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性收入范文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1

关键词：金融体系；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指出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然而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较低且来源单一，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滞后，因此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就必须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投资理财提供条件。

一、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含义及构成。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通过财产使用权的出让而取得的收益，包括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因此，农民财产性收入就是指农民家庭将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通过出租、分红和金融资产增值等方式所取得的收入，一般包括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红利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以及特许权转让收入等。

（二）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较低，占人均总收入比率较小。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绝对数额仍较低，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167.2元。同时，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比重较小，都在3%以下，比重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2.3%，可见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农民总收入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表1）

2、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总收入在逐年提高，然而根据表1可见，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都在5%以下，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4.6%，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偏低。

3、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2）

4、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有多种，包括利息、租金、股利等，而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却主要是银行存款利息，来源渠道显得非常单一。其他财产性收入如股利、租金等则很少，甚至没有。

（三）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1、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及富裕程度。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很少。然而，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工资与经营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不会快速、大幅度提高，只会适度提高。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上升对农村居民财富的积累和未来收入的增长产生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因此，富裕农民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更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是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重要途径。

2、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整体上有了显著提高。但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分配，就要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3、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阶层，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大，发展水平越高，整个社会就越和谐。因此，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促使社会更加和谐。

二、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金融因素

（一）农村金融建设滞后

1、农村金融机构过少。金融机构主要有存款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目前，在我国农村，存款机构相对发达，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但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农村几乎很少，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这就导致我国农民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农村居民都选择把有限的钱放入银行，因而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而在城镇地区较为活跃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等各种理财项目在农村几乎看不到。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金融机构过少，甚至还有一些农民将钱放在手里，根本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可言。

2、金融机构理财设备短缺。由于一般的理财产品都要依靠电子银行或网上银行进行宣传和办理，因此信息化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落后，电话和电视都没有完全普及，电脑、网络的使用率更低，导致农民自身很难有途径去了解和经营理财产品。而农村金融机构的电脑等设备都是放在柜台里，供业务人员专用的，农民不能使用，柜台外面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客户使用的电脑设备，这样农民便没有了通过金融机构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媒介。结果是农民虽有强烈的投资欲望，但却苦于缺乏理财知识及投资途径，因而只能选择银行储蓄等低回报的投资项目，对于其他金融理财产品很少涉足，这大大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二）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从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体系来看，农村金融产品与现阶段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多样化的投资需求。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产品单一，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存贷款服务，其他的理财产品很少甚至没有，投资渠道窄；二是理财产品没有针对性，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与城镇相比没有区别，主要是国债、股票等，缺乏适合农民收入情况、知识情况、风险承担情况的产品；三是缺乏涵盖储蓄、保障、投资等多功能的复合型金融产品。

（三）金融机构缺乏高素质的针对农民的投资理财人员。由于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提供存贷款服务，因此其业务人员主要是熟悉存贷款业务的工作人员，而理财人员几乎没有。一方面工作人员专业单一，缺乏综合理财知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对宏观经济政策、市场风险乃至产品认识不深刻，无法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另一方面有些从业人员服务意识较差，特别是对广大农民，缺乏社会诚信，很难令农民信服。

三、金融支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目前，农村的存贷款机构较为发达，而其他的证投资机构却几乎没有。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设农村证券市场：一是证券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公司愿意进入农村，为农民进行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和渠道；二是充分发挥目前存款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机构农民投资理财，这样既可以方便农民，存款机构也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在农村现有的存款机构中，邮政储蓄银行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是规模优势。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万个营业网点，是国内网点数最多的金融机构，而且在县及县以下的农村网点占到了2/3以上，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邮政储蓄银行是当地居民唯一可获得金融服务的机构；二是品牌优势。邮政储蓄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农村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经积累了自己的品牌和信誉；三是区位优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小城镇建设的兴起，城市边缘地带和农村将会产生许多新的金融需求，而覆盖城乡的邮政储蓄银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邮政储蓄银行等存贷款机构可以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业务联盟，由其为农民提供资金托管、代销理财产品等。

2、加强金融机构信息化建设。由于广大农民自己家里没有电脑网络等获取现财知识的工具，因此应该加大金融机构的信息化建设，金融机构应安排业务人员专用以外的电脑供其客户使用，使广大农民可以在金融机构接触理财产品，了解理财知识。同时，金融机构还应安排工作人员对农民使用电脑网络进行指导，解答农民关于投资理财的的问题。

（二）创新农村金融产品。除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外，金融机构还应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开发一些起点低、便于操作、风险小的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如以国家为发行主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向农村居民发行农业建设债券，例如大江大河治理、农村电网改造等工程；还可以开发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农民投资；同时还可以考虑降低农民的投资门槛，如降低股票的每笔最小成交数，降低基金的每笔开户数等。总之，应该以获利较快、风险较小的渠道为基点，以个性化、差别化服务为核心，逐步扩大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开发。这样有利于拓宽农民理财渠道，让更多农民通过储蓄、证券、股票、基金、保险等获得股息、利息、分红，使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三）培养高素质的理财人员。金融机构应通过培训等方式培养高素质的针对农民的个人理财人员，这些理财人员应该熟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以及农民的收入结构、抗风险能力等，这样才能为农民推荐介绍适合他们的理财产品。同时，还要加强这些人员的执业道德培养，树立良好的服务理念，这样农民才会接受并认可这些理财人员。

（四）加强对农民理财知识的培训。针对我国农民自身投资理财知识缺乏的问题，金融机构应发挥其宣传指导作用，利用广播、传单、报刊、专题讲座等方式，宣传金融理财产品和使用经营知识，为农民投资理财答疑解惑，引导农民稳妥投资，降低投资风险。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林淋.现阶段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9.

[2]康书生，李灵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支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5.2.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2

一、什么是“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解释,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它一般是指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显然,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必须以稳定的公民财产以及明确的私人财产权作为前提,也就是一要有条件置产,二要有法律的保护。

毫无疑问,《宪法》关于私人财产权的规定、《物权法》的规定以及资本市场有关法律的不断完善,为十七大报告的这一全新提法提供了法律基石。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块法律基石仍有待不断完善。像对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尤其需要法律的支持。比如,农民的土地、小摊贩的摊位和工具、农民工的工资等就是如此。尽管与富人的财产相比,这些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很大一部分公民的谋生之本,是他们维持基本生存和生命尊严不可或缺的财产。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创造条件”,加大力度保护好低收入社会阶层的基本财产,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实。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因此,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对于社会上不同的收入阶层,应该有不同的制度安排。

二、制约当前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因素

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证券投资收入等财产性收入已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甚至一部分农民根本就没有财产性收入。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7.4%,增收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60.2%,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则微乎其微。在目前我国银行利率实际为负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群体要获取财产性收入更是变得十分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虚拟化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难以形成财产的集聚效应。当前我国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从表面上看土地集中程度很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它主要表现在土地的所有者主体被虚拟化了,从而导致利益与责任极不对称。代表集体组织的管理者由于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因而对土地的收益往往不负责任,从而缺乏经营的积极性,这种土地产权主体虚置使得农民由此而获得的财产收入受到了根本性制约。

第二,农业生产传统的分散经营模式不利于财产的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的。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约在7亩左右,要在人均2.3亩的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很难做到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也较差,组织化程度极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协作性组织,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金融资产和房产等财产难以形成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让财产、资本产生收入,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产权界定,二是有合适的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如果没有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么个人至多只能感觉到拥有什么,但这些财产并不会带来收入。只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个人财产在市场交易中才能成为收入。从权威的统计数据来看,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表现为租金,如房租和地租等等。但当前的情况表明,能收取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城市的很少一部分农民,在其他广大的农村,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农民即使有房产,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对于金融资产,一方面,农民的拥有量极为有限,与城镇居民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的建立也是困难重重,农民即使拥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想让其转化为收入,在当地也找不到市场。另外,对广大农民来说,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承受风险能力差,想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四,土地承包权本身被认为是一种财产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资源。但问题是,由于现阶段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代表其产权的合法主体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和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使得农民权益经常受到少数“人”的不法侵犯,或是受到来自公权(如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的不当侵占,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农民这部分财产性收入更多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

三、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

近年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突飞猛涨,使得城镇居民的财产价值和财产收益大幅增加。可是这种情况不但很少惠及广大的农民,而且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群集中,造成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新的不平等。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要为更多农民提供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条件,而且要保证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避免社会财富向城镇的过度集中,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让广大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产者。

第一,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用于消费外的部分就可以转化为财产。当农民把消费之外的收入用于购买股票或存入银行时,收入就转化为金融资产;当农民把消费之外的收入用于购买房产时,收入就转化为物质资产中的房产。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财产基数小,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低,因此,提高我国农民收入应视为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前提。鉴于现阶段农民收入的主体由工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两部分组成,因而提高这两块收入对农民来说意义就非比寻常。可行的办法是,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拓宽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在初次分配领域着力提高农民工工资,加大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打击力度,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是我们现阶段首先要完成的任务。

第二,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使农民获得切实可靠的财产收入。在农业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依靠技术进步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经营效益的有效途径,而这就要求土地应该适时地进行流转。2007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七部委提出的一项纠正农村地区侵犯土地权现象的行动计划。计划确定,要在年底之前根据《物权法》向90%的农户颁发土地权证书。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很有可能决定中国农村的经济前途。因为它可以带来约260万笔额外中长期农民土地投资,创造高达2000亿美元的土地销售价值,而且这类投资有可能翻倍增长,那将大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扩大农业产出,为农民创造高达5000亿美元的土地财富,这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利于国内外公司从中国乡村人口庞大的消费能力中受益。我们认为,这一变化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至少在短期内,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滥用耕地的违规现象和土地的浪费现象。当然,实现这一财产“变现”的可能,条件就是产权界定与完善的金融市场以及合适的金融工具。在这方面,也要努力为广大农村居民“创造条件”并使之不断完善。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3

关键词：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转移性收入；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18-02

引言

一直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占比较小，这也正暗示了未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提升上具有较大的空间。

在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的新型政策指导下，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是目前国内新政策引导下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相对于传统散户经营形式，发展诸如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形式将会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产生新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从农村经营体制创新角度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新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对农民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分析相对于传统散户经营形式，目前国内推行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农民各收入来源的机制，并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与农业发展新趋势相适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农民财产性收入指农村居民通过将自己拥有所有权的金融资产或者其他生产资料提供给他人使用而获得的回报性收入，包括利息、租金、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等。目前中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利息、股息、红利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征地补偿收入，其中利息、股息以及红利收入仍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而目前我国农民的财产权不可交易，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诸如房产增值收入、土地增值收入等财产性收入，而且在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趋势之下深入进行土地流转的过程中，由于目前存在的土地制度缺陷以及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的收入较低，如此便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比重最低且增长缓慢。

目前，我国正推进经营体制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的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都将以土地流转为前提。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推进，农地流转规模也将显著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出现不同于传统散户经营时的增加。

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伴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但要使土地流转显著地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得以明晰，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同时提升农村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征地补偿，还要保证农民获得土地流转后土地增值的收益，在进行土地流转实现农民集中居住以后还应赋予农民对房屋的产权，从多个环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二、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

农民转移性收入指农民不需要付出任何资料以及劳务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目前农民获得转移性收入的渠道主要是获得政府对农业以及农民的各项补贴补助。2000年以来，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助等政策推行以及农村居民最低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构建，农民转移性收入增加明显，在农民人均收入中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率最高。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农民从政府各项补贴中获得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转移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

在已有政府通过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助等政府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推行农村经营体制创新，鼓励土地流转，创新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政府鼓励发展农业适度规模必然会增加对土地流转环节、农民进行大规模生产经营以及转出土地的农村居民落户城镇等相关方面的扶持与补贴。因此，伴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推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也会出现相对于传统散户经营形式下已有农业补贴的更快的增长。

但由于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刚刚起步，在农业补助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在对土地流转环节的补贴当中，目前政府要求土地流转项目的规模标准较高，规模小的农户获得的补贴较少甚至为零，而目前通过获得流转土地形成较大规模的从而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的农业生产者比重较低，同时，政府对对转出土地的农户的补贴补偿机制不完善。而且现行农业补贴以每个人名下的承包地，而不是以生产的粮食为标准进行补贴，现行诸如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补贴政策只是对承包的土地进行补贴，而没有补贴流转的土地，这便使农业生产大户获得较低的政府补贴。因此，要使农业经营创新下农民转移性真正实现突破性增长，政府在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的同时还应改善滞后的补贴政策，对农民流转得来的土地进行补贴，同时对适度规模的农户而不仅仅对超大规模经营的农户进行补贴，使农业补贴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村合作社倾斜，加快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进程，同时完善转出土地的农村居民的后期补贴与保障，在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中多环节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提高。

结语

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发展农业适度规模会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带来相对于传统散户经营形式下更显著的增长。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主要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深入伴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农民从依靠土地和宅基地等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会提升，但农民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也需要土地流转制度得以完善才能实现。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主要是在政府鼓励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会带来相关扶持补贴的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由此会持续增加，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的显著增长需要政府相关补贴政策能相应地适应新的经营形式发展趋势的需要。

总之，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会带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显著提升，但伴随着新的经营形式的发展，政策等方面也应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需要进行优化，从而能保证农民各项收入都能显著增长，真正实现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 何磊，吴雪.土地利用结构演变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研究[J].农业经济，2013，（5）：71-72.

[2] 李先玲.基于农民收入结构的农村土地流转分析[J].特区经济，2010，（10）：164-166.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4

【关键词】 农民财产性收入 城乡差别

所谓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的提升，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和积聚，拉动中长期消费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远远低于全国3%的平均水平，这就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张和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存在的问题

1、总量逐年增长，比重长期低位

（l）河南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少。2006—2010年，河南省农民纯收入由3261.03元增加到5523.73元，增长了69.4%，其中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5年间，河南省农民工资性收入由1022.74元增加到1943.86元，增加了90%；家庭经营收入由2108.26元增加到3240.43元，增长了53.7%。农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是最少的。从表1可以看出，2006—2010年，财产性收入都没有达到100元，最高的是2010年的59.29元，仅占人均年纯收入的1.08%，远远低于全国3%的平均水平。

（2）河南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在逐年上升。虽然在河南省农民家庭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贡献非常小，但却呈逐年攀升趋势。从表1中可以看出，5年间财产性收入由40.37元增加到59.29元，增长了46.87%。这充分说明，河南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正在逐年上升，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将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

2、河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低于邻近省份

与河南省邻近中部省份相比，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很明显的。2010年，河南农民财产性收入分别比山东、河北、湖北、安徽、山西少179元、123.16元、47.63元、82.66元和154.88元。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比山东、河北、湖北、安徽、山西低2.32个百分点、2.02个百分点、0.75个百分点、1.61个百分点、3.4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分析中看出，河南省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邻省的差距很大，高达3倍之多。

3、河南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

图1显示了2006—2010年河南省城镇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数值上来看，河南省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额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自2006年至今，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一直都是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3倍左右。居民财产性收入最低的2006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40.37元，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30元；居民财产性收入最高的2010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59.29元，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则达到222元。由此可见，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差距非常显著并且还在逐步扩大。

二、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1、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土地资产价值无法充分发挥

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残缺的，同时由于产权主体不明晰而长期虚置，农民在征地价格形成中缺少话语权，无法合理分享土地所产生的级差地租或超额利润，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由于农民家庭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权不能抵押，宅基地不能流转，无法作为资产进入市场，农地在各村以及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导致土地的保障功能难以向资本功能转换，资产价值无法有效发挥。此外，由于缺乏完善的宅基地退出机制，部分人在城乡双重占有土地资源，使不少宅基地处于空置状态，造成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产品创新进展缓慢

在河南省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金融财产性收入占有较大比重，而对广大农民而言，金融财产性收入还很少，重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盈利的考虑，业务重点逐渐向大中城市转移，导致县域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快速萎缩，农村金融日益陷入边缘化状态。部分开办理财业务的农信社，由于金融专业人才缺乏，大多只是以保险、国债为主。此外，许多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只有极少数经济发达的县级市设有证券营业部，理财产品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农民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将未来收入票据化、证券化，农村投资信息体系也很不发达，农民难以获取股票、基金、外汇市场等即时信息，使农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一传统的理财产品，或将余钱用于民间借贷。

3、农民金融理财知识不足，科学理财意识较为薄弱

受传统观念、理财知识、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影响，河南省多数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较为淡薄，科学理财能力不足。因此，在有一定的结余收入后，农民往往选择储蓄、购买国债等方式理财，或大量用于建房、和民间借贷。特别是部分被征地农民，在一次性获得大额的土地补偿收入后，任意挥霍，进行和奢侈性消费，不仅增加了家庭的生存风险，而且也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压力。相反，部分农民则过分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跟从性和盲目性。

4、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预防性储蓄挤占其他投资

长期以来，在城市偏向政策指引下，河南省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优先向城市配置，农村各种资源要素长期净流出，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建房等费用的不断攀升，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同时，面临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市场波动等风险，农村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面临收支不确定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通过预防性储蓄和手持现金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我保障的安全感，导致金融资产过度集中在储蓄形式上。由于农村居民科学理财意识淡薄和知识缺乏，加之市场上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金融产品不足，股票和其他投资工具存在较大的风险，导致个人储蓄无法向其他投资渠道有序分流。

三、增加河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1、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

按照产权清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建立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探索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新形式，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通过租地和入股等方式，让农民长期从租金和分红中得到收益。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管理，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用地节余指标有偿置换试点。探索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在市域范围内将新型农村社区节余的集体建设用地转移到重点镇和产业集聚区，用作经营性项目建设，使农民参与分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土地收益分配新机制，采用货币安置、土地安置、入股安置等方式，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就业安置责任，逐步提高待遇水平，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

2、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流转市场，增加农民房屋财产收益

依法保护农民房屋物权权益。农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住房，依法办理新型农村社区住房产权证。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区住房流转市场。允许建造在集体所有土地上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在市域范围内进入市场，有条件进行流转、租赁、抵押，使新型农村社区住房成为可以保值增值的财产，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新型农村社区住房进行转让或抵押时，采用房随地走的方式，首先要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抵押手续，宅基地价格由国土部门制定。新型农村社区住房首先在各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流转。确需向城镇居民流转的，要建立完善新型农村社区住房向城镇居民流转的管理办法，在土地收益、税收等方面进行规范，严禁出现小产权房。社区居民流转、出租住房后，不得再申请宅基地。金融部门要建立新型农村社区住房抵押贷款长效机制，积极开展好新型农村社区住房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实行稳定的农民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建立个人信用登记制度及新型农村社区住房贷款信息库，为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创造条件。

3、深化集体经济产权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收入

坚持农民自愿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明确集体经济组织股份设置，量化集体资产产权，明晰农民股份，逐步建立农民按股所有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使农民按股分享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鼓励农民对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进行转包、出租、转让、入股、抵押或作为出资、合作条件，依法经营和开发利用。征收集体所有的林地，要依法足额支付林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林木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林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4、发展农村金融市场，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增加农民投资性收益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条件，培育以信用和价值规律为杠杆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渠道，增加农民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财产性收入。重点支持农行、农发行、农信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存款机构在农村农民投资理财业务，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改善金融服务。引导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适合农民投资的股票、债券、基金、黄金、国债等理财产品，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探索建立金融理财中心，方便农民购买理财产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农业投资公司。通过建立完善多层次投资理财市场体系，构建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风险结构异质化、资产存量组合化的理财平台，为农民增加财富、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5、发展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为农民财富积累提供基础保障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民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参与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大对农村教育支持力度，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机制，着力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农村医疗救助全覆盖和同步结算，切实加大农村医疗救助力度。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逐步与城市低保制度接轨，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按标施保。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体系，逐步提高农民养老保险水平。完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继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稳步提高集中供养率。

6、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农民拥有较多的财产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充分发挥重点镇和产业集聚区创业平台作用，推广长垣经验，实施全民创业带动就业工程，加大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资金扶持力度，大力开展创业服务，引导农民自主创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教育攻坚计划，整合城乡各种职业教育和劳务技能培训资源，重点抓好县（市）级职教中心、乡（镇）成人学校和劳务输出培训网络建设。实施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不断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市场利润的能力。

7、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能力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要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改变过去农民以储蓄为主的理财理念，树立农民通过理财增加收入的观念。加大对投资致富典型事迹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民投资理财的观念。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鼓励金融机构和各种社会力量在电脑知识、投资观念、理财知识、风险教育等方面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坚定农民投资理财的信心，提高农民对投资风险和收益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能力。

（注：本文系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度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提高河南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2011B443）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歧红：新时期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11）．

[2] 周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10）．

[3] 重庆市统筹改革办课题组：增加重庆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J]．重庆经济，2011（4）.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5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 集体产权 农地流转 抵押

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从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土地制度框架的演变确实是在不断的强化农民对于土地的实际控制，而农民在控制了土地资源后，所获得的收益是在不断增加的。首先是从80年代的一号文件，再到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及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先是十五年不变，随后是三十年不变，提出生不增死不减，然后到2008年提出的稳定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完善是一步步推进的。

一、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原因分析

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下，随着城市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当城镇居民开始享受较多的财产性收入时，农村居民却面临着一系列制度，难以享受更多的土地财产性收入。集体所有权能残缺和农民土地财产权缺失，致使农民土地财产权不断遭到来自各种势力的剥夺和侵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亟待制度创新。

（一）集体经济产权制度。

依照我国法律，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必须首先通过征收或征用，变为国有土地后方能进入土地市场。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会向农民支付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但是与土地增值总额相比，农民得到的收入和补偿却微不足道。但在农民宅基地的单独流转受到禁止，就连农民具有产权的房屋移转也会遭遇法律、政策障碍。

农村集体资产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农民实现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集体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担负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责任，还承担着为农村基层提供公共服务、负担部分公共事务管理经费的责任，因此我国农村村级债务负担普遍沉重。再加之农民享有的集体收益分配权也没有落实到位，导致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可分配收益数量较少，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较小。

（二）金融制度。

目前，我国的农村和农业发展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瓶颈，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不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抵押物不够。但是，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的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得用于抵押。原因之一，就是承包地和宅基地来源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如果用于抵押，那么集体经济的成员权是否还存在呢？原因之二，如果农民经营失败，是否可以将抵押物处置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否全社会都可以交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免费财产？因此，对于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问题还不仅仅是农村金融的问题，还涉及到农村的基层治理，在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的保障下，农地的抵押市场是不能放开的。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

（三）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农村保障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民无力抵御各种风险，进而抑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市居民，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范围小、标准低，资金严重不足，还缺乏相关法律保障。由于农民本身收入水平低下，在不能充分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无力抵御各种风险。因此农民不得不把有限的资金做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准备金而存入银行，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下，当居民未来支出预期不确定时，必然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决定了农民会倍加珍惜所拥有的财产，不敢轻易选择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的投资项目，致使投资回报率不高，财产性收入回报也就不高。

二、天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创新实践

在天津市促进城乡一体化“三改一化”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破除城乡二元壁垒、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经验，本文将探索如何真正从体制上解决多年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多渠道拓宽农民财产性收益来源，使农民分享更多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成果。

（一）确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的组织形式。

根据对全国各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调查看，绝大多数地区改制后的组织形式为股份经济合作社。依照现行《民法通则》中界定的四类法人，即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自然法人和事业法人来注册登记，股份经济合作社很难归类。各地改制成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客观上承担着法人的角色，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法人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任何经济组织如果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就难以真正进入到市场竞争中来，就很难在法律的保护下获取经营成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过深入的研究讨论明确了改制的目标：即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按照《公司法》要求组建股份制法人经济实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经营性净资产不多或没有经营性净资产的村还是否进行改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决定也同样依照《公司法》组建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一是保留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作为承接扶持村级经济发展政策的载体，能够使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二是建立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平衡村与村之间发展、平衡农民心态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从而确保拥有和谐稳定的改革与发展环境。三是建立新的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党支部书记兼任董事长的方式，通过经济手段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对于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至关重要。

（二）明确了改制后新组建公司的性质。

集体经济组织改制成公司制企业后，还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应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我们现阶段推行的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实质是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是将集体净资产量化到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成员身上，将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共有资产改成按份额共有的形式，股东是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外部人员，属于社区性股份制改革。2007年农业部制定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产权制度改革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选择合适的市场主体形式，成立实体参与市场竞争”。据此明确“改制后成立的公司性质在过渡期内仍为集体经济组织”。

（三）明确了集体土地经营和管理的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天津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是村集体资产的所有者，依法享有对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机构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机构的村，由村民委员会行使集体资产的管理职能”。过去由于多数村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土地这一资源性资产都由村委会经营管理。实行“三改一化”，建立了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法律法规，土地经营管理权应转移到集体经济组织。同时，对集体土地资产处置问题上，不打破各村原有的土地承包格局，维持各村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待国家征地时，可将征地补偿费按照改革时的固化人口，经民主程序决议进行分配或量化为股份。

（四）妥善做好了撤村建居和村干部安置工作。

撤村建居工作分为撤销村委会和建立居委会两步，且为先撤销村委会再建立居委会，建立符合城市化要求的社区管理主体。由于各村情况不同，有的大村人数达到一万余人，小村只有几百村民。在撤村建居时没有局限于原有村庄格局，而是充分考虑村情，便于管理等多种因素，依照2000―3000户的规定，按入住新市镇的居住格局进行重组，建立社区居委会。村干部安置是撤村建居中遇到的新问题。国家现行法律政策中，只有实行整体撤村时才撤销村委会，对村干部安置没有明确规定。为确保村干部没有后顾之忧，保证村干部现有的待遇不降低。积极探索多种安置途径，依据村干部的能力，引导其进入新公司董事会、新组建的居委会工作、聘任到园区工作、自主择业等多种途径，对纳入编制化管理的村干部予以妥善安置，确保了平稳过渡。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证同种产权权利的平等，主要是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土地的产权权利要平等，要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权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私权，是和国有土地所有权相并列的一种权利，他们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没有上下之别，法律应该平等保护，要实现对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合理保护。对于非公益性的用地需求，只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规划，用地需求者可以通过城乡统筹的建设用地市场与农民直接达成协议，使农民能够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收益。

但是，对于非公益性项目，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宅基地和农村公益性用地目前还不宜直接进入土地市场流转，因为其本身具有福利性，是无偿获得。因此，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农村集体土地，还应该是经营性的集体建设用地。

（二）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农民最大的一笔财产。对现有的农地进行清晰的界定，并建立起对农民土地权利保护的机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性制度。尽管农村土地的产权边界在村民小组的各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是清晰的，但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部分农业劳动力将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使得农民手中的土地权益保障得到有力的真凭实据。一旦农地通过确权颁证，就将为进一步放开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奠定基础，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有利于农民更多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三）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近年来天津农村社会保障发展迅速，已基本形成了以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依然不成熟，对农民的保障水平仍然较低。为此，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国民待遇及社会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可以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财政收入增长相结合，加大对于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从而确保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城镇地区保持相当水平。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后顾之忧，使农民愿意投资、敢于投资，进而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切实的保障。

（四）建立有效的、涵盖农业生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

金融支农滞后一直是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突出问题之一。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涵盖农业生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专门用于满足农业和农户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这样的金融体系其对农业贷款的利率应该是比较低的，抵押也应该是象征性的。因此，传统农村金融体系必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这样就有必要由政府直接建立政策性土地银行，为农村提供长期、低利的资金供给，从源头上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矛盾，从而为粮食安全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此外，还要加快农村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拓宽投资渠道，为农民的财产进入资本市场创造条件，从而为广大农民构建起收入来源多样化、风险结构差异化、资产存量组合化的理财平台。其一要进一步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一系列适合农民这种欠缺金融投资经验的投资者的理财产品，为他们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投资产品。其二要规范开展农民财产抵押，重点推进农村“三权”的抵押融资，解决农村融资的难题。 其三要鼓励和允许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开展信用合作，支持并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制定民间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在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安全的同时，又服务了农业建设和农村经济，还可以增加农民的利息收入。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深化我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TJZDWT130314）

参考文献：

[1]陈益芳，王志章，谭银清.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6

[关键词] 土地财产权利；农民财产性收入；征地；承包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1 农村土地产权限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现状

农民收入构成除了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外，还包括农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仅占农民收入的5%左右。因为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比较低，用于家庭的生活消费、就医教育及生产性开支以外就很少剩余，能够用于投资的资产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农民拥有大量的土地、山林等不动产资源，还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各项财产权利。在当前，土地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稀缺资源，而且土地市价仍在不断攀升，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多缺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而这也严重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征地补偿金不及土地市场价值

目前，由于很多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向城镇转移，也就引发了农地出现抛荒撂荒现象，土地粗放经营问题严重。由于非农就业稳定性不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性不够，稳定性不强，规模化程度不高，农户对于流转承包地还有诸多顾虑。调查发现，农户对流转土地的安全性不够信任，害怕流转出去的土地不能要回。因此，农户一般选择亲朋好友及本村大户等可信任的流转对象，这样无疑限制了土地流转。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许多农户为了能随时要回土地自行耕种，流转土地时往往只是通过口头协议象征性收取流转租金，这样租金金额一般较小甚至是无偿流转。相比于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农业企业承租土地一般能够支付较高的流转租金，高的可达每年800～1000元/亩。但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用地规模较大、流转期限较长，很多流转地使用期限在10年以上，这样就使得许多农户出于对保护承包地的财产权益的考虑，不会将承包地主动承包给企业。

1.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到较多限制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农村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在因为发展的需要使得身价倍增。但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对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多重限制，农民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财产权益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受到严格限制。受到法律许可的用地情况，仅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使用权流转也被限定在所兴办或共同举办的企业之间，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而导致的土地使用权转移，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国家征地已经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唯一法定渠道，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村建设用地，既不可以在符合国家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自行开发，同时也无法自由进入土地资本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这将严重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也严重限制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二是国家法律对农民宅基地流转提出严格限制。农民的宅基地是我国农民重要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组成部分。我国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居民每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且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房。宅基地流转只被允许在村集体内部成员之间进行流转，这种局限性，必然导致宅基地的经济价值严重缩水，这对于买卖双方来说不仅造成不便，也都是严重的损失。当前来看，如果农户将宅基地出售给集体以外农民或是城镇居民，就算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但却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2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1 明确界定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增强农民产权意识

明晰土地产权是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是农民获得财产权益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农民也不能安心，农民的土地产权交易也受到严重限制，很多人必定会趁机攫取稀缺的土地资源和获益机会损失的还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就显得格外迫不及待。确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加快推进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使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权利。为农民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部分处分权明确赋予给农民，防止以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为名强征农民土地的行为再次发生，使农民更好地维护自身财产权利，实现土地财产权益最大化。 2.2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补偿收入

农村征地现象越来愈多，因为征地引发的事故也已愈演愈烈。政府应该规范征地过程，减少强制征地范围，并给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金。征地用途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应该逐步淡化政府对经营性征地项目的行政推动，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我们应适度借鉴国外市价补偿的做法，加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将征地补偿以农业产值为依据逐步转变为以土地市场价值为依据，不管是公益性项目建设征地还是经营性项目征地，都要按土地市场价格予以补偿，进一步改进征地补偿方式。征地之余，我们也要为被征地农民预留发展用地，防止农民失地后产生生计问题。积极引导村集体和农民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参与到项目开发和服务配套中来，为被征地农民获得更多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在征地足额补偿的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多为当地农民考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适当比例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地农民纳入当地社会保障范畴，统筹考虑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农民备受关注问题，让他们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失地后的顾虑。

2.3 放开经营性用地的开发经营，让农民获得更多增值收益

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逐步推行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用地单位与农民集体直接对话协商，可以允许农民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和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经营性用地的使用，既可以直接将集体建设用地出租给企业，也可以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厂房公寓等进行出租，更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与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共同开发建设，逐步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享受更多合法收益。在国外，很多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城镇规划区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当地农民可以按规划要求，利用村集体内部整治剩余的建设用地，自行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和休闲娱乐项目，更好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在合理开发农村土地资源中稳步增加财产性收入。

2.4 扩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范围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7

摘 要：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提升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并采用因素分解法比较两者对农民农业增收的贡献大小，继而通过两步固定效应回归、分组回归和替换变量回归三种方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均得出一致结果，即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均促进农业增收，其中财政投入贡献更大，此外大规模的土地投入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农业收入提高。关键词： 农业增收；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因素分解；稳健检验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81-07一、引言农业发展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更是重中之重。自2004年起中央1号文件连续12年聚焦到“三农”工作，国家财政也逐年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金支持，为“三农”发展及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一定的保障，1985～2012年，三农支出从153.6亿元增加到12387.6亿元，增长79.65倍，而财政总支出从2004.25亿元增加到125953亿元，增长61.84倍，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7.7%扩大到9.8%①。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金融投入也在不断增加，1985～2012年，农业贷款余额从442.15亿元增加到27300亿元②，增长60.74倍。金融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对农民增收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上述的财政和金融投入中，哪个因素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更大？陈义林研究发现，财政和金融支农均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但就效果而言，金融支农明显优于财政支农[1]。而刘涵则认为，公共财政的支持是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农民收益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农业生产者往往收益不高，面临的自然风险等不确定性较大，在其生产过程中又涉及到农业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支持农业就显得非常必要，财政支农可谓是国家调控农业生产、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基本工具[2，3]。还有学者认为个人投入对农民增收促进作用更强，如许庆等认为，农民的土地投入对收入影响最大[4]。王春超强调农户的家庭投资以及农民文化水平是解决农民增收的重要着眼点[5]。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就不同因素对农民不同收入来源的贡献进行了研究。比如，对于工资性收入，Lu（2006），娄世艳和李建民（2008）指出，农民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工资性收入影响最大[6，7]。徐增海以1990～2008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非农就业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最主要途径[8]。而张占贞和王兆君的研究则发现，人均交通通讯支出比重对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最大，农民个人受教育程度及非农劳动投入次之，而财政投入和农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较弱[9]。对于家庭经营收入，陈艳和王雅鹏认为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投入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原因[10]。纵观以往的研究，关于两类投入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的研究尚比较缺乏。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尚有一半以上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就全国来说，2012年，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仍占34.39%，在农民收入构成中仍具有重要位置。因此，分析不同投入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非常必要。基于此，本文采用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提高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并比较两类投入对农民农业增收的重要程度，以期为未来更加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以及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切实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二、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一）变量选择结合以往的研究，本文将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农民个人投入和社会经济环境，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农民个人投入和社会经济环境则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讨论。其中：财政投入用人均财政支农支出表示③。从逻辑上分析，财政投入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农民农业收入，一方面，财政支农支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可以鼓励农民生产从而拉动农业收入的增长[11，12]。而另一方面，财政的支持可能导致农民生产性投入减少，引起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率下降，从而不利于农业收入的提升[13，14]。此外，如果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大幅度增长，对于需求弹性较低的农产品来说，一旦产量增加，价格就会迅速下调，但需求增加有限，由此导致农民虽增产却不增收[15]。金融支持由人均农业贷款额表示。“贷款难”问题曾一度限制了农民的大规模生产进而抑制农民增收，随着国家多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开始逐步放宽对农民的借贷条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农民加大生产进而提升收入。故从逻辑上推断，金融支持越大，农民贷款越容易满足，农民生产动力越强，农业收入增长越快[12]。农民个人的禀赋和投入也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因此在分析财政和金融投入的贡献时，必须控制农民个人投入的影响。农民个人投入包括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其中土地投入用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农村劳动力包括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和农村劳动力素质，分别用乡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人口比重和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表示[6，16-19]。理论上，土地投入越多、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素质越高，农民获得的农业收入越高。而对于社会经济环境，农村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会影响农业收入[20]，分别用第一产业GDP比重和人均交通通讯支出比重表示[9]。此外，为控制政策变化的影响，本文将全面取消农业税政策作为一个制度因素加以考虑。另外，将省虚拟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以控制地区间的其他差异。（二）数据来源本文以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农民农业收入、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人均农业贷款额及人均GDP均以2000年为基期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减调整为实际值，并取自然对数，以避免各数据的趋势性问题。此外，由于农业贷款这一变量的数据只涵盖2000～2008年，但是金融支持对农业收入影响较大，直接删去变量会造成回归结果有偏，故分别以包含金融支持和不包含金融支持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并考察结果的稳健性。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省级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等，部分数据经计算整理而得。具体变量选择及数据描述情况如表1。（三）模型设定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模型表示如下：三、实证分析结果（一）多元线性回归及因素分解本文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而面板数据通常采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混合模型假设不存在个体异质效应，即所有个体的回归方程拥有共同的截距和斜率。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考虑个体异质因素，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假定截距项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关系，而随机效应模型认为截距项与解释变量间不相关。就本文来说，由于不同省之间存在着自然和气候条件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差异，这些因素又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因此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22]。在回归中，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合。综上分析，将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依次加入方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总体来看，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均显著促进农民农业增收。此外，土地投入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业增收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且作用显著。下面以回归结果3为例，具体分析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的影响，并利用因素分解法计算出两个因素的作用大小，从而找出影响农民农业增收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财政支农促进农业增收，是影响农民农业增收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回归结果可知，当财政投入每增加1%时，农业收入增加0.1481%，且由因素分解结果可知，相比金融支持，财政支农对农业增收的作用更大。由此可以说明，财政投入确实大幅地提高了农民农业收入，参照农业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农规模④，未来我国可考虑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 [23]。金融支持对农业增收有显著促进作用，尽管金融支农的贡献较弱，但是农业贷款依然有效地帮助农民提升了农业收入，因而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业贷款规模，从而促进农民收益提高。个人投入中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显著提高农民农业收入。而劳动力文化水平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农业生产更多凭借农民的生产经验，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关系不大；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农民的交通通讯条件便利，农产品的销售更加畅通，农产品销量更多，并且农产品流通的成本更低，从而农业收入增长更快。综上来看，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农业增收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财政支农的贡献更大。未来政府可以考虑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改进金融服务水平和投入力度、鼓励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及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保障农民农业收入持续稳步提升。（二）分位数回归及因素分解考虑到自然和气候条件等不可测因素对农民农业收入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分位数回归时控制了省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可以看出，财政投入对提升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且作用较大，特别是在农业收入较高的地区，财政投入对农业增收的边际效果更加明显，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即财政投入促进农业增收，农业增收反过来更大幅度地推进这种关系，这进一步肯定了财政支农的积极作用。此外，金融支持、土地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增收中也具有积极的效果，而其他因素的作用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类似，在此不再赘述。（三）稳健性检验从上述固定效应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在提升农民农业收入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考虑内生性。从逻辑上推断，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有可能受到农民收入多少的影响，一方面，财政投入可能倾向于贫困群体，这是因为政府参与主要目的之一是扶贫济弱以实现整体发展，从理论上可以认为政府更倾向于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对于农民收入较低的地区，政府更有可能加大投入，鼓励这部分农民积极生产从而提高收入水平；相反，对于农民收入较高的地区，政府则会减少投入。另一方面，财政投入也可能更愿意选择富裕群体，这可能与发达地区的资源需求和资源获取能力有关，越是发达的地区，农民的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科技化水平越高，因而生产所需投资越多，这就越需要政府的支持，并且这些地区往往因为收入水平更高而拥有更大的资源获取能力，从而更容易获得财政支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都会造成本文中因变量（农民农业收入）和自变量（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互为因果关系，引起内生性问题⑤，从而导致回归结果不准确。为此，在假设内生性存在的情况下，采用两步固定效应回归的方法重新分析财政投入对农民农业增收的影响。第一阶段首先以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根据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求出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的拟合值作为工具变量代替其实际值重新放入方程，进行第二阶段回归，由此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财政支农支出可能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多因素的影响[24，25]，故本文选取人均GDP、第一产业GDP比重、人均交通通讯支出比重、人均农业贷款额、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回归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为避免这一阶段的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将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放入方程，根据回归结果求得人均财政支农支出的拟合值，并将其代入原方程进行第二阶段回归。2.分组回归。按人均财政支农支出从小到大排序，均等分组。在回归中笔者分别试验了分3组和分2组的情况，两个回归结果均表明财政支农支出越多，农业收入提升越快。但是，由于其他变量存在局部数据缺失问题，分3组导致财政投入较高水平的组样本量较少，故表4仅列出分2组的回归结果，即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小于403元和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大于403元的两组子样本，它们分别代表低水平财政投入和高水平财政投入两种情况。3.替换变量。用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即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替代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重新回归原方程，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无论是否考虑内生性，财政投入对提升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并且考虑内生性情况下边际效果更加突出。另外，分组回归和替换变量回归也都得到同样的结果，由此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即财政投入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是明智的举措。此外，金融支持、土地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促进农业增收，但是在高水平财政投入下土地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高财政投入地区，农民农业收入提升更多地依靠财政支持，而有限度地扩大土地投入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影响并不大。而关于劳动力文化水平的作用，可以看出，在低水平财政投入下，文化程度高的农民获得的农业收入更高，而高水平财政投入下，劳动力文化水平高反而不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当财政资金有限时，农民需要积极生产从而保障农业收入，这种情况下文化程度高会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效率从而提高农业收入；而当财政投入力度较大时，财政补贴的资金就可以抵消农民的土地成本，这种情况下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可能将更多精力用于从事非农劳动，因而农业收入有所下降。综合来看，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述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再次印证了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促进农业增收是有积极影响的。四、结论一直以来，如何提高农民农业收入都是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农民生产从而提高农业收入。与此同时，金融支农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进而促进了农业收入增长。然而，这两类投入究竟哪一因素对农业增收的贡献最大还无从得知。为此，以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提升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并通过因素分解的方法比较两者对农业增收的贡献大小，在此基础上采用考虑内生性的两步固定效应回归、分组回归和替换变量回归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均有效促进了农民农业增收，其中财政投入的贡献最大。此外，土地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农业增收也是非常有利的。由此，今后政府可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更大规模地放贷于民，从而促进农民农业收入提高。另外，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方式也是提高农民农业收入的有效途径。

注释：①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②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12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③2002年以前，省级财政支农支出由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构成；2002～2006年的财政支农支出由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构成；2007～201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则由农林水事务费表示。虽然部门事业费等财政支出不能直接作用于农业增收，但是这部分支出通过激励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从而间接影响农民农业收入水平，因而也将其视为财政支农的一部分。鉴于历年来财政支农支出统计口径发生了较大调整，在本文中仅讨论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影响，对于财政支农支出的各部分构成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将在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④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相当于第一产业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规模占到第一产业GDP的45%～95%，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国的财政支农规模也超过了第一产业GDP的10%。⑤农民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财政支农支出受到农民收入影响，而它反过来又影响农民农业收入，这就很有可能产生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参考文献：[1]陈义林. 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8，24（12）： 87-89.[2]刘涵.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8，（10）： 30-35.[3]王亚芬，周诗星，高铁梅. 中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5，（9）： 85-92.[4]许庆，田士超，徐志刚，邵挺. 农地制度、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08，（2）： 83-92，105.[5]王春超. 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及主要对策以湖北省为例的研究[J].经济科学，2004，（1）： 17-29.[6]Lu Q，Miao SS.Farmer income differential in regions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06， 16（3）： 199-202.[7]娄世艳，李建民. 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尤其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 教育与经济，2008，（3）： 8-13.[8]徐增海.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及其环境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1，（6）：186-192.[9]张占贞，王兆君.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2）： 56-61.[10]陈艳，王雅鹏. 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影响因素的贡献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4，（5）： 12-15.[11]Briggeman B C，Gray A W，Morehart M J，et al. A new U.S. farm household typology：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policy[J].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7，29（4）： 765-782.[12]刘振彪.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32（171）：63-67.[13]Kormendi R.Government debt，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sector behavio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73（5）：994- 1010.[14]Aschauer D A. Fiscal policy and aggregate demand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1）：117- 127.[15]林毅夫. 促进农村发展的几点战略和政策思考[A].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要报[C]. 2004：13-21.[16]林毅夫.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9（4）：12-15.[17]钟甫宁，顾和军，纪月清.农民角色分化与农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江苏省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5）： 65-76.[18]Kan I，Kimhi A，Lerman Z.Farm output，nonfarm income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rural georgia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 3（2）： 276-286.[19]辛岭，王艳华. 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1）：93-100.[20]王德文，蔡P.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农民增收[J].中国农村观察，2003，（4）： 2-12.[21]Yu Q，Tsui K.Factor decomposition of subprovincial fiscal disparitie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16（4）： 403-418.[22]Mendelsohn R，Basist A，Kurukulasuriya P，et al. Climate and rural income[J]. Climatic Change， 2007，81（1）：101-118.[23]李焕彰，钱忠好. 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 38-43.[24]何振国.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J].中国农村经济，2006，（8）： 4-9，16.[25]孙红霞. 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与最优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J] .农村财政与财务， 2008， （5）： 16-19.（责任编辑：漆玲琼）

农民财产性收入篇8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 分配 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如房屋、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财产性收入就是财产的衍生收益，是进一步通过财产权来获得的收入。同时作为“财产性收入”基础的“财产”与“财富”还有差别。财产是财富资本化的体现，即财产或资产不是物，也不是财富，只有这些物和财富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产生未来收入流时，才能够成为财产，也可以说只有物和财富资本化之后才是财产。财产性收入就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

一、财产性收入的态势分析

考虑到城乡差异较大，因此我们将分城镇和农村来分析我国财产性收入的态势。目前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常用的“人均总收人”由四部分构成：工薪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

（一）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态势分析

改革开放33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近几年一直呈均衡增长态势，到2010年，人均总收入达到2.1万元，比2002年提高了157.2%。表1为2002年到201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总收入情况及其结构情况，在人均总收入组成中，工薪收入仍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约占收入的65%―70%。但是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70.2%下降到了2010年的65.2%，降低了5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其所占比重也比较稳定，变动幅度较小，基本维持在24%左右。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较低，在2002年仅为4.06%和1.25%，但是这两份收入增长速度较快，2010年所占份额已经翻番，达到了8.15%和2.47%。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构成及人均总收入走势也可由图表1反映。

下面我们分析财产性收入的变动趋势。财产性收入由2002年年均102.1元增加到2010年的年均520.37元，8年时间增加400%，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1%。在近些年虽然财产性收入增速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其基数太小，目前在城镇居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仍然较小，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居民总收入的增加贡献比较有限。自2002年起一直到2010年，人均总收入的年均增速有加快趋势，已逐渐由2005年的12%达到2010年的19.7%；财产性收入的年均增速在不同年份之间有较大差距，尽管在2009年，增速一度跌至46%，但2010年又迅速反弹至51.2%。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家庭总收入的增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较大。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较大，增速并不如总收入那么稳定。

（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态势分析

再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构成和态势进行分析（见表2），2002年至2010年，农村人均收入稳步提高，2010年已达到8119元，是2002数值的2.35倍。在人均收入组成中，经营收入比重最高，2010年约占收入的61%，与工薪收入在城镇人均收入中比重的下降趋势一样，经营收入在农村人均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02年的69%下降到了2010年的61%，降低了8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其所占比重稳步上升，从2002年到2010年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时农村人均收入比重最小的两个部分，分别从2002年的5.14%、1.47%提高到6.77%和2.49%，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构成及人均总收入走势如图1所示。

农村人均财产性收入由2002年年均50.68元增加到2010年的年均202.31元，8年时间增加300%，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7.4%，尽管农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速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同样由于其基数太小，目前在人均收入中所占份额依然很小。

通过以上对城镇和农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虽然逐年递增，但总收入收入来源中，工薪收入和经营收入仍然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财产性收入一直处在末尾的位置。尽管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但是财产性收入在总收人中的比重还是很低，总体水平不高。

（三）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态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分析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态势后，我们还关心当前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我国居民消费到底是抑制作用，还是拉动作用。解决好这个问题为我国实现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协同拉动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农村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储蓄利息，因此农民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不会特别显著，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拓宽农民投资渠道，改变单纯依靠储蓄储藏财产的方式。

而城镇居民投资方式呈现多样化态势，且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较广，因此我们建立回归模型分析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是否具有拉动作用。整理历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编）资料，可以得到1999―2009年我国不同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居总收入、财产性收入、消费性支出的面板数据。

首先假定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Czzc）主要由人均可支配净收入(Czjsr，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财产性收入之差)、人均财产性收入（Czccsr）决定，同时考虑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财产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滞后影响， 我们采用PC-give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应用动态方程估计回归结果，暂时不考虑AIC原则的最优滞后，对每一个变量都采取2阶滞后引入方程估计，通过逐次筛除不显著变量的方法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的基本检验结果如下：

AR 1-1 test: F(1，6)=0.041340 ［0.8456］ 通过自相关检验

ARCH 1-1 test: F(1，5) =0.41978 ［0.5456］通过条件异方差自相关检验

RESET test:F(1，6)=0.84421 ［0.3936］通过重置检验

模型很好的通过了各项基本检验，同时对残差进行检验发现残差不取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就拒绝了单位根存在的原假设，因此证明不存在单位根。进行chow检验发现，各个解释变量2008―2009年的chow检验，基本平稳。而预测的1%显著性水平chow检验也很好地通过，事实上，预测线远远位于1%的chow估计下方。

通过模型很好地证明了在居民投资渠道多元化的前提下，增加资产性财产会对居民消费起到很好的拉动作用，同时可支配净收入与居民消费的正相关关系也表明在人均总收入中不能用财产性收入的替代效应来降低总收入，还是应该拓宽经营收入、工薪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其它收入，并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

二、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分析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财产性收入分为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其他投资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知识产权收入和其他财产性收入七大类。我们分城镇和农村对2002―2008年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进行分析。

（一）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

从表格4《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明细》和图表5《 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组成结构》可以看出，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股息收入与红利和存款利息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三种重要来源渠道，这三者之和超过财产性收入总份额的80%。其中出租房屋的收入所占比重最大，占财产性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最高时甚至接近60%；股息和红利等来自于资本市场收入是财产性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其收入比重与我国居民参与股市的热情及股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利息收入为财产性收入的第三大来源，所占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其他投资收入主要指的房地产变卖获得收益，因此如果将出租房屋收入和买卖房屋收入加总的话，居民从住房上获取的财产性收入超过50%；保险收益、知识产权收入等其他四项财产性收入所占份额较低，约为10%。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及城市居民投资理财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选择把资金投入股市等金融投资渠道。利息收入所占份额在近几年出现大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把储蓄作为主要投资理财方式的思想正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开始把储蓄转移到其他的投资渠道，见图2。

在我国居民的资产结构中，储蓄所占比重较大，利息收入水平低，且居民储蓄增长有加快的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持续增加，但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较低。因此，通过储蓄存款来获得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较少。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一项，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30.33万亿元，比上年增速16.3%，但这一增速低于2008年和2009年26.3%和19.7%。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储蓄的目的多是为保障今后的生活。同时，由于缺乏较好的投资途径，导致大量资金储存在银行，从而造成财产性收入的减少。伴随着城镇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地将财产投入到债券、股票、基金等资本市场，同时通过买卖住房获得投资收入或者出租住房获得房屋出租收入，在这些投资渠道中，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和房地产收入呈现较明显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三部分探究居民财产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原因时进行详细分析。

（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非常单一。在城镇地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各种理财项目活跃，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利息，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根本就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收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贡献非常小，说明农村居民的财产基础还十分薄弱。在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也有差别。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出租房屋获得财产性收入，江苏昆山市玉山镇新乐村人口3000人，房客就有11000人；海门市三星镇叠石桥家纺市场年交易量近200亿元，吸引4万多名客商和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当地很多农民成了“房老板”，每年房租收入过万元。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城镇居民选择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郊区居住，向农村居民租房或买房；在有的地区，乡镇政府发挥当地有利资源，招商引入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入驻，由此带动企业员工来当地租住房屋，使当地居民能够借此获取大量的房租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异分析

我们也是分城镇和农村对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的，这是因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分类型的比较更有意义。由上述“态势分析”和“来源渠道分析”我们得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值很小，并且这很小的财产性收入还主要是依靠储蓄利息收入获得的，其保险收益、股息与红利收入都极少，因此我们着重分析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地域分配差异。

下面，我们借用波士顿矩阵的思路来定位各省市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波士顿矩阵（BCG Matrix：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又称“市场增长率―相对市场份额矩阵”，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市场引力与企业实力两个指标解决如何使企业的产品品种及其结构适合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得企业的生产更有意义。我们将波士顿矩阵中市场引力与企业实力换成城镇人居财产性收入水平和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两个指标，前一个指标体现了该省城镇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体现了其实力；而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能够反映出该省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潜力。通过这样的变换，波士顿矩阵能够反映出省级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差异，具有可行性。各省在2002-2009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波士顿矩阵中的定位如表格5所示：

根据表5，我们通过波士顿矩阵的思路将2002-2009年各省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平均增速设为横坐标，将2009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设为纵坐标，形成4个象限即4个特别区，其意义分别是：高基数高增长的明星区，高基数低增长的问号区，低基数高增长的金牛区和低基数低增长的瘦狗区。从表中的这四类区域看，2002-2009年浙江省、福建省、云南省、北京市和上海市位于明星区，2009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和2002-2009年人均财产性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双高”省份。位于金牛区的省份有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庆市、自治区。这五个省份虽然在城镇财产性人均收入的基数上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增长速度很快，很有后发优势，非常值得关注，值得一提的山东省属于经济强省，其省内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财产性收入被稀释，然而山东能够在增长速度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难能可贵。相比而言，问号区的省份虽然在城镇人均收入上有较快的水平，但增速较低，优势不明显了，应该引起关注，这其中广东省虽然在经济、金融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投身资本市场的居民相对较多，因此该省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难理解，同样由于广东省居民财产性收入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要想再跟上全国平均增速就非常困难了。而瘦狗区内的省份，其人均收入的增速与分量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劣势，位于这个区间的省份有海南省、湖南省、江苏省、四川省、天津市、湖北省、安徽省、山西省、江西省、辽宁省、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吉林省、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甘肃省、青海省。这些省份多数处于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比起来有一定差距，同时经济基础比较弱，发展的后劲不强，更值得重视。

此外，2009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超过300元的省份有14个，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表6明确显示在财产性收入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中，东部地区占7个，西部地区2个，而中部地区只有1个。位于后十位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中浙江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414.52元，居全国首位，是全国平均水平431.84元的3.28倍，而青海省财产性收入最低，仅有45.7元。两省间的财产性收入之比为31：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财产性收入高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等地区。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农村，财产性收入很少。在投资理财信息畅通的东部地区，居民更容易通过房屋租赁、股票基金获得收入，在中西部偏远地区，储蓄所得利息仍是他们财产性收入的唯一来源。

四、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分析

从我国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增长速度情况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低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水平，我们用城镇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值来测度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我们发现从2002年到2007年，城镇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值从2.01逐步上升了2.72，幅度达0.6个百分点，从2007年以后，这一比值有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较缓慢，维持在2.6左右；从年均增长率来看，农村财产性收入显著低于城镇速度，且这一增速有扩大之势，两者2005年以2002年为基期的增长率只相差5个百分点，而到2010年，这一差距已达到14个百分点（见表格7）。

从财产性收入占当年人均总收入比重（图表7）来看，两者都呈现上升趋势，并维持相对稳定，2009年和2010年两者比重只差均小于0.1个百分点，考虑到农村财产性收入基数太小，因此应着重拓宽农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进一步提高其增速。

另外我们用“泰尔指数”来分析我国城乡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情况。在经济学界，泰尔指数是一个能够很好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方法是：在分省区市以后，对各省区市范围内的城镇、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进行计算，再加权重计算该年度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情况。通过这样的处理，能够清除由于个别省份人口原因而造成最后计算收入差距的误差。公式中，表示第i个截面单元t时期的泰尔指数，其数值越大表明差距越大，其定义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j=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表示i地区城镇或者农村的总财产性收入，表示i地区的总财产性收入；表示i地区城镇或者农村的总人口，表示i地区的总人口。由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分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据，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也仅提供部分年份的分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人口数据，为此，我们用农业人口代替农村人口，非农业人口代替城镇人口，泰尔指数中的各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见表格8所示，从计算数据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是在缓慢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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