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差异论文范文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1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然而，差异政治观作为后现代政治学的再现形态，其弊端和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前所述，这不仅表现在过分强调差异、多元、对立甚至冲突，而且根本否认同一、转化、整合的可能性。尤其是亨廷顿，把文化、文明间的差异视为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根源，并把文明问的冲突认定为全球政治的主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差异政治观”与传统的“大一统的抽象政治观”都是在各执一端，从而割裂了“异同”的和谐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全球交往实践中平等、异质、独立的主体。这种政治主体的异质性与其文化、文明的差别不无关联。但无论其异质程度有多大，在全球交往实践中，他们都是平等独立的整体。我们承认差异，但这种差异不一定就代表着冲突，也不一定就是冲突的根源。差异、多元的主体如果在交往中“双向建构”、“双向整合”，就会使世界文明和全球政治“同中存异”，“异中求同”，既有一体化的趋势，又有多样性的形态。这里的“同”，不是先验建构的，而是在多级主体的交往中“商谈”、“整合”达成的“交叉共识”。当今国际公约的制定都是各国相互交往、碰撞、吸取、协调的结果。若没有了“同”，整个世界将是一幅动荡不安的争斗图。这里的“异”，也不是绝对的“异”，而是多级主体在全球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同中之异”。正是多元、差异政治的存在，世界才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在看到差异政治观带给我们启示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误导可能。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2

[关键词] 翻译实践；归化；异化；探讨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3-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植根于文化，文化影响着语言。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自从有了语言，有了交流的需要，翻译就应运而生。翻译作为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主要手段，是一种词汇的双向流动，必须要考虑到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作为主要的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归化”与“异化”的说法已经突破了语言本身的束缚，“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本文旨在从翻译实践中探究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应用。

一、两种翻译理论：归化及异化

（一）归化理论

奈达从圣经翻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的“归化”理论并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归化（domestication）”主张译文应该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也可以说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他认为“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读者反映应该是译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面对持“异化”翻译观点的学者提出的质疑， “归化”论认为“把源语的语言规范强加给目的语，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同样，试图把源语文化的体系强加给目的语文化也是危险的。”归化翻译以删除原语文化特征的方式来避免文化冲突。

（二）异化理论

“异化（foreignization）”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保留原文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以原文作者为中心，要求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异化论的代表人物是韦努蒂。他提出翻译“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和实践，以抵御目的语文化占指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他主张在翻译中不要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将源文化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让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体会到“异国风情”。同时也要相信读者有能力通过“异化”的翻译了解从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中的内容。

二、归化与异化理论的具体运用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包括地理、政治及经济环境，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东方以佛教、道教为主，而西方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因此在翻译佛祖、上帝一类的词汇时就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英语谚语是深深的植根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的，是人们智慧的体现和文化的反映。由于东西方相似的经历和意识，我们可以在很多谚语当中找到相似的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图。例如：“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翻译为人多好办事。“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翻译为趁热打铁。但是绝大多数的谚语需要通过归化或异化的翻译方法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归化翻译以传达谚语内容为主要出发点，可以舍弃原本的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比喻或是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让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谚语的真正意义。例如：在翻译 “Every Jack has his Jill.” 时如果按照异化的方法翻译为“每个杰克都有他的吉尔。”那么读者将会不知所云。这时，我们就需要了解杰克和吉尔在英语文化中的真正意义，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在目的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杰克和吉尔泛指男人与女人，所以翻译为“人各有偶。”更为恰当。在翻译 “Speak of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时如果将 “devil” 一词翻译为 “魔鬼 ”， 那么整个谚语的意思和感彩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翻译为“说曹操，曹操到。”更为恰当。类似的例子还有将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翻译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是，我们要注意了解“异域风情”是我们翻译谚语的主要目的，谚语是我们了解西方地域文化，人文风情，宗教习俗的重要途径。因此保留原语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和浓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是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在翻译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时，我们可以采用异化翻译为“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还可以归化翻译为“十赊不如一现。”但是归化译法中舍弃掉了原文生动的形象，虽然也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可是却无法保留谚语的味道，失去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归化和异化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低之分，两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前者主要以目的语为出发点，以读者的感受与理解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后者主要以源语为出发点，以将异国风情介绍给读者为主要目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要结合翻译的目的，类型，具体的实例和语言环境，以求最大程度的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殿兴.信达雅与翻译准确性的标准[A].见：罗新章.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范存忠.漫谈翻译[A].翻译理论与技巧[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差异 翻译策略 归化 异化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图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1.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 make water; 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2.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

1.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

2.归化翻译策略

归化翻译就是遵循目标语文化的当前价值,对原文进行同化翻译。该翻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地道畅通的目的语进行翻译,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归化翻译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于译者来说,要全面了解一种异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译过程中因为对本族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往往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便使译文通顺。

四、异化归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异化和归化翻译各有其优缺点。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实际的翻译中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关于翻译的标准,清末的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译事三难”,即“信、达、雅”。“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鲁迅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钱中书提出了更具体的“化境”文学翻译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从这些翻译名家对翻译所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忠实”和“通顺”是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缺一不可。那就是说,既要将原文的信息(包括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传达,语气和风格与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畅自然,易于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找到异化和归化翻译的最佳结合点,让异化和归化更得其所。一般说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间的关系分为:文化交织、文化鸿沟、文化冲突三种。不同的文化关系对翻译的策略的选用有极大的影响。文化交织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这样语言之间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难理解。为了更多地接触异域文化,异化翻译方法就显示出优越性;文化鸿沟是指两种文化中存在着文化差距。这时,我们可以选用归化翻译方法,如果选用异化翻译方法的话,就必须用直译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传递信息的两全其美;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文化对某些物质,事物和现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处理这种文化现行,归化翻译方法更能大显神通。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105-115.

[2]熊启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8):342-345.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4

一、差异教学的必要性阐述

（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必然要求

教育的基本功能可概括为个体的社会化和个体的个性化。教育从属于社会的子系统，其发展必要受到社会的种种制约尤其是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恩格斯曾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换言之，人的发展必须首先适应社会的变化，这样才能生存然后谋求生活。那么社会到底需要什么要的人才呢？“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多元化”等已成为当今世界知识和文化的代名词，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交流和碰撞甚为紧密，我们借鉴了许多西方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但并不意味着即将走入一个大一统的社会。相反，人们在这种多极化的格局下正寻找属于本民族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教育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在文化方面，教育正是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来发挥其功能，现今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催生出“多元文化教育”即要求：“每一个任努力去认同他人文化、生活方式、学习特点等，在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差异与特殊性，既要放眼世界，又立足本国实际，既坚持自身文化特点和独立性，又能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借鉴融合。”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求我们个体学习多种文化，接受多种教育，它的精髓在于尊重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正确看待差异和允许差异发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要求教育培养出多样化且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人才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学生”的人才培养观早与时代不相符，必须坚决摈弃。我国进入21世纪亦非常注重多元化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在2010年3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2010-2020）》中提出三个树立：“树立全面发展观念，树立人人成才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

（二）教育历史演变和进步的必然趋势

“差异教学”继承了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思想。古代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个别化教学，没有形成正式的学校教育系统。孔子弟子三千，放到班级授课制中乃一个大“班级”，但并不影响这位先哲因“材”施“教”，他对每一位弟子的优势、性格缺陷、文化背景等“材”了如指掌，“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才有“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因材施教的经典案例。不仅是孔子，《学记》、《中庸》等古典著作亦显现出“因材施教”的思想。可见，我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差异教学。随着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急需一大批专业人才，个别化教学由于教学效率低下而被逐渐忽视。于是乎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固定人数、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标准的班级授课制应运而生。班级授课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提高了教学效率。然而，班级授课制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浮出水面。“时至今日，机械化、程序化、僵死化仍然是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与当代社会学生丰富多样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对个性化的需求是相抵触的，已经成为学生个性发展、差异发展的严重障碍。”“差异教学”正是对班级授课制的教学改进，改变其过于注重共性和统一而忽视个性和多样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策略。

（三）个人健康成长和成才的必然需要

教育的本位功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现在大多数高校打出的标语或校训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那么如何促进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呢？首要的前提乃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1983年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的诞生给教育界带来了一阵春风，它打破了过去以单一智力评估学生狭隘的评价观和学生观，推动了教育教学的一场新的变革――差异教学。“有一种形式的教育与多元智能精神相左，那就是”统一制学校“的教育。什么是可替代的方案？另一种选择可能就是因材施教―一种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教育，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精心设计实践的活动，让不同类型思维方式的学生都能得到同样的满足。”多元智能理论是差异教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目标是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为基础而定，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这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然而过于统一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使原本千差万别的学生进入学校十几年后大多数都变成书呆子，没有丝毫个性而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后，国家已经清楚意识到当前教育的严重弊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年龄、性别、地域、风俗习惯、语言等存在明显差异，假如高校只用一种方法一个模式去教育学生显然是不合适的。“差异教学”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个体差异的普遍性且尊重差异，使学生在原有差异的基础之上通过有差异的教学实现个性发展。

二、差异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据教育部官方网站统计，2005年全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就有10864.07万人。中小学平均每班人数至少在50-60人左右。那么，“差异教学”实施在我国现实国情下是否可行，回答是肯定的：

（一）理论基石

国内关于“差异教学”研究是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正式开始的，该决议明确规定了要面向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需要施教，全面提高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后，关于“差异教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学者们对“差异教学”研究热情和关注度锐增。通过笔者的检索，自1999到今天，“差异教学”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热点，共检索到相关文献500余篇，可谓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有：2001年华国栋的《差异教学论》，山东师范大学的曾继耘《关于差异教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论差异教学思想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启示》等，此外还有国内学者翻译经典的国外关于“差异教学”研究成果：美国戴安的《差异教学―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成功》，本书系统具体的介绍了如何在3至12年级各种各样的教学情境中开展差异教学，教师通过研习本书，再根据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和教师本人的教学风格开展差异教学，实践应用价值广泛。另外一本是美国汤姆林森的著作《多元能力课堂中的差异教学》本书是根据差异教学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多元智能理论和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系统阐述了差异教学的本质规定，实施策略和教师角色等。虽说国内关于“差异教学”理论研究成果起步较晚且不够成熟，但以上列举的诸多成果为我们一线教师实施差异教学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教师要想熟练的驾驭“差异教学”，必须首先上升到理论的台阶，对关于“差异教学”的国内外相关著作和论文进行阅读和学习，要读“懂”、读“透、读”熟“，这样才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在实践中实行差异教学并帮助他们解决在课堂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二）实践试点

一颗好种子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滋养，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差异教学”必须有实践的沃土，这样才能达到其回归实践最终目的，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和推行便是“差异教学”的试金石，其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一个平台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实施“差异教学”。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有六条，其中三条为改变原来单一的教学目标，提倡“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制定；改变原来“繁、难、偏、旧”知识本位的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和兴趣需要；改变原来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施教方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方式；改变原来僵硬、机械和单一的评价方式，提出多元主体评价方式，评价方法和评价项目。且在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第10条明确规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以上都是新课程改革关于课程与教学革新的主要理念，同样亦是“差异教学”的指导思想。而“差异教学”是一个系统具体的教学模式，实践操作性极强。基础教育阶段，由于受当今应试教育的人才评价机制所限，很多中小学实施课改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高等教育是培养符合个人身心发展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专门性人才的目标正是差异教学实施的有利土壤。

（三）技术支持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5

关键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05；C93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张宁（1978-），女，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李海（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BGL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049。 无论国内并购或跨国并购，文化差异都是并购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是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但处理不当则会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并购中对文化差异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层次，如职业、职能、行业文化差异。然而，研究者对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中文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文献，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这些影响会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一个研究框架。

一、国内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往往只涉及一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只有少数研究会涉及到其它文化层次，如职能文化的差异（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数研究认为，并购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结果有负面影响：组织文化差异导致了并购中的冲突（Marks，1982）；文化差异与对对方极端的、负面的评价相关，与并购方成员和目标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焦虑和民族优越感相关（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购方员工的承诺与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导致员工抵制进而影响并购协同实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与财务绩效负相关（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经理人员承诺及整合过程的效率（Weber，1996）；与目标企业高管团队的离职率正相关（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统整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负面影响了并购绩效（Weber & Pliskin 1996）；与员工抵制正相关，而员工抵制与并购后协同实现负相关（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对1986-1988年间完成的147个美国国内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双方高管在职能背景上的差异与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与被并购方高管团队的离职率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能文化的差异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Zollo（2003）的研究则表明，管理风格的不相似与累计超额回报正相关，而管理风格是组织文化的表现之一，即组织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带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主要关注的层面是组织文化差异，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

总第437期

张 宁：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顾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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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因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要面临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相应地，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关注国家文化差异（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国家文化的差异常被称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离”假设认为与跨文化接触相关的困难、成本和风险随着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有时呈现为一个并购双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碍，有时却是吸引并购企业的一个潜在的并购成功因素。

（一）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国家文化对并购影响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认为，国家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偏见。Kogut和Singh（1988）认为，由于整合一个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的管理体制的困难，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模式尤为重要，国家文化差异与一个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负相关。中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国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的观点。阎大颖（2009）通过对2000-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绩效越好。孙俊（2007）分析了电信、家电、机械、能源四个领域中的22个大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结果显示，国家文化差异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但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差异不一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的跨国并购，结果表明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并购绩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这是由于接触到了不同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是嵌入在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公司之间的75个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的三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对并购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选择的影响，结论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响了公司的并购绩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购公司经理人员非正式的个人努力都与被并购方态度方面的绩效提高正相关。

（二）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最早同时关注到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学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影响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职业文化加入到文化差异的范畴内，认为并购中文化风险来自两个公司间国家、组织和职业文化差异。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对比，来分析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由于选择作为并购绩效的结果变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比较这两种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呈现出的结论比较复杂。

在一项文化适应压力对并购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差异未必意味着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带来文化适应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国家文化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要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具体的文化维度；文化适应压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一些文化问题在国内并购中比跨国并购中更严重，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要考虑国家文化差异还要考虑组织文化差异。这一有关文化差异的观点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明确。该研究指出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之间没有绩效上的差异，有时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难，国家文化差异可以对并购绩效有正向影响。

另一些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大的跨国并购实现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适应，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其员工抵制程度低于组织文化差异大的国内并购。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异不受重视的国内并购，跨国并购有更强的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所导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国并购有更高的结合潜能和实现这些潜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对1985-1987年间52家被并购方为美国公司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并购中，组织文化差异在并购后整合阶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导致更低的高管承诺和双方的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比组织文化差异更好地预测了压力和对并购的负面态度，而组织文化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个关于国家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对被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影响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对1986-1988年270家被国内和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离职率高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这是由于跨国的组织和个人差异大于国内公司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总的来说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关注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并购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有关，而同时关注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中介过程和情境因素的关注不同。

三、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或过程

深入讨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研究只关注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而倾向于把影响的过程或机制视作“黑箱”。然而，如果只关注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似乎意味着一桩并购成功与否在其进行并购时已然注定。现实中，并购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变化的过程，并购之后的公司管理行为、整合过程决定了并购的潜在价值的实现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文化过程即文化适应来解释绩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认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赖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的互动促进了并购价值的实现，偏重哪个过程都可能给并购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购方选择不同的整合策略，会导致并购双方不同程度的接触，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关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购绩效并不完全由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来决定，并购之后的组织整合过程也会影响并购绩效，如果忽略不同组织在这些动态性因素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过程，少数关注这一影响过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员整合过程，忽视了对任务整合过程的研究，更少关注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

四、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相关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权力和规模的差异（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业类型（Weber，1996），并购发生的时间（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宽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这些是相对静态和结构性的变量，它们既可能调节文化差异与整合过程的关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过程或并购绩效，在研究中应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相对于这些静态和结构性变量，那些更具有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境变量则只被少数学者所关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购过程中，组织可以学习、管理甚至操纵文化差异。在一项纵向现场实验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较了并购后的整合中，组织对文化差异的管理和干预，即深层文化学习干预（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浅层文化学习干预（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对有益于并购绩效的员工感知和态度方面的影响，发现深层文化学习干预导致了比浅层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更积极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更具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景变量，即组织学习、管理文化差异的主动行为，关注这些变量对于组织的并购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中，关于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简洁明了的研究结论，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现出的结果尤为混乱。为了尽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不同层次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文化包括很多层次：国家、组织、地域、行业、职能和职业文化。跨国并购中双方会面临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或组织文化差异），少数研究聚焦于两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个别研究关注到其它层次的文化差异（如在职业、职能或行业文化上的差异）。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研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此外，并购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以动态的方式相关、相互连通，这导致了研究的混乱：一方面，同时关注多个层次文化的研究中，对于哪些方面分别属于哪些文化领域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很难去掉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连接而分别研究它们（Teerikangas & Very，2006），相应地很难把它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截然分开；此外，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性，也增加了衡量它们的难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至少应关注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层次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要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互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2.关注文化差异的测量问题。首先，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家/组织文化差异常作化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国家文化差异或者以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来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仅用跨国并购对比国内并购表明存在国家文化差异，并不关注差异的具体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自我汇报的方式，如管理风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适应压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团队的互补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异衡量方法的复杂性使不同研究之间很难进行比较。其次，测量方式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其理由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实际”或“客观”的环境决定的（Rentch，1990）；即使间隔10年调查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其准确性也不会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顾性数据的使用会影响研究的内部效度，导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只抓住了调查那一刻对文化的“感知”，忽视了这种“感知”会随着并购整合的进展发生变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在并购发生前调查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后的数据作比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最终都会导致并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企业退出，获取这样的大样本数据非常困难、且花费很高，所以，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研究，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测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分数，虽然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是一种较客观的外部数据，但它的数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尽管Hofstede（2010）认为国家文化可被视为“既定事实”，“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气候一样稳固”，但基于几十年前的数据预测现有的结果变量，其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未来研究对文化的测量除采取主观方法测量组织文化差异外，应采用客观的外部数据测量国家文化差异，并采取更新的国家文化分数以适应目前的研究。

3.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现有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有高管离职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适应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员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过程效率、高管承诺、合作、压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财务绩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可划分为股票市场绩效，财务绩效以及社会文化整合绩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这三类衡量方法各有特点：股票市场绩效反映了投资方对并购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评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来衡量；财务绩效衡量了相对长期的并购绩效，往往以“资产回报率的提高”或“销售增长”等财务指标来衡量；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衡量了并购所引起的员工和经理人员社会文化水平上的冲突和压力的程度，往往以“员工抵制”、“文化适应压力”、“自愿离职率”、“高管承诺”等来衡量，这类衡量方法不同于前两类指标，属于非财务方法。财务类指标和非财务类指标抓住了并购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时间、所依据信息的来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选择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负相关，与并购后财务绩效不相关，与并购方股东的非正常回报正相关。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类指标来测量并购绩效，单一的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并购绩效，限制了对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的更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应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

4.对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应采取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视角，以揭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现有研究大多将并购后的整合视作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忽视了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这一研究倾向与现有研究中并购双方的特征有关。现有研究中，并购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企业，目标企业或者同为发达国家企业，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较少存在针对并购企业的心理优势。并购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但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成为并购方，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目标方时，后者往往存在针对前者的心理优势，抗拒来自被认为劣势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时，不论并购方的终极整合策略和目标是什么，在开始阶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抚或妥协为主， 保留目标企业的原有文化，择机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渗透对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较新兴市场企业与传统跨国并购的差异时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渐进式”的。在实践中，中国企业联想的做法值得借鉴。联想的整合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业务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联想国际、联想中国并行阶段，而文化整合也经历了联想和IBM两种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尔后的三种文化并行的冲突与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文化。由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要面对所谓的“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相应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这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并购的过程和组织维度，方法上则要求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综上所述，未来的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研究应该（1）考虑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的互动；（2）在结果变量的测量上，综合使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购绩效；（3）揭示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绩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由于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并购实践，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面临“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问题的新兴市场跨国并购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1）尽管文化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并购绩效的好坏，整合成功与否才是并购绩效好坏的关键。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现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文献往往仅关注人员整合过程，而忽视任务整合过程。本文认为，任务整合是整合过程中“硬”的、相对“有形”的过程，人员整合是“软”的、相对“无形”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文化差异通过这两个过程影响了并购绩效，忽视哪一个过程，都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机制。（2）组织对文化差异的学习、管理和干预的程度，会影响到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能否顺利进展，能否达到预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异-整合过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一因素，探究企业主动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的并购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因素，如相关度和整合水平、权力和规模的差异、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多元文化宽容度、行业类型、并购发生的时间等，可能是通过整合过程影响并购绩效，也可能对并购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范围，再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以期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有所借鉴。

图1 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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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6

【关键词】英语文学；翻译；文化差异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英语作为一门世界通用语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语言。在经济的带动下，我国的文化与英语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这给我国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对我国的文化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存在许多差异，针对这些差异，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尊重对方习惯的基础上，采取了逐渐消除、求同存异的方法，从根本上加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以确保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有效交流。在翻译工作中，这种文化差异也会影响翻译水平，因此，我们应当积极研究如何处理这些文化差异，从而减少文化差异对翻译水平的影响，翻译出更好的作品。

1、分析文学体裁

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各种体裁和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白各种不同体裁的样式，总结各种体裁的特点，根据不同体裁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翻译技巧进行翻译。同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也不相同，我们应当对不同体裁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准确地翻译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英语文学作品的体裁包括小说、诗歌、科技应用文和散文这几种，对于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的作品，其中包含的文化元素较多，突出地体现了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体裁的作品时，翻译者应当充分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个人背景，这样才能有益于翻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将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具体的做法是，分析作品的文化背景，并对中文语境和文化背景，找出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既要忠于原文的意思，又要根据汉语的阅读习惯，对文字进行调整，使读者能够很容易地懂得作者的意思，提高翻译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对于科技应用文，由于科技应用文和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不同，科技应用文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翻译科技应用文，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翻译科技应用文时，应仔细分析科技应用文中的叙述重点，找出包含文化元素和文化背景的地方。其次，在找出这些地方后，要认真对比这些文化元素和中文语境中的文化元素，找出这些文化元素与中文文化元素的差异。再次，在找出了文化差异后，翻译者要根据中文的阅读习惯准确地翻译这些内容。由于科技应用文中主要都是专用术语和专业词汇，因此，在翻译科技应用文中，一定要将这些内容翻译准确，才能确保整个作品的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对不同体裁进行分析，采取不同的翻译技巧，能够有效地处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2、利用翻译中的动态对等概念

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将英文单词翻译成相应的中文词组，并保持整体意思不变，将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成中国读者能够读懂的中文展现在他们面前，使中国读者能通过阅读译本理解文学作品要表达的思想。但是，英语和中文本身就存在很多差异，文化差异更是突出，因此，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不仅要充分了解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还要合适地利用动态对等概念处理文化差异，使翻译的内容与原文更加贴切。

动态对等是指在翻译时，翻译者应根据英文单词或词组的意思，将其译成相对应的中文，但是英语和中文本身就存在非常多的差异，同时两种语言之间还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单词的字面意思来翻译，就会造成读者无法理解作品的内容，甚至扭曲作者的意思。例如在翻译“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句子时，有经验的翻译者并不会直接翻译句子中各个词语的字面意思，而是根据英语的语言习惯和句子的实际意思，将该句子翻译成“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这样翻译充分体现了原句的意思，同时也考虑了英文的阅读习惯，使英文读者能够很容易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此外，在翻译“胆小如鼠”这个成语时，有的翻译者将它翻译成“as timid as a rabbit”，这里没有将“鼠”直接译成“mouse”，而是译成兔子“rabbit”，这是因为在英语习惯中，温顺动物的代名词是兔子，译成兔子有助于读者对这个成语的理解。

动态对等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应；文学体裁一致。翻译的过程中，这四个方面的质量直接影响最终翻译作品的质量，因此，翻译者应当正确理解动态对等概念，在保持源语言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采取合适的措施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1）词汇对等。词汇对等是指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逐个翻译各个英文单词或词组，保持中文词汇和英文词汇的对等，确保词汇含义一样，保证翻译出作品的意思。

（2）句法对等。句法对等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要确保句子的完整，采用意译的方法，确保翻译成的句子的句法能够和源语句的句法起到相同的作用。

（3）篇章对等。篇章对等是指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按照文学作品的篇章顺序进行翻译，并确保文章的完整性，不能跨越篇章翻译，使文章不完整，或者不按原作品的顺序进行翻译，使原作品的篇章变得混乱。

（4）文体对等。文体对等指的是翻译者在翻译作品时要保持原来的体裁，不能随意变换原来的体裁，例如，将散文译成诗歌，将小说译成散文等，这不仅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同时还会导致读者理解不畅，对于科技应用文，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其科技性，采用准确专业的语言进行翻译。

3、研究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

异化翻译理念的核心是以源语文化为最终归宿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例如，翻译者在翻译《红楼梦》时，就采用了异化理论，在《红楼梦》的英文译本中最大程度的保存了中文文化元素，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译成“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befalls men overnight”，这句俗语的翻译就考虑了中国文化文素，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中文的文化氛围。

归化理论与异化理论相反，归化理论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最终译文为准，重点考虑最终译文的文化特点。采用这种方法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下转第272页）

（上接第270页）虽然翻译后的内容与原文有一些差别，但是译文的可读性增加了，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内容，起到了更好的文化传承作用。

总而言之，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我们要正确应用异化翻译理念和归化翻译理念，对两种理念进行深入研究，明确两种理念的使用范围，正确处理两种文化的差异，提高翻译质量，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思想。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7

    【关键词】英语翻译 归化 异化 文化差异

    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刘英凯通过列举归化的种种弊端及其表现,大力倡导移植法,认为异化应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这是他率先对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的挑战。10年之后,许钧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起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从而使中国译坛归化和异化的对话进入高潮阶段。在西方,归化和异化的交锋之火也从未熄灭。Today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着作中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翻译理论体系。Venuti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995年出版《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率先对归化翻译种种弊端进行了批判,他从文化、文学和政治的高度,力倡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归化与异化孰是孰非,至今尚未定论。笔者认为,作为翻译工作者应根据不同时代,不同译者,不同读者,不同文本以及不同文本承载的文化信息来灵活运用。

    一、翻译的归化

    奈达说:“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相似之处占90%,不相似之处仅占10%。”不同民族分布在世界各地,各自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其文化特质和模式有所差异,但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即文化具有共性。文化的共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说不同语言的表达有相似之处,即语义的对应。例如,西方戏剧里长着翅膀的天使会使我们联想起中国舞风飘带的飞天,《三国演义》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令英国人发出“He is as wise as Solomon(Solomon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位时,是古代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的赞叹。当我们在翻译中遇到这种情况时,不由自主地会用一种语言特定的词句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与之相对等的意思。比如“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金钱是万恶之源)”等。汉语中有很多表达法,不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体,比如“找麻烦”与“look for trouble”,“雨后春笋”与“like mushroom”等等。奈达是语言的共性论者(a universalist),他认为,人类的共性多于差异,在人类经验和表达方式中,都存在“共核”(common core)。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依归,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理论,尽管他承认语言毕竟是有个性的,但他一贯主张归化的翻译方法。由此,他提出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指“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

    二、翻译的异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有其内在物质和模式上的独特性,即存在文化的个性,这种文化个性也即文化的差异性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就为语言翻译中采用异化翻译法提供了基本依据。鲁迅一贯主张从外国文化中输入新的内容、新的表现法,他主张:“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是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怡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很相像,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在这里,所谓尽量保留外国文化的异质,实际上就是提倡翻译中要采用异化的手段。1813年,德国着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前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异化”,后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归化”。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认为,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因此他提出归化的翻译。而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形式,以维护民族的地缘政治的关系。

    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的差异性,它的作用如下:第一,有助于读者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和启迪。英语中很多说法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表达独特。如:“In the county of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盲人国内,独眼为王)”。汉语中同样存在大量独特的说法,异化翻译成英文,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One doesn’t expect ivory from a dog’ s mouth)。”第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比较两国文化,增强对原语文化的理解,促进文化交流,两国文化中的语言形象,有的形义对应,如:All the rivers run into the sea,yet the sea is not full,“百川归海,而海不盈”。有许多形义不对应。诸如“狼吞虎咽”eat like a horse,“笑掉牙齿”laugh off one’s head等。第三,极大地丰富了译入国的语言。一方面,许多英文表达流入中国后被中国人接受并广泛流传,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本土化的语言。如dark horse“黑马”,flea market“跳蚤市场”,a stick-and-carrot policy“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式表达进入英语国家后,也成为约定俗成的习语。如:旧瓶装新酒“New wine in old bottles”,君子协定“gentleman’s agreement”,门户开放政策“the open door policy”。这是中国的语言文化融入了讲英语的国家,为讲英语的国家的语言文化带来了生气,增添了新鲜血液。

    三、结论

    这场从语言层面的直译意译之争到上升到文化层面上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可能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异化与归化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而又共生并存的,完全归化和完全异化都不成其为翻译。所以译者必须采用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要复写原作的“思想”,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和笔调”,“思想”与“风格和笔调”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翻译中必须采用异化的方法,而要求译文像原作一样“通顺”,译者在语言表达中,又不得不作必要的归化。因此,归化与异化是并行不悖的,任何译本都是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结果。

    对于一个具体文本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手段,取决于诸多因素。以读者为例,如果他们是想最大限度地了解异域文化或者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可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手段,如果他们只是想通过阅读来领略外邦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则可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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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汉英语言;文化;差异;表征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产生和演进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董广杰1999:14)。”多样性的语言存在于多样性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的差异,就可以通过语言,尤其是语言表征结构的不同,而得以体现。本文就是分别从语言的各个表征层面——词语、句法、篇章,对汉英语言的差异做出分析,从而探究隐藏于语言差异之中的中西文化的不同,进一步通过分析这一差异,以期为母语是汉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把握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一、汉英语言的差异

分属不同语系的汉英两种语言,其发生、发展、变化的环境与背景都是迥异的,在语言表征的各个层面,也自然会存在相当的差异。

1.词汇的差异

(1)文字。语言的口头表达形式先于文字产生,由于这一表达方式的瞬时性,使得其表达信息无法保留,人类又为语言赋予了具体的形式化表达,于是文字产生。汉字造字的特点是表形表音表义,汉字的象形文字是二维的,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平面介质的维度。汉语中的意义是从单个文字,再向词汇、句子直至篇章扩展的。相比之下,英语作为字母文字,单词是一维的,26个字母拆开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单词只能从开头到结尾将所有的字母读一遍才能知道整个单词的意思。字母文字也有些词也采用类似的构词方法,比如后缀前缀的使用,但总体来说,英语表达一个新事物,更趋向于造一个全新的词,而不是使用音形义的组合。

(2)词汇。汉英语言词汇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应用方面。抽象名词的使用,在英语中比在汉语中要经常得多,其数量也较多。英语中表示动作或特征的名词,即名词化的动词和形容词不计其数,如conceptualization、modification,wisdom等,这样形成的抽象化名词,在英语中的应用极为广泛,甚至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成为比较正式和规范的文章行文的一个特征。而这种情况在汉语中要少见得多。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形式上往往与形容词动词等没有区别,更多的是一种理解上的不同,这依赖于语境和交流者的表达意图。如“正确”这个词,在“他是正确的”和“正确是相对的”这两个表达中,分别是形容词和抽象名词两种词性,没有英语中“correct”和形容词名词化的“correctness”这样的区分。而这种词汇层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与汉英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有关。

2.句法结构的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在句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1)形合和意合。英语是形态语言,词语和句子的结构关系和思想表达,是通过语言形态变化和语言的形式手段来实现。句子成分之间必须要由连词、介词或关系词相连接,语言间逻辑性较强,强调各成分间的从属、平行、修饰及对比关系,是一种重形合的结构。而汉语则以思维直接外化于语言的方式表达思想,是一种间接表达,所以是非形态语言,词和句是靠本身语义的贯通及对语境的依赖来体现其逻辑关系,成分间的辅助词也比较少,各部分间的所属关系也不会刻意体现,语义搭配的合理性决定其语义信息的准确性,是重意合的结构。“汉语是意和(parataxis)语言,结构松弛,形散而神聚,用词简洁……英语是形和(hypotaxis)语言,结构严谨。”(马秉义,2006)

(2)静态与动态。英语是一种静态性语言结构,动作意义常由同源名词(这一点在词汇差异部分也有提及)或其他词类来表达,而汉语则有动态表达偏向,动作意义就直接用动词表达,所以动词使用频率较高。英语趋向于少用动词,而汉语则正好相反。其原因是英语动词的造句功能比汉语小得多。英语的动词受到严格的主谓关系限制,一个主谓关系中,只能有一个主动词,这种对动词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动词名词化,即变动为静,既保留了动词的意义,又可以使句子精练、严密、客观。所以在英译汉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需要变静为动的情况。如:I am afraid I can’t teach you swimming. I think my little brother is a better teacher than I.译为:恐怕我教不了你游泳,我想我弟弟比我教得好。这个例子中的teacher如果直译为老师,对原文的意思和汉语的习惯都不适应,所以转译为动词,其结果就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了。

(3)树形与竹形。英语拥有很多形态变化用以表达各种语法关系,而且还有十六种时态变化,加之各类连接词及从句,所以句子结构错综复杂。英语句子的核心框架是主、谓、宾结构,所有句子都依此基础结构为基点向外延伸扩展,并不断附以各种次要结构,构成一种葡萄树状结构,即在短短的主干上接挂着丰硕的葡萄。而汉语无形态变化,所以只有靠语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动作的先后顺利与语序对称,即先发生先被表达,后发生后被提及,形成了一种线性横向排列式的结构,某一意义或意群的叙述靠一系列的线性句法单位层层推进,逐步展开。这就像竹竿一样,信息内容是节节相通而延续下去。

3.汉英语言篇章结构差异

(1)角度与篇章铺陈的思维。 汉英语言在行文中阐述观点时的人称用法是不同的。在杂文,评论中,英汉文章都用第一人称,但汉语文章则大多用第一人称复数,即“我们”,英语文章中这样的用法明显少于同题材的汉语文章。而在篇章论述时的思路铺陈方面,英语是直线型;而汉语则属螺旋型。所谓直线型(linear),即段落呈直线型展开,先有主题句,后接自然衔接的例证句,而后收尾;或与此相反,先有例证句,最后以主题句收尾,其间不附加任何与主题无关的内容。所谓螺旋型(spiral)是指作者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在主题论述,从各种间接角度来说明问题。另外,英语是主语显着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语;除省略句外,每个句子都必须有主语。而汉语则是主题显着的语言,它突出的是主题而非主语。汉语篇章中某些句子的主语有的可以省略,有的必须省略,否则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别扭。

(2)汉英语篇的衔接差异。就句(包括完整句与分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而言,英语与汉语所用的方法与手段也有所不同。就像上面讨论的,英语语法比较严密,是重形合的语言。这一点体现在篇章中,就是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通常由一定的功能词,如and,but,if,as,therefore,when,however和某些特定短语、分句等相连接起来。这些功能词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转折、让步、条件等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分句主次分明,从属分句须由主从连接词引导。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则用并列连接词或分号、逗号相连。而重意合的汉语,一些句子或分句有时不分主从关系,而只是并列在一起,通过意义连接起来,功能词或连接短语用得较少,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西语言表征不同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冠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邓炎昌1989:159)。”因此,研究文化的差异,从语言表征的不同入手,或许不是惟一的手段,但一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能看到以下中西文化的不同。

1.词汇

词汇应当是语言各要素中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一项,民族的性格和思维特点,可以由这个民族所使用文字的特点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包括重整体,重 综合,重含蓄等。(董广杰1999:15)这一点正好被完美地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字形态上。中国汉字,正如中国建筑一样,讲究平衡对称的美感,布局均匀,格调圆满,每个字都体现出和谐之美,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我们再把目光投入西方。重视自我,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民族意识中很重要的一点,可以说,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孕育出个人主义的文化,其强调的是吾生而独立,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生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生而具有存在的价值。这一切反映在英语语言中,就表现在英语字母没有意义,只有大写的“I”有意义。每个字母都是存立独在的个体,只有经过不同方式的组合成单词,才会具有意义。

2.思维

中国人的综合分析思维,注重直觉和具体思维、重悟性、重整体,因而形成一种强调意流的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却相对忽视了对逻辑的形式论证考量。反观西方,其重逻辑思维、重理性和抽象思维的定势,则比较强调以实证为基础的形式论证和社会规约,因而形成一种理性思维定势。这一切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则如上面讨论过的,汉语喜欢用动词,形容词等具体性的词,而英语倾向于用抽象名词表达同样的内容。在句法和篇章上,汉语文章主要靠意合方法衔接,强调归纳,所以“得意而妄言”,“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思想,一直是中国文人墨客所崇尚的写作理念,故而也同样成为中国人表述思想的风格。而英语靠形合的手段衔接,演绎推理的思维在篇章上也展现无遗。

3.重个体与重群体的差异

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中心。不论是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还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都强调人的首要性。中国人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万物相生相克,有机联系。自古以来,汉民族就把自然与人看成是一个和谐而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群体文化,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的一贯主张,这一主张,自然引发了对集体观念,和社会人格的推崇,而反对个体人格及个人主义。含蓄,往往体现在中国人的说话与文章之中,经常是从很远的相关问题入手,先做充分的铺垫,之后才进入主题,这样才觉得够谦虚,够儒雅,不唐突、有余地。人的主体意识和重要性,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相当强的,而讲英语的西方民族从最初就把自然界置于与人对立的位置,使自然界成为被人所改造、征服的对象,西方思想中,人生来就是要认识自然、统治自然的,人是主宰世界的万物灵长。个人价值由可独立于群体的自我而体现,个人价值被置于整体之上。他们更加重视客体意识,思维的目标往往指向外界,探求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另外,在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的是国家、皇权的权威;现代社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的力量。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见一直是被弱化的。这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是汉语喜欢用人的词做主语,而英语则趋向于用非生物的词做主语。在语篇结构中,叙述视角喜欢用第一人称复数。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