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7 01:26:26

哲学发展论文

哲学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科学发展观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正是亚里斯多德对实践哲学的两分法,埋下了后人以不同路径理解实践哲学的伏笔。

康德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同一个理路。他将实践哲学区分为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并更注重道德实践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康德认为,真正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纯粹自由意志活动,这种活动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左右,完全是自身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认同。这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超脱的纯粹普遍的自由理性。在康德看来,人是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律”,它可以使人不受特定的条件所限,超越尘俗,进入无限。因此,康德进一步强化了两种实践内涵的区别,在对现实自然界的把握过程中,实践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其目的就是达到对因果规律的把握,这属于一种技术性的实践。而真正可以观照人的道德理想、确立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才是实践的最高层次和目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要履行人类的“至善”。

创制概念尽管在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得不到重视,但随着文艺复兴和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看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难以从道德的储备中自然产生,只有注重客观世界的因果变化,探索改造世界的具体法则,才能不断创造财富,推动世界发展。培根和百科全书派就开始把亚里斯多德不屑的手工业和技术工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培根认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仅仅停留在道德的沉思上是没有意义的,人要面向自然,探究自然奥秘,揭示客观真理。追求自然的因果规律并将其运用于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并不是工匠的卑微手艺,而是关系到影响人类进步的根本价值所在。知识、功用、工艺、真理成了培根阐解实践的关键词。应当说,强调实践的真理和功用价值,这当然是对的,并且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由此消解实践哲学中人对终极价值的反思,也会使得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方式这一具有历史底蕴的概念显得单薄和片面。

马克思在吸取历史上关于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总体性的实践观,从而超越了实践二元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当然必须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摆脱动物般的受动性,就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究自然、挑战自然,这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工业和技术的历史意义。“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格的完善,人对善价值的获取,仅靠内心的沉思和文化心理的内在提升是难以完善的,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实践在这里成为了促进人格丰富完善、人的道德提升进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本身就是人的理想、智慧、激情的释放,人的纯粹自由理性、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完善就是在客观的实践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感觉通过自已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

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人类实践行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践哲学的二元分离,导致了发展过程和目标的偏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将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这当然就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以至成为掌控人类发展行为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充满神话般的期待。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是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主体,完全没有必要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中忧心忡忡。但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经济增长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日趋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指出,这种经济增长观将会带来全球性危机。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只有从总体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实践的功能,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方式步入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也就是,只有冲破实践分离的藩篱,从技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行为,才能够真正解决对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人们的经济增长的冲动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发展观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应当说还有相当的难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已经在表明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总是以为,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要纠正这一思想认识,从哲学层面上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技术创造和文化价值选择的统一,游离于人的总体实践活动来审视技术革新创造,就必然会把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指标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归宿。

二、实践哲学与技术、制度、文化的共生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现着一种实践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活动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相互影响,共生出一种发展文明方式。这种发展文明方式,显现出一种内在活力和历史文化传承。

马克思生活在经济增长和革命不断爆发的时代,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衍生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何走进资本主义又跳出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走势,进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势,这一理论凝炼,无疑是拨开了社会历史上空的迷雾,为人类追寻进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分析体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制度与文化在实践基础上共生共长的深刻思考。

关于发展,目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针对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的观点:一是它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二是它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危害,如社会不平等、异化现象、官僚化、心理疾患等;三是认定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基础已经失去,人的理性和对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再能包打天下了。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也针锋相对:一是低估了人的发明创新能力;二是问题不在生产方面,而更在分配上,通过合理地调整分配,不平等等问题会得以解决;三是物质性富足与自由、民主密不可分,是它们的基础;四是从理论主张的社会分层来看,限制增长、保护环境、质量高于数量等观点往往都是富人们的主张。[2]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跳出发展来看发展,都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诉求。

对于发展认识的分岐,无论是来自哲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问题层面,从根本上来说,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认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从中我们会发现,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疑惑,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宏大叙事。

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总体性要求来看待发展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总体框图中,技术、制度、文化作为实践中枢神经左右着实践活动的纵横驰骋。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创新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哲学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显性的成果。重视技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技术所呈现的感性的物质力量,是实践统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资源的中介。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立足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包括阿伦特等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指责显得很苍白,因为不讲人的感性活动在历史中的影响,不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实践作为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就无法显现,人们对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估也就无从谈起。

其实,强调技术、工业的感性活动,绝不意味着将人的实践活动自然化、生理化。因为技术物质活动从来就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从静态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找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但从生产力的产生和变化来看,它从来就和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其他因素密不可分离。

技术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制度作用实现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提出,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4]诺斯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单独阐述技术和工业的作用,而是将技术工业和制度统一起来,并通过制度整合各方面资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5]制度是实践在社会历史产生作用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6]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必然体现着人的本质的全部。文化作为人的实践的内在要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有的国外学者包括萨林斯等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过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劳动,劳动成了没有思想价值的生物驱动。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框图中,文化成了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渗透在实践结构中的。这与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解有关,事实上,马克思是十分注重文化创造作为实践的表征意义的,有人提出,从哲学史上来看,人们对实践理解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伦理——行为的理解类型;一种是从洛克、斯密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技术——功利类型;一种就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类型。[7]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还是很有见地的。审美指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其他上述两种实践理解的重要标志,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是人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的升华。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技术、制度、文化从来就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谐共生的,这种有机统一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要矫正社会发展中的唯经济主义倾向,并非是一个资源配置上的重新平衡,而必须从马克思实践范式入手,抛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技术、制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统一纳入到实践结构,按照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不断调整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

三、实践哲学与以人为本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是确证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石。对以人为本有不同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是建立在实践人学基础上的。

第一,实践确证了人是历史的本质。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社会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人们通常对历史本质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把社会历史自然化。用自然界及其规律来比附社会历史的变化。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就集中表现在用自然界来归纳人类历史的存在及其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教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8];另一种是把生动的社会历史图景抽象化、概念化,变成人的缺位的概念、范畴发展史。针对黑格尔、蒲鲁东等把历史非人化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9]人所以是历史的本质,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然。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历史。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决定了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发展观中讲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讲如何维护、发展人的利益,而首先要肯定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价值,肯定人作为历史本质的主体创造意义。“‘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0]

第二,实践确证了自然的人化意义。相对自然而言,以人为本的提出既不是指人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简单的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而是意味着由于人的实践,人与自然的社会属性的渗入,自然逐步走向“人化”的历史进程。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11]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都处于狭隘的关系纽带中。进入资本主义,人对自然的实践征服能力大大增强,人对物的依赖构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点。马克思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已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已支配之下。”[1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实践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狭隘关系,生成了新型的平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也就生成了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哲学基础。

第三,实践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由于人类实践的历史变革,形成了人对自然、人与社会、人对人的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首先讲人对自然的真正占有,人化自然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生产力自然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物质产品成了属人的产品,人在客体对象中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讲人对社会的真正占有,是人创造了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已成为现实。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全面的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然会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自然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三是讲人对人的真正占有,新的实践活动,创就了丰富的完整的人,人的感觉积淀了新的文明和审美,变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注释:

[1]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

[2]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3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6(下):113.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8.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2):124,169.

[7]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8][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118—119.

哲学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传统涵义;丰富涵义;核心涵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其本质与核心涵义,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以人为本”的传统涵义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现则国固。”这里,“人”是国之本,而“国”又是“霸”者实现霸权统治之国,于是说到底“人”是霸权主义者或国家统治者之本;这里的“人”,泛指民众、士阶层、官僚阶层甚至还包括统治者自身;这里的“以人为本”只是形式,其本质与核心是以国家统治者为本。以这一思想为源头而演变成著名命题:民是水、君是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所谓民本思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差不多凡开明君主、开明政治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一思想。这一命题以水与舟的关系形象地喻比民与君的关系,这里的所谓“本”已不是形而上的“本原”、“本体”、“主体”的意思,而只是形而下的依赖、借助、利用的意思:舟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水,君之本原、本体、主体并非民,民只不过是君实行其统治所借助的工具或力量而已;所以,水舟之喻把形似民本主义的命题昭示出“君本”本质。儒家传统经典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心学后裔、王阳明学派分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将这一内隐的思想挖掘出来、大加张扬,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吾身是本”,“家国天下是末”、“天地万物是末”。[1]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同时它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哲学的“以人为本”的特质。泰州学派所说的“身”即人,并非仅仅指人的肉体之身,而是泛指人的肉体与心理、精神、知识的统一体,尤其强调人的物质性身体及其物质性生活与精神性教育道德状况,这种人既有健康强壮之身体、又明身家国及天下之大道;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学派的这种“人”,固然不能完全否认它有“人类”之人的含义,但其主要的也是他们特别强调的是具有自主能动性与自由的个体之人,若干这种自由能动之人(身)的总和就构成人类之人。

在西方,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以智者派和苏格拉底为代表把哲学研究的眼光由外部自然转向人及人类社会,人文、人本等思想领地拓荒而出。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心原则伦理化,认为德性乃做人立国之本;这是西方第一个道德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胚芽。智者普罗塔戈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人本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人”有多种含义,可供不同主体因时因地因事而自由选择。这种“人”可以指:人类之人,个体之人,人的肉体和物质望、物质利益,,人的感觉(主要是个人感觉),人的理性或思想。纵观智者学派和普罗塔戈拉一贯思想及其总傾向,这里的“人”主要指个人及个人感觉。事实上,这一命题在当时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对当时社会及后世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柏拉图对老师苏格拉底把人的内在原则伦理化加以改造和发展,把人的内在原则客观化、独立化,将之命名为“理念”,这种理念是世界本原。由于他强调“理念”不是人的主观精神、而是在人和万物之外之先的客观精神,所以他就走到了“人本”论的反面:理念是本,人是末。这种思想成为主流,长期影响着西方社会。到古罗马后期,经过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改造,理念本原论演变为神秘的“太一”本原论。在漫长的中世纪,公开的“以神为本”论成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精神主旋律;在这里,所谓“以人为本”主要是社会学命题,同时也是其它众多学科普遍认可与赞同甚至时尚的命题。这里的“人”,主要指人类之人,也指个体之人,既包括人的肉体及其物质性的欲望、利益,也包括人的精神性的愿望、要求(感性与理性),主要对立于封建神学的“神”及“以神为本”。这种泛人本论,到了十七至十九世纪,人们从哲学高度进行总结时,强调以人的物质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物主义学派,强调以人的精神方面为本的就形成了唯心主义学派,最后在费尔巴哈那里物质与精神统一于人,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这里“人”指有生命有欲望的“活人”,对立于传统宗教的“神”、也区别于唯心主义的“精神”或“理性”;这种“人”是自然和社会、存在和思维统一之“本”(基础),这种“人”是神之本、精神及社会生活之本(本原、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的内涵在形式上标榜“所有人”、“现实人”,而实质上特指资产阶级的人即资产者,所以当他们讲以所有的“现实人”为本时,所谓“人”只能是抽象人。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社会学与哲学思潮及其诸流派,本质上都是以上述人本论为淵源的发展和改变了的理论形态。

纵观以上中外传统“以人为本”论,各有一定的积极合理因素,又各有其致命缺陷,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弄清这些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缺陷及其历史演变与规律,对于正确而科学地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否定了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以人为本”,同时继承了传统“以人为本”论中的积极合理因素。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首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从传统人本论继承下来的合理思想,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还具有与新时期中国特式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新内容,内涵极其丰富。

(一)“以人为本”之“本”的涵义

“本”是根源、根据、原来、本质、主要等意思;在哲学上,“以人为本”之“本”指:世界的本原、本质或本体即第一性的东西;在其他学科中,“以人为本”之“本”指某领域一切事物、现象的本原、来源、根据、本质、本体或主体。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本”主要是第三类含义,但它与前两类含义也有一定的渗透、相连,其主要的含义是:人是事业发展的主体(本体)、力量源泉,人是事业发展的目的、成果享有者,通俗地说“依靠人发展事业”、“发展事业为了人”。

(二)“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涵义

1.从“人”的涵盖面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类之人、中国人、群体人、个体人。(1)“人类之人”,即人类所有人、当今全世界各国人,是相对于神、自然、物等而言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说:“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所以,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有“人类之人”的涵义。(2)“中国人”,指具有中国国籍的所有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理所当然地“以人为本”的“人”,首先主要指中国人。中国的事业发展,首先主要依靠中国人,主要为了中国人。实践证明,中国、中国人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形象,根本和关键是首先做好国内的事、做好自己的事;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对人类的重大贡献。(3)“群体人”,指国内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单位、集团中的人群。群体与国家、群体人与中国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各个地区、部门、行业、单位的发展,首先主要依靠自己内部所有人、主要为了自己内部所有人。(4)“个体人”,即每一个自然地生存、活动在社会中的单个人。个体人和群体人之间、每个人自身发展及所承担事业发展和团体事业发展之间也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当然首先主要靠自己,工作的目的主要直接为自己。2.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普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1)“普通人”,指处于社会最基层、不担任任何领导或管理职务、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的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大多数人的事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理所当然地主要指这种“普通人”即群众。(2)“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居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相对于普通人、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这是人数最少的人群。这部分人首先是普通人即群众中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群众的代表和组织者领导者,所以这部分人一方面首先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是全国事业发展和他们所在岗位具体事业发展之“本”(主体、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全国事业发展的决策者、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本(目的)。(3)“地方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以下各级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在人数上和地位性质上都是前两者的中介,一方面相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属于群众的范畴;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最基层群众和他们领导管理下的那部分人而言,他们又属于“领导“的范畴。

3.从“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性质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人民和敌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以人民为本”。对于“敌人”,除极少数同时犯有重大刑事罪且罪大恶极者必须处以极刑之外,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实施的是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对极少数“敌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之一,也有一个发展问题,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对“敌人”进行改造这种事业发展要“以法治工作者为本”(法治事业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一种“以人为本”;其次,“敌人”(包括一般刑事罪犯)也是人,对他们实施制裁的目的是教育人、改造人,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改造成“新人”、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这是法制工作的又一种“以人为本”(法治工作目的);再次,受改造者能否得到改造,关键在他们自己即“以受改造者自己为本”(自新主体),这是法治工作的再一种“以人为本”。

4.从“人”的构成要素看,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人”指:身和心的统一体。“身”,即人的肉体,泛指人的身体正常生存、健康、发展及其所需物质资料。“以人为本”的最起码、最基本涵义,就是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本,解决人的生存、温饱问题。“心”,泛指意识或精神,包括情感、意志、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整个主观世界。这些主观欲望得到满足的顺序是从最低级开始、依次上升的。作为“身”与“心”有机统一体的“人”,不仅是自然性、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性的有机统一体,即生活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经济政治精神等社会条件下的现实人,这种现实人是多面人、全面人,而不是单面人、片面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特定历史条件下,人可能同时有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单一的某种需要,但在多种需要中又只能有一种是主要的;当这种主要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主要需要,“以人为本”的中心也随之转移,从而人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以人为本”,“本”是何种意义之本,“人”又是什么人及人的何种方面与要求,都是十分复杂而具体的,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转移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三、“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涵义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本质和核心涵义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群众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科学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学习理解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如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一)要清醒认识并且切实处理好的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的关系

从本性上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群众负责和对领导负责是一致的。现实中,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如果发生了矛盾,那么:从行政纪律和组织原则上说,应该坚持把“对下负责”统一于“对上负责”,因为“上”所代表的是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更根本的整体利益;从理论和本性上说,应该坚持把“对领导负责”统一于“对人民群众负责”,因为“领导”也是群众的一部分且代表群众。这里始终坚持的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而不是少数甚至个别官员满意不满意的标准。

(二)人民群众首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源泉,同时又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原始动机、最终目的即一切发展成果的受益者享有者

如果淡漠甚至丢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主人地位,仅仅把人民群众当作服务对象或仅仅是同情、拯救的对象,那就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英雄史观;如果连人民群众是服务对象也丢弃了,那就完全沦落到私有制社会和剥削阶级国家的“官本位”,这是与共产党本性和社会主义制度水火不容的。

(三)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要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在一定时期,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中总有一种利益要求占主要和主导地位、其他利益要求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并且主要或次要利益要求是发展变化的;人民群众内部区分为不同人群、若干个人,不同人群或个人除共同利益要求外还各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并且这些共同的或不同的利益要求也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在贯彻落实“以人民群众为本”中,要认真切实处理好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非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关系,统筹兼顾、不可偏废。如果个人或单位、局部地区人群的具体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如果经济政治文化不同层面上的人群,相互间在具体利益上发生矛盾时,要坚持以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本;唯此,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才是把握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之真谛。

参考文献:

哲学发展论文篇3

关 键 词 :“接缘性” 哲学 文学 戏曲

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得到进化和升华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原始历史痕迹,也会不断地从相关事物中吸取最适合本身发展的“养料”以促成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最后形成与相邻事物既相互联系又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事物。因此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临近事物的特征和痕迹,而且在吸收了周边相邻事物的特色和优势后,展现出独树一帜的全新面貌。我们将一个事物从周围关系紧密的事物当中吸取营养,以此主动地融入自身使其成为自身的有机成分,从而完善自己,形成特质进化特征事物的特性称为“接缘性”。

根据舞蹈自身的运动性特质,它与哲学、文学、戏曲、心理学、美学、医学、生物力学、遗传学……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接缘性关系。可以说,舞蹈是众多学科大综合的智能化产物,研究其舞动规律非常有必要从与它有关联、有接缘性的交叉学科入手。为此,笔者有选择地从哲学、文学、戏曲三个方面简单地论述它们与舞蹈的接缘性关系。

一、舞蹈与哲学

在一般人心目中,舞蹈与哲学,一个是艺术,一个是世界观;一个高度形象,一个高度抽象,不说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也是两个极难相接更难相融的问题。WwW.133229.Com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从未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过。包括从事哲学研究的,也包括从事舞蹈专业的。

但是,在一些艺术大师和哲学大家那里,上述两个问题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变成对艺术家和哲学家都颇具启发性的东西,尤其是舞蹈在“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和被荣为20世纪世界三大艺术巨匠之一的玛莎·格雷姆大师(另两位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画家,毕加索)看来,哲学是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舞蹈所必需要涉及的学科。有人说:“舞蹈的核心是人脑的意识,舞蹈创作的法则是辩证唯物手段的科学运用”。哲学思维不仅仅是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高级思维专利,也是我们舞蹈人所要追求的创新思维目标,更是舞蹈人科学用脑的前奏。

邓肯说:“哲学概念似乎被当作人的最高度的满足”“只有靠尼采的指导,才有可能……充分显示舞蹈的表现力”“尼采哲学的魅力,使我入了迷”“叔本华对音乐与意志的关系予以哲学阐释,这一启示使我倾倒不已。”邓肯把尼采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舞蹈家”,并将尼采的哲学称作是“精神上的舞蹈”。至于玛莎·格雷姆,则经常在排练时用尼采的话来启发学生。

为什么尼采的哲学会对邓肯等舞蹈大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陈俊明认为,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的艺术主张,与尼采的舞蹈、音乐、抒情诗是“狄奥尼索斯(酒神)型”艺术的哲学见解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或者说尼采哲学的“狄奥尼索斯型”艺术沉浸在充满自然欢喜和忘我兴奋的跃动生命中,达到了人类相互间以及自然和人之间和谐的见解。

笔者认为,尼采的哲学舞蹈思想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邓肯、格雷姆等大师改造舞蹈、创新舞蹈的前进路程。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其实就是尼采的哲学思维意识延伸,是邓肯挣脱了古板、机械、程式化了的旧的舞蹈形式之后,用哲学意识去紧紧粘贴现代思维,用灵魂去升华舞蹈,以达到一种超越肉体的全新的哲学舞动概念。从这一点来看,将舞蹈视为人脑哲学思维的高级形式并不过分,舞蹈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需要认识过程的进一步升华。舞蹈与哲学的接缘性关系,也是舞蹈自身直觉性特征所决定的,舞蹈的直觉在认识事物、升华哲学思维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主要不是作为抽象的辅助工具去沟通推理的渐进步骤,而是给舞蹈编导和舞蹈者的智慧插上幻想的翅膀,直接跳跃和飞翔到最普遍的原则和最高的公理上去。它在舞蹈认识和创新活动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即直觉使舞者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直觉使舞者的认识出现了创造性;直觉还使舞者的思维向科学家的“毛估”思维一样,顿悟性增强。一般来说,幻想、想象、形象、潜意识常常是直觉过程的准备与运行阶段,是诱发产生舞蹈创新思路的直觉形式,而灵感、启示则往往是直觉过程的形式和闪现阶段,是获得创新思路产生结果的直觉形式,这种相对独立的直觉活动,有时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创造性结果。

从哲学视角来审视舞蹈,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是根据人体在时间、空间中的运动来创造美的形象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它与其他艺术学科或交叉学科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舞蹈得以发展的本源,更是舞者健全脑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单打一”的知识结构决不能使一个哪怕是十分刻苦勤奋甚至“玩命”的人成为舞蹈家。同样,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具有明显的不断反思的特征而已。吕艺生老师在《舞蹈家:智能结构的选择》一文中,就运用心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新老舞蹈家的观察力、记忆力、模仿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反思。他对舞蹈家最佳智能结构的三线划分理论和哲学的客观辨析,反思出我国中青年舞蹈家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辩证地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合理的带有哲学意识观点的创新思路。

二、舞蹈与文学

文学艺术的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舞蹈也是这样,形象思维对于舞蹈创作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舞蹈化。舞蹈编导从他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得到主体的启示,到他对大量的生活素材进行分析、研究和具体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系列活跃的思维运动中,他应该是一刻也没有离开对未来作品“舞蹈形象”的有机思索。这种思索就是使舞蹈编导在对客观世界的体会、感悟、表现中,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即舞蹈圈内人士常说的“舞蹈思维”方法。应该说“舞蹈思维”是舞蹈编导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合乎舞蹈艺术特征与规律的思维方法。然而,这种舞蹈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离不开编导对无限广阔事物想象空间的全面探索,更离不开编导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文学的思维空间里,作品的“叙事性思维”“倒叙性思维”“插叙性思维”“变异性思维”……无不被舞蹈编导所“套用”“吸收”与“转化”。对于一个舞蹈作品或一部舞剧作品的检验,其好坏优劣取决于舞蹈编导对生活、对舞蹈认识的思维深度,而对舞蹈作品深度的研探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经受“文学性”的衡量与判断。换言之,舞蹈、舞剧作品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实际上任何的情动于形或意动于形,其情其意其舞均是在一定的文学思维流动与引导中形成的。

陶景杜老师在《书写舞蹈》中提到,中国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先生在《湖湘舞苑撷英——湖南舞蹈五十年》画册的前言中指出:“舞蹈是文学大军中的重要一旅”,陶老师对此分析认为:站在舞蹈艺术的立场,谭谈先生的这种“艺术归类”,似乎有悖于我们对舞蹈艺术独立性的强调,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第一,当文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总体工具时,舞蹈在文学中所占有的位置及其相对独立的品格。第二,当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一种“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共存的基本思维状态。第三,从生活——舞蹈的整个创作过程,舞蹈编导离不开意识的决定,而舞蹈意识的形成与流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文学思维为工具、为路径的对一切生活感知的作用。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把舞蹈看作是“文学大军中的一旅”并不为过。

对这一问题笔者这样认为:舞蹈与文学把任何的一方看作是自己大军中的一旅都不合适,历史证明,有舞蹈的时候还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包揽舞蹈,二者都有各自的特质,特质的接缘才能有利于双方的发展,舞蹈从文学中汲取营养与之有机结合,有助于舞者丰厚文化知识底蕴,提高舞蹈的创新能力。但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舞者具备多项知识能力基础,如:观察能力,对获得知识信息的分析能力,对创造性思维分析的能力,对创新实践分析的能力,还有紧扣主题的文学写作能力。无论是舞蹈编导作品创作构思、编舞体会,还是作品脚本的完成、最后的总结论文,都是需要用文字来表述的,编导的创新成果如果不通过文字来表述,交流起来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即使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文字的说明也非常重要。舞蹈编导能否把自己的创新成果用文字规范、系统、简明地表述出来,主要取决于编导的文学写作能力,舞蹈编导如果缺乏文学写作能力,其创新成果就无法准确表达。文学写作是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运用语言文字符号以表达对舞蹈领域某事物认识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舞蹈与文学结缘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的紧密粘贴是产生复合型优秀编导的重要基石之一。

三、舞蹈与戏曲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独创的综合性及表现力极强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戏曲之所以有十分强大的艺术魅力,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艺术形式对我国古代传统艺术形式作了成功的吸收、应用、变革和发展。今天,艺术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相互邻近的边缘地带往往也是艺术门类之间界限模糊的地带。作为身体艺术的舞蹈艺术很早就与关系十分密切的姐妹艺术——戏曲有着边缘互渗、难以分割的联系。戏曲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汲取了许多传统舞蹈的精髓,使古代传统舞蹈中许多技术技巧和表演手段得以“存活”了下来并流传于后世。同样,中国舞蹈的发展创新离不开对戏曲的吸收与转化,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在发展进化的历程中无不渗透着中国戏曲之精华。舞蹈界老前辈吴晓帮老师说:“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我国戏剧家和戏曲舞蹈家欧阳予倩提出并得到文艺界广泛响应之后流传开来的。从“中国古典舞”的创立到发展,这其中尽含着许多著名戏曲艺术家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和献计献谋,现今的中国舞就不会有如此完美的科学训练体系,更不会有如今骄人的成绩。

在很早以前,川剧艺术家们在吸取了中国舞蹈之精华后,系统地创造出了一套用于训练川剧演员舞蹈基本功的“口诀”教材。即:“天地日月夜,风云雷雨雪,山水石鱼浪,草木鸟花香,你我来去转,步眼开闭关,美容眼眉口,心胸膀皮拳……这些“口诀”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手势”或一个单一舞蹈“动作”,乃至一套舞蹈“组合”。后来这些“口诀”又反馈到舞蹈中,经舞蹈老师们改进、补充、发展,对当时创新舞蹈教学训练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戏曲演员紧紧掌握角色气质的能力和对眼睛的熟练运用,对中国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发展与创立完美的训练体系不能说没有帮助。戏曲表演很重视角色和观众的头次见面,一个好的出场亮相外加独特的表演气质能马上抓住观众,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一目了然。我们的舞蹈表演虽然与戏曲表演有所区别,但戏曲的气质与亮相却与舞蹈有基本相通之处,具有表演上的共性。另外,戏曲中对眼神的运用有着很高的要求,戏曲界有句名言:“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眼睛是最能传神的东西,当然眼睛传神做戏的基础是要有充分的内心体验和良好的内心感觉。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在《粉墨春秋》里光谈看就有十三个字;梅兰芳大师为了练眼神每天清早看鸽子;盖叫天在家看香火。这一切锻炼眼睛的方法都是为了完美地表现角色。在我们的舞蹈中也有一句行话,叫做“舞蹈凭多情”,笔者认为情应该是通过舞蹈者的眼神来传递的,情对于舞蹈表演来说犹如命根,缺少了情,就像戏曲中缺少脸与眼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舞蹈与戏曲中以眼来传情有着相通之处。可见,舞蹈与戏曲的接缘性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割不断的渊源联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它们。

结语

实践证明,舞蹈是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门类,多学科在舞蹈中的交叉作用使得它丰富多彩、魅力无穷,如果说知识、智慧是美的高级形式、高级产物。那么,舞蹈就是这多种知识、多种智慧的包揽物,研究它与多学科中知识、智慧的接缘性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舞蹈深层美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引自(美)伊莎多拉·邓肯.朱立人,李梦垄译.邓肯自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高岸起.论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8期.

[4]陶景杜.书写舞蹈[j].舞蹈. 2003年第5期.

[5]吕艺生.舞蹈家智能结构的选择[j].舞蹈.1988年第4期.

哲学发展论文篇4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不仅折射出我国对当前的生态问题的重视,同时也为对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生态伦理思想,同时也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进行挖掘与梳理。《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是我国古代农学家贾思瓣对北魏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域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记载并整理而成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具有相当丰富的生态农学知识、农业耕种技术及农产品储藏方法。而其著作《要术》是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所编撰出来的,其必然表征着对人与自然共命运的关切,具有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         

“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技术理性和功用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理性被人类运用于任何一个领域,把征服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正义的,”正当人类高歌进军自然界之时,恩格斯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的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这样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的胜利,初期确实都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再往后,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之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接踵而来,从臭氧层的破坏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从酸雨的出现到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这无不是“控诉”着人类理性的狂妄和人类的贪欲。如此,守护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了,生态伦理学问世于20世纪中叶,其旨在是为实现由人际伦理向自然伦理的拓展,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实现由进军自然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转变,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哲学意蕴主要凝结在“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思考上,从儒家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到佛教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般揉磋经》),再到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儒释道三家所提出的理论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思考却是趋同的,都是倡导以万物为友、复归自然,尊重大自然的本质属性,与大自然通溶为一。 

贾思瓣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以“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为基础,以“顺自然”与“骆马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伦理为指引,做到顺应天时、迎合地利与把握物性,杜绝过度的生产与消费,把人的欲望约束在自然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保持天、地、人、物四者的和谐共生、互为一体。    

从《要术》的文本内容分析,不难发现它所阐述的生态农业思想与“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当代的生态伦理观是趋同一致的,都是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通溶为一,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哲学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代思考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被党作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以反映时代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导向,将创新与借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其实践的途径和目的来说,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导向标。

参考文献:

[1]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8):79-84.

[2]张奎良.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起点[J]. 江海刊,2005(04):12-16.

哲学发展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问题;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一直以来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得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的重要理论,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被中华名族所认同和接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基础来构建的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最早是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针对事情本身;第二,对时代精神的表达;第三;具有特定时空性;第四,不断地被本土化。根据马克思的构成和特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被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主要是讲利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国通俗化和现实化问题的处理,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这一理论已经成功运用到科学、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还包含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特别需要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不仅存在联系,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更为复杂一点,具有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具体化等特殊内涵。其中民族化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以及立场对中国的哲学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结合实际经验,使其具有中国派和中国作风,同时还具备精神风韵、哲学原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内容。通俗化则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表达,在语言文字上必须要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使哲学挣脱书本和课堂的束缚,真正实现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有效地利用理论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具体化则是指对中国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促进中国改革建设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必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近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得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二,针对当前社会的不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和哲学论。通俗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必须的。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这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理论知识,具备这种条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所利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过程中,慢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俗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之争,部分学者为了超越这种概念,走上了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倡导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现实眼光,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具备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状态。这种理论虽然目前很受大家推行,但是其自身还是存在很多的弊端。比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这种“结合论”的哲学理论在形态上还是比较模糊,从文化学基础上来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从哲学的现实性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现实问题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结构特征主要有现实性的坚持和理论性的保持。

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哲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解决其实际问题,要想其理论更好地在一个国家实现,其主要前提是这个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准确的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深刻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是圣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30年5月就已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的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来。这是一次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次艰辛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车轮的行进,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是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志,虽然在粉碎“”,开展揭批“”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僵化的的坚持“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得彻底纠正“”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在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的局面。此时已经恢复党内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了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性,强调了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党内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继之后有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运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更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了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而这一次的变革,不仅仅是邓小平新的理论的提出,更是一次“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之所以要中国化,除了解决中国实际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讲,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只适合西方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将其直接照搬的话,很容易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且不容易在中国环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要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从全球的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和中国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不单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辩证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行指导的过程,并不是说全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编制和表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的具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哲学化,根据中国建设、革命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曾提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所提出的“两类矛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二,方法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使其成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体。其中实际工作方法就是对世界观的应用和体现,将科学的世界观转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三,群众化,简而言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人民群众很好地接受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加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第四,实践化,将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实践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21世纪的到来,国际的局势在不断变幻,世界已经从单纯的两极对抗,变成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南北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必然。如何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整个时代的任务,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很好的去学习与实践。年轻的我虽然思想稚嫩,但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有一些思想,我觉得:

(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对此,必须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具体的理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正确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外来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其社会生活,但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由于处在一种多样文化环境中,其思想领域经常会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对中外文化的优秀内容要进行有效地批判和继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其哲学传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仅要做好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尹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2]王桂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文本解读与形态创建[J].党政干部学刊,2011,(12)

[3]李岩,田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3)

[4]李成旺.历程、效应与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0,(5)

[5]于伟迪.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J].大观周刊,2012,(23)

[6]何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J].江苏社会科学,2011,(5)

哲学发展论文篇7

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几乎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这种困境是标志着哲学研究的没落,还是预示着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孕育一次新的发展?在世纪之交的前夕,认真冷静地思考哲学研究的命运,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对从事哲学研究将不无裨益。

(一)哲学研究主题的重新确立

哲学的发展史表明,哲学作为人们对现实的反映和思考,同时代的发展总是息息相关、同步前进的。尽管,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总结,它常常滞后于现实;作为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又时而超越现实,但是,这种不同步的现象总是短暂的,尤其是在对现实间题的研究方面。长时期的滞后必然使哲学研究陷入困境,大幅度的超前常使哲学流于虚妄。因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是时代提出并赋予哲学工作者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幻而更新推进的。时代才是哲学研究的推动力。哲学发展所展现出的阶段性及其内容的丰富性,正是时代前进发展的哲学反映。而哲学研究的主题正是哲学研究的症结所在,把握了它,就等于把握了哲学发展的命脉,就有可能对哲学的状况及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回顾建国以来的哲学发展史,哲学研究主题的擅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为建国后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多从苏联“引进”,其中虽有自己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和使之中国化方面,最终形成的是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这段时间哲学研究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在全国的确立和普及”,其最大的功绩是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六十年代国内“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工作存在着教条化、模式化、简单化的缺陷,常常使哲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为特定的战略、政策进行论证的工具。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迄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段时间,是哲学研究空前活跃的时期。随着真理标准间题讨论的深入,哲学界开始打破旧的樊篱,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两大引人瞩目的潮流—文化大讨论和对第一阶段哲学问题的反思,形成了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反思。文化大讨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同时也使国人看到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在一些学者中激发了极强的忧患意识,使之重新认真地研究思索中国长时期落后的原因,从而将目光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基上,对之进行了严厉的审视和批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化精神,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们则历数中国传统文化之优点,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的一致性和不矛盾性,拒绝中国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论点。后者先是由一些身居海外的学者起而鼓吹,继之则部分大陆学者随合响应。争论至今仍难作定论。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东西文化优劣之争,还是体用、本末之争,都未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问题,甚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缺乏透彻的理论说明。然而持续的文化大讨论却有其重要的意义。就现有成果看,它突破了旧的哲学教科书在论述社会发展原因时,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弊端,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等非经济领域,跳出了经济一元论的案臼。如果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相信会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前无古人的贡献。这个时期的另一股潮流,是对建国以后哲学的反思。它表现为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哲学领域出现的关于异化间题、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实践观以及“三论”等热点间题的讨论,使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并使哲学开始摆脱教条的束缚。这些讨论,虽然还没有完全从整体上克服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而且具有反复、曲折,但它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功不可没。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哲学研究的主题再次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开始进行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哲学研究的新时期,是对哲学工作者的严峻挑战,也是建立完善新时期的中国哲学的绝好契机。目前正处于该阶段的开始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对经济领域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广阔前景。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间题和许多新的矛盾,诸如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中的激荡摩擦,市场经济的正负效应,新经济体制发展中的阻力等等,也都将逐渐展示或显露出来。当前,市场经济已给思想精神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动荡。一方面,市场经济申扬了人的尊严,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这种价值观同过去长期宣传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冲突,引发了一场新的所谓精神危机,即人们对迄今为止所承认和相信的价值的怀疑和扬弃。目前哲学研究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这种变化了的状况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深层的思考和解答,对面临的“精神危机”作出积极的回应。在旧理论无法解释新问题时,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更多地显露出迷惘、困惑和无奈。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是哲学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哲学研究的主题所在。我们处身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时代已展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哲学研究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顺应时代的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转变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探寻哲学发展趋势,调整思路,从已经习惯的从抽象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从热衷于精美、细致的哲学形式中,解脱出来,深人到现实生活之中,从事真正的艰苦的哲学探索。真正的哲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来源于各门具体科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各门具体科学本质的抽象和超越,又是对它们更为具体深刻的把握。离开社会生活,具体科学,一切所谓“哲学思考”就象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何思辩、抽象的形式或精致完美的外表都无法掩盖内容的贪乏和理论的空洞。今天,哲学最为缺乏的不正是对社会生活和具体科学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吗?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这个中心进行的。哲学研究的主题应当就是时代的主题,只不过它无法涵盖时代主题的全部内容,而只能是时代的主题所包涵和拐:出的同人们思想精神领域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具体地说,哲学研究的主题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哲学建构”,其紧迫的第一步当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观。因为,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信仰的混乱和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旧的价值观受到新的现实的冲击和破坏,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解决这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这就是时代摆在哲学和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艰苦的带根本性的课题。这一哲学主题的重新确立,对哲学和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包涵了两个基本方面。一、向旧哲学理论及其价值观提出挑战。旧的哲学理论及其价值观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它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漠视个人尊严、个体利益和个体价值,今天已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需要发展、完善或更新。但在建构新的哲学理论和价值观时,理论工作者要面向实际、面向未来,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新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必然性、合理性。既不能用旧理论、旧观点简单地否定现实,也不能像那位德国哲学家的命题一样,“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是要深入到事物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通过艰苦的探索和科学的论证,建立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价值观。二、向哲学的传统地位和框架体系提出了挑战。首先,哲学凌驾于一切学科之上,指导一切学科的“王猫”地位受到质疑。哲学主题的重新确立表明,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人类认识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只是视角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它并没有特殊的优越之处。因此,应当摆正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为其重新定位。其次,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已不适应哲学发展的潮流,应当对哲学的内容进行反思和重新界定。

(二)哲学发展的趋势从哲学主题的变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哲学的发展将出现以下趋势。

1.淡化意识形态。过去的哲学,不仅被直接视为意识形态,而且被视为社会意识的主宰者,因此,意识形态之争代替了科学的学术研究。过于偏重哲学的党性和阵营的划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了区分哲学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的标签,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论述成了衡量事物的标准,却忽略了对现实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因而形成了这样的学风:在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为依据,用经典作家的不同论述相互驳难,注经式的研究代替了深入的科学探讨。艰苦的哲学思考,变成了轻松的文字游戏。争论的结果,又常常以某位领导人或理论权威的片言只语作结,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争论,异化、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等,便是明证。近年来,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之争已大大减弱,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扼制了这种学风的漫延。哲学已从政治的奴仆的地位,取得了相对独立的人格。从近年发表的哲学文章来看,引经据典式的研究文章已经大幅度下降。可以预料,注重学术性、科学性,将成为哲学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之争,将进一步淡化。

2.哲学将出现实证化倾向。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哲学研究主题的重新确立,从原则出发的研究方式被置于尴尬的境地,空疏的争论已失去了生命力。取而代之的将是对具体学科、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抽象的哲学把握。其次,哲学裁决一切的“哲学王”的地位已受到怀疑和挑战,哲学脱离现实抽象思辩的状况,引起了其他学科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人们有理由要求哲学论证及结论同样具有客观的依据和严密的科学性.因此,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将成为哲学从绝对思辩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有效方法。最后,哲学实证化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哲学需要在其他学科中发现自身和吸收养料。也正是哲学的实证化倾向,能够促进哲学领域的扩展和部门哲学的兴起。过去,哲学同其他学科结合,出现了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等。当代,哲学同经济学结合,产生了经济哲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技术、社会领域,产生了STS(科学、技术、社会)等部门哲学。可以说,哲学的实证化倾向不仅不会如一些人所担心,所预言的那样,导致哲学的消亡。恰恰相反,它会促进哲学的兴盛和寻找到新的再生点。

哲学发展论文篇8

在研究范式上,突破传统范式桎梏,以文化哲学范式完整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

作者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在哲学史的时间向度上,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另一方面,在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上,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在叙述方式上,遵循历史主义原则,以史论结合方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鲜活个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不仅包括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及哲学贡献,还应包括作为职业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及哲学贡献。但是,由于每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的气质、知识结构和理论兴趣各异,导致他们所从事思想创造的领域、视角、风格、思维方式亦不拘一格。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同一理论中,他们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故而,作者在该著作中并非全面叙述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是选取其中能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最具代表性和原创性的哲学家的思想予以评介,且对每位评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把其摆在所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动态地加以考察,突出其理论特色、哲学贡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叙述繁简得当,系统而又突出重点。

在内容上,潜入时代历史深处,以自己的新见解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该著作不仅重在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的形成及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发展,还重在分析哲学思想本身。作者通过对大量中英文文献资料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批判地吸纳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独具新见的解答,提出一系列蕴含丰富而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新见解,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缺憾及空白,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本来面目,使该著作处处洋溢着创新的气息和作者勇于拓新的学术魄力,更增加了该著作的厚重感、时代感和真实感。

此外,该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近百人,覆盖哲学著作几百部,资料翔实可靠,论证充实有力。作者对每一个观点和每一个论证,皆以第一手的中英文资料为根据,做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考证,以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并且,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该著作或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者在各编概论和各章的结尾处提供了需要掌握的背景知识、参考书目、原著必读书目及相关学术论文,还对有关书籍内容作了简约的评述。这些书目都是作者立足二十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经历,从浩如烟海的相关著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中英文文献资料,对于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一篇:传统哲学论文范文 下一篇:财政改革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