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范文

法学家篇1

先看例子。梁启超是个出名人物，说他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没有疑问，听起来顺耳，这是习惯。翻翻关于近代历史的书籍，既不能不提他，也不能不这样称呼他。此人当然了得，以现代学术分类来看，不论哲学、文学、政治学、史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都有涉猎，而且颇使现代学人心存嫉妒。说他是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虽说有点不大对劲，但也基本有些习惯了。然而，说他是法学家，便不免有些让人犯难。毕竟过去压根儿没人这么说过。对于我们研习法学的人，更多是将其和“变法维新”联系起来的，再多一步，则知除了上述某些哲学社会科学之外由于有阵子时局吃紧，梁曾出走国外避难，其身上挂满政治活动分子的“形象LOGO”。

时代是会变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心中也会变的。

这两年见到一本书，名为《梁启超法学文集》，此书列入一个文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是由颇为正规的“政法大学”出版的。盯住看看，便知道梁启超该是“法学家”了。的确，编者说应当记住“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再将《文集》翻翻，仔细读来，觉得其中文字颇有“现代法学家手笔”的意思。说个细节。梁对“法”字之语源，很有考究，称“法”字可源参《说文解字》，与“刑”有关，“平之如水，从水”，而且与“律”、“典”、“则”、“式”、“范”等意有关，梁并给出了精巧的解说注疏。可以指出，后来中国法学著述（一般著作文章特别是教科书）只要提到“法”字的意思，叙述解讲，与“梁说”十分相仿，干脆就是“梁说”的翻版。

以为梁启超只是个案，所以又去翻阅另外资料。发现，类似者仍有。张君劢、胡汉民等即是。张君劢的法学文章写得漂亮，很是专业，尤其长于宪法之类，故近来已有学人拿其法学理论说事。胡汉民在高举三民主义的时候，也是细说法律肌理，亦有行道，当年其学说受到批判之际，是被当作法学业内人士来对待的。还看到方孝岳，其写有《近代法律思想之进化》，载《东方杂志》1921年十六卷十八期。文章写得不泛，梳理精细，近代法学重点都有渐次的评说。另外方孝岳编译了《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分为上下两册，1921年和1923年分别初版，没过几年又再版三次，很是畅销。此书源自英文The 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欧陆法律发达史》，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英文原著作序者有三位：John Wigmore、Frederick Pollock和Edwin Borchard.他们是清一色的法律学者。英文原著部分译自法文。法文作者和英文译者也是正宗的法律学者，像（法文作者）Leon Duguit、Joseph Charmont，还有（英文译者）Layton Register和Ernest Brunchen.通过中文译著，可以看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看到讲究技术性的法学，当然又不乏宏观的社会背景交代。不过，现在都说方孝岳是文史学家，网上以其名作关键词查询，莫不如此。

如果梁启超可称“法学家”，那么有何理由说张、胡、方等不是？

后来继续翻阅资料，包括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现象。要是文学专业人士提到梁，除了“思想家”外，一般首先说他是文学家，要是政治学专业人士则首先称梁为政治学家，依此顺之……换句话说，各专业人士基本首先以自己专业确定梁的“……家”冠名。说起张、胡、方，基本也是这样。看来，法学专业人士说梁启超是“法学家”，进而说张、胡、方是，自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专业视角总会而且必须发挥作用。行业队伍的发展壮大，是靠业内分子的“……家”命名运动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百科全书式学问盛行，梁启超已经开了先例，后来者则频频跟进。这是当代人已经承认的。学问做到一个份上，自然可以在各个领域内“通吃”，哪有学问之理互不相通的？的确，以法学来说，其学术运作，基本上是在法律之上寻理推论，其特别之处只是“围绕法律来转”。其他学问也是这样。政治学不就是围绕政治来转？经济学不就是围绕经济来转……既然除了特别之处，皆为寻理推论之事，那么以康德主义来论，推理能力是 “先验”的，于是，稍有训练熟悉，自然可以无所不通，剩下需要打理的事情就是确定所谓专业的基点：比如法律、政治、经济……从近代相当一些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考察，他们是相信这点的，否则，他们不会那么“百科全书”。如此，就给当代人发挥专业视角，要么冠名这“家”那“家”，要么冠名“法学家”，提供了左右自由的历史平台。

但是，这些不是最关键的。最为关键的是，近代是个内外交融、地覆天翻的时代，因为社会问题杂多，故而主义标榜辈出，知识分子透露了特别的“公共化”。当1926年北京出现悬挂外国国旗事件的时候，还有1930年代初期的牛兰事件以及后来更为明显的沈崇事件，当然还有其他形形的种种争执，各类知识分子只要有工夫，情绪稍有调动，无一不站出说上几句。

社会问题的纠葛，时常和法律有着联系。说到根子上，许久以来，由于作为制度的法律总是在场的，如果要解决纠葛甚至纠纷，则必须在法律上思考一番，人们并且经此可以拿出一个观点。就像今天一样，当出现了孙志刚案、刘涌案、消费纠纷案，甚至一般笔墨官司还有争执一项教育收费是否合理……的时候，只要相关法律条文拿到桌面上，一般知识分子可以读到，并有兴趣，挑起神经，那么，提出个法律分析不说特别容易，也是并不怎么困难的。在此，知识分子的特别公共化，是和法律问题本身的时常公共化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的技术一面，只是表象，通常是个“查阅资料”的工作，也就是查阅有关的规定。一般来说，条文不至于让一般人读不懂。于是，读到了条文也就等于“查阅到了资料”。剩下的事情就是“持之有据”的论理。所以，在法律问题公共化之上实现知识分子的言说公共化，并不存在特别的专业障碍。而说多了，说得到位，并且常有法学行话的外表包装，论理也就有“法学家”的味道了。

在这个意义上，法学，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学家”，尽管和社会分工及 “学历出身”有着联系，然而就最为关键的方面而言，实在是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个纯粹的“名实”或者“名份”问题。“名”是可以说的、打扮的

。在近代，这可能尤为如此。故而梁启超，还有张、胡、方，以及其他近代人物，如果可以当作“法学家”，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意思讲，他们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法学家篇2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江苏油田高级技校（江苏石油学校、江苏油田技师学院）组织“向导教学法”课堂教学改革实验，提倡“学生是主体，教师为向导”新教育指导思想，1992年教改实验报告呈江苏省劳动厅。

目睹我国八十年代后期出现贫困青少年失学严峻态势，1996年张俊杰建议国家教委王明达副主任创办新型半工半读教育，论文《半工半读学校是我国失学青少年的希望》转基础教育司传阅。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1998年张俊杰返江苏油田技校制定《向导教育实验方案》，力促扩大和深化学校整体教改实验。30余篇教改论文相继发表，其中《新世纪教育构想》在CIES网页展示，应邀请赴华盛顿出席“北美国际与比较教育学会第45届年会”并被安排发言；《向导教学法初探》也为WCCE采用，2001应邀请赴韩国教育大学出席“第11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与各国学者交流论文，并受到联合国亚太地区主任周南照教授接见，详阅其半工半读自力求学文章。

张俊杰2001年7月返西安植物园同秦官属教授商议筹办新型半工半读学校，2002年应邀出席北师大“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得到唐山朋友李良、刘炳星和北师大博导郭齐家教授帮助，向全国人大和政协提交《西部开发在老少山边穷地区通过半工半读自力求学优先实现普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议案，继在强国论坛、中华网论坛、虹桥论坛、（苏州）教育在线论坛、千乡万才论坛、中国教育在线论坛、人民教育杂志论坛等国内外数十家网站论坛，广泛宣传新型半工半读教育并与学者和教师展开讨论。

这是一项惠及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功德无量的好事，不仅关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三农问题解决，而且是现代化教育“产学研”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所以张俊杰建议李博士联络朋友领衔在欧洲组建“海外中华半工半读自力求学基金会”，宣传和募集华人捐款以促进我国西部进而援助亚非拉地区发展新型半工半读教育事业。

2005年10月28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逐步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在部分职业院校中开展学生通过半工半读实现免费接受职业教育的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张俊杰退休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西部开发和普及职业技术教育课题，为全民教育和向导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开拓做出贡献。旨在宣传现代教育新观念，团结国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救助西部失学青少年和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创办新型半工半读学校，探索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致力科教扶贫和建设现代生态农业。

他2005年春江苏退休赴西部试点办学受阻，遂发起汉中科教扶贫服务社开展科教扶贫活动，建立中国科教扶贫网（），立足秦巴山区面向国内外朋友，主张物质救助与智力扶持相结合，“东西连手、城乡互助、企校合作、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并举”，募捐图书衣物开展“1助1”结对助学，推动新型半工半读教育试点总结经验不断发展，筹建千乡万村阅览室形成农村科技文化学习社区，通过救助失学青少年和普及职业技术教育，促成农村自主经济互助合作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加快生态农林资源开发走向繁荣家乡共同富裕道路。

现在南郑县协税镇科教扶贫基地发展情况：圆周图书馆一个、周边村阅览室7个，爱心超市1个，电脑教室1个。城管镇青年路春蕾图书室1个，碑坝镇、湘水镇、黄官镇朝阳村、青树镇冉家营村、勉县武侯镇先后独立或者合作筹建爱心超市，为协税镇6所学校8次联系捐赠图书，2010年12月与美网快乐帮合作助学，去年冬已经在南郑勉县宁强洋县等县区实现500结对助学，美网快乐帮企业家有意扩大10000以上结对助学。

2010年8月得到社会各界支持，他在南郑县协税镇中心小学开展“诵经典献爱心，学习好人李远洲”活动，进而向周边学校介绍和推动。2012年建议各县局将“学雷锋诵经典献爱心”列入议事日程，学校团队师生和义工携手结对助学扶贫济困，结合思想品德教育通过团队活动开展为人民服务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建设和谐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彻底消除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现象不懈努力！

（张俊杰先生近期接收邮件详细地址：陕西省南郑县协税镇上街村科教扶贫基地薛连英收转；邮编：723100；手机：13488059458；信箱：）

法学家篇3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中文摘要：

法学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是一个社会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外在表征和必然结果。回顾法学家在

关键词：法学家　上书　法治国　权利文化

the jurisconsults’ submission caused by the case of zhigang-sun

——the actions of juriscon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naissance and growth of jurisconsults’ stratum, is an external token and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flourishing politics and the prosperous economic of a society. reviewing jurist’s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besides regarding as the clear proof of above-mentioned propositions, we rise of itself the lofty sentiments of“to be success and hold concurrently to help the world”. contemporary jurists, should break through fetters of material desires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le by law with independent spirit and rational justice, and realize themselves as the self-value of a social stratum at the same time. “ submission” was significant in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this tim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s, the jurisconsults have played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 of rule by law and the right culture. it is their classical performance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age.

key words: jurisconsult; submission; rule by law; right culture

如果这是个缤纷的年代，鲜红的血色不知会不会构成不和谐的一抹。一个最最平凡的生命，偶然间注定要成为

《宪法》第41条确认的公民建议权，他们特请全国人大考虑依照宪法授权，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

因为我国宪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他们在建议书中指出，因为此事的重大性，特定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孙志刚案和类似事例的连续发生，恐怕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恃强凌弱的个人。反省现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纵容行凶的漏洞，也并非不是当务之急。孙志刚案曝光以来，连带着对类似事例的关切，民众对当前的收容遣送制度，产生了不少的质疑……公众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在特别调查程序的运作方面，贺卫方等学者指出：调查委员会主要对下列两个重大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详细过程和结论；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制度改革。其中，听证方式不妨发挥作用。

专家们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改革方案，适时地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以及专家的意见。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可以在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调查结束以后，调查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向人民群众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由大学生孙志刚丧命案看收容：为何屡屡酿悲剧》）

目前, 孙志刚案件的一审已经结束，12名案犯已分别被判刑，20名公安系统、卫生系统、民政系统的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的惩处。表面看，此案已经告一段落，对于由此引发的对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法之抨击，也唤起了政界的关注，并催化出积极的反应。6月20日，国务院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提出全新的自愿救助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违宪审查也自然终止。对此，也许已无多着笔墨的必要。然而对于“法学家”上书这一段情节，媒体虽争相报道，然多围绕对收容制度之批判这一主题而展开，并未对事件本身有更多关注。也许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对恶法的口诛笔伐是当务之急；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对相关事件的冷静思考，也有充分的必要。本文即从法学家上书这一事件，探讨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话题。

为一种法学思想或理念，也因此而沉寂了几个世纪。

然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罗马法是不甘沉寂的。欧洲的法律研究于时期复兴。所代表的，乃是与军事胜利无大关系的经济机会。然而，这种以东方贸易增长为代表的机会，若无法律和制度的体制保障就难以利用。必须有这类体制才可容许共同集资投入大规模海上和陆上事业，保证已筹集必要资本的商人能有受到保护的市场，并为如何将来自东方的货物交换成来自西方的货物作出规定。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的这一要求，客观上需要法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充分体现商品经济特色的罗马法“老干发新枝”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运动通常从1088年意大利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创办波隆那大学（也译作波伦亚）法学院起算，该大学成为罗马法复兴的发源地。1136年德意志皇帝罗退尔二世在南意大利战争中发现了《学说汇编》的原稿，而且是查士丁尼本人使用过的抄本。这引起了意大利研究罗马法的兴趣，掀起了“复兴”罗马法的热潮，促使已经发展成熟了的法律改革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欧洲各国大学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就把他们从大学里辛勤学来的罗马法运用于实践，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法学家等级”。随着法学家等级的形成、壮大，到15、16世纪，一场以法律罗马化为标志的法律统一运动席卷了欧洲大陆。法学家们满怀激情的投身于罗马法的研究、注释和传播，进而投身于法典的编撰，推动了法律的改革和进步。（王卫国．《论法学家的人格》[j]．《民主与法制》．1998（1）34．）西方社会是盛产法学家的社会，这不是吹嘘，而是历史和现实。

步入工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法向近现代工业社会法转轨，即实现法律的现代化。这个科学理性大张的历程，离不开法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法学家乃法律现代化之大脑，没有法学家的参与，法律的科学化理性化运动只能是自发的、低水准的，而法律的现代化这样自觉的、高水平的科学化、理性化的运动则无以萌生。正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为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现代法律打下了基石；理性法学、规范法学等法学流派为法律的形式和价值科学化、合理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原则；即使在伊斯兰法系，法律学者也被公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设计师”。（周永坤．《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j]．《法律科学》．1994（4）3-4．）

在现当代，法学家的在社会舞台上依然饰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法国便将修改民法典的重任委托给著名法学家让•卡邦尼亚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其思路最初来源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教授《改革关贸总协定制度》的研究论文（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页．）。

而在

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7章）2003年与“法学家上书”事件相呼应的是以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若此之刚断乎？”（《康有为自编年谱》）。而光绪皇帝“圣裁”了103天，就被软禁在瀛台，康有为仍然在高呼：“皇上之不复位兮，中国必亡；皇上之复位兮，大地莫强！同志洒血而奋起兮，誓光我皇！”(《诵救圣之歌》)可惜光绪皇帝至1908年辞世也没有“刚断”。今天仍然盛行的上书总书记、上书总理等上书行为，也仍然是这种贤人政治理想假设的体现。管理学界一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贤人亦然。本文作者在攻读法学研究生期间针对大连律师陈德惠先生的冤案，也曾经上书大连市委书记孙春兰女士，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故本文的写作过程，也是作者本身法律意识提升的过程。由相信贤人到相信制度，使上书这一传统法律活动发生了质的飞跃，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新事物也就此产生。当然，新事物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才可能获得价值观上的认同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党一挥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和“四套班子一个门，决定大事一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上书人大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近九旬高龄的法学家章士钊老先生，中三次传统意义上的上书活动，应当也是无奈之举。他仰天长叹：“我老了，不中用了，我的进言没人听了，国家要遭难了。”也不幸言中。因此“法学家上书”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法治国”理想的切近。“法学家上书”对于收容审查制度而言也许作用有限，其重大意义，在于引导民众，抛弃贤人政治的梦幻，转而相信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是法学家理性之所在，也是法治国应有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二、如果注意传统上书的行文和措辞，我们会发现其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直抒胸臆，或婉转含蓄，其共同点在于极尽煽情之能事，并考虑上书对象的感情和接受程度，可以说成功的上书，都是很善于运用心理战术的。从口吻和语气来看，传统的上书都是将对方置于较高贵的位置，将自己置于卑微的立足点，采用恳请甚至乞求的方式，希望对方采纳自己的意见。这是义务本位制思想观念的一种体现。如果上书恳求之事得到“恩准”，还要感激涕零。

而本次法学家上书，明言依照宪法行使建议权，不是运用感情来博得同情，而是更多的运用了理性的分析。“反省现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纵容行凶的漏洞，”“公众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等表述，也不再是低声下气的恳求，而是不卑不亢，义正词严，虽然仍略显婉转，或是法学家的绅士风度使然。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群体利益为标榜的义务本位制，而纵观中国的历史，所谓“群体利益”美丽的外衣下面，隐藏的却是少数位高权重者无端的贪念、蓬勃的野心和残忍的恶行。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以权利本位制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现代化建设是其集中表现或另一层面的表达。但是文化传统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尽除。其间代表权力文化的特权阶层和强权势力自然要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民众的权利意识之淡薄也是权利文化难以张扬的成因之一。

权利生而有之，不可赋予更不可剥夺，但法律的确认仍然是其可以主张而不受非议的现实基础。法学家作为专业的学者，最清楚人民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如果存而不用，则不单纯是束之高阁，反而其空间要为特权和强权所霸占。权利不是义务，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法学家不能要求民众都来行使权利，但可以自己首先行使权利，以为表率。法学家上书，其意义恰在于斯。此后，“上书”事件风起云涌：由周一超案件引发的2003年11月20日1611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等，要求对全国31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乙肝携带者立法保护；2004年春节期间，刘飞跃等543位公民上书国家部委，声讨药价虚高等现象，请求主管机构采取措施（殷国安．《权力部门应积极回应公民上书》[n]．《中国青年报》．2004-2-16，8．）……东方睡狮的猛醒令人欢欣鼓舞,我们仿佛看到新时代的曙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

权利文化是法治文明的基础，而法治文明是权利文化的产物，开创权利文化，是实现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伟大标志。在这首壮美的史诗中，法学家不可或缺，更责无旁贷。

法学家篇4

世袭制古来有之，老子皇帝、儿子太子，代代相传家天下。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开国皇帝英雄、末代皇帝昏聩，祖上的大好基业传到实在平庸的一代，便亡了国。商场上也有子承父业、发扬广大的，但多数都是“富不过三代”，家族生意要么零落凋敝，要么被迫成为非家族经营，更有败家子，坐吃山空，沦落街头。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遗传基因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世易时移，也无法保证永远的王侯将相。虎父犬子的例子，相信不用我举，读者也能信手拈来。

但是，环境对于人还是有影响的。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但与老鼠的基因有关，还跟小老鼠所生长的环境有关。家庭环境对于每个人的成长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先天有利的条件至少能为这种职业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前代的资源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代的择业倾向。当前人创造的便利的条件已经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时，后人的选择和成功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了。例如，美国历史上的亚当斯父子，父亲是美国第二届总统，儿子是第六届总统，有这么伟大的父亲在，好像不成功都很难。而布什父子更是现身说法的一个例子。不过，在法学家的历史中，这样上阵父子兵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

最著名的父子法学家可能就是马克思，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法学家，马克思本人也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多年法学。还有，德国的费尔巴哈父子都是著名的法学家。现代的著名人物则包括理查德・波斯纳和其儿子埃里克・波斯纳，后者跟他父亲一样，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还有三代都是法学教授的例子：赛耶（James Bradley Thayer）1873-1902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他的儿子后来成为该院的教授（1910-1915年），并当过主任，他的孙子也是该院教授（1935-1945年）。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到，当爷爷辈的赛耶和父亲辈的赛耶把自己的法律图书传给小赛耶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中饱含了多少期许。对于小赛耶而言，这当然也是一条成本最小的成功之路。

我国的这种例子，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从近代来看，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和伍朝枢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父子法学家。民法学教授佟柔的公子佟强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则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现代的例子。其他的就不知其详了。盖因中国法学研究之发展，本来时间就短，尚未有学术积累，一些老一辈的法学教授对于以法学为业也是心有余悸，故其子女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慎之又慎。

根据我的观察，一个职业能通过家族传承，表明了该职业的职业化程度。就像古代很多绝技，都只是传儿不传外，而现代家庭教育，也会影响到子女的职业倾向。如果法学是一个非常受人尊崇的职业，做父母的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但是现在我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法学家的子女，似乎并没有选择这个充满是非的职业，甚至家庭也不鼓励选择这个职业，他们便转向了工程或者科学的研究。

因此，至少在目前来看，尚没有产生这种父子法学家的环境。现在成名的中青年法学家，父辈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过挫折的，他们的子女都是在“重理轻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于是，法学家成为了孤立的个案。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法学教授的职业化程度并不高。

法学家篇5

维尔纳博士来自纽约大学，他原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审查该案。但依据自己创立的心理法学原理和经验，他发现该案需要更确切的证据，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犯罪分子的动机。他依据自己的心理法学原理，仔细分析犯罪分子的每一次杀人动机，最后确认，该案犯长期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不具备被判死刑的条件。

所谓心理法学原理，就是依据案情和案犯心灵深处最隐秘的人性，揭示犯罪动机，从而确定犯案性质。由此，维尔纳开创了美国心理法学的先河，在犯罪、民权、雇用和家庭法学方面，创立了独特的心理剖析法，为美国法学界提供了准确判案的准绳。

从正确中发现错误，从错误中发现问题

1996年，维尔纳创办了《法学共鸣》(Forensic Echo)月刊，其目的是帮助法学界解决一些迷惑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也亲自介入大量研究，开始创建量刑标准化工具。19Q7年，维尔纳博士被美国心理研究院，授予最高法庭心理学权威荣誉称号，他已成为世界顶尖的心理法学专家。维尔纳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他总是用法律界面的心理剖析方式处理案件，教育心理法学专业的学生。他重申，一个合格的侦探或调查人员，必须具备许多心理法学知识：法官不仅需要具备犯罪学原理，更要掌握犯罪心理状况，这样才能考察犯罪分子的精神状态、犯罪性质，并用心理方式破解疑难。

美国犯罪案件千奇百怪，要准确判定犯罪性质，需要判定的心理法学准绳，即心理法学原理。心理法学原理需要根据法庭线索，剖析案犯的犯罪动机，从正确中发现错误，从错误中发现问题。为此，维尔纳的心理法学原理，越来越受到美国法学界的重视。在他之前，美国法院乃至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案件审理，主要依靠案件发生的本身，因此判案的准确度存在误差。

维尔纳对各类案件做过深入研究。他从法学原理制定出犯罪行为标准砝码，即《犯罪尺度》(The Depravity Scale)，目前，《犯罪尺度》已成为美国许多州的重要量刑参考依据。《犯罪尺度》把犯罪行为分为“可憎”、“恶劣”、“堕落”、“残暴”等数个等级，然后确定判刑级别。《犯罪尺度》对死刑犯制定了极严格的审核制度，诸如绑架、性犯罪的量刑尺度也十分明确，其中“极度残暴”的定义又分为数种。该原理逐渐成为法庭准确量刑的依据。

美国是一个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频发的国家。法官和其他判案人员往往要面临纷繁复杂的案例。法官能否正确断案，是否准确量刑，已成为能否公正判决的关键。要做到这一步，他们就必须具备多方面依据，掌握一定的原则。心理法学原理恰逢其时，成为法院判案必不可少的工具。该原理可避免法官独断专行，更准确更客观地依据事实、涉案场景和犯案心理，并帮助侦探迅速破案。

给人量刑是与人命休戚相关的大事，要做到准确无误，并非轻而易举。例如，什么属于“激怒民愤”、“残暴”、“残忍”都须有清晰的法定界线。地区之间有区别，城乡之间有区别，人与人之间也有区别，民族和民族间更有差别。

维尔纳把事实和证据编为数据，客观化、程序化，审理任何案件依据客观事实和案犯心理动机，不带任何偏见，用数据确立标准，可避免人为意图把握案件性质。例如，在判定案情性质前，需弄清基本的“谁”、“为什么”，然后再判定“干了什么”。维尔纳已审理了成千上万桩案例，分别为法庭做出“堕落”、“憎恶”的性质分类。作为区别特殊案例的准绳，他的《犯罪尺度》在美国法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1年，维尔纳推出了“15类案例”初级解决标准方案，并作为教材用于法学院，也成为专业人员和专案人员的参考，称为“A类判案标准”。该判案标准经应用实施后，现已拓展为“26种典型案例标准”。随后，他又推出B类判案标准。维尔纳的判案标准全部在互联网上公开，他创立了《犯罪尺度》网站：www．depravityscale．org以便更多人能参考并加以利用。在做民意测验的同时，他也争取公众的认可，让他们评价自己创立的学说。

在创立《犯罪尺度》之前，维尔纳曾邀请世界一流的神经心理学家詹姆士・瑟华德、心理IT主任詹姆士・波恩斯和加拿大法医测试与分析研究专家等，介入了这个项目。尽管他很年轻，但他创立的《犯罪尺度》却已具备世界权威性，且逐渐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维尔纳为了更好地为法庭服务，他创办了自己的心理法学行动组，其成员一半由世界级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学家、行为学家、权威律师和犯罪学家组成。他将心理法学行动组分别送到各地法庭，帮助法院判案量刑。在实施判案参考的过程中，他们受到高度评价。2005年，他的26项判案标准，16项获得世界法学界高度评价，美国法学界认为，他创立的标准顺应了当今量刑的需要。

驰骋美国法庭的行动组

由于维尔纳创立的心理法学具有量刑的普遍意义。他的心理法学行动组开始不断受到美国各地法院的邀请。心理法学行动组一般而言，按照法学原理对某些个别案例进行诊断，从而帮助法官做出正确抉择。

早在1999年，他们就涉足美国烟草大王女后裔朵瑞丝・杜克致死谜案。朵瑞丝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是美国大富翁詹姆士・布盾南和南娜林・杜克的女儿。12岁时她父亲去世，・给她留下1亿美元遗产。她有两次失败的婚姻，孩子因早产而死亡。从年轻时开始，她身边就一直由侍女、仆人、医生、律师陪伴。她没有亲人，却在夏威夷拥有5公顷花园，在新泽西州拥有2700公顷农场。她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该相信谁?1993年，她抛下13亿美元的遗产死亡，给后人留下一个大谜团。

朵瑞丝之死，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谜案。如何判定该案的性质，问题一直未能获得解答。经调查维尔纳发觉，这是因为朵瑞丝在生前自己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她身边的人纷纷变成了围着死尸旋转的苍蝇，导致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遗产浩劫战。有人问道，朵瑞丝身边的这些人，既没有精神病，也没有忧郁症、狂躁症，怎么会犯罪呢?维尔纳回答说，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一旦进入可使自身暴寓的环境，没有精神病也会产

生贪婪心理，任何人在这种环境下都可能心灵扭曲，产生病态心理。因此，产生偷盗、掠夺财物就顺理成章了。洛杉矶法院着手调查朵瑞丝案件之后，果然发现，朵瑞丝属于他杀而非自然死亡。临死前，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已成为犯罪分子。之后，纽约州遗产法庭再次介入此案，长达68页的调查报告，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谋杀与盗窃大案。

紧接着，行动组应邀对另一起杀人案提供判案参考。拜伦・约苏吉是个十分沉静的夏威夷人。1999年11月早晨，他突然冲入夏威夷施乐公司办公大楼，顺电梯而上。当电梯门打开时，他就开枪射击，接连击倒多人，7人当场毙命，其中包括他的老板也饮弹身亡。警察赶到时，他已逃之夭夭。警车堵住他的去路，他仍然不开车门。直到下午2点，他才被抓获。他供认拥有17支枪，但警察不久从他家中搜出24支枪。他制造了夏威夷历史上最恶劣的特大枪杀案。

被捕后，约苏吉竟要用700万美元保释。2000年，夏威夷法院开始审理此案。约苏吉聘请的辩护律师声称，他杀人是因为患有谜幻症，无法控制行为。该案的调查最终从这人作案时的大脑状态获得了答案。心理法学原理对该案的破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巧年里，约苏吉一直是施乐公司的修理工。邻居把他描绘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十分投入的优秀工人，但他常常因工作而暴怒。另一工人透露，约苏吉曾无端扬言要杀死其他的工人。另一证人称，他曾扬言一旦被解雇，就一定要尽可能地多杀人。为此，他开始收藏枪支。

维尔纳为此案投入时间长达200个小时，与证人、罪犯家庭和罪犯交谈达15个小时之多。最后他确认，这人的精神分裂症程度，已远远超出专家的想像，但他的病症与犯罪行为并无直接联系。因为约苏吉对他的同僚早已怀恨在心，已产生了谋杀的动机。这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约苏吉获知了他与同僚的待遇不一样，这就使他视同事如仇敌，对客户如冤家。最后，法庭利用维尔纳的心理法学原理，掌握了犯罪分子原就打算报复的心理，属于蓄意杀人。

寻找判定死刑的准绳

为破案需要，心理法学家需要从侧面开展工作。为识别假象，维尔纳偶尔建议律师，测试对方是否真正患有精神病或诈骗动机。但考察方式必须符合道德规范。心理法学家的目的就是，帮助破案人员侦破案件，为法官辨别真伪。

如今在美国，凡有争议的犯罪案例的审判，司法机关都会请教维尔纳。数年来，维尔纳的心理法学行动组，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冤假错案发生的比率。维尔纳已亲自参与处理过许多著名的案例，如美国歌星麦克尔・杰克逊猥亵儿童案、彼特森杀妻案等等。

美国历史上存在大量颇具争议的悬案和谜案。维尔纳发觉，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他的理论，为不同案情设计不同的法医和司法应用工具，提供了依据。他创立的B类判案标准，主要适用于邪恶犯罪的死刑审判，包括16项犯罪处理标准，涉及初审、终审程序，有效研究、无效判决等等。对此，应用B类判案标准，最关键的是要通过比较才能准确掌握。

为此，维尔纳将本国案情与欧洲各国进行比较。他发现，西方社会与美国有诸多不同，其原因是社会结构与条件迥异。为了使死刑案处理标准符合实情，维尔纳首先在美国两个司法区，即夏威夷和乌怀明州做实验，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判案标准适合所有的民族。但他未能做到，因为美国州与州之间的案情差别，甚至超过了美欧之间的差别。由于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各地区的社会结构相当复杂，甚至各地区对“堕落”、“可憎”、“残暴”的字眼都有不同的诠释。因此，他制定的法律依据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成了他研究的关键。此后，维尔纳又从美国最高法院获取历史资料，和各国司法原理进行参考。他认为，法学家从犯罪量刑到字眼的诠释，都必须具有普遍性、道义性、有效性和可靠性。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小本国各地的执法差异。维尔纳确信，多数奇特案例是能够准确量刑并公正判决的。维尔纳的工作被称为给犯罪分子“下定义”，向司法部门提供有效工具。

在多数死刑案例中，专家为了准确无误，往往要反复核实案件的性质和证据，从不同方面反复论证，最终确定犯罪性质，依法准确判案。由于维尔纳创立了颇具权威性又切合实际的法学判案原理，他受到美国法学界的高度评价。这个原理已被美国地方法院广泛采用，邀请行动组前往判案的法官络绎不绝，他已成为美国最具权威的心理法学家。

法学家篇6

9个月之前，84岁的江平先生住进了养老院。照顾他15年的保姆走了，老伴和女儿都觉得这家位于北京CBD的养老院好，一家人商量，没多久就做了决定，一起搬了过来。养老院每天定点吃饭，日日有护理人员照顾打扫，江平觉得挺不错。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唯一的一点别扭，觉得这里“总的来说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

他在法学界的老朋友很多都离开了人世。去年年底，87岁的张思之律师突然中风，江平一直对老友很担心，听说记者近期曾去探望，他在采访过程中几次三番打探：“思之还好吗？”江平在2008年患过一次中风，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无法恢复，“知识分子就是靠脑子啊，如果脑子糊涂的话，说话都乱了，也很麻烦的。”后来虽然恢复得不错，还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他的儿子江波曾形容父亲以前“思维特别快，说话一点磕巴都没有，走路虎虎生风”，而现在，说话语速“已经明显变慢”。

但他依旧思维敏捷，精力旺盛。6月7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他定好闹钟，倒着时差起来看球。比赛结果没出现什么悬念，他支持的尤文图斯输给了巴塞罗那，这个老意甲球迷有点儿失望，“我还是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更加旺盛不减的是他对法学、社会问题的关注。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演讲，谈社会自治和社会转型。他对自己的状态还有些不满意，“像过去一讲演可以讲半天，现在就讲半个钟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至今依然在带博士生，到今年已经是第25届。常有学生来拜访他，有请教问题的，更多的是跟他谈论当前的形势，请他参加各种活动。

在江平的学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看来，江老师是“大聪明人”。“他让整个的法学，不只是狭义的《民法》，让整个的法学界，整个中国的法治知道方向在哪儿，知道说我们应该朝哪条路走。江老师总是能够给出特别好的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合理的一种答案。他不会迷名望，不会昏头，不会深一脚、浅一脚。江老师的观点一直是非常平衡的，可以说非常理性地去告诉我们合理的方向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江平率先倡导私权保护，参与制定被称为“宣言”的《民法通则》，将西方的民法精神引入中国，使当时相对封闭的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平开始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主持起草《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再后来，江平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合理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律的重要性，突破了民法的学科体系，走向更广阔的、对的追求。

他是那一代声誉最隆的法学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江平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思想不懈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搞法律的人，他所关心的最实质的问题，是自由、民主、人权。”江平这样总结自己30多年来的轨迹。他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当人生进入第85个年头，一切似乎更清晰了。这位时代的法学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宣扬独立、自由、民主的法治精神。

现在，他的世界主要集中在养老院7层走廊尽头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被书籍和报纸铺满的小书桌前。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对社会上的问题仍然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采访过程中，有后辈请他为前段时间的某桩公案发声声援，此案关乎一位与他感情深厚的学生，江平详细询问了案情中涉及的法律细节，如数家珍地分析案子的情况，然后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问他，如何能坐在家里依旧对社会保持敏锐度？

老先生哈哈笑起来：“这就是自己的脑子还好吧。”

五十而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早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江老师身材高大挺拔，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人感觉“器宇轩昂”。他的课很少提前下课、迟到或者取消，也从来不会找人替他讲。他口才极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很有感染力”。上课几乎不用讲稿，手上只拿几个小卡片，旁征博引，思路非常开阔。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江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他就能把制度融会贯通，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在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从废墟上起步，百废待兴，法学教育也基本是从一片空白中艰难成型，江平是最早注意到民事相关法律缺失的学者之一。他在“”后复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里开设两门课程，自己编写教材，是最早让人格尊严、权利神圣等现代法治观念进入中国法学界的学者之一。

“在当时的师资里面，江老师是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明显他比别的人高出一大截。”1979级学生、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燕士律师说，“我在想为什么他能高出一截呢，可能跟他经历有关系。”他所在的1979级被称为法大的“黄埔一期”，这群恢复高考后被招上来的第一批学生精英辈出，他们对江老师印象最深，受他的影响也最大。

有些学生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缘于许多个时代中的偶然和必然叠加的巧合，他们或许没有机会听到江老师讲课。

1951年，中国选派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江平当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经过严格考核选的“新中国未来一代”。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入选，被指定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律。“学法律不是我的志愿，是组织安排的。”如今，江平这样解释当年的选择，“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很简单，国家派你去，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国家派你学法律，那就是把它看作最高的目标，努力把它学好。”事实上，21岁的江平，志向是做一名记者，独立自由，无冕之王。“法律在那时候觉得是太干巴巴的，完全是教条，不像新闻这么奔放。”

最初，江平被时代洪流和国家意志所裹挟，走上法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对法律的认识和探索，伴随着这个国家政权更迭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阵痛。

出发去苏联的时候，中国的政权更替完成不足3年，共产党明确提出废除“伪法统”，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虚无状态，时代的所有法条和司法体系一概作废。江平和同伴们在出发前收到规定，凡是出版的法律书籍一律不许携带，他们只好空着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那时的江平根本不懂什么是民商法，分专业的时候，同去的另外一个同志选了刑法方向，“总不能两个人都学一样的吧”，他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的需求，于是选择了民法。

那个年月通讯不便，国内的报纸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苏联，等到1957年江平学成归国，中国的形势又变了。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不足半年，毫无政治运动经验的“红色知识分子”江平，因为一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猝不及防地被划为，此后22年，在各处流离辗转。

最痛苦的时期，新婚才一个多月的妻子迫于组织压力主动与他离婚。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带劳动改造，主要的改造内容就是背粪，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有一次因为太疲劳被擦身而过的火车碾去了一条腿。送去医院的路上，他觉得好像人死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迷迷糊糊地问旁边的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公检法被砸烂，法学教育停滞。1970年底，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解散，全体教师下放安徽办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改造。两年后，辗转回京的江平，窝在延庆的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他以为，因自己的“摘帽”身份，再无可能回到法学教育的讲台，于是把在苏联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大箱法律书籍，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只有几本“我认为有资料性质的”―比如后来在民商法教学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概述》和《罗马法基础》―舍不得卖，保留下来。卖完书，江平把自己闷在北京的郊区，写下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夏日的午后，微风敲着窗子，白色窗帘微微抖动，窗外绿意盈盈。耄耋之年的江平靠在窗下一张柔软的小沙发上跟《人物》记者回忆往事，叙述平静、缓慢，不惊风雨。他说，那个时候，他甚至觉得不能继续从事法律工作其实无所谓，“我并没有真的把法律当作是很神圣的一个武器。因为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国家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法律……你需要的时候就给你制定点法，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制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很难成为治国的一种手段。”

浩劫过去，后重回北京政法学院讲台继续法学教学的江平，已经50岁了。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和感召，让江平在经历时代沉浮之后依旧怀抱期待。他对制度的反抗并不激烈。回忆当年，他依旧觉得自己是被时代误解，无可奈何，被动地卷入历史和政治运动当中。这或许也有意无意中塑造了他后面30年的策略，一直在体制之内以柔软的身段坚持，这是某种自我保护，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历尽打磨的智慧。然而，在每一次需要站出来的时候，江平永远第一时间呼唤真理和法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本性里的担当。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大规模开展的立法和法治建设，江平重新开启了后半生的法学实践之路：55岁，他作为“民法四杰”之一，参与起草被称为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58岁，他就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成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参与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63岁，他卸任一切公职，继续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和在公共法律事件上的意见发挥影响力。来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江平激烈抨击收容遣送制度，呼吁人权。重庆李庄案第二季，已经81岁的江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加入李庄案法律顾问团，为捍卫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合法权益鼓与呼。

五十而立，年届五十方得以立，这是江平那个时代不多的、有影响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宿命，就像贫瘠荒凉的城池里，几个顽强坚持到底的老兵。

2009年12月27日，北大附近的大益茶餐厅，一场主题为“私权在中国的昌明”的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法学界通过这种方式，为江平献上80岁生日的祝福。在那次聚会上，江平向所有前来祝贺的人们说道：“回想80年的历程，应该说我在不幸者当中属于相当幸运的人。虽然我曾谈到我曾失去22年的光阴，但是这22年已经补回来了。我现在80岁，按60岁退休来说，我已经补回来20年。”他还有一点雄心，“如果我能再干20年，我就更能补回来。”

自由之身

在中国政法大学，没有人不知道江平的名字。他在这所学校的校长任上只做了两年，时间是1988年到1990年，老先生到现在还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最短命的校长”。然而，直到现在，法大的每一个学生都会在毕业的时候穿上一件文化衫，上面印着江平在将近30年前手书的一句话：只向真理低头。在那场中，江平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学生进行保护。

在85级学生的毕业动员大会上，江平带头唱了一曲《国际歌》。一位学生曾回忆，歌声一起来，“底下学生全是热泪盈眶，台上老爷子也是老泪纵横”。当时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先去食堂吃饭了，歌声飘出礼堂，学生们立刻端着饭盆跑了回来，一边跑，一边哭。第二年，江平被免去校长职务。然而时至今日，因为他的坚持与担当，在许多法大毕业生心目中，江平是“永远的江校长”。

江平说，自己这一生，基本没有说过违心之语。“我在当时要是一心想做官的话，我也可以作几句检讨，也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我不愿意这样……讲点逆心之言跟这些违心之话有什么意思啊，”他说到这里，眉心罕见地拧了起来，“我这个人特性就是自由，我是一个自由之身，我不受任何东西的牵累，就是这个意思。”

他的学生们对此有明显的感受。贺卫方陪江平参加会议，他发现江平对“官气十足的那种发言”非常的不以为然。“大家都鼓掌，他不会鼓掌，就在那儿坐着。”而对于学术研讨会，老爷子要么不参加，要么从头到尾参与到底，听到特别喜欢的发言，他就“非常真诚地去赞扬”。

江平的许多弟子毕业以后，在江平的劝说下留校任教。不止一个人听江老师说过，你不要进体制，去系统，有什么意思？“如果江老师不那么（劝说我留校）的话，我肯定早就走了。”法大教授费安玲对《人物》记者说，“当时呢，这方面确实挺感动的。”他后期的学生绝大多数供职于高校，成为民商法学界的中坚力量。

2003年，律师武晓骥组织了一场法大79级学生的毕业10周年纪念，他去邀请江平参加，江老师表现得非常高兴。武晓骥记得江平在活动现场说了一段话，让他至今都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他说作为老师，过去这么多年，今天我给你们提一条建议。在座的各位同学相互之间不要比谁钱挣得多，也不要比谁官做得大，以后你们相互比比，谁做人做得好。”

虽然不再做官， 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江平开始重新思考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亲历1979年的，他原本对体制充满期待，如今，这种期待又一次落空了。江平记得有一次跟李慎之一起去贵州考察，两人有一次比较深入的谈话，李慎之对他说，你们搞法律的人啊，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最后你们会发现，法律和政治要发生冲突。

“冲突啊，这句话我觉得讲的是很有道理……政治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法律是不能够躲避政治，逃避不了。与其逃避不开，终究要面对的现实，是这样的。” 江平说。

大约自1993年起，贺卫方开始频繁听到江平在各种场合谈及合理的政治制度对法治的重要性，“他越来越突破了自己的一个狭窄的学科体系，慢慢走向一个宪法学家应该追求的一些方向。”贺卫方记得，江老师从那时起也越来越多地提醒他，说话要谨慎，讲究策略，不要太尖锐，很多事情还是要在体制内去做。

在一些法律人看来，近些年的江平似乎有些太讲究策略了。有人因此评价，他是民间眼中的保守派，官方眼中的激进派。人们认为江平似乎应该承担得更多一点：如果法律本身就是恶法，如果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存疑，除了呐喊之外，难道不能再多做一点什么吗？

85岁的老先生坦荡大笑：“这个当然，我现在就是这么个形象。我承认，我没有勇气，我也没有这么个胆量再来做生死搏斗，不可能，我没有。我只是在这个制度下来大声呐喊，我有一本书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我就是这样。”

2007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中，江平在一次采访时表示支持法院的判决，私权有时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受到舆论的猛烈攻击。有人问他，你是站在弱势的一方还是站在公权力的一方？江平回答，我既不站在公权力的那一方，也不站在弱势的那一方，我站在法律的那一方。他对政治并无兴趣，也不愿意用激进或保守来定义自己。他是一个信仰法律的法律人。

总有人问这位跌宕一生的老人，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他总是笑眯眯的：“我是相信这个社会总是在朝向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在发展，这是我始终相信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前景还是乐观的。”在这个年纪，他对自己也更加平静释然。原先滴酒不沾的人，现在碰上喜欢的学生，也愿意连浮三大白。

在江平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然在缓缓落幕，他认为这一辈法律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承上启下，培养出来一批能够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法律观念的学生吧，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愿意一点一点地看着国家改变，“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能够更好一些。”

对于自己，他的愿望则更加简单，像是千帆过尽之后，一汪平静的水面―

“活到90岁。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你听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生还是奉行这么一个标准。对于自己碰到患难的时候，应该是乐观的，也就是，因为只有在患难中才能够求生存，求生长，求发展，所以，过于安乐，那对一个人是没什么好处的。

你最怀念哪个年代？

对我来说怀念的还应该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可以说在80年代吧。因为对我来说是带来希望的那个年代。

你最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国家的一点改变？

法学家篇7

一、francisco de victoria(1480?-1546) 维多利亚

西班牙所谓黄金时代活跃过的着名神学家,为当代国际法学奠定初步基础的学者。生年生地不详,入黑袍教,在巴黎大学习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l),回国后,初执教于巴利亚多里德大学,1526年任萨拉曼卡大学神学教授,讲《神学大全》至逝世,是当时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神学家,该国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人物,推动西班牙第二期经院哲学全盛时期形成的中流砥柱。其讲义死后出版,冠名为《神学感想录》(relectiones theologicae),其中有两篇讲义即《关于最近发现的美国印第安人》(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和《关于西班牙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法》(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是受到人们重视的宝贵的古典国际法.两者均提出了“印第安人问题”,即保护印第安人,使其免受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问题,并根据道德神学的立场进行了论述,成为今天国际法的基本观念和出发点。

二、francisco suarez(1548-1617) 苏亚利兹

新教的先驱者,西班牙的伟大神学家。生于格拉纳达,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攻读神学、哲学、教会法,并在塞哥维亚、巴利亚多里德、阿尔卡拉等地大学教授神学和哲学,间中在罗马耶酥会学院讲学,后应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任神学教授,死后留下数量巨大的着作。他在学术界最负盛名的着作是《形而上学质疑》,阐述亚里斯多德——托马斯哲学的优秀权威着作,多年来被欧洲多个大学用做教科书。有关国际法的重要文献如下。

1.《法律及神为立法者论》第2卷第17-20章的《万民法》(ius gentium) 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性质,分析了万民法的概念,将其分成各民族之间的法和各民族内部的法,严格的讲前者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万民法,是由自然法发展起来的实在法。

2.《论神学上的三德——信仰、希望和爱》第三编《论爱》(de charitate)中的《论战争》(de bello) 根据经院式的正义战争论观点进行论述,特点在于认为正义战争是对非正义侵犯所行使的惩罚权。

三、hugo grotius(1583-1645) 格老秀斯

着名荷兰法学家,誉为“国际法之父”。生于代尔夫特的名人之家,幼称神童,8岁能以拉丁文为诗,年12入来顿大学,15岁随使赴法,法王亨利四世称其为“荷兰的奇迹”,归途获博士学位于奥尔良大学,16岁为着名律师。后从政,历任荷兰州与西弗里斯兰州历史编纂官,荷兰、泽兰、西弗里斯兰最高法务官等职。1618年因卷入政教纷争被捕,囚于卢夫斯坦城,后籍妻助越狱,于巴黎政治避难,路易13庇护10年,1634年任瑞典驻法大使,1645年至斯德哥尔摩觐见克里斯蒂娜女王,辞职,殁于归途。有关国际法的着作如下。

1.《捕获法》(de jure praedae) 遗稿,1868年出版,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捕获竞争对手葡萄牙商船卡特里娜号案,格氏关于国际法学说的最基本文献。

2.《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把《捕获法》第12章改动后于1609年单独出版,阐明海洋自由原则而闻名,

3.《对威廉?威尔伍德批驳海洋自由论第5章的辩解》(defensio capitis quinti maris liberi oppugnati a guilielmo welwodo) 与《海洋自由论》有密切关联,原书未出版,1872作为穆拉《闭海论》(mare clausum) 的附录发表。

4.《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根据《捕获法》第3-10章阐述的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假如此后的研究结果而成,主张禁止和限制战争,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国际法学体系,是国际法学上最重要的文献,多次再版,广为流传。

四、albericus gentilis(1552-1608) 真提利斯

格氏的先驱,国际法学史上之重要学者。生于北意大利

的圣?几内西奥,毕业于佩鲁贾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从事律师,新教教徒,避难英国,后任牛津大学罗马法女王讲座的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civil law)。有关的国际法着作如下。

1.《外交使节论》(de legationibus) 以门多萨案件为基础,即西班牙公使煽动反叛英女王伊丽莎白事件,论述了外交使节起源、接受方法、特权和使节资格等。

2.《战争法》(de jure belli) 以《战争法注释》(de jure belli commentatio)第1-3篇为基础,共2卷,论述了战争的正当主体和原因、战争的正当方法、战争的正当结束,即胜利者的权利及媾和条约。强调在战争中依然贯穿着法的支配。特点是从纯粹法律理论角度论述,还列举了许多文件和历史事实,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进行论证,格氏在撰写《战争与和平法》时曾主要参考此书。

3.《西班牙辩护论》(advocationis hispanicae) 。1605年任西班牙公使馆律师时,就西班牙与荷兰间于战争中发生的拿捕案件,在英国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诉讼的辩护笔记,死后由其弟出版,在论述国家对沿岸毗连海域的管辖权方面有重要意义。

五、samuel pufendorf(1632-1694)普芬道夫

继格氏后的国际法创始人之一,是所谓启蒙时期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生于萨克森,父为路德教牧师,先于莱比锡大学修哲学、历史和法律学,后于耶拿大学师从昂格尔习笛卡儿哲学及其论证方法,以及欧几里德方法在道德学和法律学上的运用。1658年因丹瑞战争牵连入狱,撰写了《普遍法学原理》(elementorum i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运用了独特的论证方法即欧几里德的数学论方法,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重要着作,1660年出版后获好评,1661年应聘任海德尔贝格大学新设立的“自然法与万民法讲座”教授。1670年任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撰写了《自然法与万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详细论述了自然法的本质及其体系,其中多处章节涉及到国际法。1677年任瑞典史料编纂官、枢密院顾问,1688年任勃兰登堡史料编纂官,逝于柏林。其着作还有《自然法上的人和公民的义务》(de offocoos hominis et civis),是将前书压缩而成的,流传甚广。其学说的最大特点是认为国际法只能是自然法。

六、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 瓦特尔

法学家篇8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