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07:32:49
我国媒介素养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进行理论阐述的层次，根基薄弱，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要提高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借鉴他国经验编写有针对性的教材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汗牛充栋的外国媒介素养书籍中，《媒介素养手册》（Approaches To Media Literacy: A Handbook）独树一帜，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为“手册”，它以其实用性引人关注。
该书的作者Art Silverblatt可谓媒介素养研究领域的权威，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密苏里州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的教授，此前出版过《媒介素养：解释媒介信息的方法》等书，并且与人合作编写了《媒介素养词典》。
纵观《手册》，条理清晰、结构简明是此书一大优点。全书由五大部分组成，详细分析了五种批判方法：意识形态分析、自传性分析、非语言传播分析、神话分析、生产要素分析等。从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的大背景到受众个体经验，从信息的非语言传播中的隐义到信息的组合方式，作者娓娓道来，引导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批判性地看待媒介内容以及其后的种种控制因素。
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是文化研究，它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敏感识别媒体叙述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转换视角防止被所谓的“主流”一味操纵。意识形态分析的理论框架包括：组织分析(如互联网与其所有权、媒介与政府、媒介与政治信仰等) ,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人物和意识形态)，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等。自传性分析是指个体依照自身经验，思考媒介对自身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影响。非语言传播分析介绍了如何从人们的面部表情、眼球运动、动作、姿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关系等解读其隐含的与所传播语言一致或相悖的意味。非语言传播行为通常属于人际传播研究的领域，但是作者把非语言传播的成果运用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性分析中，使读者耳目一新。神话分析是书中的一个较特别的部分。作者引用Max Mueller的话说明，“现在社会与荷马时代一样存在着神话，我们之所以没有觉察它，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神话的巨大阴影之下”。依作者观点，现代社会中媒体已经取代传统的口头传播而成为传播“现代神话”的主要方式――现代人通过大众传媒，不断寻求解决生活危难获得救渎的方法。最后是生产要素分析。在媒介生产信息的过程中，媒介工作者常常会主动地选择、控制、协调各种技术因素以支持他所传播的信息。其中的技术因素包括：编辑手段、色彩、灯光、线条、声响音乐等。这五种方法构成了一整套对媒介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的工具。
本书另一特点是通过大量贴近生活的例子说明问题，避免了抽象空洞的说教。比如在非语言传播分析中，作者对抽烟这个动作所隐含的意义就列举了十一种之多；面对使人不安的信息时，如何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自传性分析中，作者对情感反应分析着墨较多并提供了十种处理手段，比如从转移注意力，寻找信息的漏洞，或者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等等。
在《手册》中，作者精心选择的几十幅插图多为新闻照片、广告图片和影片剧照，不但每一幅都与论述的内容保持高相关度，而且形象精到地传达了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信息，辅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显示了作者匠心之独到。
但是，媒介素养除了重述、分析、质疑的能力，还包括互动、创新的能力，此书偏重的是前者。如果作者能指导读者如何在信息海洋中排除干扰信息提取所需，甚至如何成为建设性的信息创造和传播者就能使本书结构更完整。
而且，媒介素养的分析方法远远不止本书所提及的五种。其他方法还包括叙述学分析等。《手册》提供了批判性评价电影、电视、广告、广播和印刷等各种媒介的方法，但是网络方面篇幅较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在神话分析的论述中，作者所引例子大多来自电影。其实除了电影、书籍，其他大众传媒如电视、广告、广播所传播的内容同样存在着神话因素。比如我国有些广告就采用了“黄帝”这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神话原型。在该章节，作者若能拓宽探讨面就能使神话分析法更具说服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手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给读者展示了一套通向媒介素养之路的缜密思维方法。美国《图书馆杂志》曾给予此书较高评价，把它定位于大学本科水平的教科书，推荐给学术类图书馆收藏。对于媒介素养研究刚刚起步的中国，这本书无疑有着更大的参考价值，对我国学者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方法提供了指路明灯。
关键词：媒介融合；记者；媒介素养
一、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外延
（一）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典型的舶来品，学者鲁宾认为其具有能力模式（公民所具备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侧重对信息的认知）、知识模式（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侧重信息传输的方式）、理解模式（理解媒介信息在制造、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受到来自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等力量的强制作用，侧重对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三个层面。概括来说，媒介素养即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早在1997年，我国学界就对媒介教育和媒介素养进行了相关研究，截至目前，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知识脉络，学者们在我国社会的真实语境中，对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外延下了定义。学者张开对媒介素养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媒介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涵盖了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传统素养以外，还包括批判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1］张志安、沈国麟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张鹏认为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离不开对受众心理的探讨，他尝试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以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角度为框架，将受众心理分别引入控制研究、媒介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中，提出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五个方向，为受众媒介素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2］
（二）记者的媒介素养
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多集中于大学生、农村人群、政府官员、网民等受众的媒介素养、由社会现象引发的媒介素养研究，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而对信息传播者本身——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著述甚少。记者担当着媒介信息和传播的把关人角色，其业务能力水平和媒介素养水平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由于记者的价值观和认知水平决定了呈现给受众的最终报道事实，因而其综合素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判别是非、认识世界的观念。如果其责任意识和道德底线缺失，则对受众呈现的选择和过滤后的信息就是被歪曲和夸大的事实，有可能激化公众情绪，更严重甚至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笔者认为记者的媒介素养主要应从新闻业务素养和道德素养两个层面解读。根据其职业特性，记者在对本行业有充分认知和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熟悉各类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从而在筛选和信息的选择上、消息价值的判断上、新闻动机的洞察上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此外，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必须树立职业操守观和道德底线意识。加强记者媒介素养的培养尤为重要，对记者媒介素养的研究尤为必要。
二、媒介融合环境下记者媒介素养缺失的表现
（一）报道的深度及高度不够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媒介形态的多样化成为媒介融合环境的一大特色。随着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加入，公民记者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甚至超过了职业媒体人。在各大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媒体人还要和普通受众抢发独家新闻，这就导致了大量同质化消息的泛滥。为了追求新闻的时效性，记者在现场快速组稿编稿，虽是独家，却少了深度解读。
（二）把关人角色缺失
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受众接收和信息的渠道增加，但信息的繁杂和无序也使公众抓取有效信息的难度大大提升。随着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和使用媒介的频率越来越高，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和预判，从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目前的媒介社会化所带来的变革。基于此种影响，受众亟须媒体把关，从而对海量信息进行有效区分，而媒体人并没有较好地担当起这个角色，导致虚拟社会中虚假、低俗、炒作等新闻层出不穷，网络环境遭到破坏。
（三）道德素养不高
随着媒体大众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媒体为了保证自身利益，采取以权谋私和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取利益。比如，受所谓“行业潜规则”的影响，收受红包，大量采写有偿新闻，为了增加发行量和点击率恶意炒作，娱乐大众等，这都是逐利心态和社会责任感薄弱所造成的后果。更有甚者，为了抓人眼球而引导舆论形成司法干预，如“药家鑫案”，或者干涉私人领域，造成对事件当事人的权利侵害和不良的社会影响，这是记者媒介素养和道德素养缺失的表现。
三、媒介融合环境下对记者媒介素养提出的要求
（一）具备筛选资讯、整合资源的能力
笔者认为，在当前“海量化+碎片化”信息传播模式的影响下，如何有效地筛选资讯与整合资源是现代记者亟须提升的能力。媒介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在帮助记者丰富报道形式和增强信息的时效性方面有显著作用，但也考验了记者筛选资讯、整合资源的能力。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记者不再是简单地采集信息并即时报道，而更重要的是锻炼抓取、鉴别有效信息，从而进行整合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全面深刻的见解，帮助公众真实、系统地了解政策方针和社会动态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思维和认知能力还体现在组合新闻产品、综合运用传播媒介和培养维持主流受众群上，这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培养出的，而是需要大量地收集新闻素材、研读新闻案例和积累现场经验。
（二）有全媒体思维的意识
“人人都是自媒体”成为对当下媒介环境的一个客观反映。记者应当善于从现象中厘清民意形成的动因，从而区分出真正的民愿和虚假的炒作，并基于此，主导话语权、合理引导公众舆论。媒介融合环境下，记者不再仅仅为自身所属的媒体服务，而是为传媒集团的数个媒体平台服务。记者在现场采编的素材，要为纸媒、电视媒体等传统媒体消息、制作节目，为网站、手机等新媒体提供文稿、图片等，这就要求记者必须熟知各类媒介的运行规律，掌握其实操技能，成为全媒体型记者。这不仅仅是融合新闻的要求，也是时代变革的要求，记者必须不断学习新媒体相关理论和实操技能，从而培养全媒体思维，提升媒介传播能力。
（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真相是不同角度的事实，这句话较好地反映出公众对同一事物持有不同看法的原因。部分媒体为了一己私利呈现经过度渲染或扭曲夸大事实的新闻报道，致使公众过激言论，产生负面舆情，对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严重干扰。在某些“行业潜规则”观念的影响下，部分记者已习惯于有偿新闻的报道方式，参会、出访都要拿点红包、收点特产，这种行为应该杜绝，这是记者道德底线的警戒线。此外，记者应加强自身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培养，避免因报道内容不当导致矛盾激化、片面引导舆论、干预司法公平公正的情况。同时在报道的过程中，要尊重民众的隐私权，降低因媒体报道而对当事人造成的二次伤害。此外，每一个记者首先是一个公民，这就要求记者常怀悲天悯人的情怀，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群众的利益发声。
四、结语
【关键词】媒介接触 媒介素养教育
为了调查大学生在不同媒介环境下的媒介接触情况，我们特选地理位置很有对比性的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和西北师范大学安宁校区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于2008年12月份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一、引言
媒介素养教育是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①。“美国媒介教育研究中心曾经给媒介素养做出过如下定义，即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②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地处兰州市以东的榆中县，是一个部级的贫困县，而西北师范大学位于兰州市的安宁区，那里交通便利。那么这两所大学的学生在自身媒介环境很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媒介素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本次调查主要就是针对这两所大学地理上的显著差别，来比较大学生们的媒介素养能力，调查将有助于了解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大学生们的媒介素养能力以及改进的方法。
二、研究方法
本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运用当面访问法对所访对象进行调查。本次调查以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为总体，调查以抽样为主。本次调查共发放100份问卷，采用自填问卷的形式，共回收1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100%。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为男生60%，女生40%；文科生45%，理科生55%，学生来自农村的比例为66%，来自城镇比例为34%。各年级比例为大一占23%，大二占39%，大三占37%，大四占1%。
三、调查结果
（一）大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趋于多样化。
1、大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种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两所高校的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种类主要有以下六种：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和手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网络、报纸、杂志。如图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校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对于一些传统媒体来说，西北师大学生的依存度较高，而兰州大学的学生依存度较低一些。主要原因是由于西北师大的宿舍中配有电视，而且学生很容易获得报纸和杂志，但是兰州大学学生所订报纸和杂志配送不是很及时。对于广播媒体来说，兰州大学校园广播每日的播出较为及时，并且适时地转播国家和省市的广播节目。两校学生在网络媒体上的区别不太明显，因为校园上网都很方便。
2、大学生主动接触媒介的具体情况
“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消遣娱乐已不是媒介接触最主要的功能。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两所高校大学生主动接触媒介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获取信息，其次是娱乐和学习。”③大学生们通过各种媒介了解新闻，获取当前生活的实用信息，如就业信息、学术信息、政坛信息和军事信息等等。这与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同时我们进一步发现，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趋于理性。
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④但对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倾向根据各种媒介的综合报道，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并不是一味依赖于媒体报道。
（二）大学生接触几种主要媒介的时间段
调查显示，两所高校的大学生接触报纸及电视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2：00-14：00及19:00以后。但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选择收看电视的居多，而兰州大学榆中校区的学生由于条件所限，选择收看电视的较少，而且时间主要集中在午饭时间。收听广播的时间主要集中在7：00-8:00,12:00-14：00，16：00-18：00及19：00以后这四个时间段内。两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择上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00以后。
（三）大学生分别接触不同媒介的内容：以报纸、期刊为例
调查显示，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对于报纸类型的选择主要以时讯权威和娱乐类为主，都市生活和行业类较少。对于报纸内容的选择主要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财经新闻、娱乐新闻、文体新闻、生活百科、时事评论。男女生在选择内容上有所区别，男生中的71.7%喜欢时事新闻，而女生中的32.5%喜欢时事新闻；男生中的26.7%喜欢娱乐新闻，而女生中的65%则喜欢娱乐新闻。对国外媒体的接触，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国外媒体的接触不多，主要是接触不方便。
（四）大学生使用广播和网络广播的情况
1、网络是当今大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获取信息的同时，网络也成为大学生们主要的娱乐和消遣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兰州大学榆中校区最为明显，因为那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广播电视的收听和收视较不方便，所以学生们主要求助于网络。但两所高校的学生在具体使用时也有所区别，兰州大学榆中校区由于位置较偏，广播信号不太好，所以62%的学生通过公共广播收听为主，而在西北师范大学由于地理位置较好，所以有44%的学生通过收音机收听，26%的学生通过公共广播收听，两所高校的学生具体的使用情况如下图所示：
2、广播满足大学生的需求。调查显示，两所高校的大学生主要通过广播满足以下一些需求；获取时事新闻、获取生活健康知识、听评书、参与讨论、寻求帮助、听音乐。其中获取时事新闻和听音乐是两所学校的学生的主要需求，在获取时事新闻方面，兰州大学有62%的学生，西北师范大学有21%的学生；在听音乐方面，兰州大学有40%的学生，西北师范大学有50%的学生；在获取生活健康知识方面，兰州大学有14%的学生， 西北师范大学有26%的学生。
(五)大学生参与媒体、制作媒介产品的情况
调查显示，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参与媒体、制作媒介产品的情况一般。在开设课程方面,两所高校均开设了关于信息技术、音乐欣赏、文献检索、网页制作、课件制作和photoshop等课程.具体如下图所示：
另外，两校学生在制作媒介产品方面并不是很活跃，调查显示，大学生们只是偶尔参与制作一下报纸新闻或电视短片，关于DV作品、摄影作品及网络播客的制作就更少了。相对来说，两校学生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行为稍多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导致大学生们在制作媒介产品方面的意识及能力都很欠缺。
四、结论和建议
纵观两所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主要为了解新闻信息、学习知识和休闲娱乐。总体上讲，大学生是大的媒介消费群体，对媒介的功能利用比较全面。在互联网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大学生对网络的利用在消费群体中非常高。但是两所高校也有所区别，这其中不乏有两所高校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相对来说，西北师范大学的地理位置较好，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并不局限于网络，而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在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上网络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些原因也使得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对于如何使用媒介也有所区别。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大学校区在城区和郊区对于大学生的媒介接触和媒介素养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媒介。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新传播技术的出现，对于消除这种影响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一种渠道受阻时，他们会主动去寻求多种获得信息的渠道。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两所高校的大学生们也能够批判地接收来自媒介的信息,尽管部分媒体提供的信息有失实之处,但总体上大学生们认为媒介对他们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发现尽管两所高校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差异，在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上也有所差异，但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媒介的接触方面都很活跃，他们都能积极地寻求信息，在媒介素养方面，他们对媒介发出的信息能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对待,不再是以前那种被动地接收信息了。同时学校也开设了部分能够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课程。当然，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如：大学生过度沉溺于互联网，整日聊天、看电影、打游戏等等。
五、局限性及必要的解释
此次调查仅仅对兰州市内的两所高校进行了抽样调查，问卷也只有100 份，肯定存在很多不足，得出的结果也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是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科学而严谨的态度，所得结果应该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希望此次调查能对今后的媒介接触及媒介素养调查研究有所启示。■
注释
①迟蕊，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2005年6月第7卷，第2期
②张玲，媒介素养教育――一个亟待研究与发展的领域[J]，现代传播，2004,(04)
③李海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8卷第4 期、2005年7 月
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内地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内地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内地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内地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
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起步十年间的进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由于对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等等。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本身的弊端，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内地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作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地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又如，在中国内地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近几年，依托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团队，已经开始尝试从经验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从中国媒介的生产机制、文本和社会现实建构，以及中国公众的批判意识和媒介参与，这两个相互观照相互影响的方面，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影响路径、特征和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推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开展研究和实践推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要认识到公众自身的反思与鉴别能力的差异，认识到媒介生态所属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本身的局限，认识到媒介――受众关系中各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并且将媒介素养理念共识演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依然路途漫漫。
[摘要]：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媒介素养理论开始传入日本，经过十几年的宣传、导入期的发展，目前，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已进入到与日本信息化社会有机融合的本土化特色研究阶段，并致力于将“媒介素养”推至公共教育领域。如今，科技素养、多媒体素养、情报素养等各种关联“媒介素养”研究的派生词散漫于学术界，“媒介素养”已完全植根于日本社会。这得益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概括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进程：（1）来自加拿大的启示；（2）媒介素养教育研究；（3）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Abstract：The western media literacy theory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pan in the 1990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publicity and introduction， the theory has now become a localized research which syncretizes Japan’s information-based society. It is also dedicated to bringing media literacy to public education. Nowadays， derivatives related to media literacy like technology literacy， multimedia literacy and intelligence literacy are commonly seen in academic circles. Media literacy has completely established in Japan. All these profited from Japan’s cultural tradition of continuously absorb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fter Meijirshin. This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ace of Japan’s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1) revelation from Canada; (2) research on th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3)current situation of Japan’s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Key words: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supported learning
进入信息化社会的日本，市民生活被各式各样广告包围、淹没。除了来自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广告外，繁华商业区的霓虹灯广告与电子招牌、电车里频繁更换的文件夹页式广告和宣传招贴以及电车站出入口处由人派发的各类纸面广告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可以说，各种媒介已让日本民众着实处在“媒体引导现实生活”之中，人们已习惯于通过各种媒介获得多样信息，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则将无所适从。
在由媒介制造、掌控的“媒介世界”里，市民通过新闻、广告、电视剧、综艺娱乐的文本（text）言语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暗示，来定义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女性形象及男性形象等等，人们将这些从媒介产品中解读出来，带有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判断的“标准”，运用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模式中，即便这种“标准”无法用某种基准来衡量 [1]。这就是媒介对人们生活产生的渗透影响。
NHK日本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日本国民生活时间调查》。200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平时收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是3小时25分，周六是3小时38分，周日是4小时13分 [2]；同时，随着市民收看电视节目时间的增加，导致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的指数继续呈现减少的趋势，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也将随着接触某类媒体时间的长短而随之悄悄地发生转变。这就是媒介内容和接触媒介方式对人们生活时间产生的影响。
随着媒体企业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收视率”、“收听率”“读者占有率”、“广告到达率”已经完全左右着媒体发展，甚至电视娱乐节目也开始朝向“信息情报型”发展，制作“可使用的娱乐节目”成为当今日本电视娱乐节目制作人努力的方向。因而，媒体向公众提供的素材、话题、文本中的价值观必然以“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应”为基准，而这种基准是被媒介“同一化、划一化”的，是无法体现社会多样性的。这种‘同质化’的倾向是身处媒介环境中的人们无法排斥的影响。
正是在深受上述种种“媒介影响下”，日本民众的行为意识伴随着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媒介内容、接触媒介方式的变化而悄然发生着改变。
一、来自加拿大的启示
由于来自拥有世界最强势媒体美国的影响，促成了“Media Literacy（媒介素养）”公共教育在加拿大的出现、普及。加拿大是将媒介素养首先引入学校进行公共教育的国家，其背景是由于美国电视文化的跨境影响。
美国与加拿大有着近千公里的国境线，加拿大90％的居民生活在国境线以北300公里范围内。由于处在英语圈地域，美国的杂志、书籍、有线电视、联播网电视在加拿大境内可以轻松入手。据加拿大统计局调查显示，加拿大的受众收看的电视节目40％是加拿大制作，而60％是由美国制作。随着美国电视节目的跨国境传播，导致大量的血腥、暴力场面、性画面充斥着加拿大的电视荧屏，造成美国文化不断地侵蚀加拿大本土文化。普通的加拿大受众甚至难以分辩电视节目中播出的内容，哪些是加拿大的，哪些又是美国的。特别是一些历史知识问题，在学生中竟然出现了“混淆是非”的事例。例如，美国与加拿大有关黑人奴隶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学生却普遍认为两国是一样的 [3]。
于是，1978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开始了以抵制美国电视文化为初衷的媒介教育课程，首先以教师为授课对象，并成立了民间组织AML（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1987年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初、高中的正式课程。具体要求是：
（1）初中、高中的语文课中，用于“媒介学习”的课时不得少于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2）初中一、二年级，用于“媒介学习”相关内容的教学时间占总授课时的10％；
（3）高中的语文课，“媒介学习”要设置为必选科目学习 [4]。
1989年，以AML成员为中心，在安大略州教育部的运筹下，《媒介素养课程指南》一书正式编撰完成 [5]。之后，其他的州也相继建立了相同的组织，1992年CAMEO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Organizations）成立，它是一个由市民组织为主导的全国网络系统，至此，媒介素养教育开始遍及加拿大全境。
事实上，在加拿大学校教育中，一开始并没有开设以“媒介素养教育”命名的专门课程，而是将该内容纳入名为“Language”（语文）的课程中，教师以参考指南为教材进行授课；不过，在具体的教学中，对于电视节目的关注程度历来是最高的，为此，加拿大的AML也制作了许多电视节目。承担此项任务的是隶属于媒体教育部的名为CHUM节目制作公司，其制作出的节目是专门用于教学的 [6]。
加拿大的“媒介素养”公共教育从诞生之时，就寄生在“Language”（语文）课程中。1995年安大略州教育部提出了改革方案，鲜明地指出随着社会情报化的高度发展，在公共教育中有关“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增加特别的科目。现在，从小学到高中都设置了媒介素养课程。
极其注重公共教育的日本，面对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同样希望在普通的学校课程中，设置类似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但是，迄今为止，实现这一愿望尚有距离。
二、日本媒介素养研究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Media Literacy媒介素养”理论引入日本。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一直担当排头兵的角色，与积极采用日新月异的媒体新技术比较而言，早已跨入信息社会的日本，在“媒介素养”研究上，却远远地落在其他媒体发达国家的后边。在1999年6月召开的《青少年与放送》专家会议上，与会者就“媒介素养”表示了积极态度，但却没有制定出类似于加拿大那样的有着明确的指导理念和具体的实施细则、方案的发展计划 [7]。与加拿大将“媒介素养”教育贯彻到中小学生义务教育中不同的是，日本目前有关“媒介素养”的教育，还仅仅停留在大学、研究所等以专家研究为中心的“试验”阶段。与不断吸收、借鉴国外先进“媒介素养”理论，并将本土化与运用研究作为课题的大学教授、专家们相比，处于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的“媒介素养”意识还相当薄弱。
在日本从事媒介素养研究的诸多学者中，以下两位的著作堪称经典。一位是1963年出生在北海道的菅谷明子，她曾经在加拿大留学，199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现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情报学“媒体表现、学习与素养”项目成员，其著作《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媒体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成为目前日本有关“媒介素养”研究必读书目。另一位是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其有关媒介素养教育著作颇丰，1997年6月由其主编的《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2000年8月的《媒介素养——入门篇》，2001年10月《媒介素养的现在与未来》以及2003年4月《媒介素养——性别篇》等等。铃木教授的著作内容反映了日本学者有关“媒介素养”课题的研究进程与趋势。
目前，在日本学术界公认的“媒介素养”定义，是由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在1997年6月出版的《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给出的，他指出：“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市民以社会性的文脉批判性的意识分析、评价、接近媒介，凭借多样化的形态创造出传播的力量。”[8]
桥元良明根据铃木绿所给出的“媒介素养”定义，在其著作《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中，就“媒介素养”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获得“媒介素养”能力的过程中，不可欠缺的四个要素是：（1）批判的思考；（2）对媒介社会性文脉的洞察；（3）由对话获得的多元化视点；（4）表现主体的确立和接近媒介。也就是说，参加“媒介素养”教育的人，在对媒体文本所包涵的具体问题进行思考、内省以及与他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心媒介本身问题，还应关注由此产生的社会性问题。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主体才能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意识（见图1）[9] 。
“批判的思考”强调的是主体不仅应对从媒介获得的情报进行客观的分析、能够“识字解读”，而且要有批评、评判的能力，即以培养批判性为主要目的。这种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从①映像、声音信息的文字化和②弱势群体市民的视点两方面入手。
为了阐述“对社会性文脉的洞察”，桥元良明借鉴了铃木绿关于生产制作、文本、受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图（见图2）[10] ，他指出，媒介素养不仅仅是简单地就媒介关注的“文本”进行批判，而是应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视野中，深度挖掘其相关的社会构造问题。
“由对话获得的多元化视点”指的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对于学习者来说，教授者不仅是要教会正确的解读方法，而且要通过对话开启和交换各种各样的解读，提示学习者去关注与自己不同的解读，以便获得多样化的问题视点，为更加纵深性的问题挖掘提供机会。
“表现主体的确立和接近媒介”意指在目前的媒介系统中，特别是在日本的媒介系统中，至今尚不存在类似于加拿大CRTC那样的政府机构，在日本，市民、媒介、政府三者之间缺少信息交流的渠道，更不要说建立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接近频道”、“交流频道”那样的市民可以自由地接近媒介的制度。
三、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1、“媒介素养”大学教育现状
目前，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只在部分大学开设。立命馆大学的铃木绿教授开设了“媒介素养”论和“映像媒体分析”等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其教学宗旨是，在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媒介世界里，流动着的是被符号化的“加工过的现实”，身处这样一个由媒体主宰的信息社会，作为“主体”的市民必须具备自主解读媒体的能力；其教学内容除了掌握媒介素养的定义、基本概念外，还包括了媒介研究模式、符号化的“再构成现实”、媒介的广告功能和媒介语言、媒体表现、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电视新闻－—构成的“现实”、新闻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战争与媒介（围绕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报道与人权、媒介社会中的市民与媒介素养、情报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处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日本，其“媒介素养”教育最突出的本土特色研究莫过于对互联网的关注。基于这样的认识，立命馆大学专门从事研究“媒介素养”的研究生们，于1996年开设了日本首家媒介素养教育的网站，名为“媒介素养的世界”（Media Literacy in Japan=MAJ. ）[11] 。网站设立的目的是以广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为出发点，立足市民视点，批判性地分析、评价媒介和政府网站信息，使市民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媒体的产业发展、相关法规、基本概念和放送纲领等。此外，该网站还与海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网站相链接，发挥其作为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网站的国际交流作用。
图1 获得媒介素养过程的4个基本要素
图2 媒介研究模式
在教学内容发生变化的同时，新型的教育模式也应运而生。庆应义塾大学妹尾坚一郎教授（兼任东京大学特聘教授），目前在研究生课程中教授《情报教育论》。妹尾教授认为，在情报化的社会中，学习内容必须要进行调整，并且学习形式也应做相应的改变。他指出，当前的教育基本形式是“知识传授型”，是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工业化社会是以大量生产、消费为特征，与之相配套的教育模式也是以培养大量人才为目的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已经从工业化社会迈入到信息化社会，适合信息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学习支援型”，即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习者与支援者之间的关系 [12]。
2、“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小学校的展开
日本在大学里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尚处起步试验阶段，中、小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含苞待放。自1995年由邮政省召开的“多频道时代下有关受众与放送恳谈会”之后，日本社会对于“媒介素养”的关注曾一度升温。1999年由普通市民、研究学者、邮政省以及放送企业四方参加的“放送领域内有关青少年与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会”使得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课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00年6月调查结果报告书发表，并就提升日本“媒介素养”教育达成一致。报告指出，媒介素养是生活在媒介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是从抱有多样价值观的人们建立健全发展民主社会不可欠缺的能力 [13]。
图3 媒介素养教育学习模式构造图
由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编撰的《媒介素养——入门篇》一书于2000年8月22日出版，该书与其他“媒介素养”书籍不同的是，它是一本教材式用书，全书分为五个章节，（1）怎样学习媒介素养？（2）我和媒介、我们和媒介；（3）电视广告是什么？（4）电视剧与我们的社会；（5）解读电视新闻。除了在第一章中介绍了媒介素养的定义、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学习模式和学习场所之外，其余的四个章节全部是有关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以第三章《电视广告是什么？》的第一节为例，具体的程序环节包括导入、活动1.2.3、发表、资料的查找核实（见图3）。
导入：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广告，为什么有广告呢？广告收入作为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支撑着电视台的正常运营。收视率与广告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每天要接触多少广告？哪种广告是最经常看到的？通过实际的调查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当前的媒介环境是将我们消费者设定为广告目标的。
活动1：首先让学生预测在1个小时的节目中广告有多少？所占比例是多少？
发表：将各个小组的预测集合起来。
活动2：在活动1完成后，各个小组对教师事先录制的电视节目进行调查。
发表：各个小组发表其调查结果，并与起初的预测值进行比较。并列举出前三位的广告，该广告与电视的媒体特性关系、播出时间、节目内容等等之间的关系。
资料查找核实1：将所记录的每天、每周、每年以及至今收看广告量计算出来；将该数值与其他活动所使用的时间（学校生活、与家人对话、读书等）数值进行比较。
活动3：广告收入占电视台总收入的比率？电视广告与其他媒体，比如报纸、广播、杂志广告进行比较；广告费占日本GDP的比例。
发表：在各个小组的调查结果基础上，进行交流对话。
资料查找核实2：查找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的放送标准，一周期间的广告播出量时间量必须在总播出时间量18％以内，为什么这样规定？通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数据调查，查找出本周收视率前10位的电视节目 [14]。
铃木教授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本书假定的读者是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市民。希望利用此书的教师们为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积极不断努力。
日本的媒介素养发展虽落后于其他媒体发达国家，但是，结合本土实际确实其鲜明的符号表征，在信息渠道愈发膨胀的今天，如何教会受众拥有一双雾里看花的“明目”显得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桥元良明 《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 北树出版社 1999年4月20日 第107页
[2] nhk.or.jp/nagano/wink/tokusyu/wink107.htmi
[3] 菅谷明子《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岩波新书2000年8月18日第88页
[4] 铃木绿 《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 1997年 6月20日 第12页
[5] 桥元良明 《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 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 第122页
[6] 《日本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比较》来自：ihosei.ac.jp
[7] 《日本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比较》来自：ihosei.ac.jp
[8] 铃木绿 《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 世界思想社 1997年 6月20日 第8页
[9] 桥元良明 《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 北树出版社 1999年4月20日第112页
[10] 铃木绿 《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 6月20日 第30页
[11] 该网站是ritsumei.ac.jp/kic/so/seminal/ML/
[12] campus.nikkei.co.jp
[13] 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自由出版社 2000年8月22日 第9页
[14] 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自由出版社 2000年8月22日 第34－36页
[参考文献]
1、小中阳太郎《来自媒介素养的现场》[日] 风媒社 2001年4月20日
2、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日] 自由出版社 2000年8月22日
3、菅谷明子《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日]岩波新书2000年8月18日
4、桥元良明 《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日] 北树出版社 1999年4月20日
对于这两个概念,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很多对比和辨析,提出了同一论、差异论、趋同论、涵盖论等不同观点,其中就有教育技术研究者明确提出:在信息技术整合几乎所有传媒手段的今天,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已出现融合之势,现代教育技术可成为两者融合的桥梁。的确,两者在内涵上有很多交叉),在信息技术课程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具有“先天优势”。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各种新生媒介对青少年产生了深刻影响,种种因青少年媒介素养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日益严重,而高中学生的心智已经趋于成熟,所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的现实意义和紧迫程度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我国大陆地区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学校中以独立式课程的形式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各种条件尚不成熟,如媒介素养教育未明确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缺乏专职教师和配套教材等。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采用融入式课程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就成为比较适宜的选择方案。
实际上,在中小学现有课程中(如语文、思想政治、信息技术等)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正在逐步展开。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找到媒介素养教育的“融入点”似乎并不难,特别是“信息技术基础”、“多媒体技术应用”、“网络技术应用”等课程模块均有相关的内容涉及媒介素养。但毕竟媒介素养教育有其自身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指向,还需采取恰当的策略与方法。重视“双基”,拓展强化任何一种素养的养成和提升都必须以一定的知识与技能为基础。同样,媒介素养教育中也有媒介的基础知识、各种媒介制作传播的流程与技术、媒介信息的选择与利用等知识与技能方面的要求。因此,教师可以从“信息技术在各种现代媒介中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有用媒介信息和参与媒介活动”、“新媒介的使用和影响”等方面,对信息技术教材相应部分的内容进行适当扩充。例如,在“信息技术及其影响”一节可以融入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发展的知识,在“文本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一节可以融入书籍报刊排版印刷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多媒体信息的加工与表达”一节可以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对作品的设计制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突出重点,联系实际由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比较宽泛,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选择地突出某些重点内容进行融入式教学。据有关调查显示,网络、影视、手机是中学生们接触最多,感兴趣程度最高,受影响最深的几种媒介,这要求教学内容有所侧重并密切联系实际。
例如,在教材的“多媒体技术应用”部分可重点突出图像、视频、动画这三类视觉元素在媒介中实际运用的过程与方法,在“网络技术应用”部分可重点突出信息搜索、网页制作、网络交流、信息安全等内容。因为这些重点内容涉及信息技术最热门的实际应用,所以在各类媒介中有大量鲜活典型的案例可供选取,教师可据此设计很多让学生乐于参与的案例分析、专题讨论或活动方案,锻炼他们鉴别和评价媒介信息的能力。创设情境,共同建构虽然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尚未形成严谨的体系结构,融入式的学习也可能容易让人觉得内容零散,难于形成整体印象,但是也应注重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协作交流的过程提升能力。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可视化的、真实而复杂的媒介情境,鼓励并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媒介工具,整合各种必要的媒介资源,掌握和提高学习各环节所需的信息技能。例如,可借助当前流行的Web0网络技术搭建主题BBS、博客、Wiki小组、Moodle课程等学习平台,在良好的组织管理下,师生一起和编辑内容、提交问题或评论,既可以锻炼学生在信息获取、加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也会使学生必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建构者和传播者,批判性地选择、质疑、评估自己发出或接受的信息,从而全面提升媒介素养。
认真分析笔者学校现在使用的粤教版高中信息技术教材,根据其内容安排,笔者认为可从课堂教学、课程活动、综合实践三方面找到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教师可结合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对每节教学内容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当中可以指向媒介素养的元素,精心挑选教学素材或案例并巧妙进行教学设计,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施以必要的引导,使媒介素养教育的诉求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体现。例如,在“网上的信息交流”一节列举普通民众通过手机、QQ和微博为媒体“报料”等案例,让学生不仅要从信息技术的角度看待网络的作用,还要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对网络本身作为一种媒介所带来的利弊、怎样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思考。
在课程活动中融入教材的很多章节中都安排了“探究”、“实践”、“评价”和“综合活动”等环节,对这些课程活动可以通过转换问题对象、考查角度、完善或重新设计活动方案等方式把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有机融入其中。例如,阅读一期报纸或杂志的电子版,对比其与纸质版的差异(图文信息综合处理方面)。又如,对学校运动会的新闻采编、和评价(信息的加工与表达综合活动)。在课外实践中融入高中学生每学期都会参加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以及作品制作比赛。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往往都需要信息技术教师的指导。如3D动画技术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研究、“远离烟草、健康生活”主题作品制作。学生在原始资料、数据或素材的收集阶段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大量的媒介信息,在汇集研究成果、制作调查报告或创作作品时,也要运用多种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会得到同步提升。
在利用网络方面，由于学生学习上网的方式参差不齐以及主要上网地点各异，大家对网络缺乏正确的认识，使用网络的深度和稳定性不够，致使大量学生沉迷于聊天交友和网络游戏中，不能正确的发挥网络的学习功能。对于上网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生都因为学习而减少上网时间。无论这种克制上网的动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总之，有3/4的学生认为上网对学习几乎没什么影响。
问题分析
（1）焦作地区媒介素养教育尚未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焦作地区媒介素养教育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与投入远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落后于部分西部地区而作为人，媒介素养教育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2）学生所接受的大众媒介比较单一，而且缺乏正确的引导。到目前为止，焦作地区的初中生主要接触的媒介仍然是电视、VCD/DVD。由于节目制作人员自身经历、观点以及社会舆论等的影响，电视节目所反映的内容并不能真实的再现现实世界。它是经过加工后对事实进行有重点的表现，这就导致其与现实世界基本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因此，我们应培养学生剖析传媒内容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发现其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认识世界。
（3）家长和教师面对媒介与学习的关系时，经常会走向极端。家长出于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虑，认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总是负面的。因此，在学生利用媒介方面设置种种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媒介素养的提高。受应试教育及自身媒介素养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重视学生的成绩，而没有意识到，媒介素养也是学生的一种必备能力，缺乏在这方面对学生必要的引导，导致学生在遇到传媒内容时，没有分析、辨别的能力，使媒介的积极影响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4）在信息技术课的教学方面，出现了与当地实际脱节的现象。在焦作，信息技术课程只是作为一门边缘课程存在，它没有自己的教学目标、内容设置和评价体系，而从业人员多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缺乏必要的信息素养，因此，信息技术课成了一门纯粹的计算机课。教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是计算机的基本结构、操作常识以及大量的应用软件，这些内容难易程度不均，因此很难满足不同程度学生的要求。
（5）城乡学生在媒介素养方面存在着差距。由于受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导致该地区中学生在媒介素养方面的不平衡性。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很多农村的学生在接触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传媒方面落后于城市学生，导致他们在异常的媒介接触率和传媒内容的失衡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使其在接受、分析、辨别、评价、创造和传播信息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解决策略
（1）有关部门应首先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在2004年将媒介素养教育列为新闻传播类重点招标课程，可见，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并开始从媒介从业人员入手，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因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教育机构应当把媒介素养教育看成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本地区实际，探索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从业人员要加强媒介素养理论学习，同时多做一些实地研究，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的同步发展，真正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
（2）利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指导媒介素养教育。由于媒介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交互性，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所采取的学习模式与传统学科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到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4］。根据这一学习理论，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应当为学生们创设一个媒介环境，将各种传媒内容融入到这个环境中来，让学生们利用自己的认知水平去接受、分析、辨别与评价，同时学着去创建和传播信息。广大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引导、帮助的职责，最终实现学生认知水平的发展与完善。
（3）家长和老师应正确认识媒介在中学生学习中的作用。在信息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处于各种媒介的包围之中，从中学生的自身特点来分析，在情感上，中学生表现得比较丰富，但较为肤浅，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是非分辨不清。在自我意识上，随着身体和心理的逐渐发育成熟，中学生具有一种很强的成人感，这致使其在与家长和老师的交流中经常表现出逆反情绪。同时，他们虽然具备一定的自控力，但整体上来说还比较差，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这要求家长和老师应当正确认识中学生的这些特点，充分利用媒介在育人方面的功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学生去正确地接触和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学习和成长教育，在提高他们媒介素养的同时，达到育人的目的。这不仅是信息社会的要求，也是实现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最有效途径。
（4）把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到中学信息技术课教学中去。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这体现出信息技术与媒介素养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实际上，媒介素养本身就出自于信息素养，因此，我们应该把学校的信息技术课作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实现媒介素养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相结合，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信息技术课教师接触到的大众媒介比较广泛，对各种媒介的优缺点也比较了解。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应该提高学生正确使用各种媒介的水平，提升利用媒介进行自我学习的能力。
关键词：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舆论监督；危机公关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128-02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大众媒介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素养。其中最根本的是了解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对社会和个人的正、负作用，了解各种传媒的特点，知道评判传媒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传媒的积极态度和主动能力，能够科学、有效的利用传媒，并且积极的参与传媒，主动地支持和监督传媒[1]。
领导干部媒体素养，主要是指领导干部认识、评价和使用媒体的态度与能力。人们一旦具备了媒介素养，就可以正确地认识大众传媒，懂得利用大众传媒，积极地参与大众传媒[2]。具备了媒介素养的领导干部，一方面可以增加对新闻传播环境的了解，认识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把握受众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可以合理地利用媒介资源，塑造政府形象，防范社会危机。现实中，很多领导干部对媒介素养的认识不到位或不够重视，导致他们缺乏媒介素养或媒介素养水平不高，面对媒体时往往难以从容应对，带来了种种问题。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强，被新闻媒体牵着鼻子走；有的领导干部误把“舆情”当“敌情”，对媒体干预过多甚至对传媒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因此，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新时期领导干部自身修养提高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构建领导干部新能力的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国际国内舆论格局下，如何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已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课题。2009 年3 月1 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德才兼备的要求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他提出要注重提高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推动科学发展等六个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是第一次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着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意味着，学会同媒体打交道，提高自身的媒体素养，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
2.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应对媒体发展新变化的需要。随着信息时代到来，网络媒体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堵不如疏，对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表现出了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态度。2007年为配合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工作，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特别政策并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下发“两规定一办法”，其核心内容是对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的人员、地域等审批条件放宽。紧接着2008年10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2009年2月6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公布了《香港澳门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我国政府对国内外记者采访限制的不断放开和包容，释放出了政府越来越把各级领导干部应对国内外媒体采访作为常态化工作的讯号。
3.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是是适应危机公关新特点的需要。公共危机事件发展变化少不了媒体的参与。当今社会，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引发、放大、乃至消除公共危机事件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危机公关的关键是善用媒体资源，掌控舆论导向。为此，国家公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和实施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这些法律法规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应当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样，领导干部可能随时会面对媒体，适时发表声明或公布信息，这要求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以便从容应对媒体、展示良好政府形象。
二、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引导社会舆论、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我国政府在处置社会突发事件、改善政府形象方面的经验不断积累，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逐步提升。但在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媒体还是会暴露以下的问题：首先是消极逃避。社会发生突发事件时，面对媒体的采访要求，一些领导干部担心面对媒体说错话、表错态，往往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媒体采访往往退避三舍。其次是反应滞后。地方危机发生后，当地政府领导干部往往不愿在第一时间利用媒体向社会通报情况，而是封锁消息，利用行政手段或甚至司法手段干预事件的宣传报道，直到迫不得已时才站出来说话。而现代社会资讯发达，这种滞后的反应给谣言产生和传播以巨大的空间，对事件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第三，佯装否认。有的地方存在的问题暴露后，一些政府官员试图掩盖问题。然而在媒体发达的今天，真相最终会被挖掘，最后丧失公信力的还是政府或官员本身。第四，自我鼓吹。有些领导干部媒体素养不高，认为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把媒体当虚假宣传的阵地，经常利用媒体鼓吹政绩，标榜自己，养成了面对媒体说谎话虚话的习惯。第五，缺乏应对媒体的基本常识。面对记者采访，领导干部应该站在维护公众利益的立场，不能被记者的提问牵着走，更不要与记者争论甚至训斥记者等等都是应对媒体的基本常识。
三、提升媒介素养的对策
1.善待媒体。首先要全面认识媒体。既要认识到媒体数量庞大和分类众多，也要认识不同媒体的差异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合理利用媒体。二是要认识媒体的正面作用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危机的预警者、社会管理的辅助者、政府行为的监督者和公众社会参与的平台，在领导干部发现自身问题、了解舆论动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媒体作为市场竞争者，也具有盈利的需求，有些媒体尤其是非严肃类媒体为了达到某些商业目的，有时会对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形象构成危害。其次要接受信任媒体。作为领导干部，一要正确看待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有些领导干部对媒体的认知片面，还停留在“工具论”、“喉舌论”阶段，而对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的变化及其对政府执政环境的影响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一种体现。我国法律规定公众具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而公众的知情权在较大程度上要通过媒体对领导干部的采访权来实现。二要尊重媒体的报道。媒体报道权利其实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体现，尊重媒体的报道权就是认可公众的正当权力，尊重记者的工作就是支持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三要端正对媒体的心态。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要用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媒体报道，用善意求教的心态鼓励舆论监督，用谦虚认真的态度接受待媒体对工作中的不足和纰漏进行批评。再次是主动应对媒体。现代社会资讯渠道的多元化，封锁消息已经不可能，如果没有主动应对媒体的意识，就会给危机公关带来被动。首先是要主动及时的消息。主动说比被动说好，早说比晚说好，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建立和完善舆情搜集反馈机制和突发事件处理机制，通过卓有成效的新闻使得政府信息即时的传递到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其次是做好预案。在以突发事件为代表的采访中，相关部门应尽量满足媒体采访。首先要为媒体提供客观真实的数据，引导媒体正确报道，其次要公布权威的信息，及时通报进展，这样才能够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发出负责的声音，才能够占领舆论高地，才能把服务上升为引导，把被动改变为主动。
2.善用媒体。领导干部使用媒体资源得当，其工作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借用媒体之力引导舆论。领导干部要顺应新闻规律和传播技巧，通过新闻机制使媒体自觉地围绕政府部门所的议题来进行报道。首先，领导干部要第一时间“定义事件”，即事件发生后主动及时发生，不给谣言传言的发生留下机会；其次，作为政府公关的手段，主动策划新闻事件，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引导公众参与；第三，策划新闻事件的主题为要结合政府要说明的，媒体感兴趣的和公众关心的议题。二是借用媒体之力做好舆论监督。媒体的眼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各种监督手段中，媒体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也是极为有效的监督手段。若要把腐败关进笼子里，网络舆论监督是非常好的鞭子。领导干部若借用好媒体之力，就能运用媒体的监督作用，及时发现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及时调整工作策略和战略部署，使得各项工作更加合理的有效运行。三是借用媒体之力做好调查研究。具备媒介素养的领导干部善于借助媒介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为自身的工作和决策提供判断依据。领导干部可以在政策决策前借助媒体进行摸底和搜集民意，在政策决策后利用媒体鼓动宣传，在政策实施中通过媒体了解实效，在政策显效后借助媒体推而广之。四是借用媒体之力做好形象宣传。媒体的报道是塑造政府和领导干部个人及所处组织机构的良好形象的重要方式。公众往往通过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来了解事物，因此，媒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宣传有助于塑造其在公众心目中良好的社会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宣传是有度的，切忌过度拔高。有的领导干部为了塑造自身完美的形象，做假大空的宣传，其结果不仅无助于形象塑造，反而弄巧成拙，留给社会民众的印象反而是虚假、空泛，为人民群众所反感。
3.善管媒体。由于制度、历史、文化的影响，对媒体的管理是个敏感话题，具有其特殊性，领导干部要对公众的知情权负责，亟需学会管理媒体，对新闻信息的真伪、价值的大小、影响的程度进行判断并为我所用。反之，如果介入滞后或打压言论，不仅会造成“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影响领导干部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消弭社会的凝聚力。有的领导干部怕得罪媒体，不敢对某些记者的错误言行进行批评建议，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甚至忍气吞声，失之于软和失之于松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容易使公众受到误导。对于不实言论或别有用心的报道，领导干部要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说明事实真相，对于网上反映强烈的重大不实信息，应尽快查找出网络源头，积极与相关网站联系协调，即时删除信息，更正声明。如果有人把新闻媒体信息视为泄私愤和盈利的工具，其行为违背道德并触犯法律，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失，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应对媒体主管部门进行问责，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积极促成相关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谢金文.扩大传媒教育 提高媒介素养[J].媒介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