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范文
法律信仰篇1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89-02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口号，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法律信仰篇2
【关键词】法律 信仰 人性 公平正义
法律被当作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历史的选择。它以其普遍的稳定效力，带给人们安定的生活秩序；以其内在的公平正义等良好属性，受到人们的尊崇。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①的名言更是将法律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法律究竟能否被信仰的问题于是产生。
人性是功利的
信仰和法律不是人设计制作的玩具，它们之所以被创造，是缘于它们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人的利我本性使得信仰与法律成为人满足这一本性的必然选择。
“信仰只能存在于彼岸，所以信仰者不能在世俗的世界中获得信仰的达到，我们只能通过内心达到那里。”②这种说法显然过分强调了信仰的神圣性，却忘记了信仰生长的土壤是俗世人们的意识，而其神圣性也挥不去凡尘的影子。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决定了功利心与自我意识无论于个体生命，还是更大范围的群体或是人类全部，都永恒存在。信仰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看似远离利益追逐，但那只不过是改换了一个时空和形式。
在人类社会日渐成熟时，社会环境的复杂，使得斗争的残忍和生存的艰难丝毫不逊于危机四伏的自然界。斗争以求生存的本能并不因人有了战胜其他物种的智慧和人成为万物之灵的现实便不再必要而从人身上消失，相反，它却是自然地得到了延续。因为在成熟社会里，人不止要对抗自然界，还要面对同类竞争。
我们不愿意承认人性的功利也许很大程度上受了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的影响，将功利看作是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因而从善良的意愿出发，否认人追求功利的本性。但二者并不能互相推导。功利主义法学这样理解功利：“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基于这样一种伦理原则：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个人目标是追求其自身的最大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来说，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基本职能，也就是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③也许将功利改称为幸福更能被人们所接受，它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此看来，功利的本质是对幸福的追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功利并没有把人类引向毁灭，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已远非祖先所能比了。
尽管“功利主义”将人的本质简单化了也绝对化了，但是无可否认，功利确应是人性的要素。包含功利的人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必然是功利目的在人身上的导向的显性化。我们谈论任何关于人类的事实，必然要立足于人性的功利特质。
信仰是人追求功利的结果
作为一种精神成果，信仰扮演的角色担负着帮助人们寻求幸福的使命，但是信仰本身并不因为人的“信”或“不信”而向人施与任何奖惩，人是功利的动物，人的信仰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或得到，至少是一种寄托，这对人而言是有价值的。假如信仰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幻概念，甚至于人类幸福有害，人类的功利决不会指向它，更不会接受它的引导。
远古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他们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对于这种力量的信仰又给予他们以希望。在我们看来这种信仰可能是愚昧盲目、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虽然不能证明这种超自然力量是否存在，至少谁也不会妄想它一定应允我们的祈愿。但信仰的神圣性就在于人们对于它存在可能性的怀疑并不阻碍人们去相信它，因为“相信它”这个意念本身就给人带来希望和安全感。这正是人们对尚不能达到的幸福的一种内心的创设。所以信仰的神圣性，其实是人有意的赋予，虽然人并不是为了赋予而赋予。
信仰并不因人们期望而带给他们期望的结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去信仰，惟一解释是：信仰本身是人的功利动机的创设，它的存在已经是对人追求幸福的一份贡献。信仰诞生于俗世，因为俗世人的生活而存有意义，它是功利的产物，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自备的最轻便的协助者。
法律是能够被信仰的
正因为功利性是人的天然本性，信仰以其内在的满足人类功利心的价值而被人类崇尚和追逐，信仰无疑也是功利的，是人的功利本性的产物。因此，信仰可以选择公理、真理、主义、宗教等等，一切可以期待给人们带来物质上的利益或是精神上的安慰的事物作为对象。
所以，我们不能将目光停留在恶法或者说法律不够完善的因素上来讨论法律可否被信仰。我们所讨论的理所应当是真正的法律，即是能够带给人们公平、正义、秩序和幸福的“善良”的法律。而当我们衡量法律的“善”“恶”以探求它是否能够被信仰时，应当注意：首先，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惩恶扬善只是法律维护秩序的方法和手段，创造良好秩序才是法律存在的目的与意义，这也是法之“善”的所在；从这个目的出发，法律理所应当地应该包含正义的价值，因为缺乏正义的秩序不是真正的秩序，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尽管法律以其正义的素质为追求良好的秩序而努力，但是，法律毕竟是人为创造，任何时期的立法者都受到法律固有性质和立法的主客观方面条件的限制，所以法律不论多优质都难以尽善尽美。但这并不抹煞法律的“善”，不仅因为其正义的价值因素不因其瑕疵而丧失，更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使立法技术得以进步，进而使法律得到不断的进化，它必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彰显其“善”的本质从而越来越易于被人们所信仰。
法律不是为了惩罚。法律的惩罚性使其似乎总是以一副“恶”的面孔出现在人前，法律存在是为了惩罚违反法律的人――这是人们对于法律最大的误解。法律的惩罚功能无疑不可或缺，但这只是法律的一个侧面，甚至是一个很次要的侧面。因为这并不是法律存在的目的。
就算是在法律惩罚那些藐视并破坏被大家所认可的价值的时候，它更多地也并不是着力于那些破坏者，因为破坏者是极少数，他们背后是大量因他们被惩罚而获得幸福的人们。这样的人们不能不去信仰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法律。
法律包含了公正的价值。一般地理解，法律是用来定纷止争的，法律解决俗人的事务。人类的世代延续不止是自然生命的简单继续，更是文化与社会精神的传递。如果说先民通过最初的实践发现了法律（那时可能只是习惯）的价值并信仰它，那么这一事实后来通过人的世代繁衍被保留了下来，人类的文化极易使它并不是作为条律化的文本或者固定的一套行为模式被遵守和保存，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意识，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被接纳了，对法律的信仰于是得到了继承。
法律在不断“进化”。法律不是上帝的恩赐，出自人手的法律是人的理性生出的成果，它不可能从诞生之时就完美无缺。人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他们对于制度设计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追求；制定者本身的利我心理也影响法律的质地。但是，法律在社会能够包容其缺陷的范围内发挥着它的作用，这本身说明人们有并且应该有对法律缺陷的消化能力，这并不抹煞构成法律本质的那些良好价值的功能，也便抹煞不了人们对于法律的总体信仰。更为重要的是，决定法律存亡的并不是当权者，它被制定出来，并不被当权者所收藏，而是要作用于俗世大众的。大众对法律的回应是其对法律的淘洗，其中不善良的成份最终必然退出法律的领地，法律是制定者与遵守者互动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是单纯的制定者或者遵守者，所以人们共同创造了法律，只是大家的角色不那么相同。正如一味加重刑罚并不能更好地抑制犯罪，所以死刑的存废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样，法律的任何瑕疵都将暴露在大众的视线下最终被剔出，而不会作为当权者的利己工具。尽管不那么好的法律存在是事实，但是那并不代表法律的本质。“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理性”④，一方面，它以其相对广泛的合理性保护社会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在保护的同时又随着人类自身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做着完善自己的工作。它带给人们现时幸福的同时，以其不断完善的努力带给人们更大幸福的期望。所以法律终归是人的理性的杰作，可能并且应当被人们信仰。
结 语
一定时期的法律基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欠缺以及立法者立法技术及经验的不足等等原因，或多或少存在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是，作为社会总体价值的保护者，法律又自有其优良的本性，它是人们理性的选择，并将会因人们的理性越来越完善，它能够并且应当被信仰，也必定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与信仰。（作者为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②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8期，第12页。
③杨思斌：《功利主义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页。
法律信仰篇3
关键词：法律信仰；意识；法的精神；理性自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105-04
自梁治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译进伯尔曼教授《法律与宗教》一书以来，“法律信仰”的激烈讨论，延至本世纪初，已逾25年之久。支持论者与反对论者各据其理辩驳不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7这一命题，如箴言、如救命稻草一般让人寄予甚多的希望，而事实或许不尽其然。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再作探讨。
一、文本与语境：“法律信仰”一词的前提审视
一个词语总是要表达一定意思的，而这个意思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真实而确切的意义（或含义），这便是文本与语境效应。因而我们也就有理由且有必要对《法律与宗教》一书进行重新审视，以探寻该词（法律信仰）或该命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与中国当代语境契合与否这一前提性问题。
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 而这种整体性危机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征兆， 比如对法律的不信任， 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广大的民众之中， 也存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中。[2]他对此的回应便是“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不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信仰之维的重新认识，而且还将法律重新置于与宗教信仰指向之物等同的神圣高度。①且先不论“法律信仰”一词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单就作者所言的“整体性危机”就值得商榷。这一危机在有几百年法治传统的西方或许存在，在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才短短几十年的中国谈论“整体性危机”不免对自身的发展程度显得过于自信了。如张永和教授所言：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社会所谓的“整体性危机”，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实际上是任一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必须面对的。[2]我们的问题在于法律如何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生活，迎合人们对于稳定生活的期待继而构建起对人们生活有保障的外部秩序，从而有力地解决有法不依的现象。自始至终，它就没有、而且也不应该被赋予西式语境下解决“整体性危机”这一使命。
除此现实语境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法律信仰的“精神基础”。在中国如此谈论法律也只是近几十上百年的事情。在中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学那里，法律（或者说刑律）所要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社会，表现在法律方面便是“无讼”，因此法律上千年来始终未能发达起来而处于略显尴尬的境地。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景象在中国古代简直就是伤风败俗。西方则不同，它一直秉承着“上帝之物归上帝，凯撒之物归凯撒”的二分哲学理念，但这二者之间又是彼此相关的两个不同方面。如伯尔曼所言“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5这种理念，使现实的法律获得了某种超验的性质，即获得了被信仰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宗教所昭示的美好理念――如正义、平等、幸福、善等――得以在法律中给予实在的表达。不仅使法律得以真正的遵守、执行和维护，而且也为法律信仰留下了应有的地盘。相较于西方的二元论，一元论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哲学基础。中国法律不仅被打上了伦理、刑罚的烙印，更刻上了公法之学、义务之学的深深印记。重义务而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人们“寓以义而不是寓以利”。现实表明，不附带利益的信仰对于人们来说是束之高阁的说教，庙堂之外的人甚是厌倦。因此，西式法律性的宗教和宗教性的法律来到中国，不免水土不服。
显而易见，中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如果说中国有所谓的法律信仰问题的话）是有不同的“背景”的，@便是我们对“法律信仰”的前提审视。探讨法律信仰这一问题如若脱离了这一前提，必将造成中国论者始终囿于西方法律命题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终不得其法的尴尬局面，甚至还会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现实的再一次侵袭。本文力图将法律信仰一词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予以重新的认识和界定。
二、信仰发展的三个分期及比较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分期。最原始：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中世纪：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近当代：理性――国家法信仰时代。[3]
不成文的习惯法（或者说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点点滴滴皆来源于与人切实相关的现实经验生活，因此之故，它一开始便牢固地将人“绑架”。尤其在祖祖辈辈不离开那一亩三分地而注重实践劳作的中华民族这里，这种规范的力量更加不言而喻。主体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认可必定是极其稳固的，甚至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习惯法，这种现实力量来自于祖辈世代相传的连续性，它也因历史的连续而获得了普遍的权威和人人彻底服从的回应。诚然，像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村规民约至今仍然在少部分地方发挥着基本的规范作用，特定范围内的人民像恪守祖训一样对它始终遵守、信奉。宗教法或宗教教义表现为信仰的第二个时期，它承诺予人公义、爱，以及美好的“上帝之城”，从而获得信徒的皈依。较之于习惯法，它并不是“呈块状式”的不同的分布着，它的目光一开始就投向了世俗中的所有人。如基督教经典《上帝之城》是针对这个世俗国度而言的，上帝要拯救的也是世俗中的所有人，因而与每一个人都具相关性，所以也就更加抽象了。最初的信仰似乎总是和宗教显得更加紧密相关。②人有现实的渴求，“救世主”对人必定有积极的许诺，而后才会有人的皈依和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也必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绝不可能存在一个单向度的信仰。昭示理性伟大胜利的国家法魅力大不如从前，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以及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便是这种表征。此外，法律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因此，现代国家法不再像之前的规范那般具有浓厚的神圣色彩。法律信仰一词似乎充满了人们对现实的情绪而诉诸于美好的“信仰时代”。
不管是原始习惯法信仰时期还是宗教法信仰时期，都不能简单地说是对“原始习惯”“宗教教义”本身的信仰，而是对其背后所承载的某种意义、价值或利益的普遍接受、遵从及自愿为之践行的意志。因此，对于法律信仰之对象――法律――的理解，必须是广义的甚至是泛化的，而且非此不可。按照一般教科书对法律的概念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认识：国家意志性（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权利和义务；专门国家机关制定；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法律是琐碎的，它指向人的外在行为而非内在心理活动。③除此之外，法律，尤其是狭义的法律只是一个逻辑体系，是实证的。而信仰之维既指向人的内心又指向外在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内心。最后，提及法律信仰时，正常思维下对“法律”一词的理解便是那成百上千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无法想象如何去对一条条由逻辑规范架构而起的法律条文进行神圣的信仰，如无法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条）当做信仰一样。刘旺洪教授同样讲到：“法律信仰不同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信仰。”[4]9因而由“法律+信仰”简单组合而成的“法律信仰”一词似乎显得很不适。如果真的要谈论这一话题，或许将其表述为“法律精神信仰”更为贴切，因为“法律信仰”要与“习惯法信仰”和“宗教法信仰”平起平坐，首先要满足的便是信仰所指向之对象的某种意义相似性。
三、对既有法律信仰概念的分析
前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法律信仰之对象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但若要真正认识法律信仰一词，运用比较法的方法，从横的方面对既有法律信仰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与相关性分析也是大有助益的。
一般学者对法律信仰的定义至少有以下两种进路：第一种，从信仰到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信仰诸多形态的一种，也借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崇高来提升法律信仰的身价。代表者有刘旺洪的《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陈金钊的《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等。④第二种，将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予以说明。许章润教授在《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一文中，将其定义为“一种世俗的公民理想和大众忠诚”。[4] 84在该文中，许章润着重论述了“法律信仰实即对于民族国家及其文明价值的忠诚和倚重”，它的本质乃是倚重“法律爱国主义”，在当下便是“宪法爱国主义”。[4] 83-111这种从政治、国家、集体主义层面的审视是我们考虑法律信仰之定义时应予衡量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学人该警惕的一个因素。
针对以上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表达以下几方面的意思：首先，不能忽略光鲜的法律信仰背后的利益因素，这是理性人之行为的无意识前提。其次，尽管地缘政治下公民都要生活在具体的某个国家之中，但并不能因此而着重强调一种“大众忠诚”。解决有法不依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法办事”即守法，而不能将信仰――一种理性自主的选择意志――上升为一种政治式、服从式的“忠诚”，这将会导致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结，甚至是法律虚无主义。最后，信仰并非意味着永恒，彼时信仰并非此时也信仰，现在信仰并非今后也信仰。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保证这种自由是比信仰本身更具价值的。人们之所以信仰，永远排除不了这背后的自由诸因素，要求人们戴着脚链愉悦地舞蹈不免显得滑稽。
除了对既有的一些概念的认识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一些与“法律信仰”具有相关性的表述进行简要的比较，以深层次地认识究竟何为“法律信仰”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
首先是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现在的人更愿意相信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人们在不服从法律的规定时便要面临法律的惩罚这一感性认识。权威总是和权力以及服从等因素相勾连，这是一般人的正常思维，但信仰可能在一开始便抛弃了这些强制性的因素。因强制而建立的信仰便是掩盖了怀疑因素的虚假信仰，也不能称其为信仰。如叶芝所言：“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5]也会有人由衷地认为，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所承载的公平、正义及和平等意义因素，继而愿意接受法律的统治。但就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更愿意接受这一认识：法律信仰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威，而对法的信仰状态更是法律权威的突出显现。
其次是法律信仰与法律意识、法律信任以及法律遵从。法律意识是信仰最为基本的前提。法律意识又分为几种不同的层次：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体系。一般而言，法律信仰可以比拟于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法律思想体系。但法律意识并非意味着对法的信任及遵从，遵从法律的人并不一定信任法律，有可能出于一种情非得已的无奈或功利的考虑。但信仰法律的人对法律的信任和遵从却是其题中之义。
四、“法律信仰”的重新阐释
通过上面的前提阐释及纵横分析，笔者意欲对“法律信仰”一词做出如下阐释：法律信仰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体基于其自身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自主选择而对良法之精神的一种自觉自愿的意志，继而实现的主体与客体（良法之精神）之间有机互动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述几点为该阐释中的几个核心指向。
其一，法律信仰的ο笫橇挤ㄖ精神，而不是法律。笔者所谓的法律信仰之对象绝不是一般的法律条文也并非一般人所谓的法律。这里所讲的法律信仰对象，谓之为“良法之精神”，是在引用和借鉴自然法意义上的对于法律的认识。按此观点，法律必须体现自然的理性，也即要体现善、正义、平等、秩序等价值旨趣；这些价值是存在的，也是人们能够追寻得到的。它通过现实的法律得以较为实在地表达，也只有表达了这些价值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若非如此便不成其为法律。但这样的法律――良法――依旧不是这里所谓的法律信仰对象。既然将法律已经提到了自然法这一高度，那我们有必要将其对象也提升至法的精神这一层面，或许这样才能互相匹配。如笔者上面分析一样，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而言，涉及的是人的认识态度和行为遵从问题。而只有对良法的精神，我们才够得上去谈信仰与否的问题。当然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比法律条文更宽泛的法律原则――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原则――也是可以信仰的，但似乎与该表述不尽相同。诚然，笔者并非否认以上述三原则为代表的诸多法律原则能被信仰，而是要对蕴含在这些原则背后的价值――比如说民主、人权的保障――加以强调，这也是诸如此类的原则所要承载的意义所在。
其二，法律信仰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法律信仰类型――“感性法律信仰”和“理性法律信仰”――来进一步说明法律信仰的一些问题。这里所讲的感性法律信仰是笔者对普通大众对法律信仰状态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法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用来打官司的工具，除此之外了解甚少甚零散。对于这样一群人而言，笔者很难相信会有一种对法律的信仰状态存在。官司打赢了，觉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继而也愿意对法律更亲近，觉得“还是法律好”，这是一种对物的倾向性问题，是一种最感性的心理表征。就算要对之强加以法律信仰的表述那也只能是一种“假的法律信仰”。“真的法律信仰”离不开一种感性经验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有一种理性选择的因素在其中。这种真的法律信仰状态很大部分只存在于从事与法相关的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的人群之中，如法学家、立法工作者、法官等。他们始终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正义是法的本质，维护公民的权益是法律的义务。如立法工作者会想方设法使法律制定得更加公平和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官会尽最大努力使每一个案件都显现着法之正义的精神。这种追求就是其内心法律信仰之意志的外在显现。不明所以的“信仰”尽管虔诚，但也很无知。这种无知甚至还会侵染他人的感情，而直至一种群体的愚昧和暴力。因此，我们有义务提倡一种真的信仰状态。
其三，法律信仰的提法应更加凸显作为信仰主体的“人”这一因素。除上述两点之外，我们或许还应强调，理性主体自觉自愿进行选择的意志自由及意义。毫无疑问，法律信仰问题的发展背后必定隐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某种期待或者说某种特定的利益。如姚建宗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许章润的《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刘旺洪的《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等，这些文章之中都透露着一种将法律信仰视为某种现实目的（或法制现代化或爱国主义）的工具倾向。的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缺少不了对法律的这种高程度、深层次的意识，但这并不是抹杀主体自由选择意志的藉口。正如苏力所言：“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他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4] 135-136近代以来，对人的强调，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在当下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的讨论和强调之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有一个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人或者说公民――在其中。要么论述法律信仰的意义及价值等，要么论证法律信仰如何形成等，“人”被隐蔽了。这一切似乎在显示这样一个集体的无意识：对法律的信仰是你应该具有的！这不免忽略了太多的因素而带有强制性的色彩。而事实却是，主体既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不选择的自由；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也同样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4] 135这样的张力是必须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自身的利益进行表达和追求，这是人之行为最初的出发点。
笔者的初衷是欲对法律信仰这一中式西语之词做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自然也是想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对概念的界定也就意味着限定。因此，不免觉得对它的理解显得很困难、片面。尽管更倾向于运用“法律精神信仰”“法治信仰”等词语，笔者在文中却依旧采用大众言及的“法律信仰”这一提法，其内涵无疑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仰是不证自明的，抑或说越证越不明，它不是一个精确的科学问题，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的理解。若于大众而言，这种提法变成了过高的要求而无所适从的话，那诸如“法律遵从”“法律意识”等提法都是可取的，如果只面向解决现实问题之维的话。
注释：
①当然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中世纪的宗教教义甚至就是必须遵从的法律，世俗王国的法律也只有通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准许后才能获得本应有的效力。
② 笔者之所以认为不是凸显在图腾时期，是因为那是主体的一种单向活动，仅仅只是一种崇拜，附带信仰的因素还很微弱。
③ 以张文显编《法理学》为例，其定义为“由国家专门
机关创制的、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它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它是通过利益调整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工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尽管信仰可能会有沦为工具的危险，但信仰定不会一开始就对工具信而仰之的。马克思在论及法律之时也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这也是对上述观点的很好佐证。
④ 前者将其界定为“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文化系统中各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一百多字的界定中表达了作者对法律信仰内涵的四个方面的认识。后者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感情和意志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有机综合体，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参见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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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5）.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法律信仰篇4
【关键词】社会冲突；法律信仰；社会秩序；法律秩序
【作者简介】梁栋，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戴锐，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8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093-05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呈现为新的现象，体现出新的特征。由于社会冲突通常涉及法律问题，并以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必要且正确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民众在社会冲突中实现行为的取向校正和自我规约，反过来，民众的法律信仰也会由于社会冲突而遭致毁坏，或得到强化。由此足见，社会冲突与民众对于法律信仰有着紧密的关联。笔者拟以社会冲突作为基本的社会情境，对民众的法律信仰的形成、作用及其发展进行初步思考。
一、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必要性
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社会冲突，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由于价值观以及各自的利益差别而产生的对立性的社会互动行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把导致人们形成冲突意识的原因分为两大类：（1）物质性原因，即由于物质利益、经济利益而产生冲突；（2）价值性原因，即由于价值观或信仰等非物质性因素而产生冲突。我国社会学学者李培林所持观点与此类似，认为社会冲突按照其主要成因可分为工具性冲突、价值性冲突两类，并继而指出，“近年来的社会冲突。越来越多的是因利益诉求而起。其基本的目标也是有限的利益诉求”，“利益格局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具体地说，权力争夺和滥用、社会不平等、不正当的社会竞争、价值观念的差异与社会误解等，都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其他非利益冲突也会通过利益冲突的形式体现或解决。
尽管有些社会冲突直接源自并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但更多的社会冲突源自与利益相关的权力运行、资源分配、机会剥夺等社会原因，前者会反映在一个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和法律生活取向之中。后者则与法律规则的运行直接相关，其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运行。法律信仰的根本在于对法律所追求的内在价值理念的认同感以及法律正常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肯定、信任的情感状态。在这种信仰状态下，主体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理性认识时，就会主动发现法律的价值取向与主体内在价值追求之间的契合关系，对法律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自觉地认同、信服、依赖、尊敬法律。并将之作为行动的指南或榜样。在发生社会冲突时。不同的社会冲突类型本身就包含着与之相适应的冲突方式，尽管在社会冲突诸类型中，文化冲突的解决一般不需要法律参与作用，但它往往会转化为首先冲突乃至政治冲突。在当前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政治冲突和经济冲突大多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道德冲突终究会与利益相关，最终也会诉诸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信仰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十分必要。
社会冲突的解决依靠人们的法律信仰，而不能仅仅依靠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更不能依靠非法的自力救济。只有法律信仰能够引领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社会冲突。从法社会学视角看。社会冲突必须依靠法律的精神导向和制度规约两方面的力量加以解决，因此，就必然需要民众具备法律信仰，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的提出也蕴含着法律信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诉诸法律就等同于一味地强调诉讼。法社会学往往习惯于从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出发理解冲突的反社会性，将社会冲突视为消极的存在，严重的社会冲突都危及着统治秩序或法律秩序的稳定。基于这一认识。以抑制或解决冲突为最高宗旨的诉讼机制也被视为最具有现实价值的，诉讼的任务正在于，它能为解决冲突并抑制后续冲突的发生提供一种常规性手段。在有的学者那里。“通过武力来解决冲突是人类自发的和本能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法律程序取代武力的方法解决冲突成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的终极途径”。不过，在笔者看来。非诉讼的法律途径同样重要。甚至比诉讼的渠道更为重要。这一认识恰恰建立了社会冲突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法律信仰，就既无法在试图解决冲突的各方之间达成共识，促成冲突的顺利解决，也无法使民众实现对法律过程的认可，冲突解决方案就难以产生公信力。
法律信仰还是法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在没有形成全民族的真正的法律信仰之前。我们不可能期待真正的法治的落实。……法律从制度落实为民众的自觉行动，从外在的法律强制化为内在的心悦诚服。从个体的信仰演变为大众的普遍信仰。从远离和游离于法律到切近和捍卫法律的生活样式的根本改造，都需要法律信仰的培育和确立。”法律的实施需要有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在社会冲突情境中，这种强制力尤其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冲突的解决需要冲突各方以及冲突的调解者或解决方案的提出者都具有高度的法律信仰，这种冲突解决才会导向良性的法治秩序。反过来，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仅仅依靠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的运行，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在内心对某一种法律的敬重、信仰，这种信仰既可以对人们的利益行为产生自我抑制作用，同时也会为民众在公力或公助救济之外寻找合法的自我救济之路，从而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几率，降低社会冲突的强度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
二、社会冲突对民众法律信仰的消极影响
关于法律制度与社会冲突在社会运行中所具有的功能，陈信勇曾以四项命题加以说明：“社会冲突能促成法律制度的产生”；“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导致法律制度的解体”：“法律制度能调整社会冲突”；“法律制度能预防或转化社会冲突”。法律信仰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也遵循法律制度与社会冲突之间关系的一般原理。并通过该原理发生其积极或消极效应。也就是说。社会冲突既能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可能导致法律信仰的解体或崩溃；法律信仰既有利于预防、转化或解决社会冲突。也可能直接引发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较多学者主张的观点，也是一个已为不同政治形态的社会的现象所证实。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有利于培养人们对社会的辩证认识和理性的宽容，但是，对于这一观点的接受。更必须有主体的法律信仰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还是在普通民众那里，社会冲突总是针对现行秩序的一种破坏性力量。也正由于此。过去人们常将社会冲突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把冲突视为威胁现存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视为社会病态或危机的征兆，因此强调必须严格通过社会控制手段加以解决。然而，还须认识到，“正确对待和化解冲突，冲突则可能成为进步的一种动力”。“冲突固然可消耗社会资源、造成社会震荡等，但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预示民情等安全阀功能。特别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强度与烈度不高的冲突往往会成为有效的社会整合手段。”不过，由于这一观点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的色彩，且可能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地位，在很多人那里都难以获得认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越是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者，越可能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
但是，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社会冲突的消极作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齐美尔、达仁道夫，都强调了社会冲突的必然性，并特别关注了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条件以及客观对抗关系的主观认识对于冲突发生的重要性。然而，并不能因为承认社会冲突的必然性而忽略社会冲突的消极影响，放任社会冲突的发生。
社会冲突对民众的法律信仰的消极影响，首先在于社会冲突对法律秩序和社会和谐的破坏会动摇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一起社会冲突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或者客观上存在着法律上对另一方的权利、利益产生侵害或剥夺的事实，或者在关系认知上体现为这种“事实”，也即，他人或公众会认为存在该类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关注焦点可能会受到冲突情境的影响。转移到法律的界说和行动上来，把不涉法的问题法律化，把在法律上本来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关注冲突的解决是否公正、合法或存在潜规则、偏私，或者关注政府在整个冲突事件中的作为、政府对媒体的态度等问题，以强调政府行为的公开性、透明度。由此可见，无论冲突能否得到合理的解决，政府和国家司法体系的权威性、公信力都会面临质疑和挑战，民众的法律信仰也会因此出现动摇。而一旦民众得到与其社会期待不相符合的结果。会很快形成相反的信念，法律信仰即已动摇，甚或彻底崩溃。这也正是社会冲突发生后为何会出现谣言并迅即广泛传播的原因。
社会冲突即使得到合法、合理地解决，且处理方式为民众所接受，社会冲突仍然成为民众难以产生法律信仰或者法律信仰出现动摇的重要原因。这也正表明社会冲突对法律信仰具有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社会冲突固然有促成产生主体间的联合和调整冲突的规范的作用，但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导致一定范围的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法律秩序的瓦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其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众对法律体系及其运行的合理的心理期待。生活在冲突不断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会自然产生安全感的危机，并对法律能否有效地发生作用、司法和行政体系有无足够的应对社会冲突的能力产生怀疑。尽管法治不是万能的，但民众却期待法治能够“包治百病”，因此，当社会冲突的乱象导致的民众对国家法律体系的能力质疑时，法律信仰便无由产生，已经确立的法律信仰也会岌岌可危。
目前我国社会中还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冲突，它们常由一些社会冲突虽由利益矛盾引发，体现为集群行为或群体性事件。但这些冲突却具有无直接利益矛盾或利益矛盾不明确（包括主体不明确、利益诉求不明确）且易因大众传播而扩大的特点。类似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的一些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件大体具有相同的特点：对群体性冲突的发生缺乏应有的预期，冲突的参与者身份各异且无确定的范围，没有特定的冲突对象和确定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发生的这种由普通的偶然事件引发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它们往往直指社会的法治秩序，如果冲突的解决方式、结果不当或不能令公众满意。会严重地损及民众的法律信仰。
此外，法律信仰本身的冲突也是社会冲突对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巩固、强化的一个消极影响源。正如谢晖所言，“法律信仰是一个观念信仰与行为信仰合一的概念”。法律信仰冲突也相应地表现为“观念层面的法律信仰冲突”和“行为层面的法律信仰冲突”，尤其是，法律信仰冲突又往往由“包括法系冲突、立法冲突和司法冲突”的“法律制度内冲突”所导致，因此，当社会冲突引起对法律制度本身的反思和质疑时，社会冲突即会引起法律信仰冲突。从而危及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和发展。
三、社会冲突情境中民众法律信仰的重建
法律信仰的形成，必然也必须以民众的权利意识为基础。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民众的权利意识会得到突显或增强。民众的权利是一个法律体系的核心构成，一部没有权利内容、权利保障不力的法律，不可能激起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对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生出基本的法律信仰；另一方面，对民众的法律信仰给予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民众不需要精通法律，但必须具有明确、强烈的权利意识，也必须具有对法律的正义性、法律的程序价值的信仰。社会冲突既反映着一个社会中民众的法律信仰状况，也对民众的法律信仰水平有着更高的期待；既可能由于冲突之影响的不当扩展而毁坏民众的法律信仰，也可能在冲突的正确解决中巩固民众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指主体以对法律的坚定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以法律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冲突正是促进民众在以上两方面形成相信并愿意按其行事的态度，因此，社会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入口”，甚至可以说。社会冲突是民众法律信仰重建的良好契机。
具体地说，大量的社会冲突是建立在冲突双方所拥有的权力、财富、地位、资源（包括社会资本）等因素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这些恰恰又对某一方的利益、机会乃至生存的基础构成显性或潜在的威胁。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每个社会主体当“他者”损害到自身利益时，双方就会产生矛盾或导致冲突升级，其中占优势的一方往往习惯于倚仗自己所拥有的现实权力、财富、地位或资源优势。而居于弱势的一方则往往更倾向于法律途径，这无论是基于弱者心理的普遍倾向。还是弱者的无奈选择，都会为提供一个弱者确立法律信仰的契机。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性质在总体上主要是非对抗性、非政治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社会冲突是围绕实际利益的，具有可调和性。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加以疏导。”这也意味着，只要通过适当的渠道，尤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渠道。并充分考虑冲突方（尤其是冲突中的弱势一方）的要求，作出合乎法律规定或法的基本精神的冲突解决方案，就既能向冲突的当事人显示法律的公正性、有用性的事实。又能向民众宣示法律的价值，从而确立或巩固民众的法律信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律信仰的意义首先是蕴含在关于冲突解决的路径信仰中，而不是蕴含在实际冲突解决规则中的。法律信仰并不意味着让民众动辄动用法律的力量，或者动辄诉诸司法途径。在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作者特别关注了民间那种动用非正式的、与正式法律不一致的邻人规范来化解纠纷的现象。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冲突解决方式中，同样存在这种特殊的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冲突中法律信仰的丧失。换言之，在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并不要求民众在任何社会冲突发生或可能发生时，都将法律处理作为冲突避免或解决的唯一路径。合法的自力救济也是正确的法律信仰之下、符合法治理性的选择。尽管包括立法处理、司法处理及其他运用公力的合法形式处理在内的“法律处理社会冲突具有预警、宣泄、控制和救济等保全现有社会结构的安全阀功能”，但由法治本身的功能有限性以及法治的成本计算、权利限制（如时效等）所决定，“法律处理社会冲突既有其长处，也存在局限性”。“为更有效地解决各类社会冲突，有必要采取自行和解、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私力救济、新闻舆论、集合行为等手段”，这些同样是法律信仰的一种体现。
与法律信仰冲突的现象相联系，社会冲突情境中的法律信仰重建还应包括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有合理、有效的反思。“法律信仰要求大众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严格服从。这种忠诚和信仰可能会导致对法律性质和功能缺少批判和反思。”法律信仰“容许甚至要求一种批判性的反省精神，并把它作为确立法律信仰的动力因素之一。法律信仰不是要求人们放弃，而恰恰是要人保持对法律的批评态度和姿态，甚至把它作为信仰的一个特殊的要素。毋宁说，现代的法律信仰是以对法律的怀疑和批评为基础的。”实际上。越是在社会冲突情境中，人们越容易出现对具体法律规范乃至法律的价值取向的质疑，越容易导致法律信仰的冲突。此时法律信仰仅仅引导民众迷信现行法律。法律便难以在民众的质疑与建设性意见的促动下实现自我完善。社会冲突促进法律发展的功能便无由谈起。因此，社会冲突情境中法律信仰的重建必须在对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价值信仰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民众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合理反思。
法律信仰篇5
一、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法律信仰篇6
关键词：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治建设；儒家文化
一、问题提出
亚里士多德谈法治的两个条件是：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被普遍服从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前一个条件是法治的非制度性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法治的制度性条件。法治的制度性条件是被讨论的比较多的，也是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政府所普遍关注的，包括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法律实施的各项程序的建设等相关环节。例如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法治的非制度性条件包括公民对法律的态度、认知等意识层面的认同以及实际中以法律为准绳的行为上的服从等。法治的非制度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制度性条件为基础的。首先，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在服从的主体方面来看，可以分为：国家在运用权力过程中服从被法律，公民在行使权利时服从法律。其次，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在服从的程度上可以分为：行为上的服从和意识上的服从。法律信仰就是在心理上在意识上对法律的高度认同和接受。
法律传统的得以延续是因为法律意识的传承。因而，法律意识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意识不会在短时间内培养起来，而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意识中更高程度的要求显然不会靠国家所谓的政策鼓励或者部分法学家的理论宣扬就可以迅速地崛起。1999年，我国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开始建设法治国家。至今已有十余年，我国称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现实中制度上的立法空白仍然很多，法律的实施状况仍然不尽人意。除了这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一点让人颇为介怀——中国并没有西方法治国家所存在的法律信仰。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法律信仰？中国能不能产生法律信仰？在中国要培养出法律信仰需要考虑哪些问题？这些都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二、法律信仰在中国无思想根基
法律信仰源于西方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如不被信仰，即是形同虚设”。[1]中国的学者基于这句名言不断地探讨法律的信仰的重要地位和角色，当然也有批判法律信仰的声音。反对方认为伯尔曼说这句话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背景因素，即西方国家是有宗教信仰的，在宗教的框架内谈法律信仰才是有意义的，伯尔曼实际上是呼吁重视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对法的尊重和认同应该建立在理性上，而不能建立在信仰上。[2]而前者认为信仰有多种类型并不必然是宗教信仰，法律信仰是可以被培养的，而法律信仰的培养需要有强大情感生命力的法以及多渠道的法律意识教育，即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其实中国也是有过宗教信仰的，就是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宗教是有根本的区别的，这也是中国难以孕育法律信仰的原因。
西方的宗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都将道德摆在很高的位置，但是它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道德制定者和裁判者，其道德准则也是统治者或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服从的。宗教的准则跟法律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围绕一些基本的精神制定出精准的规则，而这些基本的精神就是社会所普遍信奉和追求的精神。正是因为法律所蕴藏的精神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跟宗教的教义相似，才足以使人们对法律产生跟宗教信仰类似的法律信仰。儒家思想传承孔孟学说，他们的思想是将道德准则的制定和裁判权力授予统治者或社会管理者执行，其结果是，社会公众越信仰越崇尚人治。中国人太注重人情，在这个社会里，谈法律谈权利义务似乎是“伤感情”的。难以想象，在一个人脉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相关的社会里，会有人对法律所守护的公平正义表现出热情。自由民主这种宽泛的精神填补不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被抽掉的空白，从历史进程上看说中国人的精神传承是有断层的，这种断层直接导致法律意识的断层。所以，法律信仰在中国社会缺乏产生的思想土壤。
三、法律信仰在中国无法律基础
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我国社会没有孕育出对法律的信仰还跟我国法律的现代化过程有关。法的现代化根据动力来源分为内发型法的现代化和外源型法的现代化。内发型法的现代化是指动力来源于社会本身的，在下而上自发的内部改革；外源型法的现代化是指动力来源于外部冲击，造成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并进而引起法律文化的变革。
中国法的现代化始于清朝的修律，当时清政府为了平息内忧外患，不能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下诏修律。因此，中国法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思想文化与法律制度的脱节。虽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从外国移植来的法律已经逐渐地被消化吸收，而且我国还宣布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脱节仍然没有完全填补。这种脱节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关注“集体”而非“个人”的社会，这种集体主义导向与法律所倡导的对个体人权的保护是背道而驰的。法国1789年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美国1789年通过了人称《人权法案》的宪法修正案，而中国在两百多年后的人权保护现状依然为国际社会所不满。今天《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的法定权利，我国公民仍然无法切实地享有，更可悲的是也许我们的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应该享有哪些权利，也从来不曾认为那些被称为“法律”的文字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不知法就没有谈守法的意义，更没有谈法律信仰的意义。
其次表现在我国的公民仍然如此崇拜“青天大老爷”。时至今日，这种包拯似的传奇人物依然是我们的民众津津乐道和苦苦等候的正义。法律的存在完全只是人们眼中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又必须屈居在人之下，这是何等的可悲。法治社会的本质是以法统治社会，法居于人之上，法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的官民之分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官员欺压民众、官员渎职枉法的消息不时地见诸报端。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是法律，也应该靠法律来实现。近几年，由于拆迁等行政事件，不少民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报道形象地描绘成“官逼民反”。这种描述表现出两层意思：一是在地位上行政机关在上，公民在下；二是在性质上是政府在逼着公民做错误的事。这里没有法律的事，法律被摆在不相干的位置上。在中国大多数的公民眼里，法律依然只是干巴巴的条文，只是不得已才会用的工具。这与西方把该法律视为神圣的准则是大相径庭的。如果全社会的公民都能意识到法律背后蕴藏的公平正义的力量，都愿意信仰法律给每个平等个体提供救济的力量，我国的法治进程速度会快得多。
四、法律信仰的培养
（一）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历史过程
根据前文的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法律基础，但中国是可以培养出法律信仰的。第一，宗教信仰并不是产生法律信仰的必要条件。虽然，信仰是一种极度忠诚热情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精神相联系，但是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公平正义，法律所保护的权利——自由平等，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这一点是与宗教有区别的。此外，法律信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可能信仰不同的东西。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学者说过“法律和人们头顶的星空一样是可以让人感动的”。当我们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当我们的社会有健全的实现法律的措施，当我们的生活最终因为法律的存在而变得幸福之时，信仰是会产生的。第二，法律信仰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经济基础的作用，而上层建筑对其有加速或减缓的作用。因此，法律信仰并不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但是有法律信仰会极大地促进法治社会的进程，没有法律信仰使法治社会进程缓慢。相应地，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普及，法律实施程序的完善等则会逐渐促使人们认同和接纳法律，并促进法律信仰的产生。但是中国社会要培养出对法律的信仰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靠所谓的普法宣传和政策鼓励就能轻易地达成。法律信仰可以与法治社会的建设相互促进，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培养出来。
（二）培养法律信仰需要的条件
谈法律信仰的培养，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这种要培养的法律信仰的主客体。法律信仰的主体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即所有处于法律之下的人。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法律信仰到底信仰的是什么。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孕育出对西方抽象的法律精神即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的信仰，也没有孕育出对我国传统道德的信仰，当然信仰的也不可能是干巴巴的条文。人们信仰法律往往是因为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与他们所追求利益相契合。法律信仰客体的模糊性根源于中国法发展方向的茫然性，中国的社会或者说中国的法律需要一套多数公众赞同并维系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对于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以及评价现行法律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立法者需要这种价值体系指导他们的制定出良法，执法者需要这种价值体系规范他们的行为限制他们的权力，司法者需要这种价值体系指导他们公正地适用法律，公民需要这种价值体系认识、感受、评判法律，国家也需要这种价值体系来建设法治社会。法律信仰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培养，也就是培养公民对这种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和尊重。
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所以就谈不上信仰。正如邓正来所说中国法律缺乏自己的理想图景，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几种学说都受到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目前的国内国际情况建构自己的中国观、世界观，并成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体性的国家。[3]朱苏力认为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传统的和实际的法律文化。[4]目前我国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的理念，应该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一种继承，但它描述的似乎只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法律是关乎对与错的问题，“和谐”则要求妥协，一旦为了追求一种比较圆满的结局而寻求各方的妥协比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会不会因此无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久而久之法律会不会形同虚设，那么法律的权威何存？黄宗智提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应当是道德、权利和实用的协调和融合，他认为调解制度就是这种典范，它不是以西方的个人权利为本位，而是从人际关系出发，体现儒家的道德准则，适用得当的话可以促进中西法律的融合。[5]其实黄宗智的观点也是法治的本土资源论，他们都倡导中国的法治发展应当融合中西理念，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虽然认为调解制度会损害法律的权威，但是我认为本土资源论是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中国需要先将从外国移植的权利本位的法律加以吸收并融合进符合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因素，这样才能取得大多数公民的认同感。选择何种法治建设之路就决定着选择何种价值体系，是继续宣扬法律中的权利本位即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或者是以中国的传统道德为导向，中西理念相融合，又或者像邓正来所说的这两种都不行。随着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治建设的推进，我们选择的价值体系也必将明晰起来。
其次应当考虑的是培养法律信仰所需要的条件。第一，在立法方面，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应该是充分体现民意的并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立法过程的公开。充分体现民意要求立法机关是民主选举产生，立法机关在提出法律案之前应经过充分的社会调查和民意调查，立法机关提出的法律草案应该公布并搜集全民的意见或建议。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全部参与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选举的每个环节公开公平公正，确保我们选举的人是真正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的。当今社会信息流通迅速，也为立法过程的公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立法案的搜集到立法意见的征集再到法律草案的公布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把这个过程形式化，一定要每个环节都公开。当然民众的意见不一定是专业的，可能只是从自身出发的诉求，还需要专家的专业意见。但是政府要有这样一种愿意听取民意的态度。面对自己参与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公民才会有亲切感和服从的欲望。第二，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要彻底推翻人治。执法过程中官员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领导的命令往往是比法律法规更实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至今司法依然难免会被政府所左右。政府都不能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公民又怎么会认同或者尊重法律呢？所以，要建设法治社会，政府先要是一个守法的政府；要培养法律信仰，政府必要先信仰自己制定的法律。第三，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律作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能采取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参与法治建设。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只会在自己涉及到法律纠纷时才会有意识地了解法律，这种没有法律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无法理解“一元钱官司”。也许“一元钱官司”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但是这是法律意识萌芽的表现，我们应该欣喜看到这种“锱铢必较”的精神。我们的民众习惯的是息事宁人，是忍让求和，他们需要这种极端案例的冲击。信仰法律首先要懂法，习惯运用法律，让法律成为自己活得更安定幸福的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信仰，我们不会去信仰一种离我们很远的摸不着看不见价值的东西。
五、结语
本文是关于法律信仰的一些思考，中国没有孕育出法律信仰是因为没有法律信仰的思想根基和法律基础；法律信仰是可以培养的，中国可以在法治建设中培养法律信仰；要培养法律信仰，需要考虑法律信仰的主客体，还要考虑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普通公民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方面的完善，也需要非制度方面如法律信仰的培养。中国政府应该将眼光放长远，不要局限于当时当代，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切都应当成为中国法治之路的基石。即使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没有建成法治社会，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法律能够指引后人朝着那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法律信仰。望有一天中国人也能有自己的法律信仰，能够为法律所感动，能够共享法律所营造的更具德性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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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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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宗智.中西法律如何融合？ 道德、权利和实用[J]. 中外法学， 2010， （05）.
法律信仰篇7
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法律信仰篇8
律工具主义及其渊源
工具的通常含义是:“(1)指从事生产劳动所使用的器具。(2)比喻用以达到某种目的事物。”[1]法律工具便是从法律本身的含义及其所具有的功用的角度对法律的一种喻称。法律工具主义是和法律信仰相对立的一种理论观点。“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和功能的法学世界观和法学认识论。它强调在社会系统中,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在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它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并与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观念——‘法即刑论’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通,成为支配我国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主导理论。”[2]463众所周知,法律内含统治者如何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特定目的和要求。当其颁行实施后,特定目标便可实现。仅仅就此意义而言,法律具有满足统治者实现其目的功用性,体现了一种“工具”性特点。法律工具主义论者所持有的此方面之论点是成立的,有理论和实践之根据。
1.古今中外经典的“法律”含义皆蕴含工具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3]非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包括本体论、本源论、作用论。本体论有规则说、命令说、判决说;本源论包括神意论、理性论、公意论;作用论有正义论、社会控制论、事业说。无论从何种角度去思考法的本质,结论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法具有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法律是借助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它是意志和规律的结合,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是通过利益调整从而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
2.法的产生与人性有很大关系,是惩恶扬善之“具”。人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也表现为“好”和“恶”两方面。当人的“恶”的方面发作时,就会产生纷争,人类就会设计、安排和创制法律以制止。从此意义上讲,人是自己为自己立法,人是法律的“始作俑者”。同时,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在社会关系中难免会有冲突,在解决冲突中,人性必然要求平等、公正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就对法的价值提出了要求。[4]人性的这两方面导致了法的产生,法便作为人的工具而存在,正如费兰克所说:“人不是为法律而创设的,而法律却是有人并为了人才创造的。”在这一点上,法律工具性和功利主义及实证主义法学观点具有本质的相通性。边沁认为,每个人和每个立法者都关注避苦趋乐,对行为所产生的苦乐数值进行计算,法律旨在通过阻止引起“恶”这一后果的那些行为来增进社会的总体幸福。[5]奥斯丁也信奉功利的生活哲学,认为功利原则是检验法律的最终标准。[6]在英国当代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看来,法治是法律的内在或具体的优点,是服务于良好目的的必要条件,如同一把双刃剑,其本质就是一种工具,即帮助法律成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好工具。[7]
3.法的价值和功能观并不排斥法律工具主义。我们进一步分析学者们对法的作用和价值及法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的诠释也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法的工具性的一面。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法的工具和作用、价值具有相似的含义。法的作用表现为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规范作用可以大体上概括为指引、预测、评价三种作用;而社会作用方面表现为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作用。其中公法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来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的全局利益;私法则通过私法主体社会关系的调整来维护个体利益;而社会法则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8]208-300就价值而言,是指“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目标、爱好,希求的最终地位,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 的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8]305而法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价值观念,并通过法律的/:请记住我站域名/实施,帮助人们实现这些需求。就此而言,法的工具性就值得肯定。 二、对法律工具性与法律信仰不能兼容观念的批判 如上分析,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
信仰本身和法律的工具性是不兼容的,因为法律是一种调整世俗利益、维护世俗秩序的工具,世俗的利益是复杂的,以法律来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只能靠强力,因此,让利益冲突和对立的各方都信仰法律,无疑是行不通的。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
1.法律工具主义本身就蕴含法律信仰的基因。有学者指出,“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规则体系,具有内在的价值性、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得到了民主的认同,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但是,由于利益博弈和现实需求和条件的限制,法律必然只是一种存在局限性、弊端和高成本的社会治理工具,不具有终极性和致善性,也不可能被无条件的全部实施和实现,更不可能被树立为人世间的信仰。”[9]然而,我们不免要追问:宗教可能被信仰是基于“终极性”——美好的“天堂”和“致善性”——虚幻神灵的“至善至爱”。而法律因世俗化,具有功用性就不能被信仰?若是则由此推断体现人类普遍且属本性之要求的正义、自由等价值理念不可能在法律中体现,也不可能通过其推行实施而得以实现,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就法律本身的伦理意义而言,纯粹“法律工具”的观点难以立脚,法律体现的秩序、自由、正义这些伦理价值观念与人的“良心”、“理性”等本性具有相通性,而人们对这些内容是极其憧憬和尊重的。综观古今中外,“良法”因代表正义、自由等价值,总是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人们乐于遵守,从而实现“良法”之目的。“恶法”因其丧失民心而受到抵制,甚至有人愿意献出生命加以改造,如我国清朝,在“戊戌变法”中为变法而牺牲的谭嗣同等人就是此方面的代表。另外,从古至今,历朝历代无不立法、变法,推行“法治”。就连我国极力推行“礼治”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停止法律制度的颁行,反而是注重立法完善,依此作为“礼治”的保障。尽管这些现象体 现有将其作为工具的一面,但同时也表明统治者和广大民众对法律是怀有深情的,相信、崇尚法律。 2.极端法律工具主义论者绝对化了法律的工具性。极端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视法律仅具有制裁功能,作为一种工具对待,用之则爱,无用即废,导致将充满人性的活法律看作没有灵性的死物。这种观点完全割裂了目的和手段(即工具)的辩证关系。把法律仅仅视为工具,否认其目的性。即否认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是人的目标。致使立法时很少考虑法的价值因素,立法者多注意立法的工具性对策,于是立法背离了法的精神;同时由于只注重法的工具性,使得立法缺乏预见性,致使法律立改废自由,法律制度极其不稳定;在法律运行过程中常常出现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政策大于法现象,把法律看成僵死的教条,而不能进行灵活的适用。而且这种观点容易产生“国家优位”之感,法律无任何尊严和权威可言。“人们把法律当成外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多余之物,把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社会关系拒于观念中的法律之外,对法律失去热情,产生明显的距离感、畏惧感、排斥感,更无法产生对法律的信仰。”[10]“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适应阶级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法律被解释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这种不适当地强调法的制裁和惩罚功用的做法,致使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纯粹法律工具观发展到极点。
3.法律是工具价值和高层次的目的价值的合一。信仰,在现代汉语中,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正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这表明信仰是人们对特定事物的崇尚情怀,依此作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支柱。当我们对法律的产生、发展过程了解之后,便会认识到法律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内在价值体现。除了少数专制法律带有明显恶性之外,大多法律是理性和智慧的结晶,其本身蕴涵着广大民众的秩序、自由、正义的价值理念追求,人们对此是向往的,视其为神圣的。另一方面,法律具有功利性。由于正义和邪恶总是对立的,所以代表正义的法律时刻有制恶的本能反应,防止邪恶产生。而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文明社会之民 众便会运用法律之剑予以恢复,使法的正义功用得以彰显。前者构成我们对法律信仰的基正是由于法律的功利性基
础,使得当今社会的人们法律信仰不同于传统的超功利的信仰,正如范进学先生所言,“现实物质利益之能否实现或获得是主体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法律而言,法律的制定、运作如同产品的制造、销售、使用一样必须能给主体带来一定的效益,具有满足主体的某种利益和需要的现实物质性……所以,只有满足主体的利益和需要的、并能带来效益最大化的法律,才能够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11]所以,从价值定位看,“现代法律具有层次性,即基础的工具价值和高层次的目的价值的合一。”[12]
三、通过张扬法律的工具性来培育法律信仰的尝试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现代法在脱离传统和祛魅的过程中,将法律日益改造成为由(世俗)国家制定及其强制力保障的行为规则和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从而使其失去了神圣的色彩。”在今天,这种说法能为众多世人所接受,因为当今人们更加理性,许多做法的迷信色彩大大减少甚至消失。这也是西方部分学者认为造成传统法律信仰危机,即法律的认同感和目标失落的主要原因,因而失去信仰的基础。毫无疑问,现今的法律更加基于理性、利益和道德,但不能依此说人们对法律已完全失去信仰,也不能以部分人对法律的厌恶否认全体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只是时下人们的法律“信仰”既不同于宗教信仰也不同于传统法律信仰。
法的信仰具有“脆弱”性。生存是人的本能,由此决定利益和精神需求之间,前者较后者更为根本。这便造成一些人即使相信法律是神圣的、伟大的,但为了生存之利益常常牺牲信仰,破坏法律或者协助他人破坏法律,做出违背内心信仰之事。造成世人对法律之尊重很不稳固,内心不再信服之假象。其实,这是现实和信念的冲突,为了生存被迫进行的无奈选择。基于此,我们不能由此否认法具有可“信仰”的一面,更不能因法律的局部失调造成一些人厌法而就否认法的伟大精神。现今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法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它既是超凡脱俗的,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9]这表明人们认为法律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其具有值得信仰的价值,但同时也深知法的局限性,不再迷信,通常不会丢弃生命为其献身。这种认识使得人们对法律的情感随着法律对利益调整的变化而显示出较大波动,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同时,法治实践对法的信仰影响较大。法治实践确实存有许多做法违背法律、践踏法律之情况,如权钱交易、报复陷害、玩忽职守等,这虽是部分、短时现象,却对社会民众影响极大,尤其是对本来享有权利却反遭打击甚至残害的涉案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毁灭性影响,使其形成厌恶法律、仇视法律的心态。这是现实情况,必须正视,但我们还应明白:实践证明法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是治国良策,没有更好的治理模式能取而代之。如此之现实,我们很难期望人们能培养出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情怀,也不可能使其树立宗教般的法律信仰。为此,法律真正实施还要靠制定现实可行性的法律规则,执法机关的合理执法,减少法律运行成本及社会主体的良好道德素养来实现。
基于上述原因,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更加神圣化,应认真对待下述内容:
1.要彻底摒弃人为工具的思想。我国长期受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以国家为本,寄希望于贤人之治,缺乏对权力的制约,缺乏个人观念,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在这种观念下,正如孔子所言:法律不过是“道之以政,齐之以民”管理国家和治民的工具,以推行“礼”、“义”为主,对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等有关人性价值不予关注。这样的法若有“圣贤”运用,则成为利民之工具,若由暴君控制,则成为为虎作伥之具。这种情况下,法律和普通民众都是工具,且统治者以法为具作为治民之具。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人治,法律信仰无从谈起。
2.立法应彰显权利,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这必然要求法律应依此为核心,高度重视权利和权力的配置。而重视权利的法律必然严格限制公权力以防其被滥用,这是法律获得普遍遵从而具有至 上权威的道德基? N夜?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且在土地征用制度方面也较以前更为人性。《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颁行使得行政权力受到较大制约,公民权利得以扩大,使部分人权得到保障。尽管有如此进步,但这与民众的合理权利要求还相差很远,还有许多涉及人权、人性的法律亟待完善,如现
行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情况下还不能有效监督公权力的行使,致使冤假错案不时发生。应加大力度对此类法律修订与完善,使其更加趋于理性,为民所信仰。
3.执法和 司法过程应特别关注人性。法律的作用主要通过行政执法和司法来体现。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和立法技术的限制,颁布施行的法律不可能顾及到社会各方面情况,而且即使法律已做出规定的方面也会因法律的抽象性和现实具体情况的差异而无法具体适用。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既要讲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当法律和当地道德风俗及案涉个人情况有较大差异时,在不违背法律根本原则的情形下作适当灵活变动以顾及民生,照顾人性。特别当立法出现空白时,执法和司法人员就不得不依据经验法则和道德良知进行案件的处理,这时应以主流的道德标准平衡各方利益,更多体现人性化,使当事人感受法律的温暖而后激起对法的崇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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