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范文

全球治理篇1

关键词：全球治理；背景；内容；评价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003-02

一、全球治理的产生背景

（一）全球治理的缘由

“全球治理”的缘起原因有很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1.经济全球化说

有学者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出发，认为一个世界性的全球市场的出现，迫使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管理和协调机构。当国家的领土边界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的要求相矛盾时，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就要想法使国家的领土要求从属于资本扩张的要求，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模式，即“全球治理”。

2.信息流动不对称说

有学者则是从信息时代的信息及其流动不对称的现状出发，认为发达国家拥有大量收集、处理、传送信息的高新技术的装备和财力，是信息资源的净输出者，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同，他们不是输出而是需要净输入大量的信息。信息革命正在导致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中的不同阶层间的信息与知识差距的不断扩大。为了防止国际信息差距的继续扩大，国家间就有必要携手合作加强国际协调，建立国际协调合作机制，使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自由地在国际间进行流动、组合与配置。

3.全球问题增多说

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全球问题的出现并增多而提出了“全球治理”的诉求。所谓的全球问题，就是指在当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如国际社会关注的南北问题、生态失衡、粮食危机、战争与和平、资源短缺、人口问题、难民、、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无论从规模、波及范围还是影响后果上来说都具有全球性，它们的解决途径与国际社会整体联系在一起。

（二）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

学术界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标志是1968年罗马俱乐部的成立。罗马俱乐部可以说是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在《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中首次提出了让世人震惊的全球性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下（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两极格局形成、美苏争霸）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的爆炸和老龄化、全球贫困的加剧、资源的短缺和浪费、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爆发，这些问题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尖锐性。正因为这样的全面性、深刻性、尖锐性，全球治理理论才浮出水面。美国学者詹姆斯 N 罗西瑙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随后发展起来成为一种理论，之后更多的组织、政治家、学者开始于对全球治理的研究。1992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的主题为“治理与发展”。同年，在勃兰特（社会国际主席、德国总理）的倡议下，瑞典前首相卡尔森等国际知名人士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地球之家》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应如何治理飞速发展的全球共同体这一问题。纲领认为，“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最为需要的，一个是可以在地球村里指导我们行动的全球公民伦理，一个是灌输了这种伦理的领导阶层”。

二、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要全面分析全球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从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主体、原则、绩效五方面进行。

（一）全球治理的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即是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该委员会坚定的认为，如果要提高全球治理的质量，必须具备以下两点：一是在全球之家中可以指导人们行动的全球公民道德，一是有具备这种道德的领导阶层。另外，要呼吁全体人类共同坚守并且能为大家接受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爱心和正直等等。

（二）全球治理的规制

全球治理的规制即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和制度的简称，它是维护正常的国际社会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正是由于国际规制（一种具有法律责任的制度性安排，它表明国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在维护当代世界秩序中的实际作用，“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新治理体制才会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

（三）全球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由新的权威结构组成，这个权威结构包含社会各个层面，它在国家之内而又高于国家。治理的主要行为主体已经发生转移，已由国家变为权威领域。全球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正慢慢演变成一种复杂的、多层的体系，它是由超国家组织、区域性组织、跨国组织、民族国家、亚国家（如公共协会和城市政府等）5个主要的治理单元组成。所以说，就算没有政治或合法权威，建立在主体间共识基础上的治理也能发挥其作用。简言之，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于在这三类组织中哪一类组织应该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学者观点不尽相同。这些观点可以概括成两类：一是认为虽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但国家的政府过去是将来也仍是全球治理的主角。它依然在确保领土控制方面对人口的规制起到核心作用。二是竭力主张在超越各国政府之上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像政府在国内行使一样，世界政府将在全球范围内行使职能。

（四）全球治理的原则

全球治理有四条原则，它们分别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原则不再是市场而是民主；民主治理和政治共同体大多数是在民族国家中组织起来的，且在不远的将来也是这样；民主治理没有统一的模式；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追求的目标必须是在追求经济交易最大化的同时，能为各国保持多样性的制度安排提供空间。

（五）全球治理的绩效

全球治理的绩效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国际规制本身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这些制度安排的社会条件和其他环境条件会影响国际规制的绩效。也有学者把影响国际规制的若干要素进行具体分析的，他们认为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会影响国际规制的绩效。

三、对全球治理的评价

（一）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

由于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等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而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说全球治理是顺应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从实践上说有以下两点：一是它促进了民主化的进程。由于全球公民社会的众多行为体都参加全球治理，这会打破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旧有格局，使治理主体从以前的政府和政界正式政治机构扩展至社会的非政治机构；使治理的参与人员从以前的上层社会扩展至受剥削受排挤的下层社会；使治理的范围从以前的一国政治边界之内扩展至领土边界之外和全球社会。二是它提供了一种综合管理世界的模式。尽管说全球治理不会使政府与国家的主导地位发生变化，但它毕竟突破了传统的国家中心，构建一个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模式，为更好管理全球问题提供广阔的前景。

在理论上，全球治理是一个有价值的全新概念，它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新范式。治理的概念有利于对新形势下国际关系运转知识的描述与运用，在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贡献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对于市场与计划、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思维方式；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还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等等。

（二）全球治理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全球治理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仍然存在着若干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方面，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方面。

1.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事实上的不平等阻碍了全球治理的推行。表现在：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穷国与富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有着巨大差距。在现存国际政治体系中，发达国家在管理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强国操控国际秩序的形成。而这一事实与全球治理的目标和原则是相违背的。二是国际规制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发达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制时更多地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进行，而忽视了弱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2.治理主体利益的分散性阻碍了全球治理的推行。当今世界，各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而如果为了全球共同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这对各个国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除了在反恐、贩毒、艾滋病等一些本国实在无力解决的问题上能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外，很难在更多的全球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拿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解决全球环境危机方面仍存在很大矛盾，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为了各自利益而阻碍了其采取集体行动。时至今日，全球治理还仅是一种理想状态。

3.当今社会的大环境阻碍了全球治理的推行。当今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贫富差距过大的世界，而全球治理需要建立在人权、民主、公正等现代价值的基础上。不难看出，这一现实条件与全球治理的实施环境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的环境不利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实践。并且，从全球治理理论产生以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规制、没有确定的治理主体等等，这些现状都会使得全球治理理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而缺乏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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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俞可平，等.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全球治理篇2

关键词：中国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01-10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中共十第一次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指导原则与任务提出，从而表明了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

自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来，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在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社会治理等领域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与人们的预期仍有较大差距，而且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又亟待全球治理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这一切致使人们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情况来看，全球治理出现了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1.国际体系的转型

这里讲的国际体系转型主要指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国际体系的转型已经讲了多年，最早是用来分析冷战结束后两级格局的解体，国际体系从两极争霸开始走向多极化。其间，先是美国一超地位的突显和中、日、欧、俄诸强的成形；接着是美国超强地位的相对削弱，公认诸强的相对走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转型才有了新的质的变化。可以说，自冷战结束以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国际体系转型尽管意义也非常重大，但并不具有根本性。因为西方的绝对主导地位并未受到挑战，相反，美国的一超地位还得到某种程度地确认与强化。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动，美国的超强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开始。做出这种论断的依据是经济实力的消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以汇率计算，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而非西方世界在同期则从16.4%提升到38.1%。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同期64%下降至49.8%；而非西方国家则从35.9%上升至49.9%，历史性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西方世界。这充分表明，从经济实力上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已群体性崛起。

所以，无论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是促进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非西方世界都已举足轻重。而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自然就会出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要求提升话语权和决策权的明确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增加，金砖国家更加机制化的整合，都反映了这一新的走向的实施和受到当下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承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国际体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权力结构的转型，尽管还是初步的，但意义非凡。对全球治理而言，如何认识这一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如何认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定位与新作用，就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之一。

2.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突出

从理论上讲，全球治理强调两点，一是审视当代国际事务时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全球观念，即人类整体、地球整体的视野与观念；二是参与治理的主体必须多元化，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换言之，全球治理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领土政治、国际治理的框架，在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中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在实践上，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著名政治家与政府首脑都积极回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践行第三条道路，从而使得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球治理最有代表性的时期。

新世纪以来，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明显感到，应对这类危机国家仍是勿容置疑的主导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在能力还是影响上都难以和国家相提并论。这一现实，导致了国家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中地位与作用的再次凸显，从而冲击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理论是针对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片面性提出的，其理论基点是全球主义，以及对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强调。因此，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更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而相对忽视国家的作用，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一排斥或否认国家的作用。事实上，这一偏差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受到反思，其相应的理论表现就是“元治理”。元治理特指一种伴随着治理趋势的“反向过程”，即从社会中心退回到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中心，强调国家在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必须平衡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层次的治理，并相应地协调它们的行动。当然，元治理中的国家不同于作为统治者的国家，它不再是最高权威，而需要通过协调其他主体来“延伸”自己的权力，它必须自觉废黜自身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在反思中向公民社会和市场放权，与其建立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毫无疑义，“元治理”所主张的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的多元行为体共治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对于科学而客观地认识国家在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找准自身的定位，协调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共同管理好人类公共事务有重要意义。然而审视当下的全球治理，我们不能不担忧地指出，全球治理在理论上纠正20世纪90年代夸大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片面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出现夸大国家作用的倾向，从而为国家主义理念与价值的回归创造了条件。

3.国家主义的回归

如果上述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和治理主体作用的变化，从一般的现象层面就可以感知，那么，隐藏于这两个现象与事实背后的则是国家主义理念、价值的强势回归。表现如下：

其一，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转型方面，人们更关心的是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集团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较量；更津津乐道于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较量。而思考和分析这种较量的基点是国家主义，是至今仍主导着国际体系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思维框架，即何者为国际体系的中心，谁主导当今国际事务。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贝里2011年发表的专著《美国世界秩序的缘起、危机与转型》，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已进入一个转折点，全球治理旧体制出了故障，两大挑战值得关注。一个是新兴国家对影响力的追求，即力量对比凸显全球治理中领导权的变化；另一个是全球相互依存的加深，发散性威胁涉及每一个国家。他所关注的是如何针对上述两大挑战改造和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特别是美国如何应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学者撰写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一文则代表和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的观点，其理论立场与价值取向也非常鲜明。即中国在当下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如何把握机遇、强健自身、推进国际权力结构向中国倾斜。

其二，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初期国际社会以G20为平台，体现了全球主义的视野，采取了比较有力的促进发展、加强金融管理与监控的举措。如美国先后出台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和78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德国拿出5000亿欧元救市，法国拿出3600亿美元用于金融援助，英国向银行注资500亿英镑，日本推出价值27万亿日元（相当于27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韩国推出1300亿美元的一揽子金融救援计划，而中国也出台4万亿元（约合63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G20连续三年分别召开了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首脑峰会，讨论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但随着金融危机所蔓延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危机，以及导致政治上的动荡，不少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打起了贸易战，置人类整体利益于不顾，纷纷举起了维护本国利益的旗帜。

其三，在防止气候变暖问题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起，气候谈判明显从全球主义倒退，回到国家主义立场。不同集团与国家的政治较量加剧，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权重加大。于是，妥协和对话的弹性日益缩小，达成减排和气候治理新框架、新方案的希望不断遭受挫折，其前景不容乐观。

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除上述三个典型外，在各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中都有不伺程度的表现。美国“重返亚洲”和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指向及其所造成的亚洲局势的紧张，中日因归属而导致全面的安全困境与对抗，俄美因斯诺登事件而加剧的互不信任，伊朗、朝鲜在核查以及地区安全中的强硬立场，印度炫耀军事力量的指向，凡此种种，都渗透着毋庸置疑的国家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刚刚提出时，全球主义更受青睐的境况有了明显区别。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与评估

在明确了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后，有必要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进行总结，并从理论上予以评估。这样，才可能对当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做出分析与展望。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表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日益增强，范围明显扩大。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增多。比如，中国每年出境公民人数已从改革开放前年均不到一万人增加到近8000万人，国内境外旅游人数已每年突破5000万人次，海外务工人员一年也近100万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二是提升大国地位的需要。中国目前已是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关注全球公共事务，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要维护自身利益，还要维护和推进人类共同利益，这是大国的责任与义务。

其二，中国偏重全球经济治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贡献突出，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举世公认的作用。一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积极救市，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制度化变革。中国在金融危机后G20集团的历次会议上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加强协调、密切合作、共度难关、实现共同发展；强调G20的制度化建设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此外，中国还努力凝聚新兴大国力量，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在2013年第五次金砖峰会上，中国为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做出重要努力。

其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显然是政府，非政府（包括NGO、公司、个人）力量依旧薄弱。

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体的共同治理，而不是国家行为体唱“独角戏”。如果仅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治理，那只能称之为国际治理而不是全球治理。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一定发展，甚至也有个别的NGO在国际上显露头角，但总体上讲，我国NGO的发展还远为不足，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与能力，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NGO更是稀缺。一方面是强国家、强政府；另一方面是弱社会、弱个人，这就导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仍是政府。

其四，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比重较大，跨国合作“全面开花”。

全球治理的理论产生于西方，它更多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事务的见解，从而也决定了西方全球治理的特殊视角。即强调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的机制、关系与活动，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所参与或试图介入的机制与活动，涉及全球公民社会、超国家组织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国则囿于自身的国情与传统，更习惯于把全球治理从全球层面内化到国家层面，从而形成独特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这种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是指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三大主体在一国之内开展对话、协商与合作，治理威胁人类的各种全球问题。它与经典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聚焦于一国之内而不是全球层面，三大主体协调治理某一国内的全球问题，现象是国内的，而意义却是全球的。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政府、政府问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已在中国各省针对扶贫、防治艾滋病、禁毒、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跨国合作项目。如中英两国政府开展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贵州省环保局、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渐进组织等开展的《草海跨国合作项目》，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云南省开展的《云南省多部门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等。这些跨国合作项目有效治理了体现在中国的全球问题，既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评估

鉴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分析，不难做出这样的评估：

其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有生力量，特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

其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觉性、积极性都有明显提高，但至今仍是全球治理中的“配角”，表现出被动性、滞后性。

就中国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而言，我们的确在与时俱进，表现出对全球治理的认同与积极实践。但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依旧不是全球治理中的“主角”，仅仅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地位显赫；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众多领域，我们更多的还是一个配角。无论在认知与理念，还是对策与行动方面都表现得被动、滞后，难以同新兴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其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多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其主导性理念仍是现实主义、国家主义，加上有保留的多边主义，远未提升到全球主义的高度。

毋庸讳言，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指导理念已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仅仅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突破现实主义、国家主义的藩篱，在有效追求合理国家利益的同时，寻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其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包括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高，尤其是后者）。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有赖于硬实力与软实力。中国已是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在今后10-20年内有望居于世界第一。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总量固然非常重要，也的确是衡量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更高科技含量，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经济发，模式与管理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的统筹、协调发展等等同样是衡量一国硬实力的重要指标。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距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至于软实力，更是当下中国的“软肋”。GDP挂帅所导致的人文素质的下降，唯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膨胀，伦理道德的滑坡，腐败之风的盛行，法治的不健全，使得我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难以产生与新兴大国地位相称的制度、价值、道德的吸引力、说服力，所以加强软实力建设，乃是重中之重。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基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面对全球治理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当下的中国应以何种新的理念、对策与行动参与全球治理呢？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视角与支撑点

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是2l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是基于对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正确认识，即人类整体性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日益凸显。换言之，从阶级、意识形态、国家的视野转向整体、全球的视野，认同人类日益增多的共同性，是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的理论视角与支撑点。正如新世纪以来召开的第十六至十八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共同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等等。显而易见，在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宣示中，强调共同性、认同整体性已成为一个标示性理念，从而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划时代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以何种态度、行动参与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价值定位

在明确并自觉认同人类整体性和利益共同性的理论基点上，需要确立两个理念与价值，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其一，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抵制当下国家主义的诱惑。

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全球相互依存，已经开始把全球现象、全球问题、全球关系、全球价值等等新元素融入世界历史，人类已不可能再局限于领土国家之内应对生存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清并逐步认同这一大走势，是坚持全球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历史前提。

“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首先就是要明确全球治理的精髓是强调价值与理念的全球性，从而坚持全球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其次，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导向势必要求制度与机制设计的超国家导向，也就是说要突破现有国际机制仅仅立足于国家的陈规与习惯，着眼于全球性事务与关系的制度设计，以克服当下全球治理中制度不适应的现状。与此同时必须明确，全球治理坚持全球主义的价值导向，并不否认和回避国家的现实作用。全球治理反对回归于传统的国家中心、国家主导，主张多元行为体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但也深知，最有能力和实力推进全球治理的的确是国家。因此，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正是国家的现实重要性，以及国家乃至国家间关系与事务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比重，使得我们有理由说，全球治理离不开国家主义。对于不同国家，由于发展阶段、历史传统的差异，更需要在确立人类共存共赢的全球主义的同时，通过对话与协商，采取有区别的、可行的政策推行全球治理。

由此可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实施全球治理的理性选择。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在理论上站在全球主义的制高点，认清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区别；但在实践上，在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立足国家主义的现实，努力寻求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平衡。

其二，倡导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反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至今为止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信奉与遵循的原则与理念。其依据首先来自于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即认为国家像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本性，不可改变。其次来自于现实主义的权力与利益观，即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追逐权力及其由权力规定的利益，这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必然是追逐权力与利益，这也是无法超越的本性与现实。显然，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思维与理念。国家主义坚持国家中心、国家本位、认为国家的至上性、国家利益的神圣性、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学说与理念，对内将国家凌驾于个人的权利、利益和要求之上，对外则习惯于以对抗性思维处理国际事务，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当今世界，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使得国家主义的思维与理念受到质疑与挑战，片面追求一国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为不可能。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协商、对话，甚至妥协、让步才能解决，共存共赢已成为时代的新理念与新选择。在这种文明转型与世界转型的背景下，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应该进行反思。需要倡导的是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在有效维护本国合理利益的同时，寻求人类共同利益。这正是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应倡导和引领的理念。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不言而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管理水平、社会成熟程度、法治状况等诸多方面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长期定位，这一定位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深化国内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我国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特别是经济总量上的快速增长，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今世界的经济事务与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政治社会事务也日益要求中国发出更多的声音。因此，中国身份的定位必然是两种身份的兼顾与并存，不可能也不应该片面强调任何一种，尤其是不能用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来替代或忽视新兴大国的定位。从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来看，承认并更好地诠释我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权利与责任，避免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实用主义地选择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定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着力点定位

有了明确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支撑、理念选择与身份定位后，具体的参与对策与行动就是要找好、找准着力点。如前所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偏重于全球经济治理，偏重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则显得不足。如何改变这一境况？加大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力度无疑是一种好的选择、好的路径、好的着力点。理由在于，全球治理的落实与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多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有效管理及合理使用。因为，当前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管理与使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同时，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也承载着国际社会的更多期待，突出表现为国际社会上“中国责任论”的呼声。所以，无论从改变全球治理失灵，推进全球治理深入，还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化解某些疑惑与不满角度而言，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物品，更积极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管理与使用，使其更公正、合理、有效，都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最佳选择和着力点。

我们应当承认，在物质层面，我们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虽然增速较快，但总量小、担负率偏低，似与GDP的高速增长不够匹配；在制度和理念层面上，我们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识不够自觉，能力更为欠缺。因此，从全球公共物品着手，展现中国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意愿与实际行动，就意味着我们要增强自信和责任意识，从物质、制度、理念三个方面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同时，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崛起中中国的文明形象，而且还能够引领整个国际社会理念的变革，让全人类在共存共赢、共同繁荣的转型中受益。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北京，100088）

全球治理篇3

除传统国际治理议题之外，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民众不满与社会动荡的国际传染等问题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发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啸引起的核泄漏，就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生了重大冲击。“茉莉花革命”从突尼斯吹起并席卷西亚、北非，引起全球恐慌，曾令国际油价20日之内飙涨20%。“99%的普通大众反对1%的人贪婪和腐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从纽约一度蔓延至全球数十个国家近千座城市。

乱极思治。无论是直面经济增长乏力、巨额债务不可持续的发达经济体，还是高度依赖于发达市场、因而可能被其经济衰退或政策溢出最终殃及的新兴经济体，都有强烈的意愿，通过改革旧有经济治理机制和创造新的国际公共产品，来改善国际社会应对危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全球善治。

有待解决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第二类是重大但不紧迫的问题，第三类是无关全局但紧迫的问题，第四类是无关全局并且也不紧迫的问题。针对每类问题，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理手段和机制加以应对。

对第一类问题，需要紧急调动不同层次和不同功能的国际治理机制做出综合的快速反应，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当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类问题之一。短期来看，如果欧债危机得不到遏止，不但欧洲经济体自身将深受其害，出口依赖于欧洲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同样会受到牵连。更严重的是，考虑到欧洲银行业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的国债风险敞口较大，债务危机可能演变为银行危机。由于欧洲银行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如果欧洲的银行体系崩溃，又会影响到全球的银行业，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全球性的、功能性的，还是区域和跨区域国际治理平台，理应高度关注欧债危机，加强协作并积极采取行动。在解决这类问题时，要充分发挥全球性治理平台的核心作用，同时需要区域及跨区域治理机构的协助与配合，争取在短时间内解决或缓解问题。

第二类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容易因缺乏压力而被延误，二是一旦出现前述情况，这类问题很可能转换为或衍生出第一类问题。这类问题较多，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碳减排及气候变化问题、减贫和发展援助问题、贫富差距、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WTO多哈回合谈判等。“占领华尔街”这类和平示威的全球蔓延就属于第二类问题。其背后反映出的阶层对立与社会失范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可能随之尖锐化，以致难以收拾。如果在问题不那么紧迫的阶段缺乏有效的治理安排，这些问题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冲击。应对此类问题，需要治理机制中包含定期的或常规的、具备一定约束力的监测、预警和纠正机制。通过持续的努力，控制和舒缓风险，避免问题的积累。

治理第三类问题，需要区域或跨区域机制的高效运作。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因为影响面的扩大而转变为第一类问题。当欧债危机还只是希腊债务危机之时，如果区域层面能够给予及时果断的救助，而不是因为“认为希腊经济体系小，发生债务危机影响也不会扩大”而忽视，后果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第四类问题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国际治理的大敌。因为这类问题层出不穷、且相对容易解决和取得“成果”，结果可能使治理者将大量的精力浪费到不痛不痒的鸡毛蒜皮之事上，在繁多、冗长而毫无效果的会议、倡议、磋商、参观中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反倒忽视了在全球及区域层面上真正需要治理的那些重大或紧迫的问题。例如，“金砖国家”合作的主要意义，是在G20等国际治理平台上与发达经济体博弈时，能够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先行达成政策协调。因此，其议题应当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具备共同利益、但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分歧的领域。而将合作社、卫生等问题放到这个机制下谈，尽管能够达成不少共识，但多少有些偏离主题。

全球治理篇4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公共问题 全球治理 主权国家

1985年，T莱维率先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以形容此前国际经济巨大变化及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投资、消费领域的扩张。其低级形式是国际化或区域化，表明经济打破国界，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高级形式是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派生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是“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扩张，以及金融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所起的主导作用使然”。全球化的确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普及，又包含着风险和挑战，使人类面临大量全球公共问题的制约和困扰。

一、全球公共问题的涌现与全球治理的提出

所谓全球公共问题是指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管辖权能之外的共同问题。全球公共问题不是单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多个国家甚至全球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实际上，公共问题历来有之，自有国家间关系以来，诸如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繁荣之类的公共问题就一直存在。如今，在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公共问题在规模与范畴上，都已从早期国际关系高政治领域中的安全问题扩展到包括低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和发展问题。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跨国犯罪、全球安全等等，基本都是二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现象。

而治理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迫切性，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交往过程中涌现的大量全球公共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客观上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问题，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能否以及如何采取行动，达成协议并实施这些协议，完成对公共问题进行全球治理已成为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于治理的概念，1992年，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这本经典著作中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治理与统治在概念上不同，这种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目标本身可能来自法律的和正式规定的责任，也可能并非如此，而且不需依靠警察力量来迫使人们服从。治理是一种比统治更宽泛的现象。而且统治只存在于界限清晰的领域，而治理则与世界秩序不可分，而且不限于单一领域。基欧汉和奈在为《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治理就是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和制度来指导和限制一个集团的集体行为。”而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则把全球治理定义为“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每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互相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

尽管各种解释并不相同，但是治理概念无非涉及三个核心的部分：第一，治理的对象是全球公共问题。第二，治理的过程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第三，各个相关主体能否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达成治理所必需的国际制度。

二、全球治理中主权国家面临的困境

治理的对象是全球公共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谁在全球治理中占主导地位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有人看重跨国公司、公民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而在国际社会中，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政府，这就使得没有公共权威机构的国际社会中的公共问题治理，远比有公共权威机构的国内社会中的公共问题治理更为困难。由于公共物品的不可分割性与国家主权排他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主权国家在面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时显得乏力，主权国家之外的其他公共行为主体的参与对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借此提出了挑战。

1.全球公共问题的不可分割性与主权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

全球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不论行为者是否为公共问题承担责任，其都享受公共问题对自己造成的消极或者积极影响。而另一方面，传统国际关系是完全建立在排他的主权理论基础上的，即“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主权理念赋予国家几乎绝对的行动权利，主权国家之间没有一个权威实体能够承载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价值分配功能。各种带有公共性议题的解决最终都要回归到主权国家的逻辑和框架下，而主权国家构造的国际结构，恰恰难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有力的回应。这就造成了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与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在使各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让渡部分主权成为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不可避免的选择。于是国家“主权正在消融，国家难以发挥其传统的功能，全球性因素在日渐损害政府做出的所有决定”的说法开始展露，而且，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对国家解决跨国界的能力也提出了质疑。

2.国际组织治理的加强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削弱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治理的加强与日益增多使得全球治理对国家主权有一定的削弱。大量涌现的国际组织和他们作用的不断增强，使民族国家的权力出现了流失。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国际组织已增至5000多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300多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则高达4600多个。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际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功能日益明显，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初，联合国只是一个单纯国际性的协调组织，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对民族国家和地区发挥调查、仲裁、干预、维和等功能的国际权威和执行中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已突破了不介入政治事务的限制。因而，总的来看，尽管国家在自己的疆域内仍拥有至上的主权，但随着国际组织不断扩展的管辖权与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治理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削弱。

3.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主权独立性的侵蚀

所谓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即是全球性的民间社会，它主要由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网络和公民运动等组成。它的兴起是全球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直接结果。莱思特萨拉蒙曾认为，公民社会于20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是一场全球性组织结构的革命，其重要性同一个世纪以前民族国家的崛起一样重要。随着公民社会日益壮大，它在众多发面发挥着自己的独特功能：努力促进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并进行合作治理，主张共同治理；关注和监督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引导治理方式的变革；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政策法规的修订；影响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规则等等。因此，有人认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不仅仅是引起了全球治理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它己经分享着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

三、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

尽管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无可否认，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1.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具有明显的不足

20世纪以来，尽管国际组织已成为国际关系中非常活跃的一个行为体，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不足，难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公共权威的垄断上，国际组织不具有主权国家那样排他性的公共权力，也不拥有暴力和警察机关；从财政能力上看，国际组织依靠成员国的会费和其他捐款，它们是非营利的机构，而国家则垄断特定领土上的税收权。国际组织在能力上与国家相比有很多差别，这严重影响了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而对于政府间组织，虽然它己经成为国际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但性质上它是从属于国家的，它的职能、纲领、原则、目标、意识形态取向，都是由各国政府来规定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它并没有管理公共事务的使命，盈利是它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它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它只属于部门的性质而不具有国际性。因而，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和政府作用的终结。尽管国家和政府不能涵盖社会的全部政治领域。但是，在对“资源和价值观的权威性分配”上，国家依然占据着绝对地位，这种角色恰恰是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等所不可比拟的。

2.国家主权影响全球治理的权威与实现

国家主权依然是民族国家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有力武器。目前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具有不均衡性的特点，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的地位不同，获得的利益也不等，发达国家经常以以全球治理的名义操纵国际组织，干预不发达国家的内政，不发达国家则借机利用“国家主权”进行抵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就使得许多诸如惩罚侵略、打击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保护生态环境等国际社会公认的共同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众所周知，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础，也是国际法保护的对象，在没有取得主权国家谅解的情况下，国际法很难为全球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只要主权国家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理由，或以国际法加以抵制，全球治理就会因合法性基础的缺乏而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发挥主权国家的主导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3.主权国家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凸显，面对诸如环境生态问题、人口膨胀、贫富差距、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和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难题，一个国家难以单独解决。而这些问题也不单单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难题。同时，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只有加强多元行为体间的合作，实施全球治理，才可根治这些毒瘤。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动在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显示出解决问题的基础性与灵活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只能作为国家作用的一种补充，既不能完全取代国家的作用，也不能占据主导。主权国家因其强大的实力及合法性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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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

全球治理篇5

[摘要]全球治理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一直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所造成的，正是这种理念使得国家采取孤立式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对待全球治理，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通过分析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变迁，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发展观以、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要解决全球治理困境，就必须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就需要国家放弃“国家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4-0047-09

对于世界来说，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全球收益，还造成了数量众多且日趋严重的全球危机。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危机的方式提出已有一段时间，然而至今为止，仍未能有效地解决全球危机，甚至出现了某种困境。因此，破解全球治理的困境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一、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其原因

要分析全球治理困境，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托尼・麦克格鲁则认为，“多层全球治理指的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面中公共权威与私人机构之间一种逐渐演进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的或跨国的规范、原则、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

中国学者给出的定义是，“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另一种定义则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

分析东西方学者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全球治理的目的应是解决以全球危机为代表的公共问题；全球治理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全球治理的方式应是合作式的。因此，全球治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在全球层次上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来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也即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

显然，探讨全球治理存在的困境，就需要从集体行动的角度认识如下两个事实：第一，集体行动实现的首要条件是关系方愿意以协调而不是冲突的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同时合作应有关系方能参与进来的通道。也就是说，只有各方同意且能够参与到合作的框架中，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关系方没有畅通的途径参与进来，或者不愿意参与进来，那么集体行动就会由于主体的缺失而导致失败。第二，集体行动实现的保证是公共物品能够达到充分的供给，如果关系方不能或者不愿供给充分的公共物品，反而采取“搭便车”的行为，那么集体行动就会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而导致失败。

如果以上述两个标准分析当今的全球治理，那么很明显，当今全球治理所存在的根本性困境就是参与的赤字和责任的赤字。就参与赤字来说，一方面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的渠道；另一方面，许多行为体也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愿望。就责任赤字来说，在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实体来调节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和使用的情况下，对于诸多紧迫的问题，许多行为体往往采取免费搭车而不是寻求持久的集体解决的行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呢?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则强调主要原因还在于全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①依然持有着“国家中心主义”的理念。也就是说，在当下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变全球治理中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的着力点是改变国家所信奉与遵守的“国家中心主义”理念。

所谓“国家中心主义”，是指以与边界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而将本国与他国以及其他行为体的关系视为“我者”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国家中心主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上的扩大化。这种思维方式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视为“冲突式的”或是“竞争式的”，认为“我者”的存在不以“他者”的存在为基础。

持有“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国家面对全球治理问题时，经常采取孤立式的或趋利避害式的行为。

其一，孤立式的应对行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使得一些国家认为，当代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剥削的全球化。“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资本主义在空间进行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全球化既是这一空间扩展的表现，而且并且首先是一个改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的过程”。全球化并没有使得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变化，反而有固化该秩序的作用，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全球治理，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企图控制世界、合理化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活动罢了。因此，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就必须拒绝融入全球化，拒绝参加当今的全球治理活动。正是这种孤立式的行为，使得国家一方面拒绝国际对话和国际合作，不能为需要各种行为体通力合作的全球问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发生在本国境内的全球问题不能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全球合作，导致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造成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其二，趋利避害式的应对行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同样会使一些国家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得国际无政府状态发生改变，追求权力与利益依然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力，而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只是表示了彼此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断加强而已。“全球化不但没有传播和平，而且似乎在滋生冲突和怨恨。”所谓全球治理，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新手段而已。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要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国家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竞争平台上趋利避害，争取有利的位置。正是这种趋利避害式的行为，导致了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对于需要齐心协力解决的全球问题，国家往往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从而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这种行为还会加剧行为体间的不信任，一些本可以通过对话、沟

通来解决的全球问题也会由于彼此间的猜忌无果而终。

不难看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让国家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国界范围之内，将全球治理仅仅看作不同行为体之间进行冲突或竞争的新方式而已。正是这种理念，使得国家的全球共同体意识缺失，导致全球治理困境的出现。正如吉尔平所言：“无论是国家层次的还是国际层次的治理，都要建立在共同的信仰、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共有认同的基础之上。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没有一个全球公民文化，也很少有能团结全世界人民在一起的共同价值观。人们的认同和忠诚依然限定在国家甚至地方、种族和民族层次。”

二、传统政治发展观与国家中心主义

“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体现在国家观念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即表现为国家坚持的传统政治发展观。传统政治发展观认为国家的政治发展指国家政治系统不断演进的过程。国家要实现政治发展，就必须以“自我”为中心，一方面加强“自我”的能力，即通过不断健全自身的政治制度，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方式实现政治发展；另一方面在“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即通过审时度势，摆脱不利的国际环境，争取或重建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发展。传统政治发展观以、领土为界限将世界划分为“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方式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

传统政治发展观最早产生于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开始出现，经济的市场化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传统的信仰体系出现瓦解，人类的理性逐渐凸显出来。基于社会的现代化大变革，政治现代化也开始进行。国家的建立便是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表现。通过国家的建立，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逐渐得到解决，而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16世纪的欧洲大陆和17世纪的英国发轫的现代化运动需要新的权威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简单明了的观念本身。”

在国家建立的基础上，国家内部的政治改革随之进行，开始了政治权力机构功能的分化、政治参与权的扩大化等情形。而这种政治现代化进程也由西欧逐渐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以及北美地区，导致了这些地区国家纷纷建立。“政治现代化的含义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不被地方和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构中。”因此，在当时的政治发展观中，建立国家被认为是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

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观是具有绝对排他性的。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持内部各种活动不被其他国家干扰，而在国际层面上则实行与其他国家相互斗争、相互竞赛的方式防止他国入侵或以侵略的方式争夺各种资源，创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保证本国的发展。显然，在这种政治发展观中，国家有意将自身与其他国家区分为“我者”与“他者”。通过这种区分，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建构民众的政治认同。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殖民地纷纷摆脱殖民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由于东西方矛盾的日益尖锐，这些刚刚成立的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日渐引人注目。就这些国家自身来讲，其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变革期，亟需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以应对国内的各种矛盾；就西方国家来讲，则需要防止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化，以阻挡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

由于对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经济因素的不当认识，导致许多国家认为实现民主化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发展经济来达至。“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的现代化和分化，后者又会导致民主制的出现。因此，美国所要做的一切就只是提供经济援助和教育援助，提供新的通讯媒介，援助新的社会团体。而后民主制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对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讲，由于受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观的巨大影响，且掌权者大都是有过西方教育背景的政治精英，对于西方式的政治发展观情有独钟，从而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秉持的政治发展观即是：对外以领土、的独立自主为政治发展的目的，对内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为政治发展的目的。“可是逐渐地邻国相互了解了，结果便是世界上新的紧张局势。因此泛非主义的梦想已经转变为刚刚萌发的各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大陆上为确保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斗争中相互对抗。在东南亚，每一个国家都与邻国有某种边界冲突。”显然，这种政治发展观不仅导致了以、领土作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依据，同时还出现了以政治民主为标准将这些“他者”划分为“竞争者”与“敌人”的情形。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政治发展观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因为实现独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经济、扩大政治参与的方式并没有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反而由于经济、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政治危机频发，出现了政治衰朽的情形。通过分析，人们认为，出现政治衰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因此，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会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以政治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观，转而以构建强大政府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发展观，即采取“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主张强大政府的政治发展观事实上深化了国家的自主意识，通过强化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思想，激发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扩大政府的能力。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发展观同样是将自身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分为“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面对诸多的政治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从国际层面寻找原因。通过分析，他们认为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危机又进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因此，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出路在于变革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走非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这种反西方的政治发展观反对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政治傀儡，主张采取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政治发展道路。这种政治发展观将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作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关系，从而有意通过孤立的方式来摆脱“他者”对“我者”的剥削。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许多西方国家遭遇了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社会危机。诸多危机使得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发展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对工业化、新自由主义等理念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从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认识扩大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超越新自由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基于这种考虑，众多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政治发展观在国内层面上主张政府福利与市场经济共进、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发展道路。同时重视先进科学技术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将实行政治参与的网络化、政治决策的专业化等作为政治发展重要目标。在国际层面上则以政治的国际化为导向，不再拘泥于绝对的迷思，通过让渡部分的方式寻求国际合作，实现国家利益，进而解决本国政治发展中所面对的诸多问题。

这种政治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业化、经济全球化对一国政治发展所造成的压力，通过合作治理、让渡部分、扩展国际合作等方式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促进了国家的政治发展。然而这种政治发展观存在的问题是，在国内层面合作治理的效果依然并不十分明显，需要面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强大压力，从而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采取“以邻为壑”的行为方式；在国际层面上，通过让渡部分，建立了国家联盟、创造了国际制度，然而这种联盟与国际制度依然是扩大化的产物，因此依然会以冲突或竞争的眼光看待联盟或国际制度以外的“他者”，同时对属于自己权力范围以外的事务也倾向于采取冷漠或搭便车的态度。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政治发展观在政治发展的具体内容上存在着诸多不同，然而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将、领土作为考虑政治发展的基点，从而有意无意地以、领土为纬度把世界区分为“我者”和“他者”。这种政治发展观从17世纪的欧洲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当今局势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秉持着这种政治发展观。这种传统政治发展观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为“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盛行提供了土壤。

三、新政治发展观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超越

可见，要克服如今存在的全球治理困境，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更需要理念层面的转变，即需要改变“国家中心主义”理念。而改变“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最为重要的是消除其能够生存的土壤。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改变传统政治发展观。只有改变传统政治发展观中以、领土来划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思维逻辑，才能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导引下的政治发展观。

那么何种政治发展观才可以称得上新政治发展观?笔者认为新政治发展观应该是以“关系”而不是“个体”出发考虑政治系统演进的发展观。这种政治发展观不再将全球范围内的“他者”以利益冲突者或利益竞争者看待，而是将这些“他者”看作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新政治发展观眼中，这些“他者”已经变成了“我者”，是“我者”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会置疑国家选择新政治发展观的可能性，因为“个体”思维已经根深蒂固，要国家在短期内放弃这种思维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全球化的发展、洞察全球化发展中产生的新质，那么关于国家会选择新政治发展观的论断也就不再是天方夜谭。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无论你愿意与否，全球化的发展始终都在进行，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全球化――必须这样理解――是为一个奇特的周期性过程定的名称，推进这个过程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或者反对，或者拥护。”当今的全球化还是多层面的全球化，它不仅指经济的全球化，还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等诸多范围。由于当今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以及全球化发展的多层面性，使得今天的全球化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今的全球化凸显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已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相互依存的结构而谋求自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今天不同于以往之处，也是当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当今的全球化同样凸显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一再证明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存在，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今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

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为新政治发展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那么新政治发展观又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新政治发展观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大趋势的认识上，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这一认识主要指新政治发展观一定要建立在承认如下两点事实的基础上。

其一，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政治发展观必须承认相互依存的客观性。相互依存的客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整体性和对各国的结构制约性，势必要求开放，从而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具有了愈来愈多的跨国性、超领土性。于是，政治就不再是传统的国内政治，政治发展开始体现出全球的向度。此时判断一国政治发展的程度，除了考察政治制度、政治功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等指标外，还与其是否愿意开放本国政治、加强国际交流，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有关。只有重视国际因素，不拒斥全球化，才能实现一国的政治发展。“一个政治不开放，对国际社会抱有疑虑甚至敌意，排斥一切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的事物，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国家，绝不能妄言政治发展。”

其二，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政治发展观还必须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一个事实。这意味着新政治发展观必须认识到人类利益的存在，从而自觉地将国家利益捆绑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车轮之上，要认识到，“人类共同利益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利益，而民族、国家等群体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则是特殊意义上的共同利益”。这种政治发展观抛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眼光，代之以全球的视野观察国家的政治发展，一国的政治发展不再仅仅是自己的事，它还关涉到全球的发展状况，一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部分。

因此，新政治发展观是一种开放的发展观，它承认当今全球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认为只有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才能实现一国的发展；新政治发展观同样是一种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它认识到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于是在一国的政治发展中自觉地协调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共进。

显而易见，这种政治发展观会有效地促使国家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为富有成效的全球治理奠定基础。新政治发展观对于全球治理的促进，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政治发展观可以有效克服“国家中心

主义”理念下“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对抗关系，使其始终保持开放心态，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参与赤字。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发展，就必须自觉地融入全球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开放的政治发展观使得国家认识到，“要实现意愿中的国内政治目标，推行重大的政策纲领，解决国内危机，各国越来越需要坐到谈判桌上，与公共的或私人的，国内的或国外的各种组织进行磋商”。这种开放的政治发展观使得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不断参与、融入国际社会，进而克服全球治理中的参与赤字。这是因为，首先，国际交流的加强本身就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对话，才有可能为富有成效的合作奠定基础。一个对国际社会报有疑虑，排斥交流的国家，肯定不会与其他行为体达成共识，肯定不是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对于某些涉及全球性的国内问题，可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通过与各种国际行为体共同协作加以解决。由于这些国内问题所具有的全球属性，所以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国内问题，也即是参与到全球治理的活动中了。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是彰显这一理念的很好事例。从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起，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文献中，包括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新闻办涉外白皮书，都体现了这种理念。中国对于全球化不再一味地以拒斥者的角色来定位，而是以认同者、融入者的身份出现，认为要实现本国政治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开放的心态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紧密、合作不断深化，从而很好地促进了全球治理。

例如就核军控、裁军领域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形势的准确认识，中国的核军控、裁军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态度从对抗转变为开放、合作。在80年代，中国先后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等国际条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批准和加入了绝大多数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从1991年加入《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1992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到2005年加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中国共加入或批准11个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从1995年到2003年，中国先后制订了14项与防扩散有关的出口管制法规。通过这一系列行为，中国有效地防范了国际冲突，维护了世界和平。

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同样成绩斐然。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面对这一危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的开放性，采取积极、开放的应对政策，把扩内需、保增长与重民生、促和谐结合起来，把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结合起来。这些应对危机的政策成效明显，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回升，率先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亮点，鼓舞了全球市场的信心。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众多多边合作进程，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社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进而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二，新政治发展观可以有效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其具有责任意识，从而解决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赤字。由于放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一国的政治发展，新政治发展观使国家认识到了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性。通过协调人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新政治发展观会有效地克服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赤字。就政治发展模式而言，这种政治发展观会将一国的发展模式与人类利益联系起来，自觉地协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而言，持新政治发展观的国家会遵守、积极建设有益全球治理的制度，认为这些制度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促动力而不是束缚；就全球治理的主体而言，在坚持新政治发展观的国家，公民会持有多层次的公民身份，这种身份观念正是全球治理所需要的。

近年来，欧盟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多少体现了这一理念。欧盟国家一直坚持环境友好、高技术含量的发展道路，珍视平稳与均衡的价值与理念，也更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例如就能源政策而言，欧盟国家积极寻求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在核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研发上着力且收效甚大。有文章论述到，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的丹麦在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的成绩凸出，已经成为一个高效率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其中18％的总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30％的电能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一成就既来自于公共部门资助的研发、认证、测试、制定标准，私人部门的投资与创新，也来自于公民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共同体意识、责任意识的不断深化。

德国的政治发展观同样体现了责任意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历届政府十分注重实现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良性循环，一直不断地出台和完善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相关政策。德国《基本法》第22条就规定：“国家有责任在宪法秩序框架内，通过立法，借助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判决，保护子孙后代的自然生活基础，保护动物。”2002年，德国政府推出了题为《德国的前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着重强调责任意识，即注重当代人对后代人的责任，经济发展对社会、环境的责任，社会富裕阶层对贫困阶层的责任，以及国家发展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四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德国政府着重对能源和气候、原材料高效率使用、控制人口变化以及承担全球责任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德国政府重视责任意识的国家政策不仅实现了本国的良性发展，而且为众多全球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众多全球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姿态。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欧盟率先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计划，通过限定具体的排放量，欧盟已成为发达国家中减排的领跑者；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采用低碳的新型能源，并强调设计一种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抑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上来。欧盟国家的这些政策倾向，显然体现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负责任态度。

无论愿意与否，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发展，就必须选择适应全球化发展潮流的新政治发展观。同时，这种新政治发展观的逻辑可以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从而促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选择新政治发展观，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全球治理而言是双赢的。

四、结语

在全球化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世界各地时，国家并没有如某些极端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受到严重削弱，并将要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本文才认为全球治理中出现参与困境和责任困境是由于国家秉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造成的。由于传统政治发展观中蕴含着“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因此本文认为，从政治发展观的角度来讲，全球治理的达至，就需要国家放弃传统政治发展观，进而采取一种开放的、负责任的政治发展观。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提出新政治发展观并不是要否定、领土的重要性，而只是想指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因素不应成为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国家秉持开放、责任理念的保证。、领土的存在既可以在“国家中心主义”理念下阐释为是区别于“他者”而存在，也可以在开放、责任理念下阐释为正是因为“他者”的存在才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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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篇6

一、公共管理与全球公共事务

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产一般将公共事务分为四类（均为狭义视角）：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主要指国家立法、司法的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主要指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政府组织关于维护公共秩序和满足社会总体利益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指除上述“国家”、“政府”以外的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领域的公共事务等。四是国际公共事务，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等相关的国际性的公共事务。与之对应，公共管理包括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地席卷世界之际，上述国际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一方面，随着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跨国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激增，全球公共问题日趋广泛地涌现。另一方面，传统所谓的“国际”与“国内”事务的界域受到挑战，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经不再清晰，在军事安全、经济事务、环境等诸多领域内国内事务日益上升到跨国层次。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受其它国家行为的影响，参与选择的结果都部分地取决于其它参与者所作的选择，收益也部分地取决于其它成员的行为。

这类超越民族国家地理疆域的国际层面的公共事务一般被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事务，其研究往往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界所主导，对策亦是从高级政治领域内寻求。这类事务由于突破厂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在世界范围内又不存在一高级权威，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人们要么寄望于全球范围内统一的中央权威的形成如霸权政治，要么寄望于各国间的一纸契约而对违规者一筹莫展。各国政府以国家地理疆界为基础解决问题的狭隘个体理性模式导致全球问题的潜在恶化，全球公共利益经常不能够得到应有的维护。而且，将一切公共事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容易煽动不必要的狭隘的部落仇外情绪，使本可通过协商与妥协达成的集体行动化为泡影。因此，有必要在国际公共事务的研究中更多地采用公共管理的视角，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该更多地将这类公共事务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除了此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事务（即所谓国际公共事务）以外，新近为人们所重视的还有跨越不同国家部分辖区的公共事务。传统是将这类事务作为国际事务来处理的，管理过程中不必要的或并不受其影响的其它人也被包括进来，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效率低下。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要么无法针对不同公共物品的范围而根据公众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公共物品与服务，要么因为权力的疆域性而无法超出其管辖区域提供将外部效应有效地内在化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类全球范围内的公共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国际公共管理必须引入新的发展，以满足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概言之，目前已有政府组织及政府间组织均不能凭借现存力量有效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国际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与现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形成鲜明反差。“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所有这一切无不向我们表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国际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全球治理是国际公共管理的新发展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并于1992年发表了“治理与发展”的年度报告，随后，“始理”被广泛应用于众多的场合，近来在全球公共事务领域更是大行其道，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全球治理给予了不同的定义。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是：“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罗西瑞强调全球治理的规则性特点，认为，“全球治理可以被认为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及产生跨国影响的各层次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更加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的大量规则系统。

芬克尔斯坦认为，罗西瑞的定义几乎无所不包却什么也没有说明，他认为：“全球治理就是超越国界的关系，就是治理而没有。”他又说，“全球治理就是在国际上做政府在国内做的事。”这种定义显然无视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差别，削弱国家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论”只不过是西方自由理想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变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西方模式的世界秩序。o 塞纳克伦斯试图详尽地列举所有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活动。他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治理首先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议与惯例的产物。这涵盖了政府的规章制度，也包括非政府性机制，后者谋求以它们自己的手段实现它们的愿望、达到它们的目标。治理被视为由多数协议形成的一种规范系统。它可以在没有政府的正式授权和具体批准的情况下贯彻实施某些集体行动项目。各种政府间组织，以及由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推动的非正式调节程序也都包括在这种治理之内。所以，它既是各国参加的国际谈判的产物，也是由个人、团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混杂联合的结果产戴维·赫尔德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治理》也强调了全球范围的、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的治理。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给超出国家独立解决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这一定义较为简洁，但似乎过于笼统。此外，米·齐恩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1998年）和马·奥尔布劳的《告别民族国家》（1998年）也就全球化对国家统治的冲击和全球行为者的含义进行了探讨。

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学者们都强调了全球治理中政府并不垄断一切权威，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及合作、协商的运作方式，它或者被看作是一套规则体系或者被描述为一种活动。正因为全球治理活动涉及的范围十分宽广，详尽的列举显得过于累赘，而过于简单的描述却又不能反映出该活动所涵盖的丰富内容。我们认为，全球治理可以被看成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全球公民依照某种普遍认可的规则参与及管理各层次国际公共事务并形成新的得到认可的规则或制度，由此世界得以有序发展。这其中，政府组织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谁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主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主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全球治理理念表达了通过多方面、多层次谈判未解决全球公共领域问题的需求与愿望。在缺乏等级体制、缺乏强制性权威的国际社会领域，全球治理尤其适用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理解全球治理理念，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制作一比较辨析。

所谓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指“隐含的或明显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在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行为主体的期望以之为中心而聚集”。与全球治理一样，它也是指某种制度安排，并以此种制度安排来维持和调节跨国活动。其行为主体也不仅限于政府，而且，其运作亦可以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况下进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入全球治理的理念呢？

首先，国际规制各种制度在“国际关系的一个给定范围的集中”，是管理国际社会所有或几乎所有成员的多领域具体事务的广泛制度框架中一种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因此，国际规制强调的是某一单一或特定行为领域。而全球治理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行为领域。它指的是通行于规制空隙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次，国际规制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是规范行为的持久性安排。随着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社会实践逐渐惯例化，人们将某个领域内的惯例上升为具体的规则，就成为国际规制。它或多或少是正式建立起来的，而全球治理则不然，它侧重于关注权威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运作中必不可少的非正式的、非权威的方面。再次，尽管国际规制是人们突破传统“国家中心”范式而思考世界社会的努力，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摆脱这一范式的桂桔。国际规制强调了国际合作需要的制度建设，但参加制度制定和执行的政治行为主体依然是政府、政府部门等正式制度组织，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正式的权威机构来协调各国的行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没有被纳入国际规制的建立过程中。另外，国际规制还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全球政治正常运行的社会基础。全球治理则体现了在全球社会的研究中对国家中心范式的超越。它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国际关系研究由于长期局限于国家实力和正式制度而导致的目光短浅、狭隘的局面，为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

当然，国际规制与全球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有效的国际规制促成全球治理，国际规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基本的原则与规范。没有国际规制，国际合作就会非常困难，甚至无法进行。通过汇聚行为主体的预期，国际规制使世界社会的交往与合作有了一定的确定性与透明性。这样，各行为主体就可根据对对方行为可靠的预期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合理地期盼合作的收益。只有收益成为稳定的预期，国际社会的合作的冲动才会超过冲突的冲动。因此，国际规制提供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行为者学会调整其利益和信仰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改变着行为主体的认知和态度，并在必要时候提供了治理所必需的组织能力”。通过培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感，国际规制指导着全球治理过程中国家的行动。此外，通过国际规制而形成的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过程中最积极和最主动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实践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规制。国际规制的形成正是各个国家在某个领域相互博奕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形成和有效运行有赖于各行为主体的接受。随着全球治理实践的开展，在全球各个层次与各个不同领域，众多行为主体反复多次的行为使某一社会实践逐渐惯例化，而某个领域内的实践的惯例上升为具体的规则就形成了国际规制。国际规制的效应与其合法性密切相关，这种合法性可能来源于强迫的权威或是传统的观念或习惯，或是基于各行为主体的同意。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基于强迫权威的国际规制将日益失效，传统也将被置于公平的审判席上接受审判。全球治理通过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各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将是其主要运作方式。与这一运作方式不协调的国际规制将逐渐被淘汰，而新的规制将自发地逐渐形成。

通过以上对全球治理概念的辨析，我们认为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公共管理的新发展，它丰富了国际公共管理的内涵。这表现在： l、全球治理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对原有以国别为基础的模式的突破

全球化理念的核心特征在于，当下的诸多理论问题已不可能在民族国家的层面，即以单一国家和与其相关的国际关系为平台展开有效的研究，因此，这些问题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视野里予以考量开全球治理丰富了“国际公共事务”这一概念的内涵，因为跨越国界的公共事务不一定要求国家的介入与处理，它是跨越国界的，是“全球的”，但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即“国际的”）。全球治理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全球公共事务，即影响范围跨越民族国家地理疆界的事务。这类事务是多中心的、分散的。它并不分散于各个民族国家，而是以不同的事务为中心分散于全球不同地区、国家、地方或社群，小至一口井的使用，大到亚国家组织（如公共协会）的事务、跨国事务（如商业网络）、区域性事务（如欧盟事务）乃至超国家事务（如联合国事务）。这种多层次、多中心的全球公共事务的存在，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国内社会意义上的秩序，它无法由集中的行政机构通过颁布和强制实施的法令来完成，而只能通过自发的、非集中的全球治理来完成。单一的治理模式要么不可能——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的政治权威，要么太大——包括了不受影响的人，以致资源浪费及低效率，要么太小——无法将受到影响的整个公众包括在内从而有可能忽略某些利益。

全球治理正是一种针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地域性与层次性的国际公共管理模式。通过否认政府作为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威，它否定了科层制为国际公共管理的唯一组织模式，这使得国际公共事务的管理更为灵活，可随事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组织模式，充分将不同的受影响人群纳入到不同事务的治理之中。

2、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客观上要求国际公共事务管理以合作与协商的互动模式开展，全球治理理念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国际分工的深度、广度不断扩大，水平的不断提升，各国经济连结成了一个密切联动的有机整体，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领域不断扩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因全球性问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许多方面国内与国际的区分愈来愈淡化。许多国家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内问题的解决很多时候单纯依靠国内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有赖于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协调。这种相互边际效应的存在使各行为主体的逐利行为不得不被一种外在客观性所制约，即使是最弱小的国家也具有报复他国的能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在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以协商与合作作为主要方式，以强权为基础的行为必然遭到排斥甚至是报复。全球治理正是强调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通过确立相互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各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将是其主要运作方式。

3．国际社会民主化运动推动了以多主体为特征的全球治理的发展，这使国际事务的治理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活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日益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反抗与抵制，以独立自主、平等参与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化社会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追求。反对霸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新出现的小国家强烈要求在国际公共事务处理上考虑其利益与诉求，要求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各种议事日程中来。此外，各种国际组织及非政府性的跨国利益集团的空前发展，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大景观。它们的日益成长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且改变了国际社会以国家为中心的局面，在表达公民利益与需求、重新配置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除民族国家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外，世界各地公民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广泛深人参与及获得发言权甚至决策权的愿望，包括那些在全球问题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发达的地区或群体。全球治理正是要引入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企业、公民自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指出，“治理在世界层次上一直被主要视为政府间的关系。如今则必须看到它与非政府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市场有关。”

概言之，全球化在客观上挑战了传统以地理疆界为基础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并提出了有效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事务安排的要求。全球治理概念因为恰当地满足了以上多种要求而成为国际政治领域里一个颇为有用的术语。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治理给人们提供了一幅乐观的图景。

三、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希望

全球治理反映了从国家中心观的治理模式向社会中心观的治理模式的转型，表明人类的政治生活正从国家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形态转化。然而，迄今为止，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献尚未超越传统的思维框架，治理尚未成为解决新问题的特殊工具。许多学者发现，全球治理概念潜存着高度的虚构，“愈是认真对待治理的概念，它就愈显得空洞无物”。

玛丽一克劳德·斯莫茨则指出，全球治理的概念是要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的思想而主张具有多种组织、多个层次和决策当局的模式。问题是，这些多重、多变的结构中的多个成分能够自发地相互连接起来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同样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结果就能产生协调的行动计划，达到人类各种群体所希望的目标。恰恰相反，全球化愈是发展，各种群体就愈会按照自己的或基于现实或基于想象的特点，要求采取新的集体行动。

全球治理剥离了国家，但是，什么样的国际规章制度可取代弱化的国家？现有的国际调节机制似乎功能特别欠缺。区域性或国际性调节机制不足户由于全球社会执行机制的相对无效与软弱，很难相信全球治理能避免搭便车与不服从的问题。

此外，当前全球治理问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民主的赤字”问题。缺乏民主的信任被托尼·麦克格鲁视为全球治理体系核心存在的致命的缺陷户因为这个世界共同体存在着高度的非代表性，以及权力、影响、机会与资源的极度不平等。国际社会中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基础、行政手段和政治结构都不合格，甚至根本不存在。这无疑将限制这些国家及其人民在国际社会表达其特殊利益和要求的能力，从而削弱其对资源分配和价值表达、制定国际规则的参与及影响。弱小国家或没有治理传统的国家将比别的国家受到更多的局限，而发达国家或全球资本更有能力利用全球治理的机会，使其权力被嵌入到目前正在运作的制度以及世界秩序的体制之中。因此，全球治理中受到照料最多的将仍是最具有话语能力的公民，处于弱势而又不知如何联合起来的公民的利益可能会被忽略。苏长河认为，仅从传统的国内民主含义理解全球治理中的民主是不够的。在国际社会中，如果要谈民主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问：谁，是否合法，以及如何参与全球问题治理的决策过程？即使那些具备成熟国内民主体制的国家，也不能保证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立场和决策会如其在国内社会中的行为一样。更有人断言，“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层次上人人都有决策的发言权，根本就是乌托邦”。

全球公民社会即全球性的民间社会，主要由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网络和公民运动等组成，它构成全球治理的微观基础。全球治理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在国际社会是不会出现有效的治理的。治理不是世界政府或超国家权威执行的统治，而是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并且社会发挥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强大。“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由无限多样化的公民团体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其它同类组织一起，表达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参与分配资源和价值，制定国际规则，作出承诺和承担采取相应行动的责任。正是在公民社会的积极互动与参与之下，全球治理才得以依靠合作与协商的方式运作，全球治理才得以成为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的治理。

反过来，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实践又有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形成与全球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管理，突破民族国家及其体系的局限，提高民间社会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和平手段调节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以协调与合作代替冲突与暴力，以对话代替对抗，净化社会环境，保证全球经济发展需要的公正秩序严全球治理的实践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表现在：国家和政府权力的不断削弱导致个人通过集体行为发挥作用的潜能相应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广泛运用增强了个人的分析能力；全球问题日益深刻地给个人福利和财富带来直接的影响；公众聚合过程迅捷通达，个人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等产以合作协商方式运行的全球治理强调公民对国际公共事务的参与，而公民只有在不断地参与中才能不断地成熟和觉醒。

全球治理篇7

关键词：全球治理 研究综述 困境

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际形势剧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发生变化。当时国际社会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在1992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初步阐明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价值。实际上该理论在提出后的前十年内，基本属于沉寂状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作用，令学者们重拾这一理论，并且中国学者也不断对其进行解读。

首先，对全球治理内涵的界定是研究全球治理的基础。就目前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众说纷纭，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和一致的定义。俞可平教授在《全球治理引论》中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概言之，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公共管理方式。俞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全球治理的主体(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正式的国际组织，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全球的跨国性问题: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基本人权、跨国犯罪、国际经济等)、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者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凌驾于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水平之上的普世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蔡拓认为，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含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他指出“全球治理本身是一种权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和合法性不能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加以解释，它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1]

以上可以看做是对全球治理持肯定态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在全球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学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下国际形势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但是这一理论构想的社会太过理想化。唐贤兴认为“治理概念的提出和全球治理的时间，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赋予它‘革命性变革的评价’，未免过于天真。”、[2]“全球治理理论设计的国际社会太过理想化，一是忽视了强权政治对他人进行统治的残酷事实，而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排斥了国家作为主要调节者的作用。”[3]他还指出，“全球治理的种种理论不过是隐藏在理想主义外衣下的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和欧洲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的话语中暴露无遗。”[4]陈绍峰等认为全球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全球治理问题的兴起只是表明了国家间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这并不是全球治理的充分条件；行为体利益的分散性和现存体系的严重不对称性导致各行为体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同程度上对全球治理的抵制；国际权威的丧失；市民社会的孱弱等都是全球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的难题。”[5]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的定义和态度具有多样性，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过程中的国家地位和作用以及围绕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和全球合作上。然而，这些定义没能揭示出规则与制度的基础、影响治理模式类型的行为体、概念的演进属性等，定义不乏简单和模糊。[6]

近些年来国内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包含对价值的研究、环境治理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以及公共危机、法律、合作等方面的研究等等，在这里仅对前三方面进行代表观点的阐述。

张劲松教授从中西方价值的共存与冲突方面做了探讨。在共存方面，他从我国主流价值与西方多主体多重价值的共存、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价值观的共存、与跨国公司文化价值的共存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他指出全球化过程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加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价值观，并已成为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游戏规则。同时西方主流价值观中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价值观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因此在学习西方进步价值观的过程中，中西方主流价值观将有一个长期共存的过程。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和信息优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冲突方面，仍然是从国家、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三大全球治理的主体方面加以论证。在价值冲突方面作者认为，政治上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向资本主义做政治上的让步；经济上我国以弱势地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文化上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等都使这种冲突不断加剧。他提出确立全球共同价值观、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实现价值的互动的措施来消解价值观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孙辉在环境治理的困境方面作了研究。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阶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阶段（现阶段人类所处阶段）和未来共同体主义阶段。他认为目前环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当前国际环境的治理结构、技术的异化和环保科技的引进扩展、人口问题、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从国际社会无政府性质和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出发转嫁环境污染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分歧。他指出要树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建立“新的共同体”的新的环境伦理观念，使人类社会对待环境的根本理念发生变化，摆脱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在新的环境伦理观念的视野下，全球治理分三个阶段进行：环境伦理启蒙阶段、全球环境治理的国内阶段、最终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阶段。最后阶段中他提到，“‘具有共同利益的世界社会或者共同体’不再是‘一种理念、神话’而是世界真正成一个整体，形成人类共同利益观；各国把环境的全球治理作为本国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妥协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经济、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决定应该承担的责任；国际制度建设顺利发展、国际法成为调节各国环境国际治理行为的主要依据。”[7]

全球治理是一种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出现的世界秩序观。王丽娟认为，“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功能，在很多方面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向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让渡部分职能。即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步取代国家的部分职能或是丰富与调整民族国家的职能，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8]不可否认地，非政府组织确实是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鉴于其在立场上、信誉上以及自身关注的事件角度上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也面临着不少困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和中立性有待商榷、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资信度有待上升、非政府组织关注全球利益范围的狭隘性以及其监督机制的缺失。在参与治理的途径方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叶江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组织跨国活动是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是重要手段、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全球治理是有效方式。由于非政府组织采取的这些方法，加强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且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9]

综上所述，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也获得一定成果。但就其研究本身来说，深度和广度不够，视角和方法比较局限，范围和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扩展，很多具体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研究。例如，关于全球治理概念的研究，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的研究以及在寻求出路时的具体路径的研究等等。全球治理研究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地持之以恒和不懈努力。

注释：

[1]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1.

[2]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3]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4]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5]蓝剑平，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

[6]Eric K. Leonard , The Onse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HGATE,2005,p.167.

[7]孙辉：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当代世界，2010.3.

[8]王丽娟，刘忠平：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2009.5

[9]叶江，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J].国际观察，2008.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2]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1:94-106

[3]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26-30.

[4]蓝剑平.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70-74.

[5] Eric K.Leonard, The Onse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HGATE,2005,p.167.

[6]张劲松.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冲突及其消解[J].学海，2008.4:65-71.

[7] 孙辉.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当代世界，2010.3.：40-43.

[8]王丽娟，刘忠平.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2009.5:12-16.

全球治理篇8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全球治理 新自由主义理念 全球正义

2008年，一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目前，虽然距危机爆发已经过去5年，但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全球经济疲态依然困扰着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前景预期，同时还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复兴、地区性政治动荡频发、区域一体化力量受阻、跨国公民抗议运动活跃等一系列“反全球化”现象。在此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有“开倒车”的可能。一方面，全球治理不仅在实施层面陷入了困境，同时在理念层面也受到了众多诘难；但另一方面，动荡的时期往往孕育着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的萌生，全球化所面临的困境也呼唤全球治理的与时俱进。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1 治理理念之争

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治理模式已经失效。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为资本的权力松绑，使国家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妥协，使资本的权力进入治理的“自我规制”状态。当人类欢呼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效率与收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流动时，却刻意回避了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本身的“利润理性”，恰恰是这种对“利润”的追求使市场在治理层面对全球利益和共有价值缺乏最基本的理性。然而，也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出于对市场的过分信任所推行的过分“宽松化”操作，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使全球同食恶果。

在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治理的理念本质上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在治理主体“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的三个维度上，国家和社会处于普遍势衰的境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对国家来讲是不得以的痛苦选择。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源自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推动，主要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推广。因此，旧版本的全球化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霸权式的全球化”，本质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西方大国治理模式”，它有悖于全球治理对民主、自由、平等追求的初衷。并且，这种治理模式具有天生的逻辑缺陷：首先，随着西方大国的普遍相对衰落，当危机来临时，能力的局限性使它们难以负担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公共产品供给，转嫁危机成为政策首选，这就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共有利益基础，从而使全球治理发展受阻；其次，大国治理的模式往往在新自由主义稳定繁荣的时代可以有效运行，而当危机来临时，国家“规避风险，自我保存”的天性便显现出来，基于联系、协调、依存的治理便会遭遇尴尬，这也是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机以沉重的打击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理念下治理模式的失效，以“北京共识”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治理理念作为替代方案开始在全球治理中萌芽，以全球公民社会崛起为背景的制衡型力量以及以多元化、多层次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出现，是对原有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虽然新的治理理念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并且目前依然很难确定新的理念是否最终将替代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理念，但它“客观上形成了全球治理‘理念竞争’的局面，影响了现行国际治理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垄断’”。

2 治理主体之争

治理主体之争的核心是在探讨“由谁治理”。在罗西瑙所探讨的“分合并存”（fragmegration）的全球化世界中，世界事务可以通过一个二分体系进行治理，它被称为“世界政治的两个世界——其一是长期以来支配事件进程的国家及国家政府的国家间体系，其二是由新近作为拥有主体的竞争性权威源泉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其他集团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它们同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且不断相互作用”。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与基于大国政治基础上的传统统治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多元化和多层次。按照罗西瑙对于两个世界的划分，需要依次对两个层次进行探讨：一方面，国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因而全球治理的“国家主义范式”需要解决的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治理”与真正意义上涵盖更多国家、体现更加多元化价值的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正式的、非正式的全球组织力量的兴起，尤其是私人权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全球治理面临如何处理传统公共权威与私人权威之间的主体之争的问题。

（1）传统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争

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西方大国治理”实质上是二战结束后的“国家主义治理范式”的主要体现，它主要包括战后对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政治上对联合国的设计，乃至近年来多轮“气候谈判”所凸显的分歧和斗争。金融危机普遍削弱了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中心的G7集团，由G7集团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治理中无能为力，WTO也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裹足不前，一系列现象都证实了“西方大国治理”的失效。

另一方面，“金砖四国”、G20集团却在金融危机后展示出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以G20为例，其成员国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面对“西方大国治理”的失效，G20作为一套替代性方案成为“国家主义治理范式”的新路径。虽然G20目前依然主要停留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但随着治理的深化，正如G7在全球政治、环境等治理领域主导的“溢出效应”，G20的治理模式也将向全球治理的各个层面辐射。但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首先，G7对G20的接受源自危机动荡时期G7对危机治理的乏力，因此，对于这种多元国家治理模式，西方大国只希望它停留在功能层面，并不情愿放弃在原有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因此，G20发展的前景依然有待观察。其次，无论是G20还是“金砖四国”，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深，其内部结构的缺陷也将暴露得越充分，其改善内部治理的压力和动力也会更大”。

（2）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争

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体系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领土是国家存在的首要“容器”，但资本的跨界流动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使“去领土化”趋势凸显，国家无力在跨国空间中完全控制权威；另一方面，“权威”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概念，“认同”和“服从”所赋予的“合法性”使全球体系中的权力流散，权威碎片化，越来越多的私人权威在壮大中形成了罗西瑙所谓的“权威场域”（sphere of authority），接受来自民众的多元认同和忠诚。

这一“权威场域”猛增的局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阻，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一个有趣现象是，面对蔓延全球的危机，各权力中心和权威中心并未基于全球共有利益行事，反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在面临威胁时集体复兴。从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通过干预市场救市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后危机时代表现出“强国家”的势头，政府间机制网络无论在金融危机还是在气候谈判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面都重新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权威对私人权威治理空间的挤压使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新兴权威主体正在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尤其是由于金融寡头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被贴上“反派”的标签，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也被淡化，并成为被治理的客体；作为国家一社会“二元论”中的社会元素，强国家也正在挤压着公民社会的行为空间。众多NGO在组织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组织本身的“顽疾”，由于官僚化、决策机制不透明等一系列缺陷而饱受诟病。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精诚合作是全球治理倡议者的愿景，而现实中，国家面对权力流散并不甘心原本绝对化的权力被解体，宁愿看到非国家行为体在例如专家咨询、技术标准等功能性领域提供互补作用，而非权力分享。但面对后危机时代非国家治理主体的相对势弱，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非国家治理主体对实现全球治理意义重大，因为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符合全球化游戏规则的非国家中心主义政治范式，为未来全球秩序的构建展示了崭新的前景。

3 治理价值之争

从全球治理来看，对全球性价值的认可是全球规制能否确立的重要前提。因为全球性价值能够激发起世界各国人民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队伍中来，同时，还能在全球性价值这一共同的追求中就某些有争议的话题达成共识或取得谅解。总之，价值诉求是全球治理区别于统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全球治理相信终极的价值追求。

全球治理的价值诉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由和民主，公平与正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诉求代表的是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公共领域“民主赤字”的质疑。在现代民主体制的国家系统内部，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源于公民社会的“同意”，因此，公民社会的权力来自“授权”的权力、“选票”的权力。而当全球化的发展冲破了国家系统的限制，全球公共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再基于民主选举和民主运行时，跨国精英阶层就成为“自我授权”的管理者。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诉求代表的是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公共领域分配原则的质疑。“所有国家的人民，无论是生活在发达国家还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享有平等或者共同的权利，都有权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各项事务中被公正、平等地加以对待。”

这一对全球治理的价值诉求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基本愿景，而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全球治理更加重视“民主和自由”，因为它是新自由主义的内核。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2011年被称为“全球愤怒年”，从“阿拉伯之春”到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占领华尔街”，体现的是全球公民对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不满。“全球的生产能力已远远大于全球人口的消费能力，2008年的危机不是生产不足而是生产过剩，但人民的物质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一现象迫使人们开始思考，开始转变，开始以公平正义来挑战自由平等。因为自由平等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带来的就是不公平和不正义。”对“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诉求是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如何解决被全球化撕裂的国际社会，防止财富两极分化所引起的动荡继续发酵裂变，是全球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新问题出现的根源

1 全球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

根据罗西瑙对世界政治的两个世界划分，本文将全球体系的权力结构变革分为两个范畴。

第一个范畴是“长期以来支配事件进程的国家及国家政府的国家间体系”，它适用于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对国际结构的经典论述，即无政府状态是恒定的排列原则，国家是同质的单元，既然排列原则与单元特性恒定，那么国家问的能力分配才是解释国际体系结构变迁的核心变量。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源地，虽然美国目前的经济已稍见起色，但“财政悬崖”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利摩斯之剑”；而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沼，至今无暇他顾；日本则由于“3·11”地震所带来的阴影以及“逝去的20年”，经济前景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重心和权力重心开始“东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普遍崛起使国际结构中的能力分配出现位移，新兴国家不仅在探索金融危机解决之道的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动作，同时在政治、安全、环境等多层领域表现出参与和治理的热情。“在全球层面上，新兴大国群体主张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国家、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倡导公平、公正和合理三大原则，要求的重点是增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环境领域，他们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经济领域，它们倡导‘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和监管’的发展模式。”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革使新兴国家作为新的治理力量登上全球治理的舞台，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基础。

第二个范畴是“由新近作为拥有主体的竞争性权威源泉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其他集团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在这个“多元中心体系”中，沃尔兹所认定的恒定的单元结构要素出现转型：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国家的“国际化”进程，在国家将国际力量内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内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内化程度和表征，这体现了国家本身的“非同质性”特征；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壮大，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向全球政治的扩展，使得其他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或超国家主体也可以参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分配过程，一个全球维度的多元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虽然跨国公司在后危机时代的权威受到削弱，但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取向使它“具有反权威的性格。当然，它反权威的真实目的不是厌恶权威，而是要建构属于自己的权威”。同时，跨国空间巨大的“权力真空”也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权威”，这就使跨国公司可以在代表“不同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合作优势和盲区”的跨国空间中实现“革命性的篡位”。虽然全球公民社会在“强国家”的背景下受到挤压，但新技术对全球公民社会实现途径的改良使它依然处于“第五种权力”（theFifth Estate）的地位。因此，全球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同样也体现为权威在多元化治理主体间的重新共享与分配。

2 国家利益与全球共有利益之间的矛盾

全球治理的兴起源于学者对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问题应对之策的思考和探索。环境污染、气候问题、恐怖主义、网络、核扩散、传染病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共性在于任何国家都难举一国之力妥善解决，国家在全球化的普遍联系中发现自己很难以“孤岛”的形式存在，人类正在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依此逻辑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设想，在逻辑上先验地假定了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体会承认全球共有利益的存在。因为按照博弈论的推演，集体利益的实现有助于个体利益的达成。利益的依存性和危机的共同性要求人们“必须逐步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与凝聚力，逐步确立全球意识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原则，以超越国界的全球视角和全球合作去应付这一严重挑战”。在承认全球共有利益的基础上，它要求每一个国际行为者都要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将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融入全球整体的价值和利益之中，在致力于自己国家利益实现的同时还要关注全球整体的利益，要逐步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全球主义观念迈进。

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直接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有利益，按照逻辑的推演，理性的选择应当是在全球共有利益的基础上各国通力协作、共度难关。事实却与此相反，各国的“自我保存”成为第一应激反应，如何转嫁危机成为国家政策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现实的打击印证的是从全球问题到全球共有利益的推演过程中一个被忽略的逻辑环节——国家的长远预期与短视现实之间的矛盾，而国家利益与全球共有利益之间的固有矛盾便植根于此，即全球共有利益为国家提供的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是需要在经历长期多重博弈之后才可达成的远景；而国家利益却是一种现实性的考量，它可以在危机爆发后最短的时间内被评估和界定。并且，比起实现全球共有利益可能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维护“国家利益”的单边行为成本更低。更何况在众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与全球共有利益相契合。

3 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经济空前的繁荣，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物质迅速丰富的世界，一个充满效率的世界，它使一切生产资料的利用达到了效用最大化，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个人走向富裕。但是，跨国资本对国家的胜利带来的不仅是财富，同时也带来了财富的分配不均，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关注那些置身于跨国资本和全球生产链之外的“失败者”。

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消化生产过剩和两极分化产生的矛盾：一种是“正统的帝国主义”途径，另一种是二战之后一度盛行的凯恩斯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方面，被跨国资本和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相互依赖，已经基本不可能再通过武力的方式拓展领土和市场；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削弱了国家约束资本、重新分配财富的能力，跨国资本的运作模式和全球生产也使原本基于国家的财富分配方案失效。因此，原本束缚于国家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矛盾和危机沿着全球生产网络扩散至全球。“占世界2%的最富有人口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占全球10%的最富裕人口控制着全球85%的财富，而世界上大约一半处于底层的人口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需要说明的是，日益加深的全球两极分化并不局限于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它代表的是全人类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中心’和‘边缘’渐渐用来指社会阶层位置而不是地理位置，国际社会的富裕程度也逐渐有赖于边缘社会阶层，所谓边缘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是集中居住在某个地方。”

因此，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公平与正义”成为全球治理在后危机时代最核心的价值诉求。如果这种两极分化得不到有效治理，将使传统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转变为跨国精英与受到跨国资本和生产排斥的“失败者”之间的矛盾。

三、对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需求的几点思考

乌尔里希·贝克非常贴切地呈现了“市场-国家-社会”三个维度之间的联系，他说：“改变规则的世界内政的特征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失去边界。”全球治理寻求的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在复杂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如果按照“市场一国家一社会”的层次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划分，我们会发现，三个层次的不同理性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互补，从而达到全球治理的内在稳定和平衡。一方面，面对后危机时代非国家治理主体在“强国家”挤压下的疲态，必须坚定地推动以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治理，它们不仅能在功能领域更好地履行治理的责任，同时也是对国家主义治理模式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如何协调全球治理体系中“市场一国家一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将是全球治理顺利进行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中的“市场一国家一社会”三个层次应当遵循“金字塔式的构图”运行，处于权力金字塔顶部的依然是国家，其权力理性使它无疑是全球治理最有力的助推力，全球治理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前保持着蓬勃发展，主要归因于主导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认同和推动。同时，即使市场和社会力量已经形成众多的“权威场域”，但其实现治理的主要途径依然是影响国家政策偏好。即使全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很难想象没有国家支持的全球治理会继续进行。跨国公司的利润理性必须使处于金字塔中间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受到管制和监控，而非自由和放任，因此，来自金字塔顶端的国家的必要管制和来自金字塔底部的全球公民社会的监督是它们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发挥良性作用的关键。

全球治理金字塔模式的三个层次在后危机时代的运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依然处于中心地位

虽然全球化带来的权力流散使国家的绝对权力受到削弱，但“很难设想有任何政治实体可以与拥有共有风景、共有国家历史、文化、语言、旗帜以及货币的国家的情感纽带相竞争”，国家依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但是，在国家主义的治理模式中，“旧秩序的领导者和新兴国家需要‘同舟共济’，通过加强合作管控世界事务”。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认知培养和塑造全球利益共有的思维，克服国家利益至上的惯性思维是核心。同时，需要对旧秩序领导者所固化下来的治理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进行改革，如果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机制无法体现新兴国家崛起的利益诉求，那么全球治理本身便无法走出自身的困境。

2 市场力量应当受到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层制约和监控

市场力量不受约束酿成金融危机的苦果，使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瞬间成为众矢之的。但我们无法无视跨国公司近年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迅速成长和业已形成的“权威场域”。一方面，金融危机验证了它们可能是“麻烦制造者”，但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在市场、技术等专业领域成功地扮演了“专家”的角色，并且在众多功能性领域也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跨国公司在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皆宣告失败的诸如流行病这类全球问题的解决上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并制定了有效的方案。”在关系气候问题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中，为了协助执行委员会审查碳补偿项目，跨国公司凭借其拥有的专业技术优势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中立”的角色定位，获得了该机制项目审批和运行的审查权。

总之，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市场力量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层次，如何通过国家和社会两个层次的设计规避市场“利润理性”的非理性后果，是发挥市场力量治理优势的关键。

3 个人的解放成为实现全球正义的有效途径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公民社会超越了国家，一个全球领域的公民社会已见雏形。信息革命所缔造的虚拟空间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同时也推动了人与人之间信息的即时沟通和整合能力。曾经在世界政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力量在网络的世界中得以发出独立的声音，虚拟世界的公平通过联合的力量外溢，成为对现实世界公平价值的诉求。个人不仅可以作为互联网的“生产者”通过“上传”实现虚拟空间的自由，同时可以通过与潜在的真实盟友“分享”共同的理念，快速建立针对特定问题领域的全球公民联盟。在联盟中，曾经被忽略的个人力量团结成合力，通过庞大的社会资源和舆论压力在全球公共领域实践着全球公民社会民主的力量。直指全球两极分化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个人自发通过网络进行组织和协调的全球公民运动，它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却是“草根基层”个人力量的全球自发联合，在全球不同地方提出对公平和正义的相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