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智慧论文范文

哲学智慧论文篇1

崔绪治老师当年为我们讲授哲学原理中社会历史观部分，他的精湛的、思辨的语言具有音律美，抽象的哲学原理从他口中娓娓道来，吸引我们神往探求社会历史观的根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课程结束的考试。当时他问我们：“希望用什么方式考试？”我们那时似乎有些犯傻：哪有过老师问学生如何考试的？崔老师告诉我们，一种是通常的闭卷考试，好处是可以把概念和原理掌握得更加扎实；还有一种是写文章，好处是可以从中领悟治学方法。毋庸置疑，我们选择了后者。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选了崔老师指导的研究课题。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到做论文的方法，一直受用至今。

记得崔老师要求我们，写论文之前先要熟悉领域研究的前沿状况，力求写出新意来。写论文提纲的时候，他要求我们首先规划好论文分几个部分，然后列出每一部分中的大、小提纲，最后规划好每一个小提纲怎么写，包括论点、论据、结论，等等。几乎论文未写，就已经搭建起一个树形论文框架，并且不只有树杆、树枝，还有树叶。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写作方法，简直与东尼·伯赞的思维导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工作6年之后的1988年，我的第一篇文章——《中学生爱情道德教育初探》，刊登在《人民教育》上。从此，开始了我的实践研究之路，之所以定位于实践研究，是因为实践之树常青，有实践、有研究，就会有创新。究其方法，皆为师从崔绪治老师所得。

黎加厚教授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智者。最初吸引我的，是黎加厚老师所作学术报告——《构建高智慧的学习新体系》。时值课程改革之初，面临全新的教育理念，我们这些由学科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教育工作者，很有些彷徨。黎老师的报告如醍醐灌顶，为我们指引了实践新课改的方向。

2003年夏的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黄山年会，对我和加厚老师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当时，黎老师在会上做《面向学生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标准——课程与技术整合》培训报告，报告期间，黎老师把会场内的中小学老师按照座位的片区划分为不同的工作坊（workshop），每个工作坊都有不同的讨论内容，坊内讨论之后还要大会交流。我所在的那一片区接到的讨论题是关于多学科整合的内容。我在大会交流时，从科学发展的背景出发，阐述多学科整合的必要性。也许超越了一般中小学教师的理解，引起了加厚老师的注意。

2004年，加厚老师把工作坊激发智慧的学习方式引入苏州市信息化教育研究型教师培训班。每次上课，先让老师们谈对概念、方法或原理的理解。一开始，有着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学员们觉得很不是味：教员没讲课，倒让当学员的说概念、方法或原理，那还要教员干什么？不过被工作坊逼得没办法，只能斗胆抛出“他山之石”，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他山之石”成了一个个讨论主题，七嘴八舌的头脑风暴就此展开，末了，每个人都收获了新的理念、方法、自信。

加厚老师把BLOG介绍给苏州的老师，我们便把工作坊研修方法搬到BLOG上，首开网络教研风气，推动着网络环境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哲学智慧论文篇2

《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是郭齐勇先生2008年4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列入“珞珈中国哲学”丛书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1990至2007年间写作并发表的24篇论文(含代序)，且将它们分为“新出楚简研究”、“儒释道精神重探”、“现代学术发微”三个部分。沉潜于三编之内，遐思于典册之间，《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可谓经由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取向，浓缩地写照了郭先生承传并创新“珞珈中国哲学”的学派诉求。

众所周知，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至2005年陆续面世的5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对于重写先秦思想史与激活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先生之研讨新出楚简，自然也是这一学术思潮使然。不过，此批竹简出土于湖北荆门，鄂人郭先生执鞭于武汉大学，二者的“守望相助”似乎达成的正是地缘与学缘的“天作之合”。有鉴于此，郭先生重视新出楚简研究的多重努力，方可得以再度敞开。比如，在中国哲学界对郭店楚墓竹简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之际，郭先生即指导丁四新在1999年6月完成了题为《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并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又如，1999年10月中旬，郭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共同发起并在武汉大学召开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萧差父先生欣然为会议赋诗：“神明呵护墓门开。楚简缤纷出土来。学脉探源儒道合，人文成化古今谐。不传而禅公心美，道始于情六德恢。嘉会珞珈瞩新纪，东方旭日扫黔霾!”当然，除了指导研究生以“学脉探源儒道合”、组织研讨会以“嘉会珞珈瞩新纪”之外，郭先生更是以“人文成化古今谐”的志愿与勤勉走进了这批新出的楚简。

遥想当年，一代宗师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展读本书“新出楚简研究”编下的6篇论文，无论是探究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的身心观与“圣智”论，还是钩沉上博简中的孔子为政思想、道法家形名思想，无不表明郭先生践履的正是观堂先生的宏愿：“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尤须指出的是，在新出楚简与传世文献的对视、观照之中，郭先生仰仗“释古”的人文情怀与时代要求，超越了“疑古”与“信古”的是非纠葛，从而真切地论定了新出楚简之于重新阐释传统经学、先秦儒学的划时代价值。因此之故，我们细读“新出楚简研究”编下的《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一文，更须慧心地咀嚼该文对现代经学三种路向的梳理、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特色的指陈；而两篇有关思孟五行的论文，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同样亦属作者的贡献。

与新出楚简是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不同，儒释道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传统重心。本书“儒释道精神重探”编下共有9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四大思想传统问题——先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宋明理学、佛教哲学。于此，郭先生借助个案与宏观相结合的视域，试图挖掘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传统精华。这一精髓或精华，亦即作为代序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研究方法论问题》一文所表述的：“与西方哲学相比照，中国哲学有三个显著的特色：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连接，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这些原创性的智慧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

立足于当代学术思潮的演进与发展，可知郭先生对懦释道精神的重探，核心在于儒家；其对儒家精神的重探，着力又在孔孟。作者阐发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据及其包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儒家道德哲学的特点与意义，指出儒学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学说，中国的制度文明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与发掘。其中，《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揭示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之比较》分疏了朱、王二人对“情”的界定不同，从而发生了性情论的分歧，并强调心性论这一富矿有益当代，值得发掘。

“儒释道精神重探”编下的《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及现代的意义》一文，更是画龙点睛之作。人们知道，2002年，时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刘清平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乎儒家伦理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大讨论；200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郭先生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汇集了这场大讨论中的各种不同意见；该书出版以来，同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邓晓芒又与郭先生就同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郭先生的立场不同于刘清平，亦不同于邓晓芒，但问题在于：郭先生何以既要检索“亲属容隐”在古代制度史上的种种体现，更要探讨“亲亲互隐”之于变革当今法律制度与观念的正面价值呢?联系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2008年5月10日邀请郭先生演讲《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属容隐制度为视角》来看，既然无人可以否认这个古老的话题其实是个极其现代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那么，郭先生的立论基石——唯有合乎人情、顺乎人心的法律规定才能真正保护并捍卫人民自身的权利——就必须得到当代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宽容和理解。

于现代学术，郭先生以研究鄂人熊十力享誉学界，既有《熊十力及其哲学》(1985)、《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1988、1990)、《熊十力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思想研究》(1993)、《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1994)等研究著作，亦有《熊十力论著集之一——新唯识论》(1985)、《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体用论》(1994)、《熊十力全集》(2d01)等点校作品。也正是以熊十力为轴心，郭先生在其学思历程中又不断地扩展着当代学人的范围。继续着现代学术的致思，智性地探寻着中国哲学的出路。“现代学术发微”编下的8篇论文，主要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冯契、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作为研究对象。当中尤为值得推许的是，作者深度展开了冯友兰、冯契、殷海光等人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并在反省“五四”，反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理性地批导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探讨中国哲学在当代重建的重心与途径等问题。

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显然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依据笔者的肤浅了解，懦学的“普及”与“提高”或是郭先生较为系心的两种路径依赖。从“普及”来看，2006年9月28日，郭先生等5位发起人联合海内外54位学者了《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2008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年4月14日，他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著名的《“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一文；近十年来，他与同道努力创办“国学试验班”，并在民间社会推动有关国学、儒学的教育。从“提高”来看，1998年，郭先生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了《儒学：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1999年，又在《中国哲学史》第1期发表《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普及”之宣示晚于“提高”之沉思，这一事实并不难以理解，盖因“理论”到了什么程度，未必直接意味着“现实”到了什么程度。明于此，“对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教性功能的讨论，只是这场讨论的浮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关于儒家道德实践、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背后之超越理据的发掘和发挥。因此，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的‘性与天道’、‘天人合一’、‘超越内在’、‘两行之理’、‘自我转化’等方面的讨论，成为当代儒学的中心与重心”。郭先生这段话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哲学智慧论文篇3

【关键词】诸子散文；论证技巧；人文精神；作文教学

2014年3月，莆田市举行高三质量检测，其中语文写作考查为：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材料作文。

星云法师说：“这世界是一半一半的世界。天一半，地一半；男一半，女一半；善一半，恶一半；清净一半，浊秽一半……”

上面的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感悟或联想？请就此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要求：①必须符合文体要求；②角度自选；③立意自定；④题目自拟；⑤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我看完材料之后，觉得本则材料的中心意思应是事物具有两面性，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在我校学生的答卷中，学生的写作角度有如何看待社会中的善与恶，如弃恶扬善，学会包容等；还有如何对待人生中的得与失，舍与得，成功与失败，人生何须完美；还有凡事其两面性，做真实的自我等等。这些角度，或多或少都扣住了材料，但依然有不少考生出现偏题，如有学生写作中心围绕分享，平衡，节约与浪费等，这些角度的形成，我认为是脱离了材料的中心意思的限制，随性而行造成的。但整体的写作上，除了归纳中心的弊病外，普遍存在着论据堆叠，事例陈旧低端化，未对材料恰当剪裁加工，文体四不像，语言幼稚，偏激等现象。在当前的形式下，我认为从日常的教学中逐步引导学生提高写作技能是当下教学环节中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这学期我校高二选修《先秦诸子选读》，先秦诸子选文卷帙浩繁，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财富。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充满智慧的思想，绝妙的论辩艺术，以及那些极具哲学意味的文字，都是当代语文教育不可忽视的教学资源。高中新课程选读先秦诸子选文，除了启发和引导学生增长见识，开启智慧，陶冶身心，涵养德行，砥砺人格，提高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认识，发展学生阅读古文的基本功之外，我认为还可以培养学生整合素材和运用论证方法的能力，形成课堂教学与写作实践有效整合，相得益彰。

一、先秦散文的论证技巧

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哲学、政治论文，但在论述论证中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手段等，则开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先河。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论语》的简括，《孟子》的雄辩，《墨子》的严密，《庄子》的奇幻，《荀子》的浑厚，《韩非子》的峭拔。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文章中，比喻论证、正反对比论证、类比论证、假设论证等方法被大量而娴熟的运用，这些都给当代中学生写作议论文提供实实在在的示例。

1.比喻论证

比喻是一种修辞，诗经的表现手法中，赋比兴中的比，通俗理解就是比喻。诸子选文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把深奥、枯燥的道理生动形象的表达出来。选文中的比喻俯拾皆是，如《孟子》选文中的《王好战，请以战喻》，梁惠王举出的善政是：河内闹饥荒，就迁移那里的百姓到河东去，并且把河东的粮食送到河内；河东闹饥荒也这样做，但让梁惠王不解的是：“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的回答委婉但深入浅出：“王好战，请以战喻。……”他用打仗打比方，以五十步笑百步回应梁惠王的问题，使梁惠王明白逃跑五十步也是逃跑，与逃跑一百步没有本质的差异。议论说理水到渠成。后来这个比喻被提炼成“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先秦散文中比喻的手法很多。现代人基本认同寓言是比喻的另一种形式，尽管寓言和比喻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刘则鸣老师曾经说过：“寓言故事不过是比喻的一种高级而复杂的形式。”也正是阐述了寓言与比喻的相同之处在于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

2.对比论证

正反对比论证，把事物对立的两方面罗列出来，通过鲜明的比较，强调了自己所要阐明的观点。对比手法的运用其实学生并不陌生，比如《论语》中长沮、桀溺与孔子，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孟子》是否与民同乐的对比等等，形象鲜明，观点突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3.排比论证

排比论证，也可称为排比例证，通过一系列有逻辑顺序的举例，气势恢宏的论证文章的中心，属于例证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议论文中运用排比论证，可以增强文章气势，增加议论文采，使说理详尽周密，强劲有力。

如《论语》中的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连用六层排比：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受人愚弄；爱好智慧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行为放荡；爱好诚信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危害亲人；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自大，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深刻，有力。

排比与举例结合的手法，在平时的讲课过程中，还可以进行模仿训练，如给出一个关键词，让学生围绕关键词展开排比举例，最好是整句与散句结合，以此来提升学生的语言组织的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先秦散文中的人文精神

内在的人文精神和外在的写作技巧的结合，形成了文道合一的基本内涵，这是诸子散文永恒的魅力所在。高中生作文少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多无病呻吟的矫情或俗套乏味的编造，这是绝大多数学生的通病。作为语文教师应当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关注的方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这在《论语》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儒家自古教育读书人要有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积极的入世情怀和“学而优则仕”的教诲影响了中国读书人几千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黄钟大吕，回荡在广阔的九州大地。我认为，利用文本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关心国事，关注民生，关怀百姓，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参与生活，体验人生，才能拓展他们的眼光，引发对社会的反思，对生活有了深刻的感悟，写作时才会充满表达欲望，行文时才能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真正实现文以载道。

总之，作文是用来表达情感和态度的，考查高中作文教学，议论文仍然是写作中很多学生惯用的文体。先秦诸子选文给予我们的启示远不止这些，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教育学生要避免急功近利，从众模仿，让学生静下心来，认真研读一篇篇充满思辨智慧的文章，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锻炼表达技巧，完善写作模式，培养思维能力，从而激发写作热情，深刻文章立意，追求独到见解，进而完成作文水平的提升，努力做到真正的文道合一。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哲学智慧论文篇4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认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来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国管理哲学是具有一种现代性，融合希腊、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种高度的知识性与伦理性、现实性与理想，实现和谐自由和正义的标准。书中倡导动态和辩证管理，是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它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在论文方面，高志鹏的《浅谈中西方管理哲学的异同》、马鸿飞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整合》两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结构分述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学基本特点及最新发展趋势，均认为中西管理哲学应逐步实现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综上所述，对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探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许多学者着力于融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儒、释、道、法、兵、墨等中国传统的各家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建立中国式管理模式;二是与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联系更为密切，许多学者开始进行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三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实用性、操作性大大增强。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几乎毫无遗漏地论述，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未深入到内部，故使其研究流于表面。主要体现在:一是侧重于个案研究，缺乏对先秦儒家管理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二是没有总结出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整体特征;三是没有指出先秦儒家管理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四是没有揭示先秦儒家管理哲学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五是对儒家哲学当代意义和中西比较研究不够深入。总之，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展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特征，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精华，依然具有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值得继承和弘扬。将先秦儒家学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总结其管理哲学的整体特征，并将其与当代社会管理结合，研究其在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理论构建与管理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是我们的主要议题。

哲学智慧论文篇5

这，是我读完大夏书系中李镇西的《听李镇西老师讲课》、魏志渊的《语文课》和王开东的《深度语文》之后的感受。教育类的书籍常常是枯燥而乏味的，但是读《听李镇西老师讲课》《语文课》《深度语文》，我感受到的是崇高情感的熏陶，是人类智慧的洗礼，是生命的深度挖掘。

语文的情感，生命的美

朱光潜说过，所有的纯文学都是诗意的。《听李镇西老师讲课》即给你诗意的感受，诗意的文学在李镇西诗意的课堂上得到了精美的绽放。那是一种生命的美，是一种至真至纯的美，这种美，需要师生用生命去体悟。

李镇西老师的课堂的基本结构简约而大方，即读——问——答——结，即学生阅读——学生质疑——师生释疑——教师补充。用李镇西老师的话来说，更为精练，就是读出自己——读出问题，读出自己是欣赏，读出问题是研究。

课堂结构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对教师有很高的要求，是以教师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对教材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的，整个课堂学生情感在碰撞在交流，学生的感悟在逐渐深化、生命体验在逐渐丰富。他的一句话就能表现他对于学生生命地位的尊重：“我不追求我讲了多少，而追求我引导学生悟出了多少。”“哪怕学生只领悟了五分，也比老师灌给他十分强。”

的确如此，所有生命中的美好情感是需要个体自己体悟的。诚如韩军所言：“教师立于脚下土地，立于人类博爱，立于深厚的文化积淀，用自我人生，体悟文本中人物、民族、人类的命运，感受与咀嚼文本中的个体与人类的苦难，与大地上的同类血脉相通，有悲天之情，悯人之怀……这，是语文教育的人文根本，人文血脉，是语文教育真实、自由、个性的本然所在。”

而在悟的方面，除了语文的理解能力外，他特别注重语文的人文性功能，这也体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赫尔巴特指出：“道德普遍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但是，他的语文既不是纯粹的修养，也不是简单的品德，而是以语文修养为核心的融合了崇高而美好的情感与深邃而健康的思想的精美的多面体。

李镇西老师注重语文的思想深度，他的课堂如行云流水，无限飘逸，有许多无法预约的精彩细节，让人叹为观止。李镇西老师还经常变换课堂的预设，设计是三节课的可以上成四节课，而他的回答是“当学生的思想正在熊熊燃烧时，教师不能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扑灭学生的思想火焰。”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思维是很活跃的，思想也会得到深度拓展。比如李镇西对《孔乙己》的副标题是“一个人和一个社会”，实际上就表现了他对文章的独特理解。而学生在他的引导下，居然想出了“无望的社会造就了无望的人”作为副标题，有的学生能用鲁迅的原话“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来理解。这些无法预约的精彩实在让人眼花缭乱。

即使是课文中看似不很重要的文字，他也能从中发现背后的精髓，比如《荷塘月色》中对于采莲场面的描写，他认为是反衬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他对文本的解读能力是一般的老师望尘莫及的。因为这种微观个案分析，需要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李镇西老师丰富的文化积淀，对现实的诙谐调侃，使课堂随处洋溢着思想的精美花絮，妙不可言，丰富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底蕴，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质量和品位。

如果把李镇西的课比作小说，那也应该是第一流的小说，就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第一流的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于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他的课堂结构就是花架，细节就是满园的葛藤花卉。

注重人文并不是以牺牲语文的工具性作为代价的，对于语文的语法，他并不忌讳，而且在深入浅出阐释的同时，也让学生感知到语文的趣味。比如对于通感的阐释，他先告知学生钱钟书先生把这种特殊的比喻叫做通感，然后用“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句子来例证，又说“某位同学的声音很粗，难道他的声音是有直径的吗？”当学生笑的时候，他又说“看，每个同学脸上都呈现出甜美的笑容。可是你们决不认为我是在说你们的笑脸是抹了糖的吧。”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通感的这种修辞手法学生就理解了，实是举重若轻。

李镇西老师也注重读书方法的传授，比如“厚书读薄”。在他对《世间最美的坟墓》一文的教学中，他对“什么叫做读懂了”做了详细的阐释：

什么叫做“读懂了”？读出自己，读出问题。

或读出自己：相似的思想、情感，熟悉的生活、时代……

或读出问题：不明白的地方，不同意的观点……

读出自己，是欣赏，是共鸣，是联想，是审美。

读出问题，是质疑，是追问，是研究，是批判。

但是归根到底，语法和读法不是他的课堂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他的语文还是人文的、唯美的，其中还包括深刻的思想、深沉的情感。从语文课堂上流淌的激情揣测李镇西也应该是性情中人，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所以他的课堂是真正诗意的语文课堂。爱心和民主，是他教育思想的灵魂。

因为这种唯美的倾向，所以李镇西老师的课堂上所选实录以散文、小说、现代诗等纯文学的作品居多。他的课堂如一位秀外慧中的妙龄女子，有着旷世的才华和绝代的美丽。在这样美丽的课堂里熏陶出来的学生也是既有激情又有深度的人才，书中摘录的学生发言，实在文质兼美。

语文的智慧，生命的智慧

李镇西老师的课很少有文言文，文言文教学案例相对比较少（仅有《师说》一文，而《沁园春·长沙》虽是词，到底是今人所创），与之相反的是魏志渊的《语文课》，其中收录的多是古文教学的实录。

《语文课》收录的是魏志渊文言文的课堂实录。相对于李镇西老师大致统一的结构而言，魏志渊的课简直就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每一节语文课，都是一次奇妙的语言之旅、思维之旅。没有人拥有真理，我们从各自的理解出发，走向精神的共鸣；我们越过喧哗与骚动，走向更广阔的未知之境。”这是《语文课》封页上的话，这句话也充分印证了他的课堂教学特色两个关键词：思辨与智慧。他的课堂流淌的更多的是理性，学生思维的理性在碰撞，在交流。

以《六国论》的课堂实录为例，实录名为《黯淡了刀光剑影》，醒目的题目就让我们感知到铁皮鼓的智慧。这堂课，他先让学生改写《六国论》，通过与自己的写法比较，引导学生思考文章写了什么，进而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引入了“囚徒困境理论”，引领学生跳出文本，认识六国“互丧”的原因，这种分析已经不仅仅是语文层面了，已经升华到了哲学层面。再结合当前实事——台湾问题，带动学生进一步思考现实话题：大陆如何走出囚徒困境，这又到了社会学的层面。这一系列的设计穿越古今，别具一格，学生的回答让人震惊，拍案叫绝。引入囚徒困境理论，从哲学的角度观照课文与现实，既激发了当代学生的责任感，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更重要的是学生思维结构的改变，这就是智慧。难怪钱梦龙老师到成都盐道街实验学校借班上课时，学生说，他们有两个语文老师，李镇西老师教给他们道德，铁皮鼓老师教给他们智慧。他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语文可以是思辨的、哲学的、社会学的。

如果说《六国论》只是告诉学生可以哲学的分析语文的话，《人生的境界》则直接走进哲学的殿堂。魏老师先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例子，深入浅出地让学生们真正理解了冯友兰所说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内涵。然后又针对儒家哲学里的义利观辨识现实生活中的义与利的统一，通过分析“王海打假”的例子指出冯友兰“动机论”的局限。他在课堂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给学生装上智慧的翅膀，我几乎看得见师生的思想在飞扬。

因为爱好哲学，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从叔本华到尼采，从康德到黑格尔，他的课堂闪烁着哲学的色彩，所以他选择的课文多是充满思辨的议论性文章。比较、联想、想象这些思维的方法是他的课堂常用的手法，他的课堂也没有一个大致统一的框架，但每节课都切入独特，波澜起伏，在此起彼伏中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发展，哲学的思想方式逐渐凝聚成珠贝，成为学生终生的宝藏。

他的语文课堂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并不是说他的课丧失了情感的魅力，他喜欢读诗，他与李镇西老师一样有着诗人的气质和学者的机智，他对诗歌的比喻都既有理性的内涵又有文学的诙谐：“如果说《诗经》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当然这个无邪不是现在所说的无邪，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则仿佛少女，素衣垂手，‘羞颜未尝开’，‘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唐诗则是少妇，风情万种，宋诗像是更年期的妇女，絮絮叨叨，因此宋诗以说理见长，什么‘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而明清诗歌就是老太婆，靠回忆打发时光，所以明清诗歌喜欢用典。”大概没有人能够如此既尖锐又贴切地比喻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了。

大多数的公开课赛课上，一般的老师都不会选择议论文，因为议论文的魅力在于思辨，而这种能力的培养是极难的，对于多少有些作秀的公开课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而《语文课》充分说明了议论文的课堂不是枯燥的，议论文的教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拓展议论文教学的深度是非常必要且有意义的。

不张扬语文的人文，而张扬理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语文课堂和语文教学理念的一种叛逆。这种叛逆来源于魏志渊对急功近利的教育现状的叛逆。魏志渊不是一帆风顺的走到今天，他是新教育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可是他至今都没有高级职称，他率真地对抗着我们这个社会里种种俗气的功利的框框，他睥睨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看出身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当今臃肿、无聊而苍白的教育评价的叛逆。正因为这种叛逆，他承受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寂寥和艰苦卓绝，终于站成了一座丰碑。如果说，断臂的维纳斯呈现的残缺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美，魏志渊呈现的也是一种旷世惊俗的美，我们相信这种美还将继续传递给我们勇气和智慧。

语文的深度，生命的深度

如果说李镇西的语文课是一位激情澎湃、活力四射的青年诗人，魏志渊的课堂是一位傲然独立、满腹经纶的中年学者的话，王开东老师的课堂就是一位屡经风霜、沉稳儒雅的智者了，他诠释的是生命的深度。

《深度语文》一书并没有具体地阐述什么是深度语文，但我明明感受到语文的深度：一是语文老师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这具体体现在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深度；一是学生思维的深度，这具体体现在课堂拓展的广度和深度。

王开东的教书历程写满了勤奋和执着，除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教育学专著，我还为他的文学素养折服，他的课堂语言根本就是一首精致的诗歌，抒写生命的深度。

最让人欣赏的是他的《文本解读》的深度。文本解读能力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一种能力，也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记得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师这样说：“文本解读是一件十分惊险而有趣的事情。”我想，惊险在于一个人兀兀穷年也不一定有新发现，它要求独辟蹊径却又不偏不倚，因而显得举步维艰；有趣在于它是一种独自深入幽暗昏惑的旅途，往往能见世之奇伟瑰怪之景，见人之所未见。

而王开东就发现了高踞险峰的无限风光，他十分擅长于分析把“人物打出正常的轨道”时人物的内心。他对《和氏璧》的和氏献玉的心理分析就让人耳目一新，他说：“卞和的执著其实是一种病，其实质是封建的奴才思想，他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概没有人会如此评价这因为忠诚而失去的生命。

他似乎戴上了一双透视的眼镜，能深入人的血液、社会的骨髓。他认为夏洛克的残忍是一种反抗，是对于不公平的民族歧视的悲剧性抵御。他还认为魏征和唐太宗是双方互相成全了对方，他说魏征不是个从一而终的人，先是降唐，又归顺了窦建德，再是李建成，最后才是李世民，他说魏征是个良臣不是个忠臣。他就是这样如海潮一般冲击着历史的定论。

除了对个人形象的透视让人叫绝外，他对中国全体文化人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的剖析也是“真实而又醒目”，让人心生慷慨和悲凉。他说：“从某种层面来看，整个中国的王朝史，就是一部文人的失意史。他们都在卞和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抚摸到了自己的辛酸苦辣，照见了自己的枯槁形容，复制了自己的希望和绝望。……然而，特别遗憾的是文人买家只有一个……卞和的泣血，实际上是文人的呐喊，和氏璧散发的光芒，也只是黑暗中的星火一点，它或许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甚至是一个骗局，但却能使文人拾掇好自己的心灵，把沉甸甸的‘治国平天下’揣在怀里，继续朝着他们的梦想朝圣。无才不可补苍天，有才不许补苍天，而读书人又以补天为己任，所以献宝，所以泣血；所以崭露头角，所以毛遂自荐……甚至玉碎宫倾，直至杀身成仁，这就是古代读书人永恒的悲剧，真实而醒目。”

的确，中国的文人承受了太多的精神风暴和思想分裂，承受了太多的锥心的苦痛，更可悲的是这种苦痛几乎是不可解救的，因为期待明主几乎是一个荒唐而不切实际的梦想。所以，只要历史还在，这种苦痛就会延续，永无终期。

除了对人，王老师还传达了他对文学、社会等的理解，他这样传达对悲剧的理解：“所有脱俗的美好，定是一场烟花的美丽，它脱离了我们的空间，在另一个领地短暂的开放，然后归于黑暗的虚无。”　他的讽刺，也是一针见血：“农人不懂得战争，战争是高等人的事情。”关于教师的自我修养，他的表达是如此奇崛：“老师没有独创，就会倒在课本下。”对当下教育的实质，他一发言就震聋发聩：“把没有文化的奴隶培养成有文化的奴隶。”

这哪里是在上语文课啊，分明是在呈现生命的喜剧与悲剧，呈现世界的本质。周国平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让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在场。而王开东的每一堂语文课堂的每一分钟都有他的灵魂在场，所以他传达的不只是语言文字的深度，更是文化的深度、社会的深度，是生命的深度。

语文是什么？“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这是孔庆东教授说的。语文教学是什么？李镇西、魏志渊、王开东用他们的课堂告诉我，语文教学是情感、是智慧、是生命。他们对于语文生命的那种永不观望和停歇的生命行走状态将融化成一股股暖流，融入我的血液，在应试猖獗的当代，在模式横行的今天，给我许多的温暖和慰藉。

也许，一个普通教师遑论语文是什么、语文教学是什么会让人嗤之以鼻，但是就如柏拉图有“理想国”、莫尔有“乌托邦”、陶渊明有“桃花源”一样，我们至少可以做一枝有思想的芦苇，勾画自己的图腾。即使走在阴沟里，也要记得仰望星空，因为，也许“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春天就来了”。

哲学智慧论文篇6

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在先秦到民国时期，而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先秦时期。要想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想对中国哲学有些了解，必须阅读繁体字的古籍。这对我辈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简体字和白话文，面对繁体字的古文，无异于文盲。字都不认识，理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得先过文字关。

文字关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理（主要是从古籍中获取），必须先认识文字以及理解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尽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不能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意义上，但只有通由文字的字面意思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道德攻克文字关。中国学生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尽量阅读繁体字的文言文，如杨伯峻繁体字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新编诸子集成那套繁体古籍。如此，可使我们逐步习惯于阅读繁体字，为以后独立研究古籍奠定基础。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能靠别人翻译出来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因为翻译成白话文的古典著作多少掺杂着翻译者的理解，不能如实反映原意。这就要求我们要尽量接触古籍原典并从中获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角不能仅限于中国哲学而忽略或轻视考据学者对于中国文言古籍的研究考证工作。

汉字自创立起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古籍中某个字因为避讳、通假、传抄等原因在字形及字义上发生的变化，著作的真伪问题以及著作出现的时间问题等，这一切都涉及到考证、训诂等方面的专门的学问。虽然能不要求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这些专门学问有多高的造诣，但是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对文言古籍有明确的认识与理解。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因为对一个字的不同理解而使原文的意思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要尽量吸收古文字方面的考证训诂成果。

中国哲学研究基础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应坚持怎样指导原则或指导思想以及确定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等，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对于初入中国哲学门径的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这几个问题会始终贯通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以至于影响其研究思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上，从近代乃现代国人仍有些不理性之处。由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性质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积极参加救国保种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刻反思，反思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反思中国革命如何从逆境中引进了先进的指导思想，反思的结果突出的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

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响亮的口号。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全然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它作为批判对象。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等早期无产阶级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并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此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到近年来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口号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思想才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主导文化，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轻易否定，况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拥有伟大的成就、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包含一不合时宜的地方需要加以甄别与剔除。因此，我们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努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方向和结果。我国学者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撰写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或著作（如冯友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做法并意味着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反，有些学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哲学，从而产生了“戴帽子”、贴标签等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正确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的氛围。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无论在撰写论文还是著作方面都尽量用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探究并评判中国哲学，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其中一例。这里并不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反对机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哲学帖标签。

我们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分析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

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目的，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说明最恰当不过。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凝聚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是中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集中体现。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的智慧继续为中国人民造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研究中国哲学，必需厘清中华民族集体智慧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哲学智慧论文篇7

[关键词]曾永成；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中国生态智慧

[作者简介]宋坚，钦州学院人文学院院教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学研究中心“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广西钦州 535000）。

一、引言

曾永成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儒雅博学的谦谦学者。第一次认识他，是从拜读他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开始的。文如其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读其书，想其人，受其思想的熏染，我心里渐渐萌生了一些想法。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和为学目标。时隔10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到川考察，在他的家乡成都老街，见到了曾先生。果不其然，他正是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学养深厚的学者。我们几乎彻夜长谈，从马克思到康德，再到杜威和怀特海，从生态论到感应论，再到自然生成论，无所不谈。我仔细聆听了他的学术思想和今后打算。他虽然年已七旬，依然精神矍铄，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和人生追求。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也不改变自己初衷的学者之一，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对他心怀敬佩的主要原因。

我与曾先生谈论最多的，就是文艺生态学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文艺的生态学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文学首先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建立起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这应该是文艺生态学的终极目标。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以此为宗旨，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僵化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得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重新回到艺术的本体和人类生命的本体。

二、自然生成与气韵美感

曾先生成熟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就体现在他的代表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中，这是他最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他把“绿色之思”作为生态文艺的核心问题加以探讨，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文艺回到人类生命本体，还原其本色与原生状态，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为优化人民大众的生态环境服务。曾先生始终认为，文艺从诞生以来就关怀着人性的现实处境，守望着人性生成的历程。20世纪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把人性危机作为中心主题。那些关怀自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文艺作品，也不能不把笔触伸向人性本身的种种反生态的病相①。曾先生的文艺生态学理论的一大亮点是“自然生成论”，这个理论明显是受到了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本体论的启示。马克思说：“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美学中蕴含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论断，又从本体论中阐释人与自然相亲共融的趋势，从而揭示艺术与人类生态的本质关联。在人学与生命哲学的理论阐释中，他肯定了文艺是人类进行生态调节以推动自我生成的“精神绿地”，从而还原了文艺的本质内涵。以此为基础，他充分论述了人本生态观与美学的生态学化的问题。他认为，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生命及其环境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学化。

其实自然之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大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根基和泉源，她以其美的光泽、美的旋律和美的景色昭示着生命的礼赞与向往；自然之美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最厚重的礼物，它可以遣情抒怀，涤情荡志，又可以让人适意人生，感受幽邈，使人领略天地之浩荡，体会人生乐趣之无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美不愧为人类内心向往之生态家园。文艺审美是人类实现生命的超越，从而丰富生命意蕴、怡情养性的高级形式。只有进入到艺术审美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使人类生命的原始精神透过层层的历史帷幕，闪射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光芒，从而照亮世俗的庸常与混沌，启悟后人从烟雨迷蒙的现实中走出来，找回激情奔放的领地和理想放飞的天空。文艺通过与人类生命相谐和的节律感应形式，促进人类的生态功能，改善生理与心理状况，从而达到最佳状态。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诗意传达，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而且蕴蓄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不仅给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使人们进入乐而忘忧、物我两忘的境地，而且提供给人类心灵的庇护所，留一方精神灵魂得以栖居的净土。艺术审美活动正是实现生命超越的触媒，它使得人类的生命顺利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过渡，从而变得自由活泼、圆润绵延，并实现生命内涵的丰富完整和生命质量水平的跃进，文艺审美活动也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③。这正是曾永成先生着重阐述的观点。

关于文艺生态的节律气韵美感，在曾永成先生的早期著作中就加以强调了，这种思想最早成型于《文艺的绿色之思》中。该著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早就揭示了自然节律对生命进化的作用，尤其对动物美感的性选择和情绪诱导都起关键性作用；即使是自然生态，也少不了节律感应这种“原美感”的生态调适方式。人生成于自然的节律之中，自然的节律形式不仅通过节律感应给我们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们在感应中领悟生命的智慧和意义，这种意义感悟又进一步激发和调适我们的生命节律，使其升华并进入美的意境。曾先生的“气韵美感”论，在他后来的系列论文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对怀特海与中国文化生态智慧的科学阐释

曾先生退休以后专心致力于西方怀特海和东方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深度挖掘和阐发，先后撰写和发表的代表论文有《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论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生态美学意义》《有机宇宙论与中西古今美学的融通――从怀特海看宗白华美学的世界性和深生态学品格》《怀特海有机哲学“范畴体系”中的生态美学底蕴》《赋比兴：中国古代诗歌审美特性的总体概括》等。首先，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提出宇宙的原生之美，正是体现了让世界回归于它的本原的审美性质，指出庄子所说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意味着审美性和审美价值乃是世界存在和生成的原初性质，是世界存在的基础，由永恒客体合生创进的生成方式造成了世界生成的原初审美性。自然性本来就是生态性和审美性的统一和融合，生态美学也因此应该是生态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紧接着，他阐释了怀特海审美经验论和生态哲学观，指出了世界的神秘性和高深莫测的幽深，构成了美的特性和诗性，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可穷尽。我们永远对这世界怀有诗意与敬畏，敬畏与承认它的神秘与幽深，而且我们对这世界秘密的探寻永远都在路上。在这方面，语言、诗与节奏旋律就让我们感受并神往于世界深邃的幽邈。

曾先生认为，西方科技文明割裂了世界的整体性，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审美观念的偏差，对“万物之理”的否定使整个世界都被祛魅，面对这样的理性颠倒，怀特海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发现了对世界原生的审美性的深沉咏歌。对于自然界之美的依恋和敬畏，必然修正我们固有人格中的抽象和偏颇，重新建立起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对世界整体生命精神的感悟。这些诗歌把被旧哲学长期颠倒的世界景象修正、再颠倒过来，于是世界得以复归于它原初的审美本性及其审美价值。得到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对此怀特海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尤其是英国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冲突。雪莱生动地描述了盘桓在内在机体变化之上的永恒感官对象是如何地变幻莫测。诗人华兹华斯则把自然当成持续不变的场所，并认为其中包含着奥妙莫测的灵机。这里面还存在着他的永恒客观：‘陆地与海洋，未曾见此光。’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①

其实，认可和阐释的“天地之美”，才是打开“万物之理”这个宇宙奥秘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道即自然之道，亦即审美之道，自然本来的生态性质和价值就是它的审美性质和价值，而这也正是怀特海有机宇宙论哲学的“天道”论。在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中，“自然之道”“自然之理”“自然之法”“自然之趣”“自然之妙”之类崇尚自然原生之美的观念比比皆是。对于自然之“道”的审美底蕴，许多艺术家都有真切的感悟。画家范曾在谈到宇宙那种妙不可言的永恒整体和谐就说：“我们不妨把这种和谐称为宇宙的大智慧，而把人类自文明初开迄至今日的一切睿智成果视为人类的小智慧。唯其宇宙的大智慧浩瀚无垠，人类的小智慧有可能一步步的更新和发展，逐步缓慢地趋近这大智慧，却永无达到的可能，因为其间包含着哲学上无限的概念……宇宙有毋庸置疑的不可书诸语言文字的、至大至诚、至刚至柔的和谐的力量，这力量使亿万星辰在横无际涯的天宇协奏，那是‘大音希声’（老子语）的伟大的交响乐。只需从其中真正吸取一点儿灵感，便有贝多芬的雄浑博大的第九交响乐，便有司马文章、苏辛词赋。那才是人类一切文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泉源。”①中国的艺术家都潜心自然，感悟天道之美，并以此为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这样的艺术审美观念中所隐含的哲学，实际上与怀特海以审美价值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有机宇宙论是高度融合的。对世间事物作审美的关照，乃是最高的价值审视，这也是艺术审美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批判功能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自然之道”中，生态性与审美性高度统一和融合，生态性即审美性，审美性即生态性，怀特海这种“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哲学，可以说就是极深刻的生态哲学――一种以生态美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生态哲学，因此构成了曾先生的“人本生态美学”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

哲学智慧论文篇8

论文写毕，感慨良多。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往，2007年9月踏入哲学院伦理学殿堂，一个书生的书海独行，品老师们思想的盛宴，曾经是那样的快乐。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个伦理学梦，真正想学一点伦理学，不过，感觉自己的心是浮躁的。伦理学，这是一门智慧的学科，三年研究生时光，自己或许还是滞留在“水面”，并没有沉入“水底”，但想来还是欣慰，学习过程中，我也向业师杨清荣教授聊过这个问题，杨老师告诉我，要想真正学进去，学深入，必须静下心来研读，必须有一种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必须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心境。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文，得到了业师杨清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从选题来说，还是得到了杨老师的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哲学院伦理学专业的师兄师姐们未曾涉足这个论题。但杨老师告诉我，研讨王阳明致良知的伦理思想，相关的文章很多，要想写出新意就有难度，如果没有写出新意，文章就会变得平实。我还是写了这个论题，是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人参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吧。说到业师杨清荣教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课堂上的讲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谨并具有逻辑，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修改到文章的字词与标点符号，他的严谨与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杨老师主要讲授伦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立身严谨，立教严谨，有儒者之风。学生们可以感受得到，杨老师对自己从事的学问、对传统文化的精义与价值由衷的热爱。他对学生的开导可谓是尽心的，对杨老师的关爱、教诲，学生会铭记于心。

感谢专业老师刘可风教授、胡真圣副教授、陈燕副教授。课堂上，刘可风教授的幽默和智慧、胡真圣老师的视野与和蔼，陈燕老师的认真和执着，给了我很大益处。对他们三年来对我学习上的帮助和教导，我深表谢意。感谢已经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的倪瑞华老师，她的环境伦理学课堂上，主张学生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给了我启发。感谢已经去上海任教的葛四友老师，我上过他的课，在课堂上，他讲授如何做研究写论文，他教授的“证成”理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特别感谢龚天平教授，在我撰写论文期间，龚天平老师送给我邓名瑛老师写的书，《寻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学的本体追求》。拿到书的那一刻，我打开扉页，上面写道：“龚天平2000.9.25湖南长沙”，我猜想，或许是龚老师在读博士时看的一本书。简单的字迹，刻画着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情怀。

感谢论文开题报告时给我建议的王文贵老师，虽然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没有在课堂上得到王老师的教诲，但王老师就我的论文如何写得更加好，给了许多建议。感谢论文评委张春香老师，虽然也未在课堂上得到张老师的亲授，但在论文答辩时得到张老师的指导和建议，我想说，谢谢您，张春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