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范文

城乡文化篇1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等，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它是针对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二元分隔状况提出来的。城乡一体化不能以减缓城市发展速度、降低城市发展层次为代价。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改善城乡关系，这无论对于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十分重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在改善城乡关系的过程中，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始终应当是核心、动力和基础。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中部土地面积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0.7%；拥有3.61亿人口，占全国28.1%；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23%，是中国主要的能源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区，在长期以来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却是一条低速爬坡的曲线。在200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崛起”成为继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轮冲击波。中部地区由于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众多，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此外，“中部塌陷”，还由于中部缺少大都市圈的带动。

2006年9月18日至20日，首届中部论坛在郑州成功举办，中部六省的主要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均参加了本次论坛，这标志着中部六省的交流与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中部六省首次通过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共商中部崛起大计，充分显现出了中部六省对于加强区域合作的高度重视。几年间中部六省结合本省实际一直在践行中部崛起，而且亮点频闪。山西围绕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安徽在体制创新和自主创新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江西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第一农业大省河南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湖北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湖南从打基础做起，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性工作，为加快崛起创造了良好条件。

2对中部省份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道路的认识

2.1城乡关系现状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

中部省份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特征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以山西太原市为例，太原市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在“有水快流”原则指导下，以采掘和初加工为主的乡镇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建立起具有显著资源型经济特征的农村工业体系。资源型产业是一种依赖大规模动用资源的基础性产业，产业带动作用较弱且在区际贸易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城乡工业化的二元投资格局不仅造成了城乡之间在资源利用、占有市场等方面对立，而且产业上相互之间缺乏分工协作，使得城乡优势难以得到正常发挥，无法形成分工协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于中部省份来说，长期以来，各省郊区在产业选择、布局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法规等方面，均没有纳入城乡一体化统一管理的轨道。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建设，城乡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二元化现象，对城乡一体化建设极为不利。

2.2中心城市发展层次不高

在城乡关系中，城市与乡村具有相互依存的特点，乡村是城市的后援，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支撑和基础作用，城市则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城市经济规模大、技术层次高，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完善且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作用大，如城市具有带动作用强大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集中有大量的金融、保险、生产服务等经济核心部门。

2.3城乡联系的渠道不畅通

城镇的正常发育以及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有助于城镇发挥中心作用、带动城乡经济的发展。以郑州为例，郑州市由于城市辖区较小，限制了城市产业拓展的空间，影响了城乡居民的生活以及资本的内聚和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城乡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城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等问题；而郊县卫星城镇发展缓慢，没有形成明显的集聚效应和经济规模，虽然郑东新区建设已经开始，但真正解决问题还需时日。

2.4各类功能的空间布局不合理

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大量“城中村”的存在和中心城区生态功能空间的缺失两个方面。“城中村”在土地、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与城市社区“貌合而神离”，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协调、不和谐。

3促进中部省份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动力机制

中部省份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中部省份各城市和乡村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它包括城乡之间各类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是否充分，农村经济实力的强弱、产业基础的优劣，城市和乡村之间在资源分配上是否平等等各种因素上。提升中心城市地位、稳固农业基础、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以及强化城乡经济联系等，都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制度创新。

首先要进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土地地价管理，促进土地交易市场的发育，建立城乡土地合理、高效利用的配置机制。其次，加快落实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人本化、人性化管理，变固定户籍制为城乡一体的身份制度，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顺利流动。同时，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快速提升小城镇在乡村发展中的中心地位。

（2）乡村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

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乡村经济由第一产业领域向第二、第三产业领域扩展，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经济社会的面貌，不断缩小着城乡差距，为城乡之间进行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创造了条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工业、商业以及其它经济主体建立了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从而确立了农民作为交换主体的地位，最终使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农业产业化彻底打破了传统农业所依赖的自然经济基础，打破了乡村地区自给自足的状态，实现了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同时也成为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

乡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统一发展，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城乡市场体系，使生产力诸要素具有充分的活力和最大限度的活动领域，这无疑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3）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属于城市范畴，同时它又是农村地域体系的最上层，小城镇既是城乡生态经济要素的中转站，又是各种城乡矛盾的集中地。无论是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离不开小城镇的发展。从产业上，小城镇作为农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空间载体。要通过完善乡村地区的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为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各类经济要素和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使其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从地域上，小城镇作为城市和乡村地区联系的桥梁，凭借自己的优势，为城市产业、经济技术扩散提供场地和条件。以郑州市为例，2002年6月，郑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决定》，提出实施小城镇带动战略，着力抓好重点村镇的建设和发展，用3～5年的时间建成20个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环境优美、具有较强凝聚力和辐射力的镇。其他中部省份也都有相关的政策出台。

（4）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引导。

城乡一体化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从市场需求出发，本着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则来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资金使用效率。要冲破城、乡二元结构思想的束缚，从城乡大系统总体发展的角度，进行城乡之间的合理分工，坚持城乡并重、城乡一体、经济为先的原则，发展城乡经济。同时城乡一体化建设离不开政府观念上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引导、支持。例如，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作用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进行的。一种有利的制度将极大地促进中心城市溢出效益的发挥，并能有效地降低城乡之间经济合作的制度成本。如城乡之间经济协作、补偿贸易、经济联合等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创立，就极大地推动了城乡之间经济上的合作。反之，则不利于城市经济势能的溢出。政府还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掌握着土地批租权，从土地批租得到的资金一部分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事关中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对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部地区联动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宪建.城乡统筹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J］.广西社会科学，2007，（08）.

［2］陈学华.城乡一体化动因及结果［J］.农村经济，2007，（08）.

［3］王亚飞.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实现模式的探讨［J］.经济纵横，2007，（04）.

摘要：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等，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近几年中部省份的发展和崛起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部崛起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

城乡文化篇2

关键词：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47-02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和乡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城乡一体化逐渐被大家所熟知和倡导，其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这五个方面的一体化也达成了共识，在城乡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特性，势必会在各个方面产生冲突，这其中，尤其以文化冲突为重，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因此，解决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其达到良好的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意。

一、乡土本色与城市文明

（一）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实质是乡土社会。从中国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城市化在大力推进和日益加快，但是乡村仍占有重要的比重和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乡村文化又是乡村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民在乡村环境的大背景下长期存在和传承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了解乡村文化的内涵对于了解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乡村文化是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它以农耕文明作为基础，以家庭、家族文化作为核心，以乡土本色作为主要特征，是一种具有积淀与传承相对稳定的文化综合体，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包含制度、知识、习俗、道德、思想、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多层次复合体的总和。主要包括制度典章、民风民俗、生活器物以及乡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处世态度、情感心理等方面，是乡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由于土地孕育了乡村文化，所以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是乡村文化的基础，因而表现出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感。生产力水平影响着文化发育的过程，也限制其发展的水平，因此盛行了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也催生了村民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同时，自给自足的生产限制了他们开拓进取的精神，导致了乡村的封闭性，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也得以在这片地域中保留和完善，传统乡村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也更深地渗透在乡土社会中。

（二）城市文明

城市是完全不同于乡村的另一种新的人类聚居方式。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英文单词“文明”（urbane or urbanity）就是从“城市”（urban）这个词演化来的。城市文化是伴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人类在城市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反映了市民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精神心理特征以及城市风貌，包括制度、物质、行为和精神层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城市文化在其产生初期就表明了其代表了人类文明进行的方向，而城市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从一开始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代表着人类文化，同时反映着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性，是社会文化的真实写照。因此，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既是文化实体，又是文化形态，更是文化精髓。

二、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冲突

由于城市与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其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而这种差异在二者触碰时表现出了其存在的冲突性。

（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城市文化在其出现的开始就带来了文明与创新，其开放的特性更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具有时代性与创新性，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的真实显现。乡村文化的基础是农业文化，而农业文化对自然的依赖性较强，因为它必须通过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过程。”[2]乡村文化由于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的一些特性，较城市文化更加传统、守旧。因此，现代性与传统性表现在文化上就产生了冲突与矛盾。

（二）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冲突

城市的发展及壮大使得其逐步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更由于其便利的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和发展，城市文化所倡导的理念也更好地得到传播。乡村文化，其闭塞的地理位置加之经济与交通的落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大部分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也开始向城市转移，使得乡村文化得不到良好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日益边缘化的特性，这种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也是情理之中的。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根据文化的传播来源，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多指西方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大发展，西方的文化也随之传入我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中，伴随着其发展一起发展起来，西方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就存在着积极的一面与消极的一面，对于这种外来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要找到其积极的一面，借鉴西方文化中优质的文化养分，去除其糟粕的部分，始终坚持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为核心，这样才能在各国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最终提升中华文化的质量和水准，更好地完善中华文化。

三、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市民与农民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日益凸显，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切实解决好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其中，文化的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不断的接触和交流中更好地吸收、调和，最终达成趋于一体、共生共荣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推进城乡文化的融合。

（一）相互尊重――城乡文化融合的基础

相互尊重是解决矛盾的基础，对于城乡文化的融合来说也是如此。文化融合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体对不同文化的心理认同，社会主体的心理认同程度越高，文化融合程度就越高。提高心理认同程度的关键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城乡文化的冲突，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减少文化歧视才不会产生文化抗拒，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发展，相互尊重这一基础作用必不可少。

（二）相互包容――城乡文化融合的前提

解决城乡文化的冲突，破除地域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其前提就是相互包容。包容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良好相处的秘密武器，也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共存的良方之一，城市文化要包容乡村文化中几千年保留下来的传统与精髓，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一味舍去，同时，乡村文化也要包容城市文化中的先进部分，不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要想解决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矛盾和问题，相互包容是前提。

（三）相互补充――城乡文化融合的实质

城市文化虽然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来文化的侵入，也存在了一些糟粕，而乡村文化其中也蕴含了人类传统文化最本质、最精华的成分，城乡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的部分，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在接触、交流、碰撞中，应该各取所需，各去其弊，消除差异，形成互补。这样，中华文化才能既保留其几千年的本质与精华，又能不断地吸收新的养分，最终立于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中不倒。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统筹城乡文化、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存包容之心，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城市文化与乡村的文化融合。

四、总结

如果说政治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意识形态，经济水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的所在，它是一种隐性的，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凸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本质的力量。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的体系范围中，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有过撞击和摩擦，但大的方向还是不断地整合和交融的，但是，城乡文化融合并不是指城市文化完全取代乡村文化，而是指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对方健康和先进的文化，摒弃落后和病态文化的一种双向演进过程。在这种融合中，城乡文化各自得以丰富和发扬，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富含现代文明的精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融合，必须是在承认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互补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现代城市文明和乡土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繁荣和发展，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江波.文化支持――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Culture and Rural Culture

HE Yanfei

（Shanxi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higher and higher. The large scale of the farmers’ movement， the rural relationship began to strengthen gradually， so that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ul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rural culture began to contact，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resulting in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contradi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propose a fusion scheme，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great vision of “China dream”！

城乡文化篇3

城市化与城镇化简述与区分。“城市化”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管理水平和社会组织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外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除农村外，其余均称之为城市，而在中国，除了城市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小城镇。“城镇化”是中国的一个概念。中国为什么要称之为“城镇化”，主要是当今中国大中城市发展趋向较为突出，“镇”的发育不足，城与镇级别不同，均在“下管一级”的体制之内。“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过程。城镇化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二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三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四是城市文明、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的过程。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状况。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城镇化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这根据的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当然，这个统计是有缺陷的，在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包括了2亿多的农民工，但这部分人在城镇中享受的是不完全的公共服务。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是52%，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十二五”伊始，中国城镇化遭遇了“瓶颈”——城镇化率需要提高与城镇品质提升的压力日益凸显。因为，在中国城镇化所谋求的，不仅是以工业化、信息化来发展经济，还承载着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的目标。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财政向中央集中，而作为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地方可以搞土地财政。

英国的城镇化：城乡同步推进、工农业现代化相结合。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这使得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1760年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把发展毛纺织业和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第一位，从而使得大量的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中去。与此同时，英国也推动了农业技术革命，农业机械化的开展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既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发展对工人的需求，又解决了第一产业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保证了第一、二、三产业能够协调发展，促进了城市化发展。

拉美：无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低质量的、不可持续的城镇化。上世纪50年代，拉美地区的城镇化快速发展。适时，为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拉美国家将资本集中布局于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在农村地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土地与资本的集中程度。另外，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低投入使得第一产业衰退和农村居住环境的恶化，农村大量人口不得不涌入城市，而且是发展较快的几个大城市，这造成了拉美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远超其他国家。到上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的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以上，但城市产业不能很好地吸纳这些人口，造成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重只有20～30%，以至于城镇人口贫困化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的比重，这被称为“过度城镇化”。

城乡两元文明的城镇化释义。中华五千年文明属于农业文明，其根基在农村，不在城市。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乡村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因此，继承中华传统文明必须继承乡村文明。这与西方则正好相反，西方文明属于工商业文明，其根基在城市，城市的发展与西方文明的兴盛衰微紧密相联。欧洲农业文明发展较快的中世纪，却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因此，西方的城镇化道路，则不必担心其文明传统被中断。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统筹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该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即应该成为关注人民诉求的“社会人”，而不应成为单纯追求地方政绩的“经济人”，因而政府工作的重心应该在着力解决民生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推动农民上楼，通过这些行政手段推动的城镇化使城镇人口增多了，城镇变大了，城镇化率提高了。但这种表面的城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进程。要警惕人为的，运动式的城镇化，严防对耕地的乱占、对自然的破坏、对农民的掠夺。

发展新能源支持下的小规模、田园式的城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三十多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逐步进入战略转型期。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必须和战略转型期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这样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才能真正建设好。绝不能单纯追求城镇化速率与GDP的增长，而进行高能耗、高污染、高浪费、低幸福指数的病态城镇化建设。中国的城镇化要有中国特色，要发展新能源支持下的小规模、田园式城镇。

能源问题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现阶段，新能源革命已初见端倪，太阳能、风能、水电能等新能源技术不断进步，正逐步为人类提供新的动力。发展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是要保留生态文明、乡村文明的城镇化，在这个维度上，新能源革命则为之提供了着力点。新能源的规模使用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会使人们的文化意识观念发生一系列的改变，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则要依靠新型能源动力走低成本、低能耗的城镇化道路，无论是中国的环境容纳量，还是世界化石能源承载力，都不能承受中国走化石能源支撑下的城镇化道路。

城乡文化篇4

关键词：景观文化；统筹营造；廊道

1.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景观文化营造也不断呈现出新的态势。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6%，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在空间、时间上的联系，但我国拥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相应地形成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村落景观文化。在当前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对区域内城乡景观文化的整体研究，再加上经济效益的驱使，一些存在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村落空间连同其景观文化正在逐渐被城市“蚕食”。

在快速城镇化的推动下，尤其是在城乡统筹、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统筹考虑城乡景观文化的统筹营造，成为城乡规划、景观设计以及相关部门不容忽视的战略问题。

2.景观与景观文化

2.1 景观文化

景观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国内外出现了很多关于研究景观文化的理论文章，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体系，景观文化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并被广泛认可的概念与诠释。沈福煦先生在《中国景观文化论》中指出，景观文化除包含大量的艺术文化内容以外，还具有更多的社会文化属性，与社会伦理、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及价值观念等有关。中国的景观积淀着中国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地理性质[1]。

2.2 人、景观与景观文化

人与景观文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从人类与自然发展的视角而言，人类在改造自然营造景观的同时创造了景观文化，反之，景观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影响了人类营造景观的行为，两者在发展中相互制约，在制约中相互促进。

景观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在景观营造过程中的物化表现，集中体现在所获得的技能、景观以及在营建景观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识。同时，景观的受众受到景观所传达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受到熏陶的同时，逐渐被这种“景观文化”所同化。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人与景观文化的互动包含两个基本过程，即景观的营建过程和景观的使用过程，但在两个过程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景观文化营建过程中，人类不断的熟悉景观材料，掌握营造技艺，使之不断满足自身需求，完美呈现价值观念、等文化内涵，也就是景观文化的创造过程；另外一方面，在景观使用过程中，景观文化所体现的深刻内涵又反作用于受众，影响其行为模式、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其社会观、价值观，使得景观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3 景观文化的统筹营造

3.1 尊重自然，现代呈现---人文的关怀

景观是人类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物质产物及精神载体，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直以它特有的朴实、宁静、和谐的意境存储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从人类与景观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景观设计与景观文化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是以“人”为核心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城乡景观文化的营造从物质和精神层面都要以人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景观设计的内容和形式应能被人感知、理解和接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关怀是城乡景观文化统筹营造中最本质的要求。

特定的景观符号和设计手法是传统景观艺术的重要文化载体和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一定区域内独特的历史文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伴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亦使得现代城乡景观的表现形式不断更新，极大的丰富了现代景观设计的语汇。

3.2 追寻历史，发展内涵---文化的延续

景观是城乡空间独特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建筑、街道、山脉、丘陵、森林、农田等，在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下共同构筑了城乡空间的视觉主体。历史文化是城乡空间独特景观文化的源泉，在城乡景观文化的统筹规划中，积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养料，不仅能促进景观文化的发展，创新景观设计的手法，丰富城乡景观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也是对区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城乡空间景观特色的重要呈现。

但在现代城乡空间景观文化统筹规划中应辩证的看待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综合考虑各方面制约因素，这就意味着在城乡空间景观文化统筹构建中，不仅要追溯区域文化、传承历史，而且要在传统城乡空间景观文化中注入新的活力，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与形式，使得城乡景观文化的历史记忆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延续。

3.3 多元共生，城乡统筹---廊道的营造

人类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时，人类的活动亦使得自然景观分割开来，景观的流动功能受到严重阻碍，也使得不同区域景观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被隔离开来。因此，加强孤立景观斑块之间以及斑块与种源之间的联系，促进景观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与发展成为当前景观文化统筹营造中的重要课题。

国外关于廊道的理论研究经历了雏形、绿色廊道、遗产廊道三个阶段。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是一个与绿色廊道相对应的概念，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4]。遗产廊道在强调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区域化趋势和“绿道”思想结合的产物，还整合了遗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使之成为集文化性、生态性与经济性相统一的景观文化的线性“综合体”。

4.结语

城乡景观文化的统筹营造，是运用现代景观设计手法，将景观文化融于景观规划、设计、营建的全过程，烘托景观的文化氛围，在景观中体现传统的地域文化，让景观文化的受众感受到当时当地独特的文化内涵。景观作为城城乡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物质上的使用功能的同时，也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文化上的熏陶。因此，在城乡景观文化统筹营造中，在加强、改善和优化景观空间的使用功能的同时，又要在梳理传统景观文化的基础上，注入时展新的活力，保持景观文化的人文关怀、历史文脉以及厚重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沈福煦.中国景观文化论[J].南方建筑，2001（1）.

[2]麦克哈格著，芮经纬译.设计结合自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和平，肖竞.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中国园林，2009（2）.

[4]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李伟，俞孔坚，李迪华. 遗产廊道与京杭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 城市问题，2004（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城乡景观文化共生研究---以河北省为例》（项目编号：HB12SH035）。

作者简介：

魏广龙，男，1970年12月出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乡公共空间及景观研究；

城乡文化篇5

[关键词]沪渝城乡收入差距重庆城乡统筹发展启示

一、研究背景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农村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不均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巨大需求潜力的释放和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于一体,全市共有3100万人口,80%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缩影。2007年6月,重庆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国首次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建设带来的变化与历史性机遇都是空前的。本文选取上海市、重庆市作为研究样本,综合考虑两者在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支出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以及城乡文化教育差距等方面的异同点,以期找出加快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措施。

二、沪渝城乡整体差距现状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

2009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14900.93亿元,比上年增长8.2%,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8838元,比08年增长8.1%,比07年增长22.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2324元,比08年增长8.2%,比07年增长20.6%;重庆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28.72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5749元,比08年增长9.6%,比07年增长14.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621元,比08年增长12%,比07年增长35.9%。

从2009年居沪渝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来看,2009年重庆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上海地区的比例由2008年的53.8%上升到2009年的54.6%,2009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上海地区的比例由2008年的36.2%上升到37.4%,两者比例均有所上升。

重庆自2007年大力开展城乡统筹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民收入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农村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不均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2.城乡消费支出差距

2009年,上海市全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992元,比上年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804元,比上年增长7.6%;重庆市全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12144元,增长8.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142元,增长8.9%。

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0%,城镇为36.5%。上海农村居民为37.1%,城镇居民为35%;而重庆地区农村居民为49.1%,城镇居民为37.7%。重庆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上海农村居民。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学习,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3.城乡社会保障差距

至2009年末,上海全市共有845.71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523.5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7.02万人。全市农村户籍人员养老保障覆盖面达到99.1%;重庆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574.6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362.46万人,失业保险219.91万人。全年70.14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下降10.6%,116.63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长49.5%。重庆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农民工保障制度体系,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到2: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

4.城乡文化教育差距

至2009年末,上海市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均达到100%。年内建成800个“农家书屋”,31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1697个村级信息服务点。全市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在99.9%以上[1]。重庆市有线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6.46%。乡镇综合文化站854个。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3%,普通初中入学率98.83%,大学毛入学率27.0%。

在接受教育方面,重庆城乡差别十分明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镇居民平均比农村居民多接受4-5年的教育。这种接受教育年限及教育机会方面的城乡差异,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其他差距的扩大,因此,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势在必行。

三、沪渝城乡整体差距对比分析结果对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0%,城镇为36.5%。上海农村居民为37.1%,城镇居民为35%;而重庆地区农村居民为49.1%,城镇居民为37.7%。从以上数据来看,上海地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全国差距更多。重庆和上海相比,城乡整体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村居民上,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必须提高其收入水平。因此,重庆有必要深入研究上海市在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文化教育及社会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有实效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对重庆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努力促进农村居民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哪些启示。

1.开辟多种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缩小城乡差异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千家万户组成的农产品商品基地为基础,以龙头载体为依托,形成农工商或农商有机结合的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的经营组织。农产品加工业在农业产业化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转化增值水平,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重庆应结合市情,以市场为导向,转变和调整种养结构,带动农业产业化。不断加大对种养业的补贴扶持,致力于降低种养成本,认真贯彻落实惠农政策,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2.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水利设施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发展农业、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专业服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创新为农金融服务新形式。贷款难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问题之一。为了增收,不少农民在主动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由于贷款难,农民很难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信用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定工作,扩大信用担保的范围和比例,探索建立农户小额贷款联保机制,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4.大力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队伍整体素质,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也是制约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题。农村居民要找到工作不容易,只能从事城镇居民不愿从事的苦、累、脏活,并且很难做到同工同酬,收入要比城镇居民少得多,收入基本多年没有变化。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短时间看,在目前的基数上,靠自发、分散地外出打工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比较难。因此政府应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队伍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工就业的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5.统筹城乡教育,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重庆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西部唯一直辖市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城乡统筹应该建立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缩小与城市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活动中平等和公平地占有教育资源。

6.逐步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继续完善和扩大统筹城乡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让更多的城乡居民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

7.全市范围内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和落实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金融制度、行政体制等改革。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做好解释工作,让政策落到实处。

四、总结

重庆大力开展城乡统筹以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重大进展,若能持续深化城乡统筹发展,借鉴先进的农民增收、社会保障及文化教育措施,必定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让城乡居民都迈入小康生活。

参考文献:

[1]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上海.统计年鉴[M].

城乡文化篇6

关键词文化“失根”；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文化

一、文化“失根”危机的现状与问题

城乡之间的文化断根，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使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大批在城市融不进、在农村回不去的“摇摆人”。他们根本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然而城市文化对他们又是那么遥远，造成了他们只能游离于城乡的边缘，成了真正的“文化无根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进，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步消亡。在农村，代表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在慢慢消逝，这里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的消逝。生活方式的转变正是文化“失根”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2.乡村社会精神文化在缺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如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尤其是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乡村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淡漠和紧张，人们的安全感丧失。在乡村，、打架斗殴、暴力犯罪的现象也不少见，这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

3.传统乡间伦理价值制度解体

在现代物质社会的引领下，乡村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原来传统的伦理价值制度已经被解体。有专家表示：“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一些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住在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于是就有了“作为文化——生命呢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的这一根本性的忧虑。

二、文化“失根”危机形成的原因

1.文化“失根”与城乡文化的不融合

文化“失根”和城乡文化的不融合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教育，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文化积淀的传承同样离不开教育，而城乡文化融合也离不开城乡教育的统筹和整合。

2.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认识障碍

学术界现在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还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界定，这就使得学者及大众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应该根据城乡个区域各自之间的优势与特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的双向演进过程。

3.城乡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中，不仅有认识障碍，而且还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没有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就很难去实施。

三、解决对策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而城乡文化教育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乡村文化危机和教育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按照国家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城乡教育 ，无疑已成为解决“无根化”危机的必要之举。

1.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深入推进教育规划城乡一体化

2010年8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2.加强对乡村中小学的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

要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合理分配问题，按标准配备教学设施、技术装备，大幅度改善乡村地区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转移支付和均衡配置的有效机制，使乡村受教育群体能够享受到同质的教育资源。

3.加大城乡教育沟通，深入推进教育文化城乡一体化

文化“失根”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各成体系，才导致他们陷入“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的尴尬境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要加大城乡之间的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沟通，拓展沟通多层次模式，形成沟通长效机制，增进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乡村受教育群体能够享受到协调的教育文化。

4.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改革

文化“失根”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制度问题上，有很多的实践操作都是要在制度上面付诸行动的，如果制度没有改革，很多的实践措施就会难以实现。因此，制度改革更具有挑战性、风险性和艰巨性。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就很难实施，即便是实施了，也是一体化质量、水平等都会远远低于理想状态，达不到想要的目的。因此，必须继续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改革。

参考文献：

城乡文化篇7

张孝德：首先来说“城市”这个概念。城市就是一个由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系统构成的载体，也是资本、土地、资源、人力、技术等经济要素配置的空间。一个城市怎么来装载这些系统，怎么配置这些资源，这就是城市发展的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好不好，不仅是这个城市自己的问题，还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以说，这是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过了三十多年，经济、政治和社会都开始进入转型期。这个时候进行的城镇化，必须要和转型时期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为了追求GDP，搞大干快上，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不行。学习外国的那一套模式搞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行。中国的城镇化要有中国的特色。

《金融博览》：您怎么理解城镇化中的中国特色？

张孝德：我认为要从新能源革命、中国传统文明传承和“三高技术”这三个维度来思考中国城镇化的特色。

先说第一个，新能源革命。

之所以要从这个维度出发研究城镇化，是因为能源形态问题非常重要。它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而对人们从科技范式到文化形态的一系列生活发生影响，从而推进人类文明进程。新能源革命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的，这场革命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影响，当然也不仅是单纯的能源替代，而是会对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生活等产生革命性影响。

《金融博览》：新能源革命是世界性的，对城镇化来说也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吗？这个影响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张孝德：我们应该清楚，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早就完成了，而中国城镇化正在进行，处于模式形成时期，又刚好同这场革命遭遇上，所以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会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成为城镇化的一个内生因素。

至于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应该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新能源需要我们对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进行重定位。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的现代工业属于成本外化的工业化，而可再生能源使今后生态文明走向成本内生成为可能。在不可再生能源支撑下的城市是一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城市化。所以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患有“工业文明病”。这种高能耗、高成本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需要探索低成本、低能耗的生态化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从中国自身情况看，人口这么多，人均自然资源又这么少，如果不能探索出一个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低成本生态城市之路，无论是中国环境容量，还是世界环境和能源承载力，都无法承受一个13.7亿人口的大国城市化。

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已经定型，已经形成对传统能源的高度依赖，它们对生态化城镇的改造只能是存量改造，会产生退出成本。中国城镇化率到2011年还只有51%，城镇化正好是在中期阶段，走生态城镇化的模式，是增量嵌入式的、低成本的城镇化之路。

再一个是中国城镇化一定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留下足够空间和地位，城市不再压倒乡村，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文明和文化共生共存。从工业文明逻辑看，负载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乡村文明没有什么价值。但从生态文明看，中国乡村文明恰恰获得了复兴的机遇，因为新能源更喜欢中国乡村。乡村利用新能源方面存在着城市没有的优势。原来的传统的化石能源，分布不均衡，适合大规模开发和集中使用。这种特性决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能源的成本越低，越是小城镇和农村使用成本越大。而新能源不是这样，它的分布相对均衡，比如太阳能、风能等，而且可以就地取材，随用随取，根本不用运输。这决定了新能源的使用优势和市场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现在中国农村，到处可见太阳能热水器、电动自行车、沼气使用等，就是乡村使用新能源具有优势的最好证明。

在化石能源支持的工业文明时代，乡村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文明日渐式微，面临被城市文明替代和终结的命运。但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有机会重新崛起。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文明时代进行的，所以是城市替代乡村、城乡两元文明归于城市一元的模式。中国城镇化将是一条乡村与城市两元文明共生的发展模式。

如果说，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大城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主要发展模式，那么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将是小规模化、田园化的城市。

《金融博览》：您刚才反复提到中国的乡村文明。为什么乡村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显得如此重要？

张孝德：这要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模式来考量，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基不在城市，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乡村文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载体、文明传承之根基。所以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必须保护中国的乡村文明。这和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文明根源于工商业文明，城市是文明之根。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兴盛衰微，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欧洲中世纪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被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复兴，也是依靠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的城镇化，不用担心文化传统的中断。中国搞城镇化，就不能像西方那样，必须考虑我们的文明传承，我们不能走断根的城市化。要解决这个难题，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必须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与发展留下足够空间，中国必须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

《金融博览》：看来，中国城镇化置身在一个难得的、也非常有利的历史机遇期。那我们带着城镇化发展的任务，怎样走进这样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需要完全放弃上一个工业文明时代所遗留的一切吗？

张孝德：其实，工业文明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我经常讲，今天中国城镇化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往前走的城镇化。因为今天中国的城镇化是依靠工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三高技术”，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高速信息网进行的城市化。

“三高技术”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最重要的技术。从大方面看，“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有三大影响：一是由单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结构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转变。由于“三高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要素机动性和集聚速度，彻底改变了原来大城市通吃的竞争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间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机会，不同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多功能组合成为区域城市群发展的新趋势。二是将会出现由人口大规模移动的城市化向要素流动的城市化转变。基于传统技术的城市化，是人口跟着要素的集中而流动；而“三高技术”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形成了要素流跟随人口流动的新趋势。这样就可以使原来分散居住的许多农村和中小城市，就地分享现代城市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使大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共生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可能。三是在传统技术支持下的要素流动由原来的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西方出现逆城市化，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生产要素单向大城市中心流动的格局，形成大城市与郊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新格局。

《金融博览》：“三高技术”作为人类共享的技术，在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面，是不是也像新能源革命一样，对西方和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张孝德：是这样的。高速信息技术和现代高铁技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三高技术”对中国未来城镇模式影响是内生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不能简单跟着西方走，中国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道路。

《金融博览》：您讲了这么多，能不能用一句话帮我们概括一下，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

张孝德：好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应该走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城镇化之路，这是核心。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如何让乡村文明在城镇化中成为独立一元而保留下来，这是个世界性难题。但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能源技术，工业文明留下的“三高技术”，让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文明共生发展成为必然和可能。如果说生态文明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天时，那么中国文化则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提供了地利，而被现代人类创造的“三高技术”就是人和。

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和谐共处的情况下，中国的城镇，从空间上看，应当是人口均衡分布、人与自然和谐、城市与乡村、小规模城市主导的城镇化格局。在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导航下，中国要建设的新型城镇，一定是为居民提供人文与绿色、物质与精神、为大多数人幸福生活服务的城市。

《金融博览》：按此说法，您认为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城乡文化篇8

关键词：叙事空间；城乡文化；人物塑造；路遥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开篇引用柳青的话暗示人物在传统与现代、城乡之间的抉择。“路遥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1]”。《人生》也从问世之日起χ诙嗲嗄瓴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学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硭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个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1]路遥.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路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乔以钢，李彦文.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4]陈娇华.城乡互视中的“奇观”[J].广西社会科学，2013（6）.

[1]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J].文学评论，1991（04）：88-96.

[2][3]陈晓辉.叙事空间抑或空间叙事[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56-159.

[4]魏家文.从路遥的小说创作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5）：24-27.

[5]安本・实（著），刘静（译）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小说评论，1999（1）： 91-96.

[6][9][10][11][12]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137，109，127，208.

[7][14]迟令刚.立足于现代文明的乡土守望[D].浙江大学，2013：28，35.

[8]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A].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