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范文

财产性收入篇1

“两会”闭幕了，虽然这次会议的实质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集体诞生，但“两会”代表们踊跃提交议案，且有新首富张茵直接为本集团利益辩护的“独立声音”。所以，还是让普通百姓尤其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股民，看到了通过呼吁促成“利民政策”的希望。

当然，对投资者而言，“政策”应该是“救市政策”，目的是要在“大熊”来临之时减少些损失，或者最好能借“政策”赚一笔。换句流行的官方语言，就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简言之，即为“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

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句被评论家频繁引用的“与时俱进”的表述。即便是普通股民，如今也会经常拿这句话来诘问政府：股市跌成这样，还奢谈什么“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言外之意，要兑现“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就要“创造条件”不让股市下跌。

对此，有伪专家更把这层意思明确地表述为，“中国股市是万万跌不得的。”仿佛A股市场真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飞仙”，否则，就意味着政府说话不算数。

很显然，在股市大跌、股民烦躁的前提下，这样的忽悠必然是有市场的。毕竟，不少人被套或割肉了，心有不甘，也正想找点撒气的理由。当然，物价上涨也为这些社会性不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飞涨的猪肉”和“增加财产性收入”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来，问题便大了。伪专家的用意且不用去深究，就算他在表达一种善良愿望吧。但是，“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无疑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成思危副委员长曾在央视解释过这个新提法的真实含义：财产性收入就是指证券、房产等可资“以钱生钱”的资本。你若用它投资，可能赚，也可能赔，关键是要看买了“好股票”还是“坏股票”。买了“好股票”要尽量“死了都不卖”，而买了“坏股票”则是“不卖就得死”。

也就是说，“创造条件增加财产性收入”是一码事，但拿“财产性收入”投资却是要冒风险的。在我看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虽被一些人理解为“资本大众化时代的开端”。但更多的是，这样的提法就像小平当年提出的“小康社会”一样，属于一种奋斗目标或美好前景。

诚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后，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些更高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信心爆棚的时候，还理应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仍在扩大，由此导致的社会紧张度在日益提升。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摆脱了温饱初级阶段的时候，中国还有大约3亿人口仍生活在每日不足1美元消费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如此审视之下，我认为，拥有“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愿望是好的。但一旦步入所谓“资本大众化时代”，则这样的提法很容易授人以柄。在中国股市实行股改后的“变性元年”，股市的狂飙猛进和参与人数的激增，意味着中国正开始一场“资本大革命”，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或许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对股市的管理经验连温总理都承认“不足”，对资本的嗜血本性我们还缺乏深刻认识。所以，过早提出一些还没有经受考验的新提法是缺乏慎思的。一旦提出了，便需要对国人进一步深刻阐述其全面的蕴涵，揭示其中包含的风险。唯其如此，才不至于在现实资本市场的激烈波动面前陷入被动。

现在，问题已经出现了，善良愿望和残酷现实间明显出现了冲突。我想，政府和人民都应该认真思考这样一个“财产性收入”问题――有产和无产，如何界定？“财产性收入”如何来保障？“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莫非还有“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先进功能？

财产性收入篇2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税收制度；税收政策

一、引言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对财产性收入的承认和肯定，是防止财富在积累过程中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大举措，同时也预示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覆盖更多的普通百姓，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安排：对那些有可能为穷人获得的数量有限的财产性收入,宜于免收一切税费；而对那些有可能为富人获得的数量庞大乃至惊人的财产性收入,宜于根据其暴利程度的不同，采取累进税率。赵人伟认为为了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应该进一步完善税收机制，今后我们的税收应该向累进税方向发展。贾康则认为规范的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首先以个人所得税，以后用的遗产税、赠予税、不动产税等税收杠杆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还有一些专家表示，现在我国实施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都占。国外，阿根廷通过对个人财产税的征收进行的大幅调整，使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减免个人财产税，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财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法国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房地产投资，使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另外我国在财政与税收领域，关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重点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询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现实和税收原因，从而提出相关的税收建议，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税收决策思考。

二、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问题

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我国目前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所占比率大约在2％左右，基数尚小但发展潜力巨大，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

在看到财产性收入的成就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并要积极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财产性收入的拥有者分布结构不合理、差距过大，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高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也就是少数高收入者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而农民、下岗职工和低收入者往往被排除在外。

第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还比较狭窄。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证券投资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等财产性收入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风险承受能力差，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

第三、财产性收入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在美国，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可见财产性收入所占比

例相当的低。

三、居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改革发展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也会出现相关的缺陷与失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到位，不能够为防止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和谐，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始终没有较大提高，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二）“三农”问题仍然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瓶颈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农产品产量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处于低水平。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是农民增收难、增速慢的主要根源。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处于初级阶段，农民群众从集体土地的增值中获得收益和从土地的使用或转让中增加财产性收入可能性比较小；农用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补偿标准太低，农民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农民的纯收入始终不能得到显著的提高，更不用说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三）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

现行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立起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尤其是劳资双方的协商制度、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制度。财产性收入的形成来自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一般来自于劳动收入的结余。工资收入水平越高，财产收入水平就越高，比重就越大。要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应当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而目前工资收入的低谷状态就不能够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提供充足的后劲。

（四）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在群体间和个体间充分发挥同一“起跑线”或“踏板”的重要作用，不能够为初次分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创造基本条件。社会保障体制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结构上，尤其是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及就业、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内项目，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不能够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五）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金融环境不够优化，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产品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渠道狭窄且投资门槛高；同时缺乏“公平、公正、公开”投资环境，不能够保证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四、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税制存在固有的缺陷和不足

税收制度的公平与效率，一方面要求税制尽可能“中性”以减少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另一方面则要求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支付能力实施差别性税收待遇。实施特定社会公平目标的税制安排往往是以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为代价的，这样税收不能充分发挥对合法收入的调节作用，而体制不完善和不规范所产生的不合法收入，税收不能对此进行调节，这就削弱了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影响个人收入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活动的信用化程度，高收入群体不容易监控，无形中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

我国的税制结构虽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税制模式，但实际上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结构，这种税制结构会制约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发挥。作为间接税的流转税，最大的缺点是逆向调节作用，收入越低，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越重。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

（三）税法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税法不完善，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的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物业税等尚未出台，影响税收整体作用的相互弥补、协调发挥。突出表现在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上，征税项目过于琐碎，不同项目之间相互交叉，对个人所得征税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实质性的不公平。同时财产税体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难以发挥调节收入差距和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更不用说有效的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缺乏完整、系统的资本市场税收体系，资本市场税制调节频繁，稳定性、法治性程度不高。

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税收措施

针对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税收上的不足，本人重点提出如下有关税收措施：

第一、稳步推进税制变革，优化税收结构。巩固和发展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模式，降低流转税，提高所得税，从而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增强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功能，通过税制的内部协调性和外部适应性来实现税收调节目标。按照新一轮税制改革“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逐步提高资本市场的立法层次，根本上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第二、要通过税收杠杆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财产性收入，纠正和防止财产性收入增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马太效应。在当前财产分布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应该运用不同的财税政策手段和制度安排，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更加均衡。一方面，继续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工作，适度加大对金融资产和房产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所得的累进税征收；另一方面，适度提高工薪收入和劳动收入减免额度，扩大个体、中小企业创业税收的优惠和减免比重，为普通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提供宽松的税收条件，缓解高低收入差距。

第三、完善财产性收入的税收相关法律，减轻普通群众的税收负担。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实现综合所得税为主，分类所得税为辅的混合个人所得税模式，完善支持就业导向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和完善土地税和房地产税等财产税体系，开征社会保障税，为农民和低收入者构筑安全网。通过税收鼓励居民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投入到资本市场，并且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

创造税收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虽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的客观需要，但我们也要看到它带来的新挑战。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是从总体上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不仅是有财产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而且可能存在一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从而拉大社会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协调好这种总体有利、个体不利的关系，必须采取税收政策加以适当调节。但是往往一项税收政策的实施，本身存在着矛盾性，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财产性收入篇3

关键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对策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指农村住户的私有资金以储蓄、信贷、入股等方式取得的利息、股金、红利收入，以及农村住户的私有财产(如房屋)以出租方式取得的租金收入，还包括从集体得到的集体公共财产的财产性收入和土地征用补偿等。也就是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等三方面。来自土地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获得的收入；来自住房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房屋出租、出售和拆迁补偿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来自资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储蓄、民间借贷和投资股票、债券、证券等渠道获得的收入。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能提高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进而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认清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制定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一)增长稳定，增幅有波动，1997年至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从1997年的23.61元增长到2006年的100.5元，10年间增加76.89元，增长3.26倍。但增长幅度出现波动，增长幅度最小的年份是1999年，仅比1998年增加1.18元；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是2003年，增加额度为15.07元。

(二)占纯收入的比例较小，但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比重最大的2006年也只有2.8％，这表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地位没有改变。仍起补充作用。但这一比例由1997年1.13％稳步增长到2006年的2.8％的事实表明，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其纯收入的比例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反映了财产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三)增长速度大于纯收入增长速度，1997年至2006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大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如，2003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29.74％。而纯收入的增长率只有5.92％；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12.05％，而纯收入增长率只有10.2％。这反映了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变大，说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正成为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来源。财产性收入的显著增加，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密切相关，这导致农村居民动产和非动产财富明显增加，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相比，在绝对数上有很大差距。如，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3.61元，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则为124.39元；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00.5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则增至244.01元。从增长速度看，自2003年起，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如，2003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29.74％，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32.18％；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12.05％，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则高达26.49％。

(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农村居民中的低收入户2002年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为7.23元，到2006年也仅增至19.90元，占纯收入的比例由2002年的0.84％提高到2006年的1.68％；高收入户在2002年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93.27元，2006年则增至359.36元。占纯收入的比例由2002年的3.28％提高到2006年的4.24％。在不同收入群体中，人均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在2002年和2006年都只有高收入户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说明为提高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大力增加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看，重视增加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更具有特殊意义。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在区域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以2006年为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00.5元，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中，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名列前茅的是北京(678.81元)、上海(558.17元)和浙江(311.60元)等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而排名最后的为广西(22.45元)、湖北(25.91元)和重庆(27.29元)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的17个省级行政区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如果将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2006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达188.41元和156.58元，远大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00.5元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3.35元和56.92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从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例看，东北地区最大，为4.18％，东部地区次之，为3.63％，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低于2.8％的全国平均水平。

增加财产性收入对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积极意义，但如果处理不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问题，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不同收入群体差距。因此，制定科学的对策，促进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合理增长是当前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数量。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先要让更多人拥有合法的私人财产，并切实保护好他们的私人财产权，继而对财产性收入采取不同的政策，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让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农村居民获得更多财富的重要保障。目前，无论是财产中的金融资产还是总资产净值、人均资产水平还是资产积累速度，农村居民的这两项资产存量水平及增长速度都远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居民的财富积累是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渠道。另外，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让农民能够安全、放心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意义。为防止财产性收入产生一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避免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对待财产性收入，应有不同的政策安排。

(二)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健全农村投资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金融市场，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仍显不足，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贷款难问题仍较突出。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体系不发达，交易手段落后，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农村居民能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有限。即使有些农民有闲置资金，也不容易进行投资使其增值。这不利于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投资体系。具体说，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人手：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政策金融和商业银行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规范和完善邮政储蓄功能，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保证“三农”对资金的需求；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村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制定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总之，通过金融体系创新，让农村居民拥有并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

(三)增强农民的投资理念。农村居民文化素质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通过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为鼓励农村居民将现有的资金进行合理投资，扩大财产性收入，急需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投资和理财理念。除让农民掌握普通金融知识外，还要加大教育力度，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对投资致富典型事迹进行宣传，使农村居民对现代资金收益方式有所了解，增强农民的投资观念。增加农民对投资的信心，引导农民进行理性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

(四)改革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征用农村居民的土地是获得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随着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市场化出让，土地出让价格大幅上升，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仍不完善，对农民的补偿远低于土地出让的价格。因此，为增加农村居民的土地转让收入，应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规范征用农村土地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控制征地规模；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来考虑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补偿标准应保证失地农民有足够的生活保障；改进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征用土地补偿方式多样化，不搞“一刀切”；规范土地征用补偿款的管理，加强对土地征用补偿的监督；建立专业的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公平、合理地调查处理土地征用补偿纠纷。

(五)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对农户而言，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农村地区有很多农民有空闲的住房，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有关法律存在空白、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存在，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进而造成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收入，这无形中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或无效。因此，为增加农村居民的房屋财产性收入，应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尽快制定《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房屋财产权；加强对农村房地产市场和租房市场的管理，整治农村租房市场，建立房屋租赁市场指导租金制度；农民私宅的手续健全后，应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为房屋所有者提供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篇4

【关键词】 陕西省；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因素分析

引言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居民财产性收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陕西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又如何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比较研究，进而提出增加陕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一、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在全国排位较后

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显著，但陕西居民财产性收入却高低起伏。从表1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陕西一直在全国中等偏后徘徊，特别是2007年以后，陕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排名急剧下滑，在31个省中处于第24名以后。

（二）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2002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全国平均低41.40元，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全国平均低11.11元；到2009年陕西城镇比全国平均低279.54元，农村比全国平均低74.60元。由此分析可看出，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数额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且这种差距呈逐年扩大态势。

不仅如此，这种差距还表现在增长速度上。2002年到2009年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14.04%，同期全国平均年均增长22.87%，相差8.8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12.91%，同期全国平均年均增长18.59%，相差5.68个百分点。

（三）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低

通过对2007―2009年陕西居民收入结构（表2）与全国平均水平（表3）的比较，可以发现，现阶段陕西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依然较高；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其主要来源，占可支配收入的90%。从表2、表3还可看出，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低，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三年来，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1%左右，而全国平均这一比重值基本为2.5%；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基本维持在2.7%，而相应全国平均占比为3.1%左右。

（四）财产性收入结构单一

由图1和图2两个柱形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陕西城镇居民其他投资收入和其他财产性收入在绝对值和所占比重上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以2008年为例，全国居民其他投资收入为42.58元，其他财产性收入为14.70元，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1%，3.8%；而陕西对应数值仅为0.75元、1.18元、0.5%、0.78%。

从利息收入和出租房屋收入的角度分析，这两项收入已成为陕西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知识产权角度分析，全国居民人均此项收入虽然非常少，但每年还都略微有一些，而陕西居民除2003年有0.01元的知识产权收入外，其余各年均为零；从股息与红利角度分析，陕西居民此项收入占财产性收入比重位居第三，而全国平均此比重位居第二，这说明陕西居民股息与红利收入对财产性收入的贡献还较小。

通过以上分析，足以见陕西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非常狭窄，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比较单一。

二、造成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低的因素分析

通过上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分析，发现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陕西居民收入基数低、投资能力较弱等原因造成的。

（一）收入总体水平相对偏低

居民拥有财产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他们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高低。2009年陕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4 128.76元、3 437.5元，同期消费分别为10 705.67元、3 349.2元，由此组数字可以看出，居民家庭收入用于消费后所剩不多，真正用于投资增值的财产很少，这必然影响着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二）理财知识匮乏，投资渠道狭窄

首先，由于部分居民理财知识的匮乏，对证券产品缺乏了解，投资能力相对较弱，对中国股市的变动规律把握不准，只是一味地盲目跟风，最终必然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不快甚至缩水。其次，陕西居民缺乏投资意识，“守财”而不“理财”。他们除了储蓄、出租房屋外很少涉及其他投资渠道，如外汇、黄金、艺术品、海外投资等等，财产增收渠道非常狭窄。

三、促进陕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经济，健全工资增长机制

由于财产性收入比重的高低与工资收入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因此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的水平。结合目前陕西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偏低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陕西应大力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将一切明补、暗补即在实际上属于个人收入的项目逐步纳入工资管理，从而为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

（二）普及理财知识，拓宽居民投资渠道

只有让广大居民学会如何理财，才能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稳步增长。由于目前陕西老百姓缺乏投资理财知识，因此，笔者建议应充分发挥学校、互联网等媒体的作用，加强居民的投资理财知识教育，进而培育居民的理财意识、提高理财水平。此外，金融机构应大力创新理财产品，设计一些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金融产品，让更多群众参与其中，以使广大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董顺荣.天津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对策研究［J］.天津经济，2009（8）.

［2］ 李兰，蔡文欣，张荣.促进黑龙江省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2）.

［3］ 唐泽富.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09.

财产性收入篇5

［论文摘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从制度和体制上为维护和增加广大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提供保障，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提高人民群众收入与生活水平为导向的战略方针。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何为财产性收入

所谓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个部分构成，即工资性收入(如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较大比重，大约占70%；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大约占2%左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财产收入占年总收入的比例数据表明，尽管现阶段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还比较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

二、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居民收入，满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剩余的部分则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居民财产。同时，城镇居民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财产性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较低。只有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人民群众才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首先，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经济欠发达国家，不断加快发展仍是首要任务。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因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其次，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凝聚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随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同时由于多种现实的原因，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为了有效缩小收入差距，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外，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第三，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扩大内需的现实基础。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但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拉动，而不断扩大内需，是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则是扩大内需的前提条件。第四，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之一体现在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市场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当前，我国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就需要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其基本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让城乡居民拥有的超过正常消费需求的财产转化为资本，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生活。

三、欧美各国如何增加百姓财产性收入

在美国，财产性收入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占比重仅次于薪资收入。在投资方面，美国家庭注重层次化，往往在进行保障性投资的基础上再去进行积累性投资。美国个人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等资产收益以及房屋租金收入。在满足日常生活之需后仍有一定财力的美国家庭通常会选择投资。美国家庭投资分成两部分：保障性投资和积累性投资。所谓保障性投资，就是购买保险，为自己免除后顾之忧。在有了保险之后，美国家庭才放心地拿剩余的钱进行积累性投资，也就是购买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产品以及投资房地产等，由此获取财产性收入，积累财富。但是，投资是有风险的。一般来说，投资额度比较大的美国人都会找投资顾问进行咨询和指导，理财顾问会根据客户的实际财力状况，提出合理的投资计划，同时让客户充分了解投资风险。在美国，财产税属于地方税的范畴。美国各州对财产税等各种地方税有独立的立法权，因此，各州对应纳税财产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各州都对不动产（包括房产、地产）征税，大多数州对动产（包括银行定期储蓄、抵押贷款、股票和债券等）征税。

在法国，要想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购买房产出租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除了能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收益之外，还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和抵扣等政策。法国家庭自有房的比例不到60%，其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完善。法国政府历来鼓励私人购房用于出租，以缓解大城市中的住房压力。另外，法国历任住房部长都曾对相关的税费优惠办法做出调整，以进一步鼓励私人购房出租。

在阿根廷，通过减税积累财富是近年来增加百姓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方式。去年，阿根廷议会通过了政府提交的一项议案，对个人资产税的征收进行大幅调整。通过此次调整，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减免个人资产税，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资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使中低收入民众积累了更多的个人财富，同时加重了对富人的税赋负担，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

四、如何增加我国百姓的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基于居民财富逐步累积、财产性收入快速而不均衡增长的背景，是对财产性收入的承认和肯定，是防止财富在积累过程中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大举措，使财产性收入覆盖更多的普通百姓，让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财产性收入篇6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有的经济学家把它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费雪甚至认为：“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他把收入定义为“一连串的事件”，即“由资产提供的服务”，张五常对此解释道：“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

但是费雪观点的核心在于引入“产权”概念，科斯认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资产是“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资产的价值无非是作为收入源泉的价值，资产的现值是把预期的资产收入折现而成的”，当对财产实施了产权的认定才能定义为资产，“资产的权利界定（产权）影响产出的市值，而产出的市值，又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何去何从，财产权利怎样界定，始终是关键的、基础性的事件”。但是资产无法直接形成收入，“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现值。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这种财产所有权以及由此产生收入的思想传承已久，从古典经济学派到边际学派，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识到了财产、财产所有权与收入之间存在的联系。萨缪尔森甚至认为：“收入差别最重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的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财产所有制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的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训练、机会和健康等。”

社会个体以其财产为基础，实施了产权的界定后，财产成为了资产，社会个体将资产的一束财产权中的一项或几项在产权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的权利租金即是收入，这个收入，就是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可见，财产性收入是“收入――财产――（资产）――资本――收入”的一连串循环的事件。

二、从收入到收入的循环

（一）收入形成财产 收入既是各个社会主体按照法律赋予的分配依据获取的分配结果，也是各个社会主体在既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经济基础。没有收入，分配原则与分配依据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收入，就没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索取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进行。起初的收入形成财产，主要是指社会个体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也称之为国民收入分配。从理论上说，国民收入分配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生产部门和生产型劳务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首先在本部门内通过初次分配被分解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和剩余产品两部分。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是企业职工的工资。而剩余产品部分又分为企业纯收入（即企业利润）和国家纯收入（企业上缴利润或税收）两部分。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后形成生产劳动者收入、企业纯收入和国家纯收入；二是政府作为调控主题将以财政或投资等形式通过对国家纯收入的再分配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

公平与效率是国民收入分配两个层次的不同取向，初次分配更倾向于效率，而再分配则更倾向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初次分配中，适度的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若收入分配的差别过大，既有悖于社会公平，也同样损害市场效率，因此必须由政府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必然会对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初次分配来说，国民收入（居民部门收入）当然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成相对作用，如果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相对增多，必将挤占国民收入，相反亦然；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仅考验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程度，也将对国民收入的最终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可以适当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决定了居民财产积累程度，如果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呈现快速增长状态，而居民收入将被“税收和利润所侵蚀”，这将直接导致居民财产的停滞甚至缩水。

（二）财产形成资本 产权，即财产权利，“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正如“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利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最基本的权利是使用、收益和交易。任一财产均具有一束产权，可以分别行使。选择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而在权利的选择成为了产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实现多项选择的情况下，产权才能真正实现，正是因为选择的兴起，才能形成多种多样化的经济模式。财产通过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

（1）客观层面上，财产资本化反映出一国普遍私有产权保障程度，以及普遍社会个体主张财产权利的难易程度，这些主要通过对普遍私有产权保障的法治进程体现。首先，是宪法的保护，比较我国的历次宪法会发现，1982年前的两部宪法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承认仅限于生活资料范围，1982年宪法承认了公民生活资料之外的“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一个开始弱化意识形态的信号，其后每次修改都涉及了私有财产权的修改，这也牵扯到“私有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其次，是民法和各个单行法的保护，就一些共同性的，基本性的内容来进行保护，完善有效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系。建立合法的财产保护制度，让公民能够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其三，是对普遍私有财产权侵犯后的充分合理的保护和救济。

（2）主观层面上，“无恒能者无恒产”，财产资本化反映出社会个体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在现代经济理论看来，居民经济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财产通过资产转化为资本行为只不过是获取最大消费效用的中间过程，因而要服从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最终准则。按照这个准则，居民财产的资本化应该体现三个目的：一是平滑消费。消费效用最大化要求消费者在一生中平衡分配其所能占有的资源。也就是说，为了追求终生的最大效用，消费者应该尽量使消费平滑化。由于经济运行、社会生产、社会个体的生命经历以及收入都具有周期性，总是在萧条与繁荣的交替中向前发展，其与消费平滑化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财产资本化来解决。即在收入高的年份进行储蓄以备未来之用，在无收入或者收入降低的年份通过借贷消费或动用储蓄以实现消费的平滑。二是资产增值。在现实经济中，资本表现为多重形式，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人们在实际选择中，总是权衡利弊，寻求预期收益最大的品种，在经济学中，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某一特定物品来说，居民更偏好于今天的消费而不是明天。因而，居民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而选择财产资本化的时候，必然要求财产具有最大的增值能力，以确保未来带来的效用至少不低于现期消费带来的效用。三是预防风险。如退休后收入水平的降低之类的可预期风险，以及如突发疾病，财产被盗等无法预期之风险，社会个体的财产资本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

（三）资本产生收入 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也是资产的市场现值，资本的财产权利的选择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的，任一商品的一束产权中的某项权利可以商品化，或以此项权利为资本，进入消费和财富增殖环节，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这正是经济学中的所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即称之为“租”，或者“经济租”。权利通过市场的交易产生权利租金，财产产权通过市场的交易产生财产权利租金，这个过程就是如同社会主体将其资本，无论流量资本或是存量资本，投放在市场之中，交易的是流量或存量资本的某项或某几项权利，获得的收入即称之为财产性收入，而这个收入，也正是财产权利租金。资本产生收入的核心是“资本、市场和信息”三个重要因素。

（1）对资本而言，需以社会个体拥有的合法资本为参与基础。合法资本不能只局限为社会个体拥有的自有财产转化为的资本，还应该包括通过借贷、接受赠予等各类方式获得的资本。在以借贷方式形成的资本中，社会个体作为借贷方，承担了获得财产的使用权而形成资本，同时为了行使使用权而付出成本（利息），希望能够将这些资本在交易市场中获得收入，当收入大于付出成本，则获得正收益，而当收入小于付出成本，则获得负收益。此外，非法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当然也不能凭借非法财产来获得法律保障的收入，非法财产也不可能成为社会收入政策的着眼点，因为非法财产的持有人没有受法律保障的相应财产权利，只要持有非法财产的情形被发现，就应当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即使持有合法财产，如果运用非法方式来取得收入，其收入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对市场而言，为特定权利交易市场。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权利交易市场比较狭义，只是认为是银行的商业储蓄市场――获得利息，股票市场――股息、红利、买卖差价，外汇市场――获取差价利润，期货市场――通过做多或做空获取利润，房屋买卖市场――获得差价利润，房屋租赁市场――获得租金。以上的市场都是社会个体将流量资本或存量资本中的某一项权利（使用权、收益权或交易权）在市场中交易，获取收入。任何一个类似的权利交易市场，都可以成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中介市场，称之为金融市场和类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资金供求双方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调节资金盈余的交易市场。类金融市场是指除金融市场以外的以特定商品权利为标的的交易市场。如19世纪的荷兰郁金花市场、如今的花市、古董市场、旧货市场、书画市场、钱币市场、租房市场、二手车市场、二手房市场等，均是人们自发组合形成（或是政府组织规范）的一个中介市场，在此市场中，任何特定商品都可以成为投资产品，社会主体一般以流量资本形式参与，通过低买高卖，获取利润。

（3）对信息而言，有效信息是重要参考。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是对人类社会而言，各种可资利用的信息汇聚。社会个体参与到权利交易市场中，大多采取“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利润，而决策“买卖”的重要依据是社会主体所能搜集到的各类信息。社会主体所搜集的信息资源多种多样，真假难辨，无法准确辨析信息是否有效，唯一的验证结果是将此种信息资源放入市场中实施考验和比较，如果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则评估为有效，如果不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则评估为无效，对于财产性收入中涉及的信息资源，称之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正是因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的存在，才能使得投资者对市场作出正确或者错误的判定，从而得到不同的财产性收入结果。市场信息具有时效性，在时效内，越早越多知道有效信息的社会主体，能够获取更大的利润。市场越规范，有效信息的公开性越高，风险越小，利润越少，市场越不规范，有效信息的公开性越低，风险越大，利润越高。内幕信息等形成了信息的扭曲，构成了内幕交易，导致了财产性收入的扭曲。

和其他类型的收入不同，社会个体一般将会把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投入到交易市场之中，以其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样，就完成了收入到收入的循环，并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三、财产性收入的扭曲与规范

（一）财产性收入的扭曲 正是因为财产性收入是一连串循环的事件，因此但凡在一个节点上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滚雪球，通过不断的循环导致问题越滚越多，越来越厉害；另一种情况是坏死，致使环节的停滞并最终导致财产性收入循环的阻断。这两种情况都将造成财产性收入的扭曲。财产性收入的扭曲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产权扭曲，一类是基于因素扭曲。

（1）基于产权扭曲是指从权力对权利挤占的角度出发，通过公共权力而实现的公共产权挤占私有产权、特定私有产权挤占公共产权和普遍私有产权的结果，造成寻租机会主义，导致权力租金挤占权利租金、公共产权租金挤占私有产权租金、特定私有产权租金挤占公共产权租金和普遍私有产权租金的结果。尤其是资本、市场和信息三种因素在产权扭曲的基础上所实施的自动组合配置，通过这种组合配置，实现了“分工”原理，在一系列的权力配置之中，不同的权力负责不同的区域，并将寻租的潜能和效能发挥到最大。

（2）基于因素扭曲则是指在产权归属正常情况下，因为资本、市场、信息这三类信息中个体因素出现的扭曲而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形成的扭曲。因素扭曲有可能是单个因素出现的扭曲而造成的结果的扭曲，也可能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三种因素的组合配置所造成的结果的扭曲。对于私有产权保障措施有力的西方国家来说，产权扭曲问题已经获得了较好的解决，但仍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再如目前国内争议较多的民间资本问题等。

（二）财产性收入的规范 对照财产性收入扭曲的情况和种类，可以提出规范财产性收入的各类方案，包括：建设保障普遍私有产权的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化解租金挤占行为；改善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力度，确保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社会个体倾斜；规范民间资本流动；抓紧建设高效稳定的金融和类金融市场体系的；规范信息传导机制；完善财产性收入课税体系，加强居民理财教育等。

参考文献：

［1］欧文、费雪：《利息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拍译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周其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4］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5］Milton Friedman 1962 Price Theory，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财产性收入篇7

关键词：金融体系；农民；财产性收入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指出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然而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较低且来源单一，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滞后，因此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就必须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投资理财提供条件。

一、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含义及构成。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通过财产使用权的出让而取得的收益，包括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因此，农民财产性收入就是指农民家庭将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通过出租、分红和金融资产增值等方式所取得的收入，一般包括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红利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以及特许权转让收入等。

（二）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3、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2）

4、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有多种，包括利息、租金、股利等，而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却主要是银行存款利息，来源渠道显得非常单一。其他财产性收入如股利、租金等则很少，甚至没有。

（三）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1、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及富裕程度。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很少。然而，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工资与经营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不会快速、大幅度提高，只会适度提高。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上升对农村居民财富的积累和未来收入的增长产生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因此，富裕农民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更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是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重要途径。

2、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整体上有了显著提高。但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分配，就要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3、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阶层，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大，发展水平越高，整个社会就越和谐。因此，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促使社会更加和谐。

二、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金融因素

（一）农村金融建设滞后

1、农村金融机构过少。金融机构主要有存款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目前，在我国农村，存款机构相对发达，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但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农村几乎很少，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这就导致我国农民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农村居民都选择把有限的钱放入银行，因而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而在城镇地区较为活跃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等各种理财项目在农村几乎看不到。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金融机构过少，甚至还有一些农民将钱放在手里，根本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可言。

2、金融机构理财设备短缺。由于一般的理财产品都要依靠银行或网上银行进行宣传和办理，因此信息化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落后，电话和电视都没有完全普及，电脑、的使用率更低，导致农民自身很难有途径去了解和经营理财产品。而农村金融机构的电脑等设备都是放在柜台里，供业务人员专用的，农民不能使用，柜台外面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客户使用的电脑设备，这样农民便没有了通过金融机构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媒介。结果是农民虽有强烈的投资欲望，但却苦于缺乏理财知识及投资途径，因而只能选择银行储蓄等低回报的投资项目，对于其他金融理财产品很少涉足，这大大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二）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从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体系来看，农村金融产品与现阶段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多样化的投资需求。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产品单一，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存贷款服务，其他的理财产品很少甚至没有，投资渠道窄；二是理财产品没有针对性，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与城镇相比没有区别，主要是国债、股票等，缺乏适合农民收入情况、知识情况、风险承担情况的产品；三是缺乏涵盖储蓄、保障、投资等多功能的复合型金融产品。

（三）机构缺乏高素质的针对农民的投资理财人员。由于目前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提供存贷款服务，因此其业务人员主要是熟悉存贷款业务的工作人员，而理财人员几乎没有。一方面工作人员专业单一，缺乏综合理财知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对宏观政策、市场风险乃至产品认识不深刻，无法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另一方面有些从业人员服务意识较差，特别是对广大农民，缺乏社会诚信，很难令农民信服。

三、金融支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目前，农村的存贷款机构较为发达，而其他的证劵投资机构却几乎没有。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设农村证券市场：一是证券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公司愿意进入农村，为农民进行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和渠道；二是充分发挥目前存款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机构农民投资理财，这样既可以方便农民，存款机构也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在农村现有的存款机构中，邮政储蓄银行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是规模优势。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万个营业网点，是国内网点数最多的金融机构，而且在县及县以下的农村网点占到了2/3以上，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邮政储蓄银行是当地居民唯一可获得金融服务的机构；二是品牌优势。邮政储蓄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农村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经积累了自己的品牌和信誉；三是区位优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小城镇建设的兴起，城市边缘地带和农村将会产生许多新的金融需求，而覆盖城乡的邮政储蓄银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邮政储蓄银行等存贷款机构可以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业务联盟，由其为农民提供资金托管、代销理财产品等。

2、加强金融机构信息化建设。由于广大农民自己家里没有电脑等获取理财知识的工具，因此应该加大金融机构的信息化建设，金融机构应安排业务人员专用以外的电脑供其客户使用，使广大农民可以在金融机构接触理财产品，了解理财知识。同时，金融机构还应安排工作人员对农民使用电脑网络进行指导，解答农民关于投资理财的的问题。

（二）创新农村金融产品。除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外，金融机构还应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开发一些起点低、便于操作、风险小的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如以国家为发行主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向农村居民发行农业建设债券，例如大江大河治理、农村电网改造等工程；还可以开发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农民投资；同时还可以考虑降低农民的投资门槛，如降低股票的每笔最小成交数，降低基金的每笔开户数等。总之，应该以获利较快、风险较小的渠道为基点，以个性化、差别化服务为核心，逐步扩大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开发。这样有利于拓宽农民理财渠道，让更多农民通过储蓄、证券、股票、基金、保险等获得股息、利息、分红，使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三）培养高素质的理财人员。金融机构应通过培训等方式培养高素质的针对农民的个人理财人员，这些理财人员应该熟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以及农民的收入结构、抗风险能力等，这样才能为农民推荐介绍适合他们的理财产品。同时，还要加强这些人员的执业道德培养，树立良好的服务理念，这样农民才会接受并认可这些理财人员。

（四）加强对农民理财知识的培训。针对我国农民自身投资理财知识缺乏的问题，金融机构应发挥其宣传指导作用，利用广播、传单、报刊、专题讲座等方式，宣传金融理财产品和使用经营知识，为农民投资理财答疑解惑，引导农民稳妥投资，降低投资风险。 主要：

财产性收入篇8

【关键词】宅基地；财产；农民财产性收入

以往专家学者对于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多是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对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少之又少。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意识的不断改变，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非常广泛，比如：投资股票、证券、基金、理财，房屋出租等等。但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受到其知识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经验，以及政策法规等的限制，导致其收入的渠道很窄，大致来源包括年牧业、农业、渔业等家庭收入或者是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等财产收入。也正因如此，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就被人们忽视了。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的关注大幅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国家相继出台了利于农民发展的政策：2006 年1月1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正式通过废除农业税的提议；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同志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可以说为了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国家做出了巨大努力，同时由于国家相关政策的改变，对于作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宅基地的研究更是值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

笔者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分析出影响农民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障碍，并且找出对策，最终实现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目的。

1.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法律分析

1.1财产

《辞海》中关于“财产”的定义是这样的：金钱、财物及民事权利义务的总和。通常分为：①按所有权，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②按是否具有实物形式，分有形财产（如金钱、财物）和无形财产（如著作权、发明权）；③按民事权利义务，分积极财产（如金钱、财物及各种权益）和消极财产（如债务）。现代经济认为财产（Property）是产权的客体，是与主体相分离或相对分离、能够被人们拥有、对人们有用的、稀缺的对象，是人们建立产权关系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自然村在都能称之为财产。只有满足这三类财产中的任何一种才能被称之为财产，才能被人们有拥有、控制和利用[2]。

1.2宅基地

宅基地首次出现是在1972年通过并实施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其后再《土地大辞典》中对宅基地做了一定的解释，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保障农户的基本生活需要，拨给农户建造房屋使用的土地。包括住房基地、仓库、庭院、厕所、畜圈、沼气池、柴草垛等。”虽然很多专家学者先后对于宅基地的相关政策进行过研究啊，同时对于宅基地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不管对于宅基地的理解如何的不同，宅基地的属性是没有发生过的变化，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给人们创造出更多可以利用的东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3农民财产性收入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定义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手册》中对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这样规定的：“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做了如下的解释：“农户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并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土地。”我们从这三个定义中就能够看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不如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广泛。

1.4土地经营权与土地使用权

土地经营权多是指为了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农民通过承包或者租赁等途径获得土地的长期应用权利。土地使用权就是指农民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于土地的使用，生产、利用等具有自主选择权，即农民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任意支配土地。土地使用全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于现有的土地资源进行划分和确定，其调整依据是行政法的有关规定。而土地的经营权多是以民事合同为依据，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土地的经营权和土地的使用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使用权是经营权的前提，经营权是使用权的延伸。

2.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2.1宅基地流转的目的和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些地区甚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因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城乡差距日益明显，“三农”问题不断凸显[3]。因此，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总体收入及生活水平成为了国家和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农民宅基地流转的产生有效的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正是农民宅基地流转产生的根本目的和重要意义所在[4]。

2.2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现状

一直以来，国家对于宅基地的流转是限制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又有着迫切的需求，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同样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持支持的态度。因此，这些年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来促进和保障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如《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是宅基地流转合法化。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进一步在国家的层面上认可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可以说是更加明确的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

2.3农村宅基地流转形式

（1）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是指依法具有宅基地处分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其他合法第三人将宅基地的使用权抵押给为其提供所需贷款的金融机构。目前，在我国能够提供农村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当宅基地的使用权实现抵押，保险公司可以自主或交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现行法律处置抵押人的抵押物，但是由于现行的土地政策，农民对于宅基地的需求不是很大，因此，保险公司很难对抵押物进行处理[5]。实际上，长此以往，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就很难做到公平抵价。同时，还会造成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困难的现象产生。

（2）宅基地使用权“地票”交易模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我们称之为“地票”交易模式。这种流转模式是比较先进的流转模式[6]。它能够满足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利益的要求。即通过这样的形式，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地票”的提供者能够很容易的通过提供自有产物来满足发展所需。地方政府给地票交易提供了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平台，是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且可以通过此形式融入大力资金，提供土地，实现发展城市的目的。中央政府则发挥着监督整个地票交易的过程，为确保其公平，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促进其顺利进行，同时也能为中央政府正确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依据[7]。

3.农村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障碍

3.1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土地权利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要求承包人不得随意采取转包、抵押、出租、入股、互换等形式调整土地，因此，现行的土地政策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限制的。而土地使用权流转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收到限制，将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法律保障，土地权的主体形同虚设，不能够对土地进行自主的规划和使用。虽然，后来对国务院对此项规定进行了补充说明，即允许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但是前提是必须经原始发包人同意。这一补充说明实际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3.2土地制度不完善

现有土地制度规定严禁土地所有权买卖和出租以及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这就是说对于第三者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衡量其价值的。也就是说农民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单纯的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土地的处置权。国家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拥有者，享有土地的处置权。国家可以按需征地，依需划地，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基本没有自。农民的意志没有得到体现，土地的价值更是没有得到凸显。

3.3地域分布

不同地区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样存在这很大的差距。有调查显示，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排名前几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等，后几位的地区分别是河南、甘肃、广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较广，数额较多。经济欠的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8]。因为，当地的经济形势不会带动农民的收入或者是激活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新形势。

3.4传统思想束缚

在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因此观念比较之后，易受传统思想束缚，很难认识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及其缺少投资理念，正因如此，极大的限制了农民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增加收入这一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办法的实施。受传统农业生产思想和比较滞后资产管理理念的制约，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比较单一，除了进行自主经营基本无他法。投资理念的滞后，严重束缚了农民对土地利用模式，极大的降低了农村宅基地的流动性，进而制约了农村土地资产化的实现。

4.增加宅基地财产性收入对策

4.1明确农村土地所有产权，落实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

明确界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不能让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形同虚设的土地所有权拥有者。各级政府应主要扮演服务者、监管者的角色，为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提供平台。只有，明确农民土地产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才能够使农民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独立的行使流转权，才能够实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终极目标。

4.2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多途径的土地流转形式

我国是农业大国，我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土地一直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对于农民来说宅基地的利用情况并不理想，这就造成了农民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依靠土地提高生活水平，土地自身也没有体现出其自身的价值。因此，要想使农民的土地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为农民创造出更大的效益，必须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并且探索出多途径的土地流转形式，才能够解决目前土地闲置，利用率不高，收益较低等众多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