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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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理论论文篇1
此外，现行宪法中有关财产权保障的制约条款本身也具有繁重、零散和空泛的特点，在规范体系上与保障条款缺乏密切的关随着性和内在的整序性，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甚至不足以视为现代宪法中的制约条款。 第三，规范涵义的不确定性 在现代西方各国的宪法中，有关财产权保障的规定一般都置于人民（或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之中。而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其宪法一般则将个人财产权保障的条款放入有关社会经济制度规定的部分。我国现行宪法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的规定，也是置于第一章总纲部分，溶入宪法有关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与此同相就迄今为止，在我国所有宪法学教材以及有关著述的体例中，财产（所有）权一般也均未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列举和阐释。[36] 笔者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财产权已经作为一个主观的权利而得以生成和确立。基于其本身所固存的特定的宪法涵义，私人财产权保障规范更适合于纳入人权体系中加以制定。 第四，保障制度的倾斜性 现行宪法既存在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保障的规范，同时也存在“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制度保障的条款，其第12条第1款就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显然，相对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宪法对公共财产的宪法评价更为积极，就保障的程度而言，两种保障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倾斜状态。宣称“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宪法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宪法的一种对抗。然而，如前所述，“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其实是近代西方自然法思想的一种话语，本来就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宪法的价值取向，在进入现代以后，连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均不沿袭这种用语。 此外，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宪法面临着严峻的历史取向的抉择：一方面，自由放任主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近代自由国家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产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劳动的组织程度处于相对低滞状态，近代的课题尚未有待于完成。 财产权宪法保障规范的价值取向也应该客观地反映历史课题的具体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克服那种企图跳跃“近代”而直接进入“现代”的跃进式的取向，又要心意一摈弃那种首先“近代”，尔后“现代”的历史阶段论式的取向，而应该采取近代课题与现代课题相互交融、近代阶段与现代阶段齐头并进的取向，从而在最大的限度上实现财产权宪法保障的规范理性。 三、代结语——有关财产权保障宪法条文的建议案 基于本文以上的分析的、和论述，笔者在此斗胆提出三套关于财产权保障宪法条文的建议案，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和有关人士，并期收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A、有关不可侵犯条款 （1）：财产权不可侵犯 （2）国家确实保障财产权不受侵犯。 （3）财产权受宪法的保障 B、有关制约条款 （1）行使财产权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 （2）财产权的内容和界限，由法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加以规定。 （3）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财产产权的内容及共行使方式进行必要的限制。 C、有关补偿条款 （1）国家可在正当补偿的条件下征用或征收私人财产，其征用或征收的程序以及补偿的方式和额度均由法律加以规定。 （2）国家可依照法律的规定，在正当补偿的条件下征用或征收私人财产。 （3）对私人财产的征用或征收，必须给予相应的。 -------------------------------------------------------------------------------- 所谓“规范宪法”，是美国当代宪法学家K·罗文斯登提出的宪法分类概念，指的是相对稳定的，并具有法律实效性的宪法。Cf. Karl Loewenstiein, “Reflexions on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s in Our Revolutionary Age”, in Arnold J.Zurcher (hrg.). Constitu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Trends after World War II(New York 1951), S. 191 ff( 203ff.)
财产权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财权；法人财产权；财权主体；财务主体；财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46―06
白桦和余国杰在《财务理论研究中的几个认识误区》(以下简称《白文》)一文中对财权、财务主体以及财务职能等三个基本财务理论范畴提出了质疑。该文发表近两年后，沈辉和肖小凤发表了《“财务理论研究中的几个认识误区”的认识误区》(以下简称《沈文》)对《白文》的主要观点作了有力回应。同年石友蓉和黄寿星又发表了《对财权理论的一个评价――由一场学术争鸣谈起》(以下简称《石文》)，概括并评价了当前财权理论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财权与法人财产权、财权主体与财务主体以及财权权能的讨论，质疑“财权”范畴的科学性，认为对“财权理论”进行了全面“检视”。但《白文》和《石文》对财权、财务主体诸范畴的理解缺乏从整体上把握“财权理论”精髓，加之对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显得较为轻率和武断，由此导出的逻辑结果就如“盲人摸象”，难以做到客观公正。鉴于上述争论对财务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将有利于推动国内外财务学界对财务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愿参与其中。这种争鸣有利于完善财权理论本身，但若评价不客观，将导致思想混乱，因而对财权理论予以客观公正的“再评价”显得十分迫切，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财权”缘起：本意与曲解
从财务角度提出“财权”范畴主要是解决财务本质理论的争论。我国对财务本质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1)资金运动论、资金关系论；(2)价值运动论、价值关系论；(3)货币关系论、货币资金运动论；(4)分配关系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并推进了财务本质理论建设。综合上述观点，郭复初(1997)认为，财务本质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去考察，但在这两个方面中应首先强调经济属性，它揭示财务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质的区别，并且是财务社会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基于此，财务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即本金投入与收益论。在此基础上，伍中信(1997)认为，从价值和权力层面而言，本金是现代财务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现代财务要从分析本金及其运动规律开始。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力”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资金运动”还是“本金运动”都只是一种价值运动。如果说“价值”是从财务活动的现象中或从“物资流”中抽象出来的带本质的东西的话，那么，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种支配这一价值的“权力”则是隐藏在“价值”背后的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带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而且这一“权力”与该“价值”、“价值”与相应的“实物”都是可以附于一体的，只是前者比后者更抽象、更接近事物的内在本质。基于对财务之“价值”与“权力”的融合分析，伍中信认为：(1)财权流是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表述；(2)财权是现代财务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现代财务的核心概念。
所谓的“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力流。因此，“财权流”吸收了“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的全部优点，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融合，是从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两个层面对财务本质的完整表述。以“财权”为基点，伍中信及其研究团队对财务本质、财务目标、财务职能、财务理论体系等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及债转股、国有股减持、股票期权与管理层收购等财务应用理论进行了有效的探索。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显然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而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当然是产权的权能)；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权能(当然也是产权权能)。在财权归属于产权的部分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并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财权与产权是两个相近的经济学范畴，在两者交叉的领域里，财权构成了产权中最核心的内容。这就是财务学“财权”范畴的本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伍中信认为对“财权”，与日常生活中“三权”(人权、事权和财权)中的“财权”内涵具有本质的区别。《石文》认为，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财权”是中国财政理论所特有的，与这一概念相对应的还有“事权”；现有文献中的“财权”与“财力”是两个来源于传统财政学并带有相当计划经济时期行政色彩的范畴，并认为在经典文献④提出“财权理论”之前，“财权”这一概念在现代财务学中不存在，“财权”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并质疑“财权”范畴的科学性。可见，作者没有对“财权理论”中“财权”范畴作全面的了解，仅仅从表面意义上将财务学中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财权”概念等同于财政学中或日常生活中的“财权”概念，从而质疑财务学中“财权”范畴的科学性。
此外，《石文》还认为财务理论界应该寻找一个更为科学的范畴来取代“财权”概念，以此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但作者并没有回答什么是“更为科学的范畴”。事实上，长期以来，财务学界为探寻财务本质，其核心概念是沿着以下路线演化：货币资金资本本金财权。“财权”范畴已为财务学界所广泛认同并不断发展，正成为财务学界的主流。这从侧面也反映出“财权”范畴的科学性。《石文》认为，经典文献将产权权能区分为主管实物形态的权能与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的做法是武断的，财产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认为，经典文献只是为了找到“财权”的产权基础，而将产权权能从“实物”和“价值”形态两个方面来理解，并没有把二者割裂开来。
《石文》认为，现有文献对财权权能概括具有较
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这大大削弱了财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并提出完善财权权能概括的建议。我们认为，作者关于“财权权能”与“财权具体内涵”的建议及产权权能与财权权能之间的区别提议对完善“财权权能”研究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任何一种理论在刚刚诞生之时肯定有不足之处，“财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认为“大大削弱了财权理论”的科学性似有夸张之嫌。
此外，《石文》概括出财权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法学理论，从而构建财权理论。事实上，基本研究范式还是以产权理论为基础，并参考法学理论。这里要注意的是，财务学主要属于经济学范畴(尽管我国现在将财务学划归管理学门类)，以至很多学者称其为“财务经济学”。按照科斯的逻辑，判断某种经济活动是否达到最优状态，首要的是经济学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并且法律对某种经济活动责任的裁定或作出产权安排是否是最优的判定，要依据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来判定。但是由于法律作为产权界定的一种重要方式会对产权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因而财务学的“财权”研究也要参考法学理论。“财权”本是经济学与法学的共生概念，但现代财务学中的“财权”则应主要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以法学财产权理论为参考去诠释。《白文》则认为，财权就是与资本价值运动有关的控制权1，即财务控制权，遵循“企业所有权控制权财权”的思路，而否定“法人财产权财权”思路。这一提法要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所有权就是控制权，那么“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岂不同义反复。将“财权”与“财务控制权”等价也是对“财权”内涵的曲解。遵循《白文》逻辑，为什么财务索取权就不是“财权”?因此，财务控制权只是财权权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将财权等价于财务控制权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综上可知，认识现代财务学中的“财权”范畴，必须从“财权”本意缘起开始，否则将难以把握“财权”范畴和财权理论的精髓，难以客观评价财权理论。
二、财权与法人财产权：争论与注释
伍中信(1999)认为，财权一财产权一产权，通过“财产权”架接起来的财权与产权，不仅在字面上很相近，而且有着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白文》则认为“理论界对财权的认识基本上是遵循产权法人财产权财权的思路进行的”，这是对财权本意的误读，颠倒了财权认识思路，况且财产权也并非仅指法人财产权，还包括自然人财产权，尽管前者是讨论的重点。伍中信的本意是在对现代财务中的“财权”做出解释并赋予其内涵后，将“财权”引申到“财产权”，进而引申到“产权”，目的是深化“财权”范畴的研究。而《沈文》、《石文》和《白文》遵循着从产权一法人财产权财权的认识思路，没有全面把握财权缘起与本意。
产权即财产权，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其内涵可分为资本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产权不仅仅是一个财产归属问题，而且有一个经济运用问题，因而可以将产权分为原始产权(或终极所有权)和法人产权(或法人所有权)。《石文》认为，将原始产权视为终极所有权，而将法人产权视为法人所有权明显违背了“一物一权”原则。事实是，伍中信有关产权的理解是侧重从经济学而非法学层面的，即财权之产权归属问题属于原始产权(或终极所有权)，而产权之经济运用问题则归属于法人产权(或法人所有权)。如果将法人产权视为法人财产权，可能更符合法理，但将法人产权视为法人所有权是否违背“一物一权”原则呢?
(一)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
法人财产权的根基是法人财产制度，其核心在于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明确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相应的利益和风险，其功能是利用责、权、利之间互相制约和促进，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我约束能力。法人财产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不在于它是否包括所有权，而在于企业法人的责、权、利是否明确，三者关系是否合理，有无保障，是否有利于发挥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法人财产权关系是法律在调整法人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对财产的占有、支配、交换和分配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来自法律的界定。目前，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在法人财产权和法人所有权关系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刘诗白(1994)认为，若法人财产权就是法人所有权；将违背所有权的排他性与不可兼容原则；在法人财产制度下，公司“法人所有权”只不过是外观，实质上并非所有权，而只是一种实际支配权，简称经营权。陈永正(2004)认为，在本质上法人财产只表现为一种权利，这就是共同所有权；只有一个权利主体，就是出资者；法人财产不表现为这个法人自身的所有权，因而不存在法人所有权范畴。《公司法》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但是这种完全的物权并不是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一种支配意义上的权利。公司法人制度形成以后，财产的所有权分解为出资者所有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前者是抽象的或虚拟的所有权，后者是具体的或实在的所有权。法人财产权是以法人财产所有权为实质内容，包括经营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请求法律救济权在内的一组权利的综合体。法人财产权认定为法人经营权更为务实一些。法人财产权是经营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经营权是所有权派生又独立于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一旦与法人制度相结合，即构成法人财产权。公司法人财产权是具有所有权的物权，是物权中的自物权，它具有所有权性质。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中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法人财产所有权的核心和实质是所有人对所有物的支配控制权。由于企业法人财产权与产权的相互制衡关系，使得两者相对于法人所有权来说都不是绝对的。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建造的公司人格体制，使得法人组织缺乏独立的财产所有权，法人所有权是公司法律人格的核心要素。“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有所有权之实而假经营权之名的折衷性权利，是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妥协产物，具有过渡性，它必然为法人所有权所取代。吴宣恭(1995)通过详细论述不同产权结构下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及其性质表明，公司(法人)财产权是包括所有权与收益权在内的完整的财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指出：(1)物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权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物权和担保物权；(2)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3)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4)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从法学上看企业法人享有的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与所有权人享
有的权利基本类同。因而才有“法人所有权”一说。 综上所述，目前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之间关系的理解仍存在分歧，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法人所有权是法人财产权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物权法》的最新规定也采纳并佐证了这一观点。著名法学家杨立新(2007)认为，在实践中，确认“一物一权”原则至关重要：(1)一物的“物”，应当依照社会交易中的通常观念来判断，是指法律观念上的一个物，可以是单一物或者合成物；(2)一权的“权”，在理解上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共有的情况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对一物享有共有权，并不违反一物一权原则，而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体对一个物享有一个所有权，他们所共有的是一个所有权，而不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所有权；第二，这里的“权”是指物权，但仅指所有权，而不是他物权；第三，一物一权原则并不排斥在一个所有权之上设立几个他物权。可见，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之“物”都是企业财产，是法学意义上的合成物，出资者和经营者(法人代表)所共有的一“权”就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表面上看违背了“一物一权”，但是它们的权能是根据权利义务对称而进行分工合作所形成，共同目标都是提高财产利用效率。表象的“二权”实质上是合二为一的完整权能。两个“所有者”之说只是“权能”在出资者与经营者(法人代表)之间的复杂细分，各权能之间是排他的，而不是重叠的。即作为整体的权能是独立而又完整的，而各项具体权能仍是排他的和可转让的，实际上仍符合产权法学上的“一物一权”原则。严格讲来，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其本身是无所谓“所有者”的，但经济学界对“企业所有权”的说法如此根深蒂固，经济学家们保留了“企业所有权”概念。而法学家则称其为“法人所有权”。严格上讲，在法学中，“企业”是“法人”类型中的一种，即企业法人。但在这里，从限定于企业层面来讲，“企业”与“法人”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对同一本质的不同称谓而已。因而，伍中信将法人产权理解为法人所有权是从狭义上对“产权”的理解，毕竟“产权”与“所有权”还是紧密相连的两个范畴。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石文》认为，将法人财产权界定为所有权首先是不符合学理的。依据《物权法》有关“企业法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可以推知“法人所有权”有其存在的法理依据。企业可以成为所有权主体，否则，就与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并享有“所有权”的现实相违背。《石文》认为企业法人没有真正实现收益权，只是控制更多资源，并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为例证。我们认为，目前法学界对企业法人享有收益权是高度认同的，但应注意的是自然人与法人之“收益权”的实现方式则是存在差异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改革的推行，实际上是国资委作为出资者应履行出资者之权利与义务的客观要求，以此认为国资委独吞“收益权”，企业法人没有“收益权”显得较为武断。《石文》认为企业与财产是融为一体的，而自然人则与财产是可以分离的，“所有权”只针对自然人而言，企业法人是无所谓“所有权”的，否认“法人所有权”范畴。我们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并拥有“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现实便使《石文》说法不攻自破。可见，《石文》对“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范畴的理解，没有遵循主流法学尤其是经济学传统，这与他们的财权理论研究范式相矛盾。
(二)法人财产权主体
《石文》认为，现在所正在进行的实际上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而展开的财务学研究，而不是法学研究，将法人财产权主体定位于公司(企业)不符合新制度经济学坚持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财权研究之“个体主义”逻辑不能因为有关法律分析方法的引入而遭破坏。然而，《石文》在文章开始就概括出财权理论的研究范式，即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法学理论，构造财权理论，并积极肯定了该范式。这里又排斥法学理论在财权理论中的运用，有点前后矛盾。难道“个体主义”方法论就不能从经济学上得出法人财产权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吗?功利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些流派构成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核心，甚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哲学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可见，将以产权经济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仅仅理解为“个体主义”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也研究企业、市场、法律和国家，并认为企业是市场的微观基础。《石文》借“个体主义”之名否定经济学上“法人财产权”主体是公司(企业)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不符合生活现实。此外，《石文》还认为法人财产权应定性为经营权，这在法学界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三、财权主体与财务主体：重新诠释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只要是投入要素的契约方都应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产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各种法人，其中也有国家；只要是一个产权主体，而无论这一个有多大，拥有多少财产，都只是一个微观单位。可见，产权主体是多元的，而并不像《石文》所说产权主体是二元的。正因为产权主体是多元的，所以财权主体也是多元的。只要是投入“财力”的各契约方就都是财权主体，具体包括股东、经营者、债权人、员工、政府、供应商、社区等。《石文》认为，伍中信未将所有者财权纳入其理论体系。事实上，伍中信(2001)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对所有者财权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石文》认为，经营者财权是财务管理的依据，而所有者财权则是财务治理的依据。产权财务学者认为，财务管理的理论依据是“本金”运动及其增值，而财务治理的理论依据是“财权”流动及其配置。前者主要是处理财务活动，后者则主要是处理财务关系，前者对应财务的资源配置职能，后者则对应财务的财权配置职能。
《石文》认为，财务主体的认识思路应该遵循“产权主体财权主体财务主体”思路，而企业产权主体的“二元性”决定了财权主体的“二元性”，财权主体的“二元性”最终决定了财务主体的“二元性”，即财务主体由财务管理主体和财务治理主体组成，前者是经营者，后者是所有者。并认为经典文献只承认财务管理主体，而忽视了财务治理主体。我们认为，首先应给“财务主体”一个界定。财务主体指具有独立财权(产权)，进行独立核算，拥有自身利益并努力使其最大化的经济实体。这个经济实体就是现代企业(组织)。我们知道，会计主体是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财务主体是财务活动的载体，即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空间范围，财务主体“二元性”乃至“多元性”理论如何定义财务活动范围?财务主体“二元性”乃至“多元性”显然违背了财务主体的内涵。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公司在正常情况下，财务治理主体应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财务管理的主体是财务活动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主要是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可见，财务治理主体与财务管理主体都是多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既是财务管理主体又是财务治理主体，两者并不矛盾。相反，这是财务二重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使然。监事会是财务治理主体而非财务管理主体。某财务主体外的财务主体如债权人也可能构成该财务主体的财务治理主体。然而，以上主体都不能与财务主体等同或与其并驾齐驱，只有企业才是真正的企业财务主体。这种财务主体的一元性与财务管理主体以及财务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既使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具有了独立性，又使其内部财权划分具有了管理性。
我们认为，《石文》坚持“产权主体财权主体财务主体”的认识思路是正确的，但逻辑推导的结论则是错误的，违背了财务主体的经济内涵。实际上，产权主体的多元性与财权主体的多元性都是因企业这一契约组织而衍生的。而企业财务主体的一元性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企业的显著特征。《白文》认为，企业是一个契约的联结，它本身不可能成为产权主体，也不可能是财务主体，能成为财务主体的只能是对企业投入要素的签约人。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既然签约人是财务主体，企业也可以作为签约人对外投资，不是也可以成为财务主体吗?可见，《白文》没有弄清财务主体内涵，从而混淆了“产权主体、财权主体和财务主体”诸范畴的界限、区别与联系。
财产权理论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 财产权 自然权利 宪法保护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标志着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一大进步。为了更好的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权，笔者从西方对财产权的理论研究入手，寻找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法律的规定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普芬道夫的自然财产权理论作为自然法学派的重要理论，在以自然法学派为主流的17世纪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财产权保护的重视。洛克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他的财产权理论是在天赋人权的前提上提出来的，符合我们现在的权利观，即人权天赋，人人生而平等——人们的财产权也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在此以二者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不失代表性和先进性。
一、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西方财产权理论
（一）普芬道夫的自然财产权理论
普芬道夫（samuelpufendorf1632-1694）是17世纪最重要的自然法学家。①他从自然法上论述了私有财产权发展的过程。首先每个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是自由的是自己的主人，其次每个人为了生存必然将这种权利扩展到维系生存所必须的物品上，从而产生了私有财产权。普芬道夫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即便没有财产，却仍有某种“不确定的”财产权利。一种“不确定的”权利变成最完全意义上的权利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财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
（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
在洛克学说中，私有财产权主要源于不可剥夺的人身权及其劳动，所以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洛克对财产的论说集中于他的政治思想名著《政府论》。在该书下篇第五章，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起源问题。“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实质上就是天赋人权在财产上的具体体现。洛克认为，人类只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私有的财产供其支配，这是人类的生命权产生的前提。
（三）西方财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
无论是普芬道夫还是洛克的财产权理论都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私有财产权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是人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没有财产就没有物质生活资料，人们的自由意志也无法得到实现，人类社会将无法稳定发展和繁荣起来。因此没有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人们势必会陷入一种不安，即时刻担心自己的财产随时会被人夺走。普芬道夫的财产权理论深刻的展示了在自然状态下，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时候，仍然存在某种“不确定的”财产权利。这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有极大地相似之处，人类只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把共有的东西变成私有的，也就是人类的生命权是私有财产权权产生的逻辑前提。基于这个前提所产生的私有财产权我们没有道理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二、我国法律对财产权的规定之不足
（一）财产权在宪法史上的发展历程
自五四年宪法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②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到2004年宪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可以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保护的范围由有限范围内的合法财产扩展到了只要是合法的私有财产均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
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以及八二宪法在财产权或所有权问题上都出现了极左思想，而且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的经济体制走向了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宪法只规定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几乎没有。
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财产权做出了根本性的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表明了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态度；表明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态度；也表明了私人财产权是一项人权。
（二）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意识淡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任何其他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循宪法的规定，不得违背宪法。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私有财产权虽然被纳入了宪法这样一部根本大法之内，但是却没有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依然很淡薄。
第二，缺少法律监督。私有财产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私有性，这决定了没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很多情况下需要所有者主动的去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它进行监督，这样就会导致法律监督的缺失。使得私有财产权的维护力量薄弱。
第三，司法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落实不够。所有的权利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落实才能从法律条文变成现实的真正的权利，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我们的法律制定了不只是用来告诉人们我们在法律上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而是要让人们切实的拥有这项权利。
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措施
结合普芬道夫和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我们不难得出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光说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将法律的规定付诸于实践，让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在现实的生活中得到切实落实才是有意义的。
（一）完善立法体系
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从法律的位阶上看，在宪法中规定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显然是明智之举，但是是否这样就足够了？显然不是，宪法作为根本法它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缺乏可操作性，只有当具体的实体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它才会被作为原则性的条款加以适用，虽然后来物权法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这样一个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能被纳入物权法合法的物的范围是有限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我们视为私有财产权的权利可能并不是物权法上所规定的物，那么这些权利应该怎么得到保护了，这个需要我们从立法层面上予以解决。首先应该提高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法律的地位，给它一个高位阶的法律进行保护。其次，将散见于各部门法中的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统一起来方便于人们更好的认识和实践。
（二）加强法律监督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加强法律的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监督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于那些违背宪法法律，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予以监督和打击，为我们建立良好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的生活环境，确保每个人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让每个人生活在有保障的社会之中是我们的职责，法律的监督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实现这一职责。
（三）在司法实践中落实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司法是人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保障和底线，司法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其他两种方式，它能使人们更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法律的权威和信仰便能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只要让人们切实体会到法治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他们才会去遵守法律信仰法律。才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健全。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贯彻宪法法律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规定。其次，要帮助人们牢固树立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信念，从根源上保障人们私有财产权。最后，要让我们的政府在实践中认识到保护人们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不能打着为了公共利益的幌子侵犯人们的私有财产权。
四、结语
财产权理论论文篇4
近年来,面对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金融欺诈和财务丑闻事件,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讨论,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欺诈行为的产生,现行的制约体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这些欺诈行为的发生,以及应当如何改革现行的治理体制等问题。在国内,转型经济的中国企业面临许多问题,如决策效率低下,激励不足,约束不力,服务质量跟不上,服务水平欠佳,公司竞争力低下等。同时,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愈演愈烈,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危害之大令人担忧。以上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其内在原因在于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企业自身财务治理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孤立地解决某一方面问题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因此,为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以适应市场环境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等加以综合研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
对于公司财务治理的研究,目前国外学术界还没有建立一个系统明确的框架体系。我国学者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缺乏从公司财务、公司治理、企业理论等多角度进行复合型研究;对于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手段、财务治理协同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缺乏对企业财务治理的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不高,对企业实践缺乏有效指导。笔者认为,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有必要在借鉴西方公司治理和财务理论的基础上,从我国的资本市场实际出发,构建一套符合国情的、系统而规范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及公司财务治理模型。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开展财务治理与公司业绩及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开展公司治理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着手,提出较为完整的财务治理机制理论,并对财务治理进行初步的实证研究与框架设计,希望能对财务治理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有所益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西方理论界尚未就此形成专项研究。西方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散见在企业理论、公司治理、资本结构等研究中。
1.理论框架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认为,资本结构是由成本所决定,即源自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关于债券的治理效益,他们从成本的角度认为:一是债券持有人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导致机会财富损失;二是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通过一些限制性条款,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三是因债务的存在而产生的破产和重组成本。迈尔斯(Myers ,1977)具体论述了破产的成本,他认为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容易破产,因而容易放弃价值增值的项目。戴蒙德(Diamond,1989)分析了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中声誉机制的关系后指出,由于债务产生破产威胁,可能损害公司和经理的声誉,经理倾向于选择项目成功可能性最大化,以保证债务清偿,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格罗斯曼与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8)针对债务的作用建立了一个模型,他们认为,如果管理层在债务合约方面有违约行为的话,就应剥夺其控制权,破产的威胁使得这种期望达到的动机效应得以实现。法玛(Fama,1985)认为,债务对企业经理的约束作用也来自于银行的监督和严厉的债务条款,最基本的条款就是按时偿债,另外还有对企业和企业经理的行为限制等。债权人,尤其是主要债权人,专业化的监督可以减少股东的监督工作,并使监督更有效。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从剩余控制权配置的角度说明了负债对成本的影响。E・伯格洛夫(Eric Berglof,1990)应用不完全契约框架的分析方法,将债务偿还计划看作是一个债权人所能想到的所有违约形式的函数,作为治理机制的债务具有很多的作用。哈特(Hart,1998)指出,在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由于小股东在对企业的监督中搭便车,从而会引起股权约束不严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但适度负债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因为负债的破产机制对企业经理带来了新的约束。
理论关于财务治理的观点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研究了股权和债券的财务治理作用。
2.交易成本理论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8)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股权与债权两种融资方式的治理效率。威廉姆森认为是采用债权还是股权来进行项目融资取决于项目资产的本质特性,如果资产具有可重新配置的属性则应选择债权,因为在违约的情况下还可以收回一些有价值的资产。反之,如果资产具有很高的专用性,则最好是由管理层借助股权融资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特性来管理这些资产。因此,这种资本结构观点考虑的是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治理方面的特性以及为了成功运作特定融资项目所需要采用的治理方式。
3.公司治理视角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1992年,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1992)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因素》(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199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强化各国公司治理颁布了《公司治理原则》,提出保障股东权利、公平对待股东、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强化董事会职责等5项原则,并于2004年对其进行了修订,提出公司治理框架应当建立透明、有效的市场,遵循法治原则,明确规定不同的监督、管理及执行权力之间的责任划分,进一步明确和优化了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西方学者侧重从财务视角对公司治理和财务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尚未提出公司财务治理的概念并形成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仅是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不断融合的趋势影响下,从新财务思想对资本结构的非数量性研究,从资本结构的成本理论、资本结构的信号模型理论及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等角度按照公司治理范式对公司财务治理进行研究。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主要是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从财权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财务治理,包括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目标及财权配置等内容的研究。
1. 财务治理内涵
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比较独立和深入,本文试从不同维度归纳为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1)制度安排观。制度安排观强调的是构建一种利益相关者间责权利的有效制衡体系,认为财务治理的制度性安排体现了各利益相关者间责、权、利的合理有效制衡(林钟高、叶德刚,2003;衣龙新,2004;油晓峰,2004;杨淑娥,2006)。(2)财权配置观。该观点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安排机制,由此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5)。(3)财权控制观。这种观点强调在财权配置基础上以财权为治理对象,主要指财务控制权,它是取得财务收益权的基础和保证,通过财权控制以有效实现公司财务治理(蔡刚、干胜道,2007)。(4)子系统观。该观点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黄菊波,杨小舟,2003)。(5)管理体制观。(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是在公司制条件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等方面划分权限,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6)结构观。(龚洪文,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公司财务活动的制度安排问题。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财务治理的涵义,但尚未集合体现财权及配置、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机制这几项基本要素。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强调以财权为治理对象,以财务契约为工具,通过各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制度安排及激励与约束机制来达到维护利益相关者根本利益的一种管理方式(静态)和管理活动(动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的研究假设。其中,核心要素是财权、利益相关者间的制度安排以及通过财务契约的静态管理方式和动态管理过程。而财务管理是指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一种价值管理,是公司管理的中心,是一种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是关于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实践活动。财务管理理论的核心是资金,是通过资金配置(即资源配置)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
2. 财务治理目标
国内学术界关于财务治理目标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主体目标说。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目标就是财务治理主体的目标。由于财务治理主体呈多元性,因此财务治理目标也是多元的。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2)制衡说。姚晓民、何存花(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3)机制说。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指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
上述观点分别从利益相关者个体、企业和谐可持续发展及公司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的一致性角度,强调需要妥善协调好利益相关者各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以使各方利益最大化。财务治理目标是通过合理的财权配置,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妥善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为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基础。
3.财权配置
财权配置强调企业财权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分配,以发挥企业财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既是企业所有权配置的核心内容,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财权在公司治理中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而财权配置可以说是公司治理的“纲”。(李连华,2002)。关于财权配置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伍中信等(2006)认为,财权配置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主要体现为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林钟高、叶德刚(2003)从“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角度提出了所有权同财务治理结构的权力配置和企业内部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问题,强调要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边界并形成其各自之间的权力制衡。张栋、杨淑娥(2005)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均应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同时,他们引入相机治理机制理论强调在财权配置过程中需要发挥必要的制衡作用。
笔者认为,谢志华、汤谷良教授提出的财务分层理论为财权配置的研究提供了框架。从所有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分权管理为核心的财务分层理论可以看出,企业财权配置本质上就是所有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之间对财权的分享,在授权与控制均衡下实现组织效率的最优。
三、研究框架
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财务治理研究目前还处在一个萌芽期,相关理论和方法迫切需要完善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从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出发,研究财务治理的概念内涵、财务治理的结构、财务治理的运行以及财务治理的评价。
本文的研究分为以下4个部分(如图1所示):
(一)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
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必须建立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特别是公司治理和财务理论上。从某些方面来看,财务治理理论可以看成是这些理论的交叉理论,通过这些理论来解释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再通过企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炼出新的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际。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就是通过对企业的实际现象(问题)的归纳与相关理论的演绎提炼出新的治理理论,它包括财务治理的概念及内涵、财务治理的主体、对象、目标,以及财务治理的原则和治理方法。通过对学者们不同观点的的评析,从整体和逻辑角度构建起财务治理基本理论体系。
(二)财务治理的结构研究
财务治理本质上是财权的配置(伍中信,1998),企业财权主要在股东、经营者和财务部门分享(汤谷良,1997)。在财务治理中,需要配置的“企业财权”主要包括财务收益分配权、财务决策权和财务监控权。企业财权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财务决策权是否得以合理授权与分配。以财务决策权配置为主线,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3层次授权、分权的配置格局,财权在企业内部具体配置,形成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为主体的企业基本财务组织结构安排。所以研究财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成为财务治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财务治理的效果。
(三)财务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设计、形成有效的财务治理运行机制,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适度的调节和控制,是财务治理追求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财务治理机制是企业财权基本配置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能够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规范的机制。财务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3个方面以及保障这3个机制有效运行的信息与沟通机制。
(四)财务治理的效果及评价体系研究
财务治理的效果分析是对财务治理结构设计与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评价,通过对财务治理的评价实现财务治理的持续改进和完善。同时通过对财务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企业价值方面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深化对财务治理的研究。可进行实证研究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企业影响财务治理结构及运行的因素;二是不同治理模式效率的比较研究;三是财务治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实证研究。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在理论研究方面,采用实地调研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调查企业的实际,调查的信息主要包括:
1.行业状况、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2.被调查单位的性质,包括: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等;
3.被调查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
4.被调查单位的财务体系、内部控制及运行;
5.被调查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通过调查了解财务治理在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及相关环境,发现企业财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再通过定性分析,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加工,在现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完善财务治理的相关内涵和理论,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二)实证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1.实证研究选题
目前,国内外有关财务治理的实证研究只是零散的出现在公司治理及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所以,本文在此试图作一些尝试,对财务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丰富财务治理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理论与假设
从财务治理运行机制来看,财务治理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及为这3个机制提供保障的信息与沟通机制,如图2所示。
(1)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主要体现在股东、董事会及管理者在财权配置的基础上进行财务决策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Berle&Means(1932)发表了《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一书,明确提出,股权集中与企业业绩存在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原因在于股权分散导致“搭便车”难题,从而造成对管理者的监督困难。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与“产权主体缺失”并存,所以在我国,股东的一些权利实际上让渡到董事会手中,而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无疑影响到财务治理与公司价值。
H1: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2)激励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利用有效财务激励手段,协调企业财务主体之间权益关系,激发各主体参与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目标的一种机制。财务激励机制是财务治理动力所在,是促使财务治理主体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调节装置,对财务治理机制整体效应具有重要影响。Brian G.M.Main & Alistair Bruce & Trevor Buck(1996)研究发现,股票期权使管理层收入和公司业绩之间具有统计和经验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是一种典型的激励机制,它能有效降低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H2:股权激励实施与企业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H3:经理人持股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3)约束机制
美国研究舞弊的会计学家Albecht(1995)认为导致舞弊的因素主要有3种:机会、压力和借口,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框架。财务约束机制表现为股东、董事会及管理部门之间的制衡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约束机制越完善、执行力度越到位,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就越强。Dalton(1998)认为外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可以更有效地履行其监管职责并做出相应决策。Salmon(1993)指出董事会的责任就是对公司战略制定、评价及对高管层的监督等,独立董事由于其独立性,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利益瓜葛较小,有信心和能力对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辩驳,由此董事会的职责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H4: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越大,企业的价值越大
H5:审计委员会功能越完善,监督能力越强,企业价值越大
(4)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是财务治理发挥治理作用的基础,是财务治理运行的保障,信息的质量和披露与沟通方式对企业价值影响巨大。在目前的研究中衡量信息与沟通直接的量化指标很难找,只能找一些替代指标,如董事会治理会议的次数,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独立董事与公司办公地点是否在同一个城市等。
H6:董事会治理会议越多,信息的沟通越充分,企业价值越大
H7: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独立董事与办公地点在同一城市对企业价值越有帮助
3.研究设计思路
(1)企业价值。作为企业价值衡量指标之一的托宾Q 值,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托宾Q 值反映的是企业的相对价值,是企业价值高低的一种衡量方式。因此,托宾Q 值在检验影响企业价值因素时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Mak、Kusnadi计算托宾Q值的方法,即:
托宾Q值=(负债账面价值+ 净资产市场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
=(负债账面价值+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公司年末前7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 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
(2)其他主要解释变量。股权激励实施(STKRD)、外部监督(AUD)、董事会主席与CEO 两职分离(SEPA),办公地点在同一城市(LOCS),采用虚拟变量。董事会成员持股比率(BDDL)表示董事会所有成员持股该公司比率之和,经理人持股(EDDL)用总经理持股比率表示,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率(INDOR),董事会治理会议(BCONV)用董事会会议次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结果,本文控制了对企业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Size)、资产负债率(LEVE)、成长能力GROWTH,用净利润增长率= (当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 / 上年净利润表示。
(4)模型
Tobinq=α+ β1 BDDL+β2 STKRD+β3 EDDL+β4 INDOR+β5 AUD+β6 BCONV+β7 LOCS+β8 SEPA+β9 LnSize+β10 LEVE+β11 GROWTH+ξ
(5)数据。本文拟使用中国内地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年度的截面数据,同时对样本进行一些必要的筛选。
(6)分析方法。分析方法主要使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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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谢志华.出资者财务论.会计研究,19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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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财务本质；资金；价值；货币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118-02
1财务本质理论相关观点及评析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起点就是财务本质，因为财务本质是对财务现象内在联系以及规律的最基本解释。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财务本质的研究视角不同，因此在财务本质漫长而深刻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价值分配论、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货币收支活动论、资金关系论等诸多理论，本文在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下，将其分为以下几类，并作简要评述。
1.1与资金有关的理论
（1）资金关系论。
自从这种观点在我国出现后，其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对财务本质理解的主要依据。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流动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就是财务的本质。邢宗江等（1964）提出，社会主义工业财务是由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运动所导致的，能体现企业的各方面经济关系，并形成企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方面。荆新、王化成（1994）也赞同这一理论，认为企业的资金收支以现金为主的称为企业财务活动，而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则称为企业财务关系，对这两者进行管理的工作则为财务管理。同年，陆建桥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也认为财务是一种体现资金的经济关系，是由资金在社会生产中运动所产生的。
（2）资金运动论。
在对资金关系论的不断研究后，有学者提出了资金运动论，认为经济关系是由企业的资金运动而产生的，资金运动包涵企业资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分配，因而其才是企业财务的本质。这一理论特别强调由于资金在运动过程中就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关系，因而从理论上将“经济关系”提取出来没有多大意义。
1.2与货币有关的理论
（1）货币收支论。
该理论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其对财务本质进行了简单的定义，认为货币的收支活动其实就是财务。笔者认为财务活动绝不仅仅局限在货币性这点上，企业的财务其实还包含了许多非货币性经营活动。
（2）货币关系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货币流通所产生的关系是财务的本质，其包括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种关系，是企业的最基本财务活动。1992年徐大海认为，货币关系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财务活动、意义以及作用定义的非常好。这种理论扩大了财务的范围，并引入了关系概念，但对财务本质的理解仍然只是局限在货币相关的范畴内。
1.3与价值有关的理论
（1）价值关系论。
这一理论是由资金运动论发展而来的，认为价值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才是财务的本质。耿汉斌（1991、1992）先后两次对该理论进行了阐述，其认为价值的范畴要大过资金，也就是说企业资金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其价值的运动，因而对于财务的本质，其实质就是价值运动。
（2）价值分配论。
该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王广明、刘贵生（1989）认为财务的本质是一种价值的分配，主要体现在微观的层面上。刘贵生（1993）后来还指出，财务的本质是企业的再生产过程中对于企业的生产要素和成果的分配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由于企业财务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分配过程，其影子可见于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以及分配等多方面，因此该理论对于财务本质的定义有所缺陷。
1.4与契约有关的理论
（1）财务契约论。
2008年张正国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财务本质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财务本质为一种契约，或者说其包涵了契约的属性。之前对财务本质的定义，从很多理论来讲都只考虑财务的活动过程，而该理论从财务的内在属性来研究，从某些角度看来更为合适。
（2）财权契约论。
该理论由宋丽梦（2008）提出，她认为企业的财务本质上是一种产权价值的交易过程。由于投资者对于风险偏好、财富约束、自身能力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于是对于企业的契约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要求。那么如何应对这些利益冲突，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达到和谐的状态并让企业能够不断发展，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对企业财权的安排。因此可以说“财权契约”是企业财务的本质。
该理论与前面的财务契约论都将“契约”与财务的本质相连，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处，财务契约论主要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财务本质，而本理论则是基于产权的角度。
1.5经济关系论
1988年徐兴恩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财务本质是一种经济关系，是由财产的数量或形态的变化所导致的。但后来郭泽光（1995）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关系一说是属于政治经济学，如果财务的本质是经济关系，那就将财务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当中了。
1.6财权流论
财权流理论是从现代产权理论角度来分析财务本质的。伍中信等学者认为财务管理实质上是“价值”与“权利”的管理，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对企业资金运动的管理以达到控制产权来完成的。财权流理论说明企业财务的本质是处理企业中相关“权利”的财务关系问题，这一理论可以说是由原先的财务本质理论在吸收了现代企业制度中产权的思想而出现的，是财务本质理论的又一进步。
2研究总结
通过对财务本质相关文献的简单梳理，笔者认为：财务本质理论大体经历了货币到资金再到价值的过程，后来逐渐从不同的视角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生产力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契约论、财权流论等。
然而对于真理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往往需要理论结合实践，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入，理论不断的得以更新。在我国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不能仅仅将财务本质划定在货币或者资金等范畴上，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丰富相关理论，为财务本质理论的不断完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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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 不完全契约理论；财务契约；财务治理；研究框架
一、研究背景
企业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联结，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通过对企业契约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应配置而形成的治理结构。同时，企业作为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的契约耦合，要受到要素所有者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行动驱使，而企业各要素所有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这必然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在企业运作过程中最后必然表现到企业的财务冲突上。因而对企业契约参与者财产权利与义务进行界定、财务活动的反映和控制便成为企业整体契约机制得以运行与生存的关键所在，这要求企业建立科学和具有效率的财务治理结构安排。然而在现实中，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具有普遍性。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企业面临外部产权制度的不完整、市场的非均衡更显著，同时，大规模企业产权改革使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尖锐的财务冲突。在外部制度不完善甚至缺位的情况下，构建我国企业内部财务冲突的协调机制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对财务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旨在协调企业各产权主体的财务冲突，探寻均衡的制度安排的“财务治理”问题成为我国会计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且方兴未艾。但是，目前尚未形成成熟而统一的研究范式，另外，对于财务治理的核心问题即财权配置的具体方式、途径、方案设计也很少涉及。这种研究不足导致财务冲突与治理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中存在较大的差距，反过来也制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企业财务契约冲突及其协调机制是当前财务理论与实务的迫切需要。
二、 财务治理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外关于财务冲突的形式、原因与治理的一般机理研究较为深入，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并且发生了问题研究的范式转换，从早期的内生性完备契约理论范式演变为目前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范式。
完备契约理论范式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关系或企业冲突是成本的必然逻辑结果；二是认为可以事前通过设计一份体现“激励相容”的完备契约来解决问题，控制成本。该研究范式的理论流派及代表人物主要有：成本理论（Jensen和Mechling，1976）、债务契约理论（Smith和warner，1979；Haugen和Senbet，1979，1981；Townsend，1979；Diamond，1984；Gale和Hellwig，1985）、财务信号理论（Ross，1977，1978；Leland 和 pyle，1977）、融资啄序理论（Myers，1984）等。
现代契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更能反映实际状况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正式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是由Grossman和Hart（1986）以及Hart和Moore（1990）建立的。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主要反映在资本结构的控制权流派。早期的控制权理论是从静态配置角度研究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代表学者有Harris和Raviv（1988，1989，1990）、Stulz（1988）等。但是真正意义上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到资本结构理论探讨中，学界普遍认为是Aghion和Bolton（1992）。Aghion和Bolton构建出一个二期控制权配置模型，认为剩余控制权应当依据事后可验证的信号在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动态转移才是符合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控制权的状态依存（state contingent）。以Aghion和Bolton的控制权转移模型为基础，此后的控制权理论基本转到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我国学者李心合、杨淑娥和雷新途等深入研究了企业的财务治理问题。
但是，无论是从完备契约范式还是不完全契约范式，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对“财务契约”的内涵定位在狭义层面，即“债务契约”或“融资契约”，而非联结企业所有产权主体（财务主体）的、完整的财务契约。由于长期研究中将财务契约概念狭义化，财务冲突与治理的主体局限在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对财务治理的机制研究也是局限于规避三者之间机会主义行为的契约安排，而对更为广泛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契约冲突形式、原因与治理机制研究则相对不足。
三、不完全契约视角的企业财务治理：研究框架的构建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因而企业内部的契约同样是不完全的。企业内部的财务治理也是一种契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地配置产权未能明确界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内部形成科学的约束机制和制衡机制。从企业契约交易的角度看，企业财务交易的性质是一系列不完全财务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财务治理契约不可能完全事无巨细地规定契约各方全部契约利益和行为方式，具有信息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契约主体可能侵害其他契约主体的利益，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财务冲突，财务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导致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因此，以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问题，能够很好地研究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各个财务主体（产权主体）的博弈和制度安排，并将交易费用、制度、产权、契约等因素正式纳入企业财务理论研究范畴，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不完全契约的财务治理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文献进行综述性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企业财务冲突的一般形式、原因，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财务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机制与层次；研究财务治理引导下的财务体制、财务行为，财权纵向和横向配置的目标、机理和实现路径等具体内容，以建立起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二）企业财务冲突的现状与原因研究
分析企业财务契约（股权契约、债权契约、报酬契约、税收契约、商业契约、社会责任契约）缔结环境、缔结主体、缔结客体的特殊性；研究企业财务契约不完全性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研究企业财务冲突的形式、频率、幅度和强度，这可以结合某类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
（三）企业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研究
即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状态依存机制原理，研究企业剩余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机制，包括企业股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经营者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员工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客户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社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政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
（四）企业财权横向配置研究
具体研究企业决策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执行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监督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对现阶段我国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权配置进行结构优化研究。
（五）企业财权纵向配置研究
研究适合企业的财权纵向配置的契约结构（即总分公司间、母子公司间重大财权配置结构），包括企业投资决策权与资产处置权配置、融资决策权、收益分配权与担保管理权配置、成本费用管理权与预算审批权配置、财务绩效考核权与薪酬福利分配权配置、现金调配权和资本运营权配置。
（六）企业外部财务通用契约优化研究
将财务契约缔结和履行的外部环境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通用契约（即财务相关的法规制度、文化、舆论、习惯等）的联结，以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对我国企业财务通用契约进行优化研究，以此提出旨在提高契约效率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企业财务契约不完全类型与政府的干预政策（政府战略模糊性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结构优化（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的重构）、我国企业财务外部关系型治理（文化、舆论、习俗、观念引导与培植）。
四、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理论分析性框架。对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和财务治理制度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选择“不完全契约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构建一个“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为我国财务治理建立成熟的研究范式进行有益的探索，同时，将企业财务的性质概括为“一系列不完全财务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可以拓展财务契约的内涵，以完善我国内生性财务理论体系。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对重大财权从横向与纵向进行具体配置方案的设计，有助于深化我国财权配置的研究。
二是对我国企业财务契约缔结环境、缔结主体、缔结客体以及财务契约冲突的形式、频率、幅度和强度进行实证研究，可以揭示我国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现状、问题以及优化治理的方向。
三是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状态依存机制原理，建立起适合我国企业剩余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机制，包括股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经营者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员工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客户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社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政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将对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规范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
四是本研究设计出我国企业财权配置的具体方案，对现阶段我国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权配置进行结构优化，将合理引导我国企业内部具体的财权配置，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升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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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理论论文篇7
「关 键 词广义财产，人格，权利能力
笔者的《无财产即无人格》以及《论人格权的本质》等文章发表后，得到一些赞同，也受到一些批评。为更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特针对某些主要的批评意见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目的
在现代民法理论上，自然人人格多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法律资格乃至民事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在人格与人格权、身份权以及财产权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具有法律资格，不等于已经实际享有具体的权利。仅就法律技术角度而言，此种认识大致符合理性法学认识和表达法律现象的特点，于实践无害。但当此种认识被推向极端并成为确定民法本质的依据乃至立法模式选择的依据之后，其弊端便严重显露：其一，人格（人）与财产被视为两相脱离甚至两相对立的事物。对人格 （人）的保护仅仅通过对人格权的保护而直接体现，对财产的保护，与对人格的保护无关。据此，以保护财产为重心的近代民法被斥之为“重物轻人”或者“拜物教”，近代民法的人文主义传统被否定，由此导致中国民法典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其二，人格是取得或者享有人格权的资格，而人格仅仅是民事主体资格，因此，人格权只是一种由民法确认的民事权利，与财产权、身份权具有相同来源和性质，由此一来，由宪法和其他法律直接赋予自然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有关言论、宗教信仰、迁徙、游行、罢工等各种自由权以及受教育权、劳动者休息权等等），因其并非根据民法产生，故不属人格权范围，即使受到民事侵害，也无法获得民法保护。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讨关于“人格”的现有法律理论，在重新审视民法上人格理论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指出了源自罗马法的人格理论在德国民法典时期所发生的裂变，即公法意义的人格被私法化（原本用来表达人的一般法律地位的人格嬗变为仅表达人的私法地位）和空壳化（原本包含各种身份要素的人格之实质内容被抽空，嬗变为单纯的民事主体资格即所谓权利能力），指出了人格的此种裂变与团体人格的创设以及德国民法形式理性思维方法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应当强调自然人人格的实质内容：人格不仅是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且其本身即由宪法和法律直接赋予的各种实体权利所构成，包括各种基本的政治性权利和伦理性权利（人格权），故人格权应当是人格的权利表达。与此同时，人格还应当包括财产要素（即广义财产），财产（广义）是人格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无财产即无人格，并由此论证“民法对财产的保护即为对人格的保护”这一根本性的命题。
二、人格与权利能力
在批评“无财产即无人格”时，首先必须弄清其“人格”的含义。这里的人格，并非单纯指自然人的法律资格或者权利能力，而是指“人成其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法律地位，此种地位，不可以仅用“享有权利的资格”去解释，而是包含诸多（或者被解释为“上天赋予的”或者被解释为“制定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笔者认为，此为人格本来的含义，但为近代民法理论所异变。仅就民法领域而言，人格理论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罗马法时期与德国民法以后。罗马法上的人格当然是一种法律地位，但须注意其两个特点：一是其标示的是人的一般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法律地位而非仅为私法地位；二是此种地位非为一种空洞无物的“资格”，而是由自由人、罗马市民以及家父三种身份所构成，亦即人格并非人们取得前述三种身份的前提条件或者资格，而是同时具备该三种身份的结果。而在罗马法时代，财产是依附于身份而存在的。所以，罗马人创设的人格，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不同地位的工具，是一种由一系列身份权利构成的法律地位。但“人格”的此种内涵，在德国民法及其以后的理论中发生了变化，即人格在立法上被替换为“权利能力”，成为一种纯粹的主体资格，不包含任何实质内容。笔者认为，将权利能力混同于人格，是有关人格、人格权的理论混乱发生的根源，因此，应当重新认识人格的含义，不仅应将人格理解为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在内的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而且应确定其包含决定自然人“人成其为人”的政治的、伦理的以及财产的各项基本要素（基本权利）。
在此，受到评判的显然是笔者有关人格观念的基本看法。但有关批评均置此于不顾，继续援用人格仅仅是一种“法律主体资格”或者“民事权利能力”的观点作为批评武器，指责“无财产即无人格”的论断犯了常识性错误或者逻辑错误，甚至断言笔者之所谓“人格”指的是“进入市场之地从事交易的资格”，此种批评，实为错位的批评。
三、人格与财产
在人格的构成要素中，政治性要素与伦理性要素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其财产性要素的存在却难以论证：在一切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当然享有的权利之中，通常并不包含财产权利在内。在此，法国19世纪两位学者（AubryetRau—奥布里和罗）有关广义财产的论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他们关于广义财产与人格的关系描述，显然为阐释财产（广义）为人格的构成要素之命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循着这条思路，笔者就“无财产即无人格”进行了更为纵深和扩展的分析，并特别就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人文思想进行了揭示和渲染。
针对有关批评，需要说明下列问题：
（一）“无财产即无人格”中的财产，不是指现实存在的物质资料，也不是指自然人实际享有的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利，而是概括地指“人成其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对于所谓“广义财产”，仅仅将之理解为“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仍然是比较表面的，在一个更深的层次，当将之与人格相联系时，它所展示的是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人成其为人”首先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仅仅赋予人们一种毫无任何实体权利尤其是财产性权利的“法律资格”，是不足以使人真正成其为人的。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奥布里和罗发现，具有人格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广义财产的，初生婴儿之所以成其为人，在其当然享有对父母或者社会的抚养请求权；一无所有的穷汉之所以成其为人，在其当然享有一项要求社会救济的“债权”。正如不能将人格局限于私法的狭小领域去理解一样，对财产以及财产保护意义的理解，也应当将之置于整个社会的广阔领域去进行。而作为人权之基础权利的“生存权”的内容和价值，在此也获得了具体的阐释。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逻辑错误。相反，将这里的“财产”仅仅理解为某种具体的物或者民事权利，则是不正确的。因此，某些疑问的提出，源于其财产观念的偏狭。例如，资不抵债的人也有财产吗？当然有。他的财产正是通过其对抗过分的强制执行、保留其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权利而表现。再如，一无所有的乞丐有财产吗？当然有。他的财产正是通过请求社会救助之对抗社会的“债权”而表现 （如果社会对这些人弃之不顾，他们将无法生存，将无法享有其生命权，而对行将饿死的人，谈何人格？）。对于这里的人格、财产、债权等概念，囿于民法教科书知识的范围当然是无法理喻的。与此同时，“无财产即无人格”所表达的，无疑是对穷汉、弱者之生存权利的关注，它将人格与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相联接，蕴含了博大的人文主义关怀，与“无财产也有人格”的无益喧嚣相比，它显然要真诚得多。
（二）奥布利和罗所说的广义财产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它并不考虑具体财产或者义务的形态、性质或者多寡，唯如此，其才能成为人格的表征。应当注意的是，奥布里和罗只是说“广义财产系于人格”，但并没有说“广义财产是人格的构成要素”，后一观点是我的创设。依照我的思想，应当将人格的内涵作双层理解，即一方面，人格包含法律赋予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人格权。在法国民法典时代，这些基本权利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即天赋权利。这些权利与人格同为一体，同生同灭，非为人格的派生物。据此理解，如同罗马法上的人格为具备三种身份的结果而非取得该三种身份的资格一样，现代法上的人格亦非为享有人格权等基本权利的“资格”，亦即生命、自由等权利的享有，与人格的获得必须同步，否则，人格将空洞无物，不能使人成其为人）；另一方面，人格也表现为自然人的法律主体资格。据此，奥布里和罗一方面讲广义财产是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另一方面又讲广义财产为一种可以被“空置”的“范围”，可以表现为获得民事财产权利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如果能够理解广义财产因与人格不可分离从而成为人格的构成要素，广义财产的拥有是人具有人格的表现的话，则对此论述的疑问是可以不发生的：自然人拥有广义财产，不仅拥有保障其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且拥有享受财产权利的法律资格。在这里，财产权利义务的总和与构成该总和的具体权利义务是不一样的，“总和”可以是一种状态，也可以是允许各种财产权利进进出出的容器。
（三）法国学者提出的广义财产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可以启迪我们对于人格、对于财产与人格关系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民法保护财产的重大意义。对此，有关传统民法倡导“物文主义”（所谓“见物不见人”）的批评观点，将财产与人相分离，忘记了民法所保护的财产都是为人所支配的物，对财产的保护并非对物本身的保护，而是对人的保护。事实就是，只存在以“人”为目的的民法，不可能存在以“物”为目的的民法，所谓民法强调对财产的保护便使“人为物所役”的恐怖结果，大抵是不会发生的。而关于“民法保护财产实际上是保护有产者甚至剥削者” 的观点，倒真的使人有回到文革年代的真正恐怖。至于法国学者竟然将人格权也视为一种广义财产的论断本身，依现代法的观念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法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狂放不羁的思维勇气，却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于各种权威和“公理”的盲从。据此，关于“100年后人的生命可不可以标价出售”的问题，在人类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有兴趣，其实不妨是可以作为一项未来法学课题加以研究的。而有关某些人格利益（姓名、肖像等）的商品化，那是一种事实。至于商品社会中雇佣工人（俱乐部的足球明星也是一种“雇佣工人”）本身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去和马克思讨论吧。
四、余论
（一） 在上世纪80年代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战中，“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民法的生存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直到今天，民法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其主要调整对象之一，也毋庸置疑。在此，强调民法规范之财产关系的多样性，强调民法保护个人之非财产性利益的功能，强调民法中注入现代意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弱者保护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重视财产保护不等于轻视人格保护，况且并没有人宣称“社会生活是财产交换关系的总和”。脱离市场经济社会之现实背景，在过去和现在从未存在过“民法仅仅调整商品关系”的理论的情况下，杜撰出一种所谓“商品经济民法观”并予以攻击，正如将“见物不见人”的指责强加给强调民法之财产保护者一样，并不是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
（二）被不断抨击的所谓“穷汉无人格”的观点，也是强加之作。如果有人说，在不具备起码物质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先别去奢谈什么人格尊严，那么，此人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据此强行推定其否认穷汉的人格，实属大棒政策。相反，将保护个人财产的意义提升至保护人格尊严的高度，却是使穷汉真正有人格的唯一出路。倘有民工索要血汗钱不成欲跳楼自尽，社会或者对他高喊：“别跳，我给你财产保护！”或者对他高喊：“别跳，我给你人格尊严！”那么，前一社会的人文主义是真的，后一社会的人文主义是假的。
（三）奥布里和罗认为，广义财产系于人格，故在生者之间不可以转移，但死后却可以继承，以此解释遗产的概括继承现象。在此，广义财产非为人格本身，故其继承非为人格的继承。诚然，一方面说广义财产包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说广义财产可以继承，似乎矛盾。但笔者认为，“广义财产可以继承”与“广义财产中包含的每一种具体财产均可继承”非属同义，故此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于概括继承存在的复杂原因，自然不是广义财产理论本身即可完全解释的。而有关古老的身份继承的解释，那是另一项工作。
财产权理论论文篇8
据学者考察，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财产概念是familia和pecunia（前者主要指奴隶，后者主要指羊群等财产）。后来，罗马法上出现“Mancipium”（财产权）的概念（其实际为一种家长权，设定于其权利支配下的人及重要的物）。大约在罗马共和国末期，AlfenusVarus等罗马法学家开始使用“dominium”（所有权）的用语。但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被予以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者“财产”（proprietas-也可译为所有权），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5]诚然，罗马法上之财产包括“有形财产”（有体物-rescorporales）及“无形财产”（无体物-resincorporales）两种。但其有形财产指的是“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而为人之五官所可觉及者也”，如土地、房屋、奴隶、牛马、货币等：其无形财产指的是“法律上拟制之关系，而为人之五官所不可觉及者也”，如用益权、地役权、继承权等，但罗马法上并没有出现总揽一个当事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权利及负担的全部财产义务的所谓“广义财产”的概念。[6]而在法国中世纪的习惯法中，一个当事人的财产被依照其目的性而分别加以理解。鉴此，财产被区分为自由地（lesaleux）与（封建领主）的采地（lestenures）、贵族财产（lesbiensnobles）与平民财产（lesbiensroturiers）、自有物（lespropre）与获得物（lesacquêts）、动产（lesmeubles）与不动产（lesimmeubles），每一种财产均有其自身的制度及不同的财产继承人。[7]显而易见，广义财产理论完全超越了罗马法和法国中世纪习惯法对于财产所作之狭隘的观察，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
首先，它揭示了民事主体财产的整个状况，将自然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从而使构成一个当事人之“财产”的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相互之间结合严密、协调一致。它表现了一种对于民事主体财产的独特的观察角度：当我们观察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时，我们能够看到其拥有的财产，也能看到其负担的债务，但其拥有的财产和负担的债务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如何才能以一种明确妥帖的方式表达一个当事人有关财产的整体实际状况？广义财产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它解释了债务清偿的一般担保现象及概括继承。广义财产理论对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阐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就债务清偿问题，该法典第2092条规定：“凡本人负债者，应以现有的及将来取得的动产及不动产履行其清偿义务。”此规定应当被理解为：债务人的财产由其拥有的一切所构成，其全部积极财产（包括“现有财产”即债务产生时债务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以及“未来财产”即债务人在债务发生后取得的财产）必须用于担保其全部消极财产（即债务人负担的全部债务）。这样，广义财产理论不仅揭示了《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债的一般担保之构成的机理，而且通过其概括性，揭示了一种所谓“物的替代”的现象，即主体之一项具体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另一项具体的财产所替代，解释了普通债权的一般担保随债务人财产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在原因。[8]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第732条规定：“法律在规定遗产继承时，不考虑财产的性质与来源。”对于这一规定，应当解释为：无论何种财产，均属遗产范围，均依同样程序转移（此规定与法国古代法[9]中每一种财产都包含一种转移的不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导致了继承不得为部分继承之原则的确定。而上述有关“全部财产抵偿全部债务”及“概括继承”两项原则的理论阐释，在整个近代和现代民法的历史发展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经典意义。
而最为重要的是，广义财产理论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
奥布里和罗特别强调广义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系，认为广义财产系于主体的人格，“广义财产为人格的表现，体现了人格与外部事物的联系。”[10]他们指出，在财产拥有者的人格中，广义财产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寻找到了其相互连接的纽带。如果说二者（指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是通过其差异性所表现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其全部因素均受制于主体的自由意志。具体而言，广义财产理论确定了四条基本原则：（1）唯有民事主体可以拥有广义财产。无人享有的广义财产是不可能存在的；（2）一切民事主体均有其广义财产。即使当事人一无所有，即使其债务超过财产甚至于只有债务，其亦拥有广义财产。例如，婴儿一旦出生，即已有广义财产（其享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无产者（leprolétaire）亦如此。“由于缺乏劳动能力，其要求生活费的债权也可构成完全的无财产者（have-not）之不可减少的财产……归根结底，无产者的广义财产表现为一项对抗社会的债权。”[11]实质上，广义财产为一种可以完全被“空置”的“范围”，它可以表现为获得权利的资格即主体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点，广义财产表现了它与人格的紧密联系；（3）任何人均只有一项广义财产。如同人格之不可分割，广义财产也具有不可分割性：一个人可以将其某些财产用于某种目的（如商业经营），将另外的财产用于另外的目的（如个人消费），但其广义财产只有一项。其用于商业经营的全部财产（营业资产）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广义财产，而仅只为广义财产的组成部分。广义财产的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条基本规则：一是继承不得为部分继承。二是当事人的任何财产都应用来清偿其债务，即“全部财产抵偿全部债务”。广义财产的这些特征，构成了其概括性特点；（4）广义财产与主体的人格同生共灭。广义财产在生者之间不可让与，仅其包含的某些因素（特定的财产）可以成为有偿转让或无偿转让的标的。
非常特别的是，就本来意义而言，广义财产应当仅仅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无财产内容的权利被称之为“非广义财产的权利”（lesdroitsextra-patrimoiniaux），其不属广义财产之列。如政治权利、确定家庭身份或行使家庭权力的权利（亲权或监护权）以及人格权利等。但奥布里和罗还进一步认为，所谓广义财产除了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之外，还包括人格权利。他们指出：人格与广义财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故人格权利实际上应当被包括于广义财产之中。为此，他们将人格权利称之为“天赋财产（desbiensinnés），认为”就纯粹理论上讲，广义财产无区别地包括一切财产，尤其是天赋财产“。[12]
很显然，根植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性格，广义财产理论也有一种狂放不羁的秉性，它超越了财产领域，直达有关“人”的根本领域及“人格”范围，试图在财产与人格之间打开一条通道，其强烈的人文气息跃然纸上。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上，广义财产（patrimoine）的文字表达也偶有所见（如该法典第878条），但奥布里和罗系统创设的有关理论，不仅赋予这一概念以崭新的内涵，而且全面准确地解释和深化了该法典编撰者的立法用意，其有关财产与人格之关联的思想观念，对该法典精神实质的把握和理解，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自19世纪末以后，传统的广义财产理论不断受到抨击，在法国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突破乃至否定“广义财产具有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及“广义财产具有人格属性，系于主体之人格”这样一些重要命题。
对于传统广义财产理论的某些结论，挑战至少来自两个方面：（1）一个主体可否拥有数个概括财产？依照经典广义财产理论，一个人（一个人格）只能拥有一项广义财产。但是，在一个发展了的经济社会，商人为什么不可以仅仅确定其部分财产（商法上的广义财产）用于商业活动，保留其余财产（民法上的广义财产）以保障家庭生活？（2）财产可否在无主体的状态下存在？依照经典广义财产理论，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的人格。但是，财产为什么不能在无主体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存在（如慈善基金或者其它基金会）？上述疑问表面上是欲将自然人投资于商业的财产（资本）与自然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否定广义财产的一致性、不可分割性），但其更为实质的意图则是欲建立一种非以自然人人格为依托的新型的财产归属关系（否定广义财产的人格属性），这一观点，显然是为了解决团体财产的独立性而提出来的。
为此，在早期，受德国民法理论（尤其是耶林-Jhering有关“权利目的”的论述）的影响，以萨莱耶（RaimondSaleilles）和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一些法国学者试图以所谓“目的性广义财产”（patrimoined‘affectation）的理论来否定传统的广义财产即“人的广义财产”。[13]根据这种理论，当事人除了其一般的广义财产之外，还可具有用于特定目的的广义财产，法人则是一种无主体的广义财产，而广义财产的不可分割性将不复存在。狄骥在其《宪法理论》一书中指出：“广义财产中，事实上，除带有特定目的的某些财富被作为一定的社会用途的保障之外，别无他物。”[14]而对于广义财产批评的锋芒主要是集中指向“广义财产系于人格”的观点。批评者认为，财产应独立于主体之人格，而广义财产只能“客观地”被视为财产的整体（当不存在实际支配的具体的财产时，便不存在所谓广义财产），亦即被视为具有一定目的之财产的总和。“广义财产与人的关系应当淡化，而相反，广义财产与其构成部分的财产的联系应但强化”。[15]这样，具有一定宗旨的共同体或者团体（communauté）得将其成员相互间的差异予以连接，团体取代了其成员的人格并使特定的财产无需依托于成员的人格。如此一来，财产就可以在无主体的情况下存在，此即所谓“目的财产”（patrimoirnes-but），其类型由其设定方式而确定。[16]由此，目的财产理论确定了以下基本原则：（1）当事人除其一般的广义财产之外，还可具有用于特定目的的广义财产；（2）特别的广义财产可以在生者之间概括地转移；（3）当事人可以通过生前赠与而分出部分财产以设立慈善基金或者其他基金。
很显然，上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的理论的提出，与法国同一时期探索团体之民事主体地位的确认方式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法国人尚不能完全接受所谓“团体人格”的观念）。虽然此种理论最终并未被法国民法所完全接受（仅只后来法国法有关基金会和全部财产用于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的规定，受到此种“无主体之目的财产”理论的影响），但其无疑为新的法律人格即公司等法人组织的出现扫清了障碍。而在以后的法国民法上，由于德国法之法人理论和制度的全面侵入，前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理论也变成了历史文物：此种“无主体财产”的理论在否定广义财产与自然人人格的联结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与团体人格的联结，对于团体人格存在之必要性明显是一种致命打击，其当然会在法人诞生的凯歌声中被无情抛弃。与此相适应，现代法国学者对于广义财产自然有了新的注解。他们认为，自然人或法人均有其广义财产。就财产与人格的关系而言，尽管由于法人人格为法律拟制，其财产与人格的界限显得较为模糊，但无论公司、社会团体或者各种基金会，其法律人格与其广义财产无不存在内在联系。凡有法律人格，便必然有一广义财产；凡有广义财产，则必然有一法律人格。[17]而当广义财产理论继续发挥其阐述“责任财产”的作用，并被同时用作法人人格的表现之时，其经典论述中有关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人格的精彩部分，即逐渐被封存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唯有在法国现代学者的财产法著作之开篇部分，能够通过简要的介绍得以窥见其原来面目。
二、历史的反思：广义财产理论的启示
然而，用力拭去一百多年前辉煌一时的广义财产理论被蒙上的厚厚尘埃，我们蓦然发现，它依然散发着我们久违的耀眼的人文主义炫目光彩！
众所周知，源自古罗马法的人格理论是非以财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罗马法上的人格纯粹由身份因素构成（人格为自由人、家父与罗马市民三种身份的综合体）。故可言古罗马时代“无身份，即无人格”。事实就是，在古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身份等级社会之中，财产依附于身份而存在，为身份的要素，并不存在近代法意义上的“财产”。近代史上，将财产与身份相剥离，否定身份，“纯化”财产的任务，首先是由《法国民法典》完成的。为此，该法典第一次确定了“所有权绝对”的原则。而“任何权利均因人而设”，由此，脱离了身份的财产，必然地走向了与“人格”（一种完全不同于古罗马法之人格的、与社会等级身份完全无关的、表现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因而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崭新“人格”）的结合。在此，广义财产理论最为精妙之处，便在于将抽象的整体性财产与人格合为一体，从最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出发，揭示了人格与财产的统一性。这一思想显然为近代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的某些根本性的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只有当把财产与人格相连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无财产即无自由”、“无财产即无人格”。由此，财产之最为根本的属性（财产之人格属性）得以揭示，而人格之最为重要的基本构成要素（财产要素）也获得全面充分的展示。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以所有权为中心而设置的全部财产法制度，也获得了其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观念基础。言及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内中存在不言而喻的道理，而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中，“穷汉”实际上难以有人格甚而至于根本“无人格”，也是毋庸教诲、孺幼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曾几何时，财产与人格的距离竟会如此遥远，保护财产并非保护人格的论断何其一本正经！在此，不得不分析德国民法的深远影响。
必须看到，在《德国民法典》以前的近百年中，“人格”基本上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民法问题。至少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的法国人看来，建立于区分人与人之不平等基础上的古代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及其制度，在一个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社会，毫无可取之处和用武之地。依据法国人当时所崇尚的自然法思想，人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是一种客观结果，并非基于立法者的恩赐。据此，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已经确认“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之后，《法国民法典》没有任何必要和根据再创制一副纯属多余的“人格”面具发放给每一个已经当然获得平等地位的人。由此，虽然《法国民法典》毫不犹豫地借用了古代罗马法所提供的一切重要的法律形式，但对其人格理论和制度，却弃若敝屣。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自然人人格被视为一种包含人的全部生存条件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自然人生存所需的精神条件（自由、安全和尊严），而且包括其生存的物质条件（财产权的享有）。正因如此，根据《法国民法典》的精神，广义财产理论明晰地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将个人拥有的抽象意义上的全部财产视为其人格的自有之物而非派生之物或者异己之物。根据这一理论，整体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本身即人格的构成要素，无财产即无人格。在此，人格没有被仅仅视为一种“法律主体资格”，亦即没有被视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壳地位”。人格本身就是由而且必须是由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权利（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和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所构成。而在此之前，就人格之包含自然人基于自然法生而享有的生命、安全、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权利的问题，无须予以论证，但就人格何以直接包含人对财产权利的享有的问题，则尚无清楚的阐明：尽管人们可以感觉到在具体的财产（所有权）与人格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可以据此断言对所有权的侵害亦即对人格尊严的侵害，但具体财产亦即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并非为人生而有之，且可以依人的意志而转让、放弃，故其实为人格的派生物。质言之，财产可谓其为人格的“表现”，但不可谓其为人格本身。此种思想，限制了人们对财产之人格属性的理性认识。然而，社会实际生活以无情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脱离财产的人格非为一种完整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无财产的人格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自由也罢，安全也罢，尊严也罢，非以财产权的享有为基础不可。而广义财产理论无比聪慧地运用了一种最为抽象的方法，阐明了人格之中所必须包含的财产要素，使人格的阐释达到丰满，进而从根本上凿穿了《法国民法典》之“人法”与“物法”的通道，使人文主义精神在法国民法中得到全面、彻底的张扬。而《德国民法典》的出现及后来的理论对其所作的解读，却断裂了了这一近代民法人文主义思想之进路。
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以抽象思维能力见长的德国民法理论，完全没有对广义财产理论发生任何兴趣。尽管《德国民法典》中有许多规定是以某一主体的全部财产作为规范对象，[18]其《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也有此类规定，[19]但德国民法中却没有关于财产的概括性规定，即既无概括性财产的定义，也缺乏对有关法律后果的一般性规定。对此，德国学者认为，规定概括性财产也好，规定其法律后果也好，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财产概念不会因此而在本质上产生什么问题：一个人的财产当然包括其支配的物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而就具体问题而言，调整不同财产的法律规范均具有差异，因此，对财产无法作出某种概括性的定义。至于对财产规定概括性的法律后果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与主物和从物的关系不同，一项财产所包括的各件具体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构成某种经济上的整体不可，这些东西的特征，仅仅在于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维护一个人的财产的整体性的理由。[20]聪明的德国人总以擅长概括抽象为标榜，却不仅不考虑接受广义财产这种高度抽象，而且对于“概括性财产”（即构成广义财产之一部分的“积极财产”）的观念也持排斥态度，这是极为反常的。也许，广义财产的抽象角度不太符合德国人的口味？-广义财产的理论并非是以对各类财产“求同存异”的方法提取“公因式”（如同“物权”、“法律行为”的抽象）而产生的，也不是以人为地将某种事物一分为二予以“分割”（如同“”之独立于委任契约、“物权行为”之独立于“债权行为”）而产生的，更不是完全借助于一种想象或者虚拟（如同“法人”）而产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聪明的德国人并非不懂得广义财产的科学性，他们摒弃这一标准的德国式思维成果，是基于比满足抽象化偏好更为重要的其他原因。
在《德国民法典》所欲完成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法人制度的创制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解决了团体人格的塑造问题，而且据此形成民法上主体之统一制度，为德国式民法典总则的体系建构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材料。根据笔者新近的分析，[21]为了法人制度的设置，德国民法不得不重新启用古代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和制度，予以变通，并实施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创新措施：（1）借鉴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仅仅截取其所含之“权利主体资格”的形式要素，创制出一种新式的人格面具即“权利能力”；（2）将这一人格面具赋予得成为交易主体的团体，使之区别于其他组织，能够成为财产权利义务的载体；（3）与此同时，“顺便”将这一人格面具（权利能力）“赋予”自然人，使之从驾驭世间万物之“生灵”的崇高地位上走下来，屈尊等同于原为自己控制之物的“团体”。这样，戴着面具的自然人便能够与戴着同样面具的团体们共居一室，不分彼此，平等相待，为精美绝伦的“民事主体制度”的法典体系安排作出贡献；（4）与此同时，抽去人格之“人之成其为人”的本质内涵，将已经面目全非的“人格”赋予那些团体，使之能够被视为“法律上的人”并拥有“法人”的称谓。德国法上述创新的必然结果，便是使一种新型的“人格”取代了本来意义的人格，通过人格的形式化而实现了人格的“空壳化”，使其成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法律资格或者民法地位。于是，财产和人格首先发生了完全的分离，人格不过是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资格，人格要素中，不复存在任何财产要素。广义财产理论费尽心机所建立的人格与财产的本质关联，毁于一旦。不仅如此，依据一种必然的逻辑演绎，德国民法还通过“人格权”的创制，釜底抽薪，将人格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具空壳！与团体人格之创设同步进行的人格权的创设，为德国民法理论十九世纪的重大成果，而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将人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要素（自由、安全、尊严）与人格相剥离，将其类型化为生命、身体、健康、名誉等所谓“人格利益”，并将之命名为“人格权”。而一当人格权被作为一种实证法上的权利之时，生命、自由等等价值，便不再是人人与生俱来、当然拥有且不可剥夺，而是必须依赖于制定法的承认和赋予，实证法学由此获得根本性的辉煌胜利。与此同时，当人格权被视为人格的派生物之时，人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要素如同财产要素一样，遂不复存在。至此，人格成了享受人格权、财产权的一种地位，一种资格，一种可能性！而此种所谓“人格”不仅自然人得具有，团体亦得具有。“由于对所有的人的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的承认成为民法典的规定从而成为实定法上的原理，得到从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上的承认，故而其自然法的基础却逐渐被忘却”。[22]亦即人格的“空壳化”，使人格原本负载的社会政治、社会伦理以及有关人道主义的丰厚价值，因此而被忽略，被视而不见。对于德国民法竟然将法律人格“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23]将人“简化成这样的、纯粹法律技术上的人的概念”之举，虽有德国学者惊呼其纯属胆大妄为，因为“法律上的人是依据根本的、即法律本体论和法律伦理学方面的基础产生的，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律科学都不能任意处分这些基础”。[24]但《德国民法典》魅力无比的形式理性，仍然征服了后来的绝大多数法学家，也征服了我们。回首历史，法国的广义财产理论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其一，民法上财产观念之反思。
可以说，现代民法理论在财产理念上的某种犹豫彷徨，也许正是人格“空壳化”的必然结果。法国广义财产理论的浅表层贡献，在其揭示了“责任财产”和“概括继承”的形成秘密，而其深层贡献，则是揭示了财产的人格属性，使包括财产法在内的整个民法理论和制度沐浴于人文主义的灿烂光辉，也使“所有权神圣”和“契约自由”的宣言寻找到了法律价值理念基础。而德国法以后的民法理论，通过人格的空壳化，剥离了人格要素中的全部财产要素，使财产权与人格之间不仅不再存在必然联系，而且否定了财产在任何意义上与人格的价值认同。由此，人格的保护或者被理解为对人的法律主体资格的保护，或者被理解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对财产的保护，则被认为是与对人格的保护并无直接关联。由此，财产所具有的人文属性被忽略乃至否定，民法典中的财产法与人法，被视为两相独立的制度。如此一来，“财产权利”在任何意义上均仅具有经济价值而无精神价值，民法之保护私有财产的意义便大打折扣。而民法的任务应当而且主要是确认和保护财产之特性，便被罩上一层怀疑的阴影。由此，包括《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内的几乎一切国家的民法典“重物轻人”的指控无端发生，而中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某些学者将“人”与“财产”的绝对对立，则进一步分裂了民法的观念整体，导致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而民法的精神和本质在这种否定历史乃至反历史的潮流中，变得混沌而又模糊。事实就是，当财产被认为与“人之成其为人”并无必然联系之时，当“财产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可以成为一个讨论得天翻地覆的话题之时，当财产权被视为相对于人格权的“低等级”权利之时，“财产”以及“财产保护”的字眼便被蒙上了一层低俗、猥琐的阴影。但在一个以物质条件为生存基础的社会中，在一个“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社会中，财产以及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乃至第一性却是无法否认的：离开物质生存条件，谈何自由？谈何安全？谈何尊严？剔除唯恐被斥责为所谓“物文主义”的揣揣不安，理直气壮地把财产保护放在民法的第一位，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其二，民法上人格观念之反思。
广义财产的理论不仅巧妙地解释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而且将此种解释扩张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伦理领域，使“人格”不仅具有财产的属性和伦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政治的属性，由此，人格便不仅仅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公法上的意义，人格的本质得以充分全面地展现。例如，当我们为“自然人的人格始于其出生”作出理论阐释时，也许常常会忽略其财产。由于初生婴儿之“一贫如洗”，我们难以认清人格的享有与财产权的享有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但依广义财产理论，初生之婴儿即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之财产，这样，亲属关系中依身份而当然享有的抚养请求权，便找到其社会学、伦理学或者法学上的根据。而再依广义财产理论，一无所有的“穷汉”的人格，首先系于一项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亦即对抗社会的债权！“无财产即无人格”，有人格者则应当而且必须有财产。而当一个声称“一切人均有其平等人格”的社会竟然不能给予一切人均有其保证基本生存条件的财产时，其关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宣称便是一纸空文！在此，民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社会价值，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而民法学者关注穷人、关注弱者、关注社会真真实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之人文主义博怀，得以淋漓尽致的抒发！而现代民法理论中的“人格”，则是一个混乱至极的概念。如前所述，这种混乱不仅来源于德国法上“权利能力”的运用，而且来源于人格权的创设，而团体人格的出现，则是加剧此种混乱的直接原因。这种混乱，不仅导致自然人的人格观念被囿困于私法之狭小领域，而且使之进一步脱离了财产法的领域，成为一个纯具伦理性的概念。与此同时，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在同等意义上的运用，则反过来又导致法人人格的伦理化（即所谓“法人亦得享有人身权利”），而民法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由此而产生。例如，当人们声称“人格权由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格关系而产生”时，怎么也不想想，无论作何解释，“人格”也是人的“法律地位”，亦即人格描述的是一种法律状态而非事实状态。有人格，方可有所谓“人格关系”发生。而如果人具有了人格，则人们之间因具有人格而发生的关系即为法律上的关系，而法律关系并非民法调整的对象而为其结果，所以，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所谓“人格关系”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先有人格的赋予，而后有平等人格关系的生成，再后才有人格权的发生，那么，脱离了“自由、安全、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和“生命、健康、名誉等”（具体人格权）之全部构成要素的人格本身，就无法直接使“人成其为人”（亦即自然人是因为享有人格权而非具有人格才成其为人）。这种不能直接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格”，还能叫做人格吗？如果说人们竟然将决定“人成其为人”的人格当作一种纯由咱民法赋予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将人格权作为一种纯由咱民法确认或赋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是表达了一种民法帝国的霸权主义的话，那么，当人们敢于公然声称“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25]时，人格的异化便已到达疯狂的顶峰！寻回在人格的保护狂潮中失落的人格，寻回在理性巅峰的超越中失落的理性，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其三，民法上人格权之财产化之反思。
依据奥布里和罗的极端理论，广义财产除包括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应包括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天赋财产”即人格权利，尽管他们这种把人格权利赋予财产性质的认识完全不符合有关财产权的一般观念。因为一项权利之成为财产权，其必须具备“可估价性”（能够用金钱等值）、“可转让性”（可以在生者之间转让）以及“可继承性”（可因权利人死亡而由他人继承），而任何人格权利均不具备上述特征。但是，奥布里和罗的此种思想（将人格与财产融合）的确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发展的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在现代社会，人格权（至少是某些人格权）的“财产化”甚至于“商品化”，早已成不争的事实。当自然人的姓名及肖像的使用权被作为纯粹的财产来进行交易的合法性被认可之时，当人格尊严的侵犯越来越单纯地导致财产赔偿（即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成为社会的共识之时，甚而至于，当“人”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财富来予以估价并转让之时（如被俱乐部标价“出让”的足球明星），人格与财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的估计，究竟应当以他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基准，还是更应当以他因具有一定的地位、身份、技能或声誉而拥有的财产资源（获得财产的可能性）为基准，竟有可能成为一个引起重大争论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某些法国学者在评价奥布里和罗在上上个世纪就广义财产理论所作的“夸张”分析时，认为这种认识也许正是一种真正的“先知先觉”。[26]事实上，当人格以其广阔的胸襟包容了“人成其为人”所需之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全部基本要素之后，各要素之间的交融或者转化，因其不会相悖于人格的本质，也就自然不会是一件不可理喻或者不可接受的事情。这样，伴随社会的发展，人格要素中那些原本被认为是非财产的精神要素或者伦理要素部分地转化为财产要素，便有可能寻找到合理的解释。不必遮遮掩掩地承认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身体可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财产。现今世界中谁能断言，再过一百年，人的生命不可以标价出售？
法律是由现实的逻辑构成的，但法律思想却可以依据未来的逻辑运行。世间不存在永恒，所以，试着改变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挣脱历史和现实的桎梏，飞向广袤无垠的天空。
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注释：
[1]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0页。
[2]引自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8页。
[3]法文中，“patrimoine”一词的原意为“祖产”、“遗产”、“家产”、“产业”以及“父亲向儿子转移其遗产”等（参见《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16页），我在撰写《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时，根据有关法文著作中使用这一用语的实际含义，将之译为“广义财产”。而法文中更为常用的“biens”一词，则与中文中“财产”一词的用法基本相同。
[4]AubryetRauparBertin，op.cit.，supra，note17，p.334。
[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及其注释；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6]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一直将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财产”（proprietas），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周楠：《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6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而在罗马法中，“一个物不是意味着物质客体，而是一种‘财产’，即能够在表明个人财产状况的财产清单（actif，aktive）中反映出来的任何物，以及他的对世权和从债中产生的对人权。死者的遗留物（遗产）也包括在财产之中，遗产构成了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复杂的集合体，但为了许多目的，遗产是作为单一的财产来对待（universitas-概括继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外国民法论文集》，第178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由上看来，罗马法中似乎也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罗马法将所有权之外的其它物权视为“物”，只是隐含着较之所有权更为宽泛的“财产”的观念，当这一观念中包含了对人权（即债权）时，即只可谓其形成了广义“积极财产”的观念。而当罗马人将包含义务的遗产作为单一的、整体性的财产予以对待时，广义财产的观念便基本成立。但对此，还需要更多的史料予以证实。同时，即使罗马法上确实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因其不具普遍意义，故充其量只能说，罗马法上已经“孕育”着广义财产概念的胚胎。
[7]A.M.Patault，Introductionhistoriqueaudroitdesbiens，P.U.F.，Droitfondamental，1989，no85.
[8]Jean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13。
[9]法国古代法（anciandroit），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法律，也有译作法国“旧法”或者“古法”的。
[10]FraneoisTerréetPhilippeSimiier，Droitcivil，Lesbiens，4eéd，DALLOZ，1992，Paris，p.5.
[11]在法国，于1988年12月1日颁布的法律给予不能劳动的穷人以一项最低收入（leR.M.I）。参见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p.24-25.
[12]AubryetRauparBertin，op.cit.，supra，note17，p.334。
[13]R.Saleilles，《法律人格》，Rousseau，2eéd，1902，p.478.
[14]L.Duguit，Traitédedroitconstitutionnel，SireydeBoccard，1913，t.III，2eéd.1913，p.309，citéparMalaurieetAynès，Lesbiens，p.17.
[15]FraneoisTerréetPhilippeSimiier，Droitcivil，Lesbiens，4eéd，DALLOZ，1992，Paris，p.9……
[16]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p.18。
[17]MalaurieetAynès，Lesbiens，p.18-19。
[18]如该法典第310条及以下条款、第419条、第1085条、第1363条第2款、第1364条、第1365条、第1373条及以下条款、第1922条第1款等。
[19]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03条、《德国破产法》第1条等。
[2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89页。
[21]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22][德]里特纳（Rittner）：《法律上的人和法人》，载《法律中的自由与责任：迈耶尔-哈约兹诞辰庆贺文集》，1982年，第335页。转引自[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57页之注释。
[23]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4页之注释。
[24][德]里特纳（Rittner）：《法律上的人和法人》，第57页之注释。
[25]引自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编第2条。
[26]参见：PhilippeMalaurieetLaurentAynès，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13。
内容提要：19世纪法国学者奥布理和罗创设的广义财产理论，将自然人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不仅阐释了《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债的一般担保以及概括继承之构成的机理，而且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人格之中所必须包含的财产要素，使《法国民法典》所张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其“人法”与“物法”之间得到贯通。但这一理论在《德国民法典》以后被逐渐忽略。由于权利能力概念的运用以及法人制度和人格权的创制，人格中的财产要素和精神要素均被剥离，导致现代民法上人格观念的混乱。重温广义财产理论，可以启迪我们对于财产观念、人格观念和人格权财产化等问题的反思，以重新认识财产的人格属性，寻回失落的人格。
关键词：广义财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