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法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8 12:53:47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1
健全和稳定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在对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设计之前，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行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惟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合理的设计，进而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1.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风险投资从萌芽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其间，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与风险投资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条件和办法》、《关于设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法规为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高技术风险投资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不断发展，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还缺乏风险投资的基本法，与其密切相关的辅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2.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法》为合伙企业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责任，又要双重征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这使得我国的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风险投资者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热情；大多数提供风险资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参与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亦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可见，有限合伙制是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另外，《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限制显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应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业法》的这一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关于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金额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限制无疑将造成大量资金闲置，无法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种资金采用风险投资形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3)关于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成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需要更多的股东参与。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尚未规定上限，但是却对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向社会募集。”事实上，在国外发起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的大多为专业性人才，他们组建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对于风险投资公司发起应认购股份的规定未免过高。
(4)关于风险投资基金供给的限制。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条件是有巨大的风险资本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本筹集渠道。风险投资多是以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这就要求风险资本较为雄厚，渠道来源较为多样。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风险投资基金供给来源不仅包括个人和政府基金，更为重要的是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我国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实力参与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养老基金管理规定》都不允许其参与风险投资活动。《保险法》对保险基金的运用虽然有所放开，可以以一定方式投入股市，但是对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投资行业则缺乏合理的规范和指导，极有可能导致保险基金从事风险投资的盲目性和过度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量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5)关于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很显然，按照这条规定，风险投资家无法要求风险企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的方式。”这条规定是允许风险投资家采用邀约收购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现行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同时又规定，收购方在持有目标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时要作出公告，且自该事实发生日起两日内不得购买该股票，当持股数达到30%时应当发出要约收购。由于初次公告时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购者目的过早暴露；持续购买的比例只有2%，当购买股数达到30%发出要约收购时，收购方要公告13次，这样必然会使收购目标的股票价格持续不断上涨，给收购方带来巨大的成本障碍。因而这显然是不利于风险投资家采用要约收购的方式从被投资企业退出风险资本。
(6)缺乏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对风险投资有各种税收优惠，即向投资于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倾斜，靠对个人所得的免税政策来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把资金投向风险投资领域，即使投资失败了还有税收减免来减少损失。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法律和政策，我国现行税法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是采用“独立核算”原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在我国境内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外的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组织，都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风险投资公司要执行一般实业投资公司的税收规定，对投资公司的收入征一次税，同时对投资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税，这种重复征税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显然，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境外资金进入我国风险投资业。
(7)缺乏有限合伙法律制度。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继《公司法》之后，按照订立协议、区别处理出资方式和投资者责任形式等法律要求制定的又一重要的市场主体立法。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应提供一个有利健康的法制环境。该法为普通合伙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有限合伙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也没有估计到我国经济发展对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需求。所以，该法为普通合伙制量身定制，却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发展。该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第八条规定：所有合伙人“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法性。
(8)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完善。在风险投资运作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没有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可能有效保护风险投资的创新规律，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参加了若干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在相关制度上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他人商标或商号抢注为域名、将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联网供公众阅览下载、擅自将他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收编成书、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身权、名誉权或散布法律禁止的其他信息等问题，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均未涉及到。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尤其在风险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软件业内，盗版猖獗，屡禁不止，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另外，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配套法规尚显不足，应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设计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设计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
1.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扫除障碍。风险投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运行规则与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重大差异，而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对传统经济的法律调整。由于新旧两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差异，使调整两种经济运行方式的法律制度也有所不同。新经济的出现对现有法律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也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突破。现有法律体系由于时代局限，并为对新经济时代的风险投资加以调整，现有法律的许多内容甚至对风险投资的运行构成法律障碍。这已在上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了培育我国风险投资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指导、规范、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对现行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消除现行法律法规对风险投资设置的障碍。具体来说：
(1)修订《公司法》。《公司法》虽然为规范风险投资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础，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不少与风险投资发展相冲突的地方，因此，应该对之进行修订。具体来说：修改关于我国现有公司组织形式的规定，加入有限合伙这种公司形式，给予有限合伙以合法的法律地位；修改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能自由转让出资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发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的条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条件的条款。删除第十二条关于一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时，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的条款或者修改为由公司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改统一资本金实收制为例外资本金承诺制；扩大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的比重，以知识产权入股的比例可由出资人协商确定，法律不作硬性规定；放宽风险企业上市的条件等等。
(2)修订《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作为一部规范投资者出资方式、协调投资者权利与责任的重要法律，理应为推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应该修订《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有限合伙制为我国合伙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以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在处理出资方和投资者责任形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从合伙制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比法律更及时和有效。同时，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所以，修订《合伙企业法》的目的应该在于明确社会对合伙的约束，同时明确合伙的合法权益，而不应该对相关细节规定过细。
(3)修改有关限制风险投资供给的法律法规。包括《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对这些法律法规予以修改，适当放宽对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它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如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基金、保险金和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只能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这样做不仅可以满足养老基金、保险费用长期保值增值和增强商业银行自身生存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解决我国目前风险资本有效供给不足和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规模偏小的现实难题。
2.制定风险投资核心法律——《风险投资法》和《风险投资基金法》。在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一旦条件成熟，可制定风险投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法》是指导我国未来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基本法，在风险投资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这部法律主要是调整投资人、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投资权益和义务关系，应该对风险投资主体、对象、运行机制、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从指导思想上应该是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和规范基金的运作为核心，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充分保障风险投资参与者的正当权益，以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高效发展。
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工具，通过专业人员的管理进行分散的组合投资，从而分散风险。因此，风险投资基金是风险投资制度迅速发展的必要准备和关键。而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因此，针对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来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显得尤为必要。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时应充分赋予其对基金的发起、募集、设立和运作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权威。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基金法》应对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监管作出尽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风险投资基金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内容：(1)投资主体；(2)基金的组织形态；(3)基金的募集方式；(4)基金的交易方式；(5)基金投资的监管，等等。
3.建立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和政策。在风险投资业运作过程中还需要包括税收、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风险投资保险等辅助法律制度的支持，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体系，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加快发展。
(1)修改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首先，生产型增值税应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WTO成员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这意味着本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已纳税金可以在本期凭发票全部抵扣，尽管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不会全部转化到当期的产品或服务中去。所以，尽管总的税额不会减少，但会减轻当期纳税负担，从而有利于鼓励高技术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消除增值税重复征收带来的弊端。另外还应该适度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加强增值税的税收征管等等。其次，应该将判断纳税人的标准由“独立核算”原则改为“独立法人”原则，以解决合伙的双重税负问题，引导民间资金流入风险资本市场。
(2)制定《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相对于美、日等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落后。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高技术专家和法学家调查评估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对高技术保护的能力，发现存在的问题；对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探讨符合中国高技术发展实际需要又与国际水平一致的保护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进而制定专门的《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
(3)制定新的《破产法》。在实践中，总会有一部分风险投资难免失败，其中一部分甚至是血本无归的，这就使得破产清算成为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一种明智决策。因为如果不及时将投资退出，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破产案件，《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因而应加紧制定新的《破产法》，其中对于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破产问题应做相应规定。
(4)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法律制度。一是确立严格的准入制度；二是填补法律空白；三是加强对中介机构法律控制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有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是有关法律控制能落实到位的关键。
三、结束语
风险投资的有效运作对法律制度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事业得以正常高效运作的重要制度保证。然而我国奉行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决定了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设计任务的艰巨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对风险投资事业的保驾航护作用，我国尚需抓紧立法，弥补原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争取在短期内为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伯亭.创造有利环境大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J].中国软科学1998(11)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2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34-09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国际化的不断深入，跨境风险投资的目标从培养市场回到成功退出实现回报的根本。作为一种以高回报为目的的投资行为，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关系到跨境风险投资的募集、投资、管理和退出各个环节，只有足够的回报才能保证这种投资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找出对绩效有影响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路径，就是找出风险投资国际化的可行路径。
Sahlman[1]认为风险投资行业建立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跨境风险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由于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距离而放大，当跨境风险投资进入东道国时必然受到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包括对当地制度环境、商业准则的不熟悉和网络的匮乏等。本文从制度距离视角出发，根据Lerner和Tag[2]将制度距离分为法律质量、金融市场和科技发展三个子维度，来考量制度距离对跨境风险投资绩效的影响。
从法律质量维度来看，Armour和Cumming[3]研究发现，法律环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发达经济市场中的风险投资是建立在一系列强假设上的，这些假设与制度环境和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有关。包括：一是投融资双方相信法律体系是理性、透明和公平的，这让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合同能够以一个合理的成本来执行。二是经济存在充分的竞争，这让经济参与者有动力去追求边际效用的最大化。Jensen 和Meckling[4]提出的在投资者（主体）和企业家（人）之间存在冲突时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合同中的激励结构设计来解决。对投资人的保护主要来自充分的竞争和执行合同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法律制度。因此，以上的??假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不成立。所以法律制度本身会成为风险投资家判断投资的基础，Shen[5]认为法律制度（即公司治理、投资者权利保护、执法和司法）较弱时，风险投资就不能持续活跃，即如果法律制度对投资人保护得更加完善，法律的执行效力越高，那么其投资的可能性应该也就越大。
从金融市场维度来看，
Li和Zahra[6]证明经济增长与风险投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经济发展越好，行业发展越活跃，就会创造越多的投资标的。同时，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被投资企业也会加速增长，这会提高风险投资的回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发展与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更是密切相关。股票市场缺乏深度和流动性，那么风险投资就不能持续活跃。如Shen[5]提出美国是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市场体系，其风险投资市场非常活跃；相对来说，德国和日本都是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市场体系，其风险投资市场都不活跃。Schertler和Tykvová[7]证明资本市场的繁荣有利于基金融资和寻找投资机会。
从科技发展维度来看，
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创新系统的体现，其创新水平会影响到创业活动，而创业企业是风险投资的标的。Aizenman和Kendall[8]提出美国几乎所有高科技行业都获得过风险投资，Guler和Guillén[9]也证明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外资风险投资正相关。风险投资家进行跨界投资的动因主要是寻求更多的机会和目标，来获得更高的回报。全球创业观察（GEM）的全创业活动（TEA）数据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创业指数最高，为外资风险投资提供了充足的投资机会，并更为重视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企业。
进一步查看制度距离对跨境风险投资绩效的影响。Li等[10]认为制度距离会造成跨境风险投资退出困难，降低退出成功率，影响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详细来看，对于法律质量因素，Nahata等[11]认为可以通过改善法律权利（和执法）来减弱制度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来提高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对于金融市场因素，Wang等[12]认为自由市场为早期未盈利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自由市场的政府往往起到帮助而不是掠夺的作用，这对风险投资的生存和成功至关重要，即经济自由度（IEF）越高，拥有外资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通过IPO或M&A退出的可能性越大，并且投资持续时间越短。另外，市场回报率与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可能成正比，东道国风险投资的总融资量与信息披露质量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成正比，东道国人均GDP与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可能成反比。对于科技发展因素，创业活动本身是科技活跃的表现，Wang等[12]认为东道国的创业活动与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可能成正比。
以上的文献分析均基于全球数据，制度距离会对跨境风险投资绩效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但通过改善和发展被投资国的投资环境、退出环境和科技环境可以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本文采用中国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来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在制度距离影响方面的特异性。这有利于观察风险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过程、可能的发展路径、遇到的障碍和解决的方法，对跨境风险投资机构，尤其是中国的跨境风险投资机构向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发展有指导性意义。
二、研究假设
（一）法律质量
法律质量主要体现在腐败、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和是否存在暴力/恐怖主义、立法质量、民众的发言权和问责权以及法治能力（包括合同执行力、产权保护力和执法能力等）六个方面。当一个地区的腐败度很低、政府效率很高、政治稳定、没有暴力/恐怖主义、有很好的立法质量、对于政府的行政和执法民众有较高的监督权、商业的合同可以得到良好的执行、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时，这个地区的企业会更有效地通过政府的审批，减少时间和人力成本，违约等问题造成的成本会降低，因暴力等造成的“黑天鹅”事件成本降低，并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创新，也就是说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会提高。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东道国法律质量越高，跨境风险投资绩效越高。
Wang等[12]指出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法律质量呈互补关系。当投资国的法律质量高于东道国时，在条件相同时，风险投资家更愿意投资法律质量好的本国企业，那么跨境风险投资机构选择去法律质量相对差的东道国投资必然需要相对的补偿。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法律质量水平差异越大，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Porta等[13]指出不同的法律渊源会有不同的法律质量，即普通法国家向投资人提供最好的法律保护；德国和斯堪德纳维亚法系国家居中；而法国法系国家向投资人提供最差的保护。在法律实施质量方面从高到低的排序则为斯堪德纳维亚、德国、普通法和法国法系。既然不同的法律渊源代表着不同的法律质量，而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法律呈互补关系，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法律渊源越不同，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二）金融市场
东道国经济规模越大，其金融市场越发达，创业者越容易获得资金，其体量也就越大，为风险投资提供优质项目的可能性越大。Black和Gilson[14]提出美国风险投资行业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拥有繁荣的资本市场。Wang等[12]提出通过东道国的市场自由度、资本市场回报率、风险投资融资总量和人均GDP几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
Kanovsky[15]?J为欧洲市场一体化和美洲共同市场的成功是源于创业者和外来资金的自由性，这扩大了投资和生产的市场范围，而苏联经济一体化和东欧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可部分归咎于政府的控制和对外资风险投资的排斥。自由市场为早期未能够获得盈利的大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拥有自由市场的政府对于企业来说往往起到帮助而不是掠夺的作用，这对风险投资的生存和成功至关重要。由此可见，经济自由度（IEF）越大，拥有跨境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通过IPO或M&A退出的可能性越大，并且从投资到退出所需时间越短。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4：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IEF）越高，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东道国资本市场回报率越高，说明通过IPO退出的收益越高，风险投资进行再投资的资金就越充裕，可以形成良好的投资循环。另外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进行融资，转而用于并购的资金越多，并购也就越活跃，退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5：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回报率越高，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东道国风险投资总额越高，说明风险投资在该国越活跃，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越大。Schertler和Tykvová[7]认为繁荣的风险投资市场，会拥有更为有效的信息和竞争环境，有利于跨境风险投资机构寻找优质项目和降低投资及监督成本，进而提升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6：东道国的风险投资总额越高，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根据Solow[16]、Koopmans[17]与Cass[18]提出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成反比。简单地说，在一定条件下，如相似的科技或偏好，较穷国家的增长速度要比富裕国家更快，即Barro[19]所说对于穷国来说，人工成本较低，所以产品的边际收益就会更高。那么对于跨境风险投资来说，东道国人均GDP越低，其可能产生的边际收益就应该越高，即与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可能成反比。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7：东道国的人均GDP越低，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三）科技发展
风险投资的本质是对高额资本回报的诉求，使其更青睐于风险较高的创业早期和高科技企业，这样的企业更具有高成长的潜力。Black和Gilson[14]证明东道国的创业水平与风险投资活力息息相关。虽然很多创业与科技本身无关，但新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是通过创业来实现产业化，所以可以用创业水平来衡量科技发展水平。因此，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跨境风险投资潜在标的的数量与质量。也就是说，东道国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优质项目的数量越多，跨境风险投资可成功退出的项目也就越多，其绩效也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8：东道国的创业水平越高，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数据来源于1985―2015年投中CVsource数据库、清科数据库、中国风险投资研究员（CVCRI）数据库和公开数据，为避免联合投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只选择了跨境风险投资单独投资于中国企业的项目，共获得跨境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项目3 985个，以此为样本展开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因变量Ysuccess（i）是虚拟变量，是对在第t年投资的项目i是否在第T年成功退出的衡量，用Y1表示。Yduration（i）是成功退出所用的时间，按照投资年份与成功退出年份之间的差值来计算，用Y2表示。当被投企业在2015年12月31日前通过IPO或者M&A方式退出，则认为此项目成功退出。当一个企业接受同一个基金的多轮投资并成功退出时，几个轮次将分别计算成功次数。理想的状态下，可以通过计算跨境风险投资基金的直接回报率来衡量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但是，由于风险投资属于私人投资，不需要向公众公布其具体收益，所以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成功退出（包括IPO和M&A）的可能性来间接地计算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这种方法被Hochberg等[20]、Sorensen[21]、Zarutskie[22]与Nahata[23]等应用。
自变量共8个，由于不同变量对跨境风险投资退出的影响可能是在投资前、投资中或退出时，所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时间的数据。
Xlegal（T）是对中国法律质量的衡量，用X1表示，数据来源于最新版本的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tors（WGI），如Li和Zahra[6]用六个维度的平均数来衡量法律质量。选择退出年份是因为本文查看的是法律质量对退出的影响。由于WGI数据是从1996年开始计算，所以1996年前跨境风险投资退出的项目数据缺失。同时1997年、1999年和2001年没有数据，本文分别采用1996年、1998年和2000年的数据来补充这三年的数据。这三年选择前一年的数据是因为退出时间分布在第T年全年，而第T-1年的状况与退出时的状况最为相近。
Xdlegal（f，T）是跨境风险投资机构所属国f的法律质量与中国法律质量的差值，用X2表示。数据同样来源于WGI。
Xlorigin（f）是衡量投资国f与中国法律渊源差异的虚拟变量，用X3表示，如法律渊源一致，那么取值为0，不一致则取值为1。本文采用Porta等 [13]的分类方式将中国内地的法律体系归属于大陆法系，非大陆法系的投资国均取值为1。
XIEF（t-1）是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简写为IEF），用X4表示，由Wang等[12]采用，这一指数是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在1995年创建的，用来衡量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程度。1996年前投资的项目，此项数据缺失。Xrstock（T-1）是退出年第T-1年在中国上海交易所股票市场的回报率，用X5表示。Xrstock（T-1）=（最后交易日收盘指数-上一年最后交易日收盘指数）/上一年最后交易日收盘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由于中国股票市场于1990年12月9日正式开始，所以1990年按照12月9日的开盘指数与1990年12月31日的收盘指数来计算市场回报率。XVCinvest（t）是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在投资年份第t年的投资总额，用X6表示，这一数据衡量的是风险投资行业的整体活跃程度，对投资的成本产生影响，所以选用投资年份的数据。数据来源于整理后的数据库。XGDPc（T-1）是退出年第T-1年中国人均GDP，退出前的经济状况影响退出的可能，用X7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
XGEM（t）是对投资年份第t年中国创业水平的衡量，使用全球创业观察（GEM）的数据，用X8表示。2002年和2008年数据缺失。
（二）模型构建
本文模型（1）―模型（6）采用Probit模型，以及替代的多元回归模型。之后采用相同对应变量进行Cox Hazard检验。为了避免自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选择不相关的自变量建立检验模型来验证假设。具体如下：
Prob（Y1=1）=α0+∑αnXn+ε（1）
h（Y2）=h0（t）exp（∑βnXn）+ε（2）
Y1=γ0+∑γnXn+ε（3）
其中，Prob（Y1=1）是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的可能概率，α0是常数项，αn是自变量的系数；h（Y2）是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所需时间的生存函数，h0（t）是常数项，βn是自变量的系数；Y1是成功退出因变量，γ0是常数项，γn是自变量的系数。Xn是相对应的自变量，ε是残差。
四、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1988―2015年，有外资参与的风险投资共有3 985起，涉及金额达到635.71亿美元，共涉及26个外资来源国/地区。成功退出数量最多的是美国，达到346起，包括202起IPO和144起M&A。所有机构的平均投资退出比为17.79%，即将近18%的项目投资后可以成功通过IPO或M&A完成退出。其中，俄罗斯的投资退出比最高达到50%，其次是加拿大达到46.67%。投资退出比最低的是南非，仅有3.28%。而美国作为成功退出项目最多的国家，其投资退出比仅有16.00%，低于平均值。
如果风险投资投资的年份和退出年份相同，那么其退出时间按照0年?算。根据统计，所有机构的平均成功退出时间为2.8500年。平均退出时间最高为丹麦的12年，最低为澳大利亚的0年，即在投资当年实现成功退出。一般风险投资基金的存续期为3―5年，退出时间也一般保持在存续期内，如基金到期还无法实现退出，那么基金就需要考虑延期，或者以其他方式退出，包括清算等亏损方式。实现退出的时间太长则会影响资金的利用效率，增加机会成本；实现退出的时间过短，则很可能是IPO或M&A前的突击入股，帮助企业实现上市或并购，但其为企业提供的其他增值服务相对较少，对企业实际增长的作用不大。
本文涉及的上市企业分别在17个不同的交易所上市，分布在9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美国、中国、新加坡、英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德国和日本。外资机构占IPO总数的55.15%，比中资机构占比更多。同时，外资机构更青睐于中国境外市场，在境外市场上市占比达到79.56%。相对来说，中外合资机构也以境外上市为主，但在选择在中国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上市的数量占比要比外资机构高13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中外合资机构对中国法律和文化更为了解，相对来说拥有更好的境内网络资源，所以更愿意在中国境内上市。但总体上，境外上市是IPO的主流，这也证明了有外资参与的机构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扩展境外市场。
本文共涉及因变量2个，自变量8个。对这10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共有3 985个观测值，其中709个成功退出。
从表1可以看出，X1所代表的中国法律质量均为负值，最高为-0.4213，最低为-0.5972。相对来说，投资国或地区的法律质量与中国相差（X2）较大，好的比中国高2.3900，差的比中国低0.3026，均值为1.7688，说明绝大多数的投资国或地区的法律质量远好于中国。在法律起源方面，X3的均值为0.8891，说明绝大多数的投资国或地区的法律起源与中国不同。X5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回报率，最高为130.43%，最低为-65.39%，平均回报率为47.56%，回报率的波动幅度较大，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并不稳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可能受到境内外经济与政治的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人均GDP（X7）变化较大，从1 663元增加到47 203元，这代表着中国从1988―2015年经济的迅猛增长。风险投资的总金额（X6）变化巨大，从1个项目没有投资额记录，增长到年投资5 715个项目，金额达到990.7312亿美元。
（二）相关性分析
表2是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和显著性统计，因为变量较多，可能出现多重比较谬误（Multiple Comparison Fallacy），所以使用Sidak方法进行相关显著性调整。
从表2可以看出，很多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不能在同一模型中测试这些自变量，会造成多重共线性影响。所以本文对每个检验的变量进行筛选，在测试不同假设时选取不显著相关的变量。
五、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Probit模型实证结果
表3是利用Probit模型得出的各因素对跨境风险投资绩效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1）中，中国法律质量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Nahata等[11]的结论相反，也与假设1相反。可能是因为所采用的数据对中国的法制评分皆为负数，虽然可能存在衡量偏差，比如国际上对中国的制度和法律存在误解或误判，但这可以说明中国的法律质量在国际世界的眼中较差，所以中国的法律质量成为了逆向指标。当中国的法律质量越差时，通过其他方式，如“关系”等越容易帮助跨境风险投资机构退出。相对来说，当中国的法律质量越好时，其他方式难以施展，而走正规途径又面对法律效率低下、门槛和审批过多等问题，造成退出困难。所以在中国东道国的法律质量越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越高。模型（2）中，法律质量差异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2的推断。当跨境风险投资放弃本国的投资机会，选择在中国投资时，跨境风险投资所在国的法律质量越好，那么他们在中国会寻求更高的绩效，来弥补其放弃本国项目的机会成本。这一变量可以作为制度距离的变量，因其最能反映投资国或地区与中国的制度差异。
模型（3）中，法律渊源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投资国或地区与东道国的法律渊源不同时，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高。这与法律质量差异的影响一致，当法律渊源不同时，跨境风险投资就需要更高的回报来弥补其放弃在法律渊源相同国家投资的机会成本。同时中国经济自由度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Wang等[12]结论一致。中国经济自由度越高，那么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好。可以看出，对产权的保护、对商业和财政等约束的放宽有利于跨境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投资运作，对成功退出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中国市场回报率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Wang等[12]结论相反。因查看的是退出前一年的投资回报率，所以看做投资回报率越高，在退出当年通过IPO市场退出的需求越高，这增强了IPO市场的竞争强度，而有外资背景的企业与中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行政审批力度不同，外资在中国IPO市场上处于劣势，所以资本市场的回报率高对并购产生的影响不足以抵消IPO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造成结果的不同。
模型（4）中，中国风险投资总额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假设6的推论相反，即当中国的投资总量越大时，中国风险投资市场越繁荣，但跨境风险投资的退出可能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当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繁荣时，可投资的资金增加，中国也会出现钱多项目少的现象，造成投资的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同时，可投资项目数量一定时，投资机构数量的上升会导致项目筛选门槛降低，项目质量下降，从而降低了成功退出可能。
模型（5）中，中国人均GDP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中国人均GDP越低，边际收益越高，跨境风险投资越容易实现成功退出。或者说，在中国人均GDP较低时，跨境风险投资机构所带来的资金对中国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本土缺少资金来支持项目，所以跨境风险投?Y机构的资金利用效率和效用也就越高。同时来自本土的竞争也较低，项目资源充足，可以让跨境风险投资机构以更低价钱，选择更为优质的项目，这些都会提高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同时，中国创业水平与跨境风险投资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符合Wang等[12]的结论，即中国创业水平越高，可投资项目的数量越多，跨境风险投资可筛选的范围越广，投资项目的质量越高，其绩效也就越好。这说明中国推动大众创业有利于跨境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模型（6）中，中国的法律质量、股票市场回报率和人均GDP都在1%水平上保持负相关，创业水平在1%水平上保持正相关，与前面的分项证明结果相同，说明这些结果非常稳健。但法律质量差异不再显著可能是与法律渊源显著相关造成的。但本文通过vif检验（最高值3.5500，平均值1.7500）证明模型（6）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Cox Hazard模型实证结果
利用Cox Hazard模型对退出所需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在用Cox Hazard模型处理数据时发现，当退出年份为0年，即当年退出时，模型会按照截尾数据去除掉，所以为了扩展可用数据，将所有的退出年份增加1年，这样可用观测数据达到709项。Cox Hazard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模型（2）的主变量均不显著，即法律质量差异、法律起源均无法影响机构成功退出所需的时间，对退出的效率不产生影响，说明法律质量差异对成功退出的可能产生影响，但并不影响退出所需的时间，也就是说退出的时间长短更多地取决于东道国本身的变量。其他变量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1）中，中国法律质量越高，越会降低近期成功的可能，并且降低的概率达到约95%。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法律质量较差的国家，法律质量的提升会严重影响跨境风险投资机构利用其它非正规渠道退出的可能，也就是说随着东道国法律质量的改善，跨境风险投资在旧有退出方式受到冲击时，还无法在新的法律制度框架下找到符合法制改革的退出方式。模型（3）中，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跨境风险投资近期退出的可能越低，降低约10%。这可能是因为自由度提高后在给跨境风险投资提供更为可靠的投资和退出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退出市场的竞争程度，所以减缓了退出的速度，但在整体上仍然促进成功退出的实现。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回报率越高，跨境风险投资在近期退出的可能越高，约提高17%。也就是说，在资本市场回报率较高时，跨境风险投资机构会尽可能在回报率高时退出，这符合资本市场的基本诉求。相对来说，当资本市场回报率低时，机构会延迟退出，等待更好的退出时机，以提高实际投资回报率。
模型（4）中，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越高，跨境风险投资在近期退出的可能越高，符合假设6。笔者认为风险投资总额越高说明在项目投资时市场上的资金足够充足，投资市场的繁荣促进信息的透明和交流，这有利于加快项目的退出速度。
模型（5）中，在东道国人均GDP较低时投资，不但退出的可能增加，退出的时间也会缩短。这既因为投资时竞争较低，可以选取优质项目，还因为退出时的竞争也较低，有利于加快项目的退出。但这一系数为0.9999，所以人均GDP提高对降低近期退出的概率仅为0.01%。所以虽然人均GDP的影响很显著，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同时，中国创业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退出可能，还可以加速退出可能，提升的概率达到了9.94%。进一步证明了“大众创业”政策对跨境风险投资绩效的重要性。
模型（6）中创业的影响与模型（5）的结果相反，其原因是纳入的经济自由度指标与创业指标显著负相关，在纳入统一模型后加强了经济自由度的影响程度，对退出速度降低约60%，同时改变了创业指标的影响方向。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由项目选择带来的偏差，和同一基金多轮投资重复计算带来的偏差，本小节仅选用第一轮投资项目（包括天使投资和A轮投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多包括观测项目2 344项。在对筛选过的数据重新进行检验后发现，对于Probit模型来说，除法律渊源不再显著，即不支持原假设外，其他变量结果均一致，并且显著性均达到1%的水平，所有模型的R2也均有所增大。对于第一轮投资的项目来说，法律渊源并不能影响跨境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对于Cox Hazard模型，中国的法律质量不再显著，即法律质量的改善不会降低第一轮投资项目的近期退出可能。这可能是因为第一轮项目的投资时间较长，其平均退出年限为3.6880年，而所有项目的平均退出年限为2.8520年，中国法律质量改善对长期项目来说，他们可以通过更长的时间来适应新的法律法规，找到合规的方式来实现退出，所以中国法律质量对近期退出可能的作用不再显著。同时，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和市场回报率也不会影响第一轮投资的项目在近期退出。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影响跨境风险投资的制度距离进行多维度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法律质量距离越大，跨境风险投资成功退出的可能也就越大，绩效越高，但并不影响退出所需的时间，退出的时间长短更多地取决于东道国本身的金融市场和科技发展水平。本文关于法律质量方面的结论与前人根据全球数据得出的结果相反，这证明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境风险投资输出国在法律质量方面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特别是中国的法律质量越好，跨境风险投资的绩效越差，与Nahata等[11]利用全球数据得到的结论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法律质量评分长期处于负值状态，所以通过“关系”等非正规途径退出在中国比较流行，但随着中国法律质量逐步改善，非正规途径不再适用，而正规途径又存在审批环节繁杂和门槛过多等问题，使得退出更为困难，降低了跨境风险投资绩效。但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明显，随着中国法律质量的不断完善，法律执行效率的不断提高，跨境风险投资通过对正规途径的不断学习和深入了解，可以更好更快地通过正规途径实现退出。
本文两个模型（Probit模型和Cox Hazard模型）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相反的。经济自由度可以提高退出的可能，但会降低近期退出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对退出的影响是长期的，而并非短期的。反之，市场回报率和风险投资总额会降低退出的可能，但会提升近期退出的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对退出的影响是短期的。从上述变量可以看出，经济自由度代表的需要长期积累、政策变化才能实现的长期变量在短期内影响有限；相对来说，市场回报率的短期经济表现只在短期可以对绩效产生影响，在长期来看，短期的刺激往往可能产生相反效果，即在长期降低绩效。特别是人均GDP在两项检验中得到一致的结果，即人均GDP越高，跨境风险投资退出的可能性越小，近期退出的可能也越低。这就说明，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在短期和长期均可获得更好的回报。其次，创业指标也表现了对绩效促进的一致性，即创业水平越高，跨境风险投资退出的可能越大，近期退出的可能也越大。这说明投资创业活跃的国家，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
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如下建议：为了吸引跨境风险投资，中国应该继续推动“大众创业”政策，鼓励跨境风险投资延长持有投资项目的时间，以适应中国法律环境的改变和改善，这样跨境风险投资就可以切实地提高投资绩效从而增加其投资意愿；对于中国风险投资机构对境外进行投资，应该选择人均GDP较低、但创业活力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有利于机构在境外较快地实现退出，有利于中国风险投资机构在境外市场建立声望和发展网络，为提高长期的绩效和影响力打下基础。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3
一、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引进风险投资的条件已成熟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加大资金投入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等概念的提出大大提升文化产业的地位和比重，大量文化产业从此出现。但由于我国文化企业起步晚、实力弱、规模小、风险高，所以很难找到适合的投资、融资机构进行合作。而风险投资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投资方式，是由金融家或机构投入到有巨大潜力、高成长性、新兴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无论是从投资理念还是投资机制，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形式都与风险投资的标准相契合。
2、风险投资领域、投资强度在不断扩大
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新兴的文化产业不断诞生。随着合作的深入发展，风险投资者的利润收益在不断提高，投资强度和投资领域都在不断扩大。从一些互联网创业者平台公布的信息就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企业获得融资。例如，从36氪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近一个星期，就有近百个文化企业完成了首轮融资，金额都基本超过了百万美元，其领域涉及到数字娱乐、趣味社交、在线教育、旅游户外等多种领域。由此可见，风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强，领域越来越宽。3、文化产业的研发阶段投资力度不足风险投资者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一般只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提供大量的资金投入，对起步阶段的企业的投资力度极小。风险投资者对于处于研发阶段的企业兴趣强、有期望，但一般都是只立项，实际资金投入少之又少，基本属于观望状态。这导致风险投资在文化产业上的投资金额和项目不对等。而文化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研发阶段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此时风险投资不愿拿出大量资金进行合作，导致了该阶段的投资力度严重不足。
二、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面临的法律问题
1、文化产业的成果保护制度不健全
文化企业的产品存在形式一般是无形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如何保护一个企业的智力成果是一个文化企业是否能够长远发展下去的关键问题，但中小型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相互抄袭模仿现象严重。对风险投资者来说，企业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保护措施是否完善是其决定投资与否的重要参考。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起步晚，发展不够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较为分散化，各法律法规之间有所出入、甚至出现矛盾，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例如，我国的《专利法》和《商标法》的法律条例在范围和力度上存在差异。
2、风险投资缺乏政府监管及相关法律保障
由于风险投资属于新兴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形成健全的体系。目前我国现有的风险投资的制度政策都只是起到宏观上的指导作用，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例，可操作性差。没有政策法规的规制，造成了很多投资者错投、滥投，最终投资失败。另外，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也导致了不规范的现象出现在投资过程中。在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方面，政府虽然对文化产业有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但力度和效果都不明显，很多民间资本都很难进行风险投资。
3、风险投资者的机制缺陷
风险投资者必须通过中介机构来与政府、文化企业以及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交流合作，而当前我国的中介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很多机构在政策、法律服务方面的工作都不够到位。两方的交流渠道不够畅通以及缺乏法律政策的支持，极易造成决策失误及投资失败。另外，风险投资机构对客体的甄选机制僵化。由于缺乏专业性的判断能力，风险投资者会优先选择口碑好、信誉强、有一定名气的企业进行投资，忽略很多有潜力、有想法的中小型文化企业。还有，有时一家文化企业的风险投资者不止一位，可能两位甚至多位。多位投资者同时作为企业的股东，其在公司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这就需要相关制度来规范风险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解决投资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解决上述法律问题的几点策略
1、健全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对于企业成果的保护，需要一个健全的保护制度。国家一定要加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工作，健全保护制度，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国家还要加强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进行一定的修正，对当前各法律之间知识产权不对称问题着力进行解决，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的完善。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有利于风险投资者看到文化企业巨大的发展前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加强政府监管，建立相应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完整的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这与国家长期以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国家政策方面看出投资导向，也就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当前情况下，必须加强政府对风险投资者的监管，给予风险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改变风险投资者盲目投资的现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引导正确的市场走向
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存在很多矛盾与冲突。风险投资者对投资缺乏判断力，容易忽略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的中小型文化企业。政府要做好相关的风险防护措施，建立良好的金融环境。政府要对企业信息进行一定的规范，防止出现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现象出现。政府要做风险投资市场的领头羊，帮助风险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导向，引导正确的市场走向。
四、结语
面对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政府监管问题和市场机制问题，我们必须健全文化产业的成果保护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引导正确的市场走向。风险投资进军文化产业市场已经是大势所趋，保障风险投资与中国文化产业的相互结合，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积极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推动风险投资与文化产业的有效结合。
作者:孙悦凯 单位:中城银信控股集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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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飞，华德志，陈磊等.文化产业引入风险投资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中国商界，2011.59-59.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4
[关键词] 风险投资金融法环境完善
一、风险投资的含义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也称创业投资，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NVCA）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专业人员或专门机构向那些刚刚成立、增长迅速、潜力很大、风险也很大的中小型企业，主要是高科技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并积极参与其管理，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商业投资行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为:风险投资是一种向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建企业或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资本的投资行为。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这样看来，其实“风险投资”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非法律术语。
简单地讲，风险投资就是投资公司寻找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投资并拥有这些被投资企业的股份，并在恰当的时候增值套现。风险投资的投资对象多为处于创业期（Start-up）的中小型企业，而且多为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是现代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制度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科技产业化的进程，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从法律角度分析，风险投资并不那么神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融资，风险投资按照引入阶段的不同分公司注册前引入和公司成立后引入，在法律上看，前者实际上就是引入一名股东，风险投资资金就是其出资。后者涉及的是公司资本的登记变更问题。
二、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法环境
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人们热心利用资源、创建财富的前提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带有金融运作特点的特殊投资行为，对法律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由于风险投资自身即具有较高的商业风险，所以风险投资公司绝不愿意同时面对较高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法律的健全与稳定与否是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在确定是否投资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
风险投资涉及的法律法规极为广泛，以下主要从金融法方面介绍和分析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
1.《证券法》环境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对《证券法》进行了修订，但此次修订也主要是针对主板市场进行规范和完善，遗憾的是，二板市场的设立依然没有纳入《证券法》，而设立二板市场则是解决风险投资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极强的针对性，主要发行人为高科技领域内运作良好、成长性强的高科技企业，而对企业规模和过去的经营业绩要求较低。
我国《证券法》第50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2）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三千万元:（3）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4）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这种股票申请上市的条件不符合风险投资的客观规律，风险投资项目公司很难满足。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退出机制，大致分为四个层次:一是通过股票市场;二是通过二板市场;三是通过柜台交易市场，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店头交易市场;四是地区性证券市场。而通过二板市场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则是主流形式。如美国的NASDAQ证券市场则是二板市场的典型，素有“高科技企业摇篮”之称，培育了美国的一大批高科技巨人，如微软、英特尔、苹果、思科、戴尔等，对美国以电脑信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美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NASDAQ巨大的示范作用下，世界各大资本市场也开始设立自己的二板市场。
对于建立我国二板市场一些反对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对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善，监管水平等各方面的担忧。但这些方面恰恰不是关系着二板市场建立与否的关键问题。是否建立二板市场的关键是需求，也就是我们是否需要二板市场这样一个风险资本退出机制，至于建成之后的运转问题恰恰可以在建立之后来解决。就如现在我们已有的一板市场问题也非常之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建立深圳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没有成功。所以只有首先建立起我国自己的二板市场才能在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上不断探索，才能在风险投资和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上不断探索。从数据上看，到目前我国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超过了200家，仅2006年上半年，中国的风险投资额就达到7.72亿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增幅高达128%。而私募基金上半年在中国的股权投资额也高达55.6亿美元。为此，投资公司拓宽风险资金的退出渠道也是必要的。
风险投资的成功模式应该是“科技＋风险投资＋创业板”市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尚无为风险企业设立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对上市公司要求较严格，风险投资企业想通过主板市场退出非常困难；选择海外资本退出，成本过大；而从处理各方面关系看，协议转让退出比上市退出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种方式要涉及原股东之间的关系，拟退出股东与拟受让方之间的关系、拟退出股东与项目公司经营团队之间的关系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影响转让工作。由于缺乏合适的退出方式，造成“风险资本风险企业增值（或亏损）风险资本退出再投资”的循环链的运行不畅，阻碍了风险投资的飞速发展，这也是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
去年下半年起，我国开始酝酿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旨在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个上市条件相对较宽松的直接融资渠道。这说明我国也迈出了设立二板市场的步伐，但这与国际上的二板市场还有较大差距。今年4月19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说，高新技术企业板需要改变提法，称为二板市场。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上的改变，这意味着该市场的上市规则和交易办法将进一步向国际上的“二板市场”靠拢。无论如何，很多方面的法律都还需要配套，比如如何对高科技进行评估和确定、如何进行股票上市的评审、如何确定交易程序等，这些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前，在我国设立二板市场这方面的著述十分丰富。在此，需要强调指出，二板市场必须是全流通市场。虽然二板市场不是专为风险投资退出而设立，但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从原有公司退出以便进入新一轮高科技项目投资的重要保障。考虑到风险资本通过股权转让退出投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企业所形成的股权应视作公众股，相应地，二板市场中不再有公众股、国家股和法人股的划分，而是一个全流通市场。
总之，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就谈不上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一个特点是对高风险同时又是高回报的科技项目进行投资，培植成功后将其出售，收回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如果投进去成长了，却没有一个退出机制，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投入几个高科技公司后可能就用完了，也就无法形成良性的风险资本的循环和扩张，何况风险投资并非都成功，当风险投资公司认为项目不成功或有比较利益更好的项目出现时，就更需要能及时退出，否则，风险资本就不敢轻易投入。这对国内的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是一个十分致命的约束，在《证券法》中明确二板市场的设立意义重大。
2.保险法与商业银行法环境
发展风险投资，没有巨大的风险资金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金筹集渠道是不行的。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很明显，政府不应该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的介入主体应是民营企业为主，通过市场竞争发展起来。从国际上风险投资发展的成熟经验来看，政府主要是制定游戏规划，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以及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营造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科技风险投资业的环境，而不是充当投资主体。我国为什么会出现投资主体单一的现象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许多机构对风险投资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相关的法律规定束缚了我国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如《保险法》第105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 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我国的《贷款通则》、《养老基金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构造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民营官助”为主的模式转变。要大力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及高科技企业参与风险投资，修改《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放宽对保险基金、信托投资机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介入风险资本运营的限制，多方面动员民间闲置资金，在扩大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同时，促进风险投资机构出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原有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为主的模式向“民营官助”风险投资机构为主的模式转变。这将有助于确立我国风险投资运作的市场原则，及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行政干预和“软预算约束”问题。
以上主要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当前风险投资的金融法环境。事实上，与风险投资法律环境完善联系较为紧密的还包括企业法、知识产权法及尽快出台《风险投资法》和完善税收法律法规等。在此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三、结论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离不开风险投资，发展风险投资离不开完善的法律环境。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建设，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很快，已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为可喜的是，一些滞后于发展现状的法律法规已经得到了修改，甚至有些地方如北京中关村等地进行了大胆地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时代总是在不断前进，事物总是要不断发展的。自然，良好的风险投资法律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律对经济的保驾护航作用，建议根据国外的成熟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继续完善立法，弥补原有法律的漏洞和缺陷，争取在短时间内建立和完善一套风险投资的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以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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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info.省略，2003-10-20 10:31:14
[5]李永周马军伟:《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中国科技论坛》，2005，2
[6]王晓龙:《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实践与探索》，省略 2005年08月20日 15:01
[7]王晖:《在滨海新区设立创业板的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2月
[8]《2006年中国风险投资业研究咨询报告》， 2006年8月
[9]祁榕:《对当前创业投资运作和发展的思考》，《中国科技论坛》，2005，2
[10]张秀岩:《英国风险投资对我国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05，1
[11]《风险投资体制创新研究》，《市场报》，2001年08月06日第十一版
[12]石建民:《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思路》，省略/2004-12-30 8:24:01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5
关键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式转变为综合国力及经济形式的竞争。我国中资企业也顺应这一潮流，实施“走出去”政策，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其中不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有时中资企业未能很好把握投资规律等原因，必然会存在投资风险，如何应对，提高投资管理能力引起许多海外投资中资企业的重视。
一、目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情况分析
1.中资企业的投资规模不断增长。近几年，由于很多央企领头进军国际市场，并且进行大规模并购，整体的海外投资规模在不断增长，2010年投资净额流量比上年同期增长22%，并且呈现连续9年增长的态势。我国也逐渐超越日本、英国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后劲十足。
2.中资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最初海外投资的领域只有有限的几个，目前几乎已经拓展到全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企业逐渐向农业、资源等行业投资，海外投资门类齐全，好多领域像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等等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00亿美元，前景可观。
3.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海外投资方式逐渐由最初的绿地投资转变为收购、交叉换股等方式，甚至，很多的中资企业也开始使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并购的数额也逐渐增大。
4.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区域多样化。我国中资企业的最初投资地区多在港澳或者欧洲等地国家，还有部分非洲援建的国家，进军的地区非常局限。目前，投资区域逐渐呈现多样化，周边的国家，东欧、南非等各个区域基本都出现了中资企业。
二、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
1.政治风险
中资企业所投资的国家存在的可能发生的政局、社会的动荡就是海外投资要面临的政治风险。国际上，政治风险导致投资失败也时常可见，尤其很多中资企业在非洲很多动荡国家的投资就很谨慎。此外，经济不太发达治安混乱或者种族主义比较明显的地区也会增加投资风险；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引来了反华、制华的敌对势力，他们运用的手段给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设置了障碍，给投资带来风险。
2.法律风险
海外投资必然会涉及到两个不同的国家，国家与国家法律的不同很可能会产生矛盾，投资企业如果不熟悉当地的法律就可能会带来投资风险，主要的法律风险有：中资企业在海外建立分公司时，会面临投资地区对投资主体的法律规定不同，这样在注册之前需要多方面了解；在跨国兼并购时，投资对象的公司法、证券法等会对兼并购有不同的限制和规定，如果在海外投资时，违背当地的法律法规，必然需要承担风险和损失，最终影响投资成败；很多国家很重视保护本国劳工及环境，相关的法规细致复杂，一旦触犯这些法律条文必然会带来投资威胁。
3.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主要有：在经营中，原材料的质量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市场复杂程度，运输配送途径等可能会产生采购风险；生产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机器故障或者突然失灵，企业生产过程受到骚扰，运输过程、通信过程出现意外等等；在产品被生产出来能否实现相应的价值，产品功能是否完善或者由于特殊情况导致的产品受损等在产出或者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4.管理风险
海外投资管理的问题涉及到人力资源、财务、组织机构等方面。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在陌生的环境下，总会产生对异国文化、经济方面的矛盾，在投资的整个过程中，管理方面的风险一直贯穿始终，所以企业应该积极应对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应对管理风险。
三、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管理措施
1.应对风险的思路
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会面临很多问题，各类风险。如何积极应对，需要中资企业领导者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企业要建立风险评估体系，使其能够有效辨别风险类型，及时进行定位、评价，为企业领导层规避风险，正确决策提供依据。辨识风险就是制定一定的风险指标，以此为度及时反映危害情况，评价风险就对情况进行判断，积极应对。
2.应对风险的对策
在建立了风险评估警报系统以后，当风险出现或者发生时，需要积极采取管理措施。辨识和评价风险对中资企业来说有着关键作用，若想成功规避风险，实现成功投资，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应对政治风险时，我国政府需要大力支持，建立相应的海外政府评估风险体系，为中资企业及时提供相应信息，当海外投资市场发生动荡或者政治变化时，能够使其有效规避。在政府帮助完善保险制度的同时，中资企业也要提高保险意识，积极参保，及时了解各国的投资策略。关于法律风险，政府和企业应该积极参与，政府提高法律培训意识，为投资方提供完善的法律信息，还可以建立海外法律信息咨询中心，从而更好地规范投资行为，中资企业要加强内部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聘请海外法律专家。在经营和管理风险方面，中资企业应该完善企业的架构和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对海外投资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当风险出现时，要积极采取应对策略。中资企业关键要建立风险管理系统，收集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及时分析，作出预警。
四、结语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但是由于处在初级阶段，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有所欠缺。本文分析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及面临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希望可以帮助中资企业提高防范风险的管理水平，保障企业的投资利益。
参考文献：
[1]孙南申，张苏锋.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管理的法律思考[J].时代法学，2012，4：65.
[2]李凯.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构建[J].法制与社会.2013，3：22-24.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6
（一）学术界与实务界的观点部分学者在分析商业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前，首先指出，在商业银行承销理财产品时，商业银行与理财产品的发行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托关系。银行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则因理财产品的种类而有所不同，此时不能一概而论。在商业银行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固然属于债权债务关系；非固定收益理财产品的两类理财都属于信托法律关系，只是其中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还蒙上了一层担保信托关系的面纱。而在实务界中则有两种意见，分别是委托论和信托论。其中，委托论的支持者中银行界人士占大多数。他们认为：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授权进行理财服务，然后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这些都是按照事先与客户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的。因此，双方关系是建立在委托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而一些信托从业者则支持信托论，他们认为银行理财产品本质上就是信托产品，其法律基础是信托关系，客户与银行的关系是信托关系，其中客户是委托人和受益人，银行为受托人。
（二）笔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在保证收益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中，商业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一般的储蓄法律关系无本质区别，投资者完全可以在产品发售时了解到它的利率和收益，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因此，笔者把这两类理财产品归为委托关系。而对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由于银行并不向投资者保证收益，所以盈亏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笔者认为它实际上属于信托关系。另外，由于不涉及相关风险承担的问题，若将保证收益理财产品与非保证收益理财产品下的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归为委托关系也无大碍。但如果将非保本浮动收益的法律性质划入信托关系内，就更能从法律意义上控制此类产品，主要原因在于审批信托产品的方式为附否决权的报名制。
二、当前金融市场理财产品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商业银行的法律问题据笔者调查，某些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人员利用投资者对专有名词的陌生，为达到销售额度，在销出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时竟向投资者承诺是保本产品。不仅如此，在为投资者做风险评估时，理财业务人员根本不询问投资者任何问题，直接操作答卷，提交风险评估报告。这也是商业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有意或无意地风险提示不足。那么风险提示不足是否就是欺诈行为呢？笔者认为是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经营者必须履行风险提示义务，销售顾问进行风险提示是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另外，在完成购买后，笔者发现，很少有理财专员再去将理财产品的盈亏状况反馈给投资者。相反，他们与投资者再次频繁联系的原因往往是希望投资者进行再投资。理财业务员在投资者理财产品快到期或已到期时表现得较为热情主动。这同样是出现在银行与客户之间滑稽而荒诞的一幕。
（二）投资者的法律问题投资者作为弱势一方，往往在产品亏本后哭诉无门。这时，银行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就应运而生。双方各执一词，投资者也不可能意识到在购买产品时，理应录下理财业务人员的承诺。毕竟作为投资者，他们认为银行理财其实只是比一般储蓄收益高，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法律风险。据笔者调查，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很多商业银行和投资者之间，最后投资者找到银行投诉时，理财业务人员往往用一句“投资有风险”来搪塞，也很少有投资者会因这类事件将商业银行告上法庭。事实上，就算有投资者告上法庭，其胜算也不高。《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投资者必须给出足够的证据才能使法官信服，而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银监会关于理财产品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也在此时遭遇了尴尬。
三、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建议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法律风险的增加，使投资者和银行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加，这直接影响了理财产品的发展，削弱了广大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今后，在推进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展进程中，商业银行和投资者应当更加全面地认识和完善理财产品以提高自身风险防范能力。以下是笔者从三方面提出的建议：
（一）对银行的建议银行一方面需要全方位披露理财产品的信息，另一方面应积极履行其提示职能。因此，银行应做到：（1）缔约前，认真准确地为投资者做风险评估测试；了解投资者承担风险的能力及其在选择风险时的偏好。（2）缔约后，及时跟进工作，如期报告产品的收益情况。
（二）对投资者的建议理财产品纠纷发生时，不能让银监会出台的一系列部门规章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针对这些纠纷问题时，投资者应该尽量细化原有的、已出台的法律文件，从法律意义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投资者在了解自己的法律权益的同时要理性投资，不能因为一时贪念而盲目购买理财产品，只听到理财业务人员所说的高额利率而忽略他们的高风险提示。
（三）对整个金融市场中理财产品的的建议1.发挥银监会职能，加强监管，控制数量，保证质量今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会把理财产品作为投资的首选。截止到2013年11月的产品已达4446款，而随着理财产品的数量日益增多，其质量却参差不齐，鱼龙混杂，不仅影响理财产品的总体质量，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监管的工作量。正因如此，银监会更应当保证理财产品的质量，加强监管职能。2.使理财产品明确化、专业化、制度化，迎接完美转型为了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2013年3月，银监会出台了规范有关银行理财投资运作等相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对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虽有规范，但关于理财产品在金融市场的监管和风险防范等问题仍亟须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并加以调控。明确商业银行与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至关重要，而理财产品本身的问题同样弥足轻重。关于理财产品的设计、评估机制、产品售后等问题都亟待我们完善，以促使理财产品的良好运作，使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能够真正做到法律性质明确化、服务专业化、规定制度化，从而迎来理财产品的转型。
四、结语
个人理财业务随着自身的发展，未来必然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相互竞争的重要业务。我们必须做好预防机制，从政府、商业银行和投资者三方面着手，首先银监会应做好协调规制工作，细化相关规章，加大处罚力度，严格控制理财产品质量，加强监管。商业银行则要从理财业务人员抓起，首先应当注重提高理财业务人员的素质；其次，严格遵守相关内部风控制度；最后，投资者应了解相关理财知识并理性投资，在投资时若合法权益遭到侵害，要懂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最终确保商业银行、政府、投资者实现共赢的目标。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7
关键词：风险投资市场机制问题对策
一、风险投资的概念
风险投资是指由风险投资者提供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以风险企业为投资对象进行投资、管理、运作的一种融资过程与方式。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的助推剂,它在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时刻切入,填补了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研究与开发阶段的政府拨款或企业(个人)自筹与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使高科技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由于有了资金的承诺而成为可能,在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自产生开始就与高新技术企业密不可分,二者的融合是源于彼此的内在需要、符合两者本质特性的自然结合,也正是这种互利的融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所以完善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非常重要。
二、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目前缺乏专门以风险投资为调节对象的法律法规,风险投资处于一种法律保护相对薄弱的境地。与风险投资密切相关的《公司法》存在一些不利于建立风险投资体系的条款。如最新的《公司法》第143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权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等等。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风险投资公司以股权回购方式退出资本。
2.缺乏适宜的文化环境
风险投资主要用于高新技术创业及其新产品开发,由其投资对象决定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需要投资者具有冒险精神,但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所形成的惯性思维,阻碍了一个适合风险投资发展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分析,不适宜性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传统文化中诚信观念的淡薄和企业道德的缺乏,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直接的影响,导致市场的严重失序;二是由于长期的计划安排方式,使许多科技人员产生了安于现状、依赖国家的思想,缺乏用于冒风险的创业精神;三是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普遍存在着论资排辈、讲关系讲人情的现象,没有真正形成“以人为本”的文化气氛。
3.风险投资方面的优秀人才匮乏
现行从事风险投资的人才队伍,多为技术干部转业,他们虽具有技术专业知识,但缺乏金融知识,也缺经营管理和开拓市场的经验。而新引进的人才,虽有现代科技知识、金融知识,但对风险投资的基本过程没有实践经验,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历程也没有亲身的经历,往往以一般项目投资理论来指导风险投资运作,容易忽略风险控制而导致投资战略的失误。风险投资退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专业人才的缺乏将导致不合理的退出行为发生,最终影响到退出和价值增值的实现。
4.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畅,各种退出方式所占比例不合理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调查报告中指出,受金融危机影响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2008年全球股市暴跌,部分股市创下历史最大年度跌幅,市值大幅缩水,投资者蒙受惨重损失。股市的持续低迷,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减,新股发行频率降低直至停滞。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主要以股权转让为主,而其他退出方式仅占很少比例,各种退出方式不合理。
三、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策略
1.拓宽资金来源,实行风险投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应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应逐渐淡出投资人的角色,鼓励更多的民营和个人资本参与到投资中,以规范市场运作。除了借鉴国外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经验,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使从事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住房基金等民间资本的这些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市场业绩的上市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来介入风险投资领域,将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直接融资来源与渠道,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由于风险资本存在着周期性特征,因此能否有效地兑现资本收益,即将其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促进风险资本的顺利循环以及增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就必须考虑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我国风险投资最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为企业购并,其他几种较为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依次为创业板交易、风险企业回购和买壳上市。
3.优化风险投资的投资环境,加快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令法规
建立规范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立法和监督是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保障。风险投资是为风险企业提供创业资本,通过管理上的参与将科技成果“孵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特殊投资,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传统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法制化的市场行为,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严格规范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是保证我国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
4.加快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项目评估机构的发展
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筹集者和投资者服务的专业性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顾问、资信评估机构、技术信息咨询机构、专业市场调查机构等专业机构。建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投资项目评估专门机构,由有经验的评估专家对风险投资项目经行评估等专业服务,以指导投资者进行有效的投资。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紧密结合,风险投资也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采取政策鼓励,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开拓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引进风险投资人才,提供最佳退出渠道及加强风险投资机制建设等措施,积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使风险投资更快的推动我国的科研成果商品化、技术产业化和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海峰.风险投资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2]梁蓓,杜启华.国际投资[M].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6.
风险投资法律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投资；存在问题；法律体系
一、风险投资概述
“风险投资”这一词汇的出现是由于15世纪西欧国家的一些商人投资于远洋运输和探险，到了19世纪“风险投资”出现在美国并开始广泛使用和流传。至今，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不同，使得“风险投资”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是具有共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对象的特殊性。一般投资活动的投资领域比较广泛且分散，而风险投资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企业。
第二，资本组织形式的特殊性。风险投资通常采用由职业的风险投资专家掌管风险资本，原始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独特模式。
第三，投资方式的特殊性。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通常表现为公司股权的形式。
第四，获利方式的特殊性。风险投资和一般投资活动获利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风险投资是通过企业上市或股权转让，以股票套现方式获取利润，而一般投资活动是通过分红派息、股份增至或出售企业产品来获得利润。
二、美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注重风险资本来源的多样性。1979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修订，规定只要不威胁资金的安全，允许养老金参与风险投资。我国风险资本准入制度的严格限制，已造成我国风险投资的后劲不足以及过于依赖外资，急需放开风险资本准入制度。
第二，完善的资本退出机制。美国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公开上市、出售（包括股份回购）和清算。美国30%以上的资本是通过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退出的，纳斯达克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板市场。我国证监会在2009年3月31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具实质性的一步，但是不够完善，仍需要向美国纳斯维克学习。
第三，完善的行业监管制度。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是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审批机关，《小企业投资公司法》授予了小企业管理局自由裁量权，规定其具有颁发营业执照并全面监督管理小企业投资活动的权力。但在我国一直没有关于风险投资监管的法律规定，其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监管漏洞。
三、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准入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第一，民间资本进入存在法律障碍。我国法律对社保基金、保险金、银行资金、养老金的严格限制流动是风险资金单一的原因，民间资本准入风险投资存在着明显的法律障碍，制约着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第二，对国外资本的进入缺乏必要限制。我国2003年出台的《外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对外资本在我国从事风险投资、设立风险投资机构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缺乏对其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预期判断，致使国外的风险资本渗透到我国很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
（二）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畅
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能够带来与投资者承担的高风险相当的高额回报的方式只能是风险投资的退出：高价出售、上市或回购。但目前我国的退出机制并不完善，一方面退出渠道的种类相对狭窄；另一方面，每一种退出渠道都对风险资本的退出有一些阻力。如首次公开上市仍然问题多重，产权转换有碍。
（三）风险投资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管
其一，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风险投资的监管主体为政府机关，当前我国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其二，风险资本投向缺乏法律规制。近几年，我国风险投资的势头大多转回传统行业，与风险投资投向高科技行业的初衷背道而驰。[3]究其原因，风险投资的监管法律无明确规定，政策只有引导作用，这将会导致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渐行渐远。
其三，风险投资运作缺乏法律监管。风险投资运作对风险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其运作过程应当是政府的监管核心。《创业板办法》只涉及到风险资本的投入与管理阶段，没有形成风险投资完整的运作规则。
四、构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设想
（一）风险投资法律体系
（1）风险投资主体法律制度
风险投资机构、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者是风险投资运行中所借助的三种主要组织形式，其中，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有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大公司附属的风险投资部门和国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企业是风险资金的使用者，其选择及运作对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风险投资者提供资金但不直接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运营。
（2）风险投资行为法律制度
募集风险资本、选择风险项目、设立与培育风险企业以及退出风险投资行为构成了风险投资的整体，这些行为都需要法律一一规制。一系列有关的缔约行为以及为缔约行为做准备的相关行为是风险投资行为的主要表现，另一些投资行为还表现为风险资本的各种退出行为。
（3）风险投资扶植与监管法律制度
风险投资蕴含着高风险，这就需要风险投资家学会规避风险，但是风险投资家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他们不善于协调其与投资者、风险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作为极具权威的中立者介入风险投资，干预风险投资的运作和监管是很有必要的，这能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制定风险投资基本法
《风险投资法》作为基本法对于推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对整个风险投资制度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规定以及对各专项法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缺少这样一个基本法做保障，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风险投资基本法的重要性。
第一，风险投资基本法的缺位导致风险投资主要依靠经济政策来调整。经济政策完全或主要由原则性条款规定组成，大都只规定一定经济时期的行为方向而不对具体的行为规则做出规定。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经济政策缺乏操作性、稳定性及其极强的时效性的缺点，已经完全不能适应风险投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第二，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形成受到风险投资基本法缺位的限制。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从整体意义上说，还处于尝试和初创阶段，作为一般法律规范的风险投资基本法的缺位会影响作为特殊规范的风险投资法律群的融合，最终会直接制约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形成。
结语：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的重要保证。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现行立法滞后，由于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设计的艰巨性。只有加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健全风险资本运作的法律环境，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对风险投资事业的保驾护航作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马春光.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研究[J].理论界，2004（5）.
[2]陈琼娣.从美国经验看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法律制度的完善[J].2008（1）：49.
[3]张景安.风险投资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