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之一：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蕴涵着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归结为‘‘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因为产品表现为商品是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一“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的结果“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马克思认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联系整部《资本论》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意在通过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物化现象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一货币商品化一资本商品化的演变过程，揭示“物统治人”这种主客体颠倒的生产方式的演化逻辑。据此,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归结为：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蕴涵着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现的生产的主客体之间的颠倒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劳动的社会规定物化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历史上私有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的价值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迂回地确定的。通过商品交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换句话讲，商品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物化和转换的客观结果，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随着商品交换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切商品关系固定反映的货币得以出现,劳动的社会性质便独立地“物化”于货币中。劳动的一切社会规定,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是由于在流通这个循环交替的“运动”中货币的本性所致。商品和货币的这种‘‘头足倒置”的神秘性质，是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认为,这首先意味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尽管资本家实际攫取的是“物化”于货币之上的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实际创造价值之间的差额，但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资本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流通领域内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一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一切商品似乎是资本的产品而与劳动无关,价值增殖成了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可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颠倒现象出现一资本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成为一个自动增殖的价值主体。

正是这种“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渗透进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促使其推动“商品”形式取得发展的运动形式,使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成为商品”。“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懷”“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由此，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独立地‘‘物化”于生息资本身上。在货币市场上，一切中介运动消失于资本家的视野之中，利息只是生产过程之外货币资本的固有属性，表现为一种存在于生息资本这个“物”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

然而,资本主义商品化趋势远不止于此“资本”彻底自我“商品化”，并将劳动力商品纳入其属性范畴,是它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因为生息资本一旦出现，便成为“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任何一笔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那些被想象出来的不属于现实资本的虚拟资本的利息。从而，劳动的社会性质从外在地物化于商品、货币和现实资本之中，历史性地落在虚拟资本身上,使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资本关系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独立于商品生产之外的“商品”。于是，“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劳动力最终打上了资本财产的“烙印”，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而存在。进_步而言，劳动力和资本这对范畴之间的历史关系完全被倒置，不是有了劳动力商品，资本才出现，相反，是因为有了永恒范畴的资本,劳动力才成为商品。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之二: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特征作了更为抽象的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瑡单看这一结论本身,或许人们不免怀疑马克思违背了其创立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因为，仅仅从目的和动机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具有主观意志决定论色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随即指出：“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

结合整部《资本论》进一步考察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劳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形成逻辑:伴随着劳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一资本家雇佣劳动力，最终让位于实质上的隶属一资本雇佣劳动,然而“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概括,意在强调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折射出他对社会经济人本价值的关照情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真正含义在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相区别的地方，不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在于其背后的目的性。因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凡是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都必须无偿付出剩余劳动。但是，由于在这些“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瑏。简言之,历史上生产资料垄断权所有者榨取剩余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占有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则不同，由于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使资本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拥有“产仔’、“生金蛋”的魔法。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具有绝对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的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然而,要确保资本“永久化”增殖,资本主义必须利用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建立起真正独特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因为早期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与历史上的生产方法别无二致“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瑏。因而,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仍然要受到旧的剥削形式的排斥。与此同时,为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资本家无限度延长工作日的做法，不断遭到工人的强烈反抗。为此,资本主义不得不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来确保生产的运转。即便如此，受劳动力价值最低限度的约束,剩余价值也不可能永远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可见,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并不牢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随着科学技术被并入劳动过程，以分工为基础的新协作方式一社会化大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中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应运而生。劳动者作为技术生产体系的局部环节，在包括工厂内部和工厂之间的生产空间上‘‘集结”,接受资本家的管理监督和调节指挥。这种全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集体力,从而大大缩短了制造社会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全面降低,剩余价值总量增加、资本增殖速度加快。这一结果不仅使先前独立的旧生产者丧失生产条件，被迫受雇于资本家,而且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致使资本被平均化，即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进一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其预付总资本的产物，因此要获得最大化利润，就必须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某些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主导方式,并进一步将其扩张至所有产业部门,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提高资本增殖能力作为目标和前提的，并以资本增殖能力的提高作为衡量标准。它带来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变革,更是资本对劳动绝对控制力的根本性确立。因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自身独立的力量，而工人则因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培植与使用，沦为生产环节的工具。因而，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现在，摆在工人面前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工人唯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断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卖，依附于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大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要从根本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质，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回顾整部《资本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而且充分揭示出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的内在逻辑关系一它们是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首先,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目的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前提,而资本的出现则是商品形式普遍化的起点。这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得以生产的首要客观条件。而劳动力的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其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一创造价值。但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对资本家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一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大于其自身价值的源泉。

当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劳动的社会性质便被“倒置”，资本幻化成“孕育”剩余价值的“母体”，商品和货币成了资本这个价值“自动机”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向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由于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同劳动力和货币在内的“商品”构成了资本,表现为资本自身的产品,而非劳动产品。由此,资本朝着‘‘自我复制”的方向,推动商品朝着最后和最高的形式发展:货币和资本自身也成为商品,演化为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

定物化和物质基础主体化中的“一份子”。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片繁华的商品世界图景。总之,在商品化过程中,剩余价值不仅反映在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中，而且“固化”于作为资本产品的各种商品形式之中。

其次,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资本产品‘‘商品化”趋势的主观推动力。要厘清这层关系，必须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一“剩余价值生产”这一主观意志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是商品拜物教历史演化的产物;换言之，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物自身的自然属性这两大范畴的相互关系在人脑中“颠倒”反映的历史必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目的产生的另一历史根源，即它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剩余劳动占有权表现形式演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上述双重原因使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推动商品成为资本的产品。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劳动占有权是所有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所不同的是,剩余劳动占有权在原始社会和未来社会中,只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自身劳动的占有关系,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则表现为从人的劳动实践中异化出去的对立形式。然而,资本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基础上的权威,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各种生产形式中,剩余劳动占有权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经济强制力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绝对控制权，是通过人格化的资本获得的。这其中，社会分工与协作方式的推陈出新,以及拜物教所发挥的重要催化作用，为其提供了社会观念和物质技术条件。

资本家将劳动力商品化，目的是通过以等价交换为通行准则的资本自身运动,来彻底排除以人为现象形态的生产活动,以便为其生产剩余价值“正名”：同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旧生产关系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商品这一‘‘物”之间的平等关系。正因如此,在剩余价值的贪欲下,资本主义必然呈现出商品化趋势,使人的异化达到极致:一切物越是商品化，人的本性和主体性就越是在“商品”面前消磨,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中介运动就越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变换结果中消失,剥削就越是不留任何痕迹。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在资本主义自身历史的发展中表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的第二特征时,就已经对二者的内在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概括。他指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这句话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是两重性的统一。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使商品演变为资本自身的产品，来无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因此，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后，资本在本质上就是进行“自我复制”。另一方面“生产”资本又取决于生产出剩余价值这一主观条件的存在“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瑩否则，资本是决不会“自我复制”的,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趋势也决不会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2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2]彼得·尼兹坎普主编，安虎森等译.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区域经济学（中译版）.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4

关键词：农业生产方式 农民股份制 合作农场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16-03

一、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生产方式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小农生产方式，科学地阐述了它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作为小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既具有小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作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具有自己的固有特征：从其劳动方式来看，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过程缺乏分工与协作。小农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依靠手工劳动，沿用传统生产技术与经验。马克思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小农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不但要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且总是“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工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从其生产形式本身来看，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由于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这种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小农经济以个体劳动和小私有制为基础。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是一种不同于剥削者私有制的劳动者的私有制，它是靠自己劳动挣取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作为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是小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性。第一，小农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小农生产方式导致小农收入低下、陷于贫困。第三，小农生产方式为和专制主义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小农虽然人数众多，而且生活条件相同，但其生产方式决定着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形成全国性联系及其相应的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小农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小农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

3.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小农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马克思思格斯认为，小农生产方式作为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是注定要灭亡的。农业上的技术进步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都促进了小农生产方式的灭亡。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化的先进的生产力，要求以大农业全面取代小农生产方式。

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小农个体生产资料的剥夺，建立了以土地经营为内容、雇佣劳动为特征、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引起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它打破了个体农民规模狭小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变成了工厂化的农业，或“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另外，使农业部门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只从事自己的特殊经营，摆脱了以往小农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得到工业部门生产的机器、化肥，需要对外贸易来得到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而无须由自己来生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开辟了国际市场，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及消费成了世界性的行为。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与现代化。首先，资本主义规模化经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应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尤其是化学、生物学和栽培学的应用等。另一方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起动了农业机械化耕作的进程，使得那些为大工业服务的大机械也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农业生产新型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农业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更加简单清晰了。

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它的种种弊端，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第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工人遭受农业资本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双重剥削。第二，农业资本家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使土地肥力减退，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第三，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表明，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日益严重的制度障碍。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化大农业发展的桎梏，必然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合理化的矛盾，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与社会化，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基本特征的科学设想。

1.社会主义农业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土地的社会所有制，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全面建立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从其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共产主义将完全消灭土地所有权。“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好像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2.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是合作社联合体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农业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单位是合作社及其联合体，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经营是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等“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

3.社会主义农业将实现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统筹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最具预见性的观点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差别的条件，而且提出了农业和工业结合、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的途径与方法。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安排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般途径――实行土地国有化与合作社经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剥夺大地产，实行土地国有化。然后，再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即“转交给现在就己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且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的一般途径，而且还科学阐述了经济落后国家对小农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能支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去剥削小农，也不能支持小农生产方式、保护小农个体经济。“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恩格斯明确提出合作化是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途径，也是小农的根本出路，“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他还论述了实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第一，承认与尊重农民个人所有权，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第二，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违反小农意志。第三，要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原则。第四，要坚持国家帮助的原则。

四、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重温与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产方式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及今后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坚持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理论，即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某些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具体结论，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重新。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努力体现农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要坚持生产社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体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本质要求，发展劳动者的联合劳动，实现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统筹发展等。其次，要根据中国实际国情和实践经验与发展要求，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行业生产方式实现形式的某些具体结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崭新形式。

2.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不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老路，但应当借鉴与利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有益成果与成功经验。我们应借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有益成果而不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学习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不重蹈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覆辙。在物质生产方式方面：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小规模、封闭型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大农业生产方式，学习与借鉴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从“小而全”走向专业化生产，从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生产、从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凭老经验办事走向利用现代生产工具与现代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指导农业生产。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借鉴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经验，使资本广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但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全面建立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坚持发展劳动者联合劳动而不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合作化理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大失误：不是坚持合作化的取向，而是把合作化等同于集体化，最终实行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制度。事实表明，通过集体化所建立起来的生产模式只不过是小农经济捆绑式的集合，实质上是小农生产方式的袋装化。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一再强调要建立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但“集体经营”大多名存实亡，在中国广大农村实际上恢复了小农生产方式。中国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其生产条件、生产形式还是从其个体劳动形式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改变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范畴。这种小农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出发，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形式。从农村公有制形式创新方面来说，应当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基础，重建农民个人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实行土地入股、建立与发展农民股份制；在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创新方面，应当在土地股份制的基础上，实现农民联合劳动、民主管理，建立与发展农民合作农场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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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2.

[8]屈炳祥.从马克思对传统农业的评述看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J].经济学家，2009，(4):44-51.

[9]韩喜平.试论马克思的改造小农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2，(5):11-1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5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3、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6

要了解他们的本质区别我们必须先对其进行认识和了解。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所有权与丧失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过程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占有。依据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生产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追逐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银行利润、地租等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土地，资金，生产技术等生产资料掌握在占人口绝对小比例的资本家手中。他们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雇佣社会上的自由劳动力进行生产。他们进行生产的资本流通公式为g－w－g·（g·既是资本家们追求的剩余价值）

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终实现目标。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剩余产品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并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其次：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崛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慢慢的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逐渐的利用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简介以及社会主义对于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解决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在表面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广大无产阶级的矛盾。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他们利用股份制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化，部分劳动者掌握少量的股份：法人持股率上升，个人持股率下降；提高劳工待遇实行以劳动力最低价值为基础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实际工资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劳动者不仅仅可以享受8小时工作日制度和一周五天工作日，另外还有不少企业实行带薪休假等制度。

如美国政府在进入20世纪来多次降低税率，得到了人民的欢迎。但是究其本质还是为了减少高收入阶层（资产阶级）所缴交的费用。最后导致国家税收减少，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大幅减少。又如现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贸易市场一方面却限制其他国家进入其农产品进口领域并且给予本国农业生产者以高额补助。其原因也是为了满足本国资本家在电子业的领域出口利益最大化和农业领域在本国取得更大的利益所作出的决定。但是限制竞争意味着资本家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每年的税收支出中总是有一部分的资金用于补助那些富裕的农产品生产者。

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改善，有利于解决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有利于缓和劳资冲突和社会分配不平[:请记住我站域名/]等的矛盾，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得到实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表面上的改善，阶级矛盾的缓和并没有改变其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的存在。现在社会中资产阶级正用着更加隐蔽的方式剥削着无产阶级。

再次：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中曾经做过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的目标这三个方面上认识社会主义，使得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下一个5年，中国城镇将有4500万人走上工作岗位，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5%以内。当记者问到将如何确保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时，田成平表示，将实施发展经发展战略，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同时，完善并实施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基于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重点做好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和辅业改制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加大对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城市和困难行业的支持力度，解决好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另外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等重要问题也都在“十一五”计划中得到了关注。

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由此决定资产阶级必然历史的统治与，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历史的存在本质与规律；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历史地否定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无产阶级以整个阶级的方式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此决定无产阶级客观历史的必然统治与，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客观历史的存在本质与规律。没有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客观历史的统治与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客观历史的存在与发展。正如社会主义伟大的开创者列宁所指出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这是因为，一种生产关系总是视要通过一定的所有制来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体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恶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实际上是同一内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要说明的是这一生产关系体现的人们相互之

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利益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说明的是这一所有制下面任命会形成怎样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也是区别其他一切私有制的根本所在。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都包括所有制的主题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的占有权、支配权和收益权。在这些权利中，收益权或剩余索取权是所有权的最终实现，因而也是任何一种所有制的最本质的内容。因此，不同所有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剩余（这可以表现为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等）的归属上。不同所有制的区别，就是表现在“剩余”归属于不同所有者。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就是在于“剩余”不是归于私人，而是归于公有。“剩余”归属于全民所有，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本质体现；“剩余”归属于集体所有，就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本质体现。无论是全民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是公有而不是私有。总之，“剩余”归属于公有，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体现。

牢牢抱把握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一本质特征，就能够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各种私有制区别开来。在显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把握这一标准不仅能够认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本质，而且也能科学的把握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例如，先是中的股份制企业由公有制，也有私有制，当更多的是混合所有制。所以就股份制来说，他并不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不能认为股份制一定是公有或是私有，股份制只是资本的之中组织形式。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任何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组织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说利用。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的“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何种组织形式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组织形式并不影响社会主义的主题生产分配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7

关键词：异化消费 劳动-闲暇二元论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66-02

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本・阿格尔在建立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危机理论还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矛盾。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条件制约，生态危机才会频繁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激励人们去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早日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生生态危机和如何来解决这一状况，形成了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本・阿格尔对生态学下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构建主要就是通过建设他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思想来实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需求的满足主要就是通过生产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来实现的。在利润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使得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越发强烈。资本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巨大财富，通过广告和大众传媒对人们施加影响，改变他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此间接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选择，最终还是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而服务。在此生产方式和消费导向下，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出现太多的生态问题。

（二）需要、消费和商品的关系

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个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是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商品的疯狂追求所导致的自身空虚的满足，没有真正的从劳动中获取最原真的幸福，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观点――劳动-闲暇二元论，即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悖论，劳动过程是无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只有在闲暇时间消费才能收获自由和幸福。资本主义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存在着劳动异化的现象，原本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感受到的存在感和幸福，已经无法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只有压榨和剥削。在这种异化劳动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把幸福和自由寄托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上，而这种消费并不是人们的真正需求，而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所支配的，只是逃避异化劳动产生的一种异化消费。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异化消费当做获取幸福的唯一源泉，同时也对劳动I域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本・阿格尔认为这样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对在异化劳动中的人们也是有害的，这也就是不同于生产领域中危机的另一种危机――消费领域的危机。

人们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会不断地助长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样的生产会直接对有限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以此而言，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演化成需要、消费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生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异化消费，资本在社会中宣传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控制人们整体的消费方向，把对幸福的需求转移到对商品的消费上，为资本追求利润而服务。异化消费的实现是依赖于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和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加上生态系统本身的限制，势必造成生产和生态的矛盾，使得生态形势更加严峻。需要和消费的矛盾是因为在异化消费下的需要不是人的真正需要，只不过是被广告所支配和操纵下的假需要而已，因而决定了在这样的需要基础上的消费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助长资本的生产和生态的威胁。

在资本主义制度趋利和异化消费下，使得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的生态问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遭遇极大的挑战，本・阿格尔认为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挽救生态环境的颓势，在那之前，我们还需要设定好前提，才能更好地落实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二、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前提条件

在真正的社会变革之前，本・阿格尔强调了一个前提准备工作，要求人们在重新思考需要和商品关系的前提下，限制广告所引导的异化消费，重新阐述和思索真正的劳动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能从生产活动中获得而不是资本下的消费活动，为实现社会变革奠定前提条件。

本・阿格尔认为社会变革的准备工作需要从三个阶段来展开，第一是有限的生态系统与资本无限扩张之间是矛盾的，必须缩减那些为人们消费所提供的商品的生产规模，这是最重要的。从源头来制止，会更有效果，只要生产减少了，才能降低人们对于从消费方面来满足幸福需求的行动，一步步地引导人们只有从生产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幸福。第二阶段是针对生态系统的自身的制约条件和诸多限制，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需求，并思考满足需求的其他方式，最终改变那种因为资本主义下广告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下的虚假需求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背景下，人们已经越来越失去自我，变成生产的机械工具而已，原本是人类本性的劳动也变成了对工人的压榨，需要人们理性思考，认识自身的异化，明确幸福和自由的真正来源。第一个阶段是从生产方面来说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人们的需求方面来强调的。只有生产和需求都减少了，即供与求都少了，消费过程才无法实现。除了这两个阶段之外，我们还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来加以干预，本・阿格尔认为第三个阶段是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把劳动――闲暇二元论的消费观念转变成为理性的消费观，让人们意识到被广告刺激下的异化消费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弥补在异化劳动下所缺失的幸福和存在感。只要坚持在劳动中收获成就和幸福才是人最本真的意义。本・阿格尔强调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阐述完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之后，本・阿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他的几点建议。

三、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不顾及生态成本的加速生产和资本积累，导致生态环境的一步步恶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下，产生了在异化生产之外的异化消费，这一消费需求的产生，加速了生产的速度，从而引起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两点下，本・阿格尔和其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问题才有可能逐渐地得到改善，建设美好家园。就在这一前提下，本・阿格尔提出了几条建议，帮助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一）分散化

在资本主义不断的技术运用和技术升级的背景下，产生了官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以此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加速追逐利润和异化消费，生态危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阿格尔提出了他的分散化战略，他认为分散化是应对规模生产的绝好措施，它强调小规模技术的应用，通过把工业生产分散化，来缓解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散化可以使得生产规模缩小，降低统治和垄断程度，避免大规模生产和商品的剩余积累。缓解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从而缓解生态危机的演化。

（二）非官僚化

对官僚化的生产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本・阿格尔提出分散化之后，还提出了一个非官僚化。他指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提出来的，采取工人民主的管理方式，让工人参与到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来，真正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真正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深刻体会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摆脱异化劳动和闲暇二元论思想，进一步摆脱异化消费。本・阿格尔强调这种单纯的小规模的技术生产是不可能实现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帮助工人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解放，缓解生态危机的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发展。

（三）“稳态”经济模式

本・阿格尔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前提，但是仅仅有这两个是不完整的，我们还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改变之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实施“稳健”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就是一切为了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而毫不顾忌在这发展背后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实现“稳健”的经济模式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张，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基于生态制约下对人的需要和需求的合理性满足评价的结果。

（四）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的结合

对于如何使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激进阶级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场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并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呢？本・阿格尔提出了只有走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结合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民粹主义是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分工与集中统治下的管理方式的一种思潮，这一点正好坚持工人民主管理和生产的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单单宣扬马克思主义有可能会引起反对之声，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便于更好地宣传和美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没有这两者思想的综合，美国的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而且单纯的民粹主义也是无法实现激进的变革，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上述的问题，方便社会变革的运作。本・阿格尔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对资本主义官僚化的批判，会把民粹主义美国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根本的不信任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加速社会变革。

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是他的生B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生态制约下资本宣传的异化消费现象，并以此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通过剖析来解决这一危机，关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问题，这种解放确认为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最终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8

关键词:正义;法权;布坎南;马克思

如何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角去探索政治正义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各流派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西方众多政治哲学流派当中，尤其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艾伦•布坎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他立足于对马克思的正义问题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重新构建了马克思的正义问题的逻辑框架。伍德、塔克、霍尔姆斯特伦等学者对马克思的正义概念的解读，是布坎南重新理解马克思正义概念的一个中间环节。正是伍德等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概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此才构成了布坎南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把“钥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伍德等学者的启发和理论上的思考，就不会有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因此，本文将在梳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实质和理解伍德等学者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来分析布坎南是如何批判伍德等人、解读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并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视角奠定基础的。

1．马克思的正义观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正义的实质，认为正义是由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利益关系决定的。任何正义都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的产物，其内容和要求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关系的现实反映。马克思认为决定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力量是生产方式，因此，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正义的实质、研究正义问题，更为关注正义背后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历史规律和物质利益动因，认为是物质生产决定了正义观念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人们的利益才是正义的客观与实质的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种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是结合生产方式阐述正义这一历史范畴的本质与嬗变根源的。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只有符合当时的生产关系，这种交易方式才被视为是正义的。二是法律作为当事人和国家意志的表达，是在形式上对这种交易方式予以保障，但是法律仅仅保障交易的形式。三是生产当事人交易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总会有一定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只要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这些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而根据客观历史的内在规律，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生产方式必然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而发生社会变革，旧的生产方式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样就会形成新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这种新的交换方式、分配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又会带给人们新的正义观。因而所谓正义，总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正是正义嬗变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正义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视为正义，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阶级和剥削，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正义。马克思将正义观念建立在客观的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具备西方传统思想所没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品格。

2．布坎南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义“内在批判”的正名

布坎南认为，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马克思也应该批判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而不可能如伍德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所以，布坎南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的划分。依据布坎南的观点，马克思并非如伍德所说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正义的。相反，马克思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不正义的，虽然在表面形式上看是正义的。理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虚假的“交换自由”和“等价交换”。“自由的劳动者同意，也就是被社会条件迫使出售有活力的生命。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像是自由的契约协议的结果。”［2］这里，我们不能不说马克思确实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隐藏着的“不自由”，因此似乎也是在法权框架上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布坎南并没有把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看作是“法权框架”的批判，相反，他使用了另外一个概念来表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正义的批判，这就是所谓的“内在批判”。所以，从内在批判的视角看，布坎南得出了对伍德的一个评价:“像伍德和塔克那些学者，由此归结出，马克思主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正义而批判它，这在结论上是正确的，但在理由上却是错误的。正如注意到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所表明的，依据资本主义自身的正义标准，马克思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即使他的确认为那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正义标准。”［3］73这样，布坎南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问题的批判，归结为“内在批判”。这与后面主要强调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外在批判”，即从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的批判正好形成了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但布坎南强调的更是后者。所以，伍德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并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而布坎南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马克思的批判不止于这一内在批判，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外在批判”，即从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

3．布坎南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义“外在批判”的正名

与伍德不同，比伍德有所进步的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是一种“外在批判”。这一观点以霍尔姆斯特伦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肯定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义的。但是，霍尔姆斯特伦认为，马克思是用另外的一种“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正义观。对此布坎南指出:“霍尔姆斯特伦与其他学者认为，至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外在批判时从一种共产主义正义观———一种建立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按需分配的基础上的正义观———的视角出发的。”［3］73霍尔姆斯特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是“外在批判”，这一点是与伍德根本不同的。但是，进一步，布坎南认为，虽然这是一种外在批判，但霍尔姆斯特伦仍然是在他所谓的共产主义正义观这一法权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的，因此就仍然是不彻底的。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最根本的目的也不是这种他所谓的外在批判。因为布坎南把“外在批判”也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另外的正义批判其他的正义，另一种则是从非法权视角对正义的批判。“外在批判有两类。在这两类中，批判的视角都是外在于处在批判之下的正义概念。然而，外在视角既可以是另一正义概念，也可以是某一非法权评价的概念。”［3］73很明显，布坎南认为，霍尔姆斯特伦是第一种观点，而他本人则坚持后一种观点。概括起来看:第一，伍德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法权框架下认为，资本主义并非是不正义的，因此结论是，马克思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第二，霍尔姆斯特伦认为，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正义，但他使用了“外在批判”，即马克思用共产主义的正义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正义。第三，布坎南对上述两个学者的反驳中，也提出了他对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的理解，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针对伍德批判，认为马克思是“内在批判”。也就是说，即便如伍德所说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正义概念之下，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正义持有批判态度的。第二个方面，布坎南认为霍尔姆斯特伦的观点超越了伍德，看到了马克思的“外在批判”。但问题是，霍尔姆斯特伦仍然没有超出法权概念的框架理解马克思，这一点是他与伍德所共同具有的特征。第三个方面，布坎南提出了超出法权概念的框架理解马克思的第二种“外在批判”的道路，这也是布坎南解读马克思正义概念的根本立场，是布坎南重构马克思正义理论最有价值的部分。

4．布坎南为马克思非法权的“外在批判”的正名

以上分析了霍尔姆斯特伦等人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解读，他们把马克思的正义解读为一种“外在批判”。他们与伍德等人是有区别的并且也是一种进步，至少看到了马克思不是在资本主义正义的框架内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是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超出法权框架。霍尔姆斯特伦提出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正义原则”，仍然没有离开分配正义原则。可以说，霍尔姆斯特伦是“法权的共产主义评价视角”。准确地概括应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本质是以“生产—分配正义”的法权概念框架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法权评价视角。在布坎南看来，这是不彻底的，而与他们都不同的，也正是布坎南所极力要证明的: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外在批判”;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超出了分配正义原则的法权解释框架;第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法权”的评价视角;第四，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社会协调的民主形式。布坎南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不是从正义和权利的法权概念视角出发的。第一，布坎南认为，分配问题不是理解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分配问题永远是生产问题中的一个派生的问题，他指出:“任何社会的分配都是派生的现象(derivativephenomenon);他的一般特性是由该社会的基本生产过程的特性所决定的。”［3］73所以，马克思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在讨论和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为什么是不正义的，以及如何才能实现正义的问题。相反，马克思的想法更为激进和彻底。他的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资本论》的目的在于要瓦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他按照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规律，来分析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考虑的根本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而是指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动力都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如何从生产方式入手来批判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毕生的努力方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外在批判”是更为激进的。所以，布坎南指出:“马克思似乎推断，既然从总体上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是分析它基本的生产过程，那批判一个社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揭示那些过程的缺陷。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揭示的。现在，正如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基本生产过程，因此，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共产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将存在于其独特的生产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分配的安排上。”［3］74第二，布坎南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环境”已经消失的社会。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休谟和罗尔斯提出并使用了“分配正义环境”的概念。休谟是从道德原则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的，当然，这一原则进一步也扩展到了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当中了。因为休谟认为，人们所以需要“道德”和“正义”，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当中存在着一种“缺陷”，这种缺陷首先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即物质财富的缺乏。如果财富丰富到无限多，那么每个个体对财富的分配份额的占有就不会影响到他人对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因此也就不会出现个体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因此，什么是“正义环境”呢?休谟和罗尔斯都认为，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就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正义环境”。也就是说，正义问题的产生是基于社会财富的匮乏。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客观的物质环境是正义环境的外部条件，那种没有正义环境的社会，是否还需要人自身有主观的环境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布坎南认为，在马克思那里，非正义环境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客观维度，另一个是主观维度。前者就是上文所述，即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主观环境，布坎南认为马克思提出了“需要”的问题，这种需要是“非扭曲的需要”。但是，这种非扭曲的需要是如何可能的?对此，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是不够集中的，布坎南认为只是“零星地散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著作当中。但是，布坎南也集中找到了相关的证明。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客观要素存在于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的无序，以及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无效率和挥霍无度的使用。主观因素包括利己主义、竞争，以及制度在个体中产生的持续增长的且终究是自我挫败的需要。依据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将释放出潜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同时，它将使个体转变成合作的、公共的存在，人类将在工作中达到内在的满足，人类合作的需要也将缩小人对物的需要。”［3］74这段话对于理解马克思的非正义环境的“主观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从上述引文的表述中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理解。第一，利己主义的因素应该是将会以“自我挫败”的方式受到限制。简单说，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利己主义的倾向受到了挫败。这种挫败的自我限制就会导致人们自己自愿地放弃私利和私欲的要求。因此，这种需要就会变得有节制。第二，“合作的需要”将会是人的精神品质的发挥，它促使人们向往一种人文精神，从而摆脱对物的依赖。因此，这也会限制个人的私欲。但是，这些显然都没有回到最为主观的主观条件，即人类理性本身。或许马克思是为了和近代唯心论哲学区分，才没有选择这一视角来界定他的“需要”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澄清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非法权的“主观条件”中，布坎南仅仅说出了第一个层次，即需要。而需要仍然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体作为支撑的。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精神存在者，因此，在最具有主观性色彩的主观环境中，还应该包含着“理性精神”这一环境。而对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布坎南，都没有给出充分的说明。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布坎南实际上没有指出，“正义环境”的产生，除了客观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有作为“理性精神”的主观的环境，这就是个人的内在的精神品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限制自己的欲望的有节制的人，那么也就不需要提出正义和道德的问题了。而问题是，人类的心灵中总是存在着自私和欲望，它们决定了人性的恶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哲学，都要首先设定人类是一个“自私的动物”的原因。这也是西方一切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如果不设定这一人性上的恶的逻辑起点，那么一切政治和道德就都将失去根基。可见，“正义环境”实质上不仅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外部环境，还应该包括主体自身的“内部环境”。但是，后者在马克思那里也没有更加明确的论述，当然布坎南也就没有给出相应的辩护。第三，布坎南认为，马克思把讨论正义和权利看作是“过时的语言垃圾”和“意识形态的胡说”。马克思对“正义”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法权性质。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这种意识形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做出的辩护，因此马克思把一切在正义的法权概念框架下对国家、市民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描述都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再到费尔巴哈派，都不是从根本上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他们最多也都是在“解释世界”。因此，布坎南才指出:“假如马克思斥责剥削是一种不正义的形式，马克思就会试图得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那它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正义性。而这样的结论将遮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激进品格和他的共产主义眼界。”［3］7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关于正义和权利的谈论批判为“过时的语言垃圾”和“意识形态的胡说”［4］306。第四，布坎南对非法权评价视角的“社会协调民主形式”的阐明。那么，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不再以生产分配正义原则来解释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对此，布坎南最终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理想描述。当然在布坎南看来，他的结论是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分析出来的。他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的这一预言是部分地建立在他相信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社会协调的民主形式，将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民主控制方面比迄今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为有效(也就是富有生产性的)，更为协调的社会。……这一理念是指民主的社会协调意味着充分的协调和丰富，任何冲突的残留都不会再依赖法权原则所规定的权利来分配份额。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将不包含分配正义的原则。”［4］74布坎南把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正义环境”的社会的积极规定确定为上述几个基本规定，其核心就是一个自主的协调社会。它将避免任何因为分配问题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因此能够以非常民主的方式形成协调的社会组织安排。但这里所说的“民主”，应该与我们在法权框架下所讨论的民主概念有本质的区别。布坎南对这一民主概念并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布坎南全部的非法权框架，这一民主概念将会是一个非强制性条件下的民主概念。因为在法权框架下，民主总是要与专制等概念相对使用，它意味着民主要通过和专制的对抗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则不再是一个法权概念了，它应该是人类的一种“自由”或“解放”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这样，马克思的非法权评价视角下的人，在布坎南看来就应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法权概念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他的充分发展的评价(尽管不是法权的)观念;社会上完整的共产主义的人;参与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民主的理性控制的自由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生产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7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2－313．

［3］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M］．林进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