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支出范文

资本支出篇1

关键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民生财政；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F1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079-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国企的改革重组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日益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769.53亿元，其中主要用于央企兼并重组、央企改革脱困补助、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而用于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则仅为0.72亿元（其中，用于教育支出0.21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0.51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国企内循环”的非民生倾向引起学术界学者的关注，诸多学者主张我国当前应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将一定比例的国有资本收益直接用于民生支出，并逐步增加国有资本收益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本文认为，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实质上是归全民所有的，因此，只有向民生财政倾斜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才能体现国有资本收益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笔者通过梳理近几年有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对福建省国资预算问题的研究还不多，尤其是从民生财政的视角下的研究成果更少。福建省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基本上是用于省属出资企业的改革重组、项目投资等，实质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仍用于“国企内再循环”。本文认为，当前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的条件已然成熟，并以此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民生财政导向下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问题。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用于民生财政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内涵界定

1 民生财政

目前学术界对民生财政并无统一的内涵界定，不同学者所采用的概念、所支持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多数学者均认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环保、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到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处于主导地位的财政，称为“民生财政”（安体富，2008）。

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按照《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所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包含了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是指政府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部分制定支出计划。本文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探讨主要是探讨其预算支出问题。按照《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范围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为适应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发展要求，以及国家战略、安全等需要的支出；费用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和其他支出；关于其他支出，意见中并未明确提出，只是提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用于民生财政的理论基础

1 委托理论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在对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企业的所有者兼当经营者的情况存在极大的弊端，他们倡导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在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基础上提出委托理论。他们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导致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即人可能会谋求自身短期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长期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委托人为了避免道德风险以及监控人，就需要通过诸如订立合约等方式，这会产生成本。因而，委托理论的核心就是如何设计合理的激励监督机制来控制成本，从而实现委托人效用最大化。

当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就属于一种委托关系。根据2007年我国出台的《物权法》中第45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财产所有权。”这一条款明确地指出全民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人。国有资本归全民所有，而政府则作为全民的人、为了全民的利益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管理。委托理论阐述了全民是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这一理论核心。因而全民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依法取得国有资产收益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应当为全民所共享。

2 社会分红理论

社会分红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最先提出来的。米德的“社会分红”构想为：国家的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全体国民，国家把从投入公共企业的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利润除了一部分用作公共企业的再投资外，另外一部分应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国民。这种社会分红，是一种不同于救济金的、每个公民不需其他附加条件就能公平获得的红利。

社会分红理论在实践中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模式是美国阿拉斯加州所采取的分红形式：将本州国有资产设立独立于政府之外运营的“资源永久基金”，以至少25%的石油资源及其相关收入作为这一永久基金的收入来源，向在本州居住满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现金红利。此外，不少发达国家也进行社会分红。比如瑞典，其国企利润分红是中央财政预算的基本来源，一些比较重要的国企所需上缴的红利比例占其净利润的比重大，如其铁路业公司至少要上缴净利润的1/3作为利润分红。

在我国，有不少学者研究詹姆斯·米德的社会分红理论，并思考将其付诸实践的思路。谢国忠和张维迎等学者就曾经提出“将国企股票（或部分外汇储备）作为分红、平分给每个老百姓”的社会分红思路；学者崔之元也曾提出建议，“用一部分国有企业利润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将此永久基金的投资所得收益的一部分直接分给公民。”尽管这样的提议因为现实的不切实而受到其他众多学者提出各种强有力的否定理由，而我国确实也尚未达到可以做这样的社会分红的物质条件，但社会分红理论对于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确定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社会分红理论，既然全民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有资本收益理当为全民所共享，在直接分红条件尚未成熟时可通过政府将国资预算收入用于民生性支出，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加强民生财政支持力度、改善民生等方式，让全民享受国资收益所带来的福利。

三、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发展现状

2004年5月，福建省正式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后，福建省国资委开始着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关工作。

（一）福建省省属出资企业国有资本总量现状

福建省国资委确定了29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之后，福建省国有企业进行整合重组，目前省国资委确定的出资企业调整为16家，包括福建石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

从行业分布上看，履行出资的16家省属国有企业（包含其子企业）多为省重点支出产业的企业，如冶金、汽车、煤炭等行业，其国有资产总量在2004年时达427.55亿元，占福建省国有资产总量的38.3%。近几年来，通过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福建省国资委出资企业总规模持续扩张，经济效益不断创造新高，发展态势又好又快。笔者从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所公布的数据中整理得，2009年，省属出资企业资产总额2579.64亿元，负债总额1586.33亿元，净资产993.31亿元，其中国有权益743.23亿元，比增10.2%；累计实现主营业收入863.57亿元，利润总额31.96亿元，实现国有净利润13.37亿元。2010年，省属出资企业资产总额3258.79，净资产为1208.8亿元，增长19.2%；累计实现主营业收入1104.13亿元，增长27%，利润总额68.78亿元，增长90.6%；2010年省属出资企业不仅利润上升幅度大，而且部分企业扭亏增利成效显著，据统计，轻纺控股和石化集团实现扭亏增利为7.58亿元和2.8亿元，汽车集团减亏2.76亿元。2011年，省属出资企业资产总额4946.62亿元，同比增长22.9%，实现主营业收入1470.3亿元，利润总额90.65亿元，增长14.8%。

（二）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发展现状

1，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策文件的现状

早在2004年，福建省就了《关于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闽政[2004]16号），为深化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序衔接作出了相关规定。在2007年初，福建省结合本省国有资产现状、出台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政[2007]1号），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相关工作予以确定管理办法。此外，还了诸多福建省国资政策法规，如《关于加快所出资企业权属企业公司制改制的通知》、《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信息公开范围的意见》等，在政策文件上对有关的省属出资企业国资管理的相关工作作出政策法规上的明文规定。

2 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与执行现状

福建省的国资收益收支计划的编制主体为福建省国资委，省国资委编制所出资企业国资收益收支计划草案，同时坚持“方向明确，简便易行，监管到位”的编制原则。在国资收益的收缴范围和收缴比例上，福建省共有16家省属出资企业。省国资委按所出资企业年度生产经营情况、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及企业发展战略、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等具体情况，来确定所出资企业年度净利润的上缴比例，上缴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当年度企业可分配利润（按照《所出资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可分配利润是指按经审计的会计报表计算并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集体法定盈余公积金后的企业净利润）的20%直至全额。国有控股公司应当按省属国有股权比例分红，坚持同股同利。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方面，福建省国有资本收益主要包括所出资企业应上缴的净利润、股利、国有产（股）权转让收益及其他收益。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面，福建省暂定国有资本收益的主要支出为补充企业改革成本不足、资本性支出、担保支出、其他专项补贴和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必要支出以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其他支出事项。

四、民生财政视角下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非民生倾向

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非民生倾向表现在政策制度的设计和预算支出的实际执行这两方面。在政策制度设计方面的非民生倾向表现在，政策文件中关于预算支出的去向方面并无民生倾向的规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第19条关于国有资本收益的主要支出规定中，4个主要支出方向并未有对国有资本收益用于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规定，仅仅是在“补充企业改革成本不足”一项中的为所出资企业在改革中人员安置提供的“支付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的资金支持，而对于国有资本收益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国有资本收益用于教育与就业等民生性支出均未有说明。此后福建省出台的有关国资预算管理方面的文件，同样并无有关民生性支出的相关规定。在预算支出的实际执行方面表现在，福建省国资预算支出都是资本性支出，即用于省属出资企业的改革与兼并重组、再投资等，基本没有对民生建设有支出。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关系紊乱

此外，在民生财政视角下，福建省国资经营预算存在着诸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关系紊乱等问题。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上，没有厘清国资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之间的关系，二者尚未明确的关系，会影响到国资预算工作的进行，包括收入的归属和支出范围等，导致国资经营预算的低效率。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亟待健全完善

尽管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已明确了国资委作为编制主体，然在几年来的实际操作上，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还存在的一定的问题，国资预算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例如在预算的编制方面，尚有一些预算科目设计等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开展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缺失，数据不透明，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难以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也使得国资预算工作会因缺乏大众的监督而导致一些损害国资经营收益的违法行为。

五、民生财政视角下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思考

（一）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支出应向民生倾斜

1 省国资预算支出应以省属出资企业与民生建设共赢为原则

福建省省属出资企业所上缴的红利，大多数是用于这些出资企业的改革重组、项目投资等，实质上是在国企内循环，几乎无用于民生财政支出。如果国资收益全部用于国企的再投资、改革重组等，那么全省人民就享受不到这部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成果，不符合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的实质；而如果将大多数国企红利等国资预算收益用于民生财政支出，又显然福建省目前尚未达到这样的物质条件。因此，如何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收定支的基本要求之下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国企改革重组等支出和就业、社保、就业等民生性支出，使得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预算支出效用最大化，是我福建省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难点。对此，本文认为在省国资预算支出上，应当坚持以省属出资企业与民生建设共赢为原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使用应当在用于国企支出和用于民生建设支出二者之间寻求一种耦合，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公共预算的划转衔接。

2 关于民生倾向的支出在政策文件上的表述应当逐渐具体化

缺乏政策文件的明确规定，会使得有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面对国企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重要项目投资等各项支出的巨大需求时，往往就忽视民生性支出。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用于民生财政支出需要有可靠的法律制度保障，因而应构建以“宪法为前提、民主为核心、法治为基石”的国资预算支出的框架（陈少晖、朱珍，2012）。对此，本文认为，可借鉴重庆市的做法，将国有资本收益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服务社会。针对福建省的现状，可先出台有关国资经营预算用于民生性支出的试行文件，等条件成熟后，再逐渐确定民生性支出的范围、额度、方式等，最后将包括民生性支出的具体范围、如何投入（即现金分红模式或直接充入社会保障基金等）、投入额度或投入比例等在内的较为细致的内容加以正式的明确规定。通过明确的法律及政策文件表述，让民生性支出在国资经营预算工作中得以切实安排与落实，使国资收益的民生性支出得到可靠保障，转变民生性支出要让步于资本性支出的现状。

3 在使用上，从社会保障支出逐渐推广到其他方面的民生性支出

就福建省当前来看，国有资本预算收入是有限的，而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性支出需求均较大，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大而迫切。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的“安全网”，其支出具有较强的支出刚性，且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压力，急需稳定的、可预见的资金来源。因此，本文认为在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发展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国资预算的民生性支出可先用于支持民生建设中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最让社会公众受益的领域——社会保障，随着日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模的扩大，等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推广到教育、就业等其他方面的民生性支出，让全省人民能切实享受到国有资本收益的成果。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1 厘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的关系，建立二者间的衔接制度

福建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厘清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间的关系，切实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公共预算中相对独立出来，在二者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建立二者的衔接关系，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民生财政支出在预算编制上有据可依，同时也有利于强化国资预算和公共预算之间的相互监督制衡。

2 构建规范的国有资本收益的收支及其监督制度

倘若国有企业监督控制体制不健全，分红制度即使制定了，也会因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制度监管而无法有效率地、甚至是无法顺利地执行。因此，福建省财政部门及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构建一套规范的国有资本收益收支及其监督制度。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方面，全面核实各项国有资本收益范围，确保国有资本收益应缴尽缴、足额上缴和按时上缴；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未按规定期限缴纳、拖欠挪用截留及私分国有资本收益等违法行为，追究相关的责任并予以惩罚。同时，在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支出方面，省国资委应当加强对国有资产预算支出的经常性全方位监督和审计，以促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目标及其效率的提高。

3 建立信息披露机制，透明国资预算数据

资本支出篇2

【关键词】 研发支出； 资本化； 职业判断

【中图分类号】 F2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4-0028-03

由于经济业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环境的多变性，会计人员在会计处理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职业判断。陈毓圭先生指出，职业判断就是会计的精髓，贯穿会计处理的每一个环节。因而，职业判断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赖于进行恰当的会计职业判断[ 1 ]。由于当前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企业的研发活动也在逐渐增多，互联网金融的渗入以及多样化的研发活动方式增加了研发支出资本化职业判断的难度。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中的职业判断。

一、研发支出资本化涉及的职业判断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将研发活动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的支出费用化，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五个资本化条件时资本化。在这些规定中，涉及两项主要的职业判断，一是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如何进行划分，二是何时五个资本化条件同时满足（即资本化时点如何确定）。

（一）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

尽管准则对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说明，但是具体到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作出区分还是具有一定的困难。研究活动与开发活动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连续性，没有很明显的界限，而且不同的企业研发项目的特点、流程等有较大区别，即使是同一企业，研发项目之间的差异也较大，再加上企业对于研发活动有可能会基于保护商业机密不愿过多透露相关信息，企业难以通过借鉴他人或者参考其他研发项目的方式来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因此企业只能完全依赖于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进行划分。而这样的划分结果未必是恰当的。笔者通过查阅上市公司2014年年报发现，很多公司在披露如何划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时，基本上是将准则指南中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概念和特点原文照抄，只有少部分公司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披露。这可能是因为公司对自己划分结果的恰当性没有足够的把握，披露准则原文就变成了最佳的选择。

（二）资本化时点的确定

在明确了开发阶段的起点后，还必须确定资本化时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开发阶段支出都可以资本化，只有在资本化时点以后的开发支出才能资本化，资本化时点之前的开发支出应该费用化。对于何时为资本化时点，准则指出，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时可以资本化。但这五个条件同样是指导原则，具体到企业的研发项目，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具有一定的难度。不少企业主要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完成。当然，由于资本化时点的确定直接影响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额，进而影响企业的报表信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就有可能受到管理层的干扰。笔者查阅了2014年部分上市公司的年报，大多数公司也是照搬准则的五个条件来说明其如何确定资本化时点，只有少数公司说明了其具体的资本化时点。

二、研发支出资本化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

会计职业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会计行为。这一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大体可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以及行为主体即会计人员自身因素三种。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的多变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范的完善程度等，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会计准则及相关规范的完善程度；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研发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会计人员与研发人员的信息沟通等；会计人员自身因素主要指会计人员的知识、技能、经验等综合素质。

（一）会计准则和相关规范的完善程度

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重要依据就是会计准则及相关规范。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我国的会计准则也转变为原则导向，这既增加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空间，也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会计准则难免有疏漏和不足，对于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以及研发支出资本化条件，准则的规定还是过于抽象，准则指南和准则解释也是如此，这使得实际执行中主观性过强，难以把握职业判断的恰当性，不少注册会计师都将研发支出资本化视为审计风险高发领域。

（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

在管理层的视角下，研发支出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是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这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归属于管理层。因而，管理层有可能利用其权力通过研发支出政策的选择实现其报酬契约的利润要求以及其他目的[ 2 ]。国内外不少研究已经发现，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盈余管理程度都会影响研发支出的资本化金额。因此，如果管理层存在盈余管理动机，就很有可能通过权力干涉甚至控制会计人员研发支出资本化的职业判断，进而达到其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研发项目的内部管理制度

资本支出篇3

【关键词】研发支出；费用化；有条件资本化；盈余管理

企业研发能力既决定着企业生死存亡和核心竞争力，又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与发展潜力的体现。研发费用资本化制度引入，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良好会计政策环境，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改善科技企业财务状况和业绩水平，尤其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和资信状况，为企业进行融资和再融资提供便利，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据统计，2007年1570家上市公司披露年报中，有137家上市公司发生了开发支出，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医药及电子信息业等领域，占1570家8.73%；其中85%的公司披露了开发支出资本化条件。研发支出在企业中扮演者很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会计准则规范研究开发费用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93年7月1日实施的新《行业会计制度》、《企业财务通则》规定，自行取得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按照实际开发过程中能够为无形资产而发生支出，作为无形资产入账。这种方法实质是有条件资本化处理方式，只有依法申请并取得的研发支出，才能作为无形资产入账。

第二阶段：1996年以后，财政部陆续出台16项具体会计准则，其中2001年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并且满足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才能确认无形资产。考虑谨慎性原则，该准则规定基本采用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处理。

第三阶段：2006年财政部颁发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准则要求区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研究阶段有关支出在发生时，应当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如果企业能够证明满足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相关确认条件，所发生开发支出可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最大限度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采取有条件资本化处理原则。

二、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理论分析

（一）研发支出费用化还是资本化，一直是会计界讨论的热点

目前，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主要有三种方法：1、全部费用化，以美国、德国、荷兰为代表，依据谨慎性原则，主张费用化；2、全部资本化，以意大利、法国、日本等为代表，主张只要预期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即可予以资本化处理；3、有条件资本化，以国际会计准则为代表，将研究开发活动分为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研究阶段发生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阶段，满足技术可行性等条件的支出资本化。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的主张，我国会计准则采用有条件资本化方法。

（二）费用化和资本化比较分析

1、费用化优点：能够了解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情况，分析企业核心竞争力；减少会计处理随意性，使得想利用无形资产来粉饰会计报表变得更加困难；符合稳健性原则，且核算简单，便于操作，同时也享受国家对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政策支持，使企业获得税收优惠，有利于企业更多的研究开发投入。

2、费用化缺点：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研究开发投入越多，利润越低，大大挫伤企业积极性。导致片面追求短期盈利指标，削减研究开发支出，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大量无形资产存在资产负债表之外，不利于分析企业长期科技投入情况，会计信息失去有用性和可比性。另外，费用化处理没有充分考虑研发支出过程复杂性。

3、研究开发费用有条件资本化，在确认、计量和财务报表结构方面，符合资产负债表观的核心地位，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避免短期行为。全部费用化片面侧重利润表，容易为企业留下追逐短期利益和操纵利润空间。突破单纯利润考核概念，从而促使企业着眼长期战略，改善资产负债管理，优化资产和资本结构，避免眼前利益和收益超前分配，提高决策水平。

三、现阶段研发支出资本化存在问题

（一）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标准划分不清晰，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具有计划性、探索性和针对性、形成成果的可能性较大等特点对研发活动的区分，过于笼统，判断条件不客观，不同企业判断标准不一，导致企业会计信息不具有可比性。

（二）资本化处理存在盈余操纵空间，资本化条件判定标准不客观，摊销方法和摊销期限不确定，给企业留下大量盈余操纵空间。研发费用资本化条件很难对企业的利润调节行为进行约束，限制企业业绩操纵，一定程度增加管理当局盈余操纵空间。

（三）该类会计科目设置不够细化。针对研发活动产生费用化和资本化支出的摊销，而产生费用管理费用，应在管理费用科目下设置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摊销二级科目加以区分。对于有条件资本化支出中具有长期性的，需要跨年度研发支出，没有根据相同或者类似关键技术研发活动的市场价值，做减值测试，没有设置研发支出减值科目，不能反映其未来价值。

（四）开发支出计量相关性不强。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计量结果欠缺相关性，不能够体现跨年、资本化研发支出项目未来经济利益，从而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研发严重背离资产本身价值，使研发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同时，几个项研发项目可能同时受益于一项研究成果，应该找到一个明确科学系统的方法，对研发成本进行分配，归集该研发项目成本。

资本支出篇4

关键词：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问题；措施

一、引言知识经济下，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所在。与此同时，会计环境较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知识与技术在当前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生产形式从扩大再生产转向创新型再生产。同时，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对资源的占有与配置转变为对知识、科技、高科技含量的无形资产的拥有和开发，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越来越多，研究与开发支出也从工业经济时代的从属地位一跃为现在的主导地位。

随着企业研发投入加大，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研发的会计信息也有了更多的要求：诸如了解企业每期研发投入金额；企业内部研发形成无形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企业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与其研发投入的比例。

而这些会计信息能否得到正确的反映并公开披露给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取决于企业能否正确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理及披露。

二、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问题我国采用研发支出存在多方面有利因素，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一）资本化条件难以判定。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对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可予以资本化处理，但实际可操作性不强。比如，“具有技术可行性”而言，倘若企业开展的是一项重大研发项目，那么对项目的每一阶段性成果的可行性测试可能不仅需要企业内部技术人员进行测试，还需要通过企业外部专家技术测试才行。此外，目前市场存在开发的新产品的需求。我们是以一份基于市场调查问卷的分析报告及其盈利预测报告来做出结论，还是以商业化过程之后开发的新产品所签订的合同为准呢？如此一来，对于开发支出的某一部分是予以费用化还是资本化就常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企业在对条件的判断过程中难免标准不一，导致企业相互之间不可比。同时，管理当局按照这些资本化条件来指导实务操作，其可行性尚需商榷。

（二）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存在盈余操纵空间。在具体操作中，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按自己的理解对开发阶段是否进行“资本化”做出决策。如果企业存在调节利润的需求，那么，现行的准则及其指南很难对企业的利润调节行为进行约束，企业可能轻松实现业绩操纵，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研发支出在资本化后将以资产的形式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当中，它必然面临一个如何摊销的问题。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会计政策的弹性越大，受到企业管理当局操纵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无形资产准则当中，对摊销方法仅提出对“企业无形资产摊销方式，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尚未对研发支出采用何种摊销方法加以明确的规定。若任企业选择列为资产的研发支出的摊销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

（三）研发支出难以对象化。在实际情况中，若干项研发项目可能同时受益于一项研究成果，或呈现出相互交叉受益情况。即使一些完全失败的项目，也可能派生出新技术或工艺，直接影响下一个研发项目。这些前期研发失败的投入具有管理会计当中所说的“沉没成本”性质。因此，如果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科学的系统，对研发成本进行分配，就无法恰当反映每一研发项目的实际成本。

（四）跨年度的开发支出未做减值测试。由于研发项目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大多研发项目是跨年度进行的，因此，企业账务当中可能存在数额不小的待资本化的研究开发支出。事实上，企业自主研发无形资产是一种特别需要加以管理和保护的特殊资产，管理和保护不当有可能导致其迅速贬值。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某种相同或者类似的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可能存在着多家公司同时进行研发的情况，研发项目技术的创新性是否还存在很成问题。如此一来，企业有必要对研发项目技术的创新性的市场状况跟进，以了解该研发项目投入的价值是否发生贬值。而我国准则对研发支出尚未做出与减值测试相关的规定，使之成为制度上的一个缺失。

三、结论

研发支出资本化并非十全十美，对我国尚处于该方法的初始使用阶段更是如此。基于这个考虑，笔者对我国现行准则下的研发支出资本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诸如资本化条件难以判定及由此带来的盈余操纵等问题。

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严格制定研究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通过使用同行评议、借鉴国外可行性测试条件等方法，加强技术可行性测试的合理性。加强研发信息披露，避免企业进行盈余操纵，如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大对研发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力度、对高科技企业专门设置“研发支出信息表”等。探讨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的开发支出计量方法。

在管理费用下分设研发费用明细科目，增设“研发支出减值准备”研发支出会计科目等。

主要参考文献[1]梁衍琮.浅探研发费用资本化核算的应用[J].商场现代化，2006.11下.

[2]梁菜歆，刘建秋.高新技术企业R&D绩效评价方法探索[J].科学学与科技管理，2004.11.

[3]龙淑华.论新准则对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J].商场现代化，2007.7.

资本支出篇5

关键词：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出口技术复杂度；外贸转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4.015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出口贸易更是因其“爆炸式”的增长及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力而被学界誉为“出口奇迹”（Chan et al.，1999）。但是，在出口贸易规模急剧扩张的背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仅仅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这样一种尴尬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与世界其它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有鉴于此，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尤其是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而提升出口复杂度则成为了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郭亦玮等，2013）。在上述背景下，针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测度比较并就其演进机理、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等各方面进行探讨逐渐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

在识别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影响因素的为数众多的文献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本文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省际的教育财政支出能否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一途径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问题牵涉到我国对外贸易和财政体制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领域的重心，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一方面关系到我国教育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估，另一方面对我国外贸转型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本节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第三节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考察；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Romer，1990；Lucas，1988），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Romer（1990）、Lucas（1988）、Pradhan（1996）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财政支持介入人力资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外方面，Helms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与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Easterly，Rebelo（1993）利用1970-1988年间28个国家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观点。Blankenau，Simpson（2004）指出，虽然增加教育支出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及经济增长，但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对其他资源积累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减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Zhone（2013）在教育扩张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会随着教育扩张产生无效率性。从国外研究看，单独对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相关关系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财政性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探讨上，且研究对象主要为发达国家，鲜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问题。国内方面，刘华、鄢圣鹏（2004）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且中等教育的弹性呈现最大化。才国伟、刘剑雄（2014）引入收入风险及融资约束，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财政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带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且该种带动作用在收入风险较大、融资约束较强的国家会有更为突出的效应。刘长生、简玉峰（2009）对比私人生产性和公共教育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影响效应，发现前者作用比后者更为突出。余靖雯（2012）基于财政分权视角，提出当前我国教育支出分权严重，且存在一定的区际差异，县级政府对教育支出的过度分权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这一状况将对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影响。从国内研究看，有关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研究起步较晚，但切入的视角有一定的新颖性，不足之处在于经验研究依旧较少，且对教育支出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缺乏深入分析。

近年来，有关人力资本和出口复杂度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尤其是中国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国外方面，Rodrik（2006）、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Costinot（2009）等学者依托要素禀赋理论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及测度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是一国重要的基本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资源禀赋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同时有助于改善生产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对出口复杂度有提升作用。Santos-Paulino（2008）选取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四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国家规模等决定一国的生产效率和出口复杂度。国内方面，姚洋、张晔（2008）在检验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水平时发现，在内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都对出口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王永进、盛丹等（2010）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收集了1995-2004年HS6位码数据，沿用Hausmann（2007）和Xu（2007）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及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方法，对101个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外，人力资本、贸易开放与FDI也是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结论持否定态度，亢梅玲、王靖慧（2014）通过对4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家分为高中低收入三组，指出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三种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不显著。从国内成果来看，与国外累死，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依旧在出口复杂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进展，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2014）研究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还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未来预期报酬的提高及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考察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但是，对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这一机制的考察却鲜有文献涉及，本文试图填充这一空白，通过考察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以期为当前及下一阶段我国外贸转型路径的选取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3实证研究

3.1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检验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我们设定了如下式所示的计量模型：

lnsophit=α0+α1eduit×hrit+α2hrit+βX′+εit（1）

其中，下标i、t各表示中国31个省市地区和年份；edu表示教育财政支出，hr表示人力资本，其交互项edu×hr为本文的核心变量，若α1>0，则表明教育财政支出促进人力资本进步进而提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其囊括了：产业集聚、研发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ε为误差项。

3.2变量的构造

3.2.1出口技术复杂度

我们采用Schott（2008）的相对技术复杂度测算法对我国省级区域的出口技术结构展开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sophit表示i省市地区在t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Vnit为i省市地区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Vit为经济体i的出口贸易总额，Vnjt为参照经济体j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Vjt为经济体j的出口贸易总额。在实际测度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省际出口技术结构的动态演变状况，本文选取了美国近年（2011年）的出口数据作为参照，测算所涉及的原始出口数据分别来自海关信息网和国研网。

3.2.2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

教育财政支出变量edu采用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额与该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历年《财政统计年鉴》；人力资本采用地区的受教育年限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H=∑5i=1piyi。其中5表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五个受教育层次，相应的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pi表示各受教育层次相应的人口比例，yi表示与某一受教育层次相对应的教育年限，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3.2.3控制变量

省际层面的产业集聚水平（agglo）采用了由Haggett & Chorley（1969）提出的区位熵法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发展程度（fin）：采用存信贷相对规模指标来衡量我国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即以某个年度地区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之和与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研发投入强度（rd）：采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占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省市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在转换过程中所涉及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度中间汇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市区进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占比加以衡量，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市场化程度（soe）采用国有企业比重即地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示于表1。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图示法来考察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以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正相关，这意味着省际教育财政支出投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鉴于图示法仅仅提供了粗略的感知，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还有待系统和严谨的实证检验。

图1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

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拟合关系我们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对估计方法进行甄别，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2报告了基于逐步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我们首先观察第（1）列的估计结果，在不放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为1.51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从表2的第（2）-（6）列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仍然显著为正，数值量级略有增大，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之后，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从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产业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原因在于产业集聚有助于地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生产率进步，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外开放度变量在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其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扩大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究其原因在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吸收外部的先进技术。至于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强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则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上述变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确。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鉴于目前我国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仍偏低的事实，各级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就如何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本文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改革现行的财政体系，厘清各级政府在教育财政支出领域的事权和财权。具体而言，匡正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重视基础建设，轻视民生支出的弊端，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从短期来看，通过把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能力联系起来，提高上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匹配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大上级财政，尤其是省级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对于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有助于缓解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不足的状况；就长期而言，进行结构性的财政体制调整，与此同时将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事权收归更高层级政府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第二，建立起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评价地方政绩的指标体系、激励机制和问责制度，改进对地方政府“唯GDP论”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可以考虑更多地引入如教育发展等其他目标权重，以降低现行绩效评估机制所带来的激励扭曲效应并由此导致教育财政支出不足的缺陷。

参考文献

[1]Paul M.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2]Robert E.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3]Ed Campos，Sanjay Pradhan.Budgetary Institutions and Expenditure Outcomes：Binding s to Fiscal Performance[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6，No.1646.

[4]Easterly，Rebelo.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417458.

[5]Blankenau，Simpson.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2）：583605.

[6]Zhong，H.Dose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J].Economica，2013，80（320），760773

[7]Costinot，A.On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77（2）：255264.

[8]Schott，Peter K.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J].Economic Policy，2008，53（1）：549.

[9]刘华，鄢圣鹏.财政性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4，（9）：6567.

[10]周建安，张望.政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1621.

[11]才国伟，刘剑雄.收入风险、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积累[J].经济研究，2014，（7）：6780.

[12]余靖雯.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J].财经问题研究，2012，（2）：8289.

资本支出篇6

本文试图以电子信息技术行业为例，对开发支出可以有条件的予以资本化这一会计处理方法的有效性和意义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

根据分红计划假说，如果企业实施的激励机制将管理层的薪酬与会计利润相挂钩，那么，企业管理层在确定会计政策时，通常会倾向于选择使报告收益偏高的会计政策。根据预期理论，上市公司高管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做出决策取决于该决策是否能够帮助他对自身的利益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高管是否做出R&D支出行为，取决于其预期自身是否能够从这一行为中获得好处。而采用有条件的资本化这一会计处理方法，对高管形成的预期将不再是本期费用的飙升，在这一决策不会给短期业绩带来负面影响的情况下，高管的预期才会重点转向R&D所带来日后收益上。因此，要想高管加大企业R&D支出水平，必须以高的资本化率为支撑。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是：R&D支出水平与资本化率正相关。

解释变量为资本化率，因变量为企业的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由于资本化率不是影响R&D支出的唯一因素，把以下因素列为控制变量：

（1）高管是否持股。理论认为需要用风险收入来激励高管，对于实行股权激励的企业来说，经理人为实现较高的未来股票价值，必须致力于提高企业的未来业绩。因此，选用高管是否持股来控制对研发支出的影响。

（2）企业性质：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国有股的产权主体不明晰和不可流通性可能引发道德风险，经理人员可能利用所控制的资本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选用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作为控制变量。

（3）企业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企业自身产生的收益，将使得研发活动成为可能，高的收益率才可能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4）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当企业背负着较高的债务时，迫于每年固定利息支出的压力，应该会倾向于减少R&D支出。因此，选用企业的偿债能力来控制其对R&D支出的影响。

（5）企业规模：小公司和大公司在创新中具有不同的优势。所以，将企业规模列为控制变量之一。

（6）高管任期：高管距本届任期期满年数。高管距任期期满时间越长，才能更有机会享受到R&D为其自身带来的好处，就会越倾向于投资研发。所以，将高管距本届任期期满年数列为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变量设计，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R&Di =c+c1 CAPITALIZATION+c2 STOCK+c3 STATEOWN+c4 ROE+c5 LEVERAGE+c6 SIZE+c7 REMAINDER+e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电子信息技术行业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08年沪深两市电子信息技术行业中30家公司的相关数据。因为电子信息技术行业属于比较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代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在该类企业中，有形资产的作用日益下降，无形资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选择该行业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回归分析

用Eview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模型：

R&Di =0.023759 CAPITALIZATION+0.016832 STOCK +0.001051 ROE

（3.248212）（11.48491） （2.909947）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98.3%，自变量CAPITALIZATION，STOCK ，ROE在95%的置信度下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其他控制变量表现为不显著。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结论如下：对电子信息技术行业而言，接受原假设，即R&D支出水平与资本化率显著正相关，表明开发支出有条件的予以资本化这一会计处理方法确实有利于企业加大R&D支出力度，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核心竞争力。本文对我国无形资产准则中关于内部研究与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改革的有效性提供了正面支持。由于行业的单一性和数据的局限性，说服力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胡淑红.R&D 支出的会计处理对企业会计盈余的影响分析.会计之友.2008(05):12-13.

[2]郭飒飒.解析新准则对企业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中国集体经济.2007(02):152-153.

资本支出篇7

关键词：海外并购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权优势

在后金融危机中国企海外并购活动频繁时期，以往产业资本参与支持的海外并购已力不从心，迫切需要金融资本的加入来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完美结合能更好的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顺利完成。在当前跨国并购已逐步替代绿地投资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对于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论上以微观企业分析和宏观金融支持相结合为视角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为海外并购研究提供理论分析框架。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有关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纪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一条新途径？》收录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65周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介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环境、对美国企业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临的问题等。

国内学者对于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将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持与商业性金融支持相结合宏观总体把握金融服务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严明（2005）在《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第一次全面的阐述海外投资与金融服务支持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专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对象比较广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资支持问题主要指“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含了对出口、对外工程承包、绿地投资、海外并购等“走出去”内容的总体支持探讨；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此专著理论上沿着钱纳里“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在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弥补了以往此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对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海外投资及金融支持风险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盖内容全面深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现状分析客观全面，同时介绍了国外发展情况并予以中国借鉴，提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的发展与战略选择等。

另一方面是单纯从政策性金融服务的角度讨论其对于海外投资的支持。佟志广（1996）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实践探讨了政策性进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钦先、徐爱田、欧建雄（2003）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管理体制并予以比较。虞瑾（2006）从理论论证和最小二乘法实证论证外汇管制放松、国内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影响力，并提出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黄人杰（2007）认为政策性资金的运用应当以间接模式为主，通过以少量的政策性资金带动巨量社会资金的杠杆效应，改变商业性机构和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分布，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型金融和以市场化方式实现政策性目标的运营机制等问题。

以上文献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问题，其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对外输出，即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还包括资本的对外输出，即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跨国合作经营开发等对外经济交往形式，对于以跨国并购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的专门研究还尚属空白。同时还发现，以往文献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讨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与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间的关系，研究视角主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宏观政策层面。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海外并购过程中何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针对企业金融支持诉求因地制宜地实施金融支持促成企业海外并购，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海外投资金融支持理论研究的应用分析

本文试图将微观企业金融实力融入宏观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论上将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中，论证政府与金融部门对企业海外并购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企业自身金融优势置于OIL框架下作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一部分，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对企业的支持通过企业财务金融实力表现出来，表明宏观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强微观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以此研究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购金融支持“双缺口”需求理论

本文借鉴严明（2006）海外投资金融支持需求理论，沿用“双缺口”理论的分析思路，对海外并购的金融支持需求进行理论分析，总结不同类型的支持需求。设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资本数量为Ct。封闭条件下，一国资本供给来源于企业自我资本积累E、金融储蓄S和政府税收T之和。资本需求主要由企业自我资本积累的使用E、社会资本I和政府支出G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国资本（仅讨论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流动考虑在内，用Ci表示外国资本流入，Cx表示跨国并购对外资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过变形推导得出上式（1），等式左边代表一国跨国并购资本流动情况，等式右边（S-I）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对企业资金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T-G）表示该国政府部门财政支持（政府财政补贴资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说明一国的国际资本（跨国并购）流动与该国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和国家财政情况有关，当一国出现资本跨国流动、本国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动时，本国金融部门与财政部门也相应调整，最终达到国家经济均衡。

当一国跨国并购形式的资本输出大于资本流入（Cx-Ci）>0，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与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说明如果出现因企业跨国并购引起的资本输出除了有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支持，必然会引起金融部门的外源性融资和政府部门的财政资助。

将外国资本流入移至等式右边，等式（1）变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国流入的资本Ci大多进入国民经济各个实体经济生产流通领域成为生产性资本或准生产性资本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其以现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统的量很少，转化为本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成为融资来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国资本流入很难有效支持本国跨国并购，Ci趋向0，由此等式（2）可简化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当本国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输出时，Cx>0，为保持等式平衡，相应的本国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财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国并购规模越大，商业性金融支持和财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国并购资本流动Cx规模受到金融部门融资支持（S-I）和政府部门财政支持(T-G)限制。当金融部门认为当时海外投资风险太大，不愿意承担融资支持而导致商业性金融支持不足时，出现“金融支持缺口”。此时为保持经济平衡，需要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政策性支持来填补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财政支持力度较弱出现“财政支持缺口”时，需借助民间金融储蓄的力量，调动社会中潜在的商业性金融资源支持跨国并购。若此支持来源因高风险而意愿不强，政府可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措施免除商业性金融支持的风险问题。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海外并购有强烈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诉求，其规模受限于金融部门的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与企业自身实力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

海默（1960）在垄断优势论中提到跨国公司一方面自身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国际上良好的资信顺利获得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融资，而邓宁在OIL框架下概括为企业的融资信用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1983）、金融资产优势（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则将金融要素纳入企业所有权优势中论证其对促成跨国并购的重要性，其将企业金融特有变量总结为企业股票价格销售率、海外上市、负债成本、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机制、政府补助、税收减让、自由现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撑所有权优势三大金融策略：获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资本可获得性；获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让以增加自由现金流；实施价值创造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项目。

由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中国企业情况加入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服务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资金实力是海外并购企业的金融优势的中心，企业需考虑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进行海外并购的同时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资信实力、融资来源和成本、相关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业拥有良好经营业绩形成的资信实力并能获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资和政府财税政策支持的优势就是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具体而言，资信实力体现在企业控制内部现金流能力（自由现金流）和反映财务风险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评级（阿特曼财务危机预警模型Z值）两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资表现在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性融资（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债务性融资能力（负债成本）；政府财税政策支持是使企业获得来自政府的财税支持（税收减让、政府补助）、融资便利及融资担保与投资保险的能力（融资担保与保险）；通过内部经营和外部支持结合增强企业的金融实力形成所谓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

本文认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应盲目进行金融支持，应以企业自身实力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仅可保证国家资产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实力较弱、资信较差的企业逆向选择而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支持思路如图1，对企业自身实力测评基础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商业性融资和海外上市融资服务以填补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针对性政策为实力和资信不同的企业提供相应的税收补贴支持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填补财政支持缺口。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将国内有关海外金融支持理论与国外学者OIL框架下对企业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结合海外并购金融支持问题，认为应在企业内部资信实力基础上提供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财税金融支持来增强企业的金融所有权优势，从而促成海外并购。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论视角上为海外并购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明.海外投资金融服务支持―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人杰.政策性金融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7,4

3.陈群.金融支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探讨.福建金融，2006,6

4.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5.慕刘伟.国际投融资理论与实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资本支出篇8

资金支出预算的事前控制

在资金支出管理的背后就是成本控制，日本公司制定成本的顺序一般是：先确定或预估市场销售目标价格，然后进行包括产品定位、产品功能等内容在内的产品设计，之后再进行成本预算确定计划成本。在新产品设计前制定目标成本，是日本公司成本管理的特点之一。

以市场可接受的产品价格为前提，确定产品售价和目标利润，然后确定目标成本；为保证目标成本的实现需进行全方位的成本控制。在总体目标成本确定后，要么按产品结构进行分解，要么按产品主要功能进行分解，要么按产品成本的形成过程进行分解，要么按产品成本项目结构进行分解，将总目标成本层层分解到生产经营的各环节。在总目标成本的分解过程中，已经界定了生产经营环节的资金支出上限'这样建立起的资金支出预算就可以实现资金支出的事前管理和控制。

资金支出预算的事中管理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测和不可控事件，这样会对期初以目标成本为基础确立的资金支出预算产生较大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一般采用总额控制、额度内调节的方式来确保总目标成本的实现，也就是年度资金支出预算的实现。通常采用月度内滚动和季度间滚动进行调整。具体做法参考如下：

(一)将本年度资金支出预算按第一季度总数细化分解至1～3月的月度预算，二、三、四季度资金预算编制以季度为单位；

(二)将1月资金支出预算分解到1～4周；每周末提交下周资金支出计划，集团财务部门根据月度资金支出预算予以审核审批；

(三)1月第三周资金支出预算执行结束前，根据前3周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的差异分析和本月资金支出预算总额，调节第4周资金支出预算。同时根据对2月的预测，调整编制2月资金支出预算，并调整第一季度预算总数；

(四)根据2月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的差异分析，调整3月资金支出预算。除前两个月发生不可测、不可控事件，1、2月实际资金支出总额加上3月资金支出预算额不得超过原第一季度资金支出预算总数的1.2倍；

(五)第一季度结束前，根据一季度资金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对本年度内剩余预算期情况的预测，确定是否需要调整下一季度的季度资金支出预算，同时根据下一季度预算调整情况编制第二季度4～6月月度预算，并确定第二季度预算总额，

(六)第二季度结束前根据一、二季度预算执行情况、6月份资金支出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对本年度内剩余预算期情况的预测，确定是否需要调整当年的年度预算，同时根据年度预算调整情况编制第三季度7～9月月度预算和第四季度预算总额。第1季度、4月、5月实际资金支出总额加上6月资金支出预算额不得超过原第一、二季度资金支出预算总数的1.2倍；

(七)第三、四季度以此类推。最终确保全年资金支出预算不超过全年目标的1.2倍。

资金支出预算的事后控制

资金支出事后控制只需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是资金支出预算考核评价；一个是由审计监察部门通过不定期抽查、流程穿行测试等方式对单笔业务的资金支出预算执行控制情况和预算体系的制度有效性实施监控。

资金支出预算考核评价主要考评以下三方面内容：

1.对预算单位预算目标的完成情况，即经营业绩进行评价；

2.对预算执行部门的评价；

3.对预算管理系统进行评价。

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