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产保护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3 23:58:47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1

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通过对历史建筑的综合价值建筑和可利用性的评估结果分级,运用“核查表法(Checklist ),叠图法( Overlay ),网络法(Network)和逐层分解综合影响评估法”等方法,建立相应数学模型,可以得到历史性建筑的综合价值分级结果和再利用性分级结果。该结果可以综合的得出某地区不同历史建筑分级保护与可利用等级,作为保护与发展规划中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的依据。另外,根据分级结果,可将再利用潜力大的建筑作为规划中历史街区区内公共建筑开发对象加以重点改造和利用。这样的评估结果更加综合和注意与现实情况的结合。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2

[关键词]豫西南会馆;建筑装饰艺术;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TU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4-0088-02

一、 会馆建筑装饰保护与利用的目的和意义

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凝聚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研究会馆建筑装饰及审美思想,合理利用文化遗产资源,能够增强民族自豪感,正确处理民族艺术与外来艺术的关系,使民族艺术得以传承和发展。

豫西南会馆建筑有很多遗存,如社旗山陕会馆、淅川荆紫关山陕会馆、唐河源潭山陕会馆,还有湖北会馆、福建会馆等,这些会馆建筑大多都有精美的建筑装饰,是南阳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和艺术设计精品。因此,对豫西南各个会馆的建筑装饰艺术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全面整理、归纳和总结出较全面的资料,并提出保护方案,将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新与应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豫西南会馆的建筑装饰及文化内涵

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的主要表现内容,它是依附于建筑实体而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筑艺术的发展和深化,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民俗价值。

豫西南会馆建筑装饰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风格独特。建筑装饰部位有照壁、额坊、屋顶、柱础、栏杆、脊饰、瓦饰、檐廊、顶部装饰、内外檐装饰、门、窗等。大量精美细腻的石雕、繁缛复杂的木雕、少量精巧的砖雕以及富丽堂皇的琉璃、色彩华丽的彩绘等,不仅把会馆装扮得雍容华丽、玲珑剔透,而且多选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题材,雅俗共赏。使人们在欣赏建筑装饰艺术的同时,细细品味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达到娱乐身心的效果。这些建筑装饰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图案。这些吉祥图案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希冀、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从侧面反映了装饰至善至美的本质。

会馆建筑装饰巧妙地运用人物、走兽、花鸟、文字等,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谐音、象征等手法,以龙凤、瑞兽、云水为母题,取材富于世俗性,创造出图形与吉祥寓意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从而赋予了建筑装饰更加丰富的含义。雕刻手法将高浮雕、浅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装饰性与实用性相融合,装饰作用与独立欣赏价值相统一。

三、豫西南会馆建筑装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应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应用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从而使文化遗产保护和应用得到加强。应采用保护与挖掘、利用相结合的模式,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及运用,努力提高会馆文化遗产保护和应用的水平,使会馆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发展。

(一)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管理

根据《文物保护法》,结合豫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更加完善的会馆建筑装饰遗产保护的可操作性政策和措施,使之纳入法制化轨道,避免随意、无章可循的混乱保护模式;加强管理,发现情况及时解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类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及事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局面。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在会馆建筑装饰保护的实践中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广大民众更应该成为会馆建筑装饰遗产保护的主体。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民众了解豫西南会馆文化遗产情况和保护知识,将会馆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深入到民众心中,使会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面向社会,建设一切有利于会馆文化保护的方式,举办“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及文化遗产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使群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变孤立保护为整体保护,变静态保护为动态保护。另外,应与新闻媒体深度合作,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遗产保护知识,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弘扬历史文化、继承历史文化,由此产生城市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可以建立志愿者站,积极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的作用,通过志愿者的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公众、舆论自觉地参与和监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形成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富有个性、不断创新的模式。

(三)打造学术阵地,弘扬会馆文化

充分发挥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使其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举办会馆文化学术研讨会,加强对豫西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发表有关明清豫西南会馆学术文化论文,以期取得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改变观念, 拓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完善保护体系。

(四)合理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树立强烈的资源意识,实施会馆装饰研究计划,立足会馆现状开展会馆建筑装饰文物普查工作,按照会馆装饰遗存类型、装饰题材、装饰文化内涵等专题展开调查会馆。通过普查,把反映会馆建筑装饰的优秀作品纳入保护序列,以扩大和延伸文物保护的内涵和外延,使一批重要的会馆建筑装饰文物得到更加严格的保护。探讨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的科学保护措施,增加科技含量。充分利用豫西南会馆的知名度,使其变成一张宣传名片,扩大地方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结合会馆建筑装饰艺术与现代设计,组织企业与与设计单位设计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旅游纪念品,如刺绣、烙画、玉器工艺品等,使艺术和经济联系起来,利用文化促进经济的发展。

改变传统会馆建筑功能、增加服务内容等,赋予会馆建筑新的活力。如除了将会馆建筑作为旅游景点、展览馆、博物馆等用途之外,还可以作为教学实验基地,组织学生参观学习,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还可以对大学生特别是建筑类专业、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可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明清时期的建筑及建筑装饰的艺术特征,把传统艺术设计的中国元素融合到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中去。

(五)编制相关教材

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以此来增强青少年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专业知识,使历史文化传承后继有人。

加强专业领域建设和人才培养,积极发掘和展示会馆建筑装饰遗产的文化内涵,使文化遗产发挥教育职能。在豫西南艺术类、建筑类大中专院校中针对会馆建筑研究及保护方面开设相关学科及专业课程,培养专业人才,提高他们的理论研究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现状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如何在教学过程中与传统历史文化相联系、从中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是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豫西南会馆建筑装饰中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琉璃等,运用了大量极具中国设计元素的传统装饰图案,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强烈的艺术设计审美思想,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源泉。因此,要结合高等艺术设计教育所设置的专业,比如平面设计、环艺设计、动漫设计等以及所开设的课程,研究现代设计的发展趋势,探讨利用传统建筑装饰的中国设计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吸取民族的文化精华,建立系统的、科学的、民族的艺术设计理念,走出一条自己的创新道路,使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日趋成熟。

四、结语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利用是对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豫西南会馆建筑装饰艺术的整体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提出可行的保护方法;从其艺术价值角度看,以会馆建筑装饰与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相结合为切入点,使其服务于教学,从而得到传承与利用;从其知名度来看,使它变成一张宣传的名片,扩大地方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对于会馆建筑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不仅要确立切合实际的保护观念,也要积极开拓新的思路和方法,既要有益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要有益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只有这样,豫西南建筑装饰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庞薰琴.中国历代装饰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萧默著.文化纪念碑的风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黄亚峰编著.留住社旗古商镇的记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3

关键词:新农村;古村落;保护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生存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但在变迁的步伐中,如何保护抢救已经极其有限的古村落古民居以及周边的环境,也引起了社会上下的普遍关注。由于开发利用不够合理,有的部分遭到损坏,有的则年久失修;有的新旧相杂、不伦不类,有的因无人居住或产权归属等问题正呈颓败之势。古建筑的周边环境也随着经济发展而急剧变迁,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很多古建筑甚至处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境地。因此,做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保护古村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1、全面开展历史文化村镇的普查

做好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心中有数,弄清农村的文化遗产分布、现状及保护重点。近十年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人们重建设轻保护,拆掉了很多可以不拆或本不该拆的古建筑,各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本区域内除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建筑遗产的底数是不清的,或知之不全,甚至一无所知。即便进行过文物普查,也对农村文化遗产缺乏深入系统的普查,对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有必要对农村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并公布保护名单,这样才能进行很好的保护。古村镇分布地区广,民族与地域条件各具特色,须分别对待,依据不同的情况、价值的大小、完整的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通过文化遗产普查,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国务院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强对重要濒危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2、加强法规建设

加强法规建设,尽快起草制订专门的保护法规。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全适合乡土建筑保护,为便于各项保护工作的开展,有必要考虑制定适用于乡土建筑保护的专门法规或政策,并鼓励村民自行订立文化遗产保护的乡规民约,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乡土建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必须逐步纳入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充实文化遗产保护执法力量,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使相关部门有法可依,以尽快制止不加甄别的随意拆除、改造有历史价值乡土建筑行为的蔓延,引导地方及时调整新农村建设中只重建设、改造,不重保护的政策,制止建设性破坏,引导新农村建设科学、有序进行。

3、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保护意识

现在的宣传大都存在着这样一些反差:对外宣传得多,对建设、旅游等部门宣传得少;对专业人士宣传得多,对群众宣传得少。如此一来,宣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各级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引导和鼓励广大民众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充分运用各种舆论手段和宣传形式,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各级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展览、论坛、讲座等活动,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各类新闻媒体要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保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鼓励、支持境内外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活动。制定实施有关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4、完善技术规范,确定保护标准

国家文物局已经组织了国内有关专家和相关省份的文物管理工作者召开专门研讨会,探索和制定乡土建筑的保护标准问题。经过热烈讨论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已初步制定了《新农村建设中应予以保护的建筑推荐标准(初稿)》。该推荐标准目前尚需进一步征求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在该保护标准正式出台后,各级政府可据此在自己辖区内进行全面、广泛的乡土建筑调查,按照标准甄别有价值的乡土建筑加以保护,以延续地方文化传统,保持新农村特色。

5、探索土地置换、民居产权的新政策

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土地置换、民居产权转移的新政策,根据各地实际经验,要解决民居保护与改善居民生活的矛盾,建设新区、保护老村是较好的方法,通过将新申请宅基地的农民逐步安排到新村,将老村规划治理后,采取各种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运行机制,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改善了居民生活。相关部门应从政策上鼓励建新不拆旧,适当放松产权交易,允许集体或个人购买保护建筑,真正做到谁使用,谁维修。文化遗产是人的,因而应该让群众成为保护、管理的主体。我们的传统中本来就包含有一种热爱乡土的情感,应该充分发挥普通群众保护乡土文化的积极性。应该让村民自主保护、管理自己的村子,而政府有关部门则要支持、宣传、帮助,不是与民争利或是包办代替,更不要进行纯粹商业性开发。

6、明确职责,创新管理体制,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注意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更在保护和管理之列。国务院2005年12月22日向全国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决定从今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十几年来,对建筑遗产(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问题,一些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多方呼呈,开了不少会议,出了不少专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所回应和部署。但从全国城市建设发展进程中建筑遗产屡遭摧残的状况看,这项事业并未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没有把它列上议事日程、明确目标和责任。即使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内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也长期处在城市规划管理的一个从属部分的位置上,而直接关乎建筑遗产存亡的市政建设、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等部门却没有遗产保护的职责。城市人民政府及其规划、建设部门内部,也普遍存在这种职责不清、关系不顺的情况,致使建筑遗产保护工作长期停留在规划或规划文件中。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因为说的和干的不是同一个部门、同一个人。由此可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内部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是最值得自我反省的要害所在。

7、把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列入新农村建设规划

保护古村落并不意味着拒绝发展。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起统领作用。有效保护古村落需要法律的保护,也需要规划的支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扎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历史名城(街区、

乡镇)保护规划纳入城乡规划”。按照上述精神,新农村建设应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纳入农民新村及村镇建设规划。我市农村众多的文化遗产有一些本身就是老百姓的住宅,有一些就位于农民群众集中居住的村镇之中。通过规划,依法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制止乱建乱盖和拆除周边的违法建筑,才能还原和保证这些文化遗产具有良好的周边环境。

8、加大农村保护维修资金的投入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近几年来虽然农村的投资有所增加,但其增加幅度是远远不够的,它应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相应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困难更大,保护级别差距大、数量众多,维修任务重,资金的匮乏,使得许多珍贵文化遗产都已到了岌岌可危、濒临灭绝的地步,因此要不断增加农村的资金投入,合理利用民间维修力量与维修传统工艺,以便于有技术力量的地方工匠从事维修保护工程,及时维护文物建筑(下转207页)

(上接206页)安全。

9、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总书记指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人类的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世界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功业。”每个古村落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从表面上看,每个村的建筑形式几乎一样,人们很难分辨出来,所以要真正了解古村落,将它展示给世人,就需要造就一支高素质、懂专业、会管理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才队伍。政府要重视人才投资,给予实质性的政策扶持,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让前人留给我们的珍宝充分地展示给世人。

10、注重民生

古村落保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也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这就必须把当地人的利益纳入保护开发计划中,注意维护古村落居民的切身利益,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而不是把他们视为被动的制约对象。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才能真正起到保护古村落的作用。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历史建筑保护机制;存在问题;管理应用;探究分析

一、目前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策略

1.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历程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开放体制的应用,有关历史文化建设的保护策略不断得到优化、深化。尤其是这几年,我国发展政策的改变,城乡经济统筹模式的开展,低碳经济城市等的建设,都对历史建筑保护策略的健全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但是在这些背景应用之下,也应该看到当代文明对于传统文明的冲击,如何实现历史建筑保护与当代成绩发展的协调,这是摆在社会面前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要展开历史文化建设保护情况的分析,以更好的进行历史文明建筑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规划建筑建设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的历史城市保护体系的开展。由此诞生了我国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古城,比如贵州省 的遵义市,杭州 的绍兴等历史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建设都得到了相对应的历史文化保护机制的保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保护机制的范围不断得到延伸,逐渐扩大到了历史建筑的一些细节方面,比如历史建筑区的街道、村镇等,但是在此应用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这些历史文化在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2.历史建筑保护策略应用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受到国家相关建筑遗产的保护并且受到地方建筑保护规划的应用,但是目前来说,历史文化建筑的破坏问题依旧会比较严重的,包括其历史建筑用地的被缩减,被工业建筑用地所占有。我国有些城市把国家明文规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当作城市棚户区,这就影响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这几年来,房地产经济不断得到发展,有关建筑用地的旅游开发及其房地产开发规模不断扩大,难免会对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的用地环节,展开影响,这需要国家提升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的监察力度。

在当代社会中,历史文化建筑消失的原因多与城市建筑有关,与城市经济的开展有关,比如区域城市经济的开展,一些地方的很多文物消失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比如北京胡同、北京四合院建筑。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古城、名村等的毁灭消失,比如陕西省麟游县古文化遗址,河北省的代王城遗址等。随着访古建设热潮的开展,一些仿古建筑群规模不断得到扩大,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精髓的传承,而仅仅重视物质形态的建筑建设。

二、历史建筑保护机制的优化

1.历史建筑保护规划方案的优化

通过对历史建筑保护机制的深化,可以降低历史建筑的被损坏率,一定程度进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这些年来说,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不断得到健全,但是其依旧是不成熟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规划工作者要把历史建筑物的保护问题当做日常工作的重难点,结合当地的法规政策,进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的开展。通过对法律规范体系的健全,从而满足当下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需要。通过对历史建筑保护机制的优化,也有利于唤起人民群众的国民意识,从而自主的进行传统街区、历史建筑、历史文物等的保护,从而实现其文化遗产意识的提升。在这些应用模式中,进行历史建筑保护策略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历史文化规划部门应该掌握好历史文化街道区、文物保护单位与文化建筑的保护关系。

在现实历史建筑保护机制分析过程中,相关人员要针对历史传统建筑的自身性质、空间布局、构成要素等的分析,可以实现传统建筑的形态保护模式和文化保护模式的协调,从而实现历史建筑遗产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目前的历史建筑保护法规之所以不完善,很大程度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思想,从而影响了现实传统建筑保护机制模式的应用。为此,展开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之下的传统文化建筑的保护体制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

2.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之下的建筑历史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我国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及其相关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其保护资金将面临着紧缺的问题,这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历史建筑建设法规的贯彻。经济问题是导致历史建筑破坏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建筑遗产规范建设活动的优化,进行社会建设行为破坏的避免,从而解决文化遗产的制度优化问题。虽然这几年来,我国的历史遗产保护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其保护政策法规依旧是不健全的,需要国家展开一系列的财力、物力及其技术设备的更新,从而解决目前建筑遗产发展过程中的矛盾。

我们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体系的健全过程中,要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更是我国传统文明特色的展现。尽管我国的文化建筑的保护工作的开展依旧是充满挫折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要进行国家各个级别的历史建筑物的保护体系的具体应用,实现不同时期的、不同层次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环节的协调,实现其梳理、疏导、保护等环节的协调,从而满足当下的历史遗产保护的需要。

三、结语

我国历史悠久,在时代变迁过程中,无数的历史文化建筑得到建造,为了实现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现历史建筑保护机制的优化,进行历史建筑保护体系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在现实历史文化建筑体系规划过程中,要明确好历史文化建设与城市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系。这两者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反之,这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实现这两者的有效结合,才能保证当代的城市变迁的完整性,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机制体系的健全,进行城市建筑、乡村遗产、文化文物等的保护,这需要进行各个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模式的协调。

【参考文献】

[1]张少伟,宋岭.对历史传统风貌地段保护的思索――洛阳老城区南大街景观保护规划[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5(4).

[2]林云,刘庆.以洛带古镇为例谈古镇规划过程中的遗产保护[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0(3).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5

关键词:校园;历史;建筑;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TU-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55(4)

1 校园建筑遗产的概念

建筑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分支,校园建筑文化遗产是建筑遗产的一脉。校园建筑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指:保存完整的、尚且可以使用的、结构可加固的、有着历史文化传承的、见证学校成长的校园内特殊历史建筑。

2 校园建筑遗产保护

校园建筑文化遗产必须是完整性较好或者可以进行适当整修的建筑;在实用性上可以继续作为教育、教学、文化感染的场所;在历史文化方面起到了传承和准确的表达,同时对于在校园生活的人们有着其特有的记忆作用;代表某一时期,见证某一重大事件以及成为校园的标识等重要职能。现代社会的浮躁,追求政绩和新奇大等思想使得校园的历史建筑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尊重历史不仅意味着尊重校园中现存的物质空间,还意味着尊重校园的文化延续以及校园的发展历程。校园建筑文化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然而目前国内高校规划建设时乱拆乱建的现象频发,高校对校园文化遗产不加以重视、打破建筑及其周边环境与人原有的对话关系、不尊重历史文脉等行为使校园建筑遗产保护成为当务之急。

3 校园内的建筑文化遗产实例解析

校园的文化历史建筑是一个学校的见证者,校园建筑遗产的保护应该受到重视,结合近几年校园内出现的大量的问题,以宁夏大学校园内的清真寺和加拿大圣弗朗西斯大学内的天主教堂进行实例解析和问题的映射。

3.1 宁夏大学校园建筑文化遗产——北校区老清真寺的困境

宁夏大学北校区(原宁夏工学院)的校园内有一座清真寺,其名为盈北清真寺或着银川市新市区清真寺,具体修建时间通过宁夏大学基建处和宁夏宗教局的资料查询,发现结果是不一致的,但是可以共识的一点就是从1983年宁夏工学院独立办学开始,这座清真寺就已经存在。为适应宁夏工学院的迅速发展,它被并入当时的扩展用地中(现宁夏大学北校区的用地)。它承担着新市区80%回族同胞伊斯兰教礼拜活动,而去年银川市政府为了宁夏大学的快速发展,通过协调已经重新选址进行搬迁与修建。而这座历经30余年风雨洗礼,早已植根宁大的老清真寺也不得不迎来“灰飞烟灭”的命运。图一是其在宁夏大学北校区的具体项目位置,具体功能分区如图示,不难看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a.对于校园功能的多余b.阻碍了教学区与宿舍区的联系c.分割了文体区的整体性。但是听到新寺建好后,要将老寺拆除的消息,却让人陷入沉思。

对于拆除的建议,通过行业内人士的一些讨论,认为是不合适的,原因及影响表现为:

a.虽然在空间上有着狭缝里求生存的感觉,但是作为宁夏大学的历史性建筑,此种情况应该是后来的周边建筑设计中欠考虑造成的,这是周边建筑导致的,迫使它形成了一种不协调的对话,而现在把其视为宁夏大学发展中的阻碍,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责任应该由周边建筑的设计师来承担,建筑尴尬的对话关系是人为的,而不是建筑本身造成的。

b.校园内出现宗教建筑的情况在国内高校甚属少见,这种特殊的校园风貌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维持其特色的传承。试想多年后,为了重拾校园精神与历史风貌,再做大量的修复或重建工作会增加困难。

c.长时间的“不协调”会有“习惯成自然”的可能,虽然清真寺出现在校园内,会产生空间视觉上的不开放感,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固定的模式就会被人们所接受,达到一种静态平衡。然而我们所谓的“理性的改变”却恰恰打破了这种平衡。

d.长期以来清真寺作为一种礼拜场所已经成为周边教民和校内学生的宗教文化中心,突然的拆除一方面会在交通上带来不便,另一方面是对30年记忆的一种删除,更高层面上则对于维护某一个区域内的民族安定有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慎重考虑。

宁夏大学的性质是多重的,其中应该包含地域性和民族性。再有民族学和回族文化研究又是地域特色专业,加之成立的阿拉伯语学院,所以就算是新寺建成后,老寺也没必要拆除,通过改建还可以作为阿语讲堂、回族研究中心办公室、建筑系建筑校内测绘实习课程的对象,应该从积极的一面来对待,片面的解读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实际的。

3.2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教堂建筑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是加拿大一所领先的公立大学,创建于1853年,有着长久的优异学术、回馈社会和教学创新的传统。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继承了优良的学术传统,这要追溯到150年前,安蒂戈提什的罗马天主教区首先开创了这种传统,当地的渔民、农民及矿工都尽其所能为传统的延续贡献了一份力量。毫无疑问,学生们都为学校辉煌的过去而感到骄傲,但是学校同时注重未来。故对于学校内教堂进行文化传承的保护。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承诺保留天主教特色而保持社区包容特性的学校之一。它的宗教传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公平信念,明显的反映在康迪国际学会上,它是一个致力于从发展中国家的平民组织中培养领导的中心机构。这使得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教职员工愿意关注学生的实际需要。

图三是该学校校园内的教堂建筑,可以与周围建筑和景观、人形成完美的对话关系。

4 案例的对比分析以及存在问题

通过国内外在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不难看出当下中国在校园建筑遗产保护方面还存在着颇多问题。

4.1 国内外实例的对比分析(如表1)

4.2 存在问题

通过上述的实际案例不难看出我们在有关校园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方可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平衡状态。

4.2.1 不合理的管理

管理者的视角缺乏全面性和科学性,通过宁夏大学校园清真寺的案例不难看出,事情本身的发展都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建筑遗产和遗留老建筑拆除并非最好的解决办法:第一拆除不符合国家低碳的口号和可持续发展观,传统建筑在建造时都没有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周边邻里和社区的形成不依赖于汽车。这些地方可以满足人们将有价值的精神和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校园文化遗产今天比以往都更具关联性。我们需要认识到它全部真实的价值并运用这个原理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Heritage buildings were built without addiction to fossil fuels. The precinct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they form are not dependent on automobiles. The places they make satisfy human aspirations and express culture that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finds valuable. Campus heritage has relevance more today than ever before. We need to recognize its full and true value and apply its lessons to achieve a sustainable future.)第二拆除老旧建筑遗产等于拆除自己的历史,第三没有体现校园的开放性、包容性与人情化建设理念,很大程度上的伤害了使用者和周围居住者的感情。目前国内遇到问题就拆除的做法笔者甚是不赞同,这样的局面多半是来自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与管理制度有缺陷造成的。

大部分高校都设有历史研究院和文化遗产研究、建筑遗产、历史风貌街区研究的工作室,但是对于眼前的问题却没有警觉。校园内安全问题一直被提及,但都是侧重于片面的人本原则,建筑遗产同样重要,保护建筑遗产的安全也是保护着人们自己的记忆,也是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所以有时由于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导致了很多问题,该体系应该在科学考虑结构的基础上,使用先进的预防性手段,同时在不可避免自然因素影响下又有先进的预警机制,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也是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毕竟是人为的,而人类本身也在探索和实践,所以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前瞻性毕竟不是处处可以做到,所以只有通过不断地修订制度来提升建筑遗产的保护水平。

由此找到校园建筑文化遗产管理的瓶颈:第一,没有制定的相应的管理制度。建构一套完整的建筑遗产保护系统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念的。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可以在制度的指导下来进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第二,很多高校可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但是不完善,还存在缺陷,2007年7月,北大临湖轩附近花坛中的一件清代初年的汉白玉鱼洗就曾被盗,当时北大保卫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是:北京大学内有不少文物,且比较分散,周围未设探头,只有保安日夜巡逻,肯定存在盲点。第三,校园历史性建筑的保护与拆除不够严谨。这不是学校领导单方面能做的决定,应该集思广益,不能盲目遵从规划建设单位的建议,还应征师生及周围群众的意见。它作为一种物化了的精神载体,集中反映了学校这个特定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校园历史性建筑遗产的保护应该是与人一起进行的,我们不能盲目的成为博物馆式的“点”状保护。

4.2.2 错误的修复与改建

很多校园建筑遗产因为迎接重大的节日活动都兴起了改建的热潮。没有考虑防火,在防火方面,如清华大学百年讲堂的火灾就颇受业界关注。遗产的安全性保护也成为了新的课题。在结构方面,通过假期课余时间的调研发现,在老旧建筑和建筑遗产进行翻新改建时一味追求装饰的细部刻画、对于设备进行更新,在节能上下功夫,给结构进行加固,但是很多情况下结构的安全体系评价都是在理论基础支撑下来进行的,对于遗产结构的长久性和退化都没有去细致考虑,这样做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理念的。

改建考虑从结构、防火等方面的同时也要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对话。宁夏大学出现的问题绝对性的说明了,建筑设计人员在老旧建筑和遗产建筑周边进行新的设计时没有考虑构建和谐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包含了比例尺度、高度关系、色彩呼应,校园内天际线的形成以及对于人产生生理、心理的影响因素。建筑既是媒介又是场所,所以,作为媒介的建筑需要用形态表达语言所难以传达的知识,作为一种场所,它又必须能够营造一种激发特定情感的“情景”。把握好这种平衡和谐的对话关系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难点。

4.2.3 错误的观点

校园建筑遗产的保护不是单纯的建筑单体的保护,之所以称为遗产,是因为建筑已经融入环境,一个绿色的草坪及其周围的树木和建筑物或许是最古老的连续的校园文化遗产的表现。(a green lawn surrounding trees and buildings may be the oldest continuous campus heritage statement.)此外人的行为模式支配着建筑的使用功能,所以建筑遗产的保护是综合建筑物及其文化传承、使用者或观赏者以及周边的共生环境的全面保护。要将建筑、使用人员与周边环境共同保护。

在学校的发展中,建筑遗产本身作为一种容器功能是可变的。保护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保护,功能可以随着学校发展的要求做适当的调整,如现有清真寺完全可以用作回族文化研究中心、回族遗产保护中心,无论从造型、功能还是人文层面来讲都是贴切的。

5 结语

校园风貌是城市文化的体现,历史建筑的传承与保护是校园人文关怀、历史积淀的闪光点。传统校园往往不仅仅是城市空间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城市文化沉淀、延续、演变、更新的承载者,对其旧有空间肌理、传统风格进行保护, 既是保护城市历史物质空间的需要, 也是延续城市历史文化氛围的需要。对于校园建筑遗产在历史的更迭中保留下来是幸运的,但它的未来存在诸多问题。在历史记忆为主线的保护下,在其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新生,在新生中确定新的保护、发现并解决新的矛盾,这样才能使校园建筑遗产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不被淘汰。

参考文献:

[1] 郭苏明.场所精神的延续——由高校传统校区更新谈起[J].华中建筑,2008,(02):142-144.

[2] 徐进,张金荃.大学校园文化培育与展示——以宁波大学校园规划设计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07,(07):43-49.

[3] Carl,Elefante. The Full and True Value of Campus Heritage[J].Plan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1,(4): 79-87.

[4] 张帆,吴莎.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校园的浅析[J]. 科技信息,2011,(15):215.

[5] 孙静,谢泉,吴晓.基于文化环境建构的校园雕塑建设研究——以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为例[J].规划师,2008,(06):28-32.

[6] 张进帅,马晓.人性化视角下的南京近代大学校园规划——以南京三所大学老校区为例[J].华中建筑,2011,(12):120-123.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6

1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S.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theArtstoImproveLifeinthe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Planning:AnUrban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

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Munoz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总之,本文从文化规划视角,探讨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与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前者作为核心原则,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规划作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路径,旨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建筑文化资源的作用;后者作为扩展性原则,旨在促进城市开发机构与建筑遗产保护部门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遗产资源,使其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成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与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7

建筑遗产不应当仅仅聚焦于实存的物所具有的物性之上,我们是否可以从物理学的“场”与“场论”中得到一些提示,把“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的观点引入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以“非实体主义”和“非决定论”的基本理论为参照系,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求得新的回应。模拟理论物理学的“大统一场论”,以不割裂建筑的多向维度实在性为前提,从时空整体变化中,寻找一种凝聚历史建筑价值的“力”,从而为保护实践找到根据,建构一个“建筑遗产场的场论”。

同样,由此出发此牵涉到存在论中的“在场”,并最终在精神的层面上给予建筑场所新的诠释,为建筑遗产保护提供认识论上的依据。

【关键词】 场论 在场 场所精神

“场”(field),最早是一个由理论物理学界提出的物理学范畴。在物理世界里,物理现象和物理事件组成的“场”成为诸多物理事象依存的场所,对于各种物理“场”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场论”。它主要着力于研究物理事象的连续性与生存性,将整个物理世界的图景进行统一,并从时空一统的角度去研究物理世界的存在特性。

“场”与“粒子”是统一的物理事象的两种基本形态。“场”是对物理世界连续特性的说明,“粒子”从微观角度标识了实体世界的存在特性。有关物理场的理论模型称为“场论”。不同类型的场论是关于相应物理场的性质、相互作用与运动过程的理论。 各种场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物理场中“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与“力”有关的物理事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类相互作用关系的连续性或连续过程。通过物理学“场论”的界定,凸显出了“物理场”的两个最主要的特性:一是“相互作用”,二是相互作用的“连续性”。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以建筑为中心所形成的空间场所,理应包含在物理“场”中。物理世界研究的物质性内容比较宽泛,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粒子,无所不包。建筑仅仅只是其宏观对象中有限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筑的生成发展理应符合物理场所具有的一些规律。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将建筑以及周围的环境所蕴涵的全体内容看作是一个“场”,那么,它的“粒子”项则可以对应于我们可辨的建筑物,或亭台楼阁,或小品布景,这个可以作为粒子生成的第一个层级。再往下看,我们还可以这样分,单个的建筑实体如果作为一个“场”,那么,其中的构件则可归纳在第二个层级的“粒子”项中,以此还可以不断再往下细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遗产所能够形成的物质层面上的场可以被清楚认识,我们不妨把这样场称为建筑遗产的“硬质场”。

既然符合“场”所给定的要求,那么,“场”最主要的两个特性“相互作用”和“连续性”在“硬质场”所具有的规律也应同时具备。这点可以从建筑技术上给予回答。不论是当代建筑还是历史建筑,相地、构思、筑基、垒砌这样一个程序都体现出了“相互作用”的特性,地势地质的好坏影响设计的布局,设计的方案决定筑基的类型,筑基的方式又决定垒砌的用料和进程。这样的前后承接往往是建造过程相关性的体现。在物理场中,“相互作用”不单单指对偶的、对应的或对立的二极之间的相互作用,多元之间、多维之间或多极之间的交互作用往往形成一张关系网。那么,回观建筑群存在的基础,往往并不会单一设计施工,它们之间也会互有牵连,一毁则数损。为此,从古建保护的方法上来看,对于保护性维修则更需要考虑同时、普遍的做法,基础和主要承重维护结构需要整体性地加固整合,这样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收效。同样,建造过程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设计的连续性,建造的连续性,留存的连续性……“物理场”中的“连续性”体现在同类型的“力”之间或同类型的物理事象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性,包含着“作用关系”的连续性和“作用过程”的连续性,是一个平行和纵深拓展双向发展的连续作用过程。实际寓于建筑“硬质场”中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生存特性,也是建筑及其周围场所本质的表现。在一个建筑遗迹中区分年代断裂的痕迹并不十分困难,很大程度的原因在于,一旦建筑发生了毁坏,重建之后的建筑及其环境的纵向时间连续信息就会丢失,这是用任何方法都无法弥补的。同时,横向的空间连续性也会遭到影响。这与技术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修建本身也是对连续性的破坏,一块砖一片瓦的更换都是对记忆信息的更新,是不可能完整无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整体性的更新重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破坏。“相互作用”和“连续性”证明了建筑所具有的“硬质场”在物理意义中的存在。

可是,建筑是不是只停留在“硬质场”的意义上来获得生存,“场”与“粒子”会不会只是在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那些物性的关系中才有意义?事实并非如此。建筑区别于一般的物理事象,并不能理解为机械的空间和先验理念的重复模画,它具有精神生存的涵义。如果单只作为功能空间的物质性展现,强烈的虚无感将会把没有延续性的生命窒息在永远超不出的三维空间里,后果便是随处可见的穿行于冰冷的空间里的漠然身影和脱离了空间的无意义的时间。于是,建筑场必须强调超越主体和客体世界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从思考的角度去构建一个属于建筑及其场所特有的精神场,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建筑遗产的“软质场”。

在“软质场”中,“场”的意义被模糊化了,我们不再可以看到一种实存的关系,更无法将这样的关系进行定性甚至定量的分析。有的只是一些对于存在的主观体验和对于场所的精神把握。 “场”的概念体现于存在之中。这里,存在不是单纯的实体性的在,它依附于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存在者所给予的,因此存在者不再绝对,每一个存在者都将存在于另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之中,存在便是“在存在者之中的存在” 。建筑遗产“场”的特性,充分体现在了主体感受(即人们心灵空间对建筑空间环境的习得)与客观存在 (即建筑物的实在表达)的相互关照之中。每一个存在者的在场,对应于客观存在的活动,都在时间与空间的点上留下痕迹,那么,对每一个在场的提取与整合,就构成了整个“软质场”的“相互作用”与“连续性”的特征。这里,在场作为一个个片段的提示,使得人与建筑共生,建筑不再有不同的类型,只有不同的场景。个人存在是在场的根基,“存在不是物,存在也不在时间中。可是,存在仍然通过时间,通过时间性的东西被规定为在场,规定为当前。” 于是,每一个“当前”,集合空间与时间来表现,被赋予不同的场景需要以不同的解决方法,借以满足人们不同精神层面的需要。这样,每一个在场在它所属有的特定时空中就有了类似物理场中的“粒子”的身份。最终,在精神的层面里我们便求得了“粒子”与“场”的新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场论中的“非实体主义”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角去理解建筑场的构成特性。在物理学中,“非实体主义”来源于引力场 概念的引入。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将“场”的概念带入牛顿的引力理论,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及有关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场理论,去除了原初物理学界对于“以太 ”存在的假设,后人由此推演出了“场”的非实体性。因此,这里的“场”具有形而上的特点 ,只是一组连续相互作用的集合。它自身并不是真实主体,不具有主词表述的唯一性,因此不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第一实体”,不可以凌驾于相互作用的连续性之上而存在。它一定要存在于各种物理事象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并在这里得到反映。由此回观建筑以及环境所构成的场,非物质性的“软质场”并不具有直观的特点,它所包含的内容大多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关,是某一时空里人与建筑关系的反映,在这个反映里,“场”的概念得到强化。“场”成为一种记忆,留有文化的、民俗的、传统的、习惯的印记,并且在每一个在场状态中,这样的印记都有不同的表现,给人们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往往走在某一个历史建筑遗迹中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一天里的每一个时刻,建筑都会给他不同的领悟,或欣喜或感伤,如果有幸再将时间放大到一年甚至数年,这样的体会又将会迥然相异。这种主体干预性给了“场”真实的背景。“场”不再是单单具有纯粹的三维空间特征的场所,而是集“天、地、人、神”四元为一体,以时间作为参照的多元化特质的存在。在存在意义上“场”被一种独立的精神所反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场所精神。因此,为了保证被附加了场所精神的非实体性“场”能够完整地保留下去,我们便不可以对建筑遗产进行无节制保护,重建固然是不可取的方法(信息丢失的严重性前文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保护和局部性的修缮也要加以关注,尽量不要破坏那些赋予“场”以场所精神的物质载体。适当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有重点的避开建筑物及其构件可见部分的修缮,更多关注从它们内部去加固整修,从而保证这些相互作用的连续性得以延续?如果一定要影响建筑原本表面的特性,进而打破原本场所精神的体现,那么又能否选择放弃?或许这样才是对建筑遗产最诚恳的态度。

既然“非实体主义”命题的有效性得到认可,那么,从这个命题中很自然可以导出“非决定论”这样一个理论。这是科学研究中的基本规律。本世纪初“量子场论”的诞生给了“非决定论”以理论支持。量子场论将场中的力学系统量子化,其直接理论来源于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玻尔)、“测不准原理”(海森堡)等等,并且由此引发了著名论题为“上帝掷不掷骰子 ”的EPR论战。将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因果关系理论置换成非决定论模式的概率理论,这是量子场论提出的革命性的命题。因果范畴历来是传统大陆哲学的重要范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还是康德的“十二范畴”,都将其置于首要位置,而如今的“概率性”和“非必然性”的提出则是对传统哲学巨大的挑战。再回头联系建筑遗产的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保护修缮的理论都是寓于一个因果联系的范畴之中的,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对于建筑遗产的保护,我们首先要去寻找保护的理论支持,从现状的分析、现场的调查到资料的收集,都为我们着手工作提供了方便。我们还要寻找保护技术的理论依据,包括结构的、材料的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带有“决定论”性质,我们要为每一个建筑遗产的保护修缮找到充足的理由,这都是确定不移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建筑遗产中存在很多非实体性因素,这些因素是非决定性的,这在我们的一些保护工作中可以体现出来,资料的收集和现场的调查,往往需要求助于一些记忆的信息,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无论什么都不具有确定性,这只是主体对于每一个在场状态的个体还原。作为建筑的存在者必须依附于处于认知经验中主体地位的人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人的主体性往往掩蔽了建筑本身。那么,面对这些“非决定论”的建筑遗产的“场”,我们又该如何把握?无限度地追究不确定背后地真实性?这个方法也许不可取,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将要面临的困难有多少。那么放任自流?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态度。或许我们应该采取的是一种“非决定性”的态度,将各种“非必然性”的状态平等对待,并且不去比较它们谁更准确性谁更优先,在实施保护的时候将每一个可能性都给予留存的空间,让每一个场景都保留着再现的机会。让“非决定论”的“场”不作出任何决定或许更加有利,这也留给了建筑遗产的“软质场”更多的存在空间。

建筑遗产的“软质场”所具有后两个特征是“硬质场”所不具有的。因此,如何统一二者成为现在面临的问题。纵观上面所提到的物理“场”的概念与特征,感觉也是割裂的,对应于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界,存在的四种相互作用似乎不能被相提并论。从诞生场论至今,物理学界先后经历了电—引统一场,电—弱统—场,电—弱—强统一场的实现过程,如今又在进行统一四作用力场的努力,试图建立一个 “大统一场论”并形成一套普遍适用的“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的规律。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将建筑遗产中的“硬质场”与“软质场”不再作泾渭分明的区别,也融合构建一个“建筑遗产场的场论”?这样一个统一的场将不再去关注各种事象、价值、经验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对于各种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客体理论”的“相互作用的连续性”之中。就像统一场论将产生所有宇宙自然力的原因归于空间的叠加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建筑遗产的保护归纳为各种保护理论的有序叠加。各种建筑遗产的“软质场”和“硬质场”构成保护的理论依据,也就是最低层级;然后每一个这样的“理论依据”构成了最终的建筑遗产的统一场。在这个“场”里,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普适的规则,技术性的、历史性的、政策性的,最终对建筑遗产中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清晰把握。

建筑遗产中的“场”有着自己独有的位置,包容在哲学的“场”里,并与物理“场”相融相异。我们取得的关于建筑遗产的“场”的所有信息都提示我们关注建筑各向维度里的存在特性,并且我们要使之在与其它“场”的比较中得到更好的生存。使每一个面对建筑遗产的人都能够最大化理解它们的存在,这是建筑遗产中“场”所应具有的最优效应。

参考文献:

【1】 《大学物理导论》

【2】 张三慧主编,《大学物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第二版)

【3】 谢树艺编,《矢量分析与场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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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商务印书馆,

【6】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

【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王庆节、陈嘉映合译,三联书店,2006(第三版)

建筑遗产保护论文篇8

【关键词】名城保护 城市发展 经济 社会 环境

遗址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记,对考古学有着重大的意义,通过考古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那一时期的建筑、文化以及社会环境;但遗址的过度保护同样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城市不能及时更新、经济基础落后、教育水平低下等。因此,许多年来,城市规划部门和考古研究部门遗址进行着一场博弈,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如何确定一处城市遗址的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显重要。

一、经济效益

1、注重遗址保护模式

(1)资金来源短缺

传统模式下,对大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基本是由政府包办,全部费用由财政划拨,采用事业型管理经营模式但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由于实施大遗址保护和管理的经费主要依靠行政拨款,在当前地方财政不很宽裕的情况下,文物保护经费紧张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汉长安城所在的未央区全年财政下拨的文物保护事业费仅1万元,尚不足两个工作人员一年的工资。蓝田猿人遗址每年只有1000多人参观,一年经费只有2万元,还要负担文管所7名职工的费用,保护设施破旧不堪。

(2)人均收入低下

由于不能搞开发建设,城市不能发展,许多农民只能靠种地为生,而18-40岁左右的则是靠道周边地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收入水平低下。在企业经营方面,由于受事业管理模式的限制,难以形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意识,基本是等客上门,很少主动宣传促销,往往是门可罗雀。

2、注重开发建设

在注重开发建设的模式下,人们的经济来源更加多样化。不但可以发展各项企业增加人民收入,也同时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当然,在开发建设中,应注重开发的力度与开发的强度,同时可也利用当地的原有经济结构发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和农家乐,这不但利于保证遗址区原有的历史面貌得以保留,更能使更多的的人有所生计。

基建投资加大:要想进行开发建设,拆迁和安置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因此

会引起工程费用的增加和建设周期的延长。此外,在注重开发建设的模式下,新增建筑与原有建筑在规划建设层面的适应程度和各指标之间的平衡状况也是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解决问题:针对以上两种对立模式,笔者认为:

A 在遗址区的开发建设中,应加强对遗址机理的绝对保护,而在其他地区,可适当进行开发建设,且不论从建筑形式上和建筑布局上尽量符合当地的建筑形式;

B 在旧有的城市机理上,可顺应历史上旧有的相关产业进行发展,例如,可在原有酒窖的位置修建酒吧一天条街;

C 建设文化产业园区,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依托,以汉长安城形象为品牌,以

汉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产业园为载体,将汉长安城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产业,

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

1、注重遗址保护模式

(1)劳动就业压力大

由于外界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而遗址保护区的城市建设停滞不前,必然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外界城市发展的脱节。当外界在大力发展企业的时候,遗址区的人还是靠种地为生,而种地所赚的钱已远不能满足自身的生活要求,必然会导致遗址区人们在经济上入不敷出。为解决之一问题,好多家庭都靠在外打工为生,有家不能回,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2)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不高

由于遗址保护限制,居民生产、生活受到制约;且受周边城市建设冲击,居民发展需求日益凸显。究其原因,一方面,遗址区内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且勘探发掘工作进展缓慢,大多尚未发掘。

三、环境效益

1、注重遗址保护模式

周边城市建设对遗址区环境破坏:

对于一般遗址区来说,大部分都位于城市郊区,因此城市的扩张与发展对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与一般农村相比,地处城市近郊的遗址区的卫生环境状况常年来承受着城市经济建设的外部负效应,居民在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利益协调中成为牺牲者。面对这一事实,如果我们不能在协调政府、开发商与居民三者需求的基础上保障居民利益,遗址区居民良好的生存环境将难以创造。

2、注重开发建设模式

(1)自然环境破坏

一方面,遗址的开发建设无疑会占用城市原有建设用地或耕地。而在开发建设中,开发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容积率往往很高,而绿化率则是按下限值。因此,环境质量变差。另一方面,遗址的开发建设中企业的引进,虽然解决了部分劳动就业,但也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2)社会环境破坏

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没有经过资产阶级的过度,我们自己的建筑形式就很难适应现在的生活要求,因此我们只能引用外国的建筑以适应新的生活要求。而在遗址保护区加入这些建筑,就会严重影响中国原有的历史风貌,从何显得两种建筑形式格格不入。

解决方式:

A 加大遗址保护区的紫线控制力度;

要改善城市近郊区遗址的环境状况,就要在城市规划阶段做好严格的退让规定,并确定城市工业区与遗址区的位置与风向关系。

B 提高遗址区新建区的绿化率

C 发展中国传统演变建筑;

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建筑形式都是引进国外做法,而就算有些仿古建筑也只模仿了外表皮,而结构形式仍是国外的;笔者认为,应认真推敲中国古代的建筑形式,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身演变的建筑做法,从而才能更好的协调中国原有的历史风貌。

四、建构AHP模型

笔者认为,综合的定性分析只能得出一种问题的研究方向,要想彻底的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定量分析。为此,可建立两个AHP模型,总目标层分别为遗址保护模式和开发建设模式。然后分别给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子目标层,最后给出若干方案层。通过调研得出方案层各指标的两两比较的比重值,再用软件求出这一层次对上一层次的层次单排序。并用同样的方法求出上一层次对上上层次的层次单排序,最后求出对总目标的的层次总排序,进而得出结论。

【参考文献】

1喻学才.遗址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2):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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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东计,朱海霞.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地理,2003,23(3):409-413.

6陈文敏.保护与发展——以云南省为例谈历史文化名城的动态保护[J].城市开发,2003,(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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