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管理论文范文

宏观管理论文篇1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

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目前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宏观管理论文篇2

内容提要:经济法作为后生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而存在的新兴法律部门，其目的在于弥补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局限与不足。从央行宏观调控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其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法行为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完全独立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而孤立存在，但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视角，又使经济法行为必然能够超然于具体的或单个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价值魅力。

行为理论在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属于未垦的荒芜之地，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行为之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从民事法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固有思维模式和巨大影响中走出来。笔者认为，从宏观上架构经济法的行为理论固然重要，但对经济法行为的微观性解剖同样十分必要，这种典型性分析有助于对经济法行为特质的进一步提炼和发掘。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央银行（简称央行）宏观调控行为为视角，通过对其性质的分析，以求揭示经济法行为特有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存在。

一、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属性分析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控制货币和信用，从而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行为。

中央银行基于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对经济的调节行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行政行为，因而被不少学者简单地视同为行政行为，但是从性质上来看，其与普通的行政行为是不相同的，当然，与民事行为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下面我们着重就其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差异性作一比较和研究。

首先，中央银行与普通的行政机关不同。一般的职权行政主体——行政机关，自该组织设立时就自然取得了行政主体资格，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运用行政权力、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基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目标的特殊性，许多国家都通过专项立法赋予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特殊的职责和权利，以确立中央银行在一国金融体制中的特殊位置和宏观调控的权威地位。在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关系上一直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当然，中央银行的这种独立性一直是相对的，即相对于政府或者说是相对于财政部的独立，而且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中央银行应该在政府的政策框架内活动。

其次，从行政权力运用的角度看，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可以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尽管这些行为方式有的看似具备行政行为的特征，可被视为是行政行为，如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定和执行；但有的行为方式则采用的是纯私法的手段，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如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行为或者民事法律行为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既不在于实现一般行政行为的目的——进行行政管理，也不在于实现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目的——获取利益，这些行为方式都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权力的行使，其目的在于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发展。

再次，法律效果的异质性。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可以采取多样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法律效果的复杂性。如央行采取的强制商业银行提取存款准备金及对违反规定者采取惩戒措施等行为会在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某种行政法律关系；而央行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产生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也同样会在央行和相对方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然而，我们想强调的是这种法律拘束力并非是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核心目的或根本目的，央行调控行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进而求得总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样，就会在行为目标和单个行为意思表示之间产生一定的悖离。其所产生的行为效力就不具有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所表现出的单一性。这种行为效力的多重性我们在后文中将作进一步详尽的阐释。

由上可见，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并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那么，其在外在特征上又是否符合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呢？

我们知道，已经成立的行政行为，是运用行政权对公共利益的一种集合、维护和分配，只能是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主体的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具有单方性的特征。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由于可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其具有行政行为特征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具有单方性的特征。但是，民事法律行为性质的行为方式，一般采用的是契约方式，相对方的意志必须要在该法律行为中体现，并且需要双方的合意。央行进行宏观调控所追求的货币政策目标无法在意思表示中体现，只能在效果的实现中体现出来，所以就央行的整个的宏观调控行为来看，具有单方性和双方性的双重特征。

行政行为还具有强制性的特征。然而很显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缺乏这样的强制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手段中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一般具有强制性，相对人——商业银行不执行，可能有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当，但是，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都是以引导的方式进行的，相对方即使不执行，也并不导致相应的法律责任，仅仅有可能会引起其自身利益受损的后果。

此外，行政行为是一种通过法律来实施的公共服务，是无偿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的提供则包含了有偿和无偿两种类型。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对于相对方而言，就是以一种等价有偿的方式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成立要件还是从特征上来看，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都不可能是行政行为，其具有的复杂的行为方式、双重的法律属性，使调控行为本身很难纯粹归属于传统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中的任何一类。它已经超越了传统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而引发了经济法上的相应效果，并受到经济法的相应规制，从而转换为具有经济法意义的行为，即经济法行为。

二、央行宏观调控的行为方式：基于具体行为样态的分析

（一）公法手段的调控行为方式

公法手段的调控行为方式，具有单方性、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能够较为迅速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但是，这种公法手段的行为方式对于整个市场信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应该严格限制其使用的条件和范围。

1．中央银行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行为方式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从作出到实现，包含着决策和执行两个层次。就决策层面来看，由中央银行采取公法上的强制方式，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变动的存款准备金率交存存款准备金。这种行为，从特征上看，具备单方性、强制性、无偿性的特征。从行为的构成上，由具有法律特别授予的行政职权的组织——中央银行实施，这种行为实际上也是运用这种法律授予的行政权所作的行为，并且该种行为也具有为相对方设定、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关系的意义，形式上也存在意思表示行为，因此，该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保证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发展为目的、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作出的，在该行为作出后的时间内可以反复适用，因此，从性质上来看，这一部分类似于抽象行政行为。

但是该行为效果的实现，可以通过相对人——商业银行的相应的法律行为予以直接实现，即由商业银行按照变动后的存款准备金率主动交存存款保证金，此是通过行政相对人以自己主动实施的法律行为实现了该抽象行政行为所规定的义务。须注意的是，该行为内容的实现需要中央银行的协助。如果中央银行对于相对人未按照该抽象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为此而对商业银行予以强制执行或者予以处罚，则相应地就会出现具体的行政行为。

因此，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就决策层次而言，可以说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就执行层次而言，可能会包含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是不应分离的，决策是执行的前提，执行是决策的实现，二者的整体构成了央行这种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整体。

2．中央银行信用控制的调控行为方式

中央银行的信用控制的调控行为方式，包含了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和直接的信用控制工具。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证券市场的信用控制、消费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等几种。直接的信用控制工具则包括了利率上下限、信用分配、流动资产比率。

中央银行的这种信用控制行为方式，从特征上看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行为是相似的，实质上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但是该抽象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行为是不同的，一般都是相对人以自己遵守的法律行为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无需中央银行的协助。如果相对人未能以自己的行为实现该内容，中央银行对该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置，才会产生具体行政行为。

同样的，就该行为方式的实现来说，也包含着决策和执行两个层次的内容。虽然这一行为方式中决策的意义要更大一些，但是执行层面的意义同样不能够忽略，否则同样会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

3．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

这种行为方式是中央银行凭借其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信，通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磋商，来指导其信用活动，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这种行为方式一般认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它不会也不能为相对方创设权利义务。从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倡导、劝告、号召或者建议。但是相对方接受中央银行的指导或者劝告后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实际上这种法律后果正是中央银行所追求的，也即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看，窗口指导或者道义劝告不是普通的行政行为。二是不具有强制性。相对于其他公法手段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对于金融调控目的的实现具有间接性。三是这种行为方式在程序上具有简便性。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对相对方权益的影响较小，因此在程序上的要求就较为简便了。

（二）私法手段的调控行为方式

私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主要是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再贴现政策调控信用的主要机制是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自中央银行借款或贴现票据的成本，控制其超额准备金的头寸，并间接带动市场利率的升降，进而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1]。再贴现政策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决策和执行。就决策层面言之，中央银行为了进行金融调控而对再贴现和再贷款的利率进行调整，该利率只能够约束中央银行自己和在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和再贷款的商业银行，对社会大众并无直接的约束力。同时，由于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的变动，是该行为方式发挥调控作用的关键因素，所以中央银行拥有对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调整的决策权。就该行为方式执行层面而言，其与公法手段不同，仅仅能够通过规范约束在中央银行进行再贷款或者再贴现的商业银行。因此，从性质上看，这种再贷款或者再贴现的利率类似于格式合同条款，再贷款或者再贴现说到底是一种契约行为，只不过是带有格式合同条款的契约行为。与一般的格式合同又不同，这种利率的格式条款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排除了双方当事人对该条款的一般的解释规则。除此之外的双方行为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因此，这种调控的行为方式整体上还是属于私法手段的。但是，为了达到金融调控的目的，则带有某些强制性。

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卖有价证券或者其他的金融资产，以此来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宏观调控的行为方式。这种调控方式是通过中央银行的证券或者金融资产的买卖来实现的，因此从行为方式外观上来看，具有买卖合同的特征，是一种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其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同的是，公开市场业务所追求的效果是不同的。其追求的合同的效果具有群聚性，单个的或者说少量的证券买卖合同的实现或者履行，并非其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必须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大量的证券的买卖合同才能够实现其对市场的调控的作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初步的结论是，作为后生于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经济法，在行为理论上是无法摆脱传统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理论而独立存在的，整体效果的取得依赖于具体行为的实施，而就具体的行为来看，其很难超越已有的行为样态，而呈现出新的行为模式。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困惑：既然在具体行为样态上，经济法行为无法超越已有的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那么经济法行为又何以能够存在或者基于何种目的而存在？即经济法行为研究的价值何在？这是我们所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具体的行为样态可能没有其特殊性，但并不意味着经济法行为就没有在理论上或制度上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集中在间接行为效果的合法性评判上和追求上。

三、央行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法律效力与间接法律后果的分野

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保证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因而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双重的法律意义：一是直接的法律效力，二是间接的法律效果的实现。对于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果，我们完全可以从单个行为和整体行为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果，即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具体行为会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单个行为之间相互作用聚合而成的间接上的效果。前者更多地可以从已有的传统的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理论中去寻求解决，而后者则是经济法更应该去关注和思考的，因而对经济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力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横向上可以采用不同的行为方式，既可以采用公法手段的行为方式又可以采用私法手段的行为方式，因为其行为方式的不同所具有的直接的法律效力也是不相同的。此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纵向上又可以分为决策和执行两个层面的内容，由于其决策和执行对于相对方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其所具有的直接的法律效力也不相同。

1．公法手段调控行为方式的法律效力

公法手段的调控行为方式在决策层面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而且在执行层面又主要依靠相对方实施相应的法律行为的方式（自觉履行）来实现决策层面所确定的内容，因此，就公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直接的法律效力可以借用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解释之。行政行为的效力在内容上包括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2]。因此，就公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也可以具有以上的效力内容。就公定力来说，宏观调控行为一经做出，无论是否合法，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其确定力是指宏观调控的行为一经做出，非依法定原因和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变更。其拘束力是指宏观调控行为一经做出，对于相对方就有约束的效果，相对方不执行、不服从宏观调控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执行力是指对生效的宏观调控行为要求相对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3]

2．私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力

私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直接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其采用的具体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行为实质上是合同行为，因此，就私法手段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来说，其直接的法律效力即为合同这种双方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对此我们不再赘述。

（二）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果

直接的法律效力并非宏观调控行为所追求的目的，宏观调控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具体的调控行为方式保证其法律效力的实现，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进而保证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发展。这也构成了宏观调控行为与一般行政行为或者民事行为的区别：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不同。这种法律效果具有间接性、群聚性、终极性和非强制性的特征。

所谓间接性是指，与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法律效力不同，这种法律效果是通过追求或者实现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法律效力而间接实现的。就法律效力而言，因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责任保证其实现。但法律效果则不具有直接的行为依据，无法以行为责任来保证其实现。

所谓群聚性是指，单个的行为方式其法律效力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宏观调控的法律效果的，一般要通过集中性的相同或者不同的行为方式的结合，才能够达到或者实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

所谓终极性是指，对于宏观调控行为来说，法律效果是其追求的最终意义，而一般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其所追求的一般就是该法律行为效力实现后的结果。

非强制性是指，这种法律效果与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不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很难以强制性的法律责任保证其实现，进而保证最终的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法律效力与法律效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法行为不能仅仅关注和考察单个具体行为的法律效力，即有效或无效，更应该分析和考察具有行为整合后所产生的群聚性、终极性的效果，这种将单个行为和整体行为分别考察的方式以及行为的直接的法律效力和间接效果之分野应成为经济法关注的重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法行为的特殊性，并进一步折射出经济法的高一层级性和现代性。

四、央行宏观调控行为的责任的多样性与双重性

与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后果相联系的是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责任。与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力和法律效果相对应，其法律责任可以分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两个层次。

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是指宏观调控行为的双方主体，在具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中，因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则所规定的义务而应该承担的具体的责任，包括了中央银行作为调控主体的责任和相对方作为被调控主体的责任。这种具体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法或者民法的途径予以实现。具体行为在直接的法律行为后果上会因行为性质的差异而使其责任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对应的是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效果。法律赋予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权，可以采取各种宏观调控的行为方式，其目的在于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并进而保证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同时，就中央银行而言，这也是其职责所在。但如果由于其决策失误、程序违法等未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也即无法达到宏观调控行为法律效果，中央银行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姑且可以称为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本文提出特殊意义上的责任这一提法，是因为目前政府对宏观调控不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没有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上明确，不能体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充其量只能是由央行官员承担引咎辞职等相应的政治责任[4]。至于这种责任究竟应定性为责任还是经济法责任则可另作研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无论最终体现为宪法责任或是经济法责任，都会与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处于不同的水平线上，不会属于同一层级的责任，应该是高于行政法或民法之上的高一阶位法上的责任。相对于目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而言，具有层级性的特点。

注释:

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助。

[1]朱崇实：《金融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7页。

[3]邢会强：《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1页。

宏观管理论文篇3

当前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依然较为严重。近几年，不仅存在较大的外贸顺差，而且由于国外机构预期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大量资金以各种途径流人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严重。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顺差之和仍然低于外汇储备增加额，这种情况与2004一2005年人民币升值之前的情况类似，说明仍然有较多国外资金进入中国。

(二)货币供应过于宽松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贷款增加偏快。-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Z同比增长18.4%，狭义货币供应量MI同比增长13.9%，流通中现金同比增长12.6%，都较上年同期和上年末明显提高，说明货币供应过于宽松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从存贷款的情况来看，各项贷款仍然增加较多。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幅比去年同期高2.9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贷款增加偏多，首先是由于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几乎全部转化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形成大量货币投放，造成流动性过剩局面的出现，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其次，2005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约束弱化。再者，由于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加快，商业银行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增强，在储蓄存款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较高，加之以前调整利率时仅调高了贷款利率，没有相应调整存款利率，使得存贷款的利差扩大，不利于抑制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

(三)投资增速逐月提高，投资反弹冲动明显。今年投资反弹的重要原因是“管住土地、管住信贷”的调控措施没有得到坚决贯彻，除银行贷款增长偏快外，违法违规用地行为有所抬头，土地管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约束力减弱。仅以房地产为例，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开发土地面积1097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4%，上年同期增速仅为3%，增幅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

(四)房地产价格涨幅依然较高，各种价格指数涨幅普遍出现反弹。目前，房地产价格仍然保持较快的上涨态势，并且出现了加快上涨的势头。2006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8%，近几个月同比涨幅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首先与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和货币供应宽松有密切关系，在此大背景下，必然有大量资金流人房地产市场;其次是实际利率偏低;三是房地产供应与需求结构不对称，适合中低收入居民的房地产供应不足。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仍然是刺激房地产相关产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上半年城镇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逐月提高的走势。

货币过松局面的延续，使3月份以来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持续提高，剔除季节性因素的影响，近几个月环比涨幅也呈加快上涨的趋势。更加引人注目的是，5、6月份主要价格指数都出现了明显反弹。其中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3.5%，涨幅比5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6%，涨幅也比5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从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数据来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扭转了2005下半年涨幅下降的势头，涨幅有所提高。

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情况。粮食、资金等主要国内供给因素条件较好，在外汇储备充裕的情况下各种资源通过国际市场调节的余地增大，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也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在当前良好的经济形势下，更要保持头脑清醒，更要重视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等长期约束因素，切实按照“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比例关系，确保今年的各项工作朝着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指出的方向起好步。

(一)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当控制地方财政的投资扩张能力。在今年的财政政策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级财政收人增收幅度较大，特别是发达地区许多中心城市土地收入增长很快，使地方财政的投资扩张能力明显增强，出现更加强烈的扩张冲动。下半年应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要带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适当调整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增加有利于扩大消费、增强城乡居民消费信心方面的支出，如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要研究将土地出让金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中央与地方分享土地收入等控制土地的有效办法。坚决制止和清理地方政府与银行“银政合作”性质的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相互推动的投资扩张方式，确保稳健财政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提高基准利率，抑制货币供应的过快增长。从当前情况看，国内需求调控的重点是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价格调控的重点是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提高利率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对房地产价格和投资起到调控作用。目前在我国利率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不像在西方国家那么明显，调整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提高利率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此，应适当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较大幅度提高中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加强中长期贷款规模控制。同时，对于人民银行提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进行跟踪分析，如果对收紧流动性的效果不理想，可以考虑进一步适度上调。

(三)密切关注有效汇率走势，发挥汇率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进入2006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的步伐有所加快，但是，由于美元对其它货币都有所贬值，并且对一些货币的贬值幅度大于美元对人民币贬值的幅度，抵消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效果。我们认为，既然我国已经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就要对汇率监测的方法进行调整，改变在监测时继续“盯住”美元的做法，监测有效汇率变化情况，充分发挥汇率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吸四)加快内外资税收统一步伐，继续完善外贸外资政策。目前我国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于加工贸易，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国内资金已经比较充裕，继续给予外资大量的优惠条件，无疑会挤压国内资金投资的空间，并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因此，现在应该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步伐，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创造内外资平等竞争的环境，为国内资金拓展投资的空间。同时，根据国内外产业技术水平差异，调整不同行业加工贸易政策。继续调整和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资源类产品逐步取消出口退税。

(五)采用多种措施，适当控制投资增速，调整投资结构。近期国土资源部调查的情况表明，各地土地违法现象比较严重，各种土地优惠措施使得投资成本偏离合理水平，成为一些低效投资项目的“保护伞”。开展全国性土地执法检查，以清查建设项目用地为重点，对违法违规投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势在必行。要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市场准人标准，从严控制新上项目。同时，投资调控要堵疏结合，在社会资金宽松的客观现实条件下，通过国家财政资金带动、体制改革、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民间资金流向铁路、公路、港口、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新农村等薄弱环节的投资建设项目，减缓民间资金过于集中于房地产、加工工业的投资压力，优化投资结构。

宏观管理论文篇4

我们把组织收入作为税收工作的第一要务，坚持不懈地抓好组织收入工作。领导班子带头落实组织收入工作责任制，积极开展税源调查，进行税收分析，加强税收督导，建立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有任务、人人抓落实的组织收入工作机制，形成“千斤重担大家挑，个个头上有指标”。通过狠抓责任落实和考核，不断完善征管机制，强化税收监控和管理，有力地促进了税收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从2009年到2010年6月，地税局累计组织各项税收收入亿元。2009年组织各项税收收入万元，是建局之初税收收入的倍，年均增幅%，为整个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改革税收征管模式，适应市场经济形势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地税工作需求，在税收管理和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夯实了地税事业发展的基础。年，地税局实行纳税申报、税务、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模式。年，又明确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思路。年，全面运行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为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税源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建立健全了重点税源管理、“双定户”管理、发票管理、户籍管理、税收执法责任追究等税收征管制度，不断规范征管流程各个环节的操作，保证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有序开展。同时，实施了科技兴税工程，逐步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和征管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加强，为地税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改善民生促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是党和政府亲民、爱民、惠民政策的具体体现。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个税、营业税起征点调高，安置残疾人就业、干部就业等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政策实效如何，关键在于我们基层地税部门抓落实抓得如何，把政策兑现到每一个纳税人。为此，我局始终坚持“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就是收过头税”的执法理念，树立“不折不扣地兑现税收优惠政策，就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服务观念，从关注民生、关注纳税人权益、构建和谐社会，讲政治的高度出发，严格执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既维护了纳税人享受减免税的权益，又有效发挥了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自年至今，按政策规定审批减免困难企业税款余万元，办理下岗再就业减免税户，累计减免税款万元。2008年，在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地税认真落实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款1万元，积极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帮助企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2009年以来，我市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共有户，减免税务登记工本费万元，有多名下岗失业、残疾人员在国家优惠政策扶持下实现了再就业。

四、优质服务树立新风，自觉塑造地税形象

在创造优美的硬件环境基础上，在提升工作人员的软件服务上很下功夫，大做文章。把纳税服务的工作重点放在转变观念、优质服务、文明办税上，将优质服务融入征管、执法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人和税兴的良好局面。一是要求工作人员更新服务理念。一方面，树立人性化服务理念。以纳税人的合法合理需求为导向，以地税文化建设为平台，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为民生服务，为和谐发展服务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另一方面，树立服务法定理念。服务是地税机关的法定职责，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民生观，把服务民生作为自己的法定义务，不断增强服务、责任、政治和大局意识，自觉在思想观念、工作态度、执法行为等方面服从服务于民生，增强服务民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变被动为主动。在服务中要求做到“三声”、“三心”和“三个一服务”，即纳税人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接待纳税人热心，解答问题耐心，接受意见虚心；第一责任人制（首问责任人制），一次办税承诺制，一站式服务制。二是积极创新税收服务方式。根据辖区情况，积极拓宽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的渠道，大力推行电话申报、税银联网、网上申报等多元化申报方式。采取优化工作流程和建立健全纳税服务评议评价机制、考核问效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管理措施，完善和落实“一站式”服务、“一窗式”管理、文明办税公开等制度措施，提升税收服务效能和征纳和谐程度。三是建立面向特殊群体的税收救助制度。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当作最终目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扶贫助困为载体，关爱弱势群体、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税收服务民生的第一准则。特别在今年我国南方遭受特大冰冻灾害，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等自然灾害以来，我局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向灾区献爱心活动，全局干部职工先后向灾区捐款多元。

五、结语

宏观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第五次并购浪潮 新趋势 原因

跨国并购新趋势

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发展 中国 家增长迅速

跨国并购类型主要是横向并购

跨国并购行业发展趋势

跨国并购的产业仍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制造业的并购份额呈下降趋势,服务业呈上升趋势。1999年服务业占60%,制造业占30%。制造业由原来的资源、劳动密集行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如:化工、电器机械和汽车。服务业内部的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电讯、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

跨国并购过程中跨国公司R&D全球化

控制关键技术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攻城掠地、取胜对手的法宝。跨国公司加大对世界范围知识、专业人才和技能的追求,促使跨国公司海外R&D支出占总R&D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海外分支机构数量相应不断增加。美国公司在海外的R&D支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内的R&D支出的增长速度,1997年美国该比率由1985年的6.4%上升到10.5%;1987-1997年外国公司在美国的附属公司的R&D支出费用增加了3倍,数额由65亿美元上升到19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1.6%以上。

国家间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迅速发展

宏观管理论文篇6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

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超级秘书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目前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宏观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管理

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5.宏观旅游管理的动态性

宏观管理论文篇8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日益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与创新。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是宏观调控制度建设与创新的主要任务。绩效评估应以政策程序为评估内容、以程序成本为评估方法、以地方政府为评估对象；法制建设应从宏观调控法和绩效管理法两个进路出发；行政问责应以科学评估和法治调控为前提。由此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仍要以宏观调控法治化为终极取向。

面对国内经济在通胀与增长之间的艰难徘徊、以及国际金融风暴的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毅然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二轮宏观调控。相对于2003一2004年首轮调控而言，本轮所处的环境更为复杂、条件更为困难、争议更为激烈。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不仅在于政策的选择、更在于政策的施行。本文试图就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等问题展开讨论，相信此种讨论既可为当下调控建言献策，亦可为“中国模式”拾薪添火。

一、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

作为典型的中国化国民经济管理术语，“宏观调控”有别于日常的政府经济管理行为[1]，对其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然也应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估相区别。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不胜枚举，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直接针对宏观调控进行的绩效评估，此中难处一方面在于作为“例外行动”的宏观调控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在于评估内容、方法与对象的模糊性。

（一）评估内容：实体与程序之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行为当然具备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属性，调控实体主要指具体的政策选择，调控程序主要指具体的政策实施。关于调控实体的绩效评估本质上属于目标绩效评估，也即对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关系的考察[2]，经济学界对此已经有着较为充分的讨论，例如丁伯根法则、政策损失函数等政策评价的技术方法[3]。暂时不考虑评价技术设计的目标选择问题，对调控实体绩效评估的理解并不困难，而且基本属于学院派的理论讨论和政策争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绩效评估范畴。

相比之下，调控程序绩效更应成为评估的核心内容，一是因为调控程序较之调控实体更充分地表现了政府公共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基本能力；二是由于宏观调控的高度专业性与临时性使得实体评价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历次调控的基本程序却相对稳定；三是源于政府集体决策的“公共负担原则”，对调控程序的问责比对调控实体的问责更有意义。

（二）评估方法：成本与收益之议

经典的绩效评估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绩效评估的大多数类型也属于此，西方国家近年来盛行的标杆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等技术方法均深刻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直接引人政府经济管理、进而是宏观调控领域，则会出现一系列困难和悖论。例如，宏观调控引致的全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可能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完全体现，也即所谓的“管理时滞现象”，再加之收益的无法完全货币量化的特点，使得绩效评价至少在理论上是难以操作的[4]。

客观地讲，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管理工作确实要占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无论是物质的、货币化的，还是非物质的、非货币化社会资源，都是调控成本的必要组成，绩效评估目的之一就在于逐步降低“成本/收益”比率，但问题依旧在于比率量化的困难。此外，由于‘快策黑箱”的存在，使得实体绩效较之程序绩效的成本收益分析更为困难，而行政程序实施成本相对容易把握，那么关键就在于调控程序收益的技术处理。考虑到调控中政府自身限制因素的影响[5]，调控收益可以量化为包括政策实施时间、政策分解效果、政策执行程序以及主要实体指标及其改进情况在内的一整套指标体系[6]。

（三）评估对象：中央与地方之争

在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体系中，主要矛盾体现为政府与企业间关系，那么评估对象自然为克服市场失灵的政府主体。但是，从历次宏观调控实践来看，我国矛盾主要体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调控程序的实施成本也主要来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化解”，由此导致了宏观调控绩效评估对象问题的复杂化：调控实体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中央层面、调控程序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地方层面。

综上，由于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行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实际上将催生出两套不同的评估体系：一是以政策实体为评估内容、以实体收益为评估方法、以中央政府为评估对象的学院派绩效评估，二是以政策程序为评估内容、以程序成本为评估方法、以地方政府为评估对象的绩效评估。显然，第二类绩效评估体系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