度改革和实践作为小前提，又能够得出“良法美治”的结论。这种理论用于实践的“实用主义”做法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先进经验“拿来”，为我所用。然而，这两个看似合理的三段论却忽视了因果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受不同政治、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各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并不必然具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未必能够结出成熟的立法建议“果实”。其次，由于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使在相同的制度下也会存在不同的实际效果，作为“良法”的立法建议在中国背景下也并不必然就会带来“美治”。上述逻辑推理至多只能说存在某种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如果忽略了理论应用带来的其他可能性（负面影响），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

另一个方面，由于法学研究者往往本身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制定者，他们在解释立法原意的过程中不仅会分析立法者的立法宗旨，也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这使得“法解释学”不仅是对条文的解释，更是法学家们的创造性法学研究。然而，由于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有不同的理解，法律解释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使得法律的稳定和权威受到了挑战。首先，由于立法者与法律解释者的不同，可能会造成解释者对立法原意的曲解。其次，针对变化的实际，通过法律解释对立法进行修正，也只能解决形式问题。更何况在中国的实践中，连这些仅有的形式也往往都被架空，因之这些所谓的“解释”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真正的现实问题。

总之，以对策法学、法解释学为主的“规范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性，它忽视了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将可能的因果关系当成必然，注重形式上的改变，仅仅治标，而不能不治本。

三 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

“法律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如果对解释一部分法律现象有帮助和价值，都可以加以利用。”[5]如果将法律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就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梁治平先生在其学术论文集《在边缘处思考》中，展示了他“边缘化”的学术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梁先生从法学走向史学，又从史学走向社会学、人类学，从“大传统”走向“小传统”，从“庙宇”走向“田园”。[6]他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特定概念地不断相对化，抽丝剥茧地分析性研究，使其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中尽量的清晰。这种法学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规范法学”研究思路，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法律这一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都具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正是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才使得这些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将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视角引入到法学研究当中，形成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就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法律问题，真正了解“规范法学”所无法改变的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它从整体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社会学重视人的因素，研究人类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

法律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例如，在现代法治理念中，“法治”与“人治”应该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治理方式，“法治”意味着公平正义，法律至高无上，而“人治”则代表个人的特权，往往带有贬义。但在社会学家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也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正如费孝通所说：“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即使在乡土社会这样的“无法”的社会中，“无法”也不会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7]可见，从社会学角度，“人治”或者“礼治”不再带有那么多的贬义色彩，对于社会学者而言，无论“法治”，还是“人治”都是在不同社会情态中的起作用的社会秩序，都具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

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学是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逻辑推理、论证，从而得出某些结论。在法学家看来，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公平正义，而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张维迎教授对“杀人偿命”规则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两种研究视角的区别。从法治角度看，杀人者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以命抵命可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从效率角度讲，“杀人偿命”的合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在事后为受害人提供了补偿，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事前防范激励。[8]经济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的研究方法，如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可以帮助法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法律现象。

除此之外，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这些社会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引入到法学研究中来，这种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也必然能够发现更多新的问题，推动理论的创新。当然，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最终都应该落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我们要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学者的关于法治的表述和标准来否认中国社会中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习惯、惯例和法律。” [9]这样在中国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社会学科研究方法，某些在西方观念看来无法理解的规则、制度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诠释。

四 结语

古诗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传统的“规范法学”为我们“观赏”法律这座“大山”提供了一种角度，而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又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当我们局限于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而举步维艰之时，不防跳出来，考察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法学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同西方国家的差距，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资源积累和沉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但不是要盲目立法，不是要一味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仅靠所谓的“对策法学”立法建议就能解决的。

法律不只有一种形态，法学研究方法也不只有一种范式。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不是要否定“规范法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要弥补其固有的缺陷，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注入新的血液，创造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 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3] 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4]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7页

[5]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6] 梁治平著.《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8]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9页

[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2页

法学研究篇7

关键词:法学本科;案例教学;阶梯式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在我国当前的法学本科教育领域运用甚广。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出台统一规范，实践中不少法学教育工作者对案例教学存在着较为片面的认知，例如认为其仅服务于实践技能培养，或者将其等同于举例教学等。笔者认为，准确界定案例教学基本内涵，首要前提在于明确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结合我国法学本科教学现状，构建合理的案例教学模式。

1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厘清

法学教育应朝何处去，尤其是法学本科教学的目标为何，向来备受争议。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法学教育曾经完全脱离当地法律而存在。在意大利波伦亚法学院，教授们讲授的罗马法被认为是无国界的、永恒的。此时的法学教育不以讲授职业技能为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界定法律基本概念和规则来研究各地法律，传播文化理念。而在英美法国家的历史上，无论是在奉行学徒式教育的时期，还是在大学开设法学专业的早期，法学教育皆被认为是提供职业技能训练。即便后来哈佛大学法学院创设案例教学之后，究竟法学教学工作应以学习经典案例中所包含的原理和原则为主，还是以训练学生适应现实法律工作为主，也曾引发讨论。相似的争议也出现在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学教育刚刚复苏之时，法学本科学历并非从事法律行业的必备条件。不少政法干部并不具备法学教育背景，而是通过法律培训项目等获取工作所需的法律知识。这导致多年来，我国法学本科教学工作一直以系统讲授法学基础知识为要义，并未将其等同于法律职业培训。此种教学路径暴露了一定的弊端。毕业生无法满足社会的迫切要求、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较弱、高端人才欠缺等问题频频出现。近年来，我国开始在法学本科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不仅引入了法律诊所课程，还开设了模拟法庭等课程。尽管如此，在整体教学模式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如何协调学术研究和职业培训两种目标的冲突，仍是目前法学本科教育中的难点之一。我国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曾于2011年联合提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18年又对上述计划予以完善，将改革重点放在“厚德育、强专业、重实践、深协同、强德行、拓渠道、促开放、立标准”等方面。而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律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也应符合上述培养计划的基本要义。仅强调学术研究或者仅强调职业培训，仅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或者仅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将多重目标兼而有之，才能满足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人才需要。应注意，学术研究与职业培养等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调和。只有筑牢法学专业知识基础，并形成对固有认知的思辨习惯，才可能为下一步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依据。而从事法律职业，除了能懂法、会用法之外，还应具备一定的对现有法律制度的解构和建构能力，如此才能形成强大的职业发展潜力。

2当前法学本科案例教学的偏误剖析

案例教学作为法学本科教学方法之一，也理应主动契合上述多重的培养目标。亦即，案例教学既要服务于实践能力的培养，也要实现基础知识的学习，甚至作为学生从事相关主题研究的载体。当前在我国，案例教学虽然在法学本科教学领域运用甚广，但仍存在不符合上述培养目标的两种典型倾向，具体而言：2.1将案例教学局限于实践教学。目前，在大多数研究案例教学的论文中，这种教学方法被作为推进实践教学的重要途径。例如，有学者认为，通过案例进行教学活动是“学生在校期间获取实践经验最直接、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方式”。亦有学者认为，案例教学是适应我国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背景下产生的，属于法学实践教学的具体环节。诚然，案例教学通过改编或者直接引用现实案例，引导学生接触法律实务操作，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是，仅将案例教学等同于实践教学，则极大地限缩了此种教学方法的功能。美国是较早提出在法学领域适用案例教学的国家之一。187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代尔教授在反思学徒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个案教学法。此种案例教学方法是一种融合了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参与，并提倡彼此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一种模式。教师提前将相关的案例材料分发给学生，学生在课前仔细阅读材料。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将通过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环环相扣、步步推进，从而引导学生寻找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原理和规则。该教学方法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找法”，其指向的实为案例背后的法律知识，是一种法律思维训练方法，而并非训练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因此从本质上属于理论教学方法，而非实践教学方法。因此，将案例教学方法直接等同于实践教学，并不符合其最本源的目的。案例是教学的手段，但并不是目的。诚然，案例的运用可以让学生提前接触到实务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但除此之外，案例教学还有助于向学生更生动地展现抽象概念原则的具体内涵，甚至引导学生去发掘特定法律规定的可能争议和现实障碍，从而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另外，将案例教学仅限于实践教学，似乎还暗含着一种要求，即所有案例都应当源于现实、都是真实发生的。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法学本科教学实践看，由于真实案卷材料的匮乏，全部采用真实案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改编案例或者虚拟案例的做法也并不少见，但这并不影响预期教学效果。2.2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关于案例教学还存在另一种理解误区，即将其等同于举例教学。所谓举例教学，是指教师在解释某个法学概念或者讲解某项法律原则时，引入具体的事例，作为学生理解知识点的依据。大多数法学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都曾经适用过举例教学。举例教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讲解特定知识点时，引用了某具体案件中的特定情形。例如，教师为了讲授审判公开原则，举出了李某某等五人案。该案件不仅包含了审判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且还涉及这种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的内容，依法属于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通过这一案例的引入，学生们可以更准确、更直观地了解我国当前不公开审理的几种特殊情形。二是在讲解特定知识点时，借用具体的事件或者事物予以说明。例如，教师用一本书向学生解释物证与书证的区别。如果是以书本中所记载的文字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那么这本书属于书证；但如果是以书的重量或者材质来证明案件事实，那么这本书属于物证。由此可见，前一种举例教学因使用了具体的案例，因而可以被纳入案例教学的范畴。尽管如此，此种举例教学也仅属于“低阶”的案例教学方式。相对于课本知识的传递，案例的作用是次要的。学生对于特定知识点的理解以文字的抽象描述为主，案例仅起辅助学习的作用。易言之，抽掉了案例，并不会决定性地阻碍学生学习该知识点。而后一种举例教学显然背离了案例教学的根本要义。必须承认的是，此种举例教学方法对理解特定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属于一种值得继续提倡的教学方法。不过与第一种举例教学一样，此种方法亦从属于理论教学，案例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具备主导地位与独立空间。而且，这种教学方法所举的“例子”仅限于具体的事例或者事物，不是真实的案件，甚至也不包括改编过的案例。因此将其归入案例教学更显得勉强。综上所述，举例教学与案例教学确实存在一定重合之处。但是如果仅将案例教学等同于或者局限于举例教学，那么对案例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案例教学服务于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不限于基本理论知识的获取，还应当包含对当前法律制度的思索与建构。而举例教学仅有助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无法实现进一步的研究目的。案例教学还立足于职业培训，既能促进学生感知法律实务，又能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但举例教学从属于理论教学，与应用能力的培养不存在太大关联，更毋论法律职业的培训作用了。

3“阶梯式”法学本科案例教学的具体构建

基于上述对法学本科教育目的的讨论以及对案例教学认识偏误的批判，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法学本科案例教学应当朝向“多元导向、逐级递进”的方向发展。“多元导向”，要求案例教学应符合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要求，既要服务于基础法理的教授，又要服务于实践能力的提升，以培养基础扎实、具有思辨精神且满足法律事务需求的综合型人才为根本目标。而多重目的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应局限于某一学期的教学工作，不应成为理论教学的简单点缀。“逐级递进”要求案例教学应当贯穿于法学本科教学的始终，并根据各学年实际教学安排以及学生学习能力发展规律，以多样化的渠道和手段进行逐步推进、步步深入，使学生逐渐掌握理解法律、运用法律、解构法律的能力。笔者将满足上述要求的教学方法概括为“阶梯式”法学本科案例教学模式，根据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可以区分为“以案知法”“以案用法”和“以案构法”三个方面。3.1“以案知法”阶段。这是法学本科案例教学的初级阶段，主要适用于刚刚接触法律知识学习的低年级学生。在笔者供职的法学院，法学本科学生在大学一年级主要学习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专业基础课程。这些专业课程将为学生打开通过法律世界的大门，教师除了传授本专业法律知识以外，还应当培养学生主动独立学习、自主检索获取各类知识的能力。与此相适应，案例教学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予以实现：一是作为解析课堂专业法律知识的依据。该方式类似于前文提及的举例教学。教师可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适当地穿插真实的或者改编过的案例，便于学生更准确、更直观地理解抽象法律概念以及立法规定。二是作为学生自主获取法律专业知识的手段。在学习上述基础专业课程的同时，有条件的法学院还可以相应地开设专门的学科案例课程，例如民法案例分析课、刑法案例分析课等，以案例为主体，引导学生从案例中寻找相应的法律知识点，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在这一阶段，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学生则是在教师的引导下使用案例。与此同时，学生也应逐渐学会主动接触现实中的相关案件，检索适当法律知识，并将现实案件与书本知识进行链接。3.2“以案用法”阶段。这是法学本科案例教学的中级阶段，主要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法律知识但尚未深入接触过司法实践的学生。在笔者供职的法学院，法学本科二、三年级是学习专业法律知识最密集的阶段。在这两个学年，学生主要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商法等专业必修课程。在大三寒假期间，学院还会组织学生进行到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等进行专业实习。三大程序法课程的开设以及专业实习的开展，要求学生开始思索法律的实践价值。并且，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积累，此时提升学生的法律操作能力，特别是将课本知识应用于司法实务的能力，也成为教学工作的重点之一。因此，案例教学的核心方向应当从了解法律、寻找法律转向应用法律。零敲碎打式的举例教学以及附属于基础知识学习的案例教学，虽然仍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已经不再成为该阶段案例教学的主体了。此时，案例教学主要通过开设专门的模拟法庭课程等方式予以落实。笔者供职的法学院一般于大三下学期开设模拟法庭课程。课程通常是由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或者外聘导师承担，在他们的指导下，学生要完成模拟法庭的演练。此类课程为案例教学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案例是课程讲授的线索甚至主体部分。学生通过将法律知识运用于案例的解决，从而提升实务操作能力。不过，目前此类课程的主要问题在于集中于庭审阶段的模拟训练，但缺乏对审前程序的关注；模拟庭审的表演性太强，不少学生倾向于照本宣科，难以实质性地提升控辩技巧。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模拟法庭教学工作，一方面应当从注重庭审阶段的模拟转向覆盖诉讼全流程的培训，将“模拟法庭”修正为“模拟诉讼”；另一方面应当从注重教学形式的呈现转向学生实质能力的提升，摒弃对庭审演练的固执坚持，既要考查学生参与模拟的积极性，更要考查学生应用多门学科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3“以案构法”阶段。这是法学本科案例教学的高级阶段，针对的是已经基本上完成法律基础知识学习，马上要踏入法律职场或者继续进行学术深造的高年级学生。在笔者供职的法学院，对于法学本科四年级学生而言，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结束。这一学年主要是从事毕业论文写作以及进行就业或者考研准备。毕业论文的写作既是对学生专业学习的总结，也是考查学生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然而当前，我国法学毕业论文主要以学术论文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并且，为了应对学校的抽检制度，学生们将更多精力放在论文的规范性问题，忽略了创新性方面。而将案例教学引入毕业论文写作，既提升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又有助于保障论文的创新性。案例可以作为论文问题的引入，以小见大，通过解读和发现案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或者通过将法律规定运用于具体的案例，了解我国当前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情况，并提出适当的建构方案。除此之外，案例还可以成为法律分析的样本，对案例样本进行统计或者分析之后的数据和信息将成为充实论文的重要论据。目前在我国，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查阅下载都极为便利，分类检索也较为科学，这为学生通过案例进行论文写作提供了充足的原始材料。

注释

[1]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J].比较法研究,1996,(2).

[2]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J].比较法研究,2000,(4).

[3]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法学,2006,(2).赵天红.案例研讨课的困境及未来走向[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7,(4).

[4]班小辉.论法学案例教学方式的二元化及其互补发展[J].法学教育研究,2018,(3).

[5]冉杰.苏格拉底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J].教育评论,2007,(6).

[6]郭明龙.案例教学：回归/走向法教义学[J].天津滨海法学,2017,(1).

[7]张家军.论案例教学的本质与特点[J].中国教育学刊,2004,(1).

[8]许青青.法学专业多层次案例教学优化研究——基于案例教学实践调查[J].新课程研究,2018,(4).

法学研究篇8

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Www.133229.CoM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

％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

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