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论文范文

法律保障论文篇1

关键词：见义勇为；行政奖励；国家补偿

法律往往关心的是如何抑制人性中的恶，却忽视激活人性中的善，导致公民的行为向不恶亦不善的状态运行，彼此之间缺少关怀，人情淡漠，这也是人们感受到的经济社会井然有序，却缺少温暖之情。从古至今，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见义勇为者因自己的行为遭受的损害如何得到保护，如何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这一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尴尬原因固然很多，有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观念方面的等，但笔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是导致见义勇为这一道德高尚行为面临众多尴尬的根本原因。我国目前对见义勇为行为尚未有统一的立法，尽管各地方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规定各异。许多地方政府虽对见义勇为投入了较大关注，只是关注的焦点大多落于对见义勇为者的慰问奖励运作机制，对见义勇为者除了一次性奖励外，还要研究依情况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医疗、就业和生活困难等后顾之忧，而往往忽视了自身应负的责任。见义勇为行为体现了行为人对他人、对社会利益高度自觉的认识和道德上的义务，是在行为自由的基础上，无偿地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维护，在法治的国家里要维护社会利益、公民利益更需要的是政府责任到位，在政府未能及时履行职能，见义勇为者履行了本应由政府担负的保护人民的职能———因此遭受损失无法得到弥补时，从行政法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规范，由国家对其进行补救才是根本论文。

一、见义勇为的界定

见义勇为一词最早源于《论语·为政》里的“见义不为，非勇也”，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1].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行为尚缺乏统一的立法规范，各省对见义勇为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学者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2].也有学者从行政法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3].

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而前提是合法权益正处于危险状态，危险状态可以来源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也可以来源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具有高度危险性，在没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能够挺身而出，舍生取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因此得到社会的褒奖也应有之义。

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队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有制止义务，对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救助义务，对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况下负救助的义务。由此可见，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但并不要求见义勇为者必然发生危险后果。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困境

由于对见义勇为缺乏法律规制，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常有，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幕，然而现实的确如此。见义勇为者在面对险境时，旁观者的冷漠使英雄显得如此孤立无援，甚至受益人在受到庇护后也默默离去。见义勇为者一方面以自己的义举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物质上的损失常使其及家人陷入生活困境，人们的冷漠更是对社会道德的莫大嘲讽。另一方面，见义勇为的行为要获得社

会和公众的承认也严重困扰着英雄及其家人的生活，缺乏统一的确认程序，复杂的确认过程和严格的标准使得见义勇为者无法让自己的行为得到认可。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程序不规范、繁杂、混乱

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见义勇为立法，有关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由地方法规来规范。然而地方法规规定各异，在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法律救济时，由于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司法实践出现不统一、不协调的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确认是见义勇为者进行法律救济的前提，各地方法规都规定了确认程序，综合各地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确认通常包括申报和确认。由见义勇为者或其家属依据规定的条件提供申报材料，应有法规规定的机关提供的证明、受益人提供的证明，有的地方统一由公安机关提供证明材料，而且申报和确认有时效规定。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过程复杂、繁琐，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见义勇为者死亡的，能否依据见义勇为行为追认为烈士各地也有不同规定。缺乏统一简洁的申报确认程序在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评价。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保护的局限

法律保障论文篇2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摘要：“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摘要：“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布置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新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非凡权利，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布置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和农民新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转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有关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经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摘要：“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新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欺侮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办法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和“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假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非凡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和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摘要：“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摘要：［法］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新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假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摘要：《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摘要：《试论当前农民新问题的实质及策略》，《农村经济新问题》1994年第12期。

［18］杨帆摘要：《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题中之义》，《长江日报》1999年3月12日。

法律保障论文篇3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严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与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与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称。而且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与实际出入也很大。如果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如果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如果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容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如果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与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与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与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安排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与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特殊权利，保证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安排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关于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与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常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侮辱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措施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与“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如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特殊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毕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如果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迁徙自由与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试论当前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对策》，《农村经济问题》1994年第12期。

［18］杨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题中之义》，《长江日报》1999年3月12日。

法律保障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措施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也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四）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不断产生障碍与磨擦。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经济全球化将在不同的程度上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扩大了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则更应是法治经济，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法形成相对稳定和权威较高的游戏规则（条约、习惯、惯例等），则不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当然WTO也没有其存在之可能。能起“稳定器”、“安全网”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和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将必然形成，只有这样国际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方能顺利实现。而我国过去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在涉外社会保障这一块显然处于空白状态，这将不仅影响我国对外交流的顺利进行，而且从长远来看必将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再这样的国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首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再次，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其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最后，要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

（二）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落于城市。这是由于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不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农村要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但具体办法和标准方面应允许有差别。

1、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功能健全、社会化程度高、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明确以下两点：一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社会保障的范围只能逐步拓宽，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只能逐步提高，要充分考虑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居民个人作为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一个重要渠道，要考虑到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不高，而且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居民个人对社会保障的缴费率要适度，不能定的太高。总之，下一步我国社会保障要从国情出发，既要迈出改革的步伐，又要稳妥可行，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构成了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围。

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预算有利于强化用款单位和基金经办机构的责任，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有利于资金分配的规范性。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把社会保障预算建立起来。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决算制度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改变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必须把社会保障预算与一般政府预算分开编制、单独反映。

其次，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处于暂时的闲置状态，应对未来支付需求资金，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力。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从而能够均衡及时满足社会保障的支付需求，必须将社会保障结余资金引导到可靠有效的投资上。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一般以企业工薪支付额为课税对象，用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当前，尽快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更加稳定、规范地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拥有12亿人口的国度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将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

[参考书目]

[1]《社会保障与法律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

[2]王景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原则的理论探讨》载于《劳动法学、经济法学》2001年第10期

[3]刘翠宵：《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4]蒋彦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法律制度纵谈》载于《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8期

[5]董保华：《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的界定》载于《华东政治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林立红、李傲、孔繁华：《从宪法权利到现实权利－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查》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7]卢纯结：《确保基金的安全运行－对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的思考》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6期

[8]郭纲：《社会保险基金入市运作的监管》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5期

[9]樊舸：《我国养老保险立法模式初探》载于《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

[10]殷晓彤、王大勇、刘延军、蔡欣：《谈完善我国的<事业保险条例>》载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3期

[11]石美遐、杨子林、高小丽：《我国补充医疗保险问题初探》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3期

法律保障论文篇5

关键词：电子公文电子政务互联网

一、子公文及其特点

电子公文是指以电子形式表现的并通过网络传送的,用于政府机关相互之间联系事务的专用文件。电子公文的特点是基于电脑和互联网联网的特性而产生的,因为电子公文的制作、发送及接收都需要通过电脑和互联网这两种媒介来进行。首先是电脑,它的最大作用是将政府公文中所有具体的信息都进行了数字化的改变,这里所说的数字化是指电脑将输入的具体信息以“1”和“0”来进行存储和运作,这不像传统的政府公文是以具体的书面形式来表示的。其次是互联网,互联网将电脑里的数字化信息在各个政府机关之间迅速地传送。互联网本身有其特殊性,即公开性和全球性。所谓公开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互联网,而全球性是指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递是没有边界障碍的。根据上述分析,较之传统的政府公文,电子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电子公文是一种数字化的、虚拟化的文件形式;(2)电子公文的传送是在公开环境下,通过互联网进行的;(3)电子公文的传送可以在各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府之间进行;(4)电子公文的广泛应用能够极大地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显然,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政府机构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公文传送方式使政府机构背负着沉重的时间负担和经济负担。传统公文在这一场变革中受到了电子公文这一新生事物的强有力的冲击。电子公文的制作、发送和接收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人们以快速和便捷。可是电子公文毕竟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新生事物,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还有待解决。特别是,由于电子公文刚刚开始启用,有关电子公文的法律纷争还颇为鲜见。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也无强制性的原则可以遵循。可以说,其中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

二、电子公文应用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目前,电子公文应用中出现的安全问题主要有：

1.黑客问题。黑客入侵网站的消息在近年被频频报道。以前黑客们往往挑选美国国防部和雅虎这些安全防范体系堪称一流的硬骨头啃。而随着各种应用工具的传播,黑客已经大众化了,不像过去那样非电脑高手不能成为黑客。如果安全体系不过硬的话,黑客便可以肆意截留、毁灭、修改或伪造电子公文,给政府部门带来混乱。

2.电脑病毒问题。自电脑病毒问世几十年来,各种新型病毒及其变种迅速增加,而互联网的出现又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媒介。不少新病毒直接利用网络作为自己的传播途径。试想一个完整的电子政府体系中某个环节受到病毒感染而又没有被及时发现,电子公文系统全面瘫痪,那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病毒的感染会使一些电子公文毁灭或送达延误,整个电子政府将会指挥失灵、机构运作不畅。

3.信息泄漏问题。目前,各大软件公司生成的网管软件使网络管理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方便地对网上每个政府用户的各种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监测。此外,网络中存在不少木马程序,如果使用不慎,就会把公文中的重要信息泄漏给他人。而某些大公司生产的软件或硬件产品所带的后门程序更可以使这些公司对政府用户在网上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对政府而言,信息泄漏将会给其工作带来麻烦,甚至会危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国防利益,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因此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对这些大公司的法律管制,对于在信息产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来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但光靠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也是不行的,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管制的合力。

三、电子公文安全体系法律制度建构

1.科学的密钥使用制度规范。密钥是一种信息安全技术,又称加密技术,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中。它包括两种技术类型,即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和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其中秘密密钥加密技术又称对称加密技术。倘利用此技术,电子公文的加密和解密将使用一个相同的秘密密钥,也叫会话密钥,并且其算法是公开的。接收方在得到发送的加密公文后需要用发送方秘密密钥解密公文。如果进行公文往来的两个政府能够确保秘密密钥交换阶段未曾泄漏,那幺,公文的机密性和完整性是可以保证的。这种加密算法的计算速度快,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公开密钥加密技术又称为非对称加密技术。这一技术需要两个密钥,即公开密钥和私有密钥。私有密钥只能由生成密钥对的一方政府掌握,而公开密钥却可以公开。用公开密钥对公文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私有密钥才能解密。用私有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用对应的公开密钥才能解密。此二种技术相比,显然第二种技术的安全系数更大一些,但这种技术算法速度较慢。我们可以根据各种公文的秘密等级,采用不同的加密技术。对于一般的公文往来数量大且频繁,不宜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还有秘密等级较低的公文亦可采用对称加密技术。而对那些重大的通知及秘密等级较高的公文则必须采用非对称加密技术。凡违反上述技术性规范的要求造成公文泄密或是公文的完整性受到损害的,需追究其法律责任。

2.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公文传送过程中数据的保密性通过加密和数字签名得到了保证,但每个用户都有一个甚至两个密钥对,不同的用户之间要用公开密钥体系来传送公文,必须先知道对方的公开密钥。公文传送中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用户从公钥簿中查到的不是对方的公钥,而是某个攻击者冒充对方的假冒公钥;或者公文互换的双方在通讯前互换公钥时,被夹在中间的第三者暗中改变。这样的加密或签名就失去了安全性。为了防范上述风险,我们可以仿效电子商务中的做法,引入数据化证书和证书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这里所说的证书是指一份特殊文档,它记录了各政府机关的公开密钥和相关的信息以及证书管理机构的数字签名。证书的管理机构是个深受大家信任的第三方机构。考虑到电子政务的特殊性,电子政务系统中的根目录证书管理机构最好由一国的最高政策机关设立的专门机构出任,其它各级目录分别由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去管理。在我国,根目录的管理工作可由国务院信息办来承担,其它各级目录分别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各政府机关须向相应的证书管理机构提交自己的公开密钥和其它代表自己法律地位的信息,证书管理机构在验证之后,向其颁发一个经过证书管理机构私有密钥签名的证书。政府出面作为证书的管理机构,其颁发的证书信用度极高。这样一来将使电子公文的发送方和接收方都相信可以互相交换证书来得到对方的公钥,自己所得到的公钥是真实的。显然,电子公文系统的安全有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政府证书管理制度的确立。

3.有效的数字签名制度。在电子公文的传送过程中可能出现下列问题:(1)假冒,第三方丙有可能假冒甲机关给乙机关发送虚假公文;(2)否认,甲机关可能否认向乙机关发送过公文;(3)伪造,乙机关工作人员可能伪造或修改从甲机关发来的消息,以对自己有利。这些问题要靠数字签名来解决。数字签名在电子公文传送中的应用过程是这样的:公文的发送方将公文文本带入到哈希函数生成一个消息摘要。消息摘要代表着文件的特征,其值将随着文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公文将得到不同的消息摘要。哈希函数对于发送数据的双方都是公开的。发送方用自己的专用密钥对这个散列值进行加密来形成发送方的数字签名。然后,这个数字签名将作为公文附件和公文一起发送到该公文的接收方。公文的接收方首先从接收到的原始公文中计算出消息摘要,接着再用发送方的公开密钥来对公文的附加的数字签名进行解密。如果两个消息摘要相同,那幺接收方就能确认该数字签名是发送方的。通过数字签名能够实现对原始公文的鉴别和不可抵赖性。目前数字签名在电子商务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日本等国政府已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在电子公文传送中引入数字签名也是必然的选择,只是我们要从法律上确认数字签名的效力,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努力设法从技术和制度规范入手不断提高安全系数。以数字签名只有相对的安全性来作为反对其应具有法律效力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所谓安全保障都是相对的,橡皮图章就经常被不法之徒伪造。

4.有力的刑法保障。刑法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是最强有力的保障,离开刑法的保护,其它制度规范的保护极有可能会落空。对计算机网络法律关系的调整也不例外。鉴于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国家生活各个方面,1997年《刑法》中特增加了计算机网络犯罪方面的内容。根据《刑法》第285条和第286条的规定,对下列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1)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密法》、《标准化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出于好奇或为窃取机密的动机非法侵入电子政务系统的;(2)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子政务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和干扰,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3)违反前述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子政务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公文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4)违反前述有关法律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电子政务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而对于那些利用计算机网络破坏电子公文或伪造电子公文的,则可以根据《刑法》第280条的规定以毁灭公文罪或伪造公文罪论处。

法律保障论文篇6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茁壮成长关系着新农村宏伟蓝图的构建。农村留守儿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负着建设新农村的重大使命和责任,在此意义上讲,关注留守儿童法律权益的保护具有深远意义。5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6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6102.55万,其中学龄前留守儿童(0-5岁)达2342万,比2005年增加757万,增幅达47.73%。该报告指出,经过几年来多方努力,留守儿童问题中生活抚育、亲情/饥渴0等问题有所缓解,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出现[1]。其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经过调研和近些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1家庭教育缺失与偏差

农村留守儿童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亲朋监护和自我监护的现实决定了其教育主体缺失和教育内容偏差的问题。单亲监护中长期缺少完整的亲情教育;隔代监护中监护人都年龄偏大,一是没有精力去系统地教育自己的孙子或外孙,二是由于自己学历低,没有能力去教育他们,即使进行了所谓的/教育0,也会偏失正确的方向;朋友监护也只是注重孩子吃饱穿暖,重养轻教;自我监护更是散漫、自由、我行我素,处于/放任自流0的状态中。

1.2学校教育薄弱与失衡

农村和城市相比,教育的软件和硬件方面悬殊较大。硬件方面,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严重短缺,更没有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的专项资金;教育设施滞后,教学场所狭小且陈旧,实验器材短缺。软件方面,一是教育观念落后,对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一视同仁0,没能给留守儿童更多的亲情呵护和教育资源的倾斜;二是师资队伍薄弱,教师无力也无意识对留守儿童投入特别的关注和教育,没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三是教学水平失衡,留守儿童作为一类特殊的教育对象,对教育者和教育资源要求较高。然而,农村较为落后的教育条件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教学水平/雪上加霜0,与城市相比,悬殊很大。

1.3社会教育短视与零散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密切配合,构筑家庭、学校、社会三维一体的教育网络。其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家庭教育作为育人的最早场所,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是配合和支持学校教育的重要教育形式。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处于中心地位,是教育的主体,起着主导作用。社会教育具有极强的整合作用。要完成此项系统工程,社会教育不仅要参与其中,而且要发挥整合作用,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0、/零敲碎打0的短视路子。

2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缺失的现状及影响

由于父母缺位而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的缺失,加之相应的法律保障没有跟上,给这些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身心发展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

2.1受教育权破坏严重影响学业

受教育权是5宪法6、5教育法6和5义务教育法6等相关教育法律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正确和及时的引导,大部分人学习目的不明确,难以形成正确的学习观。在学习过程中,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学习自觉性和进取心较弱,无法从学习中获得应有的成就感。诸多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整体不容乐观。例如,在对江西五千余名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68.0%的留守儿童平时在学习上是有困难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0的只占到8.1%;/一般0及以下的占54.5%[2]。周宗奎等在湖北的调查也显示,78.4%的教师认为/父母外出打工以后,孩子的成绩差了0,只有9.3%的教师不同意这一说法。多达54.5%的教师认为/父母去打工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较差0,对此表示不太同意的教师占26.5%[3]。正是学业上的不成功,导致了许多农村留守儿童出现逃学、厌学、学习适应不良等现象。贵州毕节因到垃圾箱内取暖而窒息身亡的5名留守儿童中,4个处于辍学状态。他们多次离家外出,当老师动员其返校时,均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0为由拒绝上学。

2.2受监护权转移使性格形成出现偏差

我国5民法6规定,未满18岁的成年人在身心健康各方面还发育不全,仍需要父母的照顾、监督、和保护。但是,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和教育。由于祖父母年纪普遍偏高,与孩子之间存在明显的代沟,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普遍偏少。同时,交流的内容单调,大都限于生活方面,而关于心理、性格形成等方面几乎很少涉及。长此以往,孩子也失去了和祖辈交流的兴趣,平日生活和学习中的快乐与不如意失去了分享与倾诉的家庭对象。同时,由于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加之留守儿童的年龄又偏小,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缺少父母的坚强后盾而感到缺乏自信,进而会有所保留地与老师、同学等他人交流,许多想说的话便埋藏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而可能在情绪上、交往上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出现抑郁、情绪不稳定、心理压力过大和社交焦虑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学者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出现了偏差,诸如依赖性强、以自我为中心、胆怯等,甚至有55.5%的留守儿童表现为任性、冷漠、内向、孤独。另外,在留守儿童普遍感觉孤独无助,心理压力增加时,有37%的留守儿童经常不想跟任何人说话;30%的留守儿童经常感到孤独。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上处于情感和性格变化的转折期,而长期与父母两地分离使得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种种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这些长期受消极情绪困扰和影响的孩子,变得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为任性、暴躁、极端等性格[4]。

2.3发展权的限制使道德品行产生偏离

如前所述,作为未成年人的农村留守儿童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国5未成年人保护法6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发展权,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发展权是人基本的生存权之一。但是,农村留守儿童无法实现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互动,从而造成亲情的缺失。一个孩子,只有通过经常与父母进行情感交流,在接受父母关爱的基础上,才知道如何去关爱他人,理解他人。而对于那些缺乏与父母情感沟通的留守儿童来说,大多数情感冷漠,不懂回报感恩,从而影响了正常情感的形成。另外,由于父母的缺位,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和行为上的偏差不能得到正确的引领和及时的矫正,从而在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监管人或代管人主要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一些小的不良行为习惯大都采取放任的态度。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农村留守儿童漠视社会行为规范,造成许多不良行为的产生,如不服管教、打架斗殴、拉帮结派、小偷小摸、迷恋网吧等,有些孩子甚至还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3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缺失问题的法律途径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而言,教育上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受教育权的缺失问题。法谚有云:/有权利必有救济0。权利的实现源于法律的救济,/救济不仅是在实体权利发生纠葛时,为实体权利提供解决纠纷或冲突的途径,而且使实体权利的合法实现或义务的普遍履行成为可能。[5]0因此,法律救济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缺失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具体有如下三种解决途径:

3.1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给予法律救济

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农民游离于乡村,工作于城市,经济收入主要源于城市务工,而农村经济来源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少甚至微不足道了。但是,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归属感依然在乡村。经济上,他们对城市生活支付能力依然有限;文化上,城市的不完全接纳造成自身的不完全融入;乡土情怀还未完全淡漠。而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大量的农村人口随着进城务工工作的稳定和所获得的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必将转变为城市人口。目前,我国的城市人口比率还远低于世界城市人口比率的平均水平,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6]0这一发展趋势预示着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将逐渐融入城市之中,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目前,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只占总数的20%到30%,还有70%到80%的农民工子女留在老家[1]。基于此,为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国家应为其早日进城就学与父母团聚制定合理的优惠政策和条件,从而补偿父母的家庭教育权和儿童受家庭教育权。5义务教育法6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0但是,现实中城市内的学校并没有打破原有户籍的界限,无法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资源和条件。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城市内软、硬件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而要想进入正规的市内学校要缴纳高额的额外费用,这对于普通的农民工家庭是望尘莫及的。因此国家应加强法律的落实,同时应制定一些有利于农民工教育的法律政策,/一个公正的社会不能是在剥夺弱者的基础上使强者更强的社会,而应是强者扶助弱者从而使弱者变强的社会。[8]0

3.2制订父母返乡就业的相关法律和保障制度

当前,农民之所以进城务工主要是因为农村的就业机会较少,赚钱的途径有限,不足以承担家庭的正常开销。面对这种状况,国家需要制定一些有利于农村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快我国/三农问题0的解决进程。地方政府(县、乡镇、村)要积极加强招商引资,加大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把具有地方特色的东西做大做强。在工业和农业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农村地区加大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率,提升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经济收益,加强乡镇企业建设力度,使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这样可以使农民不用外出打工或就近打工就能实现丰硕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积极鼓励和引领农民在当地自主创业,尤其是返乡的农民工。通过在外打工的实践,他们开阔了眼界,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和本领。同时,他们也接受了城市中诸多先进的创业观念。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地把握这部分有益于地方发展的力量,给予他们政策上的支持和制度上的保证,实现地方的有效、持续发展。这一举措也是加快地方县镇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合理发展,避免特大城市畸形发展的有利途径。在为返乡农民工积极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建设,打消农民对其子女能否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担忧。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尽量以城市的标准来进行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实现农村教育软、硬件的大幅提升。如现阶段正在实行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就有利于实现城乡教师工资的无差别化。此外,还要借鉴外国发展农村教育的有益经验,如日本实行边远山区农村的教师特殊待遇计划,实现农村教师的优质化进程。落实我国5教育法6第五十六条的法律条款:/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0

3.3完善学校教育补偿制度

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现阶段农村九年一贯寄宿制学校的大量建立,学生在校时间远远超过了受家庭教育的时间。这就无形地促使学校要负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充分发挥出学校教书育人的作用,弥补学生家庭教育的缺失。首先,教师要落实自己的教育责任。5义务教育法6第三十四条明确指出/教育教学工作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面向全体学生,教书育人,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0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思想、情感等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群体,教师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加强对他们的了解,根据他们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其次,教师要增加与留守儿童的交流和沟通,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照顾、帮助和关爱,弥补其亲情的缺失。再次,要调动所有教师的工作热情,转变学生的生活工作等只应由班主任来做的观念,将科任教师也投入到对学生生活上的关注与帮助上来,具体可以实行每名教师对部分学生专向负责制,并纳入到教师的考评之中。具体做法是根据具体情况的综合考虑,将所有学生合理地分配给每名教师,教师对自己负责的学生定期与不定期进行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对农村留守儿童,要给予学生亲情般的照顾,把握学生思想与情感方面的动向,将学生的不良发展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每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与此同时,学校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补偿性教育势必会增加工作负担,因此国家的政策和法规也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支持。首先要严格规定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切实落实小班化,减轻教师常规的工作压力,使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爱留守儿童之中。其次要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在职培训,并且要注重教师培训的效果,把教师培训落在实处,针对教育中遇到的问题给予观念性、方法性、策略性的指导,如可以专门进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专题培训,使农村留守儿童有效的教育研究成果真正运用于每名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之中。通过相关法规的完善和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一方面,努力让农村留守儿童进城或父母返乡,改变父母缺位的状况,使孩子和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着力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能力来补偿受教育权的缺失,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9]。

法律保障论文篇7

1.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中国民营企业从国内到国外面临着不同程度上、不同方面的风险。由破坏力由小到大、风险等级由低到高的标准进行划分，就可以分为八种经营风险：市场开发风险、资金枯竭风险、人才风险、规则制度风险、体制风险、决策风险、信念风险及文化或信仰风险。我国的公司法的制定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但根源上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特权阶级和专制理念，公司在治理中存在的权力失衡和由此产生的决策风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但是决策的正确与否关乎到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从法律的角度上提出合理有效的规避风险的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主要存在着涉诉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包括：刑法制裁风险、行政制裁风险及民商事风险。在刑法制裁风险方面，从吴英案到黎庆洪案，都反应了对民营企业权利保护的争议：吴英案引起了关于金融垄断的争议，而黎庆洪案引起了究竟是合法经营还是黑社会行为的争议。行政制裁方面，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天然缺陷，往往民营企业求助无门。而民商事风险方面，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着大量的合同风险。因此，制定相应民营企业规避风险法律制度的形势刻不容缓。

2.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具体体现虽然民营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其仍存在一些问题，在这之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企业产权纠纷、市场准入权利的不平衡待遇及民营企业财产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等问题。本文将主要分析民营企业的产权及市场准入权利问题。在企业产权方面，产权是人们对某种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约束。若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无法解决，企业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阻碍。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已无法满足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因此，进行产权制度改造并做好各方面的配套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应在宪法层次，通过相应的、原则性的法律，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保障，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困境。在市场准入权利的不平衡待遇方面，在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民营企业难以进入；在某些非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中，民营企业也很难投资；并且有些行业，即使允许民间投资进入，但投资比例、投资形式受到许多限制。

二、保护民营企业权益的法律规定和措施

财产权是法律的核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财产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国在宪法中制定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政策刻不容缓。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除了必须遵守本国法律之外，还要遵循与其进行交易的各个交易对方国家的法律，此外某些国际条约和国际上通用的国际商业惯例也必须维护。我国的宪法中应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出发，多方面、全方位的制定。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也要树立司法方面的权威，从法律角度为民营企业争取公平、合理的经营生产环境。同样，制定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结构合理有序的民营企业法律体系不容忽视。这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营企业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政治民主参与权等权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的有关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逐渐增加，主要包括：《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公司法》、《乡镇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以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虽然这些法规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相关民营企业的法律问题做了回答，但没有统一的划分方式，使不少民营企业缺少有力的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民营企业有关的法律体系，这样才能够有效解决民营企业在生产与经营中的问题。在法律完善方面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只有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及严格司法执行程序，才能赢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有效、公平的法律制度，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法律保障论文篇8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摘要：“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摘要：“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布置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新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非凡权利，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布置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和农民新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有关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经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摘要：“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新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欺侮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办法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和“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假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非凡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和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摘要：“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摘要：［法］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新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假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摘要：《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摘要：《试论当前农民新问题的实质及策略》，《农村经济新问题》1994年第12期。

［18］杨帆摘要：《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题中之义》，《长江日报》199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