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发放贷款罪范文
时间：2023-10-19 09:22:19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1
关键词：滥用；违法；诈骗；贷款；高利贷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银行的存在无疑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在获取银行贷款资金的支持过程中，一些不合规的贷款行为也层出不穷，轻则违反银行内部规章制度，重者触犯相关行政法规接受行政处罚，更有甚者因此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惩罚。那么我国现行刑法对滥用贷款行为主要会有哪些？由此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又会是什么？本文试做分析。
（一）违法发放贷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严重不负责任或者，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的行为。
滥用贷款行为针对贷款发放者来说主要是违法发放贷款罪，在此对违法发放贷款的认定界限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最先要看行为人是还是。若行为人两者皆无，都是按规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只是借款人因故不能按期偿还并造成贷款人损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再一个要看造成损失的大小。如果没有造成重大结果的，一般我们不要以犯罪论处。最后我们还有注意本罪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这两个在贷款过程中容易构成的罪名，笔者认为这两者的行为实施的对象不同。一个是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另一个是单独向关系人这一特定对象发放贷款。同时这两者构成犯罪的结果不同，违法发放贷款罪要求造成重大损失的才构成犯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要求构成较大损失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最后这两者的行为表现也有所不同，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表现为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贷款的条件，另一个表现为或而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
关于本罪的追诉标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一是个人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二是单位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1]
（二）高利转贷罪
高利转贷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
高利转贷罪在认定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套取行为的认定。所谓套取，简单的理解就是指行为人通过正常程序无法得到的贷款而采取了违法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一般在行为人申请贷款时他会隐瞒了贷款的真实用途，当然对于信贷资金也必须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不得改变。本罪的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由于其隐瞒高利转贷的真实目的，所以行为人在套取贷款时主观上具有欺诈性。二是对转贷牟利犯罪目的的理解。本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转贷牟利目的产生时间在认定本罪的过程中要引起注意，若贷款手段合法，无套取贷款行为，只是在后期产生了高利转贷的想法，即转贷牟利的目的产生于获取贷款之后，则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当然若事先就有此想法且实施了行为则构成本罪。三是对高利的标准认定。对此只要行为人以高于贷进利率来贷出，从而通过转贷来赚取差价，就是谋取了非法利益，达到了高利的标准，在此也并没有高出银行法定标准的利率才能构成。
关于本罪的追诉标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是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二是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2]
（三）骗取贷款罪
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骗取贷款罪在认定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欺骗手段的认定，是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相，同时在主观方面要获取行为人骗取银行贷款的主观故意。二是对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只有犯罪的后果非常严重，才能符合骗取贷款罪对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求。三是要把握本罪与高利转贷罪的区别。骗取贷款罪在客观行为要求行为人有骗取贷款的行为，至于以后是否再高利转贷给他人这样会同时符合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选择适用哪一罪名，这里要对行为人的违法所得以及银行的损失等情节来分析。如果只是对于造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的，可认定骗取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重大损失的，行为人又转贷牟利的，可定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在司法实践中如果高利转贷罪在转贷牟利的同时给银行带来了重大损失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法条竞合问题就会产生，这时要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将高利转贷罪看成是骗取贷款罪中一个特殊的情形，可依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定高利转贷罪。但如果是单位犯罪，应按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依照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而如果是自然人犯罪，则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定高利转贷罪。
关于本罪的追诉标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
针对这三种在贷款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要认清其犯罪的构成，并在这一过程中固定相关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持久的打击犯罪，还一个良好有序的金融秩序。（作者单位：辽宁警察学院法学部）
参考文献：
[1] 孟庆丰。经济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与定罪量刑适用法律图解。.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285）
[2] 孟庆丰。经济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与定罪量刑适用法律图解。.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81）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2
二、分歧意见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对焦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焦某作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滥用职权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焦某违法发放贷款的时间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是新刑法实施之前的行为。而当时违法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是归纳在玩忽职守犯罪里。因此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焦某的行为应涉嫌玩忽职守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焦某、梅某涉嫌挪用公款罪。身为银行分理处主任的焦某为了获得10万元的红利,与梅某串通一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假借贷的手段将农行的资金挪给梅某经营谋利,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三、本人观点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首先、焦某的行为不应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论处。因为焦某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在新刑法实施之前。而违法发放贷款罪是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的新罪名,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焦某的行为不应以新刑法中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定性。
其次、焦某的行为也不应以修订前刑法中玩忽职守罪论处。理由是,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过失构成,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在本案中,焦某主观上是故意,客观上表现为明知梅某不符合贷款条件,而利用职务之便,积极主动地骗取本单位的贷款借给梅某使用。因此,焦某的行为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再者,本案从表面现象上看,似乎是焦某违法放贷给贷款申请人梅某使用,其主观上对梅某因生意亏损无法还贷是一种过失。但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焦某虚构事实违法放贷的行为只是其挪用公款牟利的作案手段而已。结合具体案情来分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焦某明知梅某不具备贷款条件,但其在10万红利的驱使下,主动地与梅某合谋,并通过虚假借贷的方式将农行的资金挪给梅某做生铁生意,明显的是为牟私利而挪用公款,主观上是直接故意而非过失。客观上焦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求在其分理处开户的企业违规出具贷款手续、并擅自以单位的名义出具担保手续、私盖公章,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欺骗农行,取得贷款指标,从而挪出公款借给梅某,事后也造成了30万元公款无法收回的严重后果。因此,焦某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进行营利活动,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和构成要件,
此外,焦某和梅某挪用公款的行为发生在新刑法修订之前,当时《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而新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不再以贪污罪论处。因此,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焦某定罪量刑应适用修订后的刑法。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3
一、本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本罪的客观方面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这一类当中的其他罪相比，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本罪是典型的“双行为犯”。刑法第187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罪条款略）。由此条款可见，本罪包括两个客观方面。一是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和非法拆借、发放贷款，这两个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二是客观上遭受重大损失。
1、吸收客户资金的认定。依刑法第187条的规定，本罪的资金应该是吸收的客户资金，而不能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本身拥有的其他项目资金或以其他途径收益的资金。
2、不入账的认定。对不入账的方式，国务院1999年2月22日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1条第1、2款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一）办理存款、贷款等业务不按照会计制度记账、登记，或者不在会计报表中反映；（二）将存款与贷款等不同业务在同一账户内扎差处理。
3、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认定。对于什么是非法拆借，《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7条作了明确规定：（一）拆借资金超过最高限额；（二）拆借资金超过最长期限；（三）不具有同业拆借业务资格而从事同业拆借业务；（四）在全国统一同业拆借网络之外从事同业拆借业务；（五）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拆借行为。对于什么是非法发放贷款，《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6条也作了明确规定：（一）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二）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的条件；（三）违反规定提高或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发放贷款；（四）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贷款行为。
4、重大损失的认定。刑法第187条明确要求行为主体客观上还需造成重大损失方可构成本罪，这是本罪将危害结果大小作为罪与非罪的规定。对于何为损失，人们有争论，通常认为包括行为人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资金未能收回的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客户支付的利息，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追讨被非法拆借、发放资金而支出的费用。对于多大数额定为重大损失，法律无明文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法（2001）3号《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件规定：对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50至1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重大损失”；造成300至500万元以上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于单位实施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造成损失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可按个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2至4倍掌握。应该说此文件规定是比较恰当的。
二、本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1、本罪的主观特征。对本罪的主观特征理论界争议较大，观点互不相同，有：⑴故意说，并且以牟利为目的；⑵有过失说，认为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心理；⑶有复合罪过说，认为本罪主观上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间接故意。
笔者个人认为，本罪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刑法第187条明确规定本罪要求行为主体“以牟利为目的”，这是本罪的犯罪目的。按照刑法基本理论，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行为主体在实施行为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是早已有认识的，而作为间接故意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不是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因此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目的。过失犯罪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更无目的之说。
2、对“牟利”的认定。此处的“牟利” 应理解为为谋取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所产生的非法收益，如利息、差价等。一般不包括用款人为所得贷款而支付的回扣、手续费或者其他财物。对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用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索取用款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其他财物，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数额较大的，以受贿论处。
三、认定本罪在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罪是否构成，应从犯罪的构成要件去把握，这里需强调的是：⑴主体必须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否则不构成本罪。⑵必须具有牟取利益的目的。如果没有以牟利为目的，拆借的资金仅作为金融业务的临时周转，则不构成犯罪。⑶犯罪手段是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在此，应当明确两点，一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是否利用了本人的职务便利，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二是吸收行为的不法性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如前所述，本罪的实施行为是双为行为，行为主体吸收资金只是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基础和前提，是完成本罪不可缺少的行为，因此行为主体将非法吸收的资金不入账，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二者构成牵连关系，应按牵连犯从一重罪而断。
2、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与挪用公款罪的界限
本罪与挪用公款罪十分相似，但从犯罪构成上仍有明显的不同。首先从犯罪主体上不完全相同。两罪主体虽然是特殊主体，但前者可以由单位或自然人构成，后者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前者自然人作为犯罪主体时，只能由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而后者可以由任何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二是二者都是故意犯罪，但前者要求必须以牟利为目的，行为人追求的是金钱物质利益；而后者的犯罪目的是将公款挪作私用，具体用途是否具有牟利性不影响本罪的构成。三是前者侵犯的是国家金融和贷款管理制度；后者侵犯的则是公款的使用权。四是使用人不同，前者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使用人可以是任何人、单位；而后者的公款使用人员只能是个人，如果单位使用，则必须是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或者个人决定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
犯罪行为人将客户资金不记入国有银行账户，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必须与存款的客户相沟通，客户同意后其行为才属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如果客户并未同意，或者根本不知情，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违背客户
意愿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则属于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如此？在司法实践中争论较大，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理由是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来讲，如果事先没有与客户沟通，客户不知道其存款没有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账户，那么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代表着金融机构，无论被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资金能否收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13日颁发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有关规定，金融机构须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因客户无过错，没有与犯罪行为人存在共同的故意行为，故客户不应承担损失。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资金实际上是金融机构的资金。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牟利为目的，将客户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既侵犯了国家金融和存贷款管理制度，又同时侵犯了银行国有资产的使用权，即既侵犯了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所保护的客体，又侵犯了挪用公款罪所保护的客体，这样使得二者存在竞合关系，应从一重罪处断。由于挪用公款罪的法定刑重于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因而应以挪用公款罪处罚。 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客户相沟通，将没有入本单位存款账的客户资金用于拆借，发放贷款，尽管此笔资金，对于客户来讲可能是私款，也可能是客户挪用本单位的公款，但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讲，账外资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款。行为人的犯罪是在利用本单位的存贷职能，而客户愿冒风险将自己的资金用作拆借、发放贷款，二人共同从中牟利的前提下形成的犯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能视为金融机构的行为，金融机构不承担民事责任。若造成了客户资金不能收回的损失，其后果只能由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存款客户共同承担，在此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和贷款管理制度而非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公款使用权，应当以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追究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参考书目：
⑴张志勇：《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2000年第10期
⑵侯国云、白岫著：《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 中国检察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⑶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⑷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4
关键词：联保贷款；贷款诈骗；法律责任；无效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6—0128—02
一、案例引入
2009年，某银行与某担保公司签订协议，就担保公司为他人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服务达成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单笔担保不超过100万元，担保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同年，该银行推出针对商户或农户的联保贷款方式。2010年，担保公司寻求部分社会人员，以五人组、七人组以及十人组的联保形式，以联保户的名义向银行贷款80万-100万元不等，其中贷款金额由银行和担保公司商定，贷款资料由担保公司提供，银行未对联保户的贷款条件进行审查，联保户在贷款时只提供了身份证，并根据银行要求在办理贷款手续时，在相关借款合同等文件上署名。银行发放贷款后，联保户将存折交由担保公司，银行则根据担保公司的指定将联保户账户中的贷款转出，事后担保公司向联保户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利息由担保公司承担。2011年，担保公司因资金链断裂，不能归还上述款项，联保户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担保公司负责人被公安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经检察院审查移送法院处理。2012年，银行以金额借款纠纷为由将联保户诉至法院，要求联保户归还借款本息以及支付实现债权费用等，庭审中，联保户要求本案中止审理，待担保公司负责人刑事案件审结后视情恢复审理，同时要求追加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为被告参加诉讼并直接承担归还银行贷款的责任。经查，担保公司自身没有担保能力，其注册资金在公司注册完成后即被抽逃。
二、双方主要争议焦点
第一， 本案是否需要中止审理？
第二， 本案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是否为必须参加诉讼的被告？
第三， 本案是金额借款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案件？
第四， 本案银行的诉请能否成立？
1.原告方银行不同意本案中止审理，也不同意追加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为被告参加诉讼，坚持要求联保户承担归还借款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等诉讼请求。
2.被告方联保户认为，其与银行之间并无真实的借款关系，其不过是被担保公司利用，假以联保户的名义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银行未审查联保户的借款条件，也未监控借款用途，明知借款为担保公司所用，负有严重过错。案件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或者诉讼请求。
三、案件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根据本案事实，联保户的所谓借款金额已经纳入担保公司负责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纷案件的犯罪金额中，该负责人如何定性，是银行作为受害人还是联保户作为受害人，以及犯罪金额最后如何确定均有待于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银行所谓与联保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是联保户无借款需求，无借款和担保能力，事先没有和联保户商议，也没有审查联保户资格，联保户也没有使用借款的特殊的借款行为。事实上，这个涉案的所谓的借款，已经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前述案件事实以及涉案借款关系的特殊性，本案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一是只有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到庭，相关的案件事实才有可能审查清楚，二是真正的责任承担者是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其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并非银行辩称的即使担保成立，其可以放弃向担保公司追偿这么简单，放弃向担保公司追偿，不但损害了联保户的利益，也损害了银行自身的利益。
（一）本案担保公司负责人，涉嫌构成贷款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性不当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1.担保公司负责人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当然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需要最后由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认定。
2.担保公司没有自有资金，不具备担保条件和能力。担保公司负责人涉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3.担保公司负责人通过为银行提供担保的幌子，由其寻求联保户，提供虚假资料，并最终假以联保户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具有骗取银行贷款的客观行为。
（二）银行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案件中，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以及数额巨大，造成贷款不能收回事实清楚，关键是其发放贷款过程中是否违反了国家规定，事实是显然的。
所谓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贷款通则》、《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合同法》等一切法律或行政法规有关信贷管理的规定。本案银行依法应对借款人是否符合有关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而不审查；依法应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安全性、合法性、盈利性进行调查、评估却不调查、评估；明知借款人不符合条件而发放贷款，明知担保人不具备担保能力而发放贷款。违法事实清楚。
（三）银行的诉请依法不能成立
本案，担保公司负责人无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银行针对联保户的诉请都不能成立。
1.本案涉嫌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联保户不承担责任
如前所述，本案担保公司负责人涉嫌贷款诈骗罪，银行作为受害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追赃。联保户不是真正的受害人，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2.本案即使不构成犯罪，联保户也不应承担责任
本案联保户与银行之间没有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联保户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具备借款条件和担保能力。银行与联保户之间的所谓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合同，联保户之间的互保行为，也因为没有担保能力和无互保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联保户对合同无效没有任何过错。该过错系银行和担保公司造成。在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无效的情形下，加之联保户没有使用到借款的事实，联保户无需对银行的所谓借款承担民事责任。
四、结论
综上，本案应由骗取银行贷款的担保公司及其负责人承担退赃责任，各联保户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参考文献]
[1]田朗亮.民间借贷法律政策案例适用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5
「关键词金融犯罪 特别法
一、 一、金融犯罪特别法的概念和特征
金融犯罪应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破坏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财产利益，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金融犯罪特别法在理论上就是指专门针对金融犯罪制定的、包含特殊内容的法律。它只适用于金融犯罪而不适用于其它犯罪。在我国现行立法上，金融犯罪特别法就是指刑法典分则第3章第4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5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金融犯罪特别法具有两个显着的特征。
首先，金融犯罪特别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金融犯罪特别法是以金融犯罪一般法的存在为前提，是相对于金融犯罪一般法而言的。它们共同调整金融犯罪法律关系。这就出现了法律规范的冲突，或者叫法条竞合。在出现法律规范冲突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问题。根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特别法的效力优先于一般法。那么，在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中，哪些法律规范属于金融犯罪特别法呢？从理论上讲，金融犯罪特别法就是专门针对金融犯罪制定的法律，只适用于金融犯罪而不适用于其它犯罪的法律行，主要存在于《刑法》和其他刑事法律文件之中。我国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条款都是金融犯罪特别法。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冲突时，优先适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法律条款；当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冲突时，优先适用金融诈骗罪的法律条款。
其次，金融犯罪特别法具有特别的内容。从法律的内容来看，特别法一定要有特别的权利规定或者特别义务规定或者特别的法律责任规定。否则，就没有资格叫做特别法。金融犯罪特别法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另一类是侵害金融财产权罪，在现行《刑法》中，被称为金融诈骗罪。这两类金融犯罪特别法的特别之处表现在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上。
和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般法相比，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法定刑明显要重一些。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共有伪造货币罪、洗钱罪等二十五个罪名。这些罪的最低法定刑是剥夺人身自由的拘役刑，没有罚金或者管制的刑罚的规定。作为一般法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共一百一十九个罪名，其中法定最低刑为罚金或者管制的有六十九个，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可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刑事责任重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金融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别法。金融诈骗罪共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八个罪名。它们的刑事责任最低为拘役，其中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的最高刑事责任为死刑。而作为一般法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最低为罚金刑，最高为无期徒刑。显然，一般法规定的刑事责任比较轻。
二、金融犯罪特别法立法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犯罪特别法呢？这是由当前及未来一定时间内的金融犯罪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快速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金融领域的犯罪呈现激增和蔓延之势以上海为例，根据权威部门犯罪资料的统计，自1998年以来的5年间，涉及金融犯罪的案件平均每年以4.8%的比例递增。目前，此类犯罪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犯罪案件总量中，仅次于合同诈骗犯罪的第二大类案件。
上海的金融犯罪案件不仅逐年递增，呈现持续多发状，而且金融犯罪案件的犯罪主体与犯罪手段变得更加多维状。现在的金融犯罪主体出现多种层次的现象，既有单位，也有个人；既有境内人员，也有境外人士；既有业内人士，也有各类公司的人员。采用科技手段变造、伪造银行票据的，以及利用计算机技术作案等，犯罪手段越来越多。
从目前全国金融违法犯罪的实际状况和基本走势来看，如今的金融违反犯罪，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犯罪点位普遍化；二是犯罪手段智能化；三是犯罪种类多样化；四是犯罪主体多元化；五是犯罪金额大额化；六是犯罪形式隐蔽化；七是犯罪方式团伙化。
从美国的金融犯罪实际看，情况也差不多。在美国，金融犯罪呈现国际化、高科技化、专业化、和智能化的特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介绍，美国目前金融犯罪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利用网上银行进行诈骗；二是盗取他人的身份资料或伪造他人身份资料诈骗金融机构；三是使用假支票、假信用卡诈骗。
美国的洗钱犯罪严重。根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洗钱所占用的资金约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至5％，对社会危害十分严重。为打击此类犯罪，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反洗钱法——《银行保密法》，即金融犯罪特别法，将130多种能够产生收益的犯罪列入洗钱的范围，从重处罚。特工局、联邦调查局、国税局、海关总署、缉毒局、邮政局、烟酒火器局、移民局等均对洗钱案件具有管辖权，上述执法机构根据对其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的管辖权来确定对洗钱案件的管辖。并要求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零售商将一万美元以上现金交易往来情况进行报告，要求当事人填写法定表格，使调查人员可以进行资金追踪，从而提高控制洗钱犯罪的能力。
金融犯罪猖獗与现代高新技术密不可分。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金融业务，具有无穷的魅力，同时也产生了难以预见、难以控制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进入“核金融”时代，所谓“核金融”时代，是指在当代社会，金融工具已经发展到有如核武器能量式的层次，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例如，1997年3月，东南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要比当年“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由此可见，在这个“核金融”时代，在享受对外开放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必然承担相应的巨大风险。未来的世界大战很可能不是军事大战，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贸大战，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绵绵无期的金融大战。
法律是严惩金融犯罪锐利武器。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犯罪实践充分说明，仅依靠金融犯罪的一般法是不够的。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善、有效的金融犯罪特别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三、现行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一系列金融犯罪的法律规范。对现行金融犯罪立法进行概括和分类是必要的，因为金融犯罪立法比较复杂，只有在分类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各种具体的金融犯罪的性质，制定或者调整相应法律，有的放矢，准确打击金融犯罪。
对金融犯罪可以从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目的以及违反法律等多角度进行分类。
首先，根据金融犯罪侵犯主要客体的不同，将其分为违反金融行政法的金融犯罪和侵犯金融财产权法的金融犯罪。
违法金融行政法的金融犯罪就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在理论上，包括一切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既包括一般法规定的犯罪，也包括特别法规定的犯罪。在现行金融犯罪立法上，既有一般法，也有特别法。新《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就是特别法。其对应的一般法是《刑法》第二编的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是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分离而来，其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同时又侵害了他人的经济利益。在立法者看来，这种犯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而非一般的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将其作为特别法规定。次要客体是对他人经济利益的侵害，这并不决定犯罪的性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共有伪造货币罪、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变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逃汇罪、骗购外汇罪和洗钱罪二十五个罪名。
侵犯金融财产权法的金融犯罪，在理论上包括一切侵犯金融财产权法的犯罪，既包括一般法规定的犯罪，也包括特别法规定的犯罪。在现行金融犯罪立法上，既有一般法，也有特别法。新《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就是特别法。其对应的一般法是《刑法》第二编的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金融诈骗罪从传统诈骗罪中分离而来，兼具秩序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立法者眼里，这种犯罪的贪利更明显一些，因此，在立法上把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金融诈骗罪的法定必备条件之一。金融诈骗罪共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八个罪名。
第二，根据金融犯罪主体行为时是否要求一定身份条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即特殊主体或者一般主体，可分为金融职务犯罪与金融非职务犯罪。金融职务犯罪是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重中之重。200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将金融证券、国企、海关、税务、建筑、工商、司法、医药等八个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权力相对集中，职务犯罪多发的行业和领域作为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不幸的是金融职务犯罪“荣登榜首”。金融职务犯罪既有一般法的规定，又有特别法的规定。一般法规定的金融职务犯罪比较多，这些犯罪由于是一般法的规定，所以，不仅适用于金融领域，同时也适用于其它领域。例如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玩忽职守罪等。现行金融犯罪特别法中属于金融职务犯罪的有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逃汇罪九个罪名。其它二十四个金融犯罪属于非职务犯罪。金融非职务犯罪也存在一般法规定与特别法规定之分。一般法规定的金融非职务犯罪也很多，比如盗窃罪、抢劫罪、非法经营罪等。当然，这些罪名同样适用于非金融领域。
第三，根据金融犯罪主体的自然属性，可分为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除诈骗贷款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实施之外，其余的三十种金融犯罪都是既是可由单位实施也可由自然人实施。这些规定都是金融犯罪特别法的规定。凡是发生在金融犯罪领域的犯罪，首先根据金融犯罪特别法的规定定罪量刑，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金融犯罪一般法的规定。
第四，从金融犯罪的目的来分类，可以将金融犯罪分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犯罪、以牟利为目的的金融犯罪和以扰乱金融秩序为目的的金融犯罪。在现行金融犯罪特别立法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犯罪特别法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八个罪名。以牟利为目的的金融犯罪和以扰乱金融秩序为目的的金融犯罪金融犯罪特别法规定了伪造货币罪等二十五个罪名。
第五，从金融犯罪的法律来分类，可能将金融犯罪分为违反银行法的金融犯罪、违反货币法的金融犯罪、违反证券法的金融犯罪、违反票据法的金融犯罪、违反保险法的金融犯罪和其它金融犯罪。
在现行金融犯罪特别立法上，属于违反银行法的金融犯罪有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十一个罪名。
属于违反货币法的金融犯罪有伪造货币罪、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变造货币罪五个罪名；
属于违反证券法的金融犯罪有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八个罪名；
属于违反票据法的金融犯罪有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五个罪名；、属于违反保险法的金融犯罪有保险诈骗罪一个罪名；
属于其它金融犯罪的有逃汇罪、骗购外汇罪、洗钱罪三个罪名。
第六，从金融犯罪的手段来分类，可以将金融犯罪分为伪造、变造型金融犯罪、渎职型金融犯罪、欺诈型金融犯罪、其他类型的金融犯罪。
此外，金融犯罪全部为故意犯罪，没有过失犯罪。
四、金融犯罪现行立法的问题与完善金融犯罪特别法的建议。
（一） 增设骗贷罪
必要性：1 现行贷款诈骗罪立法不足以应对现实生活中有关贷款方面的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93条的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等欺诈手段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该条款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是把犯罪目的列为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之一。规定贷款诈骗罪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区分贷款诈骗罪与一般的贷款纠纷及贷款欺诈行为的界限。这就使那些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又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获得贷款，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归还，而使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金融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查处该罪重在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无证据或难以证明行为人有此目的的骗贷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骗贷后无力偿还的，如查明行为人系挥霍、转移贷款或携贷外逃的应认定为本罪；如因经营亏损或失误导致无力还贷的不宜认定为犯罪。于是，法律漏洞就出现了。
其次是把单位犯此罪排除在外。 这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犯罪主体层次高、范围广，团伙犯罪突出，单位犯罪突出，涉案金额大幅上升，侦办查处难度大。经济犯罪的主体，往往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精通一定的专业和技术，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专业人士，具有经济、金融、财税、会计、法律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有的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借助职业权势和专业技术优势肆无忌惮地作案，使侦查工作难以展开。从经济犯罪的主体来看，有政府工作人员、企业职工、银行职员、下岗工人、税务干部、证券管理部门人员、涉外人员及经济管理部门的人员，其范围比以往更广，尤其是在人、财、物大流动的情况下，犯罪分子单独作案已难以满足其最大利益，更多地结伴一起作案，单位犯罪更为突出。从当前侦办情况看，单位犯罪占相当大比重（约70％），严重的金融”三乱“几乎全是单位所为，制贩伪劣商品犯罪形成制、贩、销一条龙作案。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由原来的上百万、上千万向数亿元发展，尤其是偷漏税、制贩假冒伪劣商品、”地下钱庄“、虚开增值税票，制贩假币等犯罪显着增加，涉案金额比以往成倍增长。”（张宁《警惕经济犯罪新动向》，2003年6月8日《法制日报》）
按照现行立法，任何单位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单位贷款诈骗，法律立刻黔驴技穷，束手无策。那些犯罪单位也就钻这个空子，逃避了打击。通过司法解释扩大贷款诈骗罪的适用主体范围十分必要。
最后是对此种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的最高刑事责任为死刑。刑事责任的轻重要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这样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等罪还要大。
2 现行贷款诈骗罪立法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
由于《刑法》对贷款诈骗罪的立法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司法机关必须提供足够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否则，即使行为人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获得了贷款，并且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也不能以犯罪论处。显然，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些证据的取得又只有通过客观外在的侵权行为来推定，司法机关不能主观臆断。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月21日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列举了几种情形，诸如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虽然这对于司法部门认定贷款诈骗罪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标准，但是，由于许多罪犯是熟悉银行业务知识、工作程序和管理法规。掌握计算机技术等高科技技能的智能化、专业化人员，几种简单的列举式的概括实难应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造成一方面犯罪分子疯狂的实施该种犯罪；另一方面司法部门还没有良策来遏制该种犯罪的被动局面。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相龌龊， 刑事程序法不能准确、到位地服务于刑事实体法。
3 增设骗贷罪是与世界惯例接轨的需要。在德国、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中，将那些危害严重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贷款犯罪的规定采取了行为犯的模式，不同于我国的结果犯模式，其规定范围明显大于我国的有关规定。他们的贷款欺诈犯罪采取的是虚假陈述的构成规定，即只要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做了虚假陈述即成立犯罪，而不要求一定要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个仅仅有虚假陈述而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贷款欺诈行为在德、美等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治，而在我国却可以以贷款欺诈的民事违法简单处理，如此的法律，如何体现WTO的国民待遇精神？
立法建议：将非法骗取、使用贷款的行为规定为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但仍然隶属于金融犯罪特别法。
立法条款的具体设计：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进行单项立法或补充立法。由于骗贷罪的犯罪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应将其作为独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属于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可以这样表述：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造成巨大损失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 完善银行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必要性：中国银行卡犯罪也在迅猛增长。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外卡偷换欺诈率为0.038%，相对于亚太地区0.010%的比率来说，中国外卡偷换欺诈率颇高。国内银行卡犯罪已由先前的恶意透支、冒用等传统犯罪形式，发展为伪造银行卡、使用伪造银行卡、网上欺诈等新的犯罪形式，境内外相勾结，分工专业化、集团化、高科技高智能化成为银行卡犯罪新特点。
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在给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非法活动创造了机会，数据可以被篡改或破坏，安全系统可以被变换，偷窃的信用卡和长途电话账户可以瞬间传递到全球各地，转移资金只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在我国的金融实践中，常见的涉卡犯罪有：直接伪造身份证，骗取银行卡；作弊担保骗取银行卡；利用银行卡恶性透支；卡丢失后被冒用；谎报挂失，骗取银行资金；银行卡代扣公用事业费用形成风险；内外勾结、协同作案；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伪卡，盗取别人资金。
在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已经采取刑事立法手段，加强打击力度。利用刑事法律的惩戒功能，把多种涉卡不当行为规定为犯罪，能够有效打击银行卡犯罪。借鉴他人的经验非常重要。
立法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进行单项立法或补充立法，将下列行为定为犯罪。由于银行卡犯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财产所有权，作为独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编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属于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在互联网上盗取他人银行卡信息的行为；持有、运输、销售、提供伪造变造银行卡，变造银行卡，非法持有、销售制造伪卡制作机具及材料，以及窃取磁条信息等与伪卡犯罪有关的行为；骗领银行卡行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非法金融中介罪
必要性：1、最近几年，中国证券市场出现了吕梁（中科创业案）、罗成（亿安科技案）、“东方不败”（东方电子案）为代表的惊天大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有着强大的“庄股”支撑体系，是庄家的天堂。非法金融中介是“庄股”支撑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吕梁案中，中介机构帮助庄家创造两个月内“融资”54亿元的奇迹。在亿安科技案中，罗成自炒本公司股票投入股市的资金中，19亿元来自证券公司的“融资”安排。在“东方不败”（东方电子案）中，东方电子开出了1509张进账单和对账单，让17亿元非法所得获得了合法性。如果没有非法金融中介的“功劳”，是不可能发生如此大案的。
“资金贩子”对金融市场的盈缺进行非法中介，收取高额佣金，已经成为金融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不动根本手术，斩断猖獗的金融黑中介，新的吕梁、罗成、“东方不败”重现江湖不过是时间而已 .目前现有法律法规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没有具体的规定。
2、洗钱犯罪猖獗 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清洗黑钱的数额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2%到5%，也就是介乎于6000亿美元到18000亿美元间，而且每年还按照1000亿美元的幅度在增加。
根据权威机构的估算，中国每年的非法洗钱数额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至少可以建20万座希望小学。
在近30年里，西方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加强反洗钱，但被动的反洗钱行为和主动的洗钱犯罪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
目前，洗钱犯罪活动已经搭上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快车，逐渐摆脱了其他犯罪后线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犯罪环节。洗钱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政治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公害。
洗钱犯罪不仅直接蛀食着国家经济，而且纵容了许多恶性犯罪，如绑架、贪污、诈骗等。1999年赖昌星案发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才发现洗钱竟帮助他隐藏了那么多罪恶。打击洗钱已刻不容缓。
地下钱庄是洗钱犯罪的“中枢神经系统”，高额的佣金诱惑着它们铤而走险。合法或者非法的金融机构在洗钱犯罪过程中始终起着一种中介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帮助犯罪分子洗净“脏钱”（黑钱）。 非法的金融中介为洗钱等金融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需要创造专门适用于非法金融中介的、特别的刑事法律规范，通过最高权威的立法打击非法的金融中介活动。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6
一、案情摘要
2012年12月，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的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该公司财务负责人高某找到当时分别担任原通州市信用合作联社平东信用社主任、信贷员职务的陈某、金某，提出因该公司银行账户未设在平东信用社，不能以公司名义贷款，想以该公司平东籍员工的名义贷款后给公司使用，由公司归还本息。陈某、金某均表示同意。2006年12月至2008年10月间，陈某、金某在明知借款人高某等人采取欺诈手段的情况下，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向金某华、潘某华、金某林等22人的名义发放贷款23笔，合计人民币230万元，提供给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使用。至2009年6月案发时，上述23笔贷款中除8笔贷款共计80万元未到期外，尚有15笔共计150万元逾期未还。直至2009年11月3日，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才将上述23笔贷款合计人民币230万元全部归还给平东信用社。
二、主要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被告单位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人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骗取货款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符合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构成，应以骗取贷款罪对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进行定罪量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行为人虽然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但银行工作人员明知贷款资料虚假后，仍然同意贷款，银行没有被骗，因此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三、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
（一）骗取贷款罪的认定
1、关于骗取贷款罪的性质。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骗取贷款罪并没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为人采取了欺骗手段，均可以构成。认定骗取贷款罪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对欺骗手段的认定，二是对“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7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首先看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是否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在已经造成损失并达到立案标准的情况下，构成骗取贷款罪应没有异议。其次，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后，虽然没有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案发时已经形成贷款风险，危及贷款安全，此种情况下，也应构成犯罪。
2、关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对象。骗取行为是欺诈类犯罪所共有的特征。因此，“骗取”与“诈骗”行为的客观特征相同，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均是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对权益作出处分。换言之，任何欺骗行为，首先要看有无具体而明确的被欺骗对象（相对人）；然后再看相对人有无受欺骗，如果没有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就谈不上基于错误的认识做出了处分决定，则也不能成立欺骗。具体到骗取贷款罪，该罪中的骗取行为逻辑结构为：借款人实施了欺骗行为，相关银行工作人员陷入了认识错误，并在认识错误的基础上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人因而取得了贷款，并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这里，借款人的欺骗行为与取得贷款以及造成的贷款风险之间应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欺骗行为与取得贷款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骗取贷款罪的行为过程具体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金融机构产生错误认识—金融机构基于错误认识提供贷款—行为人取得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机构的资金和信用安全受到影响。欺骗行为与取得贷款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行为人必须是为了取得贷款而故意提供给金融机构。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足以使金融机构产生错误认识，进而提供贷款。
（二）关于借款人与银行工作人内外勾结骗取贷款行为的认定
对于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确实向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贷款资料，例如虚构公司的经营情况、贷款的用途等，但银行经办该贷款的工作人员或者决策放贷的人员对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实性是非常清楚的；相关人员在了解真相即没有受到欺骗的情况下做出了放贷决定，使行为人获得了贷款。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本罪的“骗取”行为呢？笔者认为，作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其在从事某种违规活动时，既可能为银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而实施，也可能是为了借款人利益而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因此，当银行的工作人员明知行为人提供了虚假的贷款资料而予以发放贷款，是否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欺骗行为，应分别情况处理。
第一，负责贷款的各环节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为了本单位的利益，以本单位的名义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他们代表了银行的意思和行为，发放贷款也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借款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的借贷款行为，终究是一种交易行为，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处分行为，不需要刑法去保护，即使造成了损害结果，也应属于被害人自我归责的范围，既不属于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刑法也缺乏干预的必要性。
第二，不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但发放贷款最终决定者并不了解真相，决策者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了放贷决定。此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借款人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共同虚构事实，通过向具有决策权的银行工作人员行骗而获得贷款，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银行工作人员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特征，应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借款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具有“严重情节”的，则银行工作人员和借款人应成立骗取贷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决定权的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不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由于其目的不是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是与借款人串通共同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故其行为实质上也就不具有银行的代表性，应属于骗取贷款罪的骗取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构成非法发放贷款罪，如果没有造成损失，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三）关于本案的认定
本案中，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在贷款过程中，采取欺骗手段，冒用金某华、潘某华、金某林等22人个人名义贷款230万元，提供给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使用。但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实贷款资料，为了银行的利益，仍以银行的名义决定向借款人发放贷款，是违法发放贷款，其发放贷款也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因此，借款人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的行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综上所述，本案南通某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某的行为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7
违法放高利贷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2019年10月21日，全国扫黑办召开新闻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
（来源：文章屋网 ）
违法发放贷款罪篇8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命脉”，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金融业又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它的特殊性使其成为违规违纪 的“重灾区”，案件数量之多，涉案金额之大，造成后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了金融界的声誉。究其原因，无不是不忠实履职所致，本文从职务犯罪概念引出金融职务犯罪概念，然后以岗位特征划分出5种犯罪类型，在5种犯罪类型中表述了种种金融职务犯罪的外在形式，给人一种比较清晰的感性认知。
在总结出金融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和特点后，从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对产生金融职务犯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继而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控制金融职务犯罪的对策。
全文旨在通过通俗易懂的表述，使金融业内外工作人员对金融职务犯罪有一个直观的、正确的了解，提高对金融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为我国金融业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献计献策。
关键词: 金融 职务犯罪 控制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它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职务犯罪却往往会给金融机构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甚至会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和金融风波，其甚于其它类犯罪带来的危害。因此，在金融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减少金融职务犯罪的发生，以确保金融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维护国家金融和经济的安全，是各类金融机构案件防范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就金融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类型特点、成因及控制对策作粗浅的探讨。
一、金融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科学地界定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金融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在职务犯罪的研究方面，刑事法学科（包括刑法学、犯罪学等）一直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研究气氛相当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定义：
（一）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三）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结合刑法第93条第2款，对以上各种定义进行比较和鉴别，提出如下职务犯罪定义，即：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根据职务犯罪的定义，可以总结出金融职务犯罪的定义：金融职务犯罪指在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利用特殊工作环境的一些有利条件，侵犯公共财产、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以及其它危害社会、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总称。本文所指金融职务犯罪的范围主要指银行类机构。
二、金融职务犯罪的类型
银行（信用社）业务包括会计结算、出纳、储蓄、信贷、信用卡等方面，金融职务犯罪主要体现在这些业务中，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融从业人员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是多种手段并用、各种行为交叉，在一种业务中使用的手段，也可能在另一种业务中使用。以下所列的犯罪类型主要是根据金融业务性质，以岗位特征划分的。
（一）结算业务中的犯罪类型
结算是指因商品交易、劳务供应、资金调拔等经济活动需发生的货币收付行为，分为货币结算和转帐结算，银行的结算主要为转帐结算，转帐结算中银行（信用社）从业人员的犯罪主要针对结算凭证和会计帐本，其类型主要有：
伪造：涂改结算凭证，隐匿、销毁记帐单据侵吞银行资金，利用空头结算凭证或者重复利用结算凭证骗取银行资金；虚构收付关系贪污银行资金；虚构伪造存款帐户或付款凭证挪用银行资金；收帐、重复出帐挪占银行资金、非法多次转帐、改变资金正常流向占用银行资金；非法拆借客户资金；利用结算时间差套取银行资金等。一些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规，伪造变造金融票据、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信用卡等。一旦这些伪造、变造的金融票据进入金融活动领域或被犯罪分子用作金融诈骗的工具，同样会给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如某银行会计利用工作之便，窃取空白牡丹卡一套，趁打卡员不在之际，私自打卡，然后持卡取现10000元。
（二）出纳业务中的犯罪类型
出纳即现金收付活动。常见的犯罪类型主要有：监守自盗，现金抽头（从管理的现金中抽出一部分资金）；收不入帐或推迟入帐截留现金，伪造缴款单，涂改出纳簿、变造日报表侵吞库款等。另外，新《刑法》将银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行为以及对违反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保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类犯罪常见于出纳业务中。个别金融系统的从业人员利用经手、管理资金的便利挪用炒股票者有之，非法经营者有之，买房挥霍者有之等等。
（三）储蓄业务中的犯罪类型
储蓄是城乡居民与银行之间的信用行为。银行在保管使用储蓄存款的同时，对储户负有还本付息的义务，常见的犯罪类型有：伪造储户存折，私自截留；涂改利息单，虚增利息支出，侵吞差额利息等。
（四）信贷业务中的犯罪类型
信贷是一种授信行为。银行通过贷款获取利润，维持运行，但向谁贷，怎样贷款都必须符合条例、法律的规定，否则构成违法犯罪，常见的犯罪类型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向关系人发放贷款，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自批自贷（包括冒名骗取银行贷款；与贷款申请人恶意串通，骗取贷款；与银行相关人员恶意串通，互批互贷三种形式）在发放贷款过程中，虚增银行贷款利息等。某些金融系统的人员违反金融法规和贷款规章制度，以人情、关系、私利为重，对不符合贷款条件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贷款方发放贷款，或以贷谋私、借贷索贿，结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五）信用卡业务中的犯罪类型
信用卡是银行开出的供其客户消费使用的信用工具。根据银行有关规定，客户在使用信用卡时可以进行一定金额的透支，但必须尽快补齐款项交收取一定利息，信用卡业务中的犯罪类型有：信用卡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恶意巨额透支供自己使用；授权他工恶意透支从中谋利，虚增透支利息、侵吞利息款等。
上述所谈到的犯罪类型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和原始，随着银行业务电子化，利用电脑犯罪成为最主要、最常见的犯罪手段。自1986年7月我国发现第一起利用电脑作案冒领储户存款以来，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递增，利用电脑实施犯罪渗透到结算、储蓄、信贷、出纳、信用卡等各项业务之中，其作案手段五花八门，有利用电脑伪造金融结算凭证的，有利用电脑系统偷支储户存款的、有修改电脑程序盗取库款的等等。随着网上银行的开办，将来网络犯罪也不容忽视。电脑犯罪作案时间短、隐蔽性强、犯罪数额大，取证和固定证据难度大，社会危害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
另外，金融机构各部位和环节都可能引发行贿受贿犯罪，受贿犯罪是银行从业人员犯罪的又一种重要形式，有因贷款管理而发生贿赂交易的，有因结算业务发生贿赂交易的，有因帐户管理而发生贿赂交易的。其它如章证管理密押管理、金库管理，计算机管理均有可能引发受贿现象。
三、金融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和特点
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二是滥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图谋私利；三是玩忽职守，对工作马虎、敷衍塞责，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根据近年来立案查处的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案件，其主要特点为：
（一）新发大要案件多
近年来，银行界接二连三发生多起高达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几亿元以上大案要案被曝光，震惊全国，令人触目惊心，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如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诈骗案、南海华光骗贷案、“森豪公寓” 骗贷案等等。金融系统案件高发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金风险的损失，而且影响金融的安全。
（二）涉案人员层次高
几年来，商业银行系统高级管理岗位手中掌握着人、财、物经营决策或管理大权，涉案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有上升的趋势。如有的总行、省行级别相当的高官“落马”已有多位。
（三）作案手段多样化
作案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内外勾结骗取贷款、以贷谋私，接受贿赂；利用职务之便对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包装”，帮助套取银行资金，从中非法牟利；伪造凭证支取现金予以贪污；吸收存款不入帐挪作他用；利用计算机操作技术处理之机实施犯罪；被社会人员腐蚀拉拢等共同作案等等。
（四）发案部位集中
金融机构犯罪案件越来越集中在直接与货币资金打交道的要害岗位上，如多数集中在会计、出纳、储蓄岗位、证券交易及主任（行长）等要害岗位。这些岗位直接与现金、票据、客户帐户打交道，这些人与社会接触多而广，客观上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是挪用、贪污、诈骗案件的高发部位，作案比例仍然较大。
四、金融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1、行为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强烈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道德的影响下，一些人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滋长了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腐朽的享乐观念。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迷茫，精神空虚，产生了金钱至上、自由散漫、追逐名利的观念。
2、缺乏应有的法制观念
金融业涉及法律法规很多，依法办事，依法经营对金融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健康发展尤为重要。但从实际工作来看，有不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法律素质较低，部分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反映在经营行为上为不依法办事，从而产生许多经营风险，其中部分行为转化为违法犯罪行为。
3、行为人的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
一些人忙于事务性工作，忽视了自我学习和教育，或往往随着职务的升迁，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逐步演变成追求享受、追求金钱、唯利是图的人，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变成谋私的资本，最终跌入犯罪深渊。
（二）客观原因
1、受金融业与环境的影响至深
在新旧金融体制交替的时期，新的经营方式和新业务品种的不断推出，在管理制度、监督制约上脱节，造成经营管理出现漏洞，使行为人有机可乘，心存侥幸。加之不法分子为搞到资金千方百计地研究某些人员的弱点和爱好，时时刻刻攻其不备，不择手段，投其所好，造成金融从业意志薄弱者纷纷落马。
2、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经营决策权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
金融业各级高级管理人员都不同程度地集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于一身，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一些高管人员不能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导致滥用权利，走向犯罪的深渊。
转贴于 3、内部控制薄弱，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得到高速发展，但管理和监督滞后于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在业务监督方面主要通过行政性的违章检查，加上监管手段落后，以致对大量新增金融业务监管不力，甚至无法全面监管。一些行偏重于常规检查，忽视了对重要岗位，重要环节和财务成果合规合法及风险防范等深层次的有效监管和控制，使检查监管形式化、表面化。还有一些金融部门重效益、轻管理，重经营、轻监督，使有关制度形同虚设，不照章办事，检查走过场乃至监督不到位的现象较为突出，这些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
4、在人事制度管理上存在缺陷
一是我国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基本上没有走上市场，高层管理者完全是企业家与政治家一体化，既是银行家，又是行政管理员。国有银行行长面对行政级别激励与货币化激励会无所适从，最后导致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源优势进行非法交易。二是许多基层金融机构未建立并执行异地交流制度，重要岗位轮换制度，强制休假制度和近亲属回避制度。一些金融机构、部门“一把手”在同一机构、部门的岗位一干就是十年、八年，多名直系亲属在同一机构不同岗位担任要职，为犯罪分子长期作案、合伙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
5、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薄弱
有的金融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忽视员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对基层负责人、会计、出纳、信贷等管理着人、钱、物的重点岗位人员的思想状况掌握不及时，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缺少针对性的疏导和引导，流于形式。致使工作人员头脑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不断滋长，甚至膨胀，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6、金融机构执法、执纪力度不够
部分金融机构对违纪、违规和违法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对检举揭发的问题不能及时查处，或者查处中怕得罪人，或者对犯罪分子降格处理，执法、执纪不严的现象已非个别，使违纪、违规、违法人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从某种程度上纵容和包庇了不法分子，助长了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心理。
五、控制金融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抓好三项教育
1、加强党性教育
从金融工作的特殊性出发，以人为本抓好员工的思想教育，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经常不断地对广大员工尤其是高层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结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让每一位员工都意识到自己是光荣的金融员工，要让每一位党员都时刻不忘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分子，时刻牢记毛泽东同志 “两个务必”的警示，以“三个代表”为指南，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含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持良好的品德和高尚情操，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做到敬业爱岗，忠于职守，清正廉洁，乐于奉献。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培训教育计划，注意抓犯罪苗头、抓思想倾向。在典型案件教育中要注意分析案犯的犯罪心理和员工对教育的心理反映，提高教育效果。
3、开展法制教育
要利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利用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分析和评价犯罪成本，教育警醒人，不断提高金融从业人员按照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自觉性。使他们正确树立依法办事、合规经营的观念，在各种业务往来中自觉排除“钱、权、情”的干扰，依法秉公办事，按政策规定开展业务。并且抓好重点部门和重点人的教育，增强这些部门员工的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从根本上防范金融从业人员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抓好内控建设
管理是金融业的生命。严格有效的内部管理，细化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内控制度，防止制度真空产生，使其“不能作案”。
1、要制定和细化岗位职责
根据现有的规章制度，以及新业务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各项规章制度，使内控制度建设与业务发展相同步，确保内控机制没有“空白点”。对现行的管理制度和规章，要建立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内控机制，对岗位职责进行科学、严密的划分，制定明确的工作职责、业务范围和权限、责任，从而形成银行岗位职责分明、环环相扣的内控管理运行模式。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杜绝违规经营和大要案的发生。内控制度的建立，要重点放在三道防线上：自控防线、互控防线和监控防线。“三道防线”要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在建立健全制度同时，严抓落实制度不放松，无论对管理层，还是操作层，都必须下真功夫，防止内控制度失控。
2、完善规章制度，强化监督检查
金融部门在制定信贷、会计、稽核、资产管理等规章制度时，要把防范风险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要注意制度的相互配套，相互衔接，要针对出现的问题拾遗补缺，不断完善；要搞好权力制约，对重大的经营业务活动，如大额贷款、资金拆借、外汇交易、信用担保和经济开支等，必须明确审批权限和办事程序，经集体讨论决定；要加强稽核检查，对检查工作必须严格要求，明确责任。
3、不断增强各项管理和监督
特别是要围绕“权、钱、人”及重点岗位、重点环节，规范业务操作行为和程序，不断强化、细化制度约束，把所有业务和各个环节都严格置于制度的规范之下，按章办事、依法经营，形成金融系统上下讲制度、讲规范、讲管理的良好氛围。
（三）构筑防范体系
防范金融职务犯罪案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事关金融安全与经济稳定，必须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和监督制度，发挥好各方面的作用，使其“不敢作案”。
1、建立严格的案件查防工作机制
要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班子层的作用，金融机构“一把手”和基层营业网点及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明确自己的责任目标，把预防金融从业人员职务犯罪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努力营造预防金融从业人员职务犯罪的工作局面，不断增强各级人员责任心和事业心。纪检监察部门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和建立健全案件防范工作机制，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和分析本行（司）、本部门的案件防范形势和员工思想动态，积极谋划案件防范工作新举措，狠抓案件专项治理，使员工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养成遵章守纪的良好习惯。
2、严把用人关，公平竞争，择优选用人才
金融系统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因此要抓好人员监督管理，全面落实好进人关、选人关、用人关、考察关，严格选用领导干部、主管人员标准。选拔人才，不搞“裙带关系”，一律实行公开招聘，考核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对不廉洁或发现有问题的，决不能提拔使用。
3、严格岗位轮换、干部交流制度
一个职工或干部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岗位上工作，容易形成关系网，出了问题也难发现，尽管上级机构经常检查监督，也难知道全面的情况。这样既不利于监督，也不利于遏制违规经营和犯罪。因此，在保证从业人员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应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所属人员实行定期交流和岗位轮换，以达到互相监督制约，及时发现和防止违规经营和犯罪现象的发生。
4、加强防范技术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金融业务的操作早已由手工转为电脑操作，并实现了同一银行间的地区内联网，甚至是跨地区的联网。这虽然极大的提高了操作效率，但也促使金融犯罪由传统的作案方法向“智能型”转变。一些金融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在计算机中输入几个命令或执行事先准备好的作案程序，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作案的目的。针以这些情况，要加强对防范技术的研究，为打击金融系统的犯罪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
5、建立健全员工思想行为排查制度
要加强对员工异常行为预警分析，及时防范案件苗头。不但要对员工8小时以内实施管理，8小时以外的情况也要及时掌握，重点了解员工的业余爱好、社交情况、个人收入情况。特别是对一些有直接、间接与经商办企业活动的员工，要加强教育，及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查出版社，1991年
2、火之。《金融领域犯罪心理分析》中国城乡金融报，2003年第26期
3、王文华。《对金融系统职务预防的认识与思考》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4、《中国农业银行违法违纪典型案例选编》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