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范文

三公消费篇1

关键词： 公职人员； 三公消费； 非合理性； 消费伦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12-03

The Discussion on Civil Servants’ Consumption Ethics from

the Angle of Irrational Official Consumption

YE Yong1，2 ， LIU Min1

（1.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2.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situation of irrational official consumption, at present our civil servants’ consumption ethics have the moral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non-economic differentiations, and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reconstruct civil servants’ consumption ethics. First,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aims at justice. Second, set up a “voluntary simplicity” consumer culture identity. Third, emphasize their moral self-discipline.

Key words: civil servants; official consumption; irrational; consumption ethics

一、我国公职人员的非合理性三公消费状况

随着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与转型，我国公职人员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公款奢侈浪费之风盛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严厉批评。值得一提的是，非合理性三公消费的治理已然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政权巩固的紧要问题。总理曾态度坚决地说，三公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并指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一）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是指依法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派的党务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它包括平常所说的公务员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中履行公共事务，并享有国家编制，由政府提供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些职位的普遍特点是：享有编制、有很好的福利体系、社会地位较高、工作稳定有保障等。和在私企工作的人员不同，这一类人员的工作有着更大的稳定性，在缺乏安全感的时代里被更多人所向往。2006年2月27日《光明日报》在采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王健教授时，王教授曾说到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有4000万多。而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一直在扩编招收人员，我国公职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二）非合理性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是指政府部门或公共机关通过使用国家拨付的经费或自有资金来维系正常运转、公众利益等而进行消费的行为，主要包括公款接待、公车消费和公费旅游，其特点体现为动用的是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使用的主体是公职人员；纳税人难以实施监督等。这当中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三公消费属于合理性三公消费，而把公款用于个人消费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则属于非合理性三公消费，巧立名目与铺张浪费等是其具体表征。根据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竹立家教授的调查分析表明：2006年中国在三公消费上的费用大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4万亿元的22.5%，达到了9000亿元，而其中公车消费为最大部分，共花费4000亿元，占三公消费的44.4%；公费出国为3000亿元；公款吃喝则为2000亿元。另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研究得出的结论，从2005年至2010年，每年的行政经费增加额度大概是以1000亿元的速度在递增，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而三公消费在行政成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1]

1. 公款接待。现如今很多基层行政单位为了应付领导检查以及名目繁多的评比活动，陪酒吃饭已经成为一种必做功课，有时一晚上陪个七八顿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西部某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就曾向《半月谈》杂志诉说他的如此经历。可见吃喝招待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用公款大吃大喝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公害。“酒桌上办事”似乎已经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其主要表现在：检查领导，酒宴先行；“平等互惠，利益均沾”；“借会献佛”，设法挥霍；剪彩祝捷，不忘吃喝。公款吃喝不仅浪费国家资财，而且严重败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在社会中的形象。

2. 公车消费。这原本是政府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方便工作、提高办事效率而配备的。然而，经过几十年车轮滚滚，有些公车已经变了味儿。目前，在我国公车消费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公车费用居高不下，使得政府部门财政压力大。根据《西部地区县级政府行政成本分析》显示：“一个部级贫困县在不到20年间，行政部门使用车辆增加了60辆以上，每辆车每年驾驶员的工资加养车费用和使用费用约为5至6万元”。[2]另一方面，公车私用的现象日趋严重。很多人对当前公车私用现象作了一个总结，即公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用来办公事，三分之一的时间是领导干部及其亲属使用，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则是被司机占用。虽然这一比例不一定精确，但的确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作为“三公消费”之首的公车消费，其花费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务用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总耗费1500亿至2000亿元的财政支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量应该更多，用车数量可能达到300万至350万辆，每年消费支出3000亿至4000亿元，占三公消费支出的比例高达44.4%。

3. 公费旅游。近年来，以学习或者是培训为名到国外公费旅游的现象几乎在我国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中都普遍存在。据香港《星岛周刊》2006年12月4日的报道，我国10名高官手持假冒的芬兰政府的邀请函，兴致勃勃到芬兰“考察学习”，结果被芬兰政府拒之门外。芬兰政府即时向外界宣布了自己的这一“正义之举”，并批评道：“假冒调查研究之名前往外国旅游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芬兰政府的这一行为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应，也使我国一直存在的官员公款旅游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另外，不仅仅是在全国各地的旅游点，应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有人类活动的地区，几乎都可以看见各种中国游客的身影，他们中肯定有人享受的是“公款”。[3]

二、我国公职人员的消费伦理分析

消费伦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也是价值观的反映，消费伦理又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个人的健康发展，国家的消费结构，产业导向和社会风气产生着巨大影响。因此，用消费伦理观念来分析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消费行为，成为当代我国建设节约、廉正型政府的重要前提。

（一）消费伦理的概念、类型及内容

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我国公职人员的消费伦理就是指公职人员在所谓的行政活动中进行公款消费时所体现出来的消费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等。消费伦理观可以分类为节俭消费伦理观、奢侈消费伦理观、适度消费伦理观和可持续性消费伦理观。[4]节俭消费是主张人们节制自己的生活欲望，合理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在消费时最大限度地节约物质财富，减少甚至杜绝浪费的一种消费观。奢侈消费是一种与节俭消费伦理完全对立的消费观，它主张消费者大量地、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耗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欲望。适度消费是指消费的数量与质量符合客观的规定性，既不超越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水平，又不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持续性消费伦理反映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要求人们在生产、消费活动中体现可持续性价值观，即要求按照可持续性消费的道德标准和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以保护地球的生态系统。伦理规范的产生需要某种“问题”的存在。在消费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需要从消费过程本身来找寻。一般来说，一个消费过程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方面是消费的质的表现（消费什么），另一方面是消费的量的表现（消费多少）。与此相应，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伦理也将在这两个层面上来展开：一是如何实现消费的道德正当性；二是如何实现消费的经济合理性。[5]提及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消费伦理问题，消费的道德正当性是指对公职人员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道德评价。他们消费行为的满足是否损害了他人和社会以及生态的利益，是否遵循了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消费的经济合理性就是指公职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是否以最低的行政成本来获得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的经济效益。

（二）我国公职人员的消费伦理失范分析

目前，从非合理性的三公消费状况可以看出，我国公职人员的消费伦理明显存在着失范现象，这种失范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且阻碍着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具体表现为：

1. 非道德正当性。（1）不公平。公职人员在公款消费时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缴纳税金是希望公职人员去做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事，帮助人民和国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或者促进社会健康有利发展。但是，与公务无关的三公消费，就是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公职人员这种公款消费的生活方式是以损害、侵吞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财富为基础的，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并且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布不均，所以这是不公平的表现。（2）不公正。作为公职人员，有义务和责任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实事，也应该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廉洁勤政。但是大多公职人员却在“公”字名义下，贪污受贿，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正常发展，违背了服务型政府与廉正政府的建设，更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说：“只要不碰钱，吃点喝点拿点够不上违纪、进不了班房、影响不了升迁。”这种消费观念体现了公职人员消费伦理的不公正性。（3）不公开。当前对三公消费的公开可以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相关部门也总是以不宜公开、专业性强难以界定或计入其他支出这种遮遮掩掩的方式为自己辩解。2011年4月份，国家科技部首先晒出了三公支出预算，但却只是给出个笼统的数据，没有详细列出开支项目，也未作任何相关的解释。这种始终不公开行为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阻碍了社会的反腐倡廉建设，加大了打造节约型和廉正政府的工作难度。

2. 非经济合理性。（1）奢侈。一些领导干部穿名牌、抽名烟，居超标住房，在外出差更是住豪华酒店，吃山珍海味。公款消费中攀比之风也很盛行，政府、企业门前的豪华轿车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前段时间原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花159万买了1176瓶高档酒的事件曝光，其中白酒最贵的是50年茅台30瓶，单价11999元；红酒都是产自法国最有名的酒庄，如拉菲，拉菲副牌、玛歌等，其中96年拉菲12瓶，单价13860元。这种奢侈的消费行为严重违背了经济合理性要求。这些出于虚荣、攀比和过度享乐的奢侈消费及炫耀性消费，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耗费稀缺资源，败坏社会风气；容易助长享乐主义、及时行乐思想，也容易加大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危及社会稳定。（2）铺张浪费。在我们这个比较注重外在光鲜的社会气息下，公职人员之间的心理较量也导致他们不惜竞相追求攀比，吃喝讲排场就大不就小，把吃喝扩大化，节日请、典礼请、来访请、业务请、工作请、交谊请，只要能想到吃喝由头，便成一桌酒宴，当然最后由公家来买单。由于是“公款”掏腰包，没人“心痛”，摆一大桌子，吃掉三分之一就算不错，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用车讲款式就高不就低，如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一些领导干部的车越坐越高级，越买越豪华，换车越来越频繁。外出“考察”就远不就近，等等。这种过度消费的行为严重违背了经济合理性要求。

三、解决我国公职人员消费伦理失范的路径选择

在伦理学视野里，建构消费伦理所必须的消费生活秩序，应该充分具备健全夯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保障，当然更加需要广泛健康的文化道德的价值支持。因此，我国公职人员的消费伦理重构应包括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以公正为目标的社会制度的保障；二是全体公职人员对一种“自愿简朴”的消费文化认同；三是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自律。

（一）制度保障

要建立新型的正当合理的消费伦理，不仅需要公职人员的个体德性，更需要一个公正的消费道德环境，而消费道德环境中的极为重要因素便是制度，也就是说有赖于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体制的确立与巩固，它具体包括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首先，公正社会制度的有效供给，能引起公职人员的制度认同，进而按照制度的要求行事，有利于基本公正的消费伦理的形成。其次，公正社会制度的有效供给，能匡正公职人员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改变他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精神，使他们选择一种合理正当的消费生活方式。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为公职人员提供了消费行为的经济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之价值依据，有利于建立理性规划生活、享受生活以及创造生活的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念，抵制非合理性三公消费的侵蚀和腐化。

（二）文化认同

消费文化与公职人员的消费生活息息相关。毋庸置疑，消费文化支配着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风俗习惯、道德习惯、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决定了他们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如何消费以及怎样消费。文化总是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价值观念以及道德上的合法性。因此，寻求一种文化上的共识，即公职人员对一种“自愿简朴”的消费文化的广泛认同，这也是人类对共同的消费道德问题和消费道德责任的关切与承诺。显而易见，某种程度和范围的文化认同，是公职人员消费伦理重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种文化认同是一种文化上的共同认可，是一种对提倡简朴生活，节约资源，抵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侵蚀，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净化人的心灵，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之消费文化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公职人员才能把这些伦理要求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并以此为价值选择依据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形成一种新型的正当合理的消费伦理。

（三）道德教化

一种现实合理的消费伦理重构，离不开公职人员德性精神的滋养与补充。而个人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内化，个人道德内化的过程必须诉诸道德教化的机制和功能。也就是说，通过道德教化才能使社会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终能够转化为个人的内在品德，起到规范公职人员的消费行为以及调整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说，道德教化对于重构消费伦理观，其意义之大无法估量。在消费领域，首先，道德教化应是一种节俭消费的美德教育。节俭是一种美德，它不是生活消费质量的俭省，而是对满足欲望的消费的节制，是对生活费用、行政费用的合理支出与对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使用，是一种量入为出、不贪婪、不占有、勤俭节约、心灵安详的人生态度。其次，道德教化应是一种正确的金钱观和幸福观的教育。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健康合理的金钱观和幸福观日益凸显其重要性，这涉及公职人员对于金钱、人生意义、幸福生活的正确理解和价值认同。因此，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必须通过有效的、普遍的道德教化的机制和功能，为全体公职人员提供统一的是非善恶的消费价值标准和消费道德规范，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幸福观，达到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自律，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伦理。[6]

参考文献：

[1]叶青蒋洪谈阳光财政与公车改革[EB/OL].人民网，（2010-03- 04）[2011-05-23].http：//live.省略/note.php?id=7061003 03135258_ctdzb_063.

[2]王欢，胡敏.行政成本有多少水分可挤[N].四川日报，2006-04-03.

[3]白玉苓.非合理性公款消费及社会影响[J].学术研究，2007，（6）： 91-92.

[4]乌晓晔.中国当代转型社会消费伦理问题研究[D].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

[5]陈悦.论消费伦理[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三公消费篇2

一、“三公经费”消费问题的主要表现

（一）公费出国（境）旅游风气盛行。近年来，通过治理，明目张胆的利用公费出国（境）旅游现象有些收敛，但是假借学习、培训、开会、考察等名义，出国（境）旅游的现象仍然不胜枚举。如：伪造邀请考察函出国（境）旅游的，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学习考察的旗号出国（境）公费旅游的等。

（二）公车消费问题突出。当前我国公务用车一直是沿用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按单位性质、人员编制和工作性质定编定标准模式控制。这在制度设计之初是有其科学道理的，毕竟公务用车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这种公务用车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一是违规超编超标购车现象普遍。目前公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为摆阔气，各地各单位各显神通，有条件的超编超标准购车，没有条件的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购车。二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有报导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更多，地方公车消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6%。三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四是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据媒体报导，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数百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上千亿元之多。

（三）公款吃喝现象严重。公款吃喝是在“公”字名义下搭建的大到工作交往、小到私事开绿灯的平台。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公款吃喝费用多。现在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吃小喝天天有，大吃大喝三六九。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大宾馆、饭店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富的富吃、穷的穷吃、没有钱的蹭着吃。其奢侈程度正像老百姓形容的那样：“一包烟一月粮，一瓶酒一头猪，一顿饭一头牛”。更有甚者，如广东汕尾市“史上最牛烟草局长”公款消费让人瞠目结舌，该局2010年度吃喝招待费高达1 200多万元，月均消费120多万元等。二是公款吃喝名目多。“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成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公务接待当然要吃，同事、同乡、同僚来了要吃，朋友、战友、学友来了要吃，请孩子的老师吃，请病人的医生吃，甚至亲戚家人也要吃，等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公款招待俨然成了领导的一种福利、特权。三是公款吃喝猫腻多。“公款吃喝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一些不好开销的费用全都以餐费名义报销。

二、“三公经费”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当认为，为了工作的需要，合理的“三公经费”消费是必要的。但是，不合理的“三公经费”消费带来的负面消极影响十分严重。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不合理的“三公经费”消费是一种腐败现象，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利，获得一些个人方面的享受、特许，比如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在群众中就会引起很不好的反响，对于党的威信造成不良的影响。这种腐败是群众每时每刻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引起重视，久而久之，我们党所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和崇高理念，所宣扬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宗旨都将无法在群众中得到体现，人民会感觉到干部虽说是人民公仆，却享受了公仆不应该有的待遇，久而久之社会的价值会受到伤害，党的威信会受到伤害，会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每年财政支出的“盘子”就那么大，如果用于“三公经费”部分多了，那么用于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和其他公共服务部分相应地就少了，政府公共支出需要将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三、“三公经费”消费问题的产生原因

“三公经费”消费产生的种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单位及其领导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利过大，消费不公开不透明、监督制度不健全等。

一是财政支出预算不细，造成政府部门、单位及其领导支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大。我国现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不够细化，特别是按人头定额安排的“公用经费”（“三公经费”含在其内）更是没有细化到“项”、“目”，人们看不懂究竟安排了多少“三公经费”，这部分经费支出的权力基本都掌握在部门、单位及其领导手上，约束力较弱，使得预算支出的用途与实际执行结果不统一，“三公经费”消费比重过大侵占正常公用经费现象十分严重。在“公用经费”严重不够影响工作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弹性空间较大追加预算以及预算外收入又为领导干部的非正常支出开辟了绿色通道。

二是公务消费不公开透明造成公私不分。由于一向来政府的公务消费不公开透明，模糊了公务消费和非公务消费之间的界线，合理的不合理的、公务消费的非公务消费的、假公济私的的，都往里面装，这也就使公务消费成为了一个低风险的便利通道。

三是监督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首先表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吃点喝点不算啥，反正不装自己口袋就没问题，而事实上还真的就是只要不往自己口袋装，制度就约束不到。其次是监管不到位。我们虽然有公车管理制度、公务接待制度和出国（境）学习考察的制度，但是普遍存在“民不告、官不究”的现象，容易形成“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内部监督难落实、社会监督不现实”的现状，未能从源头治理。

四、治理“三公经费”消费的对策建议

（一）“制度”是治理“三公消费”的“尚方剑”。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园。没有有效的机制，治理“三公消费”无据可依。一是要制定“公开”制度，对现行《预算法》作必要的修改完善，明确规定“三公经费”的年初预算和年末执行结果必须在次年初的有关新闻媒体（如：政府网站）公布，使“三公消费”在阳光下运行，便于接受人民监督。二是要制定“三公消费”标准，对现行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作必要的修改完善，明确规定“三公经费”开支标准、比例，便于人大、审计、财政和纪检等部门按规定监督。三是要制定监督问责机制，形成人大审查预算编制、审计监督预算执行、组织人事纪检问责的便利操作的一条龙监督问责制度，使“三公消费”层层把关，治理有序，这是治理“三公消费”问题的关键。

（二）“公开”是治理“三公消费”的“消毒液”。公开“三公经费”消费，是加强“三公经费”管理的需要，是打造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要在细化政府部门支出预算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支出预算项目，让大家知道财政每年安排了某个单位哪些项目多少资金。其次，要公开支出预算执行结果，不仅要公开部门单位总体支出情况，更要公开细化到“项”、“目”（含“三公经费”）的支出情况，实际支出与财政预算安排的经费在项目、金额上是否统一。使经费预算和预算执行结果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特别是要注意发挥包括新闻、网络媒体在内的各种舆论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才不会使“三公经费”公开流于形式。同时，要落实问责制度，对那些违反财政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公职人员，要根据其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依法依纪追究其相应的责任，让腐败者付出代价。

（三）“审计”是治理“三公消费”的“守护神”。总理说过：“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要跟进到哪里”。审计机关要不辱使命，履行好《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在监督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职能，充分发挥治理“三公经费”消费的独特功能，当好国家财政资金的“守护神”。一是与财政“同级审”相结合，将各单位、部门的“三公经费”消费情况纳入“两个报告”范围，向同级政府和人大常委会报告，接受政府和人大的监督。二是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把“三公经费”消费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一个评价指标，作为单项内容在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反映。对违反规定超预算、超标准、超范围开支“三公经费”的腐败问题向组织部门提出领导承担责任的意见，供组织部门使用干部参考。三是与审计结果公告相结合。要根据新修订的《审计法实施条例》关于公开审计结果的有关规定，对各预算执行单位、部门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三公经费”消费情况及违规问题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让广大民众监督“三公经费”预算安排的科学合理性和支出的真实合法性、效益性。四是积极探索和推进“三公经费”消费的绩效审计。在对“三公经费”审计中，不仅要关注“三公经费”开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还要关注“三公经费”支出后取得的实际效果，对资金管理和使用进行绩效评价，提出节约开支的有效建议，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杜绝浪费现象发生。

三公消费篇3

中国需要公开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作为政府合法性、合意性的财政基础。

根据今年两会财政部的承诺，财政部将公开2011年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总体情况，中央部委相应公开本部门经费预算。今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把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大限已过，中央各部委进行软性抵抗。不说不公布，但就是不公布。

截至6月底，只有科技部公布了2011年的“三公”经费预算。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0年“三公”消费决算和2011年预算中的因公出国（境）一项。其他部委全部爽约。

不愿意公开不奇怪，任何一个很少受到制约的部门都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明细账本，因为花钱太多，账本难看，会激起民意反弹。

在公开账本的机构中，大部分费用呈上升之势。8家部门中，2010年“三公消费”支出最高的是中科院，数额达2.87亿，中国工程院支出最少，为489万。2011年“三公消费”预算最高的仍是中科院，数额为2.44亿，最低的仍是中国工程院，数额为162万。在公开的8个部门中，除了中科院、中国工程院2011年预算低于2010年决算外，其他部门的费用总额都呈上升之势。而其他不愿意公开的实权部门，更是重门深锁，铁幕重重。

公开费用机构都未提供使用明细。目前公布的8个部门数据，大多含糊其辞。多数部门、地方政府将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隐藏在“其他支出”中，致使其他含糊不清的“其他支出”居然成为所有二十几类中位居第一第二的大支出项。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账本，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人无法看懂，让人猜不透。

这些部门难道真拿不出详细账本？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致力于建立公开预算体制、推进经济民主的吴君亮先生撰文，政府目前编制预算是同时采用两种方法，编了两个账本：一个账本是按功能支出编制的，也可叫功能支出账本，大致就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央各部门公开的这个样子，不向纳税人告知支出细节；另一本账则是经济支出账本，按经济支出分类来编制，具体的支出开列清楚，举凡汽车、房租、培训等纳税人最需要了解的项目一览无遗。这个账本编制得相当成熟，财政部了解、各部门自己了解，就是最需要了解的纳税人不了解――预算居然成为机密。财政部既然了解账本，给三公消费列出了公开目标，居然不以得力的举措推进财政预算机制，甚至允许暧昧的“其他支出”泛滥成灾，这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职行为。

国务院要求公开，而各部门集体抗命，原因很清楚，因为各部门洞悉国情，知道什么叫法不责众。

更进一步说，我国的各级官员并非民选，因此他们不必对纳税人负责，因为他们无求于纳税人的选票。面对公众公开预算的一再要求，或者以秘密、不宜公开搪塞，在无可推诿时，就以一本天书般的功能支出账本，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一些部门没有对纳税人负责、尊重纳税人的意识，更遑论以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现代财政民主的意识，编列详尽账本公之于众。

三公消费篇4

民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

中国正处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时期，制造的是产品，而创造的是品牌。在微笑曲线中，品牌才是未来企业乃至经济国体的竞争中间力量。改革开放三十年，从最开始的“崇洋媚外”，到如今的“支持国货”，品牌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正如大家谈起华为，心中激情万丈，那是民族屹立在世界品牌之林的一面旗帜。但面对选择奥迪作为政府采购专用车的消息，国民心中对红旗轿车更多的是惋惜、恨铁不成钢和扶不起的阿斗。品牌的成长潜力取决于它根植的那块土地，包括土地上的人民和文化。中国品牌的成长是痛苦的，广大消费者的从众心态，“民看官”的心态，都注定中国品牌成长除了依靠市场之外，还必须依靠官场，也就是政府支持。在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三星与现代的诞生就是最好的政府扶助品牌代表，否则，他们也只是一家甚至不如富士康的代工厂商。

茅台，堪称“国粹”，多少代人曾经想复制茅台均已失败而告终，包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天时地利造就茅台独一无二的品质和魅力，比起红旗轿车，茅台品牌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使得茅台更具有冲击世界级品牌的实力。在过去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也正是邀请茅台“走进中南海”成为国酒这一政府举措，打响了茅台品牌的第一枪。从那时起，“国酒茅台”再未分开。 三公消费人群都是政商界精英人士，是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意见领袖团体，而且这种影响不仅辐射国内，也能广泛传播至国际，这样的舞台是茅台不可能也不能舍弃的。正因为这个群体半个世纪来的支撑，才让“国酒”深入人心，甚至名扬海外。政府意志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去参与全球的竞争，茅台恰好是搭载这种意志的载体。如果美国士兵可以带着可口可乐去攻占市场，是因为可乐是美国意志的代表，那茅台背后站着的是十三亿中国人。民族的才可能成为世界的，品牌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倘若这个时候，三公消费禁止消费茅台法案通过了，国人为了所谓反腐斗争胜利而庆祝，而国外也可以因为倒下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品牌而欢呼。中国品牌参与世界角逐需要茅台，而茅台的发展更加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三公消费”。

都是价格惹得祸

仔细翻看茅台被冠以“三公消费腐败的头目”的新闻，最终都归到一点，茅台价格疯涨，甚至被列入“胡润奢侈品排行榜”。是啊，曾经8块钱一瓶随意买随意喝的东西，如今却有钱也买不到了。茅台不像大熊猫，都是国宝，熊猫大家都能去动物园看到，茅台却看不到了，更别提喝到。于是有了不平衡，于是很自然的与腐败相关联，于是愤怒了。在众多洋酒品牌都忙着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候，茅台一边忙着抵抗“侵略”，一边还得安抚“民心”应对国民情感危机，可见其中无奈。

民众担心茅台价值的上扬，会让“三公消费”情形更加恶化，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首先，我们假定茅台酒被禁止三公消费，那样真能够达成抑制三公消费的美好愿望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是国情决定的，品牌在其中是无法起到作用的。并且不光美好的愿望不会实现，还会出现更遭的情况，那就是众多的洋酒品牌会趁机占领这块市场，到时候已经失去高档娱乐消费场所的茅台再失去政府市场，“国酒”难免会沦为一句口号。其次，有个通用的道理，高端品牌高端价格，价格是衡量品牌价值的最直观体现。拉菲不可能卖出百元价，茅台要与之竞争就必须站到同一个档次。而能够支撑茅台价格上浮的市场群体不可能是普罗大众，只能是“三公消费”来买单，这种最直接的政府干预方式和政府意志才是茅台进军高端酒市场的坚实后盾。不要质疑为何不是民众，想想李宁、联想等品牌的境况就明白了。所以说，三公消费应该喝茅台，也必须喝茅台。

三公消费篇5

1、小瓶战略，成为百姓消费得起的白酒

对高端白酒超高的价格，无法成为一般工薪阶层日常饮用和送礼的选择，推出300毫升、250毫升，甚至更小规格的产品，将价格降下来，成为一般阶层消费得起的白酒，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或许是一种解决办法，一方面变相降价，但有没有破坏品牌的价值，另外一方面扩大了消费群，能够成为主流群体也可以消费的高品质白酒，替代原来非正常消费的公款消费市场。

而且也符合了健康饮酒的趋势，不一定要喝很多，尽兴就好。成为日常家宴和生日宴会的专用酒具有开发的潜力。

这一策略我们可以借鉴啤酒的包装，瓶形未变的基础上，容量减少从640毫升降到了570毫升，价格未有变化，而白酒也可以采用相通的策略在瓶形相对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容量，降低价格，这样只是因为容量变少降低价格，而不是硬生生的把价格降下来，更能让企业保持价格弹性，获得预期利润创造条件。

2、开发符合消费趋势的健康白酒

在消费者日趋关注产品质量，尤其是安全应、营养性、功能性，开发符合市场趋势潮流的低度白酒、健康白酒已经条件成为，否则很大的市场将会被红酒抢走，例如河南景源集团出品的中国第一款苹果健康白酒——阿姆斯苹果白酒，着眼于高山苹果独特营养的合理配伍的传统理论，配以菊花、枸杞、甘草等中草药，采用先进蒸馏技术，灵犀并用，充分发挥白酒的养生效用，阿姆斯苹果酒分为小成和大成系列，小成系列：三年陈酿，小成系列：五年陈酿。不但富含各种有益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果香四溢，陈香幽雅，闻之舒心养肝，舒适宜人，成就了阿姆斯苹果酒酒业内“有营养的白酒”的称号，独特的苹果清香，受到市场广泛的关注与青睐。

在危机来临前，找到市场需要的热点，重新划分版图，从卖历史和卖文化转变为满足自我，满足健康时尚的趋势，更能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3、加强营销互动，像卖饮料一样卖酒

目前的白酒企业往往巨资投入到电视广告和户外广告中，希望通过高举高打的方式撬动市场，但这样的结果收效越来越小，当年的秦池就是猛砸央视广告，打到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今日的习酒又投入数亿烧钱进行广告传播，殊不知，在整个社会媒体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传遍，从单一媒体向社交媒体转变、从公众媒体向自媒体转变的大趋势下，这样的广告模式并不足以能保证企业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笔者认为，白酒营销，要像卖饮料一样卖酒，特别关注消费者的体验，与目标消费者产生持久的互动，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价值才能得到持续的提升，例如雪花啤酒通过招募勇士，勇闯天涯的活动，将自己的和消费者渴望超越自我，获得更大发展的心内体验相连，形成了强大的共鸣和号召力，成为中国啤酒销量第一名的品牌，实现了和消费者真正的内心互动。

反观白酒这样的营销动作较少，往往高高在上，很难让消费者产生依恋和上瘾的感觉，没有建立一个以消费者渴望的价值体系为代表的体验品牌体系，就无法让消费者饮酒上瘾，没有依赖性的品牌，很容易被竞争品牌用价格和促销所替代。在新营销环境下，中国白酒需要些像加多宝凉茶一样开辟新的营销格局，正像其去年赞助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后，在王老吉收回品牌后，还能保证其业绩的高速增长，核心因素就是通过品牌的互动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即便他们知道王老吉才是正宗的凉茶始祖，但情感上更愿意接受加多宝凉茶，白酒行业也正面临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倚老卖老的传统营销模式走出来，真正拥抱消费者的所思所想所爱，自身的市场份额才能得到巩固与提升。

三公消费篇6

关键词：三公消费；调整；酒店；经营战略

中图分类号：F7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244-02

众所周知，“三公”消费是指公务出国、公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消费。它是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政府权利运行的经济基础[1]。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中借着“三公”消费的名义进行私自滥用、铺张浪费、奢侈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使得政府部门的行政成本畸高，而且还饱受社会舆论诟病，损害了党群关系和人民的利益。为此，党中央出台落实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政策规定。

当然，抑制“三公消费”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于酒店行业而言，如何在此政策背景下，进行经营战略调整，重新寻求市场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调整市场定位

对于酒店餐饮行业而言，国家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并没有给这一行业带来整体性的压力。中低端的酒店餐饮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只有那些以高端的政务、商务消费群体为目标市场的高端酒店餐饮企业才面临着压力与挑战。

当然，挑战与机遇是一体两面的，挑战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机遇的来临。因此，对于高端酒店而言，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如何调整酒店的经营战略，关键在于面对以及认清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劣势，并依此进行重新定位。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在酒店餐饮行业当中，经济型酒店以及社会餐饮强势地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尤其是在反腐倡廉的政策环境下，大众化定位的酒店及餐饮企业更是强势回归。受到政策冲击的高端酒店应该在认清市场发展动向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自身的市场目标以及市场定位，考虑由高端市场定位回归中低市场定位，并积极融入市场竞争中，全面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高端酒店自身可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高端客源市场以及配套的高端服务设施，因此一味盲目地下降酒店自身格局也并非合适。虽然“三公消费”的限制政策会削弱政务及商务的高端消费水平，但是需要认清的是：（1）政务消费仍是必要的，只是会趋向理性规范化消费；（2）中高端的商务消费虽然也会有所受制，但是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对于高级商务白领而言，高端的酒店餐饮服务是其成功商务谈判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高端商务白领的消费力强，消费带动力强，因此高端客源市场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高端酒店一方面要以积极拓宽市场为首要目的，适当地降低格局，以迎合大众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地保留自身的高端资源，以满足中高端商务消费群体的需求，毕竟这是普通大众化定位的酒店一时所无法抗争的领域。

二、拓宽营销渠道

基于以上重新定位的目标市场，充分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拓宽营销渠道，抓住客源市场，亦是酒店经营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只有保证充足的客源市场和稳定的消费群体，才能真正维系酒店的持续经营。因此，为了抢占消费市场，酒店的市场营销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对于中高端商务客源而言，基于其长期频繁的商务消费需求，酒店可以推出会员、贵宾VIP消费优惠等营销活动，以刺激和推动中高端商务客户的再次消费。

其次，由于酒店市场定位的重新调整，“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定位”要求酒店必须基于大众消费特性进行营销。酒店消费大众分布于全国乃是世界各地，且形色各异、个体差异性较大。另外，他们的消费水平处于中低档程度，对于酒店产品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往往只需要在外出旅游或商务出行期间，有个价格适中、环境舒适、起居方便、服务周到的场所便可。因此，基于以上消费特性及要求，酒店应当借助网络信息平台，采用网络电子营销手段，将酒店实体经营与电子商务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营销推广，以尽可能地面向以及吸引各地的潜在消费者；推出各种价格战略营销手段，利用各种节假日开展“价格让利”的营销活动，以吸引中低消费水平的潜在大众客源进行消费等等。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与普通大众化的小型酒店餐饮企业相比，高端酒店餐饮还拥有配套的会议场所和娱乐场地。因此，现在有很多婚宴、大型聚会或者商务会议等都会选择在酒店举办。因此，对于酒店而言，应该充分利用场地优势，吸引和把握有场地需求的大众客源。酒店应该一改以往被动式的营销态度，积极把握客源，争取酒店周边潜在的团体消费单位，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推出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价格、场地、娱乐等配套服务。总而言之，“得渠道者得天下”[2]，酒店应该积极优化营销手段，拓宽营销渠道，方能占有市场，获得企业效益。

三、提升产品质量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即使占有大份额的市场，拥有宽广的营销渠道，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作为实力支撑，那么这个企业终将在强大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优质的产品才是企业发展的硬实力。对于酒店而言，优质的酒店硬件设施和酒店服务才是酒店战略化经营的后盾支撑力。

首先，由于酒店服务面向的是形色各异的大众，因此，客户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便要求酒店具备人性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

酒店应该积极整合并且构建各种资源，推出个性化产品服务。比如：为旅游休闲的普通大众客户提供简单方便、舒适周到的客房服务，机场接送机服务，相关旅游信息服务等；为商务人士提供系列配套的商务会议服务等；为举办婚宴的客户提供婚宴策划服务；为单位团体聚会客户提供聚会活动策划服务等。

其次，由于中高端市场强势回归中低端市场的发展趋势，使得中低端的大众市场竞争较之以往而言更加激烈。为了使自身从大势所趋的酒店餐饮行业中脱颖而出，不得不构建并且发展自身的特色品牌，以区别于众多竞争对手。至于酒店的品牌特色，不仅应该结合自身的地理区域、企业文化，而且应该结合大众的心理特征、喜好口味等因素来进行构建。当然，如果酒店想要在本行业中拥有一个更加长远宽广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拥有足够深远的战略目光，高瞻远瞩，洞察预测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

四、小结

总而言之，在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环境下，酒店只有面向市场，调整经营战略模式，在锁定市场目标、开拓营销渠道和提升产品质量这一经营逻辑当中，切实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品牌，才能在风云变幻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当中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1] 王佩君.浅谈中国“三公”消费的现状及政府解决措施[J].中国外资，2013，（3）.

三公消费篇7

摘 要 近年来，公务消费改革一边改革公务腐败一边呈现上升之势，改革的效果不明显，本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何进一步推进公务消费的改革显得更为责任重大。本文从公务消费的“三公消费”入手，分析和探讨了现行公务消费的问题，并从制度和监督地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三公消费 制度 监督 ERP系统

公务消费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主要观点是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所产生必要消费支出，消费构成名目较多。我国的公务消费改革主要集中体现在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即三公经费，下文主要针对这三种消费进行探讨。

一、我国公务消费现状

1.公款出国零增长，公款旅游搭便车

随着我国三公经费公开力度的加大，公款出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2013年中央财政出国（境）预算21.36 亿元，比2012年拨款预算减少0.29亿元。虽然目前公款出国基本上管住了，公款经费已经是零增长，但是因公出国仍然存在着各种违规行为。一是利用公务出国之便，顺道进行公款旅游，这种形式的违规通常表现在因公外出考察、学习、培训、招商等公务过程中，进行变相公款旅游。二是公务活动很大部分日程都为观光旅游，假借学习或会议名义公款旅游，忽视实质性公务访问考察学习活动，回单位后随意在网上复制别人的考察报告，应付了事。三是自延长在原公务活动停留时间，绕道安排行程游览风景名胜。

2.公车改革浮于表，公车私用曝光高

公务用车改革虽然说了好几年，但各地的推进力度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改革成效慢，只有极少数地方在做一些尝试性的大改革。公车改革屡遭质疑，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如安徽六安五成公车接送子女，开封五十辆公车出现在洗浴中心，长沙市副检察长驾车连撞17人，九华山风景区公车出入司空见惯等类似事件数不胜数。现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媒体调查反映，在公车使用中，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三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大。四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

3.公务招待已收脸，高档消费隐藏深

自从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公款大吃大喝等奢侈浪费现象得到一些遏制，2013年年底餐饮业遭遇冷清，机关年会宴接连取消。虽然从1989年中央颁布公务宴请和工作餐规定开始，至今已陆续有八个中央文件，禁止公款大吃大喝，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阳奉阴违现象，公款吃喝的阵地转向了自家单位食堂或更具隐蔽性的私人会所。如：2013年4月江苏泰州市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官员在吃“天价”工作餐时，就遭数百群众围堵，管委会主任张爱华跪在桌上向群众喊话求饶；而南昌八一公园花房被改建成了多家私人会所，普通游客禁止进入，成为了公款吃喝腐败温床。目前，我国公务招待的现状问题仍很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公务接待费用金额大，比重高，公务接待费与车辆运行费占据行政成本的七成以上；另一方面，招待费用账实不符，以其它名义开支的数额越来越大，招待费用成了百宝箱，什么都能往里装。

二、公务消费改革存在主要的问题

1.公务消费衡量标准不明确

公务消费的界定标准模糊，操作中主观化，隐蔽性高，随意性大，公务消费容易与个人行为掺杂。领导在公务消费中权力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数，外人很难知情，唯签字是从，唯领导是从的现象。公务招待上尤为突出，招待谁，不招待谁，如何招待，招待标准，大都是领导说了算。公务消费产品，需求量变动比率小于价格变动比率，需求价格弹性ED

2.账目公开详细程度不高

在2012年4月，中央要求公开三公经费以来，公开数据只有一个总数，具体经费的使用情况没有公布，仅凭一个总数很难评价经费的使用是否合理、合规、合情。2013年5月曝光的上市公司中建8.37亿元天价招待费，就引发了政府公务消费背后的思考，招待费具体招待了谁，是否必须招待，招待带来的工作效应有多少。地方政府汇总的数字只是为了统计而统计，因为三公经费没有具体的会计科目对象，没有具体的收支科目分类，各预算单位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所以很难准确反映实际情况，其真实性有待考察。

3.改革出现死循环

公务消费改革，每次都是自己改革“自己的改革”，改革的方案由自己决定，过程由自己控制，结果由自己评价，全程由自己监督。公务消费改革实行的货币化补贴，取消了公车，取消了凭据报销制度，取而代之是每一个公务人员发放一定的应酬费或交通补贴，，这种改革实际上就是变相给公务员加工资，与改革的原始目标背道而驰。这种改革，只会陷入改革的死循环，掉入MBO（Management Buy-Outs）陷阱，用货币赎买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会造成更大的财政漏洞，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与不公平现象。

三、推进公务消费改革的建议

1.加速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公务消费各类制度的不健全，消费细节的依据与标准无章可循，为各种超标公务消费开了绿灯。从根本上讲，遏制公务消费浪费现象的关键在于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化与规范化公务消费行为，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标准化，建议根据市场情况，统一规定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开支的具体标准、条件、范围；二是：权限化，取消单位领导独揽审批大权，把领导的签字权转变为监督权，必要时可以引入第三方部门严格控制事前申报审批；三是，惩罚化，抓住监督这一关键环节，制约消费行为，严肃财经纪律，对违规行为，实施经济或行政处罚。

2.完善监督体系和监督方式

完整的监督体系，分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是政府内部机构纪委、人大、政协、财政，甚至动用公安力量的监督，内部监督的原则是信息公开化，所有事业单位，公务消费明细一律网上公示。外部监督一方面，可以成立第三方监督组织或群众性监督组织，由专业的中介机构或诚信度较高的民间知名人士牵头，独立从事监督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成立当地媒体监督团队小组，政府应给予团队工作上的便利与支持，强化以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揭露和鞭挞违规浪费行为，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监督。

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ERP系统管理

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公务消费审批或报销过程中，人为主观因素过多，容易导致，贪污受贿行为的产生。为了防止不良现象的出现，可以借鉴ERP系统的管理，利用无情的电脑，把各项制度规定的标准、限度、层级、范围等设置到系统中，使超规定的消费无法通过系统审核或确定，让违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笔者建议设计开发ERP公务消费管管理系统，包含OA，PR，GPS，FA四大模块。OA（Office Automation）模块，管理公务消费申请报批；PR（Public Relations）模块，管理对外公务接待用餐、公务外出酒店、公务采购的比价与预定； GPS定位模块，跟踪与监控公务用车的去向与行程数，所有的事务最后全通过FA（Financial Affairs）模块，对资金支付与流向全程控制。

参考文献：

[1]申恩威.规范因公出国行为，遏制公款出国旅游.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12）：12-14.

[2]李松.公务消费改革再提速.望新闻周刊.2008（11）：36-37.

三公消费篇8

高校“三公”公务接待占比高

此前中央部委和各省级部门公布的“三公”数据显示，“三公”经费中，往往是公车支出最高，平均达七成左右，公务接待费偏低。

但从高校公布的情况看，公务接待费占比较高。共有10所高校的接待费用占了整个“三公”费用的半数以上，有部分高校的公务接待费用甚至超过了七成。

《新京报》数据显示，出国费用是绝大多数高校“三公”经费中占比最低的部分。共有10所高校2012年出国经费为零。

公车开支则是各高校“三公”开支差异最大的部分。青海大学、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青海民族大学公车开支均超过“三公”总额的八成；天津大学、曲靖师范学院的公车开支占比则不足20%。

高校巡视组晒“成果”

日前，新一轮中央巡视工作中唯一一个派驻高校的巡视组――驻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巡视组晒出“成果”，直言该校存在出国管理不规范、公款吃喝等“三公”问题。

中央巡视组巡视中国人民大学晒出“成果”后，科技部部长万钢痛斥包括高校在内多家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这是让高校财务、“三公”支出问题近期再度引起公众关注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内部监督管理松散甚至形同虚设，大量“三公”支出可以“包装”为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的名头，主管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监督高校财务，高校财务运转等具体情况长期不向公众公开，高校腐败问题在程度上很可能要比拥有同样额度财权的党政机关更严重。

近年来，以“三公”消费乱象为代表的高校腐败问题，早已引起公众的关注与不满。高校“三公”经费公开的进程，却一直处在只打雷不下雨的状态。《中国青年报》上周对3613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0%的受访者主张，高校“三公”经费应该定期强制公开。

【专家观点：】

高校“三公”数据解读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曾康华

为何高校公布“三公”不积极？

从当前相关规定来看，“三公”经费的限制上，主要针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则没有明确规定。教育部在2012年曾的《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中，也未对高校的财务信息公开作硬性规定，对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主动公开的财务信息，“原则上”应包括预算总表、收支总表等。而对于地方高校则“参考”执行。并且，“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公开有关财务信息”。

目前对高校这样的事业单位，主要是通过其自律和上级预算单位进行监管。当前“三公”经费的公开和监管，主要还是集中在党政机关。高校“三公”经费，主要还是学校自身根据自己特点，自行予以安排。但从近期曝光的部分事件看，高校也存在不少腐败问题，未来其使用还须进一步规范。

为何公务接待比重偏高？

党政机关往往是公车支出高，因为一些部门处长甚至科长都会有专车，学校则不可能，往往只有校级领导才有车，所以公车费用会低一些。而接待费较高，往往是学校的对外交流比较多，比如学校之间的交流、学校召开的一些研讨会、国外专家来访等，都会有接待费用。

接待费除了交流方面之外，高校还有很多应对上级单位的检查、评估费等，也是不小的支出。同时，请专家学者召开讲座等费用，都会纳入接待费之中，因此数额会偏高。

部分高校“三公”为零可信吗？

从公布数据看，“三公”经费总额并不高。以出国经费为例，一些高校为零，可能与其级别较低有关。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流学校，国际交流很多，出国经费应该不少。

另外，有部分出国经费在这些数据中无法反映。当前高校老师都有很多课题和项目，不少涉及国际交流，这些费用可能直接计入项目中，而不会反映到“三公”经费之中。

为何总额看起来不高？其实，高校公布的三公经费，应该仅是财政拨款中的“三公”部分的支出。事实上，学校有自收自支的部分，有的学校这项收支额度会比较高，这些费用中的“三公”经费是不会反映出来的。

高校“三公”须治理

中南大学教授 邓联繁

高校“三公”消费乱象的滋生蔓延，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主观角度看，主要是重视行政机关“三公”消费公开而忽视了高校“三公”消费公开，高估了高校的自律能力，低估了高校“三公”消费乱象的普遍性、严重性、危害性。从客观角度看，与制度不完善有关。对于高校“三公”消费的公开，《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等有一些相关规定，但在高校“三公”消费的认定、具体范围、问责等问题上，规定不明、要素不全、责任不清，为高校“三公”消费留下了间隙。

高校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和道德的高地。高校“三公”消费乱象有损高校声誉与形象，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廉政建设、学术传承能力和创新能力，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应参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体例》，对高校“三公”消费乱象从三个方面加以规范和治理。

首先，要“治标”。解决高校“三公”消费领域突出问题，严惩有关违纪高校，要以主席强调的“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种“一体化法治建设新模式”为指引，对党政机关与高校的“三公”消费进行一体化治理。反腐倡廉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体现的也是这种“一体化法治建设模式”。如果说政府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那么，有“小社会”之称的高校公开“三公”经费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客观要求。

其次，要“治本”。既要抓紧修改完善高校“三公”消费制度，从整体上提高高校财务制度的质量，增强高校财务制度的指导性、可行性与执行力，又要切实加强制度实施，让制度刚性运行，成为硬约束而不是“稻草人”。

最后，要“治源”。既要降低高校三公消费总体规模，又要釜底抽薪，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弘扬大学精神，高举学术旗帜，抵制高校行政化、官僚化歪风，反对盲目攀比与奢侈浪费，让高校“三公”消费失去恶化的土壤。

治理高校“三公”乱象要从根本上解决，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堵住源头。既要关注高校日益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更需要法律的约束，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教育主管部门应有所作为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周云

从目前公开的数据来看，高校“三公”经费比政府部门低得多。这也与我本人的感性认识大体一致。比如说公车消费，迄今为止我在三所高校工作和学习过，就所见所闻而言，学校的公车消费确实非常低，中层的院所部处，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公务出行，一律是公车、地铁加出租，甚至私家车也经常被临时“充公”。这充分说明一个事实，许多时候没有公车，公务照样也可以办的好。这一点，值得其他“国字号”部门思考和学习。

但这绝不是说，高校的“三公”经费乃至整个财政收支情况就不需要公开了。高校“三公”经费相对较低，并不意味着高校的财务没有问题。近年来，高校违法违纪的案件经常见诸报端。这些案件，或多或少，都与高校财政不够公开透明有关。

而且高校的“三公”经费的公开、财务公开，也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在《政府公开条例》的附则中，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这明确无误地表明，从法律原则上看，高校的财政收支状况理应公开。

现在的问题是，“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这一点，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没有形成明确的法律法规。经验证明，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的、硬性的规定，指望高校主动地公开财务，是不太现实的。因此，作为“有关主管部门”，教育部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了。

还需现代大学制度保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已经实施三年之际，才开始有高校晒“三公”，这还被认为是一种进步，令人嘘唏不已。很显然，这对于要求高校全面公开包括“三公”信息在内的财务信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总不至于把公开“三公”信息，都寄托在靠学校自觉上。一方面，必须加大问责力度，依照《办法》的规定，对不按规定公开信息的学校及其负责人严肃问责。目前的问责机制从设计上就存在问题，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实施问责，这就是老子问责儿子，问责自然不了了之，应该发挥全国人大和省市人大的监督、质询作用，对学校不公开“三公”消费在内的信息进行问责――由于公办学校的拨款相当部分来自政府预算，因此，监督预算落实，人大责无旁贷。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需要建立让高校必须公开办学信息的现代大学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办学信息是必须公开的，如果学校办学者拒绝公开信息，等待他的不仅有学校理事会（董事会）的问责，还会有教师、学生对其提出不信任案。因为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和年度预算，校长是由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的，校长必须对理事会负责，另外校内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权，实行学术自治和学生自治，教授和学生都有权监督。在这种办学制度之下，学校每年都会公布年度信息，师生不但可以事先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还可以获得财务信息的细目信息，这可防止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也便于监督学校的经费真正用到教育、学术研究之中，而没有被挤占与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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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措施借鉴

台湾地区高校：证件工本费都入预算

台湾地区在2000年颁布《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规定“公、私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定期造具财务报表，载明其经费收支使用情形”。2001年依据上述规定颁布《公私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公告财务报表作业原则》，规定学校会计报表须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按要求于学校网站公告。

例如，访问台湾世新大学网站，点击“行政单位”下设的“会计室”，便可清楚读到世新大学历年的决预算表，且均附有会计师查核报告。在2012年度的预算表中，“收入”被详细分为学杂费、推广教育、补助、捐赠、利息等多个类别，甚至住宿费、证件工本费、停车费等也细细做出预算。“支出”则分为工资、业务、退休、折旧、奖助学金等多个类别。

公务消费监管系统

2012年东乡县正式运行了江西首个公务消费即时监控软件系统，全面启动“三公”消费一体化监管工作，每笔“三公”经费做到真实消费、阳光运行、即时监督、全程留痕。

具体做法是，网络监控系统接入各单位和定点场所，每次消费时间、地点、金额等均可在网上查看，在酒店点了什么菜、商店买了什么土特产、汽车维修花了多少钱等等，点击监控系统，一目了然。而且消费超过预算（前三年消费平均数平均下调10%后作为预算标准）就会预警，并要求当场结账，只有消费清单、税务发票和刷卡小票齐全且时间一致，才可报销。

2012年东乡陆续将各单位的“三公”消费情况，公布在该县荆公文化广场宣传栏里。2012年1～12月，全县“三公”消费总额为7971.91万元，2011年同期（8626.03万元）减少654.12万元，降幅为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