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12 03:52:17
税收优惠政策篇1
关键词涉外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方式，企业所得税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初期所形成的以区域性优惠为主的多层次涉外税收优惠格局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日渐不足。因此，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将十分有助于继续发挥该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的导向作用，对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一)区域倾斜过度，加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我国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东部带动西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指引下，当时吸引外资的大量税收优惠措施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使得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呈现“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渐递减的区域性倾斜特征。
不可否认，区域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东部地区的引资能力、加速当地的资本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过度的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变得相对困难，导致外资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上逐渐失衡(见表1)，从而间接加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
(二)缺乏产业导向性，引致外资的产(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一直放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上，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相结合，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吸引外资，导致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引资相对不足、外资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情况来看(见图一)，FDI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而国家重点发展的农林牧渔业、科教文卫等行业吸引FDI的数量只占FDI总量的七分之一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相背，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优惠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提高引资质量
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偏重于采用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直接优惠方式，对于被国外广泛采取的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应用较少。单一的直接优惠手段，虽然具有短期效果显著的优点，但在促进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加速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激励作用，而且过于直接的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扭曲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
此外，由于世界各国对本国公司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政策不同，使得我国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低税率等直接优惠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几个国际避税地，而如美国、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并未获得太大优惠。因此，从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长远考虑，现阶段的税收优惠方式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四)过度优惠，影响内费企业的正常发展
在理论上，涉外税收优惠可分为全面优惠和特定优惠。我国涉外税制创立之初，为了弥补当时投资环境存在的缺陷，并考虑到国内税制本身也面临着较大的调整，所以选择了全面优惠的方式。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提供给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大以及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加，有关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特别是其在所得税税率上与内资企业的不平等，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不但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要求，而且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待遇的差别过大，还使得部分内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与外资拉上关系，以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于是直接引发了“假外资”的现象，这些“假外资”在迅速消耗我国有限资源的同时，更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等问题的出现。
二、调整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并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
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是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要着力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配合，把外商投资的重点引导到我国急需发展、鼓励发展的产业上来，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同时，通过逐步减少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多层次税收优惠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幅度，将外资引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具体而言：
1.制定明确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流入第二产业的外资质量。首先，通过加大对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税收优惠幅度，吸引外资、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距。其次，给予投资水利、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外资企业更具吸引力的税收减免措施，以缓解我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为了促进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提升我国的文化、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有必要对相关的外资企业提供明确的税收优惠。此外，就第二产业而言，在一些我国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诸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电视、冰箱、空调等一般电信设备制造业领域，可以逐渐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天航空、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则应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以鼓励外资的进入。
2.调整税收优惠的地域倾斜方向，鼓励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努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减少东部地区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为发达，投资环境也相对优越，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该地区，除保留具有示范效应的特殊性区域优惠和延续原有优惠政策执行至期满外，应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其余的税收优惠。其次，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综合考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地区和产业，提高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
(二)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
涉外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以税收减免、税率优惠为代表的直接优惠和以加速折旧及投资抵免为主要形式的间接优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习惯采用短期效果显著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外商投资，发达国家则青睐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易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间接优惠方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渐提高、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重点已从单纯追求外资数量向着力提升引资质量转变，更加注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使用。此时，继续倚重改革初期使用的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已较难，适时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才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正确选择。
运用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外资，对于纳税人而言，虽然不改变其总体税负，但使税负前轻后重，有利于减少投资初期的负担；对政府而言，只是推迟征收，税收并未减少。而投资抵免的优惠方式一般只与投资额的多少有关，投资越多，抵免越多，具有适用范围广，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等行业的鼓励效果明显。因此，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考虑，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即逐渐形成以间接优惠为主导、直接优惠为辅助的涉外税收优惠方式。
(三)适时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井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所得税率不统一导致企业间竞争变得扭曲和复杂，阻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保证民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将是我国下一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短期内会对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可以进行如下准备：
1.安排合理的过渡期。现阶段，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等因素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加之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的其它税收优惠措施和各种优厚的鼓励投资政策，绝大多数外资企业不会仅仅因为税率的变化就采取消极撤资的“用脚投票”方式，但是考虑到在华跨国公司的集体要求和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国际避税地的中小外资企业对于税率变化相对敏感的特殊情况，同时，也为了再次明确我国政府始终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态度，可以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安排一个合理的过渡期(例如5年，在过渡期内外资企业仍享受优惠)，以缓解税率变化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适应性。
2.加快增值税转型进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明显降低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行业的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因增加增值税抵扣而获得的财力，会弥补部分因所得税并轨而增加的支出，这有利于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故应及时总结东北老工业区进行增值税转型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缓解所得税合并给外资企业带来的阵痛。
三、进一步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配套措施
通过建立新型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改进税收优惠方式以及统一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调整，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更加适应“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战略要求。当然，为了使之能够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要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制化管理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自对外开放以来，其政策的制定、解释、执行等过程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确立，也确保了各项具体政策的法律适用性。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外资数量，出台了规范性和透明度较差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在造成税收优惠导向不明和实际操作随意性较大等问题的同时，还致使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进行恶性竞争，干扰了国家招商引资的总体战略部署。
因此，为了增强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其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配合，提高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必须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进行清理整顿，并加强法制化管理和监督。
(二)引入税式支出制度，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涉外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政策工具，其不但具有刺激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税收流失的负面影响。故在实际应用中，有必要将实行税收优惠放弃的税收收入与优惠带来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某项优惠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具体优惠幅度的依据。引入税式支出，即是从支出角度认识涉外税收优惠，便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涉外税收优惠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以预算形式加强对优惠总量的计划性管理，控制优惠幅度，增强政策的刚性和透明度，进而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税收优惠落到实处
税收优惠政策篇2
[关键词]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弱化
一
关于何种因素决定FDI的流动，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投资区位决策中扮演何种角色，国内外的研究颇多。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影响FDI流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规范的商业和法律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充足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自由的利润汇回机制、充分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不仅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FDI流动影响的大小不同，不同因素对同一类型FDI流动的影响也不同。税收政策作为东道国体制和法律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是影响FDI流动的诸多因素之一。早在1978年，Root和Ahmed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高度吸引力的国家三类。44个变量被选择当作潜在的重要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和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Agodo对在20个非洲国家拥有46项制造业投资的33家美国公司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也同样表明，税收优惠并不是影响FDI流动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一时期的多数文献，运用总量数据来评价年度FDI流动变化和一系列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包括与外国投资所能获得的税后回报率变化之间的关系，FDI的变化可能和被忽略的变量之间有重要的相关性，比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但随后的一些计量分析大多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即税收政策对FDI流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宜过分扩大，至少与政治稳定性、劳动力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基础设施等其他因素比较起来是有限的。税收政策在弥补一个国家投资环境中的各种负面因素影响时，是一种微弱的激励工具。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给企业提供了税收激励措施，以吸引投资到那些欠发达的、成本更高的和没有吸引力的地区，但是收效甚微，没有多少可持续的FDI流入。这种现象强烈地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流行的财政激励政策，在弥补基础薄弱的投资环境方面是没有充分效率的。
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作用，国内学者最新的研究结论大体分为三类。孙俊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对FDI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了初步的计量分析。他发现，政策优惠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动力，而且政策效应不仅没有随着时间减弱，并且呈现空间上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激励竞争的战略特点，各地区吸引FDI的政策激励是不平衡的。李宗卉、鲁明泓在回顾总结《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及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以城市(镇)为单位，建立了经验分析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FDI吸引方面的作用也较为显著。而江心英认为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会受到各个国家不同的税制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动机和跨国公司的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到底是否显著不能一概而论。著名经济学家钟伟等在《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和政府间FDI的激励竞争》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国际资本的流入构成与引资国政府FDI激励政策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一国的政府治理效率可能更为重要。他们认为，一国政府若希望改善其国际资本的流入结构，应关注政府间FDI内流的激励竞争的底线和相互协调，同时应对本国经济特质及政府治理效率予以足够关注。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在吸引FDI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规则调整和法律条文没有显示出设想中的积极作用，这也许不能说明政府在吸引FDI上无所作为，但至少说明了各经济体之间的模仿效应导致引资国之间在激励政策上越来越相似，效能锐减。1990年以后，各国对FDI采用自由化的政策甚至竞争吸引FDI，事实上确实是降低了单个国家的政策效率。其后，各国的外资激励政策及其相互竞争不是吸收FDI的充分条件，决定FDI流向的还有引资国的吸收能力。引资国自身特质相关的一些吸收因素与FDI的流动有着强相关关系，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增长率(表征一国的经济前景)、开放程度(表征一国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教育水平(表征一国的人力资本情况)、国家风险(表征一国政治风险、经济成绩、债务水平、金融市场的综合指标)、透明性指标(表征一国政府激励政策的可信度和可维持程度)，这些指标表现良好的国家，能够吸引较多的FDI，国际资本流入构成中FDI的比例相对也就比较高。结果在存在政府间就FDI的激励竞争时，单个国家的激励政策和规制变革并不足以使该经济体在吸收FDI方面取得优势，政府效率较高的经济体才会拥有较高FDI比例的国际资本流入构成。
FDI的激励竞争有时候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在一项对过去15年以来30个国家183个FDI项目的评估中，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有25%～45%的项目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具有净负面影响。这项不受欢迎而且出人意料的发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FDI常常伴随着扭曲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国产化要求、贸易保护、金融优惠、补贴、减免税、指令性合资要求和技术许可协议，以及本土资本和本土企业相对于外国资本的歧视性待遇。结果表明，虽然FDI激励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FDI进入，但是从整个社会看，政策带来的损失常常大于收益。显然，政府就FDI流入产生激励竞争和规制变革时，应该关注这些FDI自由化政策的实际效果，通常激励竞争是昂贵、歧义和危险的，政府应在区域内政府间和本国内各级政府之间的激励政策协调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迄今为止，中国国际资本的流入总量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FDI的流入规模日趋扩大。但这些FDI的流入是得益于政府的激励政策和规制变革，还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宏观基础的稳健或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钟伟认为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至于中国内部各级政府之间为争夺FDI的激励政策的实际绩效，以及激励竞争到底从中国整体角度抑或从地方区域角度带来了福利增进还是损失，也同样缺乏翔实的经验分析。
二
尽管从理论上看，传统FDI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都认为税收对FDI投资的区位决策有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FDI在国际间的流动能起到一定的引导与刺激作用。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因素的干扰，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已明显弱化。世界银行(2003)、亚洲开发银行(2004)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东道国采取减免赋税和给予补贴等优惠措施的做法，对外国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很小，并且这种优惠措施会导致扭曲和失效，形成对国内小投资者的歧视，以及对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地区的歧视。根据经合组织2001年“在中国投资的主要优势”调查问卷，选择“低生产成本”的近50%，选择“中国市场及潜在市场巨大”的占38.75%，而选择“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只占16.25%。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我国FDI的投资结构的演变来看，尽管来自港澳台的小型投资者的比例仍然不低，但港澳台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小资本向我国大陆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阶段已逐步结束。我国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引资阶段，大型跨国公司资本的进入将成为主流。跨国公司选择我国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包括：市场规模庞大，且正逐步由“潜在的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全，拥有完善和健全的配套产品体系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及人力资本储备；总体经济增长快；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配套产业；自由化的FDI开放政策；政治社会稳定等。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商业周刊》全球1000强企业为主，覆盖欧美日韩等国以及台港地区的跨国企业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未来扩大对华投资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各产业的市场规模和高增长率。此外，政策因素、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本因素都是推动跨国公司未来三年内扩大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政府切实履行人世承诺、各种限制进一步取消及过渡时期的结束，中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为外商扩大在华投资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环境。比如在本次调查中，许多跨国公司表示，中国放开商业流通领域后将介入产品零售终端，这必将带动流通企业对华投资增长。部分产品供应行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对行业的规模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应商、成品制造商进入该地区的良性循环。由于产业上下游配套完备，使制造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对华业务整合运营，这也令中国市场在跨国企业眼中更具吸引力。中国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到巴西和墨西哥的1/3，与印度持平。该要素对寻求效率与成本的外商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跨国公司在经历进入阶段的“介入性投资”(象征性地与中国国内企业共同出资，参股比例较低，不占经营主导权)后，都相继进入“整备期”，开始步入“收获期”，对华投资目标转型成为利用资金、网络、信息等综合优势，提高出资比例。为确保经营利益，在投资整备期跨国公司的独资、控股、实质性投资在对华投资中的比例将势必增加。而所有这些进程，并不会因为税收政策的调整而终止。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相关调查统计，82%的跨国公司未来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无论是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的投资规模与速度，都在逐步提高；调查显示35%的跨国公司处于投资整备阶段，并计划开展新一轮对华投资。
对大型的跨国公司而言，实施国际战略远比关注较低的税收风险重要得多。税收可能在小型跨国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占据重要角色，因为小型公司没有财务和人力资本能力来发展成熟的避税策略，也缺乏关联企业间较频繁的大宗关联交易。而对大型跨国公司而言，税收风险一般可通过内部转让定价在国际间轻易化解，较宜为跨国公司所内部化。尽管外企逃避税已经引起我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关注，并正在加强涉外税收管理，加大反避税力度。采取诸如积极推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管理制度、推进联合税务审计、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提高跨国税源监管能力、强化涉外企业和外籍个人所得税日常管理等措施。但鉴于国际避税的隐蔽性强，手段较多，打击国际避税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据专家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在我国的避税高达300亿元以上。因此，大型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中，必然会把重点放在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战略利益因素方面，税收政策并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我们把FDI的流动分为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则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和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都可以归纳为这两种类型。市场导向型投资多倾向于长期投资，并不注重短时期的经营成本，因为这些成本(包括税收带来的经营成本)对东道国以及进入同一市场的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是同一无二的，并不会因此削弱其与其他竞争对手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力比拼。事实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的国际税收竞争，已使我国的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从1986-2000年，2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降了9个百分点，由41%下降到32%，而美国则下降了11个百分点，由46%降到35%。如果将地方税率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从1996年到2002年，3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调了6个百分点，由37.6%下降到31.4%。我国周边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也将其公司所得税率降到了28%-35%之间。
最新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基于产业集聚的社会经济网络优势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在2001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中，也首次明确提出产业集聚优势将超过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成为吸引FDI的主导力量。东道国只有将吸引投资者的目标定位在产业集聚层面上，把区位优势与外国投资者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适应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的转变。
税收优惠政策篇3
涉农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一系列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涉农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提高了个人、个体工商户和销售农产品的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二是对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凡其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牧业税征税范围且已征收农业税、牧业税的，对其所得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三是明确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后，对减征、免征农业税或牧业税地区的个人或个体工商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且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包括农林特产税）、牧业税征税范围的，其取得的上述4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商务部
降低禽流感对餐饮业影响
针对禽流感对中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并开始波及餐饮业的情况，商务部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餐饮业的管理和指导，积极调整经营策略，把禽流感对商业服务业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商务部规定餐饮企业一律不得从疫区购进活禽和禽类产品，对从非疫区购进的活禽和禽类产品，必须严格执行索证、索票等市场准入制度；所有活禽和禽类产品入库前，要严格验收，登记造册，建立购进和销售的可追溯制度。餐饮企业要对现有活禽和禽类产品库存进行清理，查验检疫票证，发现问题要及时封存，并请有关检疫部门重新检疫后及时妥善处理。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国土资源管理行为，维护国土资源管理的民主和公正，国土资源部今天出台了《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规定》提出，今后各地拟订或者修改基准地价、编制或者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拟定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方案等国土资源管理行为必须依法组织听证。对于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如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组织听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从今年5月1日起将全面实施听证制度。
国资委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日前公布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决策、批准及交易的操作程序等进行了规范，并明确了相关各方的法律责任。办法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此办法的出台，旨在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这个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限制。
银监会
《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银监会2004年1号令，正式《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对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进行规范管理，并有效控制金融机构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办法自3月1日起实施。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了衍生产品的定义和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分类。经过广泛的讨论与征求意见，办法借鉴了巴塞尔委员会的做法，对衍生产品采用最原则的定义，即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
北京工商局
允许公民与外商合资办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篇4
一、只要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就能获得节税收益
税收优惠的本质是国家的税式支出，是为了取得未来更大的经济收益而支付的机会成本。国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不会“无的放矢”，大多是从扶持特定行业或发展特定区域的角度考虑。税收优惠使纳税人享受了税收利益，但并不等于纳税人可以自然得到投资回报，因为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与纳税人的投资风险并存，对某些企业而言，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得到实质性优惠，获得税收优惠待遇反倒会成为“烫手的山芋”，争取之间需要企业筹划思量。
案例1：天泽化肥厂以生产合成氨、氮肥、磷肥等无机化肥产品为主，由于化肥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天泽化肥厂2011年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立了一个有机肥生产车间，利用尾菜、秸秆等天然有机物和氮、磷、钾等无机肥料原料生产符合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1887-2002标准的有机肥产品，2011年天泽化肥厂购进无烟煤等原材料2100万元，进项税额357万元，其中40%用于生产有机肥产品，收购尾菜、秸秆买价40万元，运费10万元，2011年无机化肥销售额350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13%，有机化肥销售额1050万元，符合免征增值税的条件。
方案一：有机肥产品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应纳增值税=3500×13%-2100×17%×60%=240.8万元；方案二：放弃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应纳增值税=3500×13%+1050×13%-2100×17%-40×13%-10×7%=228.6万元，可见，天泽化肥厂放弃免税权，2011年可以少纳增值税12.2万。
由于天泽化肥厂生产的有机肥产品利润率很低，投入的无机物原料增值税税率17%，放弃免税权，化肥增值税税率13%，在产品增值率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4%的“税收漏斗”；另外，生产有机肥产品投入的尾菜、秸秆属于免税农产品，允许按照收购发票上注明的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扣除，收购免税农产品的运费，允许按7%的扣除率计算抵扣，也降低了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根据财税[2007]127号文件的规定，销售免征增值税货物的纳税人可以放弃免税权，放弃免税后，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天泽化肥厂应测算最近3年有机肥产品的销售额、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综合考虑放弃免税权的3年内是否能够获得“税收漏斗”收益，同时应积极改进有机肥产品的工艺和生产技术，提高产品利润率，使有机肥产品创造增值额的同时，享受免税优惠，这才是企业持续发展之道。
二、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就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繁杂，纳税人申请享受某些税收优惠待遇，必须经过资格认定，或者按照要求进行核算，报送相关资料，向税务机关报批或备案，否则即使符合税收优惠的条件，也没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例如，居民企业转让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生物医药新品种等技术转让所得，所得额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双方应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并且境内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部门认定登记，跨境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商务部门认定登记，涉及财政经费支持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部门审批。如果上述技术转让行为未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认定登记，企业就没有资格享受技术转让所得的优惠政策。
三、争取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是财务部门的职责
许多企业负责人认为，税收问题主要集中在会计和财务环节，为企业积极争取税收优惠待遇就是财务部门的职责。事实上，企业财务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一些事后核算的经济业务，纳税义务往往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就已经发生，筹划应重点关注投资、生产经营等业务流程，企业是否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不仅要求财务部门分开核算，报送相关资料，通过相关部门的资格审查和认定，而且需要得到其他业务部门的协同配合，从业务流程的角度进行筹划，才可能使企业争取到税收优惠待遇。
案例2：河北润成水泥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6月成立，公司生产的水泥原料中，含有煤矸石、炉渣及糖虑泥等成分。目前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复合32.5水泥、普硅32.5R水泥等，财务部门对不同产品分别核算，2011年8月经测算，公司生产的复合32.5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28.5%，普硅32.5R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为12.1%，均未达到规定的30%，不能享受即征即退增值税优惠政策，财务部门将上述情况向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汇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公司聘请了一位税务专家，会同技术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筹划，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公司技术人员的税收意识比较淡薄，生产过程中只关注产量、品质等技术指标，未考虑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使公司生产的复合32.5水泥不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指标。经过1个多月的技术攻关，公司改进了生产工艺，复合32.5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达到32.7%，2011年12月被河北经贸委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品，2012年1月经过资源综合利用办公室的认证，取得了证书，从2012年起，开始享受即征即退增值税优惠政策和综合利用资源减计收入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四、曲解税收优惠条款，忽视涉税风险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发展生产是纳税人的愿望，通过筹划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也是税务筹划倡导的基本方法，但不能曲解税收优惠条款，为了筹划而筹划，忽视涉税风险。
例如，通过企业分立或分解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可以使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条件，从表面上看，企业拆分后适用的税率较低，获得了节税收益，但不能忽视的是企业拆分必然带来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的形象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拆分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较高，需要企业慎重考虑。
企业所得税法中保留了部分对民族自治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区域优惠政策，企业设立时应尽量选择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对于已经成立的企业，如果具备了其他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只是注册地点不在税收优惠地区，应考虑是否搬迁，这种筹划方法有失偏颇。所得税的区域优惠政策，是为了适应国家在特定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超过一定时间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就会废止，选择注册地或搬迁仅仅为了享受区域优惠政策，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由于国家对需要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设立后应根据自身条件，尽量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靠拢，争取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定等，由于企业所得税法对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限定的条件很严格，必须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符合六方面的条件，履行相关认定程序，并接受相关部门的抽查和复审，大部分企业很难将自身改造成高科技企业，上述方法理论上可行，缺乏可操作性。
五、对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了解，盲目筹划
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首先需要对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把握。有些财务人员为了给企业创造节税空间，熟悉税法条文，认为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比较简单，忽视筹划细节，结果弄巧成拙，增加了企业的纳税成本和涉税风险。
案例3：慈济中医院创办于2010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2011年6月12日，税务机关对医院进行纳税检查发现，该医院201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4万元，除了个人所得税外，其他税种均未申报纳税，据此，税务机关对中医院2010年度取得医疗服务收入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补征营业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加收滞纳金，并处于0.5倍罚款。
对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中医院的财务主管认为，根据财税[2000]42号文件规定，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对其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和车船税，3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财务主管认为，中医院在免税期内，不需要缴纳各项税收。根据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纳税人享受减免税的，应及时向税务机关报批或备案，在减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否则不得享受减免税待遇。
六、滥用税收优惠，甚至不惜偷税漏税
目前我国的纳税人中100%都想少缴税，利用税收优惠条款获得节税收益，本身无可厚非。由于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多个税种，优惠方式灵活多样，惠及的行业较多，一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纳税意识不强，过分追求利益，无视税法的尊严，利用税收优惠条款的漏洞“打球”，甚至不惜偷税漏税。
案例4：合肥某私营企业2010年底进行盘库检查，发现一批零配件和包装物因设备更新换代和产品外包装更换，已经属于不需用物品，账面价值64万元（不含增值税），总经理同意尽快将这批存货变卖。田某认为这些货物购进时间较长，外观陈旧，如果按正常销售应缴纳17%的增值税，如果按销售旧货处理，可以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虽然这些货物不符合税法对“旧货”的界定，只要税务检查人员不过问，少交的税款很难被发现。田某的想法得到总经理的认可，2010年12月29日，企业将这批货物变卖，获得价款51万元，财务部门按照销售旧货申报缴纳增值税0.98万元（51÷1.04×4%×50%），2011年6月13日，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增值税纳税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企业的账面审核、仓库资料核对，确认这批货物没有使用过，不能按销售旧货处理，要求公司补缴增值税6.43万元（51÷1.17×17%-0.98），加收滞纳金，并处以1倍罚款。
税法所指的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企业的这批货物实质上是未经使用的新商品，并没有进入二次流通环节，不能依据购买时间和陈旧形态判定为旧货，应该按照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田某为了使企业享受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违背税务筹划的基本原则，使企业因偷税漏税被查处，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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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篇5
一、分立或合并成员企业,突出主营业务,获取抵扣资格的临界点
财税[2004]153号文件适用于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其产品的年销售额应占全部销售额的50%(含50%)。集团公司及成员企业要享有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资格,必须关注50%这个临界点。从企业集团角度看,如果有的成员企业从事六大行业的生产,但由于企业规模大导致这种生产不占主导地位,则可将这部分生产直接分立组建新的成员企业,重新进行工商和税务登记。分立后的新成员企业突出了主营业务,产品年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很容易达到50%以上,自然获得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优惠。同理,如果企业集团有几个成员企业都从事六大行业的生产,但这种生产规模小导致其在企业中不占主导地位,则可将这几个成员企业生产六大行业中同一产品的分厂分离出来,重新合并组成新的成员企业以获得税收抵扣优惠。
二、扩大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更新改造规模,增强产品竞争力,享受税收抵免
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降低,节约了现金流量,同时,各期折旧费用相应减少,利润总额将增加,所得税费用也会增加。总体上看,净利润无疑会增加。
东北部分企业率先取得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资格后,与其他地区、其他企业相比,在现金流量的节约和降低成本、增强盈利能力方面获得了时间优势。符合抵扣条件的东北企业集团应充分认识到这种时间优势的重要性,统一进行筹划。在消费型增值税推向全国以前,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规模,利用成本降低优势提高同类产品在全国的竞争力。不考虑其他条件,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集团公司或成员企业的成本优势就越明显。
另外,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规模还可以使集团公司或成员企业获得投资抵免的好处,降低企业集团的整体税负。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财税(1999)290号],凡在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所得税中抵免。企业每一年度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时,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但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投资抵免政策特别适合于急需加大技改投入、扩大再生产的东北企业集团。根据“新增税款=抵免年度实现的所得税—设备购置前一年度的所得税”这个公式,如果抵免年度实现的所得税额大,或者设备购置前一年度(基期)的所得税额小,那么“新增税款”就多。因此集团公司或成员企业可以通过递延基期利润以增加未来五年新增税款的办法,充分享受税收抵免的利益。递延基期利润的办法有推迟销售时间的方式、赊销或分期收款方式、增加基期成本和费用等。
三、调整企业集团内部折旧政策,充分享受加速折旧的好处
此次出台的旨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有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增值税政策,还有所得税优惠方面的政策(财税[2004]153号),内容包括:东北地区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除外),可在现行规定的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东北地区企业的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提高到每月人均1200元;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受让或投资的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的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但协议或合同约定有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应按协议或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进行摊销。因此,企业集团不应仅把注意力放在增值税政策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某些企业来说优惠力度更大。而且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不局限于增值税认定范围内的企业,所有工业企业均可以享受加速折旧、缩短无形资产摊销年限的政策。
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过程,其目的在于将固定资产的成本按合理而系统的方式,在它的估计有效使用期内进行摊销。不同折旧方法使每期摊销额不同,从而影响企业的应税所得和所得税税负。缩短折旧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的递延缴纳,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因此,集团公司应抓住此次解决技术改造落后、设备陈旧这一痼疾的良机,调整原来的集团内部折旧政策,在有条件的成员企业中采用缩短折旧年限的加速折旧政策,享受加速折旧的好处。
这里存在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目前,许多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是上市公司。对于上市公司来讲,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利润减少,会影响股票价格,不能仅考虑税收上的得失。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会计与税法分离的做法,在会计核算上继续用现行的折旧年限计提折旧,不影响利润;在税务处理时,按缩短后的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对由于会计折旧年限与税法折旧年限不同而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在纳税时应予以调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上市公司就可以在不减少会计利润的同时享受加速折旧的好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成员企业正处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期,加速折旧、缩短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对企业不利,会减少企业从优惠政策中获得的减税利益。
四、加大研究与开发力度,提高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能力
2003年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扩大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财税[2003]144号),扩大了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注:该文件虽然适合于全国企业,但却是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出台的。因此,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和中国税务报等媒体将其列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之中。)。将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政策适用范围,由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到各种经济性质的工业企业。
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事关企业的前途,因而不失时机地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进行筹划节税,对企业集团提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具体操作思路为:一是由企业集团成立专门的研发部,集中成员企业的力量进行研发,并集中使用研发费用,而不再如以往一样将研发费用混于企业管理费中一并列支。这样,则不仅可以使开发费用在费用中全额列支,而且还可以加大应纳税所得额的抵免。二是与科研部门联合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将资本化支出转化为收益性支出。直接购买新技术专利,按目前财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将该项费用计入“无形资产”科目并在规定年限内逐期摊销。而改变交易形式,变从科研部门购买专利为与其联合开发专利,即雇用科研部门的科研人员与企业开发人员共同开发新技术,其技术开发费不仅可以全部进入当期成本,还可以加抵开发费总额50%的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五、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在企业集团中的理财中心作用
由于集团内部各成员企业之间征税范围和税种存在差异,税率高低不一,还可能存在享受减免税优惠的企业,这就为集团公司通过财务决策和战略调整,平衡集团税负,降低集团整体的税负水平创造了条件。具体的操作方法有:(1)购并亏损企业。通过低成本扩张,实现产业重组,享受盈亏抵补的税收好处。(2)分立或组建成员企业。集团在分立或组建新企业时,对其组织形式的选择拥有决策权,为了降低分立或组建公司的风险,对设立分公司还是子公司应进行税负测算。(3)核心控股公司设在东北主要城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有较大的主动性享受税收优惠和开展税收筹划活动。(4)利用集团的资源和信誉优势,整体对外筹资,然后层层分贷,解决集团内部企业筹资难的问题,调节集团整体资本结构,实施有力的控制以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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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政策篇6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明确小微企业的界定标准是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前提。税法所指的小微企业则是指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小微企业，包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以下的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而且工业企业的从业人数100人以下、资产总额3000万元以下，其他企业从业人数80人以下、资产总额1000万元以下。
二、现行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小微企业自身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哪种小微企业有享受减免税税收优惠待遇的资格和小微企业对哪些税种可享受税收优惠。
1.所得税优惠政策。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高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流转税税收优惠政策。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为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自2013年8月1日起，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暂免征收增值税。
三、现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局限和不足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立法和优惠政策的落实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使得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上达不到预期的水平。
1.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税收实体法中都给予了小微企业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有关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的立法，其分散导致了我国现行税法中缺少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一般的和共同的税收问题做出统一规定的法律形式，从而难以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做出统一的规定。
2.税收优惠适用条件与小微企业现状存在偏差。当前多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小微企业，但我国小微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很少。同样在与流转税相关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中同样存在偏差，例如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得到提高，但税收优惠仅适用于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对独资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却不适用。这种因身份类别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定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变窄。
3.税收优惠力度小、优惠方式单一。我国对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与外国相比较小。以所得税为例，小微企业所得税的征收适用较低的税率是许多国家的常用做法我国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为20%，仅略低于企业所得税25%的基本税率，20%的优惠税率。而优惠力度相对较大的应税所得额减半并按20%计征所得税的规定，仅适用于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的小微企业，适用范围窄，且此规定只在？2 014年到2016年间有效，具有明显的临时性。
同时，我国目前所得税优惠方式多以直接优惠为主，比较单一。而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则用的很少。而且据有关企业反映，在申请设备加速折旧或缩短折旧年限等优惠方式时，限制条件较多，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享受减免税的税收优惠增加了困难。
四、关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改进的建议
1.增强税收优惠系统性和稳定性。要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的系统性，制定一部包括小微企业各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是十分有必要的。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都不得违背该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法律；同时需要建立完善和规范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和修改制度，加强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研究力度，制定统一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修改指导原则，增强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长期性和全局性。
2.增强税收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适用性。我国的小微企业多以传统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要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定有关小微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不局限于企业的身份，对发展前景光明且可以提供担保的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也应当提供融资时的税收优惠。
3.丰富税收优惠方式、增强税收优惠力度。一方面除直接的税率优惠方式外，还需要简化程序，更多的通过设备折旧、盈亏相抵、投资抵免等途径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可以考虑将目前小型微利企业20%的所得税优惠税率降为15%或10%甚至可以实行免税，以凸显税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税收优惠政策篇7
一、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历史演进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是选择特定地区给予某些纳税人一定的税收激励和照顾的政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随着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政策着力点。
（一）1979―1999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布局采用传统三分法，即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率先发展战略，首先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随后开放14个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20世纪90年代初又重点进行了浦东新区的开发与开放等。这一时期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并呈现两个特点。第一，税收优惠以涉外优惠为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缺乏，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主要定位在吸引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侧重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优惠。优惠依据主要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2年开始实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两者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优惠对象主要是对设立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殊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一时期的税收优惠幅度较大，涉外企业的名义税率为33%，实际税率仅为12.9%[1]。第二，税收优惠多集中在东部地区。1984―1993年，我国陆续颁布一系列税收优惠法规，设计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其他特定地区―内地一般地区”的多层次涉外税收优惠格局[2]。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我国大部分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集中在东部，东部地区充分享受了税收优惠，其平均税负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据统计，1991―1995年东部地区的12个省份中，除广东省（8.92%）达到全国平均税负水平（8.81%）外，其余省份的年平均税负均低于全国水平[3]。受优惠政策影响，这一时期的外资大部分投向东部地区，截至1999年底，投向东部地区外资占累计投资的86%。
（二）1999―2008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迅速，区域间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于是，国家重新调整了区域发展战略，由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区域经济布局划分为四大经济板块，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作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2004年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与此同时，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目标也逐步调整到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上来，税收优惠政策开始强调公平并作出了相应调整。这一时期新出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以内陆地区内资企业优惠为主。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200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出台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实施“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税收优惠[4]。2004年，适应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要求，东北地区首先试点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台《关于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对东北地区老工业企业实施缩短无形资产摊销期限、扩大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范围、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优惠政策，减轻了企业所得税负担[5]。第二，区域优惠与产业优惠相结合。这一时期的区域税收优惠另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注重与优惠地区的产业发展相结合。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行业首先试点增值税转型，充分考虑了该地区的产业特色；在西部大开发中，税收优惠重点放在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以及对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林还草产出的农业特产收入免征农业特产税[6]，这些都充分考虑了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及其发展需求。
（三）2008年至今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
2008年以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布局出现了新变化，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四大经济板块，而是对其进行细化，形成了30多个经济区，并出台了相应的国家战略的区域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我国区域政策单元发展为小尺度区域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目前，从南到北、由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新的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成型，仅在“两纵两横”经济带上就有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和长株潭经济圈等，围绕这些发展规划，各省（市）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区域特色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时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区域性税收优惠逐渐淡化。尽管各省（市）大多出台了促进经济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却是在原有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的整合与明确，或是在省级政府税收权限范围内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中央政府很少出台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是强调贯彻落实现有优惠政策。如中央对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没有出台一条税收优惠政策，中原经济区、武汉经济圈也没有出台国家层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当然，对部分新试验区继续给予少量的税收政策支持，如2011年起对广东省横琴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可明显看出，优惠的幅度和范围并没有新突破。第二，产业税收优惠导向明显。这一时期，税收政策逐渐转移了区域性优惠导向，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2008年我国正式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该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充分显示了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导向[7]。
二、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效应
（一）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事实证明，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推动了东部经济快速发展，配合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实施。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外资集中在沿海12个省份。外资的进入为东部地区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对东部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金收益率。高收益率增强了企业资金积累能力，刺激了民间投资。1980年至今，东部地区集体经济的投资是西部的9.27倍，个体经济的投资是西部的3.74倍。第三，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了东部地区能源、交通、机场、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改善了投资环境。
（二）区域间发展失衡加剧
整体来看，我国税收优惠主要集中于东部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目前这一格局并未改变。尽管国家对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和民族自治地区也有优惠规定，但力度和执行效果都远不如东部地区，由此导致我国区域间差距明显并呈不断扩大态势。从区域发展的绝对差距来看，201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1.91倍、2.06倍、1.3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46倍、1.47倍、1.4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48倍、1.84倍、1.27倍。
（三）内陆开发区蓬勃发展
仿效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我国内陆地区陆续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依据相关税收法规，这些区域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政策催生下，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不断成长。截至目前，我国拥有88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拥有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31个，省级开发区776个，地市级近千家。2010年纳入统计的90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 849亿元，财政收入5 627亿元，税收收入4 65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06亿美元；2011年，我国88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实现营业总收入13.16万亿元，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74万亿元。据估计，部级开发区经济总量占所在城市GDP比例的平均值为13%，区内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例平均达23%，其开放水平占据当地高点[8]。
三、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成因
（一）优惠受惠面由窄到宽
一般而言，优惠政策的受惠面越窄，政策效应越突出[9]。我国区域税收优惠从最初的仅限于经济特区，逐步扩展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其他特定地区、内地一般地区，受惠面放宽，优惠范围扩大，优惠政策逐渐演变成普惠制。由此，早期政策效果较为明显，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
（二）内陆地区优惠力度不大
首先，西部优惠政策实际是东部优惠政策的迁移，而且总体优惠水平低于东部。由于缺乏独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西部地区难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9]。其次，东北地区税收优惠具有短期性质。如东北试点的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但随着之后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其优惠自然消失。再次，缺乏针对中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尽管国家在2004年提出了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但始终没有出台专门针对中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中部地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绝大部分属通用型的，主要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开放城市和内陆开放城市的税收优惠及贫困地区的税收优惠等[9]。
（三）地方政府税收权限较小
当前，我国税收优惠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地方政府只有执行权、征收权和极小范围内制定补充规定的权力，绝大部分税种的立法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权等均高度集中在中央[10]。又由于中央政府早期把有些权限以优惠政策方式赋予了东部地方政府，所以相对而言，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权限更小。
（四）直接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方式
直接优惠具有透明度高、激励性强的特点，主要包括免税期、降低税率、直接减免等，但其受益对象具有局限性，主要是那些已经和能够获得收益的企业。间接优惠主要表现为对企业税基减免，强调事前调整，通过对企业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措施来调低税基，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早期税收优惠的目的主要是吸引外资、发展东部加工产业，采用直接优惠方式效果良好。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条件下，中西部地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多，间接优惠方式效果较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已经加强对于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方式的运用，但仍然以直接优惠方式为主，占到了整个优惠政策的95%以上。
四、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发展展望
1.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目标明确。区域税收优惠属于区域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应服从服务于现阶段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改善投资环境”等。所以，现阶段我国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实现各地区的共同繁荣，促进不同地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地区间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2. 区域性税收优惠力度合理适度。税收优惠是把“双刃剑”，其使用应当科学合理、规范适度。第一，税收优惠过度，乱开减免税口子，就必然冲击财政收入，导致国家财力不足，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第二，较多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会破坏现行税制所形成的公平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第三，在存在税收优惠的条件下，经济主体会较多地考虑税收经济利益，从而使一些经济要素可能长期滞留在低效率但能获得税收优惠收益的行业或项目中，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市场经济的扭曲。第四，从各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看，转移支付、投资补给等直接的财政手段已经被证明是负面作用较小而有效的措施，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政策手段运用，其范围和力度要加以限制。
3. 区域性税收优惠与产业性税收优惠相结合。“两法合并”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向地区倾斜，东部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受惠最多；“两法合并”后，单纯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地位日益淡化[11]。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要突出特色，强调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而不是对一个地区所有的产业实施优惠，以避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因此，新时期的税收优惠应是区域优惠与产业优惠的有机结合。
4. 区域性税收优惠重点由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区域政策首先要明确界定问题区域，根据问题区域存在问题制定有差别的区域政策。根据我国当前实际，区域税收优惠重点应由东部转移到中西部。（1）适时调整东部税收优惠。与初期相比，我国沿海一些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国内发达地区。区域优惠已从过去的主要表现为投资补偿改变为额外收益，继续保留税收优惠只能导致愈益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应调整某些东部税收优惠[7]。（2）加大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力度。首先，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税收牺牲。长期以来，由于价格机制不完善，中西部地区初级产品低价输入东部，东部地区加工品高价输入中西部，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价格“剪刀差”。又由于现行流转税为主的税制，东部高附加值产品的流转税实际税负被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形成地区间税负“剪刀差”。其次，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加大，税收优惠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力度不够，需进一步加强[7]。
5. 采用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优惠方式。从优惠方式上，应将直接税收优惠方式和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相结合。就中西部地区发展建设而言，没有直接优惠的诱惑，难以吸引内外部投资；没有间接优惠，长期投资风险太大。此外，直接优惠方式虽然对内资企业比较适应，但对许多外资企业则不太适应。对外资企业采用直接税收优惠要看我国是否与其宗主国签订税收饶让协定。
6. 取消内外有别的税收政策。我国已经走过了注重引进外资数量的阶段，应逐步取消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注重引入外资的质量。事实上，财政部已经出台了《关于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10年12月1日起，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我国税收政策内外有别的时代已宣告终结。当然，目前正在执行的外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尚需时日，要取消其在一般性投资领域如宾馆的优惠，保留在科技等领域的优惠政策。
7. 适当下放税收优惠政策权限。就产业税收优惠而言，有些领域的税收优惠应该是全国性的比如科技创新，有些则应该是地方性的，要结合地方发展情况以及产业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这必然要求中央政府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因为只有地方政府了解地方产业发展，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税收优惠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目前我国有30多个经济区，应把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适当下放到各个经济区，由各个经济区针对不同产业实施税收优惠，中央政府使用最终审批权进行宏观调控。如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有制定优惠政策的权限，分工明确，各级政府均在规定的范围内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篇8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1．目标不清晰，产业导向过于简单化，外资投向不尽合理。任何一项税收优惠政策都应当目标明确，能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具体到扶持何种产业和行业等等，使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有依有据。在开放之初，我国涉外税收优惠目标是吸引外资，现在已由吸引外资量的要求升华到合理利用外资质的要求，中心是促进我国经济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而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对农林牧等几个行业的特殊优惠进行了粗线条的规定，对其他行业则不分产业性质实行 一刀切 ”的优惠政策，从而在不同的风险与技术投入下，不同行业承担同样税负，使产业导向模糊，未能有效地引导外资流向我国急需发展的瓶颈产业。若不适时调整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规定，加入wto后，外资的进一步涌入只会加剧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的矛盾，并产生新的矛盾，难以实现利用加入wto后的大好形势加速发展经济的目标。
2．优惠手段单一，政策效果模糊，容易造成外商的偷税逃税。我国税收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流转税，而涉外税收优惠却集中在所得税上，直接优惠较多，间接优惠较少，着力点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表面上看优惠幅度很大，实质上是政策性的资源浪费，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是外商并不是税收优惠的真正受益者。西方国家大多实行税收抵免而非税收饶让，对来自这些国家投资者的减免优惠，就转化为投资者母国税收的增加，纳税人并未真正受益。我国反而因这些税收优惠而大大降低我国税收优惠的效益与质量。二是减免税优惠过多，诱使外商千方百计钻税法漏洞，延长税收优惠。
3．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 税收歧视 ”现象，缺乏统一性。具体表现为外商享受 超国民待遇 ”。内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不同，内资企业以照顾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则以鼓励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二者的差异矛盾主要表现在所得税与进口关税两方面：在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为33%，但由于税收优惠的不同，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不足10％，而内资企业为28％；在进口关税方面，1997年10月以前，我国关税算术平均水平为23％，而外资企业的关税税率按其所占关税收入占应征货物价值比例计算不足5％。这些大大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长此以往必将危及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加入wto后外资将进一步涌入，客观上要求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内外资企业与地区之间的统一，而且wto成员国之间的无歧视性待遇也要求我国在对待优惠对象上实行无差别原则。
4．优惠政策弹性较大，地域性优惠层次过多。一是我国颁布的涉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有500多项，许多只是规定了一些规则，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以致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解释与执行方式，存在任意处理的情况。二是地方政府为扩大本地区吸引外资规模，无视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越权减免，扩大优惠，造成事实上的下级政策操作主体侵权状况。三是有些地区之间展开 税收优惠大战 ”，将税收优惠作为与其他地区竞争的手段，无原则地盲目减免，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加入wto后，对于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在投资者而言，稳定有序的税收环境比朝令夕改的税收优惠更具有吸引力。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策略
1．将优惠的目标，统一到贯彻产业政策上来。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将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转到产业导向上来，即实行以贯彻产业结构优化为目标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产业结构调整置于区域政策之前，确保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在对待不同产业的发展上，可以实行产业不平衡增长战略，解决当前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矛盾。具体做法是，按照国家产业发展序列要求，对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业、农林水利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以及其他急需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可根据需要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对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属于控制发展范围，不应再予优惠，同时还应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的投资。这样才能保证加入wto后将充分利用外资与平衡产业结构相结合，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2．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我国目前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为主，优惠形式单一，难以适应加入wto后复杂经济形势的需要。因而应丰富调节手段，在保留并完善减免税这种直接优惠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间接优惠，从而使优惠形式多样化。笔者以为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调整：（1）准许加速折旧回收投资；（2）实行投资抵扣，对资本投资可按其投入额依照规定比例计算的金额抵扣当期应当缴纳的所得税税额；（3）费用扣除，规定特定范围费用开支的应纳税额扣除，如加拿大规定，科技开发费用可在当期应纳税额中全额扣除；（4）财政补贴或补助，如在加拿大，凡对繁荣加拿大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投资项目，可以从政府得到资金支持；（5）特定准备金，是为减轻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置的资金准备，如德国可设立折旧准备金、呆账准备金、亏损准备金等。间接税收优惠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表现为延迟纳税行为。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是资金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度，其税收主权并没有放弃，有利于我国加入wto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以及维护市场经济平稳发展，保障税收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