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考论文范文

哲学思考论文篇1

摘要：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等理论。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这两种学说均对后期儒家哲学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人性论；孟子；性善说；荀子；性恶说

古今中外的哲学史上，在人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充分显示出人类对自身本质的高度关注。“人性论”是旧哲学探索人的共同本质属性的一种学说。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恶说等。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最具代表性，这两种学说均对后期儒家哲学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两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做一个评述。

1孟子的“性善说”

在战国时期，孟子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主要表现是人性和禽兽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他指出，人的本性和禽兽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人性丢了，结果变得和禽兽差不多了。因此，孟子十分强调“立心”、“养心”、“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人。

那么心、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也就是说人要不断地膨胀自己的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心、本性都是上天赋予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上天给予的。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是从人见小孩落井产生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他的性善论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或“恻隐之心”。一个小孩行将落井，一个人看见必然前去搭救。这个人去救小孩一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好名声传扬乡里，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啼哭声，而是出于不忍人之心。孟子从这件事上就引出了他的性善论，并进而导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四端）如同四肢一样，是人生而应有的，而不是外力加给每个人的。

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有善恶的不同呢？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相同。有的人能为善人是由于他努力培养与扩充这些“善端”。他认为圣人就是把这“四端”发展到完全程度的人。人都有“四端”，如果都能括充之，就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有的人不去培养和扩充这些“善端”，所以不能成为善人。

孟子一方面把仁、义、礼、智说成人的本性，同时也承认人的感官欲望也属于人的本性。但孟子认为感官欲望是“小性”，仁、义、礼、智是“大性”，小性要服从大性。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学说的思想基础。在孟子看来，仁义是人先天具有的本性，将仁义从人的心中扩充开来，推广到全社会，就会形成“仁政”的政治原则。先王正是把这种仁义之心，由己及人推广到全社会，才会形成仁政的。孟子讲的仁政，就是把仁义等道德原则推广到全体社会成员身上。他说：“亲亲是仁，敬长是义，人人亲其亲，敬其长，而天下平。”每个社会成员都亲亲敬长，自觉遵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和谐一致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局面。

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理论。这是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先天道德论，把仁、义、理、智等道德观念说成先天就有的。而且其推论方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人生而有之的自救本能的话，而亲亲、敬长、忠君等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绝不是生而有之的。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推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这在逻辑上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孟子把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2荀子的“性恶说”

荀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性恶论”的人性论思想的哲学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是荀子的“性恶论”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其最终的结论。荀子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凡是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之也。”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欲望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由于后天的礼仪教化，而使人由恶变善，这就是“化性起伪”。

为了论证“人性恶”，荀子自设问答展开了论证。

首先，人生而好利，有疾恶，好生色。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性情发展，就必然发生争夺，产生各种矛盾，最终造成暴乱，证明人性恶的观点。

其次，人之行善，师法教化而成，如果人性善，人就会自然行善，用不着师法教化而治，用不着圣王制礼义而理正。事实上，人们都要有圣王法师和礼义教化。

再次，礼义不在人性之中，不出自人性，性是不学而能，不事而成。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性同样都是恶的，君子所以为君子，在于积伪礼义，小人则不知道积伪，礼义之善是人为之伪，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于能不能积习礼义，而其性是一样的。

最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禹一样的圣人，然而在事实上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自己努力修养的结果。因此，只要努力积习，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是不知性伪之分，是不知人之性。荀子认为，性为恶，通过人为之伪可以为善，这如同木材经过加工可以制成器具一样。“性”和“伪”是不同的，性是天性的禀赋，不待教化而有的；伪是待后天教化而成的。但是“伪”能化“性”。礼义之伪，可以矫正人性之恶，引导人性向善，这种矫正人性之恶而化为善，如同木材不直，经过外力矫枉为直一样。而且礼义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但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荀子的性恶论的宗旨是后天的人为之伪，强调社会环境教育对人性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孟子主心，荀子主伪。荀子的性恶论及其礼义理论比孟子的性善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有着严重错误。这是因为：

荀子批评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从人的欲望要求出发研究人性，这是一种进步。荀子不承认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认为礼义辞让等道德原则，不是人的本性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和改造的结果，这就否定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并且荀子关于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观念的思想，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荀子人性论的出发点是人的欲望要求。这比根本否定人的欲望而只谈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要真实一些，比较符合人类的实际情况。人生而有欲望要求，人类正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正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产生了道德观念。因此只有探索人的欲望要求，探索人的需要，才有可能认识人的本性。荀子从人的欲望和需要出发探索人的本性，这一点是可取的。同时，荀子从人的群体生存的需要出发来阐述礼义的来源，比孟子把礼义归结为人的本性，也是一种进步。在荀子看来，人必须有一定的规矩来确定自己的社会等级，防止人们相争，避免引起混乱。而这一点的规矩就是礼义法度。礼义法度不是人本性所固有的，而是圣人制造出来的，加于个人身上的，这种说法比孟子的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尽管如此，荀子的人性论的基本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荀子把人的本性说成是先天就是恶的，也是错误的。人生而有欲望要求，这些欲望要求是天然的、合理的，它根本不是什么恶，它是人类能生存下来发展下去的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动力。

其次，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一样，归根到底是为君主专制主义论证的。荀子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与孟子的截然相反，然而其归宿却完全相同。孟子的性善论实质是主张人天生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顺民；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要人们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来适应君主专制主义。因此，他们都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哲学思考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有关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的一点思考

 

柏拉图在其对话录《理想国》的第七卷中，提出了一个“洞穴”的隐喻。关于这个隐喻，笔者有如下思考：

一、对“洞穴理论”的理解：

我把这个隐喻的本体简单概括成如下图示：

影像——洞外的人与手偶——火光囚徒

可见，囚徒处在整个过程的最末端和最底部，他们只是任人愚弄的对象。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们是有思考的能力的，但悲哀的是他们所能够认知的并不是真正的最高的存在，而是经过加工演变形成的影像，于是他们便把这影像当成了真实。在洞穴中，被绑缚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洞外的人的行为，更不可能认识作为一切的起点与终极的火光。他们能够感知到的关于火光的有且只有洞壁上的影像。

柏拉图的这个隐喻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脱离桎梏的人历经艰难见到了火光，而此时的他已经与原来的群体——洞穴中的囚徒——格格不入了，在旧友中，他已经是一个不能被接纳甚至要被杀掉的另类。

柏拉图在解释这一隐喻时说：“……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儿地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哲学论文，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只有神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柏拉图把“善的理念”作为一种本源，就象火光（用来喻太阳）对于囚徒一样，它是人赖以走进理想国的终极理念。对于“善的理念”，柏拉图解释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要摆脱现实的可知世界的愚弄，成为一个“理性”的人，就必须摆脱桎梏，向“善的理念”靠近，这是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的隐喻中得到的结论。

二、关于“洞穴理论”的一点思考：

在这里，我想把这个隐喻做如此理解：

所谓“善的理念”是柏拉图赋予“火光”这一符号的所指。而真正决定着人的理性和人对“可知世界”的认识的，应该是人性本身。其实套用“洞穴理论”的形式我们可以生动地解释这一观点。“火光”即为人性，摆弄手偶的人便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左右着“可知世界”的表现形式，洞壁上的影像则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现实存在，洞穴中的囚徒无疑是被现实愚化并玩弄着的人们。

我要重申我的观点：那被柏拉图比喻成“善的理念”的火光，在我的理解中被比喻成了人的本性，即人性。人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的源泉。而人性的核心是欲望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人的历史其实就是欲望的历史。作为人的两种原欲哲学论文，生存的欲求与性的欲求成为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人性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核心，善与恶是人性的两个方面，既是相反的两极，又是相融的统一体，它们对立统一地存在着，共同构成人性的全部。只有它们共同存在，人性才不会枯竭，人才能够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们的相反作用力同时为对方提供了无限发展的势能。可简单图解为：

恶←人（人性=善+恶）→善

如前所说，人性是人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而欲望是人发展的不竭动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性的表现形式即为对欲望的追求。而欲望亦可分善欲和恶欲。（至于人的两种原欲是善是恶，至今我无法定论。）

纵观西方文学史，（西方人的祖先是“正常的儿童”，所以西方文学是考察人性发展的可靠依据）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史诗（希腊神话和史诗永远是令人感念的“人”的颂歌，她是人性的“原是共产主义”），到中世纪的城市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由于教会文学为政治的延伸，所以暂可不做考据；在但丁的《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钳制最严酷的时代，人的欲望仍然在黑暗中歌唱着，即使歌声有些许飘渺），到文艺复兴的诗歌、小说、戏剧等创作（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的就是人的宇宙般浩瀚、深邃的心灵，这是人欲的最高级的、最深层次的表现），乃至古典主义戏剧（虽然古典主义创作在形式上受“三一律”的严格制约，但诸如莫里哀等人的戏剧仍然表现出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到启蒙主义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的创作（在经历了莎翁“存在还是消亡”的考问而未解之后，歌德又提出了“上升还是下降”的命题，又一次剑?溉诵缘纳畈悖，一直到后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鲜活的人的形象雀跃在文学的舞台，作用于人的心灵。他们所表现的，就是或善或恶的欲望?

文学是心灵的历史哲学论文，心灵即为人性所居的地方。而既然文学的发展历程又成为人的欲望的发展历程，则印证了欲望即是人性的存在与表现方式。

综上所述，以欲望为核心的人性才是人的最高真实与最终极的理念。柏拉图也无法回避人性中善恶并存的现实。他在对“洞穴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中提到：“……假设这种灵魂的这一部分从小就以得到锤炼，已经因此如同释去了重负，——这种重负是这个变化世界里所本有的，是拖住人们灵魂的视力使它只能看见下面事物的那些感官的纵欲如贪食之类所缠在人们身上的。——假设重负已经释，这同一些人的灵魂的同一部分被扭向了真理，他们看真理就会有同样敏锐的视力，像在观看他们面向的事物时那样。”由此可见，柏拉图在确立“善的理念”的存在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灵魂中的“恶”的存在。人性由此成为善恶交融，并相互作用着的抽象存在。

总结起来说，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善的理念”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动力和终极，是他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把理式作为最高存在，把“善的理念”作为建立“理想国”的基础与目标，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值得令人欢呼的伟大创举。但今天我们必须认知到他的局限，更全面和准确的阐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终极意义，那就是人性的存在与发展。

 

哲学思考论文篇3

网络具有速度及时，容量巨大，全球互通等特性[1]，这些特性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感受大千世界的精彩，另一方面却又加速了网络困境的产生。网络恶搞触及道德底线，网络炒作暴露社会“趋利性”问题，网络暴力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络深陷困境，各种混乱局面反映出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变化。

（一）网络恶搞突破底线

网络恶搞起源于日本的“KUSO文化”，有着“恶意搞笑”的涵义，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用搞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某些事物看法”的行为。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恶搞”已经从最早的小范围的搞怪，演变为一种开放娱乐时代的文化现象[2]。恶搞可以表现在语言上，为热点事件当事人取外号就是例子：陕西省安全监察局局长杨达才，在勘察延安交通事故现场时的一张面含微笑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引发热议，后被网友指出其拥有多块价值不菲的名表，由此得名“表哥”；陕西神木县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她利用伪造身份证，在京购买价值约10亿人民币的20余套房产，被网友冠名“房姐”。网友为热点新闻人物取外号的恶搞方式，幽默而又简洁，同时达到了讽刺戏谑的效果。除了语言恶搞以外，图片和视频恶搞更是恶搞文化的主要构成。网友通过Photoshop等图片制作软件，为本来的图片配上搞笑的视觉效果，达到恶搞的目的。2003年，广西南宁一名体态偏胖的中学生，因为不经意的一瞥被相机捕捉，传到网上后引发了PS热潮，他的头像被P到明星或者电影海报上，供人娱乐，当事人“小胖”也顺势成为了一代草根明星。用私人照片恶搞的行为可能会让普通人一夜之间变身明星，但这种恶搞行为明显触及当事人的肖像权，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嫌疑。当恶搞触及法律，原本娱乐搞笑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味。2006年自由职业者胡戈恶搞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这部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恶搞短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却被陈凯歌导演以“侵权”为由告上法庭。虽然人们应该对颇具娱乐精神的恶搞文化持宽容态度一笑而过，但当恶搞行为触及道德与底线，就必然要采取措施及时纠正。

（二）网络炒作利益为先

网络炒作是一种存在于网络的策划性传播推广，它是“混合了公关、新闻、广告等多种信息形式的复合体手段，具有强烈的商业功能性指向。”[3]通过推手或者幕后人，炒作方将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推到公众面前，在引发正面或者负面的评论后，聚拢大量的人气，利益也随之而来，从而名利双收，达到炒作目的。“网络红人”就是网络炒作兴起后的产物。这些人物出位的言行刺激大众感官，以此为炒作手段，成为备受关注的“红人”。“芙蓉姐姐”早期在北大清华论坛上“身材曼妙”的照片，并自称“冰清玉洁”，出位的言行受到大量网友的嘲讽，反而让“芙蓉姐姐”一炮走红。部分“网络红人”通过无底线的言行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无视作为公众人物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网络红人”及其背后利益链的根本目的就是在高度关注中谋取利益，完成炒作行为。这类群体可以说是娱乐进化过程的畸形产物。与“网络红人”对大众刺激相比，通过制造“网络谣言”进行炒作的方式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大。2013年著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曾经的“立二拆四”风光一时，由他经营的营销策划公司年收益可达千万。他为了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了制造“网络谣言”的方式进行炒作。他和团队曾经编造的谣言包括“真实的雷锋生活奢侈”，“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向红十字会捐款”，“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等。由于造谣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注者，这些谣言很快迅速传播，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恶性影响。编造“网络谣言”的炒作方式或许能够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最终只能害人害己。“网络炒作”的兴起反映的是社会对于名利盲目崇拜的异常心理。除了炒作本身的噱头外，网民们对于“网络红人”蜂拥式的关注，以及对于“网络谣言”不加考虑的听信传播，也是炒作操作人能够屡屡得手的另一原因。

（三）网络暴力难于治理

网络暴力是指“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4]网民们自发对引起“众怒”的一方进行讨伐，通过语言暴力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折磨，更有甚者会公布当事人真实信息，让当事人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影响。“人肉搜索”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最典型的网络暴力手段。2007年北京女白领姜岩跳楼自杀，她生前写下的“死亡博客”披露了丈夫王菲与人外遇的经过以及自己的绝望心境。她的博客被众多网友阅读，姜岩去世后，义愤填膺的网友自发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将姜岩丈夫王菲及其情人的私人信息在网络上大肆公布。更有甚者直接上门对王菲及其家人进行骚扰咒骂，难以忍受的王菲最终将三家网站告上法庭，由此引出了中国第一次进入司法程序的“人肉搜索”案。随着微博等SNS社交工具在中国的盛行，“微博暴力”成为了“网络暴力”的新形式。中国微博用户已经达到2.8亿，在这个平台上聚集着普通网民、娱乐明星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社会精英。微博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甚至名人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遥不可及。距离拉近了，问题也随之产生。2012年，著名影星舒淇因不堪忍受网友在微博评论中的谩骂讽刺一夜之间删除了所有微博，这样的行为却引来了网民更大范围的攻击，甚至连声援舒淇的其他名人也不能信免于难；2013年，网友“空游无一”一则微博照片，照片上埃及神庙浮雕上赫然写着“丁锦昊到此一游”的中文字样，这张照片被网友转发8万余次，网友义愤填膺，人肉搜索出中学生丁锦昊的个人信息，最终当事人家长主动站出来公开道歉，才使得事件逐步平息。不同于现实中的暴力流血事件，“网络暴力”给人带来的精神层面影响难以估计，甚至还会跳脱出网络的虚幻环境，为受害人造成实质的物质损害。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人们能够更加直接地表达感情，同时也更容易受到煽动，在“网络暴力”的过程中享受另类的“团结”。由于“网络暴力”参与人数众多，难以下手进行治理防控。虽然各大网站已经开始实行“网络实名制”，但效果并不明显，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网络暴力”仍在继续。

二、从价值哲学角度看网络困境

价值哲学是一门研究一般价值的学问。价值哲学中，现实中的人在其需要获得满足时，会与满足其需要的客体产生关系，这便是价值的本质。价值具有客观性，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同时也可以对客体属性进行评价，乃至应用。现实中的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二者相互作用过程中确立的，这种相互作用即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价值与人们的需求、欲望、利益、爱好等有着紧密的关系。人们的价值标准会受其所在的立场影响，并随着时代变迁更改。网络文化之所以会步入困境，与人们的价值观变化不无关系。当个体主义取代整体主义，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价值多元化，最终导致价值迷失。

（一）个体主义取代整体主义

现代主义将必然、中心与整体作为核心内容，主张整体主义。但后现代主义却认为现代主义是过时的，它主张信仰多元化，对现代主义所说的“必然”保持怀疑态度，并且认为人们的生活应该在娱乐与游戏中度过。后现代主义提倡个性，主张个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消解现代主义，它赋予人们个性自由，但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消解了人们的价值观，它不止消解了原有的守旧派道德，对道德本身也是视若无睹。除此以外，为了免除走向一元价值的极端而极力提倡多元化，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混乱的极端。当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个性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秉持的整体主义，必然会产生价值上的混乱，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并且将自己的标准奉为绝对[5]。这种表现在网络上尤其明显。跳出理论的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解放后的新中国一直以整体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当时的人们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甚至不愿意显露个性。在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开放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在一波又一波新鲜事物的冲击下逐步开放，开放的环境让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到释放，个性主义发挥其作用，人们逐步形成独属于自己的价值世界。进入到网络时代，个体主义更是登峰造极：言论自由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出颜色各异的火花；在各不相同的价值观指导下，人们的行为也是千差万别，由此便形成了独具一格而又错综复杂的网络景象。可以说，网络文化乱象丛生的根源，就在于个体主义的盛行。

（二）个体主义导致价值多元化

个体主义大行其道，自然会产生千差万别的价值观，价值主体凸显的结果也就是价值多元化[6]。价值多元化尊重并承认不同个体的不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意义。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价值多元化：一方面，必须承认价值多元化的积极影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被极大地激发，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创新，传统思维方式跟着改变，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革新；同时价值多元化的到来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力，受到激发的个体主体性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物质财富不断涌入，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价值多元化的到来，异彩纷呈的个性主体让整个社会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面对价值多元化浪潮的袭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管理层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合适的应对措施，对于价值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失序、价值迷失等现象，不能做出及时的反映。当人们的价值观产生混乱，折射到现实生活中必然会演变为各种社会乱象，网络进入困境就是社会乱象中的典型代表。开放的网络环境让人们能够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体现个人价值观，当不同的价值观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摩擦与矛盾，人们继而通过“恶搞”、“暴力”等方式来发泄情绪，混乱现象也就随之产生。

（三）价值迷失

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理性主义，使人们的价值观趋向于随意和任性，每个人都在张扬个性和自我，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选择、行动。在社会缺乏统一价值观领导的情况下，人们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必然导致社会步入价值迷失的困境[7]。另外，享乐化和世俗化的价值趋势是价值迷失的另一点体现。中国的物质实力不断增强，有钱阶层有资本去炫耀物质实力，让社会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价值迷失的人们跟着张扬物质利益，让整个社会充斥着“拜金”、“功利”、“享乐”的物质气息。同时，中国社会又是一个竞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功利社会，伴随着日益增大的生活压力，人们逐渐进入焦虑的怪圈。焦虑让人们主动寻找娱乐来缓解身心的压力，刺激沉闷的心灵，发泄积压的情绪。网络上的娱乐内容为人们的焦虑提供了出口，“网络恶搞”符合人们的娱乐口味，“网络红人”刺激了人们的感官，“网络谣言”放大了人们的不满，“网络暴力”则成为了人们发泄的方式。人们对于这些网络现象的大量需求，为网络乱象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步入网络困境。迷失的价值观让人们沉迷于网络的幻象，网络上复杂交错的混乱景象又让人们在价值迷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三、化解网络困境的路径

选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网络进入今日的困境有着复杂的成因，想要摆脱困境也不可能一蹴而成。从政府监管机关，到网络文化媒体，再到参与网络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坚守自己在网络活动中的责任，履行自己的相关义务。

（一）国家与政府维度

首先，国家不能因为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人们价值道德的培养，物质享受的风气应该从根源断绝，政府必须做出清廉的表率；其次，不到位的社会保障和不作为的福利制度为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直接影响人们陷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泥潭，沉迷于网络制造的虚幻美景中不可自拔。在必要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该用法律法规对网络进行监管，促使网络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另外，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转变思维方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在多元化价值主体的诉求汹涌而来的今天，政府不能闭门不问，而是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对舆论采取相应的回应，通过平等对话，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加强政府与网络参与者的相互理解。对于政府来说，网络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是成为了听取民声民意的重要平台。网络拥有自由的言论环境，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自由使用自己的表达权。当国家要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时，就必须要好好利用网络，增强网络的公共力量，使之成为国与民之间沟通便捷的舆论平台。针对于此，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监管体系”[8]，成立类似于“银监会”、“证监会”的“信监会”，即“信息业监管会员会”，整合过去松散的信息监管部门，政府监管重点从新闻管理转移到信息监督管理，从宏观上把握网络这个公共平台，争取引领网络早日走出困境。

（二）网络文化媒体的维度

网络文化媒体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信息把关的失职和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这层面上[9]。从信息把关上讲，必须要对网络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和过滤，不能敞开网络大门让所有奇形怪状的言论都要到生根发芽的空间，更不能将鉴别信息好坏真伪的责任交给网民大众。媒体有责任过滤不良信息，同时应该以高度理性的态度对待网络信息，不能成为有害信息传播的平台，更不能成为恶性炒作的帮凶。当然，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网络媒体的把关地位已经弱化，网民可以自由言论，这为网络运营方进行信息把关增加了难度，但越是如此网络媒体越应该加强把关方面的投入，加大信息把关的力度。从社会责任方面讲，网络媒体作为盈利企业，不能只着眼眼前利益而放弃作为媒体的长远发展前途，并且应该始终保持作为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不能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更不能主动编造虚假信息为网站增加流量。同时，网络信息朝着低俗化的方向发展，网络媒体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网络媒体对于“网络红人”、“网络恶搞”的默许，才使得低俗文化和另类红人的人气长盛不衰。另外，网络媒体对于眼前利益的执着，逐步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当网络媒体出现了价值观的偏离的现象，又如何为网民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网络媒体重新树立社会责任，首先要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从每一个从业人员抓起，才能让网络媒体提高整体素质。其次，要规范网络市场混乱无序的发展现象，抵制网络媒体间的恶性竞争，为网络媒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

（三）个人维度

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提出的文明上网的“七条底线”[10]，高度概括了作为一名文明网民所应具备的标准。这“七条底线”如下：（1）遵守法律法规底线。网民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网下，都是一名在法律管控下的公民。（2）遵守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作为网民时刻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良好环境，不忘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同时也有利于网民把握住个人价值观的主流方向。（3）遵守国家利益底线。网民应该拥护国家利益，对于别有居心者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的“谣言”，应该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4）公民合法权益底线。在进行网络活动的时候，不仅要警惕个人信息安全，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以及信息隐私。应该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权益，决不能参与“网络暴力”的行为。（5）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对于违公共秩序的网络行为，网民应起到群众监督、举报的作用。（6）遵守道德风尚底线。网民应该自觉提升个人素质，遵守网络道德，自觉抵制低俗文化和网络诱惑。（7）信息真实性底线。网民不能对网络信息听之信之，应以理性态度对待网络信息，不能成为造谣者传谣的工具。参与网络活动的“网民”不仅有普通民众，更有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名人。社会名人不仅应该与普通网民一样遵守“七条底线”，更有责任为普通网民树立榜样，为网络环境提供“正能量”。不论是名人网民还是普通网民，每一个人都要认清自己在网络时代所处的立场地位，认识自己在网络生活中所肩负的责任，端正个人价值，才能让不良的网络现象没有立足之地，让网络从困境中走出，重新收获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

哲学思考论文篇4

矛盾学说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分支，这一学说体现了一种矛盾辩证思想。它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皆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要想更好的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就要了解矛盾的所在。而事物的矛盾存在于对立关系当中，因此必须对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关系加以了解。在对中国梦的概述中，也有对矛盾学说的阐述与应用。这一梦想是集体的，同时也是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国家民族有发展的希望，大家才会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有人人奋发向上，整个社会才能生机勃勃，才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梦是一个个中国人梦想的综合。生活在当今时代，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也幸运的享有与祖国一起进步的机会，享有见证中国梦实现的机会。有梦好的愿景，有实现的机会和可能，有奋发向上的动力，还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呢？正因如此，我们的中国梦才得以实现。

2辩证法普遍联系学说的体现

在辩证学当中，发展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事物在不断的前进与上升，而这一过程又并非一帆风顺的，难免会经历一定的曲折和困难，而发展则是上升与曲折的统一。除此之外，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如若不重视量的积累，便无法促成质的变化。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是推动国家发展，这对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过去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斩获过巨大的成就，也经历过深刻的错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迎面困难，对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拥有百分百的信任，无论是前进方向还是制度安排。要想全面构建小康社会，需从眼前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的积累力量，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在适当的时机下进行转型，注重内在需求的力量。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民族上下凝聚在一起，将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紧密相连。经历过历史车轮的碾压，我们意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国家昌盛，则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颓败，则人民苦不堪言，因此全体人民都应当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努力与贡献。这是一项光荣且长久的任务，需要一代代华夏子孙坚持不懈的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3中国梦，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历史合力论的体现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中，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经历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因此，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和决定力。我们不仅可以为生存创造物质基础，还可以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就唯物史观而言，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掌舵手，是社会历史的决定者和创造者。中国梦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因此也说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也是华夏儿女的梦想”“人民的向往就是国家前进的方向。”不难看出，中国梦的实现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我党在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也是以人民为导向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追求。

4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梦是华夏子孙共同的梦。它是时展的必然，也是我国前进的方向，中国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是我国未来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凝聚万千中国人民的力量。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只要华夏儿女劲往一处使，再大的困难也微不足道，中国梦也一定能够成为现实。

哲学思考论文篇5

1．坚持实事求是，学会换位思考。有时信息不对称，看问题不同，容易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情境，换位思考体现的是一种清醒，一种觉悟。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从正面、侧面、反面来看问题；要学会长远地考虑问题，从昨天、今天、明天看问题。

2．懂得矛盾相互依存，为人襟怀坦荡。人本身就是矛盾的个体，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由于分管工作的职责分工不同，管理意识强弱不同，管理能力水平不同，管理方式的粗放与细腻有别，这些都是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存在于领导班子的管理过程中，相互之间也不同程度地相互影响着。班子成员之间出以公心的相互沟通协调，开诚布公地交流协作，就能够有效防止矛盾的激化并使矛盾向有利于和谐的方向转化。3．懂得矛盾主次，善于抓主要矛盾。班子成员之间的矛盾时时存在又相互依存，有个性的，也有共性的；有历史形成的也有现实碰撞产生的；有利益形成的，也有感情支配的；有分管部门苦乐不均造成的，也有程序运行前后制约造成的；有开拓进取不计代价造成的，也有裹足不前瞻前顾后造成的；有外部影响的，也有内部积累激化的。领导班子这些矛盾的交织，就要善于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原则，就是有利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有利于班子的团结。4．学会“妥协哲学”，彼此实现双赢。维护班子团结，既要坚持原则性，也要讲究灵活性，在非原则问题上要有涵养，要掌握让步和妥协的艺术，相互间要能大度容人，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

二、践行和谐文化理念，营造班子团结氛围

一支队伍是否有战斗力，是否有拧成一股绳的凝聚力，关键要看这支队伍的核心—领导班子是否具有和谐的文化理念，是否具有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和带领力。

1．顾全大局，关照整体。领导班子是一支队伍的领导阶层，是工作和事业的核心团队，必须具有引领作用，必须顾全大局，带领整体。一要用事业凝聚人心。要引导班子成员和群众明确从事工作的重要位置，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所从事的工作作为事业来经营，作为立身之本来对待。做到适岗适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竭尽所能地创造条件，让班子成员和群众在宽松、宽容的环境中工作，让大家有练苦功的动力而无应付内耗的压力，有专心谋事的成就感而无分心谋人的疲惫感。二是要用感情凝聚人心。要带着感情团结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领导工作中，要更多地采取鼓励、沟通、协调、引导等手段来影响和引导班子成员和同事们自觉为实现共同奋斗目标而勤奋努力。三要用团结来凝聚力量。要善于引导班子成员增强全局观念，顾大局、识大体、想大事、讲大度，正确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要善于引导班子成员在充分沟通、充分商量、充分协调中求大同存小异，在分歧面前努力做到原则上一致、思想上一致和出发点上一致；要善于引导班子成员在营造友爱的氛围中相互信任、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相互维护，形成和谐的政治局面。

2．“德法并重”，以德为本。领导班子成员由于责权不同，在管理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要查明原因、判明性质，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反思理解和自我纠错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违反原则，腐化堕落，对队伍团结和事业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况，班子成员应坚定立场，秉公处理；非主观故意的，或者领导经验不足造成的影响，不能不教而诛，一棍子打死；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给出路，实行人性化管理。

3．和而不同，出以公心。班子成员要扬长避短，相互理解支持，同舟共济。班子成员的经历、社会阅历、气质和所处的位置各有差异，看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往往会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差异。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很容易产生不同意见分歧，意见分歧的长期存在势必会影响班子运行的效率，影响班子的团结。因此，作为班子成员，应该出以公心，从本单位事业发展的长远考虑，隐忍不同。在隐忍中寻求理解和解决的办法，以克服矛盾和促进事业的发展来化解不同。

4．司职补台，形成合力。班子成员要各自定好自己的位置，既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补台。作为一把手，特别要做到“六事”，即谋事、任事、担事、容事、处事、息事。谋事就是抓方向，抓大事；抓就是要驾驭班子，带动班子。要善于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形成班子共识，使班子成员齐心协力，主动朝着目标努力。同时要明确“第一责任人”、“班长”的角色，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副手作用，给副手施展空间，到位不越位，放权不放手，支持班子成员放手工作。任事就是敢于决断事情。在管理上严慈相济，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班子成员，要把握干部成长规律，悉心培养，善于激励干部，让班子成员都看到光明的前途和工作的回报，让大家在充满希望的氛围和环境中发展。同时也要敢于批评，真心帮助，教之以法，授之以道。担事就是敢担当，勇于负责。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一把手都应当负有领导责任。所以一把手要主动担责，不能有了问题和差错，推过给下属，指责下属。容事就是要有度量能包容。要容人之短，用人所长，要容才。对班子成员中能力较强的人不嫉妒、不压制，要爱才、护才、养才、用才，形成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局面。处事就是在复杂环境下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处理好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平行相关联各单位的关系。要传达落实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形成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共同决策，带动班子成员分别贯彻落实。息事就是能够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一个班子再好也会有矛盾，矛盾并不可怕，关键是一把手要能为班子成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既要善于及时发现矛盾，勇于解决矛盾，又要善于营造同志加兄弟的工作环境。一把手要注意与班子成员的情感培养和情感交流，建立同志间的真诚友谊。要看到班子成员的成绩，想到存在的问题，帮助克服和解决困难，使班子形成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团结一致、协调配合的氛围。作为班子成员，在做好分管部门的工作的同时，也要组织和带领所属部门支持协助其他部门做好工作。在班子内部既有分工，又有协作，补台不拆台，形成班子的整体合力。

三、强化自身意识修炼，提高班子和谐质量

提高班子成员的和谐质量，要由班子成员分别加强自身的修养，共同实现和谐的领导班子集体。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应自觉锻炼并提升五种意识。

1．问题意识。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关键在于敢不敢正视问题，善不善于发现问题。敢不敢于面对问题是态度问题，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存在的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否则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必须善于发现问题。领导干部要有一双洞察问题的眼睛，要拓宽视野，也要明察秋毫，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思想作风方面、规章制度执行、以及生产安全等方面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在发现问题上领先。能够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断提高领导能力水平，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才能不断推动工作向前发展。

2．责任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领导班子的责任就是带领群众做好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履职尽责。当官不是作福，而是尽责。班子成员的责任意识的强弱高低，直接影响到班子的和谐质量，也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办事效率。领导干部不担责、不负责，就会失去示范带动效力，就会失去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3．群众意识。邓小平讲，领导干部一要怕党，二要怕群众。领导敬畏群众，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敬畏群众才能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时刻关注群众的思想感受，站在群众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领导决策才会更科学合理，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各项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开展。很多难题到群众中去，就能迎刃而解，许多困惑到群众中去就会豁然开朗。4．防腐意识。领导班子要用好权，谋好事，尽好责，思想上必须强化防腐意识。“严于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以己正立信，以无私树威，以务实兴业，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5．法制意识。坚持法制意识，可以使领导班子在决策时有法可依，提高公信力，执行时坚持法律至上，公平正义。坚持法制意识，就是要求领导班子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样才能用好权，服好务，带好路。才能取信于群众，实现队伍的和谐。

哲学思考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由几道高考题看探究式教法在哲学教学中的作用

 

2005年，高考文综第28题、32、33题和2006年，高考文综第30题均考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观点。第28题对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作品的认识，考查辨证矛盾与逻辑矛盾的区别。第32、33题是如何看待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问题，考查学生对矛盾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2006年，高考文综第30题是借《新唐书魏征传》中的“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教育论文，思所以亡则存矣。”并结合温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的时事背景，要求学生准确理解矛盾的含义。2009年，江苏高考27题“5.12”汶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北川中学高三学生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多难兴邦”一词蕴含的哲理是

①矛盾双方相互依赖②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③矛盾双方相互贯通 ④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A．①② B．③④C．①②④ D．②③④

这几道题从出题角度来看涉及漫画、古代名人名言、现实重大时事问题。从考查知识角度来看既涉及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灵活、全面掌握，又要求学生要多问、多想，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发散思维能力。而这些方面的素质的培养给予探究式教学法以重大的作用。

（1）探究式教学法符合哲学的本性，有利于抓住哲学的性质和功能，遵循哲学的发展规律。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知识不等于智慧，如果教师把哲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传授，即使向学生讲的“清清楚楚”，也难以体现出智慧来。只有在学习知识和学习过程中主动地探究，通过亲身体验，长期积累，学生才能增长智慧。哲学教育更需要培养学生对智慧的无限热爱和永恒追求的精神。对智慧“热爱”之情极其纯真教育论文，对智慧“追求”之意不可遏止，才能激荡出无穷的智慧。所以，“爱智慧”比“智慧”还重要。这就更需要学生主动的去探究，要多问。如果离开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离开主动的探究，哲学教育的“效益”就会降低。

（2）探究式教学法符合哲学的思维要求，有利于贯彻哲学的思维原则。哲学是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方式。学习哲学知识与领悟哲学思想，体验哲学思维方式，虽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学习哲学知识当然需要思考，而领悟哲学思想，体验哲学思维则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思考，依靠自己的探究。黑格尔认为，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殊性教育论文，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毛泽东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唯物有辨证的理论思维方式，主要地不仅是教师精讲解知识，而是学生自觉进入思维过程，通过自身的探究逐步地养成。如：32、33和30题就要求学生多思、多想。不仅知道矛盾的含义，而且对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相互包含的涵义及关系要理解的清清楚楚。

（3）探究式教学法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学习的主动性，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哲学教育应当给人“挖的深，站的高，看的远”的思维启示，这同样需要学生通过探究来获取。哲学思维是批判性思维，智慧最具有开放性，最具有创新性。自有哲学以来，就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允许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教育论文，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学生亲历探究，对问题作多方面，多层次的思考，进行各种争论，恰恰有利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2009年，江苏27题必须清楚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区别和联系。2005年，第28题不仅要求教师要讲清楚“逻辑矛盾”和“辨证矛盾”的区别，而且要求学生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哲学思考论文篇7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采取这种考核方式长处是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使整个教学由被动转为主动.在传统教学中，笔试始终是考核的主要方式.但这种考核方式越来越不适应高教改革，学生也有反映.仅凭一张试卷的考核不可能全面反映学生对哲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有悖于哲学的本性.而以专题论文的形式作为检脸学生学习成绩的方式之一，刚具有其科学和合理之处.它不仅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哲学的功能，使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得到锻炼，而且还有助于改变哲学教学的被动局面.同时学生积极参与的主动性能得到较有效的激发，知识面的拓展也远胜过写论文形式本身.以97级国炙系为例，在b0名学生组成的个小组中.充分利用图书馆、信息网查阅的哲学和经济学图书142本.期刊l38种，人均复印资料5篇以上.在对大里信息材料的筛选、分析和整合过程中，他们不仅充实了知识，面且还获得了一种综合、概括能力.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小组的选翅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争论，力图从哲学的层面上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难点、热点问翅.最后达成共识.同学们深有感触地说，在我们的论文里凝聚，集体的思维结晶，我们开始学会反思.这是.大收获之一，也是论文写作的真正惫义所在.不少学生感叹。哲学已自觉不自觉地进人了平时的生活。学习和处理间翅之中，意外地体会到了学习哲学的趣味.

哲学思考论文篇8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外，20世纪中国哲学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提出的，如女性主义问题、乡村建设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交融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哲学对史学、文学影响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教育相联系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问题；有的问题则是哲学与宗教相联系而提出来的，如20世纪中国宗教哲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多方面的联系。在这些问题上，也往往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复杂联系。如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李大钊、李达等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而胡适、周作人等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两种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通过阶级解放来实现女性解放，而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女性解放看作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但它们又都主张女性从封建夫权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对封建夫权制度进行各自的批判，共同推进了女性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兴起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固然被中国历史进程证明是正确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因素，因此这两大思潮也有一个相激相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