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范文

道德法律篇1

 

一、道德法律化

 

(一)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转变的原因

 

其一，牺牲统一的道德观是社会进步的选择，多元社会观念的形成意味着传统观念逐渐瓦解、多元化道德观逐渐形成，即道德观念的分裂使得法律不得不产生。

 

其二，法律是伴随着道德分裂、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与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的。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突出，此时如果不依靠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来调整社会秩序，社会则会在不断激化的矛盾中消失。

 

其三，法律的确定性，法律的可预测和引导的功能，使得生活在社会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确定的秩序。在这种变迁中，旧的制度渐渐跟不上社会的需要，法律逐渐从中摆脱道德和人们的主观意识的束缚，而成为科学完备、逻辑清晰的确定化体系。

 

其四，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不变的环境中，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是容易形成的，但个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存在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自我意识的强化，个体挣脱了自己和群体联系的纽带，人们开始处于变化中，这种变化带来了不安定和自我防护，于是便需要法律这种更有效的保障来维护。

 

(二)道德法律化——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转化的方式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不是对道德直接进行吸纳的，而是通过从道德到法理再到法律的转化。伦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需要将其体现的客观性提炼出来，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可衡量的标准，且这些标准需要符合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伦理都能并都需要转化成法律的，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的转变不仅不意味着道德的瓦解和消失，反而更是道德形式不断多元化的表现。

 

现实中道德向法律的转变有着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两种方式。道德向法律直接转化一般表现在法律原则中，法律原则可以用来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同道德一样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都没有相关的处理后果，此时只要将合适的道德观念抽象成道德规则，然后转化成相应的法律原则即可;道德向法律的间接转化体现在造法者运用技术性手段将道德转化成各种法律规则及法律文本，即立法者在立法时受现实中存在的道德观念的影响，运用一些逻辑手段等，将道德观念进行统一和明确，最终以法律规则的形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道德的法律化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它也存在着缺陷和法律难题，但权衡利弊，从社会的发展来看，秩序是首要的，道德法律化的优点大于其缺点。

 

二、法律道德化

 

(一)法律道德化的可行性

 

法律秩序向道德秩序的转化能否可行，关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人性可否改变;其二，人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外在环境是否可变。显而易见，第一点的改变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道德秩序的实现是有待于每个人自己的人性能力的发挥。第二点在法律道德化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可以将原先道德法律化的事情重新交回道德进行调整的，如性自由的选择，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共秩序，如今的法律是不再过多干涉的。

 

从法律的道德化到道德秩序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公民自我修养和法律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法律秩序向道德秩序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制度的衰退，而是社会公众素质和道德不断提高的象征。

 

(二)法律道德化——从法治初始到法治成熟再到德治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了历史上最为经典的关于法治的界定：“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①法治的初始是大部分人基于对法律强制性手段的威慑力而遵守法律，且此时的法律可能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存在差异;当一个社会具备良好的法律规范，并且社会中的绝大数人都是自觉遵守法律时，法治已达到成熟阶段;当一个社会普遍遵守法律的人不仅是认同法律规范的也是认同法律背后所阐释的道德观念时，这个社会便开始向德治进行转化了。由此可见，法治和德治是可以相结合，并相辅相成的。

 

三、结语

 

法律和道德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形成有效的社会秩序。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相互转化中，链接二者的重要枢纽即为正义。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也是道德的一个基础。道德法律化的起点是正义，原因在于正义转化为法律，是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的需要;法律道德化是以道德的义务心态对待法律义务，这个过程如以正义为出发点，才能更好的实现。

 

道德法律篇2

关键词 道德评价 守法 义务

一、实证主义与法律权威

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的联系，并以此得出了恶法非法的观念。法律实证主义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与社会事实问题才是关于法的定义的核心问题，并由此得出了恶法亦法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权威的来源。自然法学派认为“恶法非法”，正如凯尔森所说：“若实在法从自然中获得其效力，那么实在法就根本不具有自身的效力，人们就只应服从自然规范”。人们甚至可以得出：恶法非法，不应当是法律的法律就不是法律，我们不仅可以批评它，也可以违反它。而和现实中人们对于法律的遵守和评价有很大差距，自然法在把法律权威交给道德的正当性时，已经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法律实证主义则把是与应当是做了区分，认为不应当以应然的法律来否定实然的法律，法律的应然性和实然性是有区分的，并从强制性的一面解读法律的权威性，使法的权威性回归到了法律的自身特征上面去。法律的权威不来自法律的道德正当性，而来自法律自身的强制性。如安乐死问题，现行大部分国家还是禁止安乐死，可如果从自然法角度，我们可能得出安乐死的道德正当性，由此得出可以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如何维护法律权威性，便需要依靠法律自身的强制性。

二、法律的道德评价问题

关于实证主义法学派“恶法亦法”最大的误解是二战，认为实证法律思想是二战纳粹集权专制的思想根源，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学者质疑。依据是：把实证主义法律思想归结于专制思想的来源，不仅忽视了德国理念论和新黑格尔主义的作用，而且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着经验主义倾向的英国、实用主义故乡的美国却没有走上集权专制之路。相反，现在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往往以自然法或者道德的面目出现，历史也清楚的显示着法律在防止专制和集权上的作用，经验主义思想在民主和保护人权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总之，不能简单地得出法律实证主义支持专制和暴政而自然法理论支持民主和自由。从表面上看似乎“恶法非法”更容易接受道德的评价，“恶法非法”忽视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作用。从法律逻辑上看：“恶法非法”，表述为所有恶法都不是法律，也表述为所有法律都不是恶法和所有的法律都是善法；“恶法亦法”，表述为所有恶法都是法律，也表述为有的法是恶法和有的法不是善法两种表达。我们清楚的看出自然法学理论的表述把法律给封闭在一个自己的保守的空间，因为所有法律都是善法，意味着法律无需道德评价，需要道德评价的不是法律，因为没有法律是恶法；而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表述中可以得出有的法律是恶法即不道德的法律，只有接受道德的评价才能得出法律是恶法，可见，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对法具有更强的批判性。多数实证主义法学家也清晰的认识到这点，如科尔曼：“实证主义比自然法在促进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方面做的更好。”法律实证主义对法律的道德评价问题已经弄清楚，可由于法律是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当中，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需要结合该法律所处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人们的观念。

三、守法义务问题

法律和道德评价是解决法律静态意义上的评价问题，但问题是在法运行过程中公民守法义务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公民是否服从法律的问题。守法义务作为一个问题，是在实证主义法学产生后，实证主义法学产生以前，守法义务是公民道德的自然要求。依洛克契约论，公民有守信的自然义务，公民守法是因为法律是经过每一个人同意的，而每一个人只要占有土地或者享用政府领地就代表他同意，他就必须服从那个政法的法律。罗尔斯则认为守法是一种自然责任，只要是支持和发展正义制度的责任就是自然责任，认为守法是公民无需证明的责任。把守法作为自然责任，是法律在绝对正当情况下的要求，而没有一个上帝式的人物能保证法律的绝对正当性。法律既然不可避免的接受道德评价，自然就有守法义务问题。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改以适应社会变化。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忽视了人是作为社会中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秩序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在动荡社会中自由、正义、人权是不会有保证的，从各个朝代更替转折期就可以看出。既然秩序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公民的守法义务便转化为秩序问题，既然现在是法律作为社会的秩序，守法便成为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义务。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的价值是：保持对民主制度下法律的警惕。

（一）民主制度下也可以产生“恶法”：法律的制定，不是在每一个人的参与下制定的，即使是在每一个人的参与下制定的，但制定者不一定全是法学家，很大部分不是，而法律的专业性很强，难免产生“恶法”。

（二）即使存在现行民主实践，也要对其进行制度化，对其进行不断的评价，避免忽视少数人的合理利益以及利用民主进行专制和集权的现象。德国纳粹便是利用民主和法律的典型。

（三）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是避免服从不正义法律现象增加和为民主制度下提供合理途径修改不正义法律提供道德基础。

法律毕竟是一种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人类历史已经形成了人们心中的道德价值观念，法律不可能无视道德而存在，因此，保持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是法律成为“善法”的良好途径。

参考文献：

[1]科尔曼.原则的实践—为法律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辩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57.

[2]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道德法律篇3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情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愿望虽然美好，却过于理想化。期盼或要求人们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去做相反的运动，是合理的。但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遵循于此，则是不确定的。唯一可确定的是没有道德和法律，这些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要道德和法律的现实存在，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有实现的一天。因此，理想化的愿望需要实践。

道德法律篇4

 

一、道德法律化的含义

 

道德：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其目的在于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

 

道德与法律都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调控手段。两则虽存在不同但在特定时期又相互交叉和渗透。二者属于上层建筑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联系表现在：1.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第一，道德是法律的底线法律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个国家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道德，那么这部法律便是不良之法。第二，道德对法律有补充和保障作用。现实生活中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很多，此时道德就对那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第三，道德束缚是人民自觉守法的前提，守法者道德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就会增强，这对我国建立法治国家有着积极作用。2.道德与法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为人们所不容违反道德的行为。凡是法律倡导的行为，也是人们所遵守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道德行为。

 

所谓道德法律化，目前理论界通行的认为是：国家从法律(即伦理)的角度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化，用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活动。二、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关系

 

道德法律化是将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道德理念提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良法之制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是使法律转化为更高的道德观念的过程，也是法律能够被被统治阶级严格遵守甚至信仰的过程。因此，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1]。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一，道德法律化侧重于立法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更倾向于守法过程。法律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简单的说，法律就是道德的进化形式，所以道德法律化强调的是如何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立法过程。而法律道德化是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容易的接受法律的过程，是将法律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过程，因此是守法的过程。第二，道德法律化体现的是法制，法律道德化体现的是法治。法制又称为法律制度或以法而治，是一种成文的、不易改变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属于制度的范畴。三、道德向法律的转化方式(一)直接转化

 

法律原则中蕴含着道德向法律的转化方式。法律原则对法的创建和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原则的直接转化如下：

 

1.道德规范与法律原则性能一样

 

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是一朵双生花，法律规则具有具体性和确定性，但由于法律规则太过具体而导致应用系统过于僵硬灵活性不足。此时就需要法律原则来弥补其漏洞和缺陷。而法律原则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可以涵盖许多法律事项，但在具体应用方面太广而导致在具体案件中往往出现困难，这就要有法律规则加以限制。

 

2.两则都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

 

法律原则虽涉及到法律的方方面面，但是其相关的法律后果未做具体规定。而道德规范也是如此，当人们有时候违反道德规范时，往往只会遭受心灵的谴责而不接受法律的制裁。由于法律原则与道德规范如此相似，因此两则之间可直接由日常生活中产生出道德观念，再由道德观念中提炼出道德规范或原则，然后将适应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或原则直接转化为法律原则。(二)间接转化

 

道德向法律的间接转化过程就是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法律原则再转化为法律规则的过程。法律规则指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行为或活动的命令、允许和禁止的一种规范。道德转化为法律规则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的磨合和试炼，道德规范向法律规则转化的过程经历了拆分和整合两个阶段。首先，道德要转化为法律，必须要具备法律所具有的特征。在道德被具体化为具备法律特征的同时，其伦理性将会被逐渐磨除，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技术性的具体明确的法律条文。其次，光具备法律特征并不能构成法律规则，还必须具有法律规则的逻辑三要素即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2]。因此需要把道德的各个部分进行技术性的具体化，并按其逻辑结构进行编排，排除有逻辑矛盾的法律规则，取其精华的法律规则罗列在法律条文中。

 

作者：高万霞 来源：法制博览 2016年6期

道德法律篇5

[关键词] 道德体系 法律规范 社会主义 和谐关系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5）05-0017-06

DOI：10.13904/ki.1007-1539.2015.05.003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在哲学、政治学上，还是在法学上，都是人们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从其应用价值来考虑，它还将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社会风貌，即我们应该生活在“民免而”的社会还是“民有耻且格”的社会？因此，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必须十分慎重地加以考虑，并且严谨而科学地加以论证。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索：第一，道德与法律在历史上曾经是什么样的关联，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第二，道德与法律在逻辑上具有怎样的结构，二者是如何和谐又是如何冲突的？第三，道德与法律在规范上如何区分，时序上如何安排？

一、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之维

（一）中国路径：德法合于礼、以德为主、强德弱法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分工结构共同决定了中国特定的历史逻辑：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共同构成了一个家国同构的伦理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运用的也是同一套原理。在处理家族或国家问题时，人们习惯上以道德伦理为第一选择，而不是以法律作为首选方式。只有在道德教化不足以威慑时，统治阶级才“出礼而入刑”、“乱世用重典”。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的道德和法律观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孔子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既要靠法律的严厉制裁，更要靠宽容的道德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是法家，法家主张在“争于气力”的时代，应“以法为本”、“以法治国”，法律可以“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管子・七臣七主》），治国方略上要采用“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策略。“万事皆决于法”的极端法治思想只在秦统一六国前后盛极一时。然而随着秦的灭亡，人们不再接受“以法治国”思想，法律的威严与地位一落千丈。但与这种表面上的“寂寞”相应的是，法律从“显学”走向“隐学”，以低调的“姿态”与道德妥协：以“宽省简约”的“外在形式”向简单明了的道德体系靠近，内容上亦吸收道德精华而“引礼入法”。从汉至清，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一直以“德本法末”、“明儒内法”为主导思想，“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基本上反映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共同认识。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我国法律体系随着国家的四分五裂而几乎全部断裂，但传统的道德体系却依然顽强地维持着，特别是在没有构建新的完备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艰难过渡。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革命道德，正是在这种新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取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以模仿为特征的法律建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雏形，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新的法律体系的建构中途夭折。在法律体系还处于幼年的时候，“砸烂公检法”的运动更使国家陷入混乱。在此期间，革命道德亦难以独立支撑，道德无序和法律虚无恶性循环，道德与法律同样处于危难之中。

（二）西方路径：德法分设、以法为主、强法弱德

由古希腊和希伯来两个文明汇集而成的西方文化中，商业文明源远流长。与中国不同的是，不论是信仰一神的希伯来人还是信仰多神的古希腊人，上帝或宙斯这个宇宙至高的主宰都构成其思维观念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超验的上帝的维度，这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在人类整个历史中都存在，而且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位上帝是人眼不能见的，但人们相信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是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所没有的思想维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希伯来文明中的核心表述文本《圣经》本身由“旧约”和“新约”两个契约构成，宇宙创造者的至高神采用“约”的形式来安排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学会了用这种契约来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来自宗教的道德规范很自然地衍生出以私人合同与公共合同来治理国家的法律规范，且这些法律规范与宗教道德规范有着天然的联系，让法律成为外在形式而里面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从各国的宪法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源自于《圣经》的律法和诫命形成了最初的道德观念并演变为后来的法律制度价值观，西方传统的道德观念如正义、自由、平等等核心道德观念源源不断地进入宪法中，借助于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最高效力，这些价值再度转入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具体的法律文本中，以不同的法律规范形式体现出来，道德传统的力量借由法律的途径对现实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法治格局下，道德成为“隐身”于法律规范当中的“基因”，而法治则随着国家的权威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法治的有力保障下，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和信息文明等更高的文明模式不断迈进。与西方这种稳定而长久的法治文明相适应的是，法律至上、法治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近现代社会，西方历史中有的时期道德丧失良善的立场，成为法律的“附庸”，甚至出现道德被法律“背叛”、“驱逐”的现象，这是这种过度单一的法治模式的必然代价。例如德国在希特勒统治期间，“恶法亦法”论调的喧嚣使原有道德体系被颠覆，而二战后这样的法律体系也因其邪恶而被彻底摒弃，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使原有的道德秩序得以恢复。二战后的《联合国》和《欧盟》都回到传统道德的轨道上来。

从现象层面上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既出现过道德与法律相对协调的时期，也出现过彼此相矛盾的时期。在中国体现为短暂的德法对立和长期的德法结合。由于过于强调德与法的融合而造成两个系统的互相捆绑和限制，没有足够的独立发展空间，道德、法律体系都没能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在二者关系上，传统中国过于看重道德的作用，忽视法的现实功能。而对于西方来说，在中世纪，当基督教伦理与国家政权合二为一的时候，道德、法律也曾紧密结合；但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随着宗教与世俗社会相分离，法律也从基督伦理中分离出来，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其直接后果就是道德和法律之间出现了距离，而且距离愈来愈远，最终使道德失去了对法律的制约能力。随着法律失去良菩的道德方向，道德亦走向虚无和迷茫。在德法关系上，西方的经验是法律与道德相互分离，这样二者可以各自保持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教训则是二者的过度分离所造成的体系之间的断裂乃至精神的背离。西方传统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建设，失败之处则在于忽视道德的统帅作用。总之，历史证明，法律与道德既不能相互僭越，也不能截然分开，不能互相独立和互相看顾的法律与道德迟早会走向歧途。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之间或和谐或对抗的关系都会对现实产生重大影响。当法律以道德为必要引导、道德能够辅之以内在力量的时候，法律的正当性就强；相反，当法律背离道德要求时，法律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摒弃。同样，道德有法律作为后盾时，道德的作用就得到彰显，而法律如果软弱到不足以支持道德时，道德的作用就涣散，就会出现道德沦丧的现象。历史经验证明，道德通达与法律昌明互为条件.道德沦丧与法律失效互为表里。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逻辑之维

（一）隐藏在历史之下的关系逻辑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借助这种有效的理论工具，不但可以从普遍现象中抽象出客观规律，同时也可以用得出的结论来解释历史现象，进而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制度的构建。以下笔者将在逻辑的路径上展开分析，即以抽象的、逻辑的方法来审视二者的关系，以求得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解和认识。相对于历史研究的外在的现象观察，逻辑研究更具有一种内在抽象的视角，这种视角使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更容易在微观层面上生动地呈现出来。

（二）道德――法律关系的二维结构

将道德与法律作为两个不同的变量进行交叉就得到一个两维的坐标系，交叉点是人的行为（如下图所示）。

道德一法律二维结构理论示意图纵坐标是道德坐标.上半部代表合道德的行为，下半部代表不合道德的行为；横坐标是法律坐标，右半部代表合法的行为，左半部代表不合法的行为。在道德与法律相交叉的两维空间里，按照人们对行为与规范的判断结果，可以将行为进行归纳与分类。某一行为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标准判断之下，可能形成四种结果：合道德且合法的行为，合道德但不合法的行为，不合道德且不合法的行为，不合道德但合法的行为。当道德与法律取向一致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并尽量稳定，当道德与法律都禁止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这种既非法又不符合道德的选择，当道德与法律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进行适当调整。调整需要首先考虑道德的菩恶，道德为菩的行为法律就不应禁止，而应鼓励，而道德为恶的行为法律就不应褒扬，而应批判，因为道德既是法律正当性的来源之一，也是对法律进行评价和改进的动力。但在法律生效之后，道德则应以遵纪守法为其本身的行为规范，在法律适用的各个环节上以道德的方式促进和保障法律的实施。

（三）道德与法律的相遇、界分与对立统一

1.道德与法律在人的行为上相遇。道德和法律共同作用于同一目标或同一场域，即人的行为。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通过人的内在意志选择和外在行为表达才转变成一种事实。由于人的每一个行为都受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支配，因而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呈现双维交叉关系。一方面，法律是人制定的，不同的立法者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追求，这样就决定法律也必然反映立法者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法律也是作用于人的，而人则是具有某种道德感的生命个体。因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势必会与道德相遇，道德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在场。法律必须重视道德的存在。可以说，法律必须具有道德的内在底蕴，完全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

2.道德与法律在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上有明显界分。从规范的强制性程度上来讲，道德规范的实质是行为的可选择性.道德规范一般采取“应该如何”的语式，这种语式代表一种规劝和建议，而法律规范的实质则是行为的不可选择性.法律规范一般采用“必须如何”的语式，这种语式代表的是一种“不得不如何”、“否则便如何”的压力。相对于人的行为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软”约束，而法律则是外在的“硬”约束。与此相应的是，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而道德则是人们内在的良心的约束，它并非一定要以国家统一制定的形式存在，它可以习惯、纪律、道德原则等不同形式存在于个人的良知和公共舆论之中。

3.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对立与统一。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同时受到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双重调整，由于道德与法律本质的相异性，造成法律与道德成为两种不同的判断标准。当道德与法律取向一致的时候，二者的判断结果是一致的，如A区域的行为获得法律和道德的共同肯定，而C区域的行为则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同时否定；而当法律和道德的判断不一致时，一个行为就会出现互相矛盾的判断结果，如处于B区的行为合道德但不合法，而处于D区的行为则合法却不合道德，这样就出现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冲突，人们在选择行为标准的时候不知以何为首要。

由此可见，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是一种行为规范，二者都会对人们的行为发生特定的影响。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纯粹单一的道德之治或法律之治。因此，不论是道德之治还是法律之治，都是治国之策的选择之一。二者不是绝对的对立、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容、相持、互相补充的关系。一方面，道德构成了法律正当性的基础，道德是法律的灵魂，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道德之治的必由之途，法律始终是道德的忠实守护者。

三、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规范之维

由于道德和法律这两种规范共同作用于人的意志和行为，因此在人们进行选择时，往往发生内在的冲突，当一项法律与个人的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是听从道德良心的声音还是服从法律规制？在历史上人们对此考虑往往一概而论。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问题还原”和“情景对应”的方法来求解，亦即首先将问题还原成：“当道德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究竟以哪种规范为上？’其次罗列几种典型的冲突情境，在具体情境当中，将道德与法律两个要素摆放到里面去，看一看究竟是哪一种规范为上。这种分析方法既可以看作道德与法律冲突在时间序列的全面展开，也可以看作对上述二维结构原理的纵向挖掘。

（一）立法阶段：道德为上

这一阶段道德应当成为立法所要参照的标准，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不能来源于其自身，而只能来源于道德，因此它必须服从于道德。换言之，不符合道德的法律是没有权威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被造之物。在这一阶段，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哪些道德规范法律化，这一问题指向了道德法律化的限度；二是通过何种技术手段将道德法律化，使法律能够以特有的技术反映道德的要求并落实道德的要求。从法律体系而言，法律的价值、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都是道德渗入法律的有效渠道，通过价值引导、原则设定和规范确认，使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变为具体的法律操作技术。

（二）执法阶段：法律为上

由于道德的要求已经在第一阶段嵌入法律规范当中，因此在这一阶段应以法规范为唯一标准，而不是将道德与法律并列起来，在作为判断标准的意义上，法律成为首要的也是唯一的标准。道德则成为法律实施和运用的辅助，而不是主宰或进行过多的干预。但在这一阶段道德的作用依然是存在的，因为道德可以通过对执法者和守法者的观念而起到潜在的作用。

（三）司法阶段：法律为上

在这一阶段道德同样是法律实施和运用的辅助，而不是主宰。由于法院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机构，因此，这一阶段也应以法律至上为根本准则。道德的不明确性、不严格性应让位于法律的明确性、准确性和严格性，这一阶段道德应当在规范形式方面保持中立，而不应当直接介入，特别是不能作为案件的判断依据，形成法外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的依据必须是“纯粹的法律”。但道德在这一阶段并不是无所作为，它可以通过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及诉讼参与人的社会公德系统发生潜在而间接的影响。

（四）立法、执法及司法之后阶段：道德为上

这一阶段通常为人们所忽视，但这一阶段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整个过程的必要连接和更新机制。虽然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开始了立法评估的探索，但总的来讲，这一必要阶段在现有的法律体制当中还远远没有成熟或者独立存在，甚至还没有明显或者特别的制度性标志。但这种现实本身并不能否认人类理性的可错性，同时这种现实也不能遮蔽人类进行更高合理性追求的欲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法律整个体系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法律进行完善。在这一阶段，对法律进行评价的标准仍然应当来自道德，合理性高于合法性。通常意义上讲，公正、自由、平等、宽容、效率等价值是人们经常用来进行批判、检验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

四、道德与法律矛盾关系的和谐解

在历史维度下，道德与法律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法律与道德始终是相伴而行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时而相交时而相离的状态恰恰表明它们有很强的功能互补性和结构亲和性。不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外国的历史，至少说明道德与法律一直是共存，而且有可能是协调共荣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关系。因此，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需要在如何共存共荣、如何互相调适这一更现实深刻的问题域中展开研究。

在逻辑维度下，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和谐也有冲突的可能：当一个行为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一致性评价的时候，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认定一致的关系，如杀人、盗窃、等行为。不论是以道德的立场还是以法律的立场来看，都会得到否定性评价。而安乐死、拾金而昧、见死不救等行为，如果从道德和法律两个不同的立场出发，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判断结果。如何解决二者的冲突，就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是逻辑维度所揭示的内容。

在规范维度下，将法治的实施阶段按时间顺序划分为立法、执法、司法和反思四个阶段，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当中，道德与法律各自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占据上风，立法阶段和反思阶段道德居上，道德优先于法律作为上位规范，而在执法和司法阶段法律则为上位规范。在法律的不同阶段，道德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法的建设过程。因此，我们在谈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不能简单、片面地说“道德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同样，在谈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时，也应当注意到道德与法律的相容或相持关系，“以德治国”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而是对“依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反之，“依法治国”也不是对“以德治国”的颠覆，而是对“以德治国”的必要延伸。

由此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中西方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同时，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很多的场景下聚集于同一个行为。最后，二者更不是各自独立、不相往来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五、道德与法律的承接与对应

在我们从现象上和逻辑上理清道德与法律之司的对立统一关系之后.在现实的制度层面就应采取一种双向的、均衡的操作方案.一方面使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以各自的方式存在，并保持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对立统一关系，使现实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能够互相承接、互相对应。

（一）立法阶段

在立法阶段，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要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支持，使社会主义的法律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权威。在这一阶段，道德应当勇敢地站在法律的前头，给法律指出明确的方向，将正确的价值观念“输入”法律当中。具体做法是使公正、效率、平等、自由等道德观念恰当地融入法律规范中.通过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进行转化。为此，在这一阶段的道德体系建构当中，应以法律的建设为主要目标，慎重地提炼出科学合理的伦理价值体系。具体的做法是以中国传统道德、革命道德为基本指南，使社会主义道德成为立法活动的价值指导。这里可以暂时考虑让伦理学家参与国家重大立法，以保证国家主流的道德原则能够顺利地进入法律当中，将来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道德委员会，专门负责道德与法律的协调关系，保证法律的道德性，提高立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二）执法和司法阶段

在执法和司法阶段，道德应当成为法律实施的保证。在这两个阶段，道德不是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而是实现法治的“得力助手”，道德的目标是提高执法者和守法者的守法自觉性。因此，遵纪守法就成为这一阶段道德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从一般规律来讲，个体道德的水平高，执法就很顺利，违法的现象就会减少；反之，法律的实施就会遇到很多障碍。因此，道德主要应当从两个方面保证执法的公正，一是增强执法者的道德水平和职业修养，二是提高守法者的荣辱观念，增强守法者的“羞耻心”。在这两阶段，道德不是站在法律的前边进行引导，而是融入法律之中进行转化，辅助法律的实施，以便更好地实现法律之治。具体来说.在执法阶段，要明确公务员伦理道德义务，使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化，重点强调公务员的道德水准，使其成为公务员考核的重要内容，道德修养要与执法水平相协调，将道德与法律两套行为规范转变为具体化的行为指导，纳入《公务员法》及公务员的日常考核当中。在组织上建立公务员伦理监督办公室，在法院和检察院系统设立职业道德监督办公室。

（三）立法、执法及司法后之反思阶段

在法律评价和完善阶段，道德应当成为评价法律成败的重要标准。法律对社会经济利益的调整是否公正、有效率，是否能够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监督公共权力，法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都是需要在这个阶段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阶段，道德再次站到法律的前面，批判法律、弥补缺陷.从而促使法律体系能够不断进步。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构中，大力发挥社会主义道德对法律的指引和评价作用。第一，完善制度，以制度作为法律评价、法律反思和法律完善的有效机制，及时纠正立法的不周和偏差。建立立法后评价制度，使法律效果的评价与道德效果的评价共同进行。第二，建立立法建议征集制度。国家应当广泛征集并建立那些能够发扬传统美德、提高公民道德素养的制度，如孝养父母制度、公民良好行为奖励补偿制度、慈善制度等。

道德法律篇6

    审视时下国人有关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可以说，在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外在视角”过份张扬和“内在视角”相对稀缺。有鉴于此，需要补强“内在视角”，强化从法律职业自身的特性和需要出发来认识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纠偏，有助于按照认知的规律性形成健全而平衡的视角，而且还能够改进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品质，体现道德的属性以及人类道德实践的特殊要求。

    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人的良知和内心确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道德实践包括道德教育则是一种求于内（道德认同）、达于外（道德行为）的活动。就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而言，如果在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不贯彻一种“内在视角”，如果不能揭示法律职业特性与法律职业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从业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职业道德对于其事业的至关重要，那么，就不可能使他们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并基于道德认同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道德自觉。

    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单纯的“外在视角”、仅仅从时势政策的需要来阐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显然忽视了法律职业自身的需要和特性，忽视了法律职业作为道德判断的主体地位。它向职业者传达的信息是“社会有需要，你（们）不得不”，而不是“你（们）有需要，你（们）应该”，因而很容易使从业者从心底里产生隔膜，并进一步造成道德上的压迫感或强制感，使人如有重负。因此，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兼顾内、外两种视角，在对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既考虑时势政策的要求，更顾及职业主体的需要和职业的特性。

    那么，什么是“内在视角”下的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呢？从法律职业的形成来看，法律职业道德在其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律职业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现代法律职业。因此，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对此，我想从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的特有品质的角度，做一点具体阐述。

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一文（见本报2001年11月23日第三版）中，我曾提到，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四种有机联系的品质，即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致力于社会福祉、实现自我管理、以及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法律职业道德之所以重要，从“内在视角”来看，就在于它与法律职业的这些品质密切联系。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为社会服务的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法律职业实现自我管理的一个基本途径，是法律职业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有效保证。

    作为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内容。从事法律职业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艺术”，其中就包括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要成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其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掌握基本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能。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为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必需，它应该属于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能力的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事务应该如何来完成。具体地说，他应该知道道德是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它不同于美丑、真假、神圣和世俗、称职和不称职等价值判断；知道决定职业行为对错、好坏的标准，以及证明职业行为和道德主张为正当的适当理由；知道职业上的“善”为何物，其依据何在：知道在面临道德争议时如何形成自己的立场，将不同的道德理由整合为连贯一致的形态，以及解决道德争议的办法是什么。

    作为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备职业精神，而法律职业精神的核心，就是致力于社会福祉、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服务。在这种精神中，特别强调的是利他主义的伦理性。它所遵循的不“只是赚钱的要求”，也不以赚钱多少来衡量、评价职业成就的高低。这样一种克己利他的属性，恰恰也是道德评价的精髓所在。道德评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他的评价，追求的是有利于他人和群体，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并在此前提下定位自我利益的实现。法律职业道德也不例外。法律职业道德在处理职业与社会、职业个人与职业整体、以及职业个人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方面所提出的各种要求，都体现了服务于社会的利他主义职业精神的要求。从动态实现的角度看，法律职业者之所以能够以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关键是因为在这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成分，发挥了定向规制的作用。

    作为职业自治的实施途径。法律职业是一个自主自律的职业群体，它通过各种途径或手段实现自我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和实施职业道德准则。法律职业自治，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自治；它要为社会所允诺，就必须以造福于社会为前提，而不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因此，组成法律职业，意味着其组织要自主地为从业者制定专门的“伦理法典”，并通过非正式的同行压力，通过限制进入职业组织，通过审查、处分甚至清除那些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人，维护和实现职业自治。

道德法律篇7

【关键词】道德法律化 负效应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道德法律化”，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述。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初步确立，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价值取向紊乱，人们缺乏社会公德等现象。因此学术界有人提出“道德法律化”，主张运用法的手段强制推行和实施道德，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道德法律化”在我国是否可行

道德法律化，在西方国家有着较长的运用历史。现阶段面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学术界也有人提出学习西方的“道德法律化”，那么，“道德法律化”在我国是否可行，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道德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并非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都可确立为法律。第一，法律和道德的属性不同，它们所调整的对象也不同。道德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的一套观念体系，主要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调整人的行为。而法律是以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一套行为规范体系，主要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调节人的行为。一般来讲，道德既有对人的行为的要求，也有对人的思想、观念、情操、信仰等意识方面的要求，因而它具有较为广泛的调整属性；而法律则只能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法律不可能去调整人的思想、观念等属于人的意识方面的东西。对于有着各种不良思想、情操的人来讲，只要他不表现为行为，法律就不能对之进行调整。比如，一个有着不良动机的人，当他还没有做出行为，造成对社会的危害时，法律就不可以干涉他，而道德却可以使他产生自我谴责，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由于法律和道德调整事物的不同决定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分离。第二，道德惩罚与法律惩罚的特点和效果不同。这导致一些行为虽不能用法律惩罚，但应保留道德惩罚的空间。法律惩罚是一种强制性的有形的惩罚，它可以表现为人身的、生命的、物质的、金钱的等等形式。如拘留、处死、赔偿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客观实在的惩罚。而道德惩罚则是非强制性的，无形的惩罚，它表现为内心的命令、舆论的压力和传统习俗的束缚，它需要在人们的内心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此外，法律惩罚是一种普遍性平等性标准的惩罚，不以个人的意愿而改变。即对同一种行为，要以同一种标准，惩罚不能差别对待。而道德惩罚具有个体性，因为它是观念性的，是否惩罚以及惩罚的程度取决于每个社会个体自身的道德信念。道德惩罚和法律惩罚的效果不同：从道德惩罚和法律惩罚的性质看，虽然法律惩罚比道德惩罚更为严厉和有效，因而人们慑于法律的威力而更能遵守法律规范。可在现实生活中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有些人并不惧怕某些形式的法律惩罚，如经济制裁，但往往害怕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不安。还有一些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不怕撤职，不怕赔偿，最怕媒体曝光，这都说明道德惩罚的威力之巨大。道德惩罚有时不见得就比法律惩罚轻。第三，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合关系，但同时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距离。法律是一种历史阶段性的产物，法律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确认和保护。而道德规范由于是观念性的，个体化的，分层次的，因而，社会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相对超越于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但法律不可能超越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去保护所有为社会道德所倡导的文明要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道德义务要高于法律义务的要求。如果将全部的道德义务规范为法律义务，那无疑是提高了法律的标准。而这种被拔高了的标准是普通社会成员难以去具体履行的。

其次，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作为社会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的调节手段，它们之间的功能是互补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需要法律调节，同时也需要道德调节。法律是底线的道德。法律主要通过立法手段选择进而推动一定道德的普及，在立法上，道德是法律内容的源泉。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多有重叠，就是因为立法认同并且吸收了部分道德规范。如果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同法律不相吻合，对法律的实现会产生一种抗力，即不合作。这样，法律的实现程度便会大打折扣。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又是法律善恶的判断标准。在法律实施上，道德是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法律的实施要依靠执法人员，他们的道德素质就成为关键因素。

再次，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状况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实行“道德法律化”。中国是有着优良道德传统的国家。中国道德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进程，形成了深厚的传统。它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中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将“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强制规定在封建社会中最具代表性、最富影响力、最系统、最严密的法典《唐律》及其《疏议》中，成为禁锢国人思想长达几千年的法律工具。这样，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不仅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二、“道德法律化”的负效应

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只有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信念、准则时，道德才会成其为道德。如果不考虑道德本身的特点，试图运用法律这一外在强制手段促使人走向道德，从本质上说很难奏效，相反，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一，道德的约束力主要来自于以自觉自主为特征的人们的内心信念或良心。法律作为有形的强制手段若缺乏主体道德信念的支持，那么其道德约束力不但不会起作用，还可能造成人的逆反心理。使人们表面上遵从这种道德，实际上没有真正从内心接受它，甚至会产生抵触情绪。当这种心理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法不责众”时，那么这种法律化的道德将只是空谈，起不到任何作用。诚如美国学者文特森・奥斯特罗姆所说：“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避免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得法律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也就“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了”。

第二，“道德法律化”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夸大了法律的作用，在具体运用时会把一些道德方面的行为用法律惩罚的办法来对待，这样会扩大打击面，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美国学者马多佛说：“法律不曾也不能涉及道德的所有领域，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罪与非罪，违法与守法要运用法律手段去解决，而对于一些由于认识问题而产生的尚未违法的不道德行为，则要用道德教育的方式，使人们从理性上认识，从感性上接受。如果把一般违背道德要求的行为当作违法犯罪进行处理，那就会侵犯公民的正当权益，损害社会主义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治，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从经济效益上讲，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市场经济基础需要道德约束的原因之一是，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较是成本低而效率高的一种约束……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很好，就根本用不着法律来管束。这样的社会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从这一点上来看，法律是代价高昂的奢侈品，最好是存而不用的。”目前在我国法制建设中，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不可能用过多的财富和资源支付诉讼成本。在这种条件下，若将更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以强化道德建设，就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压力。显然，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第四，由于法律存在滞后性和刚性，若将一切道德都上升为法律，就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社会变化，从典型意义上讲，要比法律变化快。在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候，法律常常会陷于瘫痪。因为它不得不为断裂性调整（有时是大规模的调整）让路。法律的“时滞”问题会在法律制度的不同层面中表现出来，如果一部宪法的规定极为详尽具体而且不易得到修正，那么它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成为进步和改革的羁绊。柏拉图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了这一点：“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做出何谓善愿，何谓正当的规定”，“法律的原则是由抽象的、过分简单的观念构成的。然而，简单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解决复杂纷繁的事务状况的”。法律作为一般性规则，难以普遍地公正处理具有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际关系。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德法并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已得到进一步的公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对人性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动力作了系统的论述，从逻辑上推论出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因此，市场经济下的个人必须遵守市场规则，实现道德自觉。在进行各项活动时，一方面，他们受制于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必须遵守其规章制度和应有道德，以自己的规范行为来换取活动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它们必须维护市场体制对道德的内在要求，全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把追求个人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趋于一致，避免个人为追求最大利益而相互争斗最终谁也实现不了利益最大化的局面。

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中，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矛盾，强调“法治”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措施，我们就不能给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罚，就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我们绝不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视甚至否定“德治”的重要作用。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就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内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甚至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空子，一犯再犯，从而陷入邪恶的深渊。可见，德治和法治，从来都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德治与法治的紧密结合。前总书记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集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我们不能推行“道德法律化”，只讲法治，不讲德治。对一个国家来说，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法律的强制性、他律性若没有立足于以道德义务为核心的自律性的基础上，它对人们的强制程度和约束力是相当有限的，有时甚至会软弱无力。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律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制的理念输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世世代代的文化传统中去。法律的最终实现还是取决于人们的道德自律。

【参考文献】

[1]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 肖金泉：世界法律思想宝库[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道德法律篇8

[关键词]道德，法律

一、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道”在儒家思想史中其原意本为“感受”“天命”之“行”，后引申为事物从起点到终点所必须经由的过程、步骤和所须遵循的规则、。“德”者，《说文解字》谓“从行”，[1]其最原始或最本意的也是指一种“行动”，所以“德”的最初含义和今天的道德规律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到了西周时期，“德”字之用就极为普遍，“德”已经形成了一个融道德、、伦理、法律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在现代，《现代汉语小词典》关于道德的解释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再论及“法”，“==，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2]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法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手段。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3]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渗透到各处角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在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是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朴素的道德观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分化，冲突和矛盾的激化，原始的朴素的道德观念无力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艰巨职责，历史选择了法律。以为例，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由血缘国家变为地域性国家，家与国直接合一，那时制定出的法律，就是以道德为绝对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以“礼”为根本内容。在西周，周公制定的周礼在当时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三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充分说明周礼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重要的形式之一。秦朝灭亡以后，汉初的统治者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4]最终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从汉初确立黄老学派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统治者最终确定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在汉朝，一方面把符合儒家的伦理观用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也就是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以“论心定罪”为原则，“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以至于断罪“时有出入于律之外者”，[5]董仲舒在法律的领域贯彻执行道德的原则，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此种方式建构了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新的伦理结构。形成了“以礼入法”，即道德法律化。

唐朝继承、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以及最终在《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及人民的法律意识均产生根深蒂固的。及至晚清修律，礼教派与法理派引发了著名的礼法之争，法理派的最终退却也显示了封建道德伦理已经根植于中国法律文化。直到现在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依然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该条虽然不是具体规定，但它却是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指导性原则，充分体现了立法本意及道德的强大生命力。

三、道德在法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