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范文

时间:2023-11-18 17:11:37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篇1

重视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是关系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三农”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农民问题,它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首先,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7.8亿在农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缓慢;乡镇企业正处于爬坡阶段,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难以较快提高;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外出务工不容乐观,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一些地方,由于认识上出现误区,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产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损害了农民的权益。加上农产品滞销、农民负担反弹,也影响了农民的利益。这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增收的问题,是推动农村城镇化、减少农民的问题。

其次,这是由我们的奋斗目标决定的。全面实现农村小康,最重要的还是组成社会最基本要素的人实现小康。在用于衡量全面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的各项指标中,像人民生活、人口素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只有绝大多数农民实现了全面小康,我们才能说农村实现了全面小康;只有农村实现了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实现农民致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

重视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实现农民致富,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目标。在现阶段,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当前,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农村大量劳动力闲置,农民负担过重,传统农业增收的空间越来越小,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面临严峻挑战等,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目标所面对的不容回避的现实难题。实现农民增收致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有适应新形势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

一是更新致富观念。应引导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积极增加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只要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给农民带来财富的途径、办法都可以付诸实践,以达到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二是优化农业结构。应按照区域化布局的要求,整合现有资源,增强本地特色,逐步形成大规模、高效益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通过调整农业结构,让农民与市场紧密相连。同时,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改善农业的投资环境,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三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应努力把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形成群体优势。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基本内涵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逐步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和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方式,通过规模经营使农民增收致富。

四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农民离土离乡务工,是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据统计,仅湖南省就有600万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经商,年收入达400多亿元。劳务经济已成为湖南经济新的增长点。当前,一方面要增强第二、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创造良好的务工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管理和服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五是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完善农业产业化利益机制的有效途径。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规模经济和效益经济,仅靠农民的个体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农民进入市场后,风险加大,组建为农民服务的市场网络体系,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和龙头企业连接在一起,有利于解决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发展机制问题,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保护农民利益是政府的责任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农民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个大背景下,农民融入市场经济的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利益还需得到进一步的实现和保护。其次,现阶段农民权益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交通设施、住房、村民自治、村务公开等基础设施和民益上。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虽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在一些地区仍不够完善。农村仍有一部分适龄儿童失学、辍学;一些农村医疗卫生设施仍然十分缺乏,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的交通、通讯设施未能配套完善。从农民民益上看,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保护农民利益和保障农民权益是相辅相成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农民就无法增收;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就没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解决农民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三农问题篇2

我国“三农”问题由不已久

在分析“三农”问题的存因时,理论界通行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才开始显现和日益突出,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三农”问题并非今日始,也不是到了现在才变得严重起来。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起就存在并延续至今的老问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53年,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就曾对农民的穷苦生活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在全国政协会上建言,强调要加强农村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使用了“九天之上”,“九天之下”等夸张语言,触怒了主席,结果被狠批一通后打成了“反动分子”。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三农”问题了。即使在党内讨论中,有高层领导探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是否过快时,也被批评是“小脚女人”,需要在背后“猛击一掌”,让其清醒。随后的化,全民大办钢铁,农业学大寨等运动高潮迭起,特别是连续十年之久的使农业面临崩溃的边沿,农民更是苦不堪言。在那个时代,农民每年都“少吃半年粮,少睡半年床”。遇到灾情甚至食不果腹。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几亿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几分薄地上,大量剩作劳动力即无进城打工的机会,也无下海经商的权利,甚至搞一点家庭副业,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一割再割。一句话,农民只能甘受穷。由此看来,那时的“三农”问题与现在比较并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那时从上到下就没有一个人提到“三农”问题呢?人们都说主席具有最朴素的农民感情,见到农民受苦受难就掉眼泪,为什么他也没有察觉?这除了当时党内外政治生活不正常,民主氛围较差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比较低,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很小。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果不考虑城乡差别只有0.22,而把城乡差别考虑在内也只有0.28。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这是一个收入绝对平均化的水平。再从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的恩格尔定律来看,虽然当时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处在67.7%的高位上,但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达到57.7%。这是一个除了填饱肚子,没有多少结余货币的低消费水平。既然大家的生活都一样贫困,甚至城里人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还要定量供应,凭票购买,谁会提出“三农”问题呢?

当前“三农”问题的集中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从2.5亿下降到3000万,而同一时期全球贫困人口却从8亿上升到了13亿。当十多年前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人挑起“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带有蛊惑性的争论时,我们不仅从理论上给予了科学地回答和驳斥,而且实践也证明,从1949―1998的50年内,中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粮食产量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在中国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一倍的惊人成绩。我们用只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的巨大潜力,证明中国有办法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如果从宏观上全面审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应当正视,中国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正成为“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集中表现。

首先,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在7%以上,但增速最快的是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在1979―1985的六年间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为15.2%。以后递增速度明显下降。自1985年起连续17年人均收入递增降为4%,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幅只有2%。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都在5%以上,“八五”时期达到8%。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现在的3.11。如果用货币来表示,1997―2002的五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长了2500多元。

第二、城乡税赋明显不合理

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仍然在向农业征税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根据测算,从1952―1990的38年间,中国农业共为工业化提供了9530亿元的建设资金。其中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流入工业部门的资金就有6990亿元。另一组数据表明,1950年―1978年,资金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年均净流出约为155亿元。上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急剧上升为每年约1400亿元。虽然90年代中后期有所递减,但是1990―1998年这一数字每年仍高达1500亿元。从农民负担的费税项目来看,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省市区平均下来有9大类98个收费项目。而不合法收费再加上“三乱”这一块,有的省多达200多项,平均起来不低于100项。2000年全国农民总负担为1779亿元,人均约200元,占到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的8.9%,若加上“三乱”这一块,则还要至少增加三个百分点。这与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0.58%相比要高出20倍。

第三、农民的劳动权利受到诸多限限制

劳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受到人为限制。首先,户籍制度把农民挡在城镇招干招工之外;其二,即使农民在城里找一份临时工作,也要付出昂贵的打工成本。据调查,一个四川农民到广东打工,如果属有组织的输出,必须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约需200余元。此外还须向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等约1000元,加上路费约需1400余元。有的用工单位还要求农民上岗前交付500―1000元不等的保证金,女民工还需交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加总起来至少要付出2000左右的打工成本,相当一个农民工一年打工所得的20―30%。其三,工资经常被拖欠,截止2003年底全国拖欠农民工资达1000亿元,经过中央和各地政府大力清欠,也只兑现了215亿,大部分还未兑现。此外,城市里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项目也将农民排除在外。在今天,当许多城市宣布“下岗”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时候,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正成为城市雇佣大军的“蓄水池”。

第四、农村的公共产品很少到位。

公共产品通常是指那些用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而又无法向这些社会成员收取费用的一种非排他性和非盈利性产品,如国防、警察、消防、环卫、路灯、市政建设和文化体育设施等。具体到农村来说,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属于准公共产品的项目。诸如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用水及排污系统、电讯网络等方面的设施都是非常有限的。目前我国尚有100万个左右紧迫要求和具有修路价值的村庄没有通公路;全国还有100个左右的县未能普及小学教育;全国90%的文盲即7600多万人在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村早已名存实亡,新的医疗制度尚在试点,即使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仅5%左右;北方严重缺水,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喝不到清洁卫生的饮用水;现代电讯网络对农村来说更是稀有之

物。

六大举措缓解“三农”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认为采取以下六大举措缓解“三农”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1.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社会发展。

在以往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主要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财政、金融、土地征用等渠道来拉大城乡差距。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了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利影响。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及时调整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统筹安排城乡社会发展,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互开放、相互促进、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2.减轻农民税赋,加大农业投入。

农民已为工业化进行了50年积累。在今天当工商业产值已占GDP85%时,只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50%的总劳动人口,任务已十分繁重,如果再向他们收取额外税费,那更是不堪其负了。在发达国家,不仅不向农民征税,而且还依法给农业以补贴。在欧美国家的财政预算中,用于农业的开发一般占总支出的20%―50%,美国农民的收入有有30―60%来自于政策补贴,欧盟农民“在慷慨大方的价格体系和补贴政策下,不管国际粮食市场如何风云变幻,农民都可以岿然不动”,“躺在政府怀里”享受生活。我们现在还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但对农民强烈反映的“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问题,应下狠决心砍一刀,彻底消灭“无底洞”。

3.发展非农产业,降低农民进城门槛。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农民的收入中,非农收入比重已开始不断上升。1999年非农纯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7%,它已成了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性产业和服务等第三产业,尽可能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

4.调整农业结构,推进规模经营。

我国农业人多地少。农民户均土地不足0.5公顷.经营规模与欧美发达国家比相差几十倍到几百倍。即使与人口稠密的日本、韩国比也不及它们的一半。全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其中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而且农民高度分散。目前我国尚有2.3亿户的分散小农户,地块细碎分割十分严重。四川雅安市永兴镇农民李承刚承包1.7亩地,分布在12个不同的位置,最小的一块只有0.02亩。这种超小规模的分散化经营,既不利于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也无任何规模效益。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劳动手段的推广应用,而且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成本高,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资料显示,我国的玉米、大豆、油菜单产比美国和加拿大低45―60%,人均生产粮食不到美国的1%,其国内价格要比国际市场价格平均高出10―50%。

5.切实保护耕地面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耕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源,直接或间接为农民提供40―60%的经济收入和60―80%的生活必须品,是经工业原料的主要源泉。耕地数量和质量下降,不仅影响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且会波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耕地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不可取代的作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的。

6.改革乡镇管理,精减乡镇机构。

三农问题篇3

关 键 词:三农 问题 工作研究

有幸参加今年河北省委组织的加强基层建设年驻村帮扶活动,这是我继1977年驻村学大寨和1986年驻村扶贫之后,又一次驻在村里与农民近距离的接触。在帮扶工作中,我与其他两名河北省农信联社的同志坚持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得益于省委重视和省联社支持,出于对农民的真挚情感,我们为村里办了修水泥路、电网改造、建村民广场等十多件实事,受到村民的认可和赞扬,所在工作组被评为省优秀驻村工作组。应当说今年是我近年来最接地气、最感充实、最有成就感、最难忘的一年。但是,荣誉和赞扬却加重了我驻村期间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担心和焦虑。这就是,虽然改革开放尤其是2003年起党中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扶持力度逐年加大,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三农事业已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但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当前农村出现了农民物质生活改善相对缓慢、农业再生产条件恶化、部分基层政权软弱涣散等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办法,我做了近一年时间的调研,经过了反复思考,现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体会,把我的所见、所思整理如下:

一、农民的焦虑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我高兴地看到,农民是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他们是我党执政的依据和坚实基础。农民感谢党帮他们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感谢改革开放和免征农业税为他们带来福祉,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村民,是绝不允许别人说共产党坏话的,即使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现象使他们看不惯甚至引起不满,但他们认为“共产党的‘经’是好的,只是让下边的‘和尚’给念歪了”。这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农民的主流意识。

但我也确实看到了在一些农民中目前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不满,看到了党的执政基础面临削弱的危险:

1.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相对缓慢。虽然国家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比仍由1985年的1.53︰1扩大到2011年的3.13︰1(《中国收入差距正迎来缩小的拐点》赖德胜 陈建伟 人民日报 2012年4月10日)。城镇居民和农民间收入和生活质量差距逐年拉大,日新月异的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架环路、城镇居民日渐增长的公共服务与日渐冷落、基础设施落后、较少得到公共服务的农村形成强烈反差。虽然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这些年已有很大提高,但是农民由于没有同步享受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被遗忘、不平衡的心理普遍存在。

2.新的“剪刀差”客观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提升幅度远远低于化肥、农药等工业品涨价幅度和对农民工、劳动派遣用工实行不平等工资福利待遇两个方面。我国有13亿人口,目前的城镇化率接近50%,但“目前中国城镇化如果按照户籍城镇化口径来计算,那么会下降1/3”(引自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东方网 2012年3月25日),这就是说我国目前仍大约有9亿农民。9亿农民为4亿城镇居民提供低价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促成了城镇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这就是新的“剪刀差”。由于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尚未形成,目前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虽然保护了农民利益,但尚不能反映真实生产成本,加上作为粮食市场主体的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很难做到敞开收购,不仅使得国家对流通环节的补贴远高于对农民的补贴,还富了一批倒买倒卖的中间商。

3.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对农民利益关注保护不够。由于信息渠道不畅,农民的诉求很难直接反映到决策层,使得农村本已薄弱不该撤并的机构撤并了不少,农民享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某些方面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少,出现了农村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买真货难。在我们与农民的交谈中,许多农民表现出了他们对过去村供销社、信用代办站、合作医疗点、村小学及当时经常驻村的农业技术服务人员的怀念。我个人认为这些机构的撤并应当讲都有其合理因素,但当时毕竟应当听一下农民的意见且不要操之过急搞一刀切。这些年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但是实惠农民并没有全部得到,比如对农机具和家电补贴后,不少农民在购买时遇到了质量下降或价格攀升的问题。

4.部分农民对建设新农村信心不足。家庭土地承包的红利已渐消失,一些村庄随着农田水利设施失修损毁,小农经济靠天吃饭、信息不畅、抗风险能力弱的弊端开始显现,加上种田不挣钱,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农村年轻一代“务农无地、上班无岗、进城无户、低保无份”,村里待不住、打工受歧视,大部分已常年不在家,处于农民工或流浪工的状态。

5.一些农民道德观念出现滑坡。与上世纪的驻村经历比,我有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现在一些农民表现出更多关心自家利益却很少关心集体或关爱他人,集体主义互帮互助观念十分淡薄。今年刚驻村时,已看不到过去村民欢迎上面来村干部的热情,他们普遍认为我们不可能住到村里,不可能为村里办什么实事,他们说:“十多年了,就没见过省干部能在村过夜的,乡干部来也就是待一会儿就走”。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为贫乏,除由过去的听广播变成看电视外,基本没有别的文化生活。“从土地承包后,村里就没开过全体村民会,也没组织过大家学习”村民如是说。先进思想文化在农村得不到广泛传播,封建、迷信、现象趁机抬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个别村民小偷小摸问题突出,玉米和蔬菜尚未完全成熟,村里的农民就抢着收回家,否则很可能全部丢失,为此,我们还专门为村里安装了11个摄像头和电子监控系统,这也算驻村期间所办的实事之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 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方面的论述,是我们解决一切农民问题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依据我个人的思考和理解,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确立农民是党和国家执政基础的地位。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张加磊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年第06期)。我国农民人口数量目前仍远超过城镇居民,且城镇居民大部分为解放后迁入的农民,农民理应成为国家主人,国家意志应体现农民的诉求。我个人不赞成把农民称作“弱势群体”,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其基本权利当然包括与城镇居民一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而不是救济和施舍的对象。确立起农民是党和国家执政基础的地位,是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理念达不到这个程度,就很有可能再次做出损害农民利益的决策或行动。

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体系。理顺农产品价格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应当利用当前互联网已高度发达的条件,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清除市场壁垒,利用市场来及时发现和校正农产品价格并反过来指导农业生产。国家应制定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通过建立工农业产品间合理的“平价”比例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应以瘠薄土地农产品生产成本为基础,否则不能解决土地撂荒问题;最低保护价还应逐步包括通货膨胀和缩小城镇与农村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否则在基数悬殊的情况下,同样或者农村略高的增长比例仍会使城镇居民与农民间生活差距越拉越大。从经济学角度看,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都小于1,农产品单方面提价有利于社会总供给,对社会总需求不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国家还应利用好wto关于农产品的“绿箱”、“篮箱”规定,继续加大对农民的补贴扶持,从多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

三是加快开放城镇户籍。农民进城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备条件,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因为农民进城而对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危害的。因为中国农民的情结在于故土难离,所以只要农产品价格能做到随着工业品和居民收入水平同步提高,就能够有效抑制农民盲目进城的冲动,就完全可以让农民自己选择是否进城,而没必要做指标、缴税年限等方面的限制。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在于解决好农民问题,最大的内需也在9亿农民,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快直至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并逐步做到进城农民可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住房、子女就学、养老医疗、社会救助和工资福利等保障权利,将会有力地拉动内需,并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充足劳动力资源,弥补因进入老龄社会而减少的“人口红利”,很可能会给我国经济提供一个长时间较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四是要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政治清明和干部敬业公正清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各级党政机关和涉农部门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引自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做到凡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多谋农民之利,多解农民之忧,解决好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主动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社会思潮。“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毛泽东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不能干什么只盯着钱、想什么都从自家利益出发,否则农村的和谐稳定、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均无从谈起。在农村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农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上,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乡镇党委、村党支部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二、农业基础薄弱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几年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确实在逐年增多,这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是籽种和种养方式带来的变化。籽种要感谢袁隆平等科学家,玉米、水稻、小麦等大宗农业作物由于种子革命,产量较上世纪八十年代翻了一番;种养方式变革的效果也十分明显,过去养一头猪到出栏需要八、九个月,而现在时间缩短了近一半。二是农民自身消费的减少。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农民自己吃的比过去要少得多,基于缺少人手和卫生安全等原因庭院养大牲畜及猪羊鸡兔已很少,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吃商品粮菜等原因,农民自身消费部分大幅缩减。

农业提供商品增多并不等于农产品产量有了大幅提升,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然是党和政府需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我所看到的是,目前农业基础薄弱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部分农村已表现得比较突出:

1.农田耕作粗放。我所驻的村有163户、655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近200人。由于农民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还当农民,村里绝大多数青年不愿也不会种地,所以在家务农的基本是老人和留守妇女。部分土地撂荒,有些土地不搞初耕复耕,积、送农家肥已很少见,大量使用化肥、除草剂、农药使得耕作浅层化、土壤毒素化、土地板结化问题已十分突出。如果没有新一轮种子革命很难想象产量会大幅提升,同时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也十分令人担忧。

2.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一些村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修建的水利设施因使用多年已经或接近报废,当年的灌渠、林网已大部分平做农田,土地缺乏蓄水保水能力,地下水位连年下降。老本已吃殆尽,新的尚未修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已影响到了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3.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同时承担着农村贫困人口生活保障的作用,所以国家规定家庭土地承包长期稳定不变。但30多年过去后新的矛盾出现了:死亡和迁走户口的人有地,新出生的一代农民没地;已外出打工的农民既不种地又不愿把土地转包出去,想种会种地的人却没地或缺地。土地利用率不高还表现在废弃闲置宅基地使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上,我所在的村目前废弃和闲置的宅基地已超过1/3,而且还在呈加速扩大趋势。从互联网上查,全国农村宅基地为16.8万平方公里折合2.52亿亩,这还不包括村内道路等占地。我国村庄建设长期缺乏规划和管理,已建房的地占就占了,新建房还在不断占用耕地,对农民过多宅基地占用过去曾搞过治理但收效甚微。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确保不低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迟早将被突破。

4.农业金融服务缺失。农业贷款存在点多面宽、额度小、频率高、运营费用高、受自然灾害影响大、缺少抵押物等不利因素。出于盈利最大化考虑,国有商业银行自改革以来已纷纷撤并在农村设立的网点,农村信用社也撤消了村一级代办机构,取消了乡一级机构的法人地位。目前金融“脱农”和“抽水机”趋势十分明显,使得农业生产较上世纪八十年代更难得到资金支持。

综合以上在投入劳力、资金、土地及生产条件等农业生产要素方面出现的问题,怎能不引起我们对农业发展前景的担忧。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人民温饱、经济繁荣、国家安全的根基产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为此,依据我本人的思考提以下建议:

一是要确立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导向。农业的出路和可持续发展在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机械化和科学种管,也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我国目前的家庭承包经营可称得上是世界最小的规模农业,小且分散的经营方式不支持社会化的大生产,限制了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名优品牌产品生产及其价格优势的形成,更无法应对国际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我认为需要同时解决好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即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开户籍限制和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因为,只有提高农产品价格,才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农村资源的重新整合,防止农民盲目进城;只有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农民进城落户,才能解除农民生活、养老等后顾之忧,减轻农村土地人口承载量,为农业规模经营奠定基础;只有实现了土地合理流转,才能扩大生产规模,实行机械化作业,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其中,土地流转包含着政治因素可谓是难题中的难题,毕竟中国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即所谓农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应当看到,我国现在已整体进入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城市可以大量吸纳农民的“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黄群慧 新华社 2012年2月28日),工业经济发展已经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如果仍一味地担心犹豫,反而会延误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家庭土地承包已延续30多年,我个人认为已到了应完善的时候,在放开户籍管理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迁徙、销户农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应当收回,年青一代在村务农的农民应当分到土地。新一轮土地承包应当将农村人口减少而闲出的耕地和宅基地由村集体集中起来,优先有偿承包给产业龙头企业或种田能手。要尽快建立土地流转市场,让市场发掘土地的真实价值。要提供优惠政策,引导农户组织起来以专业合作社的方式互帮互助,实现产、供、销的有机衔接,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二是要加强农业发展的科学规划。从大的方面看,哪些区域适合发展什么产业、适合种植什么品种、适合打造什么品牌?需要用科学的规划来引导农民;从小的方面说,灌区、林网、道路、村庄怎么建?都不是一个村自身能解决的,也应当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农业发展规划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千万不要搞成一个模式、一刀切,否则很可能出现既劳民伤财又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问题。比如对人口急剧下降很快就会消失的村,主要应当帮助农民解决面临的生活、生产困难,而不要帮助修建水泥硬化道路,否则还将增加未来恢复耕地的费用。

三是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由于农业自身存在弱质性,各国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必要扶持。我国对农业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由于欠账太多投入力度尚显不足。目前农业投入的体制、机制也存在问题,农民对资金的分配、使用过程知情不多,层层提取管理费、服务费以及屡见不鲜的截留挪用,使得一部分国家的农业投入真正用到村一级已是大打折扣,解决问题时杯水车薪。所以,除了需要增加农业投入,当前更需要尽快解决支农专款的拨付渠道和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凡是对村的农业投入,能直接与村民见面、能把项目款直接拨付到村、能让“村两委”参与选择施工队伍或自己组织施工、能接受全体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共同监督。为说明这件事情的必要,举一个我本人遇到的事例:按照省委要求,工作组所驻村今年要建成一个60平方米的合格卫生室,国家和省财政补助4.2万元,按照当地农民的建房标准基本够用,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在实施中,有关部门要求要由有资质的单位勘探、设计、预算、组织招投标、卫生部门认可的有资质施工单位组织施工,竣工决算要经权威部门审计,然后财政方予拨款。至于费用,县卫生局给出一个预算初步需要10万元,要求工作组或村民出5万元。几经反复最终是村自己找施工队建了卫生室,还垒了院墙、铺了砖路、建了花坛,共开支5.1万元。目前卫生室已顺利通过了市、县验收,财政补助资金尚没到位。让人不理解的是盖几间平房为什么程序要搞得这么复杂,如果是不如此不能保证质量,那么农村现在的房子还能住人吗?

四是要加快发展农业信息和农业科技。目前农民获得信息的来源很不充分,使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往往陷入价格上升时一哄而起、价格下降时一哄而散的轮回。打开互联网,推销致富项目的、兜售生长素之类产品的信息不少,但大多是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其中还不乏虚假诱骗成分。现在有必要成立一个站在农民角度的全国性协会组织,从事农业信息的采集、整理、沟通、、反馈工作,及时向农民提供权威公正的农业信息,以减少农民在决策上的失误。我国耕地有限,多种了蔬菜就要少种粮食,蔬菜多了就会降价,粮食少了就会涨价,所以从根本上看单纯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并不能为农民增加收入,农业增产增收主要还得靠农业科技发展和现代耕作技术的推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县级农业科技机构一部分由全额开支变为差补或自收自支,乡镇好多农业技术人员已改行他业,基层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普及的力度有所下降。希望国家能高度关注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加快完善适应农业产品和农业技术的产、学、研、实验、推广、普及为有机整体的农业科技体系,以求提高我国农产品产量、内含价值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是要成立专门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既要解决农业欠账问题,又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量的资金需求仅靠财政投入显然远远不够,绝大部分资金还需要金融部门来提供。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少、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不大,却大都设有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农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而我国严格讲目前还没有一家这样的金融机构。目前的金融改革过多强调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出现了金融业单一市场化取向和组织结构趋于雷同、经营模式趋于雷同、业绩考核趋于雷同的状况,各金融机构从农村资金市场“抽水”再流向收益有保证的大企业大项目,直接面对农业和农民的贷款普遍都在逐年下降。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缺失问题,陈薇同志和我曾经写文章,呼吁把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详见《加快推进面向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第35期『总第1076期 2011年9月9日),希望能引起关注。

三、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指乡镇和村两级党、政组织,是国家行使权力的末梢,是联系党和政府与农民间的桥梁。从整体看,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是尽职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 基层干部工资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分担事物杂、十分辛苦,总体上应当肯定。但不能否认“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引自十八大报告)的问题,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表现还是相对突出的。

先说一下乡镇政府面临的问题:

1.乡镇政府职能扭曲。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那时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征收农业税公粮和“三提五统”、组织和管理本乡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履行计划生育管理职能等,工作比较“实”。现在这些职能大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下管理计划生育一项,但目前大多数农民已不愿多生,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难度下降;新增加的职能主要有维护社会稳定和招商引资,但严格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应当主要属于公安派出所等政法部门工作,招商引资属于市场和企业行为,不能算乡镇政府真正应当承担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镇政府有七项职权,现在逐条看来真正能履行的不多。“实”的工作虽然少了,但由于县级机构越分越细,乡镇“虚”的工作却是越来越多,开会、应酬、接待、汇报、数字、报表以及完成各类文字材料已成为乡镇的重要工作。

2.乡镇机构残缺不全。我国绝大多数法律授予的执法权在县级及以上单位,乡镇政府执法本来就无法可依,所以机构也必然会残缺不全。从本世纪初开始,乡镇有执法收费权的站所已大部分陆续收回县级主管部门,但实际工作中乡镇政府却在缺少执法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越权执法的任务。

3.乡镇财政有名无实。乡镇财政没有自己的地方税种和税收分成,经费来源全部为县财政拨款,前几年为完成上级税收任务不乏空转、买税,又形成了隐性赤字。开支不小,财力不足,根本谈不上提供公共服务和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依我驻村所在乡为例,全乡干部73人,有22人属于财政全额工资,51人县财政只给每人每月540元的补助,公用经费少得可怜,但乡里几乎每天都需接待各方来客,还养了三辆小车,确实十分困难。

4.个别乡镇干部作风散漫。财政全额开支的乡镇干部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差额工资的挣得更少,一些乡镇干部就自己或让亲属另谋生计。县乡干部谋的生计中又有一部分与农业专款有了联系,加上县主管部门和乡镇因为经费不足有时也难免在农业专款中做些文章,就使得部分农业专款在使用时无论找有资质的单位企业也好、集中采购公开招标也罢,都只会增加造价而且降低质量。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上级对乡镇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和数不清“一票否决”高悬利剑,使得个别乡镇领导采取欺上压下的做法,用乡镇干部的话叫起到“防火墙”作用。在这面“防火墙”下,下级的真实情况上级了解不到或睁只眼闭只眼;上级的精神和要求也很难贯彻下去。垒“防火墙”的干部工作靠写、数字靠估、经验靠编、荣誉靠吹,其危害可谓大焉。

再说村级组织存在的问题:

1.村干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村干部补贴不多又基本没有上升的渠道;当干部时管事就难免会得罪人,得罪了人惹出了事,乡级一般撑不了腰,尤其是被得罪人上访到市、县,如果不是原则问题,村干部一般会“坐蜡”;在职时得罪人多了,退下来后上级不管、本村人责骂。所以一部分村干部认为没理由和必要去管事。

2.村里没钱办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绝大多数村的集体财产早已分光卖尽,原有村办企业或倒闭或卖给了个人,前些年村里办事主要靠向村民收取提留款。国家“费改税”取消村级提留后,提留转变成农业税附加,因为不再用村干部去收钱了,村财务也就上收到了乡镇,实行“村财乡管”。取消农业税后,留在乡镇的农业税附加又变为上级财政对村级的转移支付。这部分钱除给村干部个人补贴外有一部分被乡镇截留,多数村干部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笔应当属于村使用的资金。一些村庄即便想办点修路打井方面的实事好事,因为没钱也无法实施;

3.村级没有办事自主权。上级下来的专款很多需要农民“一事一议”自筹资金来进行配套,“一事一议”款从农民手里收齐后要把钱交到乡镇或县主管部门指定账户,由乡镇或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使用,至于怎么使用村干部和农民一般很少能够参与,却要承担资金使用和报账主体的责任。且往往交的钱不少办的事不好、受上累挨上骂、事倍而功半,使得一些村干部也没什么积极性去办事;

4.部分村干部没精力去管事。村干部一般都有承包土地,有的还或搞养殖、或种大棚、或开小卖部,自家活太多的自然没功夫打理村里工作。这些年又兴时企业家兼任村干部,想法是让其带领群众一同致富,而实际上其中一些企业家当村干部无非是为了自己和县、乡领导混个脸熟,以利于自己企业的发展,精力并不在村。

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部分村级组织确实作用发挥得不好,有些村说它瘫痪也不为过。

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目前的现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自然不能全怪乡村干部。但是,目前这种局面也确实成为农民对社会不满和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并认真加以解决。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正确把握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科学内涵。党对农村的领导是党运用自身极高的政治权威配给社会资源,引导农民实现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的过程。而党在农村的极高的政治权威来自于农民的信任和拥护、是农民赋予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认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实质上是党不断在农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进而实现对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变革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农民愿望的过程。其遵循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其基本方法,一条是宣传和发动农民,即通过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育农民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来凝聚农村社会力量;另一条是相信和依靠农民,即通过农民当家作主起来负责、监督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确保权为民所用。“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引自十八大报告)是党的根本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和生命,也是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永葆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青春的政治法宝。

二是要理清政府对农村社会管理的边界。一方面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落实好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要尽量缩减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接管控。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和农村社会自治机制的作用,重新梳理县级政府的职责,“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引自十八大报告)

三是要把村级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村级组织稳则农村社会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认为改变当前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现状需要多措并举,切实做到村级组织有职、有责、有权、有钱和村干部有理想、有精力、有能力、有保障:“村财乡管”不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应交权归村,国家对村级组织的转移支付、农业专款补贴应直接拨付到村;实行“一定三有”,在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确定任期目标和年度工作责任的同时,做到村干部在任有待遇、干好有希望、老年有保障;落实《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各项规定,实行村务公开,办事要符合村民意愿,工作要接受村民监督;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党员的质量和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教育党员群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热爱家乡建设新农村的美好前景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需特别提出的是,基于当前村级组织面临的问题,从县、乡选派优秀党员干部脱岗驻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我认为确实是个行之有效办法,一些地方已经实验并取得显著成效,建议有关部门在及时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制度,普遍推广;此外,从各级党委、政府抽调优秀干部组成驻村工作组对落后村帮扶,既是维护发展农民利益之所在、也是密切党和政府与农民群众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还是锻炼培养干部的育人工程,我认为很有必要,关键是要抓实并取得实效。

四是要减少农村的行政管理层次。我本人曾多年在县政府工作,下村扶贫时兼任过一年乡党委副书记,对乡镇有着深厚情感。撤销乡镇这一级政府是我最难说出口的一个建议,但是,既然目前乡镇政府既没有多少符合公共行政要求的职能,又不具备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能力,那么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适应信息时代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现代企业已普遍实行扁平化管理,其成功经验应当引入行政管理之中。现在农村的交通通讯已很发达,县级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部门办公网已普遍建立,现代化办公已进入机关,将乡镇政府承担的行政职能收归县级政府归口管理、扁平运作,应当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况且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实行“政不下县”、“王权止于县政”,外国也大都为三级行政管理,我国由目前的五级行政管理改为四级行政管理,应当说也未尝不可行。如果乡镇政府撤销,乡镇人大、乡级财政也应同时撤销;直接为“三农”服务的站所尤其是农业科技人员队伍应当保留和加强,并归口县有关部门管理。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现实需要看,乡镇党委不仅应当保留、在一定时期内还需加强,并加快实现其向“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引自十八大报告)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转变。实行县级行政扁平化管理,可以缩短决策层与农民之间距离,提高管理快速反应和行政效率,加快上下之间信息流速,增强对“三农”事业的服务和管理能力,抑制因行政繁苛可能带来的寻租行为,重新找回和增强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进而促进县级政府由大政府向强政府的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三农问题篇4

只有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难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的大趋势。

一、中国农村的现状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快速转变的过程之中,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事关改革的成败,事关中华民族的振兴。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增长过快,在我国有限的耕地上,农村人口明显过剩。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虽然在满足了城市、乡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潜在的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诸多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我国缺乏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对策的缘故,也有城市发展滞后、吸纳能力有限等诸多因素。但究其根本原因,是与我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的。

二、以农村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

城市化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乡村型社会形态,向一个现代工业体系为主体的城市型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城市化是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生产中逐渐解脱出来,从事商业、手工业、加工业和服务业。事实上,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的出现,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因。

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逐渐取代农村,成为人类居住、生活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一般来讲,城市化有两个基本特征。从量上来说,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农村人口下降;从质上来说,表现为农村中城市特质的增加,以及城市将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文化模式、教育方式等向农村地区传播、扩散。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建国以后,与工业现代化建设同时起步的。但是,长期以来,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更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并引发出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和乡村被严格区分开来,更谈不上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了。

在人为的控制城乡人口迁移政策实行30多年后,问题凸显出来。不仅在经济上,在文化理念和社会观念上,都同样的扩大了城乡差别,形成了形象鲜明的城里人、乡下人差别。而农村,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遏制和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这样,也就产生了目前要进行的农村城市化的必要性。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之路

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解决,在农民问题方面,主要是解决农民失业和农民盲目流动等问题;在农村问题方面,主要是解决环境、土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农业问题方面,主要是解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农业生产工业化等问题。

目前,许多走在改革前列的农村地区,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探索出了成功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走农村城市化之路;第二,从实际出发,结合政策自己制定、选择发展目标,制定合理、可行的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农业走多产业发展、产业化经营之路;第三,大力发展工业、副业,创办有发展前景的企业;第四,改造生活环境,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其成员的生活水平。

对于农场来说,其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都较农村地区雄厚,更具改革发展的条件,只要认准方向,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其城市化进程必将更快。

四、农村城市化的策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农村城市化策略:1.乡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发展农村副业,改善传统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集镇“市镇化”。完善设施不全的乡镇,增加商业、文化和娱乐设施,使之逐步具有小城镇的功能。3.农业现代化。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加快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谋求产业化经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挖掘农村发展潜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4.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比如,大力发展乡村邮电、通讯、金融、证券、商业、饮食、服务、旅游和娱乐等,以配合、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促进农区工业化。

第二,农村城市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1.企业管理体制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必须做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必须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保持决策的民主性、合法性。

2.注意避免盲目扩张,避免走粗放式发展之路。

3.长远规划,注意城市化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协调,避免盲目的“开发热、发展热”,以免造成资源的破坏和资金的浪费。

4.注意引导农村文化建设,增加教育投资力度,增加教育方面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5.尽快构建有利于农村城市化的制度框架,加快制度的改革和建设。

三农问题篇5

导致“三农”问题的原因

导致“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通货紧缩使得固有矛盾激化无疑是其原因之一。当农村 自给性程度高,而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不足时,农户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市场需 求和价格对农户家庭的实际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货币性支出负担具有刚性(譬如子女 教育费支出、农业税、生产资料成本),就构成农户的经济负担,在此条件下,通货紧缩则 直接影响了农户实际生活水平。

当商品化、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货币性收入所占农户收入比重增大时,农民收入与市 场价格的相关程度高,因而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大。据调查,农户自给性收入占25%,主要货 币性收入来源于农产品销售收入和务工所得,二者分别占到农户家庭总收入的2/3和1/3。因 而,经营性收入(从事农业的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构成了农户的基 本收入。种植业收入所占收入比重较大,通货紧缩造成农产品价格下降,因而导致农民增产 不增收。特别是粮棉主产区,由于收购价格下降,影响很大。2001年国内棉价降了1/3,棉 花主产区农民收入绝对减少。其次是非农产业收入,由于通货紧缩造成工业产量和城市就业 大量减少,因而使得大量进城农民工重新回流返乡,增加了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难度,同 时也减少了农户非农产业收入。因此,总需求减少、通货紧缩对于农民收入、对农村市场影 响不小,不仅使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对水平下降,也使得部分地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收入 减少。

通货膨胀会加速农村商品化、市场化,而通货紧缩则会强化农村自给性,“三农”问题 无疑是在后一种市场背景下提出的。通货紧缩影响城市居民消费,包括对农产品的消费。由 于城市居民收入中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比例(恩格尔系数)趋于减少,即使城镇居民收入水 平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也不会很大,在出口和城市消费都不景气条件下,农产 品收购价格因而不可能很高,直接影响了农业收入。由于农业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所 占比重大(全国平均为60%~70%),相应地减少了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

由于内需不足,造成通货紧缩;又由于通货紧缩,减少了内需。就农村市场来说,通货 紧缩具有双重不利性。农民收入不足,影响农村消费需求,而农村消费需求不足,使得农村 市场缩小,因而降低了专业化分工程度,进一步影响农民收入。农村市场逐步陷入这种恶性 循环的过程。1994年外需(外贸出口)增长势头最强,GDP增长率也最高,同时,农产品收 购价格和农村消费也增长最快,到1996年农民收入达到最高点,之后,则出现了“拐点”。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外需减少)造成GDP边际增长率下降和通货紧缩,以及受水灾和风灾影 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2000年期间农民收入边际增长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具有 扩大趋势。特别是面向城镇的公务员三次加薪,农民没有得到直接的、或间接的利益。农村 居民收入减少,具体表现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不快,甚至还有所下降上。从城乡消费 水平变化趋势来看,不仅绝对差距扩大了,而且相对的增长率也扩大了。农村市场出现了萎 缩与萧条。具体表现在农村消费和收入水平上,再现了令人堪忧的“停滞”状态。

那么, “三农”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背景下提出来的,又具有什么样的新特征呢? 实际上,“三农”问题业已构成了对内(即扩大内需)、对外(即国际竞争力)的双重压力 。

首先是WTO揭开了“三农”问题捂着的盖子。虽然我国农业的产量水平很高,但是,一 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规模过小,人均产出率低,从长期来看,必然影响到农村的生产力和农产 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小农经济要与大农场、规模化经营及其发达 的城市营销网络在国内市场上展开竞争,由此对于农民带来的不利性和对小农生产方式的破 坏性将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将是持续的、深远的,不仅表现在农副产品价格上,而且表 现在产品品质、质量,以及销售模式上。现在的情形是,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 市场价格,外国农产品准入对于国内农产品市场将产生巨大冲击。除了价格竞争外,还存在 着品质、质量和卫生标准等非价格竞争。这些都足以造成小农生产方式的生存危机。以集贸 市场为例,现有的集市贸易是较为低级的交易方式,即使能够监管交易中的某些环节,也无 法控制产地、销地,因而难以把握市场中交易产品的规格、品质,而外国农产品采取了超市 这种现代经营方式。新兴的大型超市可以做到定向收购、定向销售,能够全过程地保证产品 的规格与质量。而且,超市采取大规模采购,也极大地降低了销售成本,要比集市贸易中发 生的大量而分散的交易成本远低得多,因此,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将意味着大量而 分散的集市贸易将淘汰出局,而被超市所取代。

总起来说, “三农”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民生活状况确实有 所恶化,长期下去,必然会危害农业的基础地位,影响到社会稳定。二是城乡差别扩大,贫 富分化突出,导致农村市场需求疲软,与扩大内需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三,更重要的是农村 市场需求不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上不去,长此以往将会拖累城市化的后腿。

扩大农村市场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第一,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没有大力培育和开发农村市场,以至于造成农村市场需求不足 的矛盾。1978年以后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土地承包30年不改 变,再加上农业连年大丰收,农产品过剩,因此,农村改革中的问题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化 了。比如,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农村金融体制不健全、农民文盲半文盲比率过高、义务教育 未普及、乡村政权民主化等等,都成为遗留下来的“尾巴”。1986年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 转移到城市时,遇到了通货膨胀压力,财政压力剧增,使得沿海开放成为接下来改革的首选 目标,因而赋予了广东和四个特区许多特权。沿海得到了包括用地、税收以及政府服务方面 的许多承诺与优惠政策,因而给加工贸易、三资企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由于一味地满足于外需,最终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虽然农产品价格有所上升、农 民进城打工流向沿海的机会也增加了,但是,农村市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仍然是从属性的, 是与外向型需求增长紧密相联系的。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基础建设、房地产业的建筑 工、纺织缝纫工、城市环卫工等初级劳动工种,一旦外部需求减少,沿海地区减员,这部分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将首先受到冲击。由于城市下岗职工一时还来不及妥善安置,因而倾向于 排斥使用农民工。就业岗位的竞争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其次,东部沿海城镇 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很快,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已远远满足不了沿海城市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 求,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农村劳动力出路仍然得不到解决。虽然允许剩余劳动力流动到沿海和 城镇,但是,由于存在着地区差别和政策差别,解决的难度仍然不小。

第二,农村人多地少,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大,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太多的人耕作太少的 地”。解决这种问题是当务之急。据调查,按目前耕地面积计算,农村所需劳动力不到5000 万人,而实际就业人口是5亿人,如果这种小农生产方式不加以改变,土地生产效率就不可 能提高。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呢?这里面包含着两个主要环节:一是转移太多 的人,二是合并太分散的地。而且,二者必须同步进行,一边转移劳动力,一边改革土地所 有权制度。否则,太多的人没有了土地就会酿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何转移,一是就地消 化,办工业发展城镇。二是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是目前正在发生、并要着手进行的工作。 现在农民不愿放弃土地,主要是因为土地成为农民生活基本保障的手段,是他们生产资料( 生存需要)和生活资料(养老需要)。因此,如何保证农民离开土地以后有社会保障,就成 为土地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如果不彻底改革现有土地产权制度,而是变通地搞、变相地进 行,农民利益仍然得不到保证,仍然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

农民是最大的利益群体,体现着最主要的利害关系,因而也是最大的国情。农业要不要 保护?发达国家都在保护,中国也不应该例外,作为发展中国家、初级阶段的政府有此责任 。全球都是农业高保护,农业高保护、高补贴是国际惯例。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OECD国家 每年农业补贴达3000亿美元,美国虽然是大型农场耕作方式,但是也不例外,美国农民全年 收入是584亿美元,其中有250亿美元是政府各项补贴,补贴性收入占了将近一半。

首先,保护什么。是不是要保护落后?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改革滞后,例如没有提供 农村发展基金,没有提供农村发展的信息,没有提供完善的义务教育,使得他们的发展机会 减少了。因此,首先是必须增加农业投入。现在每年实际投入不超过200亿元,与大江大河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相比,投入规模太小。

其次,如何保护。直接补贴农产品不符合自由贸易原则,但是,WTO不干预间接补贴。 例如,对于农产品实行出口退税,像大宗农产品(如粮、棉)由原来的5%提高到13%,达 到了零关税,以此鼓励农产品出口,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技 推广、以工代赈,农村教育、支助失学儿童上学、电视覆盖网等等,都应由国家投资。

第三,搞活大宗农产品(如粮、棉、油)购销流通体制。特别是对于粮食、棉花主产区 ,更是十分重要。虽然统购统销保证粮食价格,但是,拖欠价款打白条现象时有发生。农民 之所以将粮棉卖给商贩,也是比较利益、选择利益的结果。另外,近年来粮食部门欠农业发 展银行的贷款逐年增加,长期下去,政府的信用危机也会浮现出来。

第四,采取措施解决乡村干部冗员过多,这人浮于事的现象,这既有利于农村政权建设 ,也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据了解,改革的难点之一是乡镇财政亏空的漏洞堵不住 ,也是税费改革难以执行的主要原因。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若以目前的财政机制,一般来 说,农业大县,县乡一级财政的债务缺口都无法偿还。除此而外,即使按现在颁布的农业税 比例,由于“三提五统”是以村为单位征收,虽然每年增收数额不超过上年的5%,但是, 具体分摊到每一农户,由于收入水平不等,有些低收入家庭负担占其全年货币收入却高达70 %,也是苦不堪言。相对于农业税,教育费负担更是严重,边远贫困地区每个学龄儿童的教 育费用每年也高达500元~800元,几乎占了贫困家庭全部现金收入,甚至更多,导致农村学 龄儿童缀学、失学比率上升。

第五,改革农村信用社组织。

三农问题篇6

“三农”问题,作为一项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重大历史课题,列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今后半个世纪以内,将是全社会长期关注的热点。近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改革的经验教训表明:农村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再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迫切需要战略规划和整体安排,迫切需要明确今后的方向。

取消农业税以后的农村进入了无税时代,乡镇政府与各级政府比较而言,农民更需要哪一级地方政府呢?我们的三农研究者就不能用理论来“为农民作主”。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才知道,农民更需要哪一级政府只有农民才有权回答。笔者就对此进行了1000户农户调查,得到的结果会令政界的一些高官和学界的一些权威大跌眼镜:有52.9%的农户在地方各级政府中选择最需要乡镇政府,有22.9%的农户选择最需要省政府,选择最需要县、市政府的农户分别为15.7%和8.5%。同时,三农的理论和政策是否与农村的现实相符合,是执行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在给农民穿“鞋子”,评价“鞋子”合不合“脚”农村基层干部也最有资格。

撤销乡镇政府,国家与一家一户的农户打交道,太高的交易成本谁来承担?对于农民而言,官僚的县市政权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对于县市政权而言,是否能够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是减人减机构来减轻财政负担,还是这个职能需不需要存在?怎么不先定位这个职能,再根据职能定事?事有多少财政就要给多少,以钱养事,人随事走,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人就会自然分流配置到比较利益高的行业上去。如果职能和体制不改,不仅会使改革带来尖锐的利益冲突,而且改了也是换汤不换药,旧的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引发了新问题。原税费改革时,主流社会一致认为,只要进行税费改革,只要减轻了农民负担就能够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一部分。而现在的乡镇改革,又是简单地采取“减”的办法。怎么能首先考虑养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从哪里来,而不首先考虑农民是否需要?农民需不需要国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农村社会需不需要国家提供乡镇政府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城市的社区组织都由政府财政负责,而农民的乡村政府却要取消,这不是在歧视农民吗?

因此,乡镇机构改革迫切需要给乡镇政府定位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市场追求效率,政府确保公平。市场配置资源的天然本能是以效率为第一追求,如果我们政府也以实现效率为最大的目标,谁来实现公平?而没有公平正义,怎么可能实现和谐社会?怎么能够叫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的稳定观和发展观。过去一讲稳定,就是用压力和政府主导,农村不稳定总是归结为农村基层干部,总是把农民负担问题归结为农村基层组织,却从没有正视体制压力下的公共财政问题。基层干部有不好的,但高层也有,中国政府有,外国政府也有。在财政包干体制下,造成中央和省府有钱,越到基层越没钱。县乡两级只占总收入的30%,却要承担70%的公共财政责任。在目前的财政包干体制下,计划生育可以提高效率,发展工业即使破坏环境可以提高效率,城镇化圈地经营城市可以提高效率。而对农村的文化教育、生存保障、科技投入、基础设施等等,地方政府就必然失去兴趣。根据目前考核的评价指标,既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又能够带来光明的政治前途,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为什么贩卖会判处死刑却仍然有人不惜用生命做赌注,因为其中有高额暴利。马克思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既然“三农”问题解决的出路是改革,那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找出一个牺牲品,学界予以证明,媒体跟风而上,如此改革是把问题推迟给下一代。所以,我们当前的一些改革机制是矛盾积累机制而非化解机制。政府的本能就是扩展权力,而改革就意味着调整权力。因此,在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组织,就自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比如公车改革为什么要从交通不发达的县乡改起,而不是从交通发达的省市两级改起?减少的财政成本究竟有多大的空间?国家财政真的没有钱吗?巨额的公款出国考察和公费旅游都是哪些人?巨额的公款买小车和公款吃喝消费(媒体报道每年公款吃喝一项就是是几千个亿!)都是哪些人?是不是减了农民所需要的乡村人员工资就可以有更多的公款消费空间?当看到戈倍尔日记中“用不着谋求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皈依,而是永远倒向强者。”这样一段话时,才终于明白学者和专家们的原则。

当前的乡村改革,对管理成本过高和管理效率低下问题集中放大,特别是着力放大因此而造成农民与地方政权的冲突问题。也确实如有人所说,乡村组织也存在着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农民工维权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农民工的权益,这样的城市政府是不是也要取消呢?省、市、县的不少机构根本就是一个摆设,几个人的机构却耗费着过百人的一个乡镇的财政支出。有天生的城市公务员吗?有天生的首都干部吗?上海市的一个23人街道办事处,凭什么就可以支配数以亿计的财政收入?长沙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一个一般干部可以年薪在10万元左右,而湘西的乡镇党委书记年薪就不到2万元呢?而国家的审计报告表明,国务院的一些部委机构却更为严重,一个部委的违纪金额一查就是90多个亿!如果不把改革的目的明确,如果继续把改革作为权力集中和权力上收的手段,再怎么改革都会走不出“权力控制”的传统治理习惯,都会“有多少改革都会重来”!都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怪圈。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改革的目的。农村的改革到底是为了谁?为了方便群众还是为了方便官员管理?是不是为了减少政府与民众的管理成本而不惜提高民众与政府的交易成本呢?改革本来应该是如何样来控制权力,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如何样来用权力控制民众和基层组织。改革的方向是:有权有利的部门上收,无权无利的包袱下放。重视三农问题如何重视?凡是收钱的职能部门上收吃皇粮,如公安、电力、邮电通信、烟草、技术监督、国土、工商管理;凡是服务农民的都下放给市场,如农机、农技、种子、农资、文化、水利、卫生等。农资和种子不专卖,烟草要专卖,哪个重要?农技和文化干部不吃皇粮,卖土的国土部门却要吃皇粮,如何公平?矛盾为什么会在基层大量地积压?因为有权管不到的高高在上,反而在不停地收权。而管得到的基层政府通过八十年代以后一次一次的改革被不断地被削权,无权无力去管。因为乡镇政权已经被解除了法定的职能武装,上级舍不得把权力再吐出来,农民感觉到也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所以现在有人建议作为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有人干脆提出彻底取消。而问题是,一次一次的改革不仅使乡镇政府已经不是政府,而且使县政府在各个部门权力全面扩张之后的垂直管理之下早已成为了“半边政府”。可以说,只要这样的改革继续推进下去,“县级政权作为省市的派出机构”或者“干脆取消”的观点,迟早会被一些数学功课好的“减法学者”提出来。

关于乡镇问题,既有农民的负担问题,也有行政效率优先牺牲公平的问题,更有政治民主的问题,很少有人站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待乡镇问题的解决,也很少有人站在整个行政体制中来看待乡镇问题的根源。出现了司法腐败,我们就要取消司法机关吗?如果我们需要它,我们就来改造它。就如同有些科幻电影,人类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反过来统治人类;同样,公民设立了政府,政府反过来统治公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随着现代化带来不可阻挡的城市化,农村的人口的将不断地转移。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转移在外的农村流动人口最低的村达到了40%,最高的村达到了70%,而边远的山区平均达到了60%以上。如果小乡并成大乡,小村并大村,且不说需要多少的行政成本,而随着人口不断的转移,乡村的区划岂不是过几年要更换一次?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村的概念将逐渐成为历史,今天的村将成为未来的村民小组,今天的乡镇将是未来的村落,那么,未来的乡镇治理,必然是今天的村民自治。为什么有人喜欢机构改革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于权力资源上的重新洗牌,也就拥有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合是一次,分是一次,使权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不断更新,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在任的领导积极性最大,可以说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改革的利益调整、利益的重新分配来巩固和发展、扩大自己的利益。比如说人员分流了,财政支出压力下降了,在目前财政的支出很不透明的情况下,主要负责人的自由开支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对于现在的一些领导人来说,农民多是一个负担,干部多了也是一个负担,最终人多了都是负担;而非人多力量大,并非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都希望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源有限,人越多竞争性就自然越大,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占有更多就只有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参与分配或竞争的人数。所以,都希望减少别人而不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口号是效率优先,作为当权者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制订的游戏规则,在改革的旗号下就轻易地减掉了对方,谁胆敢反对改革呢?人居然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包袱,这是我们现代中国社会的悲哀!

可究竟是人创造财富,还是财富创造财富?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人是生产力中最有活力的因素,为何中国举国上下都在把人作为包袱?怎样才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靠资源和资金优势还是靠人的优势?是农民工养活了城市还是城市养活了农民工?为什么发达地区和城市计算人平国民生产总值时不包括农民工呢?中国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关键是人。首先是农民的牺牲,其次是工人的牺牲,现阶段是乡村的普通干部在牺牲。是农民牺牲了土地和效率优先的分配制度对工业和城市优先的结果;是工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放弃了数十年低工资成本创造的巨额积累的结果;是农村负债培养了数以万计各类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流入城市和工业的结果;是乡村干部在不仅欠发工资而且还要借钱交税的情况下用“讨饭财政”稳定农村为城市发展输血的结果;是农村流入品类齐全、物美价廉的巨额劳动力不断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需要的结果。

群体上访和并非要现行的政府,核心问题是现在的民意是不起作用。更何况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都是红帽官员和红顶商人,民意几乎没有渠道可言。各级的人大代表、人大机构和政协委员、政协机构,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可稳定社会的政治效应很低,而财政成本太高,可以说国家权力体系中出现了重大资源闲置。因为他们作为“官员代表大会”,除了谋求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外,基本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处于不作为状态。群体上访和主要的目的是“把肚子搞大了再说”,只有把事情闹大了,领导才会重视,特别是才能得到高层的发话,分属于条块管辖的各个职能部门才会联合起来解决问题。当年的毒酒毒大米,后来的杀人奶粉和矿难,莫不如此。

对于公民权利而言,法无禁止皆自由,对于公共权力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在目前的中国,反而倒过来了,比如“让利于民”就是各级政府的主流观点。究竟是谁给谁让利?谁给谁的权?由于权力没有边界,权力拥有者就自动拥有了对下级和公民的合法伤害权。工商局的宋玉峰拒绝为检察院提供赞助而被关押8年!作为平民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法的本质是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否则就是恶法。公权的行使,不得侵犯任何人的私权为前提。孙志刚事件导致恶法的终结,而中国现行的其他法律还有不有同样的情况?比如计划生育,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部法律?究竟有多少人在违反这部法律?根据笔者对某省的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有94%的人认为生二孩在农村是否属普遍现象。你用刑法来禁止性别鉴定,有道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从根本上来看,关键是目前的公共权力的授权方式问题。厦门市委党校对一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关于权力来源的问卷调查,有64%的人认为权力是领导给予的,有30%的人认为权力是由于领导的赏识,有5%的人认为是靠自己的努力,只有1%的人认为权力靠群众的认可。所以,除非授权方式能够得到根本解决,否则整个行政体系成为一个军队指挥系统,乡镇政权最终无法改变成为“工具”的命运。虽然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却是在上级要求下进行的,是向上级负责其中的一个具体内容,当上级变成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时,就会变成向领导者个人负责。每一级都向上级负责,到中央后,中央反过来要向群众负责,使离群众最远的政府却要最终向群众直接负责。基层干部有谁不想为人民服务?有谁不想干一番事业?但整个制度是向上负责,人民对权利处于失语的状态。人才的问题,财政的问题,都不是乡镇所能够根本解决的。发展的成本代价问题,为谁发展的问题,都要由上级说了算。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要为民请命,除了下台就别无选择。

经济体制改革是效率优先,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要求公平优先。经济体制改革由市场来优化经济资源配置,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来实现政治资源(权力)的优化配置?这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都说当领导辛苦,日理万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拼命跑官?目的无非是掌握公权:掌握公共资源及分配权。如沿海发达地区,一个小小的村支部书记,比中西部地区的县委书记的阔气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海市的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按照财政包干体制,拥有完全支配财政收入1.7亿元的权力,每年发愁的是怎么把1.7个亿花掉。在发达地区如此,而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呢?一些县乡尽管发不出工资,尽管欠下了巨额债务,尽管对失学儿童和重病需要紧急救助的农民一毛不拔,但主要负责人仍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关于贫困县的负面新闻,像什么“600万教育经费被教育局吃掉”、“800万修建豪华广场”、“2000万请歌星搞豪华演出”、“5000张吃喝白条”、“举办豪华县庆”等等。柳林县属于山西的省定贫困县,却投资近2亿元修建“在省城太原也数得上”的政府办公楼。无论是有钱的上海市街道办事处,还是无钱的柳林县;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如果动用的是财政收入,这个钱究竟是谁的钱?这个钱究竟该怎么用?

政府的公权来源于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政府。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就是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法律没有最高的地位,人民也就没有最高的地位。任何公共权力,都带有无限扩展性。只有用法律来作为边界,使公共权力扩展到边界为止。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如何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比如用什么制度来选人?民主集中制用民主来集中还是用集中来民主?如果是用民主来集中,民主的范围有多大?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怎样界定?比如说现在的少数人在小范围内选少数人,是否是民主推荐?这些少数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利害关系,特别是又涉及到公权,公权的本质是私权的让渡,让渡私权的民众却对行使公权的人没有发言权。如果用集中来民主,集中的内容和形式怎样界定?因为的权力的本质就是扩张,不把公权界定在一定范围内,无疑就必然会侵犯民众的私权。

严格意义上来讲,私权要大于公权,地方自治权要大于国家权,可是逐级上收权力,不是法律的授权而是行政命令。如财政分配制度,人事任免制度,政府考核制度等等。现在的改革的方向,仍然是上收权力,减员在基层,削权在基层。乡镇政府的公权,是乡镇区域内全体私权的共同意志,是全体私权的让渡。如果把乡镇政权任意剥夺,那就是对乡镇区域内全体公民权利的侵犯,如果让乡镇政权成为一无所有的乞丐,那实际上就等于违宪剥夺了公民的权利。任何违宪都不承担法律责任,任何法律都不具有效力!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远远不止于取消农业税。农村需要一个政治市场,来优化配置社会政治资源,实现底层各阶层利益的最大化,节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成本,且超脱于农村社会的矛盾之外。因此,乡镇改革,关键不是减人,而是如何分权制衡,靠什么样的公平竞争的机制去增人或减人。

三农问题篇7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贯彻“农业三法”

    ——给农民“发钱”重要还是健全法制重要?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梁剑兵

    还没有来得急看完《中国农民调查》的一半,我悲哀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既为我那勤劳、淳朴、善良、温驯却饱受乡村恶霸欺凌的农民兄弟而悲痛,更为那软弱无力的、被视为敝履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业法》等“农业三法”在农村不被尊重和实施的遭遇而痛心疾首。

    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我将我也许不太正确的一些想法拉杂的写在下面,供大家随意评判和参考吧。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什么?

    解决任何问题的先决条件,是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找到问题之所以产生的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方可有效。单就表面现象来看,"三农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和农业的衰退问题,因此,如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似乎就成为大家公认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比如,某官员就振振有辞的说:“在当前,促进农民增收是有效解决农村其他问题的关键。” (见中国农业信息网2004-02-09文章《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陈锡文解析“中央一号文件”》)

    那么好,按照该官员的逻辑,我们不妨做如下的假设:

    假设一:国家今年出钱,直接把钱发给农民吧。不多发,每户发1000元好了,全国农民共两亿六千万户,发给他们两千六百亿元人民币吧。这在中国其实不是什么难事情,把全国950万辆公务用车停下来,每年可以节省三千亿元人民币,除了发给农民的以外,还剩下四百亿元,拿这些钱打一场收复台湾的战争也够用了。

    这样一来,《中国农村调查》里面反映出来的三农问题就能够解决吗?

    地球人都知道:解决不了。(理由也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少了那就多发点吧,加一倍,每户发2000元,共发五千二百亿。这好象多了点,但也不太难,“停完轮子停筷子”,全年禁止公款吃喝,可以节省一千五百亿,加上“停轮子”节省的三千亿,共可以筹集四千五百亿,不够的七百亿,让四亿多城市人口每人捐献一百多元就解决了。

    这样,三农问题就能够解决吗?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谁说“发钱”就能解决三农问题,我就发给他一元钱人民币的“最差幻想小说奖”。

    假设二、既然农民经济负担太重,我们就免除我们农民兄弟的所有经济负担吧。

    根据中央权威部门的调查表明,近年来,九亿农民每年对国家的经济负担总数是1200亿元(包括农业各种税、“五统筹”和“三提留”)。我们就恨恨心、咬咬牙,一下子免农民负担三年,共免除三千六百亿元好了。如果国家因此发生财政困难,也好解决,只需要“停下筷子”,三年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四千五百亿,不但可以解决财政困难,还多出来九百亿元,我们可以拿这九百亿去美国采购十条航空母舰回来以增强我国军队的战斗力。

    这样,三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

    谁说这样就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我就发给他一毛钱人民币的“最佳傻瓜奖”。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解决“三农问题”单依靠钱是根本不行的。三农问题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给农民发多少钱”的财政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就好象发高烧的本质不等于感冒一样。

    那么,三农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可以有由浅入深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横行乡村的土豪恶霸的侵害,却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农民调查》中所反映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痛彻全国人民心肺的一个重要问题。最要命的是,损害农民民主权利、土地资源权利、矿产资源权利和获得生活基本费用权利的,恰好就是应该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权利组织,比如乡镇政府、比如村委会。有时候也包括农民“自己”,比如盲目建工厂和兴办公用事业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城乡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以牺牲农民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农产品利益和劳动力资源等重大利益为代价的。农民兄弟的这种无私的奉献,换来了我国经济的初步腾飞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小康,却也换来了农村社会的贫困和凋敝。

    第三个层面,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所造成的“劣等公民歧视”问题。目前的中国社会,按照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同,已经大体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层或者“公民等级”:

    第一等级是官员公民,大约占我国公民总数的不到3%,但是,从经济上看,他们每年在经济上的“职务消费”,单从“公务车”和“公款吃喝”两个方面来计算,每年就要花去四千五百亿元人民币之多,这笔钱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十年农业税收的总和!从政治和文化上看,他们拥有最多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他的利益就不说了(比如腐败、灰色收入等等)……

    第二等级是拥有正式“城镇户口”的城市公民,大约占我国公民总数的26%到27%,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十几年来城市和工业经济改革的受益者,有比农民更多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实在不济的,还有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在保护着他们。以上两个等级的公民,总数大约占30%,却拥有大约80%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

    而最受歧视的,是第三等级的公民,也就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占我国公民总数的70%,却只得到大约20%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利益。例如,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到了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622元,城镇居民为8500元,差距已急剧扩大为1:3.24.而以生产粮食为业的“纯农户”则更惨,根据国家统计,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以上数据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资料)。另外,正如网友“一语成谶”在他的文章《中国农民最后的出路——土地制度改革》(见扬州日报。茶坊 [yzxr.xilubbs.com])中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资源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近郊。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正在中国换版上演,不少地区正在以”外资吃人“、”企业吃人“的方式大肆圈地。房屋被拆毁,土地被征用,土地使用权被永久性地剥夺,农民在丧失土地的过程中,仅得到了最低廉的补偿。几乎没有人担忧,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未来将如何生存,几乎没有人考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应当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也盼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事与愿违,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又纷纷出台政策,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请注意,这些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还农民一个公平,给他们平等的身份,而是觊觎农民手中的那点可怜的生活资料和生存基础——土地!尽管一直以来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只是温饱、只是城乡日益拉大的差距,但对于土地的模糊预期和朴实情感,他们却有着传统的期盼和执着。于是,逐步觉醒的农民并不为所动,更多的农民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土地,保持着农民的身份。“

    我觉得,除了上述经济和财产问题外,更要命的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广受歧视。比如:假设每一百万个城市选民可以选举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那么,每八百万个农村选民才可以选举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这几乎是要表明农民的政治权利只相当于市民的八分之一,也就是说,八个农民的选举权利才抵的上一个市民的选举权利!!!再比如,流浪到城市的打工农民,已经占到我国建筑业的80%,制造业的60%,服务业的50%,(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记者招待会报道)已经成为“新兴的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歧视性待遇却比比皆是:暂住证制度让他们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具有起码的居住自由;预防犯罪的各地国家机关把他们看做潜在的犯罪群体;他们的血汗工资被残酷的老板克扣,竟然连起诉和要求劳动仲裁的程序性权利都没有。

    呜呼!!!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某农村干部语录)

    综上所述,以上这三个层次的本质问题结合起来,就使“三农问题”从单纯的和一般的经济与财政问题跳出来,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城乡发展不均衡矛盾。农民、农村、农业,好象是年迈多病的父母,她的身体被长年的劳作和为城市儿女的幸福“输血”而大伤元气了,无奈的跟在城市以及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公民的后面,忍辱负重、步履蹒跚……

    二、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几天来,我在网络上阅读了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也许是长期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职业敏感所致吧,我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在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号的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价值和作用!更有甚者,为解决三农问题,有些地区和部门竟然以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政策”公然为农民免税,从而形成对法制的直接破坏。

    目前,这两部法典,加上《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上构成了我国农业法律制度的“三驾马车”。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部法典,该法典主要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组成、选举、村民权利、村民会议的召集和村民议事权等规定,是关系到九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的重要法典。尤其是,该法典第19条明文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又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早在1993年7月2日就已经颁布。后来,2002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农业法。

    修订后的农业法全文约1.3万字,共13章99条,分为总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这部法律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引人注目的是,这部法典专设第九章规定农民权益保护的保护问题,用了从第六十七条到第七十八条共计12个法律条文来规定如何保护农民权益问题。为了表明该法典的重要性,我谨将这12个法律条文原封不动的复制如下,供大家阅看和分析:(内系法条原文)

    「第六十七条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费的项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罚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摊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以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属于摊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方式的摊派。

    第六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集资。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在农村进行任何形式的达标、升级、验收活动。

    第六十九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及代扣、代收税款的单位应当依法征税,不得违法摊派税款及以其他违法方法征税。

    第七十条 农村义务教育除按国务院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得向农民和学生收取其他费用。禁止任何机关或者单位通过农村中小学校向农民收费。

    第七十一条 国家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用。

    第七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过程中,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干涉农民自主安排的生产经营项目,不得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产资料或者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

    第七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需要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经成员(村民)会议或者成员(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后,方可进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筹资筹劳的,不得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禁止强行以资代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对涉及农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应当向农民公开,并定期公布财务账目,接受农民的监督。

    第七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文化、保险等有偿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接受服务。

    第七十五条 农产品收购单位在收购农产品时,不得压级压价,不得在支付的价款中扣缴任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扣、代收税款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农产品收购单位与农产品销售者因农产品的质量等级发生争议的,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农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

    第七十六条 农业生产资料使用者因生产资料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该生产资料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货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七十七条 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给予答复。

    第七十八条 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农民权益的,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主管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经我统计,上述法律条文大约1400个汉字,使用了十个“任何”以及22个“必须”、“不得”和“应当”等字样规定了严禁侵犯农民各项合法权益的“刚性法律规范”,其法网之严密、规范之明确、语气之严厉,在其他法律中都是罕见的。

    但是,很遗憾、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三部应该对保护农民利益起巨大作用的国家法典,竟然好象被大家遗忘的一干二净!!!

    不相信吗?请看:

    一、在《中国农民调查》全文中,没有一处文字提到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该文章的两位作者,为了中国农民的利益呕心沥血,想尽了一切办法,惟独没有想到依靠法律!!!

    二、在新浪网组织的两次《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农村领导和部级专家学者与网友聊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过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

    三、在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全文中,也没有一处文字提到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

    四、2004年2月9日,在有关国家机关所组织的正式的新闻会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和任何一个记者提起过这三部法典中的任何一部。

    五、在我几天来看过的数十篇关于解决“三农”的文章中,我只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位专门研究三农问题的研究员提起过其中的一部法典,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遗憾的是,他竟然搞错了该法典的名称,将这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法典的名字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看来,该先生也是个“有文化的法盲”。

    六、某些城市(如杭州市)和有些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为解决三农问题,已经制定政策和提出建议,公开规定或者要求取消农业税,表明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纳税是国家宪法所规定的,也是国家农业法所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开始使用非法的政策和规定为农民减轻负担了。必须声明的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反对废除农业税,而是说,在国家没有修改农业法之前,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擅自颁布废除农业税的部门、地区法规或者规章,因为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只会更进一步的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制大业的毁坏!

    “农村三法”,就这样悲惨的被无数善良和正义的人民尘封在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角落里!

三农问题篇8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上一篇:噪声治理范文 下一篇:水污染治理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