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范文

法律信仰篇1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被无数人信仰。然而，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然而，伯尔曼仍然相信，法律与宗教的综合，以及对法律的信仰，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同时使法律道德化”，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在现在，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如果有好的集权者，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例如中国中央集权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必须信仰上帝，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该如何创建，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法律信仰篇2

关键词：法律信仰；意识；法的精神；理性自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105-04

自梁治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译进伯尔曼教授《法律与宗教》一书以来，“法律信仰”的激烈讨论，延至本世纪初，已逾25年之久。支持论者与反对论者各据其理辩驳不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7这一命题，如箴言、如救命稻草一般让人寄予甚多的希望，而事实或许不尽其然。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再作探讨。

一、文本与语境：“法律信仰”一词的前提审视

一个词语总是要表达一定意思的，而这个意思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真实而确切的意义（或含义），这便是文本与语境效应。因而我们也就有理由且有必要对《法律与宗教》一书进行重新审视，以探寻该词（法律信仰）或该命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与中国当代语境契合与否这一前提性问题。

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 而这种整体性危机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征兆， 比如对法律的不信任， 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广大的民众之中， 也存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中。[2]他对此的回应便是“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不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信仰之维的重新认识，而且还将法律重新置于与指向之物等同的神圣高度。①且先不论“法律信仰”一词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单就作者所言的“整体性危机”就值得商榷。这一危机在有几百年法治传统的西方或许存在，在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才短短几十年的中国谈论“整体性危机”不免对自身的发展程度显得过于自信了。如张永和教授所言：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社会所谓的“整体性危机”，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实际上是任一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必须面对的。[2]我们的问题在于法律如何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生活，迎合人们对于稳定生活的期待继而构建起对人们生活有保障的外部秩序，从而有力地解决有法不依的现象。自始至终，它就没有、而且也不应该被赋予西式语境下解决“整体性危机”这一使命。

除此现实语境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法律信仰的“精神基础”。在中国如此谈论法律也只是近几十上百年的事情。在中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学那里，法律（或者说刑律）所要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社会，表现在法律方面便是“无讼”，因此法律上千年来始终未能发达起来而处于略显尴尬的境地。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景象在中国古代简直就是伤风败俗。西方则不同，它一直秉承着“上帝之物归上帝，凯撒之物归凯撒”的二分哲学理念，但这二者之间又是彼此相关的两个不同方面。如伯尔曼所言“没有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5这种理念，使现实的法律获得了某种超验的性质，即获得了被信仰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宗教所昭示的美好理念――如正义、平等、幸福、善等――得以在法律中给予实在的表达。不仅使法律得以真正的遵守、执行和维护，而且也为法律信仰留下了应有的地盘。相较于西方的二元论，一元论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哲学基础。中国法律不仅被打上了伦理、刑罚的烙印，更刻上了公法之学、义务之学的深深印记。重义务而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人们“寓以义而不是寓以利”。现实表明，不附带利益的信仰对于人们来说是束之高阁的说教，庙堂之外的人甚是厌倦。因此，西式法律性的宗教和宗教性的法律来到中国，不免水土不服。

显而易见，中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如果说中国有所谓的法律信仰问题的话）是有不同的“背景”的，@便是我们对“法律信仰”的前提审视。探讨法律信仰这一问题如若脱离了这一前提，必将造成中国论者始终囿于西方法律命题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终不得其法的尴尬局面，甚至还会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现实的再一次侵袭。本文力图将法律信仰一词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予以重新的认识和界定。

二、信仰发展的三个分期及比较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分期。最原始：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中世纪：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近当代：理性――国家法信仰时代。[3]

不成文的习惯法（或者说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点点滴滴皆来源于与人切实相关的现实经验生活，因此之故，它一开始便牢固地将人“绑架”。尤其在祖祖辈辈不离开那一亩三分地而注重实践劳作的中华民族这里，这种规范的力量更加不言而喻。主体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认可必定是极其稳固的，甚至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习惯法，这种现实力量来自于祖辈世代相传的连续性，它也因历史的连续而获得了普遍的权威和人人彻底服从的回应。诚然，像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村规民约至今仍然在少部分地方发挥着基本的规范作用，特定范围内的人民像恪守祖训一样对它始终遵守、信奉。宗教法或宗教教义表现为信仰的第二个时期，它承诺予人公义、爱，以及美好的“上帝之城”，从而获得信徒的皈依。较之于习惯法，它并不是“呈块状式”的不同的分布着，它的目光一开始就投向了世俗中的所有人。如基督教经典《上帝之城》是针对这个世俗国度而言的，上帝要拯救的也是世俗中的所有人，因而与每一个人都具相关性，所以也就更加抽象了。最初的信仰似乎总是和宗教显得更加紧密相关。②人有现实的渴求，“救世主”对人必定有积极的许诺，而后才会有人的皈依和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也必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绝不可能存在一个单向度的信仰。昭示理性伟大胜利的国家法魅力大不如从前，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以及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便是这种表征。此外，法律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因此，现代国家法不再像之前的规范那般具有浓厚的神圣色彩。法律信仰一词似乎充满了人们对现实的情绪而诉诸于美好的“信仰时代”。

不管是原始习惯法信仰时期还是宗教法信仰时期，都不能简单地说是对“原始习惯”“宗教教义”本身的信仰，而是对其背后所承载的某种意义、价值或利益的普遍接受、遵从及自愿为之践行的意志。因此，对于法律信仰之对象――法律――的理解，必须是广义的甚至是泛化的，而且非此不可。按照一般教科书对法律的概念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认识：国家意志性（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权利和义务；专门国家机关制定；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法律是琐碎的，它指向人的外在行为而非内在心理活动。③除此之外，法律，尤其是狭义的法律只是一个逻辑体系，是实证的。而信仰之维既指向人的内心又指向外在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内心。最后，提及法律信仰时，正常思维下对“法律”一词的理解便是那成百上千冷冰冰的法律条文，无法想象如何去对一条条由逻辑规范架构而起的法律条文进行神圣的信仰，如无法将“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条）当做信仰一样。刘旺洪教授同样讲到：“法律信仰不同于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信仰。”[4]9因而由“法律+信仰”简单组合而成的“法律信仰”一词似乎显得很不适。如果真的要谈论这一话题，或许将其表述为“法律精神信仰”更为贴切，因为“法律信仰”要与“习惯法信仰”和“宗教法信仰”平起平坐，首先要满足的便是信仰所指向之对象的某种意义相似性。

三、对既有法律信仰概念的分析

前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法律信仰之对象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但若要真正认识法律信仰一词，运用比较法的方法，从横的方面对既有法律信仰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与相关性分析也是大有助益的。

一般学者对法律信仰的定义至少有以下两种进路：第一种，从信仰到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信仰诸多形态的一种，也借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崇高来提升法律信仰的身价。代表者有刘旺洪的《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陈金钊的《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等。④第二种，将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予以说明。许章润教授在《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一文中，将其定义为“一种世俗的公民理想和大众忠诚”。[4] 84在该文中，许章润着重论述了“法律信仰实即对于民族国家及其文明价值的忠诚和倚重”，它的本质乃是倚重“法律爱国主义”，在当下便是“宪法爱国主义”。[4] 83-111这种从政治、国家、集体主义层面的审视是我们考虑法律信仰之定义时应予衡量的因素，但同时也是学人该警惕的一个因素。

针对以上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表达以下几方面的意思：首先，不能忽略光鲜的法律信仰背后的利益因素，这是理性人之行为的无意识前提。其次，尽管地缘政治下公民都要生活在具体的某个国家之中，但并不能因此而着重强调一种“大众忠诚”。解决有法不依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法办事”即守法，而不能将信仰――一种理性自主的选择意志――上升为一种政治式、服从式的“忠诚”，这将会导致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结，甚至是法律虚无主义。最后，信仰并非意味着永恒，彼时信仰并非此时也信仰，现在信仰并非今后也信仰。人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保证这种自由是比信仰本身更具价值的。人们之所以信仰，永远排除不了这背后的自由诸因素，要求人们戴着脚链愉悦地舞蹈不免显得滑稽。

除了对既有的一些概念的认识外，我们还有必要对一些与“法律信仰”具有相关性的表述进行简要的比较，以深层次地认识究竟何为“法律信仰”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

首先是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现在的人更愿意相信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人们在不服从法律的规定时便要面临法律的惩罚这一感性认识。权威总是和权力以及服从等因素相勾连，这是一般人的正常思维，但信仰可能在一开始便抛弃了这些强制性的因素。因强制而建立的信仰便是掩盖了怀疑因素的虚假信仰，也不能称其为信仰。如叶芝所言：“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5]也会有人由衷地认为，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法律所承载的公平、正义及和平等意义因素，继而愿意接受法律的统治。但就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或许我们更愿意接受这一认识：法律信仰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威，而对法的信仰状态更是法律权威的突出显现。

其次是法律信仰与法律意识、法律信任以及法律遵从。法律意识是信仰最为基本的前提。法律意识又分为几种不同的层次：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体系。一般而言，法律信仰可以比拟于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法律思想体系。但法律意识并非意味着对法的信任及遵从，遵从法律的人并不一定信任法律，有可能出于一种情非得已的无奈或功利的考虑。但信仰法律的人对法律的信任和遵从却是其题中之义。

四、“法律信仰”的重新阐释

通过上面的前提阐释及纵横分析，笔者意欲对“法律信仰”一词做出如下阐释：法律信仰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体基于其自身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自主选择而对良法之精神的一种自觉自愿的意志，继而实现的主体与客体（良法之精神）之间有机互动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述几点为该阐释中的几个核心指向。

其一，法律信仰的ο笫橇挤ㄖ精神，而不是法律。笔者所谓的法律信仰之对象绝不是一般的法律条文也并非一般人所谓的法律。这里所讲的法律信仰对象，谓之为“良法之精神”，是在引用和借鉴自然法意义上的对于法律的认识。按此观点，法律必须体现自然的理性，也即要体现善、正义、平等、秩序等价值旨趣；这些价值是存在的，也是人们能够追寻得到的。它通过现实的法律得以较为实在地表达，也只有表达了这些价值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若非如此便不成其为法律。但这样的法律――良法――依旧不是这里所谓的法律信仰对象。既然将法律已经提到了自然法这一高度，那我们有必要将其对象也提升至法的精神这一层面，或许这样才能互相匹配。如笔者上面分析一样，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而言，涉及的是人的认识态度和行为遵从问题。而只有对良法的精神，我们才够得上去谈信仰与否的问题。当然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比法律条文更宽泛的法律原则――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原则――也是可以信仰的，但似乎与该表述不尽相同。诚然，笔者并非否认以上述三原则为代表的诸多法律原则能被信仰，而是要对蕴含在这些原则背后的价值――比如说民主、人权的保障――加以强调，这也是诸如此类的原则所要承载的意义所在。

其二，法律信仰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法律信仰类型――“感性法律信仰”和“理性法律信仰”――来进一步说明法律信仰的一些问题。这里所讲的感性法律信仰是笔者对普通大众对法律信仰状态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法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一个用来打官司的工具，除此之外了解甚少甚零散。对于这样一群人而言，笔者很难相信会有一种对法律的信仰状态存在。官司打赢了，觉得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继而也愿意对法律更亲近，觉得“还是法律好”，这是一种对物的倾向性问题，是一种最感性的心理表征。就算要对之强加以法律信仰的表述那也只能是一种“假的法律信仰”。“真的法律信仰”离不开一种感性经验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有一种理性选择的因素在其中。这种真的法律信仰状态很大部分只存在于从事与法相关的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的人群之中，如法学家、立法工作者、法官等。他们始终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正义是法的本质，维护公民的权益是法律的义务。如立法工作者会想方设法使法律制定得更加公平和符合正义的要求，法官会尽最大努力使每一个案件都显现着法之正义的精神。这种追求就是其内心法律信仰之意志的外在显现。不明所以的“信仰”尽管虔诚，但也很无知。这种无知甚至还会侵染他人的感情，而直至一种群体的愚昧和暴力。因此，我们有义务提倡一种真的信仰状态。

其三，法律信仰的提法应更加凸显作为信仰主体的“人”这一因素。除上述两点之外，我们或许还应强调，理性主体自觉自愿进行选择的意志自由及意义。毫无疑问，法律信仰问题的发展背后必定隐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某种期待或者说某种特定的利益。如姚建宗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许章润的《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刘旺洪的《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等，这些文章之中都透露着一种将法律信仰视为某种现实目的（或法制现代化或爱国主义）的工具倾向。的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缺少不了对法律的这种高程度、深层次的意识，但这并不是抹杀主体自由选择意志的藉口。正如苏力所言：“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他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4] 135-136近代以来，对人的强调，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在当下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的讨论和强调之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有一个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人或者说公民――在其中。要么论述法律信仰的意义及价值等，要么论证法律信仰如何形成等，“人”被隐蔽了。这一切似乎在显示这样一个集体的无意识：对法律的信仰是你应该具有的！这不免忽略了太多的因素而带有强制性的色彩。而事实却是，主体既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不选择的自由；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信仰者，也同样可能成为一个法律虚无主义者，[4] 135这样的张力是必须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自身的利益进行表达和追求，这是人之行为最初的出发点。

笔者的初衷是欲对法律信仰这一中式西语之词做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自然也是想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对概念的界定也就意味着限定。因此，不免觉得对它的理解显得很困难、片面。尽管更倾向于运用“法律精神信仰”“法治信仰”等词语，笔者在文中却依旧采用大众言及的“法律信仰”这一提法，其内涵无疑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仰是不证自明的，抑或说越证越不明，它不是一个精确的科学问题，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的理解。若于大众而言，这种提法变成了过高的要求而无所适从的话，那诸如“法律遵从”“法律意识”等提法都是可取的，如果只面向解决现实问题之维的话。

注释：

①当然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中世纪的宗教教义甚至就是必须遵从的法律，世俗王国的法律也只有通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准许后才能获得本应有的效力。

② 笔者之所以认为不是凸显在图腾时期，是因为那是主体的一种单向活动，仅仅只是一种崇拜，附带信仰的因素还很微弱。

③ 以张文显编《法理学》为例，其定义为“由国家专门

机关创制的、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它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它是通过利益调整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工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尽管信仰可能会有沦为工具的危险，但信仰定不会一开始就对工具信而仰之的。马克思在论及法律之时也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之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这也是对上述观点的很好佐证。

④ 前者将其界定为“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文化系统中各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一百多字的界定中表达了作者对法律信仰内涵的四个方面的认识。后者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感情和意志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有机综合体，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参见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参考文献：

[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 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2006，（5）.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4]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法律信仰篇3

关键词：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治建设；儒家文化

一、问题提出

亚里士多德谈法治的两个条件是：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被普遍服从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前一个条件是法治的非制度性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法治的制度性条件。法治的制度性条件是被讨论的比较多的，也是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政府所普遍关注的，包括各项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法律实施的各项程序的建设等相关环节。例如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法治的非制度性条件包括公民对法律的态度、认知等意识层面的认同以及实际中以法律为准绳的行为上的服从等。法治的非制度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制度性条件为基础的。首先，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在服从的主体方面来看，可以分为：国家在运用权力过程中服从被法律，公民在行使权利时服从法律。其次，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在服从的程度上可以分为：行为上的服从和意识上的服从。法律信仰就是在心理上在意识上对法律的高度认同和接受。

法律传统的得以延续是因为法律意识的传承。因而，法律意识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意识不会在短时间内培养起来，而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意识中更高程度的要求显然不会靠国家所谓的政策鼓励或者部分法学家的理论宣扬就可以迅速地崛起。1999年，我国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开始建设法治国家。至今已有十余年，我国称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现实中制度上的立法空白仍然很多，法律的实施状况仍然不尽人意。除了这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一点让人颇为介怀——中国并没有西方法治国家所存在的法律信仰。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法律信仰？中国能不能产生法律信仰？在中国要培养出法律信仰需要考虑哪些问题？这些都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二、法律信仰在中国无思想根基

法律信仰源于西方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如不被信仰，即是形同虚设”。[1]中国的学者基于这句名言不断地探讨法律的信仰的重要地位和角色，当然也有批判法律信仰的声音。反对方认为伯尔曼说这句话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背景因素，即西方国家是有的，在宗教的框架内谈法律信仰才是有意义的，伯尔曼实际上是呼吁重视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对法的尊重和认同应该建立在理性上，而不能建立在信仰上。[2]而前者认为信仰有多种类型并不必然是，法律信仰是可以被培养的，而法律信仰的培养需要有强大情感生命力的法以及多渠道的法律意识教育，即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其实中国也是有过的，就是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宗教是有根本的区别的，这也是中国难以孕育法律信仰的原因。

西方的宗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都将道德摆在很高的位置，但是它们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道德制定者和裁判者，其道德准则也是统治者或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服从的。宗教的准则跟法律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围绕一些基本的精神制定出精准的规则，而这些基本的精神就是社会所普遍信奉和追求的精神。正是因为法律所蕴藏的精神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跟宗教的教义相似，才足以使人们对法律产生跟类似的法律信仰。儒家思想传承孔孟学说，他们的思想是将道德准则的制定和裁判权力授予统治者或社会管理者执行，其结果是，社会公众越信仰越崇尚人治。中国人太注重人情，在这个社会里，谈法律谈权利义务似乎是“伤感情”的。难以想象，在一个人脉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相关的社会里，会有人对法律所守护的公平正义表现出热情。自由民主这种宽泛的精神填补不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被抽掉的空白，从历史进程上看说中国人的精神传承是有断层的，这种断层直接导致法律意识的断层。所以，法律信仰在中国社会缺乏产生的思想土壤。

三、法律信仰在中国无法律基础

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我国社会没有孕育出对法律的信仰还跟我国法律的现代化过程有关。法的现代化根据动力来源分为内发型法的现代化和外源型法的现代化。内发型法的现代化是指动力来源于社会本身的，在下而上自发的内部改革；外源型法的现代化是指动力来源于外部冲击，造成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并进而引起法律文化的变革。

中国法的现代化始于清朝的修律，当时清政府为了平息内忧外患，不能不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下诏修律。因此，中国法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思想文化与法律制度的脱节。虽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从外国移植来的法律已经逐渐地被消化吸收，而且我国还宣布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脱节仍然没有完全填补。这种脱节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关注“集体”而非“个人”的社会，这种集体主义导向与法律所倡导的对个体人权的保护是背道而驰的。法国1789年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美国1789年通过了人称《人权法案》的宪法修正案，而中国在两百多年后的人权保护现状依然为国际社会所不满。今天《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的法定权利，我国公民仍然无法切实地享有，更可悲的是也许我们的民众并不知道自己应该享有哪些权利，也从来不曾认为那些被称为“法律”的文字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不知法就没有谈守法的意义，更没有谈法律信仰的意义。

其次表现在我国的公民仍然如此崇拜“青天大老爷”。时至今日，这种包拯似的传奇人物依然是我们的民众津津乐道和苦苦等候的正义。法律的存在完全只是人们眼中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又必须屈居在人之下，这是何等的可悲。法治社会的本质是以法统治社会，法居于人之上，法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的官民之分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官员欺压民众、官员渎职枉法的消息不时地见诸报端。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是法律，也应该靠法律来实现。近几年，由于拆迁等行政事件，不少民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报道形象地描绘成“”。这种描述表现出两层意思：一是在地位上行政机关在上，公民在下；二是在性质上是政府在逼着公民做错误的事。这里没有法律的事，法律被摆在不相干的位置上。在中国大多数的公民眼里，法律依然只是干巴巴的条文，只是不得已才会用的工具。这与西方把该法律视为神圣的准则是大相径庭的。如果全社会的公民都能意识到法律背后蕴藏的公平正义的力量，都愿意信仰法律给每个平等个体提供救济的力量，我国的法治进程速度会快得多。

四、法律信仰的培养

（一）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历史过程

根据前文的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法律基础，但中国是可以培养出法律信仰的。第一，并不是产生法律信仰的必要条件。虽然，信仰是一种极度忠诚热情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精神相联系，但是法律所蕴含的精神——公平正义，法律所保护的权利——自由平等，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这一点是与宗教有区别的。此外，法律信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可能信仰不同的东西。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学者说过“法律和人们头顶的星空一样是可以让人感动的”。当我们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当我们的社会有健全的实现法律的措施，当我们的生活最终因为法律的存在而变得幸福之时，信仰是会产生的。第二，法律信仰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经济基础的作用，而上层建筑对其有加速或减缓的作用。因此，法律信仰并不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但是有法律信仰会极大地促进法治社会的进程，没有法律信仰使法治社会进程缓慢。相应地，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普及，法律实施程序的完善等则会逐渐促使人们认同和接纳法律，并促进法律信仰的产生。但是中国社会要培养出对法律的信仰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靠所谓的普法宣传和政策鼓励就能轻易地达成。法律信仰可以与法治社会的建设相互促进，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培养出来。

（二）培养法律信仰需要的条件

谈法律信仰的培养，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这种要培养的法律信仰的主客体。法律信仰的主体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即所有处于法律之下的人。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法律信仰到底信仰的是什么。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孕育出对西方抽象的法律精神即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的信仰，也没有孕育出对我国传统道德的信仰，当然信仰的也不可能是干巴巴的条文。人们信仰法律往往是因为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与他们所追求利益相契合。法律信仰客体的模糊性根源于中国法发展方向的茫然性，中国的社会或者说中国的法律需要一套多数公众赞同并维系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对于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以及评价现行法律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立法者需要这种价值体系指导他们的制定出良法，执法者需要这种价值体系规范他们的行为限制他们的权力，司法者需要这种价值体系指导他们公正地适用法律，公民需要这种价值体系认识、感受、评判法律，国家也需要这种价值体系来建设法治社会。法律信仰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培养，也就是培养公民对这种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和尊重。

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所以就谈不上信仰。正如邓正来所说中国法律缺乏自己的理想图景，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几种学说都受到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目前的国内国际情况建构自己的中国观、世界观，并成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体性的国家。[3]朱苏力认为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传统的和实际的法律文化。[4]目前我国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的理念，应该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一种继承，但它描述的似乎只是我们最终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法律是关乎对与错的问题，“和谐”则要求妥协，一旦为了追求一种比较圆满的结局而寻求各方的妥协比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会不会因此无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久而久之法律会不会形同虚设，那么法律的权威何存？黄宗智提出中国的法律体系应当是道德、权利和实用的协调和融合，他认为调解制度就是这种典范，它不是以西方的个人权利为本位，而是从人际关系出发，体现儒家的道德准则，适用得当的话可以促进中西法律的融合。[5]其实黄宗智的观点也是法治的本土资源论，他们都倡导中国的法治发展应当融合中西理念，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虽然认为调解制度会损害法律的权威，但是我认为本土资源论是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中国需要先将从外国移植的权利本位的法律加以吸收并融合进符合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因素，这样才能取得大多数公民的认同感。选择何种法治建设之路就决定着选择何种价值体系，是继续宣扬法律中的权利本位即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或者是以中国的传统道德为导向，中西理念相融合，又或者像邓正来所说的这两种都不行。随着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治建设的推进，我们选择的价值体系也必将明晰起来。

其次应当考虑的是培养法律信仰所需要的条件。第一，在立法方面，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应该是充分体现民意的并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立法过程的公开。充分体现民意要求立法机关是民主选举产生，立法机关在提出法律案之前应经过充分的社会调查和民意调查，立法机关提出的法律草案应该公布并搜集全民的意见或建议。虽然中国人口众多，全部参与立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选举的每个环节公开公平公正，确保我们选举的人是真正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的。当今社会信息流通迅速，也为立法过程的公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立法案的搜集到立法意见的征集再到法律草案的公布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把这个过程形式化，一定要每个环节都公开。当然民众的意见不一定是专业的，可能只是从自身出发的诉求，还需要专家的专业意见。但是政府要有这样一种愿意听取民意的态度。面对自己参与制定或修改的法律，公民才会有亲切感和服从的欲望。第二，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要彻底人治。执法过程中官员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领导的命令往往是比法律法规更实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至今司法依然难免会被政府所左右。政府都不能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公民又怎么会认同或者尊重法律呢？所以，要建设法治社会，政府先要是一个守法的政府；要培养法律信仰，政府必要先信仰自己制定的法律。第三，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法律作为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能采取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参与法治建设。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只会在自己涉及到法律纠纷时才会有意识地了解法律，这种没有法律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无法理解“一元钱官司”。也许“一元钱官司”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但是这是法律意识萌芽的表现，我们应该欣喜看到这种“锱铢必较”的精神。我们的民众习惯的是息事宁人，是忍让求和，他们需要这种极端案例的冲击。信仰法律首先要懂法，习惯运用法律，让法律成为自己活得更安定幸福的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信仰，我们不会去信仰一种离我们很远的摸不着看不见价值的东西。

五、结语

本文是关于法律信仰的一些思考，中国没有孕育出法律信仰是因为没有法律信仰的思想根基和法律基础；法律信仰是可以培养的，中国可以在法治建设中培养法律信仰；要培养法律信仰，需要考虑法律信仰的主客体，还要考虑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普通公民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制度方面的完善，也需要非制度方面如法律信仰的培养。中国政府应该将眼光放长远，不要局限于当时当代，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切都应当成为中国法治之路的基石。即使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没有建成法治社会，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法律能够指引后人朝着那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法律信仰。望有一天中国人也能有自己的法律信仰，能够为法律所感动，能够共享法律所营造的更具德性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梁治平.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 范愉. 法律信仰批判[J]. 现代法学， 2008， （01）.

[3] 邓正来.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4] 朱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2版）[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5] 黄宗智.中西法律如何融合？ 道德、权利和实用[J]. 中外法学， 2010， （05）.

法律信仰篇4

【关键字】 校园暴力 法律意识法制建设法律信仰

一、校园暴力事件的影响

福建南坪、广西雷州、江苏泰州……接连发生校园血案,类似频发的事件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恐怖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舆论的非议,学生的恐惧、家长的担心、老师的无奈……这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校园命案的阴影让我们怀疑是这个社会缺失了应有的营养,就像三鹿奶粉一样成为一种毒源,从而导致人们价值取向发生的危险化。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成为精神沙漠的危险,作为社会的人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就仿佛营养不足的民族一样,发展下去将是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甚至是没有凝聚力。这势必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困扰着整个中华民族,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为一桩桩人为的灾难,社会开始为多年累积的信仰危机与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什么滋生了这种毒瘤的泛滥?校园血案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种局面?

二、引发校园暴力发生的原因

有人说校园暴力的接连发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玷污,玷污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与人为善的精神;有人说这是对我国博大精深的的玷污,玷污了儒教“和”与道教“礼”的精神;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想说这是一种法文化的缺失,是一种源于对法律的信仰危机从而引发的一种归宿感的恐慌与灵魂寄托的缺位。

每当谈起法律信仰,都会想起法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当今时代当我们呼吁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时,是否遗忘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制建设的现代化呢?当我们倡导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是否也能让心灵跟上时代的步伐,去寻找一方沃土来培育法律信仰这棵绿苗呢?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的观点从内外因的角度分析这一事实,我想说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把法律规则作为一种行为的准则,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尊重法律!而从外在的因素来分析的话,不可忽视的是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的缺位以及各中小学从起步教育在这方面的忽视逐渐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局面。

三、预防对策的几点建议

我们的社会要继续发展,我们的民族要继续生存,如何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真正给人们一种安全的归属感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我的个人观点: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说,我们自身要养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学法也就是基础阶段对法律的一种接触和认知,通过对基层的法律宣传,社会的普法教育增强自身的法律知识素养,从而形成一种潜在的法律意识。有了法律意识我们要自觉的去守法,用法律的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意识从消极服从到自觉信仰的提升才是法治化的动力源泉。同时,青少年应当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注重道德素质的修养,培养高尚的人格以及对学生荣辱观的思想政治教育。

其次,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的社会也要为培育具有法律信仰的公民提供相应的客体条件。

第一,完善法律体系的建设。人们崇尚法律是因为法律本身的公平、正义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把法律作为约束行为的准则是因为对“良法”的信仰,当我们号召法制的现代化建设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我们应积极的探索法律的本质要求、贯彻法律的精神 、科学民主的去立法。要使法律真正的贴近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的诉求,真正反映人民广大利益同时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也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

第二,构建健康的校园文化。学校是学生生活的载体,校园的软环境对学生的思想进步有直接的影响,学校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强调高的升学率,德智体美劳的倡导不能只是一句口头语,怎样真正将其贯彻落实到实处是对学校新的要求,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圣地应当为学生构建健康的校园风貌,在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增加发展法治方面的宣传,特别要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导引。

第三,家庭教育不容忽视。青少年的成长离不开父母以及亲友的家庭教育,这点是至关重要的,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青少年价值观歪曲的主要原因。现在的很多孩子在家中都是独生子,过分的溺爱和放任使得孩子在成长中无法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家长也疏于对孩子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使得他们唯我独尊,任性妄为,逐渐的就会误入歧途,所以说家庭教育对校园暴力的改善是责无旁贷的,对孩子法律信仰的形成也是举足轻重的。

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生之中都要有信仰,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心存对法律的信仰,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不能没有法律,它是社会安全有序发展所维系的根基。特别的是,我们加强对新时期这一代人的熏陶和感染,为他们法律信仰的培养提供适合的社会环境氛围。我们不难设想:倘若人们法律意识淡薄,丧失对法律形而上的信仰,中华民族缺少对法律的信念以及对法的追求,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仅仅是一句口号!

参考文献:

[1] 黄富源.校园暴力之研究与防治.现代教育及防治.第12期

[2] 陈娟.建立法律信仰的必由之路.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3

[3] 陈国华. 从法律思想的转型论社会主义法律信仰重建[J].

[4] 莫然.青少年校园暴力及其对策.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5

[5] 李云虹. 校园暴力,心中永远的痛[J]. 法律与生活,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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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篇5

第一：中国人从来没有宗教。

自古以来，中国的智识阶级就一直是无神论者。在中国，宗教在虔诚和玩笑之间并无甚鲜明的界线。中国人的宗教经得起亵渎，不神圣：可以把泼妇比作玉皇大帝；麻姑、八仙之一则是寿宴上的常客。中国人的宗教不执着：如持斋的人常常留恋着肉。正所谓“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更好的发明是吃“花素”制度：吃素只限于初一、十五或菩萨的生辰之类。中国人的宗教很功利：一个从不信教的人会在婚后去求“送子观音”；开店后会供上“财神爷”。这也就不奇怪在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各路神仙了。

然而，法律是有宗教性的。脱胎于宗教的法律的血液里必然活跃着宗教的因子。宗教给与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重所必需的神圣性，法律的宗教性是法律被信仰的基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从来都是否认宗教的，自然也不会承认法律的宗教性，他们只看到法律的阶级性和工具性，“对于前苏联人民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列宁”。在中国，仅仅是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为了团结尽可能对多的教民，对宗教抱着“不提倡也不反对”的观望态度。信仰在中国是稀缺物。

对宗教的态度尚且如此，那又何敢期待国人对法律会有什么样的坚定信仰。

中国是一个务实、功利的国度。即使我们移植了西方的法律，也只是复制了法律的形式，而未能将法的精神内部化，没有赋予它宗教内涵，法律还没有成为内在信仰，仅仅是一部外部规则。在中国，法有“有用”和“无用”之分，如经济法、民商法就叫热门，而法理、法史则为冷门。这是法的信仰缺失的直接恶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它们不是法律，而是压制法律的工具“。

梁治平先生对中国表示出深刻的忧虑：“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标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遵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第二：中国人向来对腐败不是深恶痛绝。自古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说法，也算是老百姓在心中对腐败一定程度上的默认了。就算某位官员在任期内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不是非常的过分），但只要他还比较的关心百姓的疾苦，为百姓做了些实事，那他离任之时百姓也都还把他算个清官、好官。至少是不会背着贪官的骂名。而平常百姓的教子更是“学而优则仕”。为什么要入仕呢？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为国家干出一翻事业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入仕即意味着富贵与发达。这当然不是所谓的民族的劣根性了，而是中国民众所特有宽容心。一种朴素的奉献与补偿的心态。当然，这是一种义务本位的思想了。

其实这种义务本位的思想，现在仍然大量存在并占据着主导方面。从中学课本或者报刊大肆报道某位官员的份内之事就可见一斑。其实，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报道他，或者是因为现实中这种情况太少，需要借此来宣扬“在其位要某其政”；或者报道者本人就是义务本位思想，觉得民众享受了“礼遇”。如果是这样，那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觉悟就太可悲了；或者是他虽明白却故意这样的宣扬？那么他的政治动机就值得怀疑。其实，大家都知道，出现以上情形的根本原因还是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官本位或义务本位思想。

这样的话，百姓对官员的腐败所表现出来的漠视与向往也就不难理解了。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是关键的一环。如果不能彻底的清除官员“官本位”和民众的“义务本位”思想，那么很难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站到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之上。更何谈建立起对法律的终极信仰之目的。

第三：中国的人情社会。人们不信仰法，而是信关系、信人情。人情社会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大传统，也是东西方文化异趣之所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调整人们行为的主要不是国家法律，而是一种称之为“礼”的规定。即所谓三纲五常。法只是礼的附庸及补充，法本身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礼制”带来的是社会的安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精神上的皈依。而经过长期的历史沉积，这种所谓的“礼”的东西仍然不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包容与妥协。遇到纠纷，人们首先是选择忍让；其次是通过各种私下途径来解决；最后才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的途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追求、崇拜与服从，远远超过对法律的追求、崇拜与服从。因为，权力的渗透面太广泛、太普遍，并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命运及利害。

我国的官员层面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时的中国，由于直接的民主选举不普遍、不深人，官员的任命往往决定于上级领导，形成了官员只对上司负责不对民众负责的体制。因此，上下级官员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相当突出，形成了大家为其生存与发展相互规避法律的不良局面。在他们之间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对法律的信仰。

同时，体制上的一些问题也严重阻碍着对法律的信仰：如，我国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权都源于地方党委与政府。法官、检察官由于政治命运与前途据在地方行政官员手中，因此，在受理案件，审案时往往注重甚至服从地方官员的意志，如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要逮捕某个官员时不是考虑法律的规定，而是首先想到征求地方第一把手的意见；法院在审理许多大案时也注意听从地方领导的批示等等。

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法律服从于政治、政策的现象依然很突出。如《破产法》颁布实施以来，符合破产法定条件的企业甚多，但政府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却在政策上规定企业不宜向法院宣告破产。虽然这种规定显得适宜、合时，但对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却带来难于估量的负面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法律权威性、神圣性的丧失。

可见，在我们大力普法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对建立起国民的法律信仰意识不可期望过高，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到曙光。

法律信仰篇6

信仰之于法具有内在性。所谓信仰指对某种主张或对某物的信奉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法律信仰可以说是人们自觉自愿把法律奉为自己行为准则的一种内心确信，信仰不是依附在法律之上的可有可无的一张皮，在某种意义上信仰是法的内在要素之一。可见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要素和精神内核。法律信仰的确立依赖于法律的内在判断力和内在的凝聚力的形成，这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守法层面。

(一)内在的判断力

所谓判断力，即法律通过其严密的逻辑结构，告知法律关系主体可以如何行为，应该如何行为，不得如何行为，从而反映主体的现实需要，表达主体对于体面生活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法律信仰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对于法律制度和社会现象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的认识、评价和追求，此为法律判断力的体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即法律内在的判断力首先必须确保良法生成。良法的制定是法律信仰确立的首要条件。

1.要民主立法：由于我国是法律现代化，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由于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最终引起法律领域的革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过程，属于外源型的现代化。因此我国的法的现代化是立法主导型的，每年都有大量新的法律法规出现，但是即便有了先进理念的法律，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否也同步进步呢?事实证明，那些与民意不符的法律，在施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甚至很难推行，比如北京等各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实施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应注重吸收更广泛的主体参与立法活动，反映和维护主体的需求、动机和价值选择。

2.要科学立法：立法要反映客观实际，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在进行科学规划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立法。同时注重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比如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反映《婚姻法》中，确立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等。以此增加民众对普遍信念和共同意识的认同感，奠定法律信仰的坚实基础。

(二)内在的凝聚力

凝聚力是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所谓群体，包括家庭、朋友、单位、集体、民族、国家等人的集合。凝聚力外在表现于人们的个体动机行为对群体目标任务所具有的信赖性及服从性上。伯尔曼先生说：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法律的凝聚力集中体现在公民的守法层面，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守法程度极大的影响着法律的实效。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关键是守法，即普遍地服从良好的法律。那么守法有哪些状态呢?笔者认为，守法状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低状态的守法，这种状态自身是否定法律的作用，只是迫于法律的强制力，不得不服从，以消极的心理状态守法，认为只要不违法犯罪就是守法。第二个层次是中层状态的守法, 认为守法就是依法办事，对法律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第三个层次是高级状态的守法，认为法律是公民的一种信仰，积极主动守法，认为守法是自己分内的事情，对法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实现了法的自我内化。达到第三种状态的守法，公民的法律信仰何尝不会确立呢?

完全依赖外在强制力维护和支撑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对法律公平公正的信任和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远比法律单纯的外在强制力要重要的多。法律固然不能没有国家强制力这个后盾，但纯粹的国家强制力并不能真正使民众内心真正的遵从。如二战时期纳粹国家的法律，虽然是由国家政权机关所制定，但却被公认为是典型的恶法。强权并不产生权利，暴力并不带来统治的正当性。反而信仰使人们感到自己有义务并愿意服从法律，使人们甘愿亲身参与到关于法律合法性的建构中去。由此可见，法律的内在判断力和凝聚力对于法律信仰的确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在法律的判断力和凝聚力上下功夫，使公民从内心真正信服法律，在良法的前提下，愿意遵守法律，信仰法律。

二、法律权威的确立

在内在力量方面，法律的内在判断力和凝聚力奠定了法律信仰确立的基础，而在外在力量方面，法律权威的确立则要依靠外在的国家强制力和社会舆论力，国家强制力提供了法律权威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保证国家能够通过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会舆论力提供了法律权威赖以存在的民主基础，法律与民意达成互动，达到提升法律意识、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社会效果。

(一)外在的国家强制力

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具有强制性。法的强制力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表现出来的，是同法庭、监狱、警察以至军队的国家强制力相贯通的。法具有国家意志性就在于它是以国家政权意志形式存在、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保证其实施的社会规范，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强制力是潜在的，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仅靠强制力来实施，但强制力是法律实施的后盾。法治的效力来源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推进依法行政才更能彰显法律的权威。法律权威保证严格执法，在执法中彰显法律权威。近年来暴力袭警事件、城管打人事件频发，无不说明执法的现状令人担忧。在一些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出现拍脑袋现象，没有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选择性执法、人情执法，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严格执法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在建立健全执法人员保障机制的同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只有严格执法，不依法行政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遏制，法律的权威才能得到维护。

(二)外在的社会舆论力

案情与社会舆论密不可分，司法公开是最有力的舆论导向。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的这一论断体现了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法律的舆论导向，尤其体现在司法方面，司法公正提升了法律的公信力，树立了法律至上的权威。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舆论对司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呈现出高密度和高持续度的无缝隙监督。司法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被放置在摄像头之下，一份裁决、一项执行甚至一个态度，都有可能以始料不及的新闻点引起大众的注意，瞬间传遍全国各地，引起高度关注。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复旦投毒案等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的审判在社会上引起重大的反响，这些判决的社会舆论和影响力无不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实践，有形的法律无形的法理都是法的种子，只有真正扎根于人民心中的法，才能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法律权威。

三、法治需要形神兼备

法律信仰篇7

信仰是什么？通常认为，它是指基于主体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的守法的升华。法律信仰是法中的一个基本同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对于强调依法治国的来说，法律信仰的重要性更无可置疑。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详细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关键词] 法律信仰、法治、法律信仰缺失

一、法律信仰的重要性

法律信仰是什么？通常认为，它是指基于主体通过对法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的守法的升华。法律信仰是法理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对于强调依法治国的现代社会来说，法律信仰的重要性更无可置疑。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详细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假如说，你作为一名游客，慕名来到白马寺，从外表看起来，这座寺庙却找不到任何供你顶礼膜拜的神佛。此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现在也正面临着这种尴尬和困境，一方面大量的法律被批发出来，法律体系日益完备，法律殿堂日益恢弘，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对法律神圣性的信仰缺失的问题。

事实上，法律体系、法律条文的完善并不代表法律的实现，有了法制，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法的理想和信仰，不等于预期的理想状态会转变为现实。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就今天的法律运作现状而言，虽说，每个公民都生活在法律之下，仍有一部分人漠视法律的存在，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被动地体验着法律。现实生活中更有很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发生纠纷后人们怕打官司？为什么到法院打官司没有关系心里就没底？为什么由于人为的因素干扰可能导致该赢的案子赢不了？为什么官司打赢了，费时费钱，然而却执行不了？为什么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在实践中当官的犯法与平民犯法就不同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谣：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

神圣的法律蒙上了耻辱，公平受到了玷污，“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加剧，法律条文还真的有用吗？法律还真的能成为人们自觉的信仰吗？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唤醒民众对法律的神圣信仰？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先生告诉我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信念，这种内在的心理信念对法律权威的确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律信仰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1、法律本身蕴藏着一种理想，需要民众的认同和尊重。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和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隐藏着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代表了一种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人类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必须对法律存有信仰，只有外在的法律诉之于人性，符合人的心理或情感，并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时，法律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并发挥作用。人类社会的，就是法律的历史，没有法律，人类就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对法律形而上的信仰，人类则无法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中国社会缺少法律的信念、理想和精神，公民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如果我们体制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临时决定、一个领导人的讲话都可优于法律；如果民众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坚实的保护；如果我们只能靠乞求于长官的开恩或流行于玩关系的话，那么任何法制的完备、法律功能的实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也只能化为乌有。法律与公民之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而不应当是如油之于水一样的难以融合，法律与民众之间的油与水的紧张关系，使得中国法制现代化步履维艰。

2、由服从法律到信仰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

法治需要相应的意识，而意识从消极服从到自觉信仰的提升才是法治化的动力源泉。法治过的形成并不能仅仅以社会成员普遍服从法律作为衡量标准，因为纯粹的赤裸裸的暴力威迫下也可形成广大民众对法律的遵守，例如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民众由于对专制权力的畏惧而被迫服从法律就是鲜明的例证。可见，公众对法律的服从心态上讲应分为两类：第一中是外力强迫下的被动服从；第二种是建立在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信仰下的心悦诚服。法治的实现应以第二种作为基础。服从法律与信仰法律的关系是这样的，即公众在对法律价值作出认同之后就会去服从法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又满足了主体内心的需要从而在主体内心中产生了对法律的信仰，相应的法律信仰一旦生成又会促使主体更加自觉得服从法律，爱护法律。正如伯尔曼所说的：“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2]法治的实现，不仅仅寄托在社会成员普通服从法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们对法的信仰的理念之上。惟有如此，法治才有可能最终获得人们内心道德信念的支撑，法治现代化才能成现实。因此可以说，从服从法律到信仰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趋势。

3、法律信仰是法律获得权威性的根源。

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形成所依赖的是公众对法的一种神圣感情，它不是靠严刑峻法下社会成员初于畏惧法律而被动的服从法律来完成，而是寄希望于社会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的真诚信仰，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情怀。只有在这种信仰中，人们对法的信任、尊重之情才会被激发，法律的至上性和最高权威性也才可能得以真正的确立和维持。试想在一个视法律为无物，目中无法，人人“放浪形骸”的社会中，专制横行，公平和正义从何说起？无法无天，有法也无天，这种状态下奢谈法治有何意义？

二、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当代中国公众对法律缺乏信仰，主要与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文化、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等等诸多因素有关。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没有使人们产生信仰法律的内在基因，相反伦理道德却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之上的，人们更习惯于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面纱中生活，社会秩序游离于法律之外，靠血缘、亲缘关系结成。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替代法治。正因如此，人们更倾向于伦理亲情，对伦理道德以外的企图通过法律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做法避而远之，相伴而生的则是人们排斥法律，厌恶法律使得法律丧失了其应有的至上性与权威性。在这样情形下对法的信仰便无从谈起。另外，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中，德礼与刑罚存在二无对立，人们尚德而远刑，再加以“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宋代著名的大才子苏东坡读书无数，样样精通，可谓满肚子的诗书经纶，然而他却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读书万卷不读律”，就是说读啥都可以，哪怕是下起雨关起门来读禁书都可以，就是千万千万别读法律，因为“刑乃不详之器”。[3]

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民众对法产生畏惧、恐怖、将其同残忍的刑罚联系起来，而然的在内心情感上排斥法律，从而使法律信仰丧失了最初的动力支撑，社会公众轻视排斥法律的心理使得社会纠纷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采用非法律的方式，譬如复仇来解决。相应的在成员中造成了“贱讼”、“耻讼”的心态，使人们视诉讼为不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鄙视法律、轻视法律、漠视法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2、传统文化造就了权力至上的观念，使人们崇尚权力，以权力信仰取代了信仰。

随着秦统一中国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君主”的至高无上地位得到巩固和强化。“君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唯一受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这就为人们信仰权力营造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基础。权力至上的传统政治文化所酿出的不信仰法律的苦酒，使得许多中国人至今沉醉不醒，唯权力是从，这种对权力的迷恋，崇拜至今挥之不去，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桎梏。

3、民众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权利意识淡薄，了人们从法的自觉程度，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绊脚石。

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客观的反映出成员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疏远。试想，在 一个无人看管便不遵守规章制度，自己权利侵害时不懂得用法律武器加从保护的成员所组成的社会中，讲法律信仰那不成了无稽之谈了吗？ 三、如何培养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内在动力，离开了信仰，法律永远只能是一个“工具”。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就需要培养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但如何才能培养民众的法律信仰，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真正的法律信仰，就应当首先培养宪法信仰。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母法”。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感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因此，应当将公民宪法信仰的培养提到重要位置，保持宪法的“亲合力”，在外部环境上，不断增强公民遵守宪法的自觉性、保卫宪法的主动性、参与宪法运行过程的积极性；逐步赋予宪法可诉性，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信仰理念注入民众心中，使全体公民真正从内心里尊重宪法、敬仰宪法。

2、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增强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人们信仰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亲近法律，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在立法时必须民主，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马克思曾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4]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毛病重重，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信仰法律，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恶法非法”，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只有这些法律总是以和理性为依据，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且都是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都了解法律草案的目的所在，在得到普遍的赞同以后才制定的；这种为人民所拥护、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法律，人民当然总是怀着愉快甚至自豪的心情来执行”。[5] 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

3、培养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是重中之重。

执法人员是法律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得以运转的运作者、操纵者。实现法的信仰，首要的任务是树立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让一群不懂法律的人去驾驭法律，如同让一群儿童主持一个内科手术，不仅不能救人反而易自伤。执行法律的人如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最恶。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么如果执法犯法，则应该罪加九等！

如果执法人员自身都不相信法律，不尊重法律，不捍卫法律，那怎么又能要求民众信仰法律呢？我们的执法人员本身不懂法，本身知法犯法，法律只捞住小鱼，而不能网住大鱼，这是对法律权威最大或最直接的伤害，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执法人怎能叫人们心安理得相信呢？失去对法官、检察官、警察和法庭的信任，那么人们就不会对法律的巨大热情，从而也不会把法律当作神圣的东西并加以信仰。司法不公平、执法不公正，不可能培养法信仰。

4、加强对民众进行法律启蒙，培养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仰。

法律要取得社会信仰，博得民众尊敬，必须让民众了解、知晓法律。当我们的民众不知权利为何物，不知法为何物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够做到所谓“为权利而斗争”呢？西学的繁荣，得力于法学家们对权利、正义的关注，得力于自然法思想推崇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法律平等的启蒙。没有法学家们对民众法律意识的启蒙和唤醒，很难确立对法律的信仰，可以说没有罗马法学家就没有罗马法。

而中国由于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中国的法学家们远没有完成法律启蒙的任务。我国民众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法信仰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法律有什么规定，也不关心它是如何规定的饿。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犯罪、刑罚和不好东西，只要自己不杀人、不放火，似乎法律就与自己无关，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不知道如何保护，不会告、不愿告、不敢告的情形比较普遍，这种状况很难产生对法的信仰。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为我们昭示了这样的启示：一切化都是人的现代化。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厦已经确立，法制正日益完备的今天，必须强化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必须强调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培养、启蒙、教育可以促进人的不断自觉觉醒，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及法律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们的法律心态和法律信仰。

但法的启蒙教育，并不仅仅是法学家和法律部门的事，法律信仰的培养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一些城市如昆明市中院开播的每周法庭直播，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河南台的法制时段等等节目，事实上都在营造一种法律氛围，都有利于法信仰的形成。

几百年前，百年不遇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康德，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的景仰和敬畏，那就是在我头上的璀璨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比照康德对待道德的坚持不渝，我们也理应有着宗教虔诚般的态度去对待法律信仰，因为古往今来有信仰的人，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就能找到精神家园。卢梭也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多能够把对法律的神圣信仰深深铭刻在心里，那么在法律信仰所支撑起的一片蓝天之下，我们将会欣喜地看到，在不远的将来一个美好、理想、令人神往的法治远景就在不远的前方。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了法中一个重要的——法律信仰，对于我们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书目

[1]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91年版第14页。

[2]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91年版第47页。

[3] 徐忠明著：《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87页。

[4] 《马恩全集》第1卷第10页。

法律信仰篇8

关键词：法律信仰；法制精神；法治建设

一、法律信仰的概念和基础

(一)法律信仰的概念和内涵

信仰是主体基于社会生活的经验和情感体验而产生的对社会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的一种主观把握方式，由于对信仰对象的极度信任、依赖、尊敬，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心灵的安宁与满足，并愿意为之献身。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法律和依法治理方式的一种理性的自觉把握，是主体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并体现在行动中对法律严格遵循和对法律尊严的维护，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蕴含和心理基础，是法治社会中的最高层次的理念问题。

(二)法律信仰的基础

1、正义性。法律的公平、正义正是人们承认法的至高无上，拥赖它的神圣以及遵从它的权威的源泉。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将实现正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和目的。它以其自身规范性分配和安排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使个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个人的应有义务得到履行，从而使其正义性得到充分发挥。

2、利益性。人们追求利益的前提源于人们的需要，当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促使人们追求下一个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我们可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当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时，我们发现法律发挥了它的规制作用。①法律被信仰与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是正相关关系。

3、救济性。在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环境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利益的互动及权利的摩擦是人为不可掌控的，因而冲突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面前选择法律，从而使问题进入司法程序，也意味着冲突最终通过法律方式得到保障，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显而易见，法律的救济作用使人们的合理、合法利益得到了保障。因而在法治化的社会中，法律必将被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首要渠道。

二、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一）法的运行现状阻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立法缺乏严谨性

近年来立法机关脱离大的社会背景而仅从立法这一单方面考虑在不断加快立法速度，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这就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法律法规数量的猛增，使得社会民众无法对他们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就更谈不上对他们的运用，这就造成了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抽象、空洞感，因而法律在人们心中失去了亲和力，立法缺少民主，缺乏完善、有效贯彻实施的听证程序，普遍民众没有资格参与立法，没有给予群众在立法中建言献策的机会，这就容易导致广大民众事不关己的思想，从而对立法产生冷漠的态度；立法机关权限不清，越权立法、重复立法时有发生，有些立法违背规律或立法技术存在问题，使法不能实行或难以实行。

2、司法缺乏正义的保障

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根本保障。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司法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大量存在。民谣"大圆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全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反映了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同时司法过程监督不力，同样一个案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法院竟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审判结果成为"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民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

3、执法的混乱

执法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和遵从。有关执法方面我国尚未完全建立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加之作为执法工作者自身缺乏法律信仰，在工作中只知其本职工作是执行法律，而理性思考后不知法为何物以及相当一部分执法工作者缺乏良好的职业道德因而于百姓的利益而不顾进而出现权力大于法、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存在这样法的运行状况，人们很难对法律产生信仰，也就不期盼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二）教育及法制教育的落后不利于法律信仰的养成

法律信仰基于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知悉，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加上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不够，我国的教育事业处于欠发达状态。与此同时法制教育机制的不完善一并构成了法律信仰的障碍。我国的法制教育起步晚，而且对法律知识的教育及法律信仰的培养不够重视。我国的法制教育课程仅在大学期间开设，从接受教育的主体层次上来讲这造成了一种法制教育断层现象。同时，我国在对法律专业学生的大学教育中，大多着重对具体部门法律知识的传授，相对忽略了最根本的法的理念的教育，从而导致许多法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四年后，仍不知"法"为何物。

我国法制宣传的普及面狭窄，很多地区、相当一部分人群仍不知"法"为何物，因而法制宣传并未达到真实的普及目的。法制宣传的力度不够而且普法教育不够深入，很少实际深入到基层，这就不能从根本上使广大民众了解、知悉法的内涵。

(三)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束缚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有力的控制工具。这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暗示社会民众对法律的被迫服从。如此一来，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被统治者--社会民众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用于管制和约束被统治阶级时所用的一种手段，于是对法律产生畏惧心理。

三、培养我国民众的法律信仰

（一）提高立法质量

提高立法质量，是培养法律信仰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没有较高质量的立法，法的后续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徒劳。立法机关要着眼于广大社会群众的价值取向及利益追求继而制订法律，尽可能使法律客体与民众主体的隔阂最小化。同时，完善立法制度，提高立法技术，因为拥有好的立法体制能为司法正常运作提供依据、保障司法质量而间接地有助于培植对法律的良好信仰。

（二）推进审判方式改革

审判方式是法向人们展现其公正的平台，没有良好的审判方式，法当然不能很好地将其内在魅力展现于民。推进审判方式改革除了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完善制约机制外还需要司法、执法工作者增强对法律的信仰，加强自身文化素质修养，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用其自身的约束力来保障审判的公平、公开与公正。

（三）实行正确的普法教育

法律信仰的培养不能脱离法律知识的教育，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应该是贯穿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制教育应是潜移默化的，实行不间断的教育模式，同时这种教育应采取取悦于民的方式进行。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针对不同的文化程度，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使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普法宣传教育中坚持一切触及群众日常利益的原则，采取权利为本位的普法教育，消除人们心中畏法、厌讼的情绪，使其接受法、亲近法，这样才能去信仰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律应该受到至诚的信仰，只有被社会民众所信仰的法律才能将其内在的效力发挥的淋漓尽致。法治归根到底要求人们对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予以确认和肯定进而在忠实的基础上对法律产生一种归属感，并愿意为之现身的精神。法律的有效运行不能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法律至诚的信仰。法律只有为人们所信仰，只有为民众所敬畏，才具有法治的权威。

注释：

①赵震江著《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323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

[2]杨解君：《立法的膨胀》，在于《法学》1996年第2版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4]赵震江：《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