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示范文

财产公示篇1

官员的严重贪污受贿腐败行为已经成为拉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利用手中权力捞黑钱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渠道。官员权力掘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财产收入隐蔽、不透明、不公开，社会无法监督和制约。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完备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成为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房价居高不下，住房成为财富财产的一个重要象征，也成为行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在投机投资性需求和房企捂盘不售推高房价的同时，官员个人名下拥有大量房产是推高房价的真正幕后凶手。官员受贿大量房产不但成为囤积不售、推高房价的因素，而且正在成为房地产调控的巨大阻力。这些官员拼命阻止楼市调控，拼命阻止房价下降，因为直接威胁到其手持房产的价值。同时，正在推进全国房产信息联网工程之所以阻力巨大，就是因为官员担心自己在全国各地的受贿房产联网后曝光。这也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遭受罕见阻力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是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保障，而且事关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甚至是关系我国房地产调控和房价回归真实价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是民心所向，迫在眉睫。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其中呼吁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值得欣喜的是，在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主持召开的反腐败座谈会上，要求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成为座谈会的焦点。书记指出，要清醒的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众专家纷纷发言建议，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且纷纷要求，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败工作“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最具体体现和最有效措施。从具体来看，有必要率先从官员及其家属拥有房产公开开始，从具体步骤来说，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想一步到位确实很难，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前，申报个人财产并核查公示公开，作为提升的前提；对现任的领导干部采取“自报”的方式，规定一定时期、一定额度、一定事项，主动自报并进行备案的，可减轻处理或不处理，甚至既往不咎；但有病不自报，一旦查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总之，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宜早不宜迟，越早推行越好。

财产公示篇2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人违法，没有官员，那么，无论法律还是官员，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公务员不是天使，他们也会、贪赃枉法。人们意识到了腐败对宪法秩序和民主社会价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众多国家相继出台了反腐败法，确立了用民主方式反腐败的制度，即公务员必须按时公示财产，告诫、监督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

自英国1695年通过《腐败行为法案》以来，世界很多国家建立了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建立起财产公示制度，就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阿尔巴尼亚、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越南、印度等经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从各国立法实践看，公务员财产公示一般都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先从高级公务员和人大代表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普通公务员。

联合国《反腐败实际措施》认为：规定公务员全面公示个人所有财产、债务和社会关系，以及每年的全部收入和经营活动，这是很有效的反腐手段。

2003年12月10日，中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这展示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与承诺，表达了在反腐败中加强国际合作的愿望。目前，我国多个地方正在试点领导干部财产公示。

美国：公示财产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查阅

美国在建国初期，政治家们并没有意识到公务员道德操守会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美国建立在清教徒移民的基础上，而清教徒所追求的就是“努力挣钱，玩命存钱，慷慨捐钱”，他们认为，为社会服务或把个人财富回报给社会，是人的最大的美德。起初美国很多公职人员是没有报酬的，甚至是自己掏腰包履行政府管理职能，如调查案子要自己出差旅费，所以，美国政府初期的公务员大多来自富裕家庭，因为穷人自己掏不起这份钱去履行公务。

后来人们意识到，政府不能被富人控制，于是，人们就“凑份子”（纳税）给公务员发工资，这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机会参与政府管理。公务员吃上了“皇粮”，便以此为业，脱离了社会生产，专司政府管理职能。逐渐地，公务员就利用职权谋起私利来了。

美国墨西哥战争和内战后，由于当时美国还没建立公职人员养老制度，老兵便托官员的关系向政府索赔养老金，一些官员在帮老兵索赔养老金时收起“回扣”来，有时甚至冒领养老金。1912年5月11日，美国通过了《舍吴德法案》，规定退伍军人年满62岁均可领取养老金，从此，老兵不再走官员的“后门”。

美国最早的反腐败法是1883年1月16日通过的《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案》。该法案规定，公务员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为此，公务员职位要公开竞争，而不能根据政客的好恶挑选公务员，不得解雇或降职“持不同政见”的公务员，并禁止与联邦政府财产有关的任何政治捐赠。其实，该法案就是对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担任官职和显赫职务；诚实、正直和能力是挑选公务员的唯一标准”的法律规定。

美国现行的公务员财产公示法律是1978年10月12日通过的《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该法案要求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在任何年度任职超过60天，则必须在每年的5月15日前提交《财产公示表》，然后由所属部门在60日内进行审查。必须报告的财产信息包括所有收入及累计超过100美元的酬金，要详细写明来源、时间和数额。对从亲属以外的人那里获得交通、住宿、食品、消遣等，也要折合成货币价值，累计超过250美元就要报告。收到的任何礼品按市场价格超过35美元，则必须报告。法案还强调，财产公示包括公务员的配偶和非独立生活的子女。

总审计长负责审查公务员财产报告的真实性，如有不实，报告给总检察长，可提起民事诉讼。财产报告在当年的5月15日截止日后的15日内向全社会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这些信息，也可获得这些报告的复印件。公众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反腐的目的，也可索取公务员财产报告的复印件，起到民主监督作用。报告持续公示6年，满6年后，销毁这些信息，但正在进行调查的继续保留。

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大都有自己的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美国公务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在预防和打击腐败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8年政府道德法案》实行后，很多官员都因违反财产公示法规受到处理。1989年，美国审查出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在l0年中69次违反财产收入申报法规，包括接受了一名房地产开发商累计价值14万美元的馈赠，违反议员演讲费收入规定，还利用职权推销他写的《一个共和党人的思考》一书。为了查清赖特的腐败问题，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进行了历时10个月的调查，耗资150万美元，最终迫使赖特于1989年5月31日递交辞呈。

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提出“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近年来，俄罗斯积极推动公务员财产公示立法，针对一些官员以“隐私权”“条件不成熟”等借口阻挠财产公示立法，普京气愤地回击道：“如果政府中谁不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那他一定是个贪官，是禽兽不如的东西！”

普京的态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公民的隐私权不是绝对的，为了公共利益或更大的利益，在某种场合或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人就必须放弃一部分隐私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例如，病人就要放弃身体某些部位的隐私权，暴露给医生检查，因为这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健康。公民乘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物品和个人身体，都要允许被检查探测，这是为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同理，公务员放弃财产隐私权，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公务员的任何贪腐行为都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

2008年12月25日，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提出俄罗斯法律“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并规定在职公务员以及想要竞聘公务员职务的公民报告他们自己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个人收入、财产和各种债券。俄罗斯总统于2009年5月18日以“总统令”的形式签署了必须公布财产的公务员清单，清单共分民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其他联邦机关、具有潜在腐败风险的其他联邦机关等系统，大致是局级以上的领导，腐败风险大的部门职务相应降低。国有企业、基金会的高管也纳入财产公示范围。

必须公示财产的公务员每年的4月1日前将个人上一年度的财产报告递交到俄罗斯联邦税务总局，并由税务总局转报至规定的部门，并装入个人档案。如果未提交财产报告或有隐瞒及提供虚假信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务员的财产信息要公布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各共和国的官方网站上，如有俄罗斯公共媒体索要公务员财产信息，必须在7天内提供。

法国：上任卸任都要提交财产报告

1998年3月11日，法国通过了《政治生活财务透明法》，规定了总统、议员以及政府一切成员报告个人全部财产的义务。

总统候选人要用密封信函向宪法委员会提交个人财产报告单，并保证如果当选，在任期届满前最早2个月、最迟1个月（若任期未满因故辞职，在辞职后的1个月内）重新提交财产报告。国民议会议员从就职之日起的25天内向议会办公室提交个人财产报告。政府一切成员、各级政府议会议长、海外属地执行委员会主席、人口3万以上的镇长在被任命后的15天内向由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最高法院首席院长和审计院首席院长组成的委员会提交个人财产报告，上述有议员身份的人向所属议会办公室提交财产报告。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上公示。

需要公示财产的公务员，在任期届满前最早2个月、最迟1个月内，或在辞职、被解职等原因停止职务后的15天内重新提交财产报告。

2012年5月11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上公布了新任总统奥朗德的个人财产清单。奥朗德个人财产总计117万欧元，其中大部分为房地产，包括他父亲和兄弟住的两套公寓。奥朗德仅有1.5万欧元的动产，没有股票、珠宝，也没有汽车。奥朗德共有3个银行账户，存款余额分别为4960.73欧元、2790.65欧元和508.2欧元。奥朗德还有一份法国兴业银行的3550欧元的人寿保险。财产清单还显示，奥朗德目前有25.5万欧元的债务。

乌克兰：离职后10年仍需提交财产报告

2010年1月1日实施的《乌克兰预防和惩治腐败法》规定，所列公务员必须按照法律和其他法规文件，在每年4月1日前如实提交个人上一年度在世界范围的所有财产、收入、支出等财务状况资料，包括所有本币和外币银行账户。国家税务部门负责对财产报告进行审查，如报告不实，则辞退公务员。公民竞聘公务员职位也必须提交财产报告，报告失实则失去竞聘资格。高级公务员在离职10年内仍须每年报告个人财产。

巴西：任何公民可调阅财产报告

巴西于1993年11月10日颁布了《高级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法律规定必须申报财产的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部长、议员、联邦法官、联邦检察机构成员、在联邦各权力机关的一切人员。申报人在各自机构申报，并把副本寄送联邦审计法院审查。公务员财产报告定期在政府公报上公示。任何公民都有权通过联邦审计法院获得任何级别的公务员财产报告。

土耳其：瞒报财产可判5年监禁，终身不得从政

1983年土耳其就出台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后来几经修改、补充。土耳其法律规定，需要申报财产的公务员包括所有通过选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包括村长和村委会成员、公证员、国企管理人员。财产包括公务员自己、配偶及子女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各种收入、债券、黄金、珠宝等。公务员上任后的1个月内提交财产报告，不提交或预期提交均为违法。在任职期间任何时候，如果财产发生重大变化，如接受遗产馈赠和炒股赚钱等，都要在事件发生后的1个月内提交财产变化报告。不管何种原因离职，都要在离职后的1个月内提交财产报告。

如果任职期间未按规定时间提交财产报告，将被解职，并可处以3个月至1年的监禁。提供虚假报告者被处以6个月至5年的监禁，并判罚金500万至1000万里拉，没收非法所得――如果非法所得被转移或使用，则用合法财产补足差额。对获刑的公务员，刑满后终身不得录用公职。

韩国：公示财产包括自己和三代直系亲属

1981年12月31日，韩国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旨在把公职人员、公职候选人的财产申报公开化、制度化。申报义务者为四级以上的公务员及相关人员、所有法官和检察官、上将以上的军官、总监以上的警官、政府企业高管、高等院校的正副校长和学长，此外，接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资的机关、团体的任职人员也要申报财产。财产包括事实上拥有的境内外所有财产和向非营利机构捐赠的财物，也包括首饰、古董、珠宝、艺术品和会员券等。

需要申报的财产不仅限于公务员本人，也包括配偶（含长期同居者）和三代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出嫁的女儿和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除外。每年一月份申报上一年度的财产，离职时申报当年1月1日到离职日的财产变化情况。公务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的财产信息要在报告截止日1个月内在官方媒体或政府公报上公示。

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审查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如财产报告有隐瞒造假嫌疑，通知司法机关对财产报告人进行调查或搜查。规定时间内不提交财产报告或提交的报告有欺瞒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可判处1年以下拘禁或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日本：所收礼品每季度报告一次

日本公务员财产公示的现行法律是《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该法规定，副课级或审议官级以上级别的公务员必须每年3月31日前报告上一年度的财产收入，包括薪酬、股票交易、不动产、礼品等信息。所收礼品每季度报告一次，一些报告可以用纳税申报表替代。

公务员财产报告提交给所属各厅，由各厅向国家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提交副本。伦理立法特别强调，各厅必须确保任何人都可以查阅任何级别的公务员财产报告。

越南：出台《反腐败法》（修正案）

近日，越南国会以94.98%的赞成票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该法律要求越南的领导干部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示，越南国会代表及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财产申报清单，也须在选民代表会议上公示。越南国会指定政府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所增加财产的定价、申报人的责任、申报程序等具体规定。

结束语

从以上9个国家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看，公示的财产并非限于公务员自己，还应包括公务员的配偶和子女，而不管其国籍如何。这是因为，如果只公示公务员自己的财产，他可以把贪污、受贿的财产转移给配偶和子女，甚至转移到海外，这就让公务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

各国法律强调的是“财产公示”而不是“财产申报”。“公示”就是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众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其目的就是落实民主监督制度。公众可以通过财产公示材料，发现公务员有没有隐瞒财产，收入与支出是否相符，如发现公务员的财产信息不实，便可揭发举报。而“申报”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财产信息向上级报告，然后就被锁进了保险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如果知道该信息的人庇护这个贪官，就起不到民主监督的作用，更达不到反腐的目的。

采取公示财产这种预防政策，要优于事后惩罚，因为一旦腐败事件发生，损失的不但是人民的财产，还有政府的信誉。

很多国家的人民认为，公务员财产公示是从政的最基本要求。要想当公务员，就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不想放弃财产隐私权，就别当公务员。这就是公务员个性的法定自我丧失，是公务员财产公示的合法性基础。

（杰杰博博摘自2012年12月8日《羊城晚报》）

财产公示篇3

目前，我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在项目选择和资金投放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决策权与选择权很大，与此同时，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源自高层的信息与来自实践的忧虑共同作用下，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

阿勒泰试点引发众议

去年5月，地处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部门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2009年新年伊始，阿勒泰地区在官方网站公示了新任命的55名副县级官员的财产申报：2月17日公示了千余名县处级和科级官员的财产申报，其中县处级官员申报率为98.97％，科级干部申报率为100％。

与国外一些成熟的申报制度相比，新疆阿勒泰地区推出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所不同。例如，官方主要公示申报人的收入和收礼情况，而申报人的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等理财产品，由遗产继承、赠与等形式获得的财产，债权债务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七项内容，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

事实上，阿勒泰地区这次公布官员财产并不是作秀，阿勒泰公示官员财产申报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从申报启动到现在，阿勒泰地区纪委共收到申报对象上缴款物价值近百万元人民币，超过前几年的总和。据了解，为将财产申报制度落实到底，阿勒泰地区纪委计划在近期对秘密申报部分予以部分公开，以便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自从1994年我国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对此的探索实践未曾停滞过，除了新疆阿勒泰的“破冰”之举外，还有浙江慈溪的“吃螃蟹”之举。从试点情况来看，大家基本都持肯定态度。

阿勒泰地区的做法表明，公示官员财产并没有想象中难度那么大。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已连续三次在人代会上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的议案。他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连续提此议案，是因为他摸准了民意的脉搏。韩德云说，近年来，公务员权力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其中绝大部分典型案例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的问题，只有尽快以法律形式确立并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才能使公务员和干部队伍不敢、不能逾越法律所设定的界限，真正将防腐肃贪机制落到实处。

东南大学教授陶思炎表示，中国应当尽快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自欧美、新加坡、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这一制度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减少犯罪，有利于对干部的保护。

“确保不走过场至关重要”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来源于两份文件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中纪委和中组部又联合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实践中，因为这两份文件对于申报对象、申报范围界定过窄，实施起来成效并不明显。在有些地方，甚至就是走过场。曾经有专家指出，在案发之前，一些腐败分子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的家产，根本就没有在两个规定面前显露出来。在近年来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更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这两个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的。

在韩德云看来，这两个规定属于政策性文件，并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其申报对象范围较为狭窄，且未涉及近亲属，申报范围也只规定了基本收入申报，没有要求全面申报财产状况，受理机构缺乏监管的权威性，责任制度太过温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认为，财产公示制度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该制度能有效约束官员的行为，便于相关部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但可以预见的是阻力将会很大，主要是如何甄别合法财产与非法收入。 “其实不能光靠财产公示，还应该对公示财产实行核实和惩戒措施。”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说，“如果没有核实和查处，财产公示制度就会流于形式。”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旗长色音图认为，对官员财产进行公示有利于预防腐败，但是具体操作程序需要细思量，在公示与不公示，怎么公示，公示什么等方面就需要有关部门审慎考虑。什么级别公示什么?是对现任干部全部公示，还是针对新提拔的干部予以公示?

有专家认为，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应考虑到被监督者的感受，被监督者认为合理的、可行的，这项制度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毕竟官员掌握公权，一举一动牵涉公共利益，属公众人物，他在各领域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所以，制度建设应立足于保护干部、预防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必须破除抵触情绪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中最大的障碍是部分公务员存在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在于公务员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这就使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先天缺陷，未能和公务员制度相伴相生。因此，有些公务员对于财产申报这一制度存在本能的抵触。”韩德云说。

究竟哪些人员应进行财产申报呢?韩德云认为，应将申报对象限定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如担任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及担任主任科员以上级别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同时，上述公务员在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后5年内也适用申报规则。

此外，申报对象在进行财产申报时，还应按照特定的程序和范围对其近亲属的财产状况进行如实申报。在韩德云看来，有的政府官员可能会为子女积聚财富，会把一些财产转移到子女名下，要把官员、官员的子女以及近亲属乃至与官员发生财产和人身关系的当事人都纳入到财产申报的范围，否则所谓财产申报制度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水到渠成”，目前关键的问题就是制度设计。我们何时通过立法把制度建立起来，真正使之成为预防腐败的一把利剑，大家期待这一天不再遥远。

评论

仅靠官员自觉申报难公开真实财产

田国磊

目前，实施官员财产申报的地方队伍正在不断壮大。继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之后，湖南浏阳日前下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十项廉政制度》的通知，明确今年将建立起官员申报示廉制度。与阿勒泰和慈溪相比，浏阳市要求官员公开的财产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业、就学、出国(境)等费用，还包括了出售出租房屋、无法拒收的礼品和礼金等收入。(3月31日《长沙晚报》)

诚如浏阳市纪委书记所言，“要求财产和收入申报公示并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反腐败的客观需要。”但财产申报只是反腐的第一步。如果不能保证申报的客观真实性，申报制度就不免会沦为“出风头”的表面文章，难以起到真正的反腐功效。

面对官员群体强大的隐秘惯性，仅靠官员自觉申报难以将其真实财产得到公开。想确保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落到实处还需要以下配套措施的跟进――

首先，应敞开受理群众举报的渠道。腐败是群众最为痛恨的行为，对腐败开刀，除了让制度内的措施发挥作用，还应充分发挥群众举报的力量。除了传统的举报方式之外，网络举报正方兴未艾，网络反腐能揪出周久耕，也有能力让更多身上不干净的官员现出原形。纪检部门应重视网上的反腐线索，并依据线索有重点地对某些官员的财产进行审查，以提高打击的准确度。

其次，纪检部门还应联合金融、证券、动产、不动产产籍产权管理等相关单位，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探索共同研究制定财产申报相关配套措施，利用上述部门查询系统，对官员大额可疑资金的流动(洗钱及向境外转移资金)以及动产、不动产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以便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真实性进行监督。

最后，借鉴国外成熟的方式，对财产申报应引入第三方审查程序，以保证申报的准确性与公信力。2007年1月1日，潘基文在其正式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天即向联合国道德操守办公室递交了个人财产申报表，并与联合国其他高级官员一样接受联合国委托的专业财务机构普华永道的审查。在这个过程中，专业财务机构普华永道就是第三方，它的公信力是依靠自身作为社会中介机构的权威性和商业信誉来保障的。

财产公示篇4

关键词：夫妻财产共有制；不动产公示制度；关系

中图分类号：D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37-02

婚姻的感情基础和物质基础，二者缺一不可。任何婚姻都与财产有关，财产关系是婚姻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身份关系的存在使得婚姻具有很强的伦理性。但是，我们不能以伦理性来否认婚姻关系中现实存在的财产性，不能回避财产性也是伦理性的一部分。现今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已回避不了经济关系。婚姻更是对未来的投资和合作，婚姻的契约属性越来越彰显出来。《婚姻法解释三》正是嗅到了这种变化，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有学者称，“法律，请不要离间我们的婚恋” ，但牢固的感情经受得起这样的“挑拨”。明晰双方的财产关系能够给予双方合理的预期，婚姻双方更加坦诚、平等，把财产的事情说清楚，婚姻更纯粹。第七条之所以引起广泛的批评，与当今社会男女不平等、离婚率高、房价居高不下、诚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不无关系。不少人高举爱情和伦理的大旗，对该条进行了近乎泄愤似的批判，感彩偏浓厚。对于第七条所涉及的社会、法律问题，应以理性的、人文关怀的视角去思考。

一、对第七条所作推定的理性解读

法律是理性分析的产物，婚姻法是定纷止争的工具。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婚姻财产纠纷，对法律的裁判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解释的功能在于为司法机关提供统一的裁判标准，《婚姻法解释三》如此细致地规定财产归属问题有其正当性的基础。

（一）婚姻法体系内的解读

1.第一款解读。第七条第一款认为：“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与此款密切相关的婚姻法法条还有《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均是对婚后接受财产赠与的权属规定，可作如下体系性解读：（1）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应当倾向于作共同财产的认定。接受赠与的财产，应当推定为夫妻双方共同共有。（2）赠与一方的明确意思表示可以对抗上述推定。（3）“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父母赠与子女一方的明确意思表示。

所以，第七条只是推定了“赠与一方的意思表示”，而非直接推定“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相左），显然这二者在逻辑是有区别的。所以，该条规定只是推定意思表示，并没有违背夫妻共同财产制。这种意思表示的推定，在现实中符合大多数父母的想法。第七条适用的后果是扩大了个人财产范围，缩小共同财产范围，但却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有人认为，只有父母明确表示不赠与对方，才能认定为只向自己子女赠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极少有父母会在子女结婚时签署书面协议，明确房屋与子女的配偶无关，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父母的利益。”“本条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进行链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客观化，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也有利于均衡保护结婚的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 这样的说法充分反映了立法者的利益权衡。依据物权行为理论，不动产权属移转登记本身就是一项典型的法律行为，既然赠与的房屋仅登记在出资父母的子女名下，当然就反映出父母仅将房屋赠与子女而不包括其配偶的意思表示。这样一来，如何识别父母作为赠与一方的意思表示？一为书面赠与合同（参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和《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二为所赠房屋的所有权登记。

在本条的适用上需要注意，父母婚后给子女买房的规定，是指父母支付全部价款给子女购房的情形，父母只支付部分款项而剩余款项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情形的不应当适用本条。即使房屋登记在出资父母的子女名下，房屋仍属于共同所有，财产分割时，父母支付的款项及其增值部分可以归其子女享有。

2.第二款解读。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无疑是对夫妻财产共有制最为明显的背离，值得商榷。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财产共同共有规则，始于夫妻关系确立，终于夫妻关系的结束。除另有约定外，夫妻之间不应当存在按份共有的情形，法律不宜作这样的推定。共同共有的关系不意味着共有人之间没有份额的问题，只不过这种份额只有在财产分割，也就是共有关系结束时才有意义，或者可以称之为潜在的份额。比如，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当是共同共有（无限连带责任），但每个合伙人可以转让自己在合伙企业中的份额（此时意味着该合伙人摆脱共有关系）。所以，在婚姻法中，所谓的份额也只有在离婚时，即夫妻的共有关系结束时才有意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按份共有。笔者的意见是，第七条第二款可以修改为：“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当事人离婚时，该不动产可以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进行分割，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从婚姻法与物权法的关系解读第七条

民法作为体系内部高度协调、理论原则高度统一的部门法，在具体规则的设计上，应当彼此兼顾。婚姻关系包含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其财产关系的部分自然是要适用物权法。但婚姻法的财产关系具有特殊性，是财产法（包括物权法）的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虽然《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在夫妻财产关系上，该条仅能调整夫妻对外的财产关系，即排除登记之外的第三人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主张；在夫妻内部财产关系上，不动产的所有权归属不应适用《物权法》第16条，而应由婚姻法直接调整。“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应采实质主义，而非物权法上的登记形式主义，应当考虑到夫妻双方对不动产的共同贡献，不应简单地根据婚前不动产登记将其归属于一方所有。” 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权属而言，《婚姻法》较《物权法》应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故不能单纯根据产权登记的名义来加以推定，物权法中很多有关物权变动和财产取得的规则也不适用于婚姻法。很显然，物权登记难以对抗夫妻财产共有关系，依据现有的登记制度，夫妻共有的财产登记在一方名下的现象实为常见。物权法对于婚姻法只是起到了一个补充规定的作用。所以，凡是以物权的公示公信效力来作为支持第七条的理由，说服力都不是很强。

综上所述，第七条的第一款的合理性不在于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力，而在于婚姻法立法的体系自洽性和利益平衡。第七条第二款欠缺妥当性。

二、夫妻财产共有制下房屋登记制度的思考

房屋是重要的不动产，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而如今房价居高不下，购房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负担，房屋成为事实上的稀缺之物。当夫妻共有的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时，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而转让房产的情形在实践中尤为常见。但是，另一方却不得以无权处分的理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房产由于价值高，对夫妻共同生活和第三人利益影响重大，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关键在于善意第三人的认定上。夫妻共有财产制使得房屋的事实所有人足以对抗物权登记，仅仅以信赖登记为由不足以证明第三人主观之善意。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如果以《婚姻法》的规定为由去否定登记簿的公信力，只会为那些言而无信的人事后反悔自己不满意的交易提供口实。”

“由于婚姻当事人取得法定财产共有权不需要遵循公示原则，因此，即使一方将婚后所得房屋登记在自己的名下，非登记名义人也当然享有共有权” ，“夫妻财产契约，直接发生夫妻财产法的效力。为引起财产契约所约定的所有权之变更，不须有法律行为的所有权或权利之移转” 。显然，因为结婚行为而产生的房屋不动产归属问题不以登记为成立要件，这必然与外观主义的交易安全原则有相左之处。任何一个有配偶的成年男女，其名下的房产完全可能是夫妻共有财产，交易第三人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如果交易第三人不查实权属状况，不要求登记名义人出具其配偶同意的证明、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或单身证明，就不存在合理的信赖，不能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这样一来，房屋买受方极有可能会被克以较高的谨慎义务和调查职责，与仅仅信赖登记簿而作出的交易相比，效率和安全受到了很大影响。

笔者认为，通过改善房屋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现状，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和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力。笔者有两个设计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法律强制规定，夫妻双方的共同房产“必须”登记在双方名下，交易第三方仅以登记簿之记载就足以产生信赖利益，夫妻不得以双方的登记协议对抗信赖登记簿之交易第三人。这样一来，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对外而言，就应当属于一方之财产，夫妻双方可以另外的约定确定财产关系，但该约定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由此，《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登记在子女一方名下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物权法与婚姻法之间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但是，此种登记的现实性以及税收等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

第二种设计思路是不实行共有财产共同登记制，直接认定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财产为其个人财产，不需要赋予第三人调查其婚姻状况和财产关系的义务。因为，相互信任的夫妻一方已经自愿承担了对方背信弃义（无权处分共有不动产）的不利后果。

以家庭为伦理和生产单位的生产资料夫妻共同所有制对维系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有重要的作用，不可动摇。如何实现物权法与婚姻法之间，特别是在婚姻法确认的权属关系与物权公示效力的协调性问题上，不妨采取措施，实现一定的突破。

参考文献：

[1]王涌.法律，请不要离间我们的婚恋[EB/OL]http：///archives/23674，[2013-04-27].

[2]杜万华，程新文，吴晓芳.《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1，（7）.

[3]程啸，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区分[J].于中外法学，2010，22（4）.

[4]田韶华.婚姻领域内物权变动的法律适用[J].法学，2009，（3）.

财产公示篇5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会触动很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有些官员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一旦曝光,不仅将被没收,官员还面临牢狱之灾,甚至被送上断头台。所以,我国推行这一制度的最大障碍,主要来自问题官员的抵触和反对。不赞成的论调主要有四点。一是“个人隐私论”。认为官员的财产属于个人隐私,不应对社会公开。二是“害怕露富论”。认为财产公开后会遭遇“红眼病”、仇富情结、坏人琢磨等麻烦,故不愿露富。三是“社会震荡论”。认为推行这一制度存在一定风险,担心在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将官员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统统公之于众,会引起群众震惊,也势必遭到问题官员的抵制和反对,弄不好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四是“条件不成熟论”。认为官员财产公示目前存在5个难题: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身份信息不够准确;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不易摸清;信用意识缺失等。

再有,今年两会上,《财经》杂志的记者向一位省部级官员提出有关财产公示的问题时,遭到这位官员“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的反问。

官员要求老百姓公开财产于法无据,是侵犯其隐私权。而官员则恰恰相反,官员掌握着公权力,如果,损害的就是公众的利益。他们的家庭财产等信息很可能牵涉到公共利益,所以官员的财产状况就不再属于个人隐私。在发达国家,维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和保护官员隐私权之间,各国法律都对官员隐私权做出限制。官员财产的隐私权应当服从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国际上早已在法理上和实践上解决了的问题。所以老百姓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天经地义,并不侵犯其隐私权。

老百姓把权力托付给官员,缴纳税金供养他们,是通过党和政府“代表”的形式间接实现的,因此不少官员根本不买老百姓的账。他们还未认识到公开财产是其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官员如果不愿意尽义务公开财产,那就应该辞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官员不同意申报就走人。”

官员财产公示,下一步如何推动呢?突破口选在哪儿呢?

突破口可选在“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这些优秀分子身上。因为他们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要“进步”、将要“担当重任”。所以,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请他们率先公示财产,让他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最为合理。经财产公示后选出来的干部既会给群众以全新的形象,也会更加注意约束自己。此举也符合中央在1980年代初关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的规划设计。

公示财产的时机,应当在自荐、推荐的环节,而不应当在任前公示那个环节。因为到了那一步,候选人的“后备”、“提拔”党委已研究确定,再发现他财产有问题就被动了。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得到提拔的干部,在自荐和被推荐时,首先要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以便于大家在下一轮的推荐中考虑是否还选择你。官员必须实事求是地公开家庭财产,如果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资格,并受到撤职、开除等处分。

这样选择突破口的好处,一是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干部队伍会比较稳定,并可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二是对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被提拔的干部来说,率先公开财产,接受群众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三是对人民群众来讲,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能迈出这样一步,他们肯定是高兴的。

财产公示篇6

编者按：近日，通过对过剩产能行业582家沪深AB股上市公司2020年一季度财报分析发现：过剩产能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整体承压，整体资产负债率略微上升、营业收入及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双降；短期偿债能力有所改善；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但存在四方面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行业资金周转速度放缓；二是部分行业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所恶化；三是部分行业去杠杆压力较大；四是整体去库存压力较大。现将有关情况呈上，供参阅。

一、总体情况

（一）资产、负债规模小幅增长，整体资产负债率略微上升。截至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资产规模12.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3.52%；负债规模6.4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19%。资产负债率为53.72%，较年初提高0.8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煤炭（52.73%）、有色金属（47.23%）、船舶制造（45.68%）资产负债率较年初分别提升0.16、1.17、0.61个百分点；化工（38.06%）、钢铁（50.93%）、水泥（36.76%）、玻璃制造（50%）较年初分别下降0.23、0.05、0.75、0.14个百分点。

（二）营业收入及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双降，净利润降幅超六成。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2.05万亿，同比下降9.69%；141家（24.23%）上市公司营收同比上升，441家（75.77%）上市公司营收同比下降。分行业看，除有色金属营业收入同比上升7.14%外，其余6个行业营业收入均同比下降，其中水泥下降23.64%，化工、玻璃制造分别下降17.92%、17.40%；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394.23亿元，同比下降61.59%；189家（32.47%）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上升，393家（67.53%）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分行业看，除船舶制造净利润同比上升392.44%（受中船防务去年同期的亏损2.09亿元，今年盈利32.23亿元影响），其余6个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化工（-107.25%）、有色金属（-54.3%）、钢铁（-35.07%）、水泥（-34%）、煤炭（-27.69%）、玻璃（-7.53%）；

（三）带息债务适度增长，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持续提高，短期偿债能力向好。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带息债务3.2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58%；流动比率2.63，较年初上升0.14；速动比率2.16，较年初上升0.11；其中361家（62.03%）上市公司流动比率高于年初，319家（54.81%）上市公司速动比率高于年初。分行业看，除钢铁行业速动比率较年初下降0.01外，其余行业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较年初上升。。

（四）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归母净利润前三之和均超过行业五成。在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环保整治压力不断加大背景下，低端产能不断退出，行集中度明显提升。如，船舶制造行业中资产规模前三上市公司占据整个行业资产规模的85.75%，较上年同期上涨4.35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占行业营业总收入的85.66%，较上年同期上涨3.93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占行业的100.57%,较年初上升22.68个百分点。玻璃制造业资产规模前三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行业的63.98%，归母净利润占比高达99.6%。化工、水泥制造、煤炭开采、钢铁、有色金属行业中归母净利润前三之和占比分别为-151.86%（行业归母净利润总值为-30.93亿元，归母净利润前三之和46.96亿元）、94.81%、61.96%、52.28%和51.35%。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应收账款高企，或使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因部分公司资金链紧张付款压力增加，回款速度放慢，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增速超10%。截至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应收账款5250.43亿元，同比上升11.23%，较年初上升6.69%；应收账款占营业总收入的25.64%，较年初提高20.77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88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除船舶制造（-16.52%）、有色金属（-3.53%）和水泥（-6.38%）3个行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速下降外，化工、钢铁和煤炭行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24.45%、10.99%和9.39%。其中协鑫能科、江苏索普一季度末应收账款余额为16.99亿元、 0.6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4.1%和10.32%。

（二）五成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所恶化。因受新冠疫情导致的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等因素影响，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由正转负，净流出106.35亿元，而上年同期净流入852.94亿元。其中，53.95%（314家）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状况较去年同期有所恶化（116家净额由正转负、127家净流入同比下降、71家净流出同比增长），86.25%（502家）较年初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所恶化。分行业看，化工、水泥制造、玻璃制造行业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均由正转负；除有色金属(同比增长63.19%）外的6个行业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均同比下降，其中化工、钢铁、煤炭开采分别同比下降1088.39%、87.77%、15.53%。其中，苏利股份一季度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同比下降幅度最大（96.23%）。

（三）整体负债增速近10%，部分行业去杠杆压力较大。截至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总负债6.48万亿元，同比增长9.97%，较年初增长5.23%；资产负债率53.72%，较年初上升0.89个百分点。除水泥外的6个行业资产负债率均同比上涨，其中有色金属、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分别达57.40%、56.69%，较年初分别上涨1.50和0.15个百分点。如，*ST利源一季度末资产负债率为293.02%，同比上涨223.17个百分点，较年初上涨11.22个百分点。

（四）过剩产能行业整体去库存压力较大。基于疫情和宏观环境带来的影响，过剩产能市场需求下滑，去库存进程缓慢。一季度末，582家上市公司存货总量为1.29万亿元，同比增长7.5%，较年初增长4.88%，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2.51个百分点，去库存压力依旧严峻。分行业来看，除船舶制造行业去库存成效较好（-3.2%），其余行业存货总量较去年同期均有所上涨，增速前三的分别为玻璃（30.05%）、煤炭（20.37%）、钢铁（16.2%），分别提高22.24个、28.27个、18.22个百分点。其中，中信特钢存货总量同比增速最快（1029.91%），化工行业的江苏索普（880.44%）次之。

三、相关建议

财产公示篇7

记者：你们选择“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这个研究主题，是想回应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吗？

房宁：的确有这方面的考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虽然做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但它更是一个智库。智库要更加关注现实问题，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去年年底以来，社会上对于建立干部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也认为逐步建立干部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有助于反腐倡廉。但想要真正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必须充分地了解它、研究它。不但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反腐倡廉经验，更要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次系统研究17个国家和地区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正是为了给我国建立这项制度打基础，让我们少走弯路。

记者：你们的书虽然刚刚出版，据说已经在各个层面引起很大反响。您怎么看当下的反腐倡廉工作？

房宁：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过去和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每一届党中央和政府，都有责任更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从近期中央的一系列表态和行动来看，我们新一届党中央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不缺少坚定的决心，也已经做好准备要有所作为。

当然，越是想要有所作为，就越应该严肃、谨慎、认真，要充分认识到工作的困难程度，不能草率。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充分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中央的提法很准确，即反腐败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应该有战略眼光，对于腐败问题要步步紧逼，决不能天真地认为可以一蹴而就。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并非腐败发现机制

记者：迄今为止，关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的研究也不少，你们这项研究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房宁：以前我们对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的提法太笼统，还有人认为我们照国外制度办就行了。但是，世界上实行这一制度的就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具体的制度设计更是千差万别，如果要照搬，到底是搬哪个国家的呢？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问题上，不进行深入的国际比较分析是得不出什么有益参照的。

另外，我们之前在提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时，往往局限于法律制度本身，最终弄过来的都是一系列干巴巴的法条。法律规定的确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研究一项制度时不能局限于此，还应该看它的实际运行。

为了克服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这次研究首先对“国外”这一定语进行了细分，选取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的15个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详细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研究中，我们不仅关注各项法律法规情况，更关注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实际运行状况、实际效果、遇到的问题以及配套制度等，力图对这一制度有一个立体的全景式的观察与认识。

记者：17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下来，您有什么总体印象？

房宁：首先是一个误解得到了澄清。长期以来，我们的舆论认为，干部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是一个发现腐败问题的有效机制，是威力巨大的反腐利器。但在研究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后你会发现，人家的确规定了官员要申报甚至公示财产，可是在申报与公示后却并不核实，发现腐败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情况是，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并非作为腐败问题的发现机制而存在。建立这一制度，目的是为了构建公职人员的征信体系，让公职人员以申报与公示财产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道德责任感，表明清正廉洁以及愿意接受监督的态度。

记者：既然都建立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为什么不去一一核实呢？

房宁：这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成本问题。公职人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一核实财产会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尤其是对一些财产信息管理落后的国家，核实这么大一群人的财产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重要的，这还牵涉到对公职人员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问题。如果去核实所有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在法理上就等于说是推定这些人有问题，这相当于普遍怀疑整个公务员队伍，相信许多政府都不会也不愿这样做。

不建立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监控体系，官员财产申报没有意义

记者：你们书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悖论——俄罗斯、越南、印尼等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都显得很完备，但腐败问题却很严重，相比之下，英美等发达国家在这一制度上并不是特别详细周全，腐败问题却轻得多。这怎么解释？

房宁：这个悖论的确存在。拿美国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举例。美国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法律规定并不是特别细致，主要就是一部《政府道德法案》。而菲律宾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看上去非常完备、严谨，从1960年开始就不停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即便有看似完备的制度与严格的执行，菲律宾依然是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制度完备的国家反腐效果不好，制度看上去不太细致的国家却比较清廉，这个现象说明，观察反腐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与公示本身。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各国社会经济的基础管理水平，决定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实际效果。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非常严密的全流程监控，在严格的痕迹管理体系之下，几乎每个社会成员的财务、税收以及相关金融活动，都会有详细的统计和完整的记录，而且信息比较准确。由于对整体社会成员有严密的监管，再针对社会成员中的某一群体如官员进行监管就容易多了。相比之下，在菲律宾、越南、俄罗斯等国，虽然制度看上去很完备，但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基础活动的监控水平不行，官员财产公开与否、公开多少意义都不大，因为政府很难掌握实际情况，更别说通过财产申报与公示来发现、查处腐败了。

记者：这一现象对我国有什么启示？

房宁：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循序渐进，从基础的配套制度做起，建立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监控体系。否则，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即使建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应当看到，我国当前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套房子即便转手多次，每次转手的时间、价格、买卖双方、缴税情况等信息都能清楚查到。可是在我们国家，竟然会出现一个人有好几张身份证，又用每个身份证买好多套房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官员隐匿、转移财产很容易，申报、公示财产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有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实行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更要考虑如何限制亲情、友情对个人财产申报真实性的影响。

当然，我国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着手行动。比如国务院近期提出，在3年内要实现地级以上城市的住房信息联网。这就是—个很好的方向，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在考察法国时发现，人家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的内容规定得非常详细，连人身保险、艺术收藏、无形资产、客户资源等都有涉及。这说明，人家对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监控非常严密，这正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应该尽快建立，所谓循序渐进的提法都是在给不建立这一制度找借口。对此，您怎么看？

房宁：我同意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采取积极的态度，但不是急急忙忙搞出一套法条就行了。我们的研究表明，不从整体人手，建立健全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监控体系，干部财产申报没有意义。

当前全社会对反腐败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迫切想要通过各种制度遏制腐败。反腐败需要热情，但不能急躁，带着情绪是做不好工作的。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而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应当在认真研究别人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建立好这项制度。不然，本来是挺好的一锅饭，最后硬是给做成夹生的，那就太不值了。

反腐败本质上是控制官员的利益冲突

记者：在研究中，您关注的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最终的落脚点却在官员利益冲突。这是为什么？

房宁：我们发现，在研究的所有国家中，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制度，背后的落脚点都在利益冲突的管理上。官员的腐败行为，本质上是私人利益与自己掌管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本质上就是控制官员的利益冲突。在西班牙等国家，甚至直接在内阁中设有利益冲突办公室这个部门。

世界上反腐败效果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反腐措施基本都是从控制官员的利益冲突入手。比如在韩国，禁止退休官员从事与退休前工作领域相关的活动；德国专门制定了《公务员兼职法》，对公务人员可以从事和禁止从事的兼职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在英国，不只一般公务人员，连国会议员都需要对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进行回避。

记者：申报、公示财产与控制利益冲突有什么区别？

房宁：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治本；一个是事后机制，一个是事前机制。当从官员申报的财产中发现问题并惩治的时候，腐败行为已经发生，危害已经出现，只能事后补救。但如果能事先掌握官员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况，并加以避免，就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行为的出现。

财产公示篇8

与此同时，一些曾经被认为是财产公示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的试点地方，却因各种因素“人走政息”或“偃旗息鼓”，让人神伤。

从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首次被提出，到现在各地政府不断探索和试验，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建立之路已经走了25年。一些地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试点为何“人走政息”？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和难点在哪？建立这项公众期待已久的反腐制度有怎样的路径选择？

试点为何总是“昙花一现”

从2009年开始，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都曾掀起舆论波澜，一度被媒体称之为制度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

新疆阿勒泰被认为在全国开官员申报财产公示先河。当时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示了极大的改革决心，并表示将逐步实现“有限公开最终过渡到无限公开，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行”。2009年8月，吴伟平因病去世。

9月17日，现任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杨振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再按照原来制度做了。现在，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来进行官员财产申报。只有申报，没有公示。”

除了西部地区的阿勒泰，中、东部地区的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也在2009年开始实践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尤其是湖南浏阳，将拟提拔官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当时被称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最彻底的模式”。

不过，当媒体记者近日回访时，被湖南浏阳党风廉政室一位工作人员告知：“2009年的官员财产公示，我们早就不搞了，移交到组织部去了，纪检和监察部门只负责查处申报不实。”

“一些地方政府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但是缺少持续性，或者形成‘人走政息’的局面。”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连续7年在“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表示，他一直关注基层政府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能否持续下去，而不是昙花一现”。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是“官员革自己的命”，必然面临阻力，也可能由此而陷入僵局，难以持续。

“让官员申报和公开自己的财产，是对权力空间的限缩，也是对官员利益的调整，存在巨大阻力，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中央党校党建部党领导与领导科学教研室副主任吕品说。

庄德水认为，基层政府进行制度创新，面临着“相对更大的阻力”。“他们有来自同级的压力，也有来自上层的压力，又必须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突破，限制相对较多，政策空间较小，很容易就碰到了‘天花板’。”

基层探索的局限性

调查发现，一些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地方政府在面对媒体时，态度谨慎。

今年7月，媒体报道，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委在今年底将拟提拔干部的申报财产进行网络公示，而该区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后备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申报工作。

有记者和丹徒区相关部门进行过多次沟通。丹徒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起初表示接受记者实地采访，之后改成书面采访，最后告知记者“区委相关领导干部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9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在网站上公示拟提拔科级干部的财产收入。当有记者联系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表示采访意愿时，王民生回复短信：“稍等些时日，待再实践后再说。”

有专家认为，制度设计不完善，是一些地方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但效果不符合预期的原因之一。

2009年2月，阿勒泰廉政网公示上千名官员的财产信息之后，引来两大争议。一是上千名官员在接受礼金栏都填写“零”；二是阿勒泰地区纪委将申报人购买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购买股票、证券等理财产品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7项内容，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

据媒体报道，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地在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之后，都是“零投诉”，引发公众对其实际效果的质疑。

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3个重要特点或环节：一是具有公示环节，二是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

“从一些地方实践来看，财产公开的范围和对象存在争议，而且申报财产没有核实，虚报和瞒报者没有得到处罚，审查和责任追究等环节没有跟进。公众不满意，官员也有意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不过，姜明安也认为，仅靠一个县市区建立起完善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以及配套制度，难度太大，这也是基层探索的局限性。“申报后的审查和责任追究以及金融实名制等，一个县市区是很难解决的。”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一些基层政府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陷入停滞，或者“人走政息”，重要原因是“缺少法律支撑”。

“没有法律规定，只有政策文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官员财产公示，可以搞，也可以不搞。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要我们去搞，别的地方又可以不搞呢？”姜明安说。

吕品认为，如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仅依靠个别地方自发试点，很难深入、持久和取得预期效果。“各地的探索仅仅是局部试点，要打破僵局，需要有进一步改革的决心和智慧，要把实践经验通过顶层设计上升为制度规范和法律。”

因而，很多专家呼吁，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建立，需要顶层设计。而姜明安则表示，“最大的顶层设计就是制定法律法规”。

顶层设计到底难在哪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推进已经绕不开顶层设计。那么，这项制度的顶层设计难在哪？

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其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至今没有出炉。

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10年，修订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把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还将收入申报制度与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合并，吸收了之前《收入申报的规定》的有关内容。

在庄德水看来，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只是向组织（人事）部门进行的内部报告，不是财产申报制度，也不向社会公开，“报告信息通常锁在相关部门的铁柜子里”。

林喆也表示，严格地说，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有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即便是如此简单的制度，也未能得到认真的执行。

“官员向组织部门申报收入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不向社会公布。这项制度解决不了虚报和谎报的问题，因为很少被审核。如果向社会公布，老百姓就能去看这个官员到底有多少财产。”姜明安说。

已故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也曾撰文指出，要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正有效，就必须把财产的申报和公开联系起来，“财产申报的目的是为了公开，而不是内部存档。缺少公开透明的民众监督，任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制度”。

一个具体而鲜活的案例是，2012年10月10日，经纪检部门初步调查，网民反映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2处房产情况基本属实，而蔡彬过去按规定向组织递交的家庭财产申报所报告的房产数量，“与此有一定距离”。有评论认为，“这个案例再一次暴露了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形同虚设”。

如果要对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在很多专家看来，首先面临的阻力是“官员的认识问题”。吕品认为，官员对“隐私权”认识不足是制约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推行的原因之一。

“官员作为公民个人而言，自然有隐私权，应当受到保护。但要谈官员的隐私权，就离不开公众的知政权，就是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活动、了解国家事务的权利。任何人出任公职，都必须部分地放弃其作为普通公民所应享受的某些权利，尤其是和其任职、廉洁密切相关的隐私，就不能再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吕品说，“官员财产申报范围和公开的范围与渠道取决于公众的知政权，要考虑实现隐私权和知政权的平衡。”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涉及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本身的利益。“如果确实有贪腐问题的官员，是不愿意申报和公开其财产的。这些人会反对和施压。”姜明安说。

“一旦将官员财产向社会公开，如果官员和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过大，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引起社会不稳定？”姜明安表示，有关部门在考虑是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制度时，会担心社会风险问题。

同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需要社会诚信体系、信息统计体系、实名制财政体系、预防资金外逃等制度和技术条件支持。

2011年6月22日，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在通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等情况的新闻会上说：“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

“拟提拔官员”能否成为突破口

尽管基层政府无法承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全部重量，但是基层探索仍然值得鼓励和期待，这是公众和专家的一致声音。

“这项制度试点覆盖面广，从西部偏远地区到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从县级市到省会城市，都有所突破，这说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吕品说。

基层探索也是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试错”的过程。在姜明安看来，“这种探索可以发现问题和困难，哪怕失败了，还可以总结教训。”

吕品也表示，降低制度风险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在局部范围内进行试验，“给这项反腐制度培育及规则的生成提供必需的时间”。

从目前官员财产公开实践来看，申报对象大多集中在科级以及县处级干部。因而，有观点认为，申报对象“起点不高”，基层政府的改革价值并不大。

然而，一些专家则表示，在一个县市区，把科级干部纳入财产公示的范围很有必要。“因为对老百姓而言，科级干部已经是很大的官了。他们不一定能见到部长，却能发现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姜明安说。

他还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对象，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在中央或者省里，一个处级单位，加上处级干部就两三个人，那就没必要直接向社会公开了。但是在县市区，处级干部就是很大的官员，而且掌握着很大权力，那就应该在公开范围之内。”

一些基层政府初次试水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选择将拟提拔官员作为公开对象，如湖南浏阳、江苏淮安等地。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拟提拔官员”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突破口。

“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和完善新制度，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新提拔干部’是‘增量’，从‘增量’改革更易于起步，避免了对旧体制核心的直接冲击，从而极大减少了改革成本，最大限度地挖掘体制内部的积极因素，也更容易实现突破。”吕品说。

今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就曾提出，要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9月16日，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在广东省预防腐败工作座谈会上说，要研究制定广东省预防腐败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出台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全面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

广东省纪委的表态，引发公众和专家期待：广东省此次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探索，是否不再局限于县市级试点，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求实现上层的设计与推动，突破制度瓶颈？

姜明安表示，相比于县市区，在省级范围内试验，才可以发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究竟需要什么条件，“现在总说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条件不成熟，那么就应该看什么条件不成熟，还是说‘不成熟’只是托词。如果不这样，有可能过了10年甚至20年，还是会说条件不成熟。”

同时，广东省还提出了出台地方性法规的改革诉求。有时政评论者认为，在全国性立法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如能生效，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