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论文范文

外资并购论文篇1

关键词: 国外/外资并购/立法模式/经验 内容提要: 在我国宏观政策鼓励外资并购的大背景下，借鉴国外在外资并购立法及实践方面的经验，结合我国历史与现实情况，清理、修改、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立法，使外资并购走上法制化轨道是我国的当务之急。在借鉴国外并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反垄断法、外资并购审查法、企业并购法、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外资并购进程，加速确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并购重组能够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更加顺利地进行下去。 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履行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外资并购环境日益宽松，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外资并购的持续发展，使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不断显现，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使一些复杂的问题和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进而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笔者认为，在我国宏观政策鼓励外资并购的大背景下，借鉴国外在外资并购方面的立法及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使外资并购走上法制化轨道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发达国家外资并购立法模式及评析 法律对并购所持态度对并购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美国企业并购浪潮的起起落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实行严厉的法律控制公司的并购，公司并购曾一度受到抑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活力，以致在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提出了异议，学术界的舆论逐步由支持反垄断法为主转向以反对反垄断法为主，所以，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期间，对反垄断法的执行有所松动。反垄断法执行的松动是60年代公司并购高潮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尼克松上台后，正值60年代公司并购浪潮的后期，这场难以平息的并购浪潮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因此，对并购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态度，针对大量出现的并购，提出了200家最大的公司中，任何部门之间都不得进行并购，且反托拉斯部主席里查德！麦克拉伦一上台就对公司并购提出了诸多诉讼。卡特政府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反托拉斯政策，因此，整个70年代，美国的公司并购处于低潮。里根上台以后，对企业并购采取鼓励政策，布什政府继续采取鼓励政策，因此，80年代，美国又掀起了公司并购的浪潮。 在美日等国，政府常常限制企业并购或在附加若干条件下允许企业并购。美国在最大4家石油公司市场份额42%的情况下，于2000年12月批准了埃克森、美孚两大石油公司的合并，但条件是必须出售在许多州的2431个加油站、一些州的炼油能力及部分管线，防止新埃克森在一些州可能有过大的市场份额。并购规制条件从主要看集中度指标转为综合地观察多种因素，使结构规制政策能兼得促进竞争和支持企业发展之利。不仅考虑目前的市场集中度指标，还要考虑市场条件、进入障碍、技术、国际化的影响及企业行为、效率等因素，如放松对进入容易、并购一方为可能破产的企业的并购限制。 发达国家企业并购立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据产业经济、技术进步的情况并购规制政策有所不同。软件业，尤其是基础软件产品，由于其经济外部性强，产品一旦成为标准产品就可能垄断市场，如微软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占有PC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90%以上的份额，美国因此屡屡提出分割微软问题。但由于基础软件技术变化快、开发成本高、复制边际成本低，存在激烈的“事前竞争”（指高市场份额主要源于企业竞争优势，而非政策和并购），美国一些专家认为激励优秀软件企业发展，对微软的分割应持慎重态度。美国政府、法院及公众对微软分割一直争论激烈，至今仍未决定是否分割微软，但对微软并购活动的规制则较严，多次禁止微软的并购，同时日益强化对微软凭借基础软件市场的控制地位的滥用权力行为的规制。但美国对技术进步不太显著、边界较清楚、影响国民生活大的传统产业一直采取相对更严的限制政策。 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存在两面性，即在成为东道国守法公民的同时又可能成为引发东道国政治、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东道国在与跨国公司打交道时，往往遵循国际间综合博弈规则，这就导致东道国在引进跨国公司方面采取不同的策略。当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态度和政策是完全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前东道国对跨国公司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给东道国带来了许多好处，东道国也体会到引进外资的诸多好处，因此，对外资的限制逐步放开，并频繁修改法律与政策以更 加灵活与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1999年，全世界有63个国家对外资法进行了140次修改，而其中的131项修改有利于引进外资。新的投资政策包括更加简化批准程序、放款利润汇出、给予税收优惠，而且从立法上注意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在外资并购政策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倾向存在明显的区别。对发达国家而言，大多采取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对外资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方面。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除了希望获得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些好处外，还特别重视经济全球化的风险防范。以我国为例，首先，加入WTO以后，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以并购等形式垄断或控制我国的一些重要产业或企业，有可能引发民族工业的生存危机。其次，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短期内将使我国经济安全对抗能力无所适从，将给经济安全的维护施加巨大压力。与发达国家60%到80%的比例相比，我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30%左右，而且大多数服务业仍然处于幼稚产业阶段。再次，金融业对外资开放过快，将增加许多不安定因素。入世后，在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不健全、不完善以及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发展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势必会加剧国内金融业的竞争，扰乱国内金融市场。最后，短期内，外资并购将会出现体制碰撞，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干预经济安全的宏观监管能力。 （一）美国的并购法律 美国采用双重规则原则制定外资并购法律，即对于外资与内资并购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统一制定一部法律，而对于外资并购方面的特殊性内容单独立法。美国最初涉及并购的法律是1890年《谢尔曼法》。该法共8个条文，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私有制经济、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和垄断侵害的法案。该法禁止一切试图和阴谋制造垄断或限制贸易的合同和行为。谢尔曼法虽然措辞严厉，但是其规定很不明确，在实践中也不便于操作。于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提出“合理原则”来解释该法的条款，但是，由于合理原则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谢尔曼法》不能很好地控制企业的合并。正是由于《谢尔曼反垄断法》的诸多不足，美国国会于1914年又颁布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的主要目的分别是防止商业中的不公平竞争与不公正的或欺骗性行为和管理企业间的反竞争性兼并，并制止某些独家交易安排。《克莱顿法》比较详细地解释了《谢尔曼法》所没有表达的细节，其着眼点是防止垄断力量的形成和积累。该法禁止一切可能极大地降低市场竞争和有制造垄断倾向的收购和兼并活动。但是，该法只适用于股票收购而不适用于资产收购，因此，很容易通过购买资产的方式规避《克莱顿法》的制裁。《克莱顿法》后来经过《罗伯特-帕特曼法》和塞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的修正，使得取得竞争者的股份和财产这两种合并方式都属于《克莱顿法》的调整范围，从而使得《克莱顿法》能够真正控制企业的各种形式的合并，使《克莱顿法》成为美国政府管制兼并活动最主要的法令。随着溢价收购上市公司事件的增多，于1968年通过了《威廉姆斯法案》，该法案平衡了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利益，增加了信息披露、最低购买时间和一些反舞弊措施。1976年又通过《哈特-司各特-鲁迪南反托拉斯改进法》，该法建立了反垄断报告制度。美国规制外资并购的专门法律还有：1988年《艾克逊·弗劳里奥修正案》、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统计改进法》、1991年《对外国银行的监管法》、1991年《加强对外国银行监管法》、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并购形势的发展，美国关于反垄断的法律制度也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其中主要的法律有1982年并购准则、1984年并购准则、1992年并购准则。 总之，美国对外资进出采取非常宽松的政策，因此，美国对外资并购规则的总原则是确保国家国防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并购，美国艾克逊！弗劳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 （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资并购立法状况 以美国的外资并购法为蓝本，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也制定了相应的外资并购方面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仿效美国反托拉斯法基础上，澳大利亚于1974年制定了《商业行为法》，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保护消费者，提高澳大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商业行为法》内容丰富，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共有12章173条。实际上该法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于一身，形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竞争法模式。澳大利亚竞争法的特点是：在反垄断方面，以全面禁止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为基础，辅之以适当的公共利益豁免；在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全面禁止误导消费者和欺诈等行为。自1974年以来，通过修正案和其他立法对《商业行为法》进行了37次修改，最新一次修订是2001年7月26日，但其法律结构和内容没有根本性变化，仍然是澳大利亚竞争法体系的主干。近年来，随着自然垄断行业的放松管制，澳大利亚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改革和监管法律，如1983年《价格监管法》、1989年《邮政法》、1992年《广播电视服务法》、1997年《电信法》。这些法与《商业行为法》共同构成澳大利亚的竞争法体系。同时，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也有立法权，如新南威尔士州议会1987年颁布实施了《公平交易法》。各州的反垄断立法也是澳大利亚竞争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在刚开始时，鼓励欧洲国家的企业并购德国企业，而对美资采取非常严格的政策，在德国经济起飞以后，才开始放松对美资的限制。现在，德国非常鼓励外资并购德国的企业。 日本在战后对外资的态度控制得非常严格，日本为了获得外国资金，不是通过引进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通过贷款。后来，在美国经济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也开始放宽限制。1967年，为实施资本移动自由化方案，日本先后于1967年、1975年通过了《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决议》和《关于引进技术自由化决议》。1981年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日本一般不采取审批制度，而是实行自动许可制度。凡是申报符合法律规定，即可获得自动认可。但是，如果投资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便要被劝告中止投资或者变更投资内容：第一，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及公共秩序与安全；第二，严重影响日本本国事业、企业活动及日本经济的发展；第三，如果该项投资来自同日本无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或者其他国际关系协定的国家，为使日本向该国投资在实质上获得同等待遇，有必要中止该项投资或变更其内容；第四，从资金使用及其他情况看，该投资相当于必须经个别审批的资本交易，认为有必要中止投资或变更其内容者。日本的政策虽然有所放松，但是，与欧美的政策相比较，日本的保护主义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无论是在外资并购的行业，还是控股比例，以及在审批方面，日本都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11]。 二、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立法模式及特点 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历来建设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而资金的匮乏和科技的落后又极大地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利用各种形式和来源的境外资金，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借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历史选择。 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深受跨国公司的控制与掠夺，对跨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制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待外资的态度逐渐由排斥、限制、疑虑转变为欢迎、鼓励、扶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方面加大了力度，限制措施逐步减少。相反，为了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制定优惠措施，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并购本国企业的有关立法主要体现在降低所得税、进出口关税减免和退税、加速折旧、再投资奖励、改善和提高对跨国公司的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使之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以韩国为例，韩国在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时一般奉行两个原则：一是把利用外资同实施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把外商投资引导到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去；二是把利用外资同发展出口贸易结合起来，把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到出口产业中[12]。综观二战后半个多世纪来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确总结和认识这些经验教训、正负效应，对我国健康、高效地利用外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应当设立的外资并购立法模式 综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立法的模式，笔者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真正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能够制定出较为良好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进外资活动，保持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减少或防止投资者牟取不法利益和不当利益，利用外资就会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作用，加快其经济发展。 总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立法。特别是面对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各国政府为了增加本国企业的竞争力，纷纷放松了 对垄断的限制。目前，国外对外资并购的监管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法律约束，包括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管理法、投资者保护法、投资顾问法及其相关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细则等；第二个层次是规章制度的约束，如建立健全信用评级制度、资产托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使上市公司管理人的行为有章可循；第三个层次是自律管理。目前国内市场对上市公司监管的主体框架已经形成，但是内容还比较单薄。法律方面除《证券法》外，还没有独立的《投资法》，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还有待制定，行业自律方面也有待提高。笔者认为，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制定出得力的政策、法律法规措施，或者所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不够完善，不能对引进外资进行有效的监督，那么就会造成我国对引进外资的严重依赖或过分依赖，削弱国内技术创新能力。如果外商投资者不顾中国国情，也将会增加投融资风险，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另外，如果过多单纯引进外资，可能导致国内消费结构畸形发展，并且加重我们偿还债务的负担，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使外商获利过多而我们受损较大。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通过投资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破坏活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外资并购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比如：由于国内工业产权立法的不完善、无形资产保护立法严重滞后、缺乏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专有技术立法欠缺、商业秘密保护立法落后等等，从而导致我们在并购过程中大量技术、商业秘密外流，给我们的国际市场竞争造成极大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需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对外资并购进行法律规制、政策引导以及国际协调，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在借鉴国外并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反垄断法》、《外资并购审查法》、《企业并购法》、《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外资并购进程，加速确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使并购重组能够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更加顺利地进行下去。 注释: 李云非.公司并购法律的实施对社会环境的影响[J].法学论坛，2001，（4）：72-73. 张远忠.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中的法律问题分析[J].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08，214-215. 陈小洪.外国反垄断法购并规制政策的特点[J].中国烟草在线，2003-09-04. 陈泰锋.加入WTO后引进外资与经济安全问题研究[J].上海投资，2002，（3）：44. 李钟斌.反垄断法的合理原则研究[J].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3，169. [12]李国海.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研究[J].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56-57，215. [11]刘宁元.中外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研究[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0-83，151-154. 王一.企业并购[J].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28-229.

外资并购论文篇2

一、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评析及革新原则的确立

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立法，目前外资并购的审批工作主要参照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执行。而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1)审批程序严格，无自动审批规定，所有外资项目都必须经过外资主管机构的批准，而且一旦审批内容有所变更，又必须报经原审批机构重新审批；(2)审批时间较长，又兼官僚式的拖延，工作效率低下；(3)审批部门、环节过多，报批手续复杂，而且还有不同地区、行业、项目乃至外资设立形式的差别，纵横交错、权限不一；(4)一部分审批权的下放，引发各地程序、宽严度不一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不惜超越权限范围，出台形形的“土政策”，实行所谓审批的“特事特办”，常使外资审批制度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现行外资审批制度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对审批制度的科学、高效与透明度的要求，其费时费事的繁杂程序、层层重叠的审批机构、权限不一的种种标准，不仅使审批效率大受影响。而且众机构之同的内部协调以及审批结果的权威性也不一定有保障。况且，现行外资审批制度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刨建式”外资进入而构建，并没有考虑到外资并购的特性，所以生搬硬套到外资并购的审批上更显矛盾重重。比如反垄断本应是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关键部分，但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显然无所考虑，致使造成目前外资在许多行业占据垄断或控制地位的严峻局势。

毋庸置疑，各国实行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目的，皆是为能在最大限度的抑制外资并购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地发展。但是，缺乏科学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却可能导致迥异的效果。所以，欲达外资并购审批制度趋利避害的功效，其本身的科学与合理至关重要，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1)宽猛相济，适时调整。即在具体掌握其实质性标准和尺度时，一般都应注意避免走向过于宽泛或过于严格的两种极端，而应适时地根据本国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况、经济结构、企业制度、重点项目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该项制度的实施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又使其消极影响得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2)繁简得当，由繁趋简。因为实质性标准的宽严固然决定着审批制度实施的结果，但程序的繁简也会直接影响审批制度效能的发展，所以应随着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国内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增强，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走向规范化和效率化，包括审批期限缩短，审批机构与程序的简化等；

(3)透明度原则。审批制度缺乏透明度是外商抱有怨言的重大缺漏，为此必须做到：无论是国家层次还是地方层次的外资并购审批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审批程序，都应公开，透明，以求法的公平、公正目标。

二、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革新

笔者认为外资法应对外资审批制度作出统一规定，统一适用外资创建和外资并购，而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的特殊问题，应作出专门规定。具体的讲，包括外资并购审批机构、审批标准、审批种类、审批程序等。

（一）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制向单一制转变

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英国《公平交易法》规定为公平交易局，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定义为联邦卡特尔局。这些国家主要是有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和有序的竞争规则的基础，所以将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的审批统一于国家反不公平竞争机构负责。而我国具体国情决定对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必须适用不同审批制度，这引致审批主管机构的当然有别。即国内企业并购的审批以反不公平竞争机构为主，而对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应以外资主管机关为主。外资法应对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的审批和管理的具体权限作出详细规定，并从复合制审批向单一制审批转变。即改变原来审批机构层层叠叠，交叉混乱的局面，原来委托多个国家部门的权限，向国家外资主管机构集中，力争减少不必要的部门介入。

单一制审批是将审批权限完全统归中央，这种集权制度似乎与我国一贯倡导的简政放权政策不符。因为就一般规律而言，分权或放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便于灵活简便地处理各项事务，缓解中央压力以及加快速度、缩短周期。但外资并购审批问题却有其特殊性：第一，外资并购审批要求统筹全局，从宏观上全面考虑国家安全、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等重大事宜，各地方政府一般难胜此任。第二，外资并购审批更多的是要求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时甚至要以牺牲地方局部利益为代价。当两者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时，地方政府往往不容易摆正位置。第三，由于各地方的发展不平衡，人员素质、执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一的混乱状况。第四，对国家政策精神、法律原则，从理解、领会到贯彻、执行，再加上一些请示和汇报，可能反而延误时间、降低效率。所以外资并购审批实行统一的集权管理体制似更为恰当。世界各国实行单一制审批的实践也表明，这一制度不仅极大地克服了复合制审批的诸多弊端，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程序延误。

当然，由于外资并购的特殊性质，外资主管机构与某些专门部门的“联合”审批却是必不可少。如由于外资并购极易引发控制或垄断现象，所以外资并购除国家外资主管部门审批外，还应经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审批；再如外资并购的国内企业可能是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性质，这时参与“联合审批”还包括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还应当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外资以受让大综股权或其他方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证券管理部门审批等。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审批制向单一审批制转变，主要是排除意义不大的一些政府部门的参与，而不是绝对的由外资主管部门的单一审批。

（二）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向有限核准制过渡

我国原有的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具有不可避免的低效率的弊端，所以有必要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有限度的核准制。而要实行有限度的核准制，合理的审批类型的确立是关键，这对于减轻审批机构的负担、提高外资并购审批的效率以及外资市场准入政策和法律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类型的划分，笔者以为德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并购案件均须向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申报，这种申报根据不同情况可分三种：(1)事前申报。如果并购一方年营业额超过20亿马克，或并购双方的每一方年营业额超过10亿马克的并购案件，必须在并购交易完成前提交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审批。(2)事后申报。如果并购双方或多方合计年营业额在5亿马克以上10亿马克以下的案件，可以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报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审批。(3)事后备案。如果并购双方或多方合计年营业额在5亿马克以下的案件，免于进入并购审批程序，但在并购完成后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备案。

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笔者以为我国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批亦可以分成事前申报、事后申报、事后备案三种基本类型。具体可为：(1)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不超过法定数额的，可采用事后备案形式，即免于进入并购审批程序，但在并购完成后须向审批机构备案。(2)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超过法定最低限但未超过法定最高限的，或者外资并购属国家允许类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未超过法定最高限的，可采用事后申报形式，即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报审批机构审批。(3)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或允许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超过法定最高限的，或者外资并购属国家限制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的，适用事前申报形式，即并购交易完成前必须提交审批机构审批。此外，对国家禁止外资准入的行业或一些重要产业（主要是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但未划入禁止类产业，如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建设和经营管理、水上运输、航空运输、各类矿产资源开发等），应规定禁止或限定非控股比例。

（三）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

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对促进外资并购的积极效益和抑制其负面影响具有关键性意义，各国一般都是根据其具体国情而考虑多种因素。如加拿大投资法对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认定是综合以下因素：(1)这种并购对加拿大经济活动的投资效应；(2)加拿大公司及其涉及产业的参与程度与作用；(3)这种并购对提高加拿大生产率、产业效率、技术发展和产品革新等方面的效应；(4)这种并购对加拿大竞争的影响；(5)这种并购对加拿大民族工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6)这种并购对提高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贡献。考虑到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多方面冲击，我国外资并购的审批标准也应采纳综合标准，即应包括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效率等因素，使之既能通过外资并购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并购方的所有权优势，又能防止并购方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有效竞争并防止保护落后。

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标准，国外普遍采用的市场集中度是判断外资并购后是否会形成垄断或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较好选择。所谓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企业数目和它们各自市场份额的函数。在美国1992年《合并指南》第1节规定使用赫尔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简称HHI）说明市场集中，若企业并购后市场上赫尔芬达尔指数不足1000，则并购不具反竞争效果；若并购后市场赫尔芬达尔指数在1000到1800之间，且并购后较并购前的指数提高不足100个点，并购也不具反竞争效果，但若提高了100个点以上，则是反竞争效果而可能遭禁止；若并购后市场赫尔芬达尔指数达到1800以上，且并购后较并购前的指数提高了不足50个点，则并购不具反竞争效果，但若提高了50个点，特别是提高100个点以上，便可断定并购可能产生市场势力而可能遭禁止。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确定与美国《合并指南》不同测度方法。该款规定，就某种特定的商品或工业服务，如果一个企业至少占有其它的市场份额或者3个或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其50%或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5个或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其2/3或2/3以上的市场份额，则可推定这个或这些企业已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两种测度方法相比，德国规定比较简单、直观、对比性强，而且这种方法只是关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对于相关的企业或执法机构都是比较容易取得的数据，而赫尔芬达尔指数据的计算需要复杂的统计工作，操作不方便。所以，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批标准应该依照德国做法，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对合理限度的“量”的标准作出合理界定。

（四）外资并购审批程序由繁到简的转变

对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效率性的追求，实现由繁到减的转变，包括：(1)缩短审批时间；(2)减少审批环节、审批手续及审批机构；(3)增强审批的透明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革新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对外资间接并购的特殊规定

外资间接并购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并由其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二是外国投资者通过收购国内企业的原外资股东股权而并购国内企业，如“福耀模式”（注：1996年3月，法国圣戈班工业集团在香港收购福耀玻璃两家发起法人股东——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鸿侨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从而持有福耀42.166%的股份，取得了福耀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资料来源：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外资间接并购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外资直接并购，表现在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间接并购方式规避有关外资并购法律，如其通过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已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并购国家产业政策不允其外资控股或独资的国内企业，从而逃避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的控制，如外国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直接并购和间接并购的方式隐蔽地达到对国内某一产业的实质控制，从而规避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反垄断标准。因此，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对外资间接并购作出特别考虑，其除对外资间接并购的各种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外，还应针对外商间接并购产生的不同于直接并购的特殊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制措施（比如将外商对被并购企业直接与间接持有股份合并计算；对某些外商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并购视同外资并购等），以达抑制和消除外资间接并购产生的各种危害。

当然，上述外资间接并购的两种方式中，前者毕竟属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性质，其适用的主要法律规范应属规制国内企业之间并购的法律内容；后者的发生常常是在中国境外，按国际私法应由股票上市地或产权交易地的法律调整。这些因素决定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间接外资并购的规定只限于某些特殊问题，集中在外商通过间接并购方式规避国家产业政策和竞争法方面。

（二）对外资“增资扩股”并购的特殊规定

目前，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并购经济效益好的合营企业已经成为外资并购的重要形式。与前述外资间接并购相似的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并购合营企业，极易规避外资并购审查制度与外资产业政策。但由于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间增加资本的数额和程序以及外资出资比例的上限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对增资扩股式并购之法律规制几近空白，因而成为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当解决之任务。具体言之，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规定在某些限制或禁止外资控股的产业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运用“增资扩股”式并购，杜绝外国投资者以此方式规避外资产业政策的行为。同时法律应规定合营企业章程与合同还应设立合资企业增资的效额和程序，当合资企业的一方单方面要求增加资本，并且增资的数额（一次或多次增资）会导致控股发生变化时，必须经过合资企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设立此程序的实质是赋予合资企业中方成员对外方成员的恶意增资的否决权。

（三）与外商出资比例规定相协调

规定外商出资比例的做法为大部分国家采用，其实质是体现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准入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在于在某一行业完全排除外国投资者，而是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增加当地资本的参与，从而有助于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溶入东道国的的经济体制。目前各国对出资比例法律规定大体有两类：一是在不同的行业，适用不同的投资比例，对于本国越重要的行业，外商投资控股比例的限制越严格；二是规定一个适用国内一切行业的出资比例。后者又可细分为：(1)有下限而无上限，如我国外资法；(2)有上下限，可在此幅度内选择，如土耳其外资立法；(3)无上下限，只有一种选择比例，如东欧各国立法多采用49:51的比例。

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商出资比例的规定显得过于简单，表现在：一是只规定一个适用国内各行业的比例；二是只规定出资比例的下限而无上限的规定。凡此这些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不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外资产业政策标准相协调，体现不出外资产业政策对外资并购准入的鼓励、允许、限制以及禁止等指导精神。(2)不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相适应，未能正确体现出外资并购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的轻重程度，从而增加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目标的实现难度。鉴于此，有关法律应对外商出资比例问题作出合理规定，具体包括：一是规定一个适用国内一切行业的比例，可只作下限规定而不规定上限；二是对不同的行业作出不同的上限规定，对于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产业，上限可为100%，对于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应根据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程度分别给予最下限至100%之间的上限规定。只有这样，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外资通过并购形式的进入程度的具体把握才能有效实现，并防止或减少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郑海航主编《中国企业兼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0页。

[2]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3]肖冰：《外资审批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第86页。

[4]史建三：《跨国并购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46页。

[5]王晓晔：《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外资并购论文篇3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应遵守中国有关外汇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时向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各项外汇核准、登记、备案及变更手续”。

根据笔者的理解及实践经验，外资并购过程中至少涉及如下外汇核准和登记手续（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外汇部门具体执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定时需办理的手续和流程是不尽相同的）：

1.1结汇核准（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股权结汇核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办理结汇核准件时应提交：

1、申请报告（所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股权结构，申请人出资进度、出资账户）；2、所收购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3、转股协议；4、商务部门关于所投资企业股权结构变更的批复文件；5、股权变更后所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和经批准生效的合同、章程；6、所投资企业最近一期验资报告；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一期所投资企业的审计报告或有效的资产评估报告（涉及国有资产产权变动的转股，应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出具财政部门验证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8、外汇到账通知书或证明；9、针对前述材料需要提供的的其他补充说明材料。

1.2转股收汇外汇登记（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外资外汇登记）

汇发〔2003〕30号文规定：“外国投资者或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应自行或委托股权出让方到股权出让方所在地外汇局办理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股权购买对价为一次性支付的，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应在该笔对价支付到位后5日内办理；股权购买对价为分期支付的，每期对价支付到位后5日内，均应就该期到位对价办理一次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外国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股权购买对价前，其在被收购企业中的所有者权益依照其实际已支付的比例确定，并据此办理相关的转股、减资、清算及利润汇出等外汇业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办理转股收汇外汇登记时应提交：

1、书面申请；2、被收购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3、股权转让协议；4、被收购企业董事会协议；5、商务部门有关股权转让的批复文件；6、资本项目核准件（收购款结汇核准件，或再投资核准件）；7、收购款结汇水单或银行出具的款项到账证明；8、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根据《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控股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购买金之前，不得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股权出让方所在地的外汇管理部门出具外资外汇登记证明是证明外国投资者购买金到位的有效文件”。

1.3外汇登记证（外资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

并资并购后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取得并更后的营业执照后，应向主管外汇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办理外汇登记证：

1、书面申请；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3、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外资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批复文件、批准证书；4、经批准生效的外资并购合同、章程；5、组织机构代码证；（注：以上材料均需验原件或盖原章的复印件，复印件留底）6、填写《外商投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2.实际外资比例低于25%的企业无法取得外资企业举借外债待遇

10号文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低于25%的，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该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其举借外债按照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有关规定办理。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但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例达到25%以上的除外。根据该款所述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举借外债优惠政策对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项制度，其重要程度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超多税收优惠政策。根据10号令的上述规定，通过关联当事人完成的外资并购而形成的外资企业（“假外资”）一般情况下无法取得举借外债优惠待遇，此项举措无疑会堵死大部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控股的境内企业举借外债的坦途。

3．投资总额的限制

内资企业不存在投资总额的概念，但企业一旦通过外资并购转换为外商投资企业，就必须确定一个投资总额，该等投资总额对新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及进口机器设备来说可能意义重大。因此笔者建议一般情况下外资并购后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应争取定为法律允许的最大数额，10号文对投资总额的限制如下（该等限制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限制制度是完全相符的）：

1）注册资本在21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10/7；

2）注册资本在210万美元以上至500万美元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倍；

3）注册资本在500万美元以上至1200万美元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5倍；

4）注册资本在1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3倍。

4.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资产支付涉及的外汇核准

一般来讲，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实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用人民币资产做支付手段可有如下几种运作模式：（1）人民币货币现金；（2）合法取得或拥有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股份；（3）合法取得或拥有的中国境内企业的债券和公司债券；（4）其他中国境内以人民币为计价依据或标准的有价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5）其他情形的人民币资产。从取得途径来讲，可包括（1）直接从已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中分得的利润等收益；（2）从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购买金融资产包的形式取得对某企业的债权；（3）从中国境内合法取得的人民币借款；（4）转让资产、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的交易对价等。在保证合法、合规并履行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相关人民币资产均可用作10号文规定之下的外资并购项目的支付对价。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对下列情况下取得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支付对价的核准需提交文件作出了专门规定：

4.1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境内再投资、增资核准

1、申请报告（投资方基本情况、产生利润企业的基本情况、利润分配情况、投资方对分得利润的处置方案、拟被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等）；2、企业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及利润处置方案决议原件和复印件；3、与再投资利润数额有关的、产生利润企业获利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和复印件；4、与再投资利润有关的企业所得税完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5、企业拟再投资的商务部门批复、批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6、产生利润企业的验资报告原件和复印件；7、外汇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8、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4.2外国投资者从其已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因先行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等所得的财产在境内再投资或者增资核准

1、申请报告；2、原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3、原企业最近一期验资报告和相关年度的审计报告原件和复印件；4、原企业商务部门的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5、原企业关于先行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及再投资等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及有关协议原件和复印件；6、涉及先行回收投资的，另需提交原企业合作合同、财政部门批复、担保函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7、涉及清算的，另需提交企业注销税务登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8、涉及股权转让的，另需提交转股协议、企业股权变更的商务部门批准证书、与转股后收益方应得收入有关的完税凭证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9、拟再投资企业的商务部门批复、批准证书、营业执照（或其他相应证明）、合同或章程等原件和复印件材料；10、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5.特殊目的公司（“SPV”）的外汇监管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75号文”）中的SPV是指“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居民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但10号文将SPV定义为“中国境内公司或自然人为实现以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

两个定义相比较可以看出，10号文下的SPV较75号文的范围更为狭窄。从中引申出的结论是：非以境外上市目的设立的SPV不得以换股方式并购境内公司,换言之，仅以私募为目的设立的SPV不得以换股方式并购境内公司。以境外上市为目的的换股并购涉及的外汇监管主要包括：境外设立SPV时按75号文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换股并购阶段办理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境外上市完成后境内公司还应向外汇管理机关报送融资收入调回计划，由外汇管理机关监督实施，境内公司取得无加注的批准证书后，应在30日内向外汇管理机关申请换发无加注的外汇登记证。

10号文对境内自然人到境外设SPV没有明确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境内自然人到境外设SPV应区别对待，主要看设SPV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在境外做国际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或作为税收筹划工具，则无需按10号文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及按75号文规定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如果是为了实现境内公司在境外上市或股权融资，则应按10号文及75号文规定的程序办理，不能以境内自然人的表面主体性质为由省略10号文和75号所规定的审批和登记手续，从而导致无法实现境外上市等不良后果。

外资并购论文篇4

笔者结合外资并购的实务经验及对外资并购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对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涉及的相关对价问题进行如下分析归纳。应注意的是：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的，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如果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还应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对价金额

10号令规定：“并购当事人应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股权价值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并购当事人可以约定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应采用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实践中是否都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收购对价的依据呢？答案是否定的。

实践中通常是由并购各方当事人在收购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对被收购方进行尽职调查（包括财务、法律尽职调查等），并确定收购对价的具体数额及/或调整办法后，再由双方指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实施资产评估。换句话说，该等资产评估很多情况下是走过场，因为10号令规定在提交审批的文件中应包括资产评估报告，应注意的是转让股权或资产的价格不能明显低于资产评估结果（一般情况下不能低于评估价的90％）。如涉及国有资产的，应选择有国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将评估结果报有权国资部门核准或备案，并应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价形式

根据笔者的实务经验，股权并购的对价主要采取货币现金及符合规定的境外股份两种形式（在股权转让型股权并购下对价支付给转让股权的股东，在认购增资型股权并购下对价则向被并购企业支付）；资产并购对价一般采取货币现金形式。

10号令仅对外国投资者以货币资产或股权作为支付手段进行了规制，对以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等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形无明确要求，仅规定“作为并购对价的支付手段，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以其合法拥有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经外汇管理机关核准”。在实践中，存在外国投资者以中国境内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同时外国投资者也有以境外的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对于该等情况下的外资并购，目前10号令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的操作会有许多方式，相关当事人应注意中国法律和政策的相关规定，确保交易成功且不违法。

关于外国投资者合法拥有的人民币资产的范围，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明文规定的外国投资者从其投资的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所得利润、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等所得的财产外，还可包括境内合法取得的有价证券、从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购买金融资产包的形式取得对境内企业的债权、合法取得的人民币借款、以及转让资产、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的交易对价等。

以境外股权[该等股权只能是境外公开合法证券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除外）挂牌交易的股票或10号令中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进行股权并购可能表现为如下四种模式：

（1）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为对价购买境内公司股东股权；

（2）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为对价认购境内公司增资；

（3）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为对价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

（4）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为对价认购境内公司增资。

对价支付期限

对于股权转让型股权并购及通过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境内企业资产的资产并购：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或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者，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对价的60%以上，1年内付清全部对价。

对于认购增资型股权并购：投资者应当在公司申请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时缴付不低于20%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即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但投资性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对于以购买的境内企业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并购：对与资产对价等额部分的出资，投资者应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对价支付期限内缴付；其余部分的出资应符合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出资的相关规定。

对于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于企业注册资本25%的，投资者以现金出资的，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投资者以实物、工业产权等出资的，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该等外资比例低于25%的企业在税收、外债管理方面亦无法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的优惠待遇)。

对于外资并购境内房地产企业的，根据商务部商资字[2006]192号文的规定，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三个月内以自有资金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金。

此外，如涉及国有股权转让的，根据[2003]96号文的规定：“对于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结清；一次结清确有困难的，经转让和受让双方协商，并经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的单位批准，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期付款时，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30％，其余价款应当由受让方提供合法担保，并在首期付款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完毕”。笔者认为，外资并购国有股权的对价支付期限应同时满足96号文和10号令的规定。

币种及汇率

外资并购中定价币种和支付币种可以是人民币或其他可自由兑换外币（通常包括美元、港元、欧元等）。外商投资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可以用人民币表示，也可以用其他可自由兑换的外币表示；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的外币与人民币或者外币与外币之间的折算，应按发生（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的中间价计算。

在签订外资并购协议时，如选择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美元作为支付货币，则对收购方而言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包括协议签订后到外资部门批准期间、外资部门批准后到外汇汇入指定账户期间以及外汇汇入指定账户后到获准结汇期间三个阶段的汇率风险。因此，外资并购各方当事人在签署并购协议时，应一并考虑定价货币、支付货币、不同币种折算汇率以及上述不同阶段汇率风险的承担等因素。

前期并购资金入境

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前期如需动用外汇资金，投资者可向投资项目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以投资者名义开立外国投资者专用外汇账户。目前只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一家银行开立一个多币种专用外汇账户，经外汇局批准的除外。该等账户可能包括：

（1）收购类账户：外国投资者如前期需在境内收购土地使用权及附着不动产、机器设备或其他资产等，在资产收购合同生效后，可申请开立该账户，用于存放与支付外汇收购款项。

（2）费用类账户：外国投资者如前期需进行市场调查、策划和机构设立准备等工作，在其领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后，可申请开立该账户，用于存放与支付有关的外汇资金。

（3）保证类账户:外国投资者向境内投资之前，如按照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需向境内机构提供资金保证，在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可申请开立该账户，用于存放与支付外汇保证资金。

外资并购论文篇5

【关键词】跨国并购理论；发展趋势；影响

随着当前国际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中越来越频繁，活动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使我国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势头十分强劲。随着跨国并购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一浪又一浪地掀起，它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它不仅改变了一些旧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国内外有关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

从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来看，世界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对跨国并购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基于跨国并购具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并购（M&A）双重特点，国外学者对其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FDI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并结合本国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少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的理论。其中关于FDI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内部化理论（巴克利，Buddcy，1976、卡森，Casson，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Dunning1977）、比较优势理论（小岛清）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解释了跨国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企业并购理论即在FDI理论的基础上加之以交易成本理论、合同理论、激励理论、委托---理论产权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和博弈理论等，在最近10多年内的长足发展，使得跨国并购理论的进展非常迅速成为目前西方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相较于国外相对成熟的理论研究，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出现比较晚，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没有那么系统。在国内专家学者已公开出版的企业并购方面的论著和相关文献中，关于我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正在由探索转向系统化。相关理论成果中比较典型的是刘文通博士的“控制权增效假说”和潘伟光博士等提出的“相对优势耦合假说”、林海舰、储慧斌、罗庆成的“诱发因素模型”等；同时国内学者还从实证角度对中国企业FDI、企业国际化问题研究相对较多，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潘勇辉，2007）。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论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并购及其影响”等；跨国并购与我国外资政策（王林生，2000）等方面研究较多，尤其是围绕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较为深刻并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核心技术依然是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吴添祖和陈利华，2006）。黄百成（2000）深入地剖析了企业并购的内涵，分析了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利弊以及实际运作中存在的外资并购“待遇标准”、“国有资产评估”、“审批制度”、“产业政策”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法规建设等措施。张金鑫（2006）认为，不应以目标企业符合若干条件为标准，而应从并购双方资源匹配的角度寻找并购目标才能成就完美的并购。国内学者就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并购目标的搜寻、融资与支付方式以及并购后的整合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1.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

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全球共发生过五次并购浪潮。公司并购活动不断从行业内部向跨行业发展，从国内并购向国外并购发展，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展，从最初的横向并购向纵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发展，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前四次大企业跨国并购浪潮中，基本上形成了以美国企业为主，英国企业也参与其中的局面。而其他西方跨国公司，如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企业都持谨慎态度，他们更加重视增强公司的长期竞争力，而不仅仅是规模扩张的经济效应。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又一次掀起了并购狂潮，这次跨国并购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资本之巨，震惊了全世界。

自2001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形势恶化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跨国并购连续三年下滑。但到2004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全球跨国并购出现恢复性增长的势头。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其重要特征就是跨国并购。在投资方式上，“绿地投资”越来越少，“绿地投资”与兼并收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上升。据统计，跨国并购从1993年的831亿美元到2006年的8800亿美元，增长近10倍。2007年上半年，全球并购总额达到5810亿美元，较2006年同期增长58%。而仅2008年上半年，我国的境外并购交易就有102宗，并购金额达320亿美元。

2.跨国并购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并购经历了两轮周期性发展，在2000年与2007年达到顶峰。有关统计资料揭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跨国并购形式流动的FDI占全球FDI流动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下，到1994年，跨国并购首次超过“绿地投资”，占FDI一半以上（51.4%）。此后连续五年，该比例直线上升，从1996年的58%增加到2000年的90%。200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达9160亿美元，同比增长29%，跨国并购总量占全球FDI的83%。跨国并购大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加，其中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增长迅速。2006年全球特大并购多达172笔（金额在10亿美元以上），占跨国并购交易总额的约2/3。是2004年的近3倍，在数量上也达到了2004年的近2.5倍，平均每次并购金额超过35亿美元。特别是2006年以来由于国际大型矿产资源公司的并购加剧，并购规模更加大型化。仅2008年上半年总交易金额超过18，500亿美元，全球跨国并购也呈现出与全球并购一样的整体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全球新一轮并购浪潮将会再次呈现在各国企业面前。

三、外资企业的跨国并购在我国的发展及影响

1.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

从21世纪初，随着一系列外资并购法规的出台以及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开始以并购的方式大举进入我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汽车、通讯、旅游、住房等新兴消费需求热点的出现，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中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我国的外资并购市场多桩并购交易的交易金额巨大，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并购交易的发生数量都不断创新高。

从并购的行业分布而言，既有电信、金融、航空运输、石化工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又有制造业（如汽车业、家电业、装备制造业等）、公用事业（如交通运输业）、零售业等市场前景广阔的基础行业，尤其是这些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如美泰克控股的荣事达、米其林并购的上海轮胎橡胶厂、凯雷收购徐工等。近年来银行业成为外资并购市场的重点，如淡马锡30亿美元人股中国银行，新加坡磐石基金l0亿人民币拍的华夏银行6.88%股份，荷兰NG集团l.96亿欧元认购北京银行19.9%股份等。

此次并购热潮中，外资倾向于收购那些业绩良好的骨干国企。一些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预期年收益率必须高于15%。外资并购在“三必须”的指导下大肆进人我国的机械、银行、钢铁、水泥、食品等行业，比如美国国际煤机集团独资收购了鸡西煤机和佳木斯煤机，而被收购方是我国煤机行业龙头企业，最大的采煤机研发中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40%；上文中被凯雷收购85%股权的徐工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其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同行业第一位，虽然最终的收购并没有成功；西门子收购了锦西化机70%的股权，而后者在和合资前利润率高达30%～40%（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在5%左右）。世界第一大啤酒集团美国安海斯（简称AB）持有哈啤全部股份的99．91%，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收购雪津啤酒公司100%的股权外资并购如此来势汹汹，其通过对龙头企业的控制，而旨在占领甚至垄断该行业的市场，所以有人也称之为“斩首式”并购。

2.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以并购的方式进入已经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趋势，这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从负面角度看，一定程度上甚至危害中国的经济安全。郑新立（2006）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并购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跨国公司的并购将从根本上动摇我国某些产业的根基，使我们丧失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严重削弱我国产业的竞争能力，固化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跨国并购的部分产业涉及国家安全，还有些产业涉及人民的生活的最基本需要。近年来，外资频频并购我国制造业、银行业、流通业和高科技产业，尤其是针对行业龙头企业的并购，很可能形成对我国某些行业的垄断局面。这可能导致跨国公司控制国内经济资源，削弱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并购后，跨国公司不仅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关键技术，还限制被并购企业的研发活动，这会影响到我国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例如，中国最大的电池生产企业福建南孚电池与外方合资后，外方将所持的南孚股权卖给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美国吉列公司。结果，不仅南孚的市场份额大部分被吉列吞掉，而且南孚还成为吉列的加工厂。国有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市场主体和主要载体，大量的民族企业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后，国家也就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平台。

3.我国的应对措施

世界上有许多先例，积极利用全球资源的国家成为有竞争力的强国。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购买美国”的举措，美国国内也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动，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可是经过十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到90年代，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因“外国经济入侵”而受到破坏，相反开始加速发展。还有西欧人的“民族工业瑰宝”――电信、汽车、航空等产业，拉美人心目中挚爱的石油工业，也并未因跨国并购而衰弱。如果欧美日跨国并购由于我们的民族情绪而受阻，那对中国经济来说将是不幸。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绿地投资一样，外资并购越来越成为引进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积极作用不可诋毁。因此对外资并购的出路不是堵而是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政府的规制政策很重要。因此，我国应该从过去被动防御型的心态变为主动利用全球资源的思路，为外资并购创造条件，同时努力控制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要防止垄断形成，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今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外资跨国并购的管制，制定了跨国并购行业进入范围，通过了新的《反垄断法》，同时明确产业导向，把握好政策调控程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国有产权出售的监控体系，同时大力保护和扶持民族品牌，加强我们在国际跨国并购市场上的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王国栋,陈丽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国际贸易问题,2005,09.

[2]王钦.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朱华.外资跨国并购在我国的兴起、影响及对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06.

[4]周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业务介绍和案例分析讨论材料[J].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09.

[5]王国栋,陈丽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国际贸易问题,2005,09.

[6]祝影,包慧,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效应与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5(7).

[7]黄利文,冷志明.浅析企业跨国并购所面临的风险与对策[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09.

[8]李文娜.谈外资跨国并购与我国自主品牌发展[J].商业时代,2008,26.

[9]单东.要正确认知和慎重应对外资并购[J].我国改革报,2007.

[10]乌家培.论我国自主品牌的培育、管理和发展[J].学术研究,2007.

作者简介：

曹诗慧，安徽大学09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

外资并购论文篇6

【关键词】外资并购；公司绩效；研究现状；发展

一、国外研究现状

外资并购影响公司绩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资并购的动因以及外资并购对公司绩效影响方面。

（一）外资并购动因研究

R.G.Vernon于1966年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化而作出的决策。这一理论解释了跨国并购首先在发达国家间进行，然后才出现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并购投资的现象。

Hamlah.L&Kay.J在1977年提出了企业价值低估论，而Vasconcellos和Kish在1998年发表的《跨国并购：价值低估假说》证明了目标企业价值被低估是其成为跨国公司并购目标的重要原因。

（二）外资并购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

Healy，Palepu，Ruback（1992）以1979-1984年美国公开行业公司中50家最大并购案为样本，验证并购后企业的业绩。研究结果表明发生与行业相关并购的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提高，得到了较高的并购后运营现金流收入，发生并购企业增长的现金流收入和股票异常收益之间具有强相关关系。

Groff，James（2007）通过DEA方法检验了医院之间并购对其绩效的影响，发现第一年内医院绩效没有改善，但是第二年则有大幅改进。

与此相反的是，Goldberg（1983）在参考了从1935-1980年发表的20篇重要文献之后认为，通过并购，企业的规模扩大了，但绩效却并没有改善；有过并购行为的企业利润率并不高于没有并购行为的企业；虽然被并购企业的股东偶尔可能获利，但并购发起方企业的股东却会因为并购而招致损失。而且并购交易结束后，企业从并购中获得的收益会逐渐下降。

Ricardo Correa（2008）通过财务分析法分析并购对目标银行的影响，涉及到了1994-2003年间的226个案例，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绩效低下的小国银行容易成为跨国并购目标对象，而与本地金融机构相比，跨国并购并不能提高目标银行的绩效水平。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外资并购动因研究

叶勤（2002）认为，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的不熟悉，另一方面又由于东道国相关产业政策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使跨国公司难以突破较高的规模技术和政策壁垒，以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只能采取并购投资的形式。

吴华明（2006）认为，企业并购的动机在于过剩资源的转移，并通过资源的获得与利，从而获取竞争优势。

吴玉、文卫（2010）认为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动因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国际动因包括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国内动因主要有我国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加入WTO、我国巨大的投资潜力。

（二）外资并购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

朱宝宪和王怡凯（2002）以1998年发生的67起控制权转移事件为样本，利用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两个指标，以并购前两年和后三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多数并购是战略性的，并购后主业得到明显加强，公司业绩在并购后得到改善。

李梅（2008）利用1995年至2005年间发生的49起外资并购中国上市企业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外资并购在前后40个工作日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外资并购增加了我国上市企业的股东财富。

与此相反的是，冯根福和吴林江（2001）采用以财务指标为基础的综合评价体系来衡量并购发生前后企业绩效的变动情况，分析和检验了1994-199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绩效。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从总体上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而且不同的并购类型在并购前后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陈桂华（2010）以2003-2007年度发生在我国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对公司财务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并购当年的公司经营业绩有升有降，而且部分公司并购业绩的持续性较差。

三、对以往研究的评述

通过对相关外资并购动因、外资并购对公司绩效影响方面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己经在跨国并购动因以及并购绩效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由于国内证券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并购活动起步较晚，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尚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在分类别研究中，存在部分类别样本数过少的问题，同时，部分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值得考验。

2.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方面，多数理论侧重于从单一角度解释并购动因。实际上，企业的并购动因是复杂以及隐藏的，而且常常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理论就不能完全准确地解释现实并购活动中企业具体的并购动因，因而对企业并购实践指导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展望

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的研究中可对下列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1.由于我国外资并购发展的时间限制，可进行实证分析的上市公司样本依然偏少，导致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从外资并购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并购案例、样本可用来分析，从而提高实证研究的准确性。

2.现阶段大多数研究着重于分析外资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而对外资并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包括对行业竞争、行业绩效水平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还不足，研究外资并购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有利于全面反映外资并购绩效，为政府制定相关外资并购政策或者法律提供更可靠的依据。因此，此方向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Mueller，D.C.，Mergers：Causes，Effects and Polici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9（7）：1-10.

[2]Groff，James E，Lien，Donald，Su，Jiwei，Measuring efficiency gains from hospital mergers[J].Research in Healthcare Financial Management，Jan 1，2007.

[3]UNCTAD.WIR2010：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2010.

[4]朱宝宪，王怡凯.1998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实践的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2（11）.

[5]叶勤.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与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1）.

[6]吴华明.跨国并购动因探讨[J].特区经济，2006（01）.

[7]吴玉，文卫.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战略选择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0（07）.

外资并购论文篇7

【关键词】汇率 FDI 并购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我们使用1997-2007年汇率，FDI的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数据，并且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为研究点，通过汇率的波动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之间的关系来探究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程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文献综述

1.交易成本理论

Meyer（2000）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中东欧国家时的所有权控制制度及进入方式的选择，认为不稳定不完善的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进入方式的选择。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认为多元化的跨国公司比起绿地投资来更倾向于跨国并购。

2.企业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认为当东道国股市低迷、公司价值可能被低估时，外国投资者会倾向于采用并购进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认为当外币升值、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价值时，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

（二）国内文献综述

程新章、胡峰（2003）从博弈论角度阐述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利润差别，发现 FDI 进入方式的选择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立

之前有许多文章研究价值对并购业务的影响，但是我们用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在以我国为并购方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汇率的影响因素做一个限定，我们把X定义为货币存量，用它来代表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政策的执行也会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预测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因此我们会说明通过解释汇率的内生性来量化从汇率到并购可能性的触发效应。

我们参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关于公司贴现价值与并购可能性的模型基础上进行讨论。汇率对于并购的可能性是外生变量，我们首先用一个潜在的“汇率”exchange rate来说明

在基准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为：

我们可以把汇率的影响因素定义为两部分。Z1变量包括能影响汇率与并购可能性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因为资本的内流与外流会影响汇率的波动，而且资本的流动包含了对FDI的效应。Z2变量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能够影响汇率及股价的波动。

三、数据以及变量的说明

（一）数据描述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数据年份从1990年到2008年。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间的货币总量，人民币汇率与FDI数据资料。我们的汇率包含了有东道国人民币的汇率以及与我国对外并购业务目标国的汇率数据，这些数据是从2000-2010年每一年的货币汇率的年平均价。因此我们只计算东道国以及目标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同时汇率对FDI也有影响。我们通过2000-2010年间货币总量的变化来估测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容量会对货币的比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FDI数据

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我们排除了绿地投资，外国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贷款，我们只包含跨国并购业务数据。使用FDI的数据进行并购业务进行分析更加合适。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FDI进行了探讨，并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外国资本购买亚洲的公司做了详细的陈述。本论文从汇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影响汇率的因素，并且探讨汇率对于FDI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的影响的重要性。

（三）变量的描述

1. Z1变量

我们知道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量取决于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因此我们用Z2来代表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考察在给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会增加或是减少人民币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国内利率iD假定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为iD，假定即期汇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变，如果人民币资产的国内利率iD上升，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的回报率上升，因此人们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对应于每一汇率水平的人民币资产需求量增加，因此图中需求曲线从R1F到R2F。

R2F与RD的交点2处实现了新的均衡，均衡汇率从E1变为E2，国内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动需求曲线R向右位移，导致本币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就会下降，需求曲线向左位移，汇率下跌。国内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动需求曲线D向左位移，导致本币贬值（E）

2.X变量

X代表货币存量。

货币供给的增肌会导致本国物价水平升高，进而降低了未来的预期汇率。此外，货币供给增加会降低本国的利率水平。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会减少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推动需求曲线从R2F到R1F。

四、实证分析

（一）中国跨国企业对外并购现状分析

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保持在22亿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过40亿美元（分别是40亿和43亿美元）。自2005年后开始快速扩张，2005～2008年流量分别为122.7、211.6、265.1和521.5亿美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额年均只有5.43亿美元。中国入世以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程明显加快，2002～2008期间年均并购额高达70.17亿美元。其中，2006年高达156.84亿美元，2008年并购额达到187.26亿美元。

（二）汇率对于跨国并购业务的理论作用

相对价值的增加，通过股票价值的增加或是货币升值，都能够反映实际财富的增加，都能增强公司进行融资并购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的增加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又能够引起东道国与目标国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反映并购方的财富增加，最终能够激励公司的并购决策。

（三）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

以人民币为例，从2005-2010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2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5.55倍。从2000-2005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0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12.76倍。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的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推动作用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重要方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企业积累运营经验，熟悉当地的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为跨国并购打下坚实基础。从2000-2008年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我们国家的对外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跨国并购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国企业 FDI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假设。技术优势比公司国际化程度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的影响程度高。同时，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有正向影响，即，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母国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六）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股票市场状况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两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差异越大，则股市回报率相对高国家会成为东道国，东道国的公司会成为母公司。

2.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当资本账户的限制存在时，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在目标国直接投资。因此一国资本市场的状况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又会影响并购业务的发生。

五、结论

本论文通过数据与理论的结合分析了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变量与汇率及并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传导机制。我们虽然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缺少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但是传统的文章并没有研究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把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对于触发机制的公司级决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变量。本篇中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对于跨国公司在采取并购决策时会起到帮助。

参考文献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2]胡峰，余晓东.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比较[J].财经研究2003（02）.

[3]李平，徐登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实证研究[J].理论探索，2010（05）.

外资并购论文篇8

关键词：全流通；投资银行；企业并购

进入2008年，我国股票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已接近尾声，它解决了我国股票市场长期以来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意味着全流通时代的到来。投资银行是指经营所有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几乎还没有，发挥投资银行功能的是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券商”。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包括兼并与收购两项，其业务范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企业并购策划与财务顾问业务，即并购，是投资银行作为中介人的传统业务；另一类是并购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作为并购交易的主角“炒卖企业”。

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理论有成熟的一面，近100年来，关于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同时，该理论也处在发展中。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行为会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样，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求投资银行企业并购理论不断发展。“全流通”是一个建立在股权分置基础上的概念，股权分置又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样全流通时资银行的企业并购也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这一全新的背景环境下，系统地梳理对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研究，为我国投行参与企业并购提供理论指导。

一、国外研究情况

企业并购在西方国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投资银行在推动并购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企业并购业务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的核心业务。因此，国外经济学界在投资银行与企业并购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上的资料。但由于全流通不是一个简单的状态描述变量，而是一个针对股权分置问题进行改革所产生的结果描述变量，股权分置的中国特色也赋予了全流通的中国特色，因此可以说，关于中国股市全流通时代的企业并购，国外的研究还基本上没有涉及到。

1、关于企业并购。史密斯(1968)曾用投资银行纪实材料很好地证明了公众公司规模愈大，经营愈多样化，其生产率波动就愈小，从而能够减少目标企业的资本成本。1976年，詹森和梅克林提出了理论，认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内部机制可部分解决问题，并购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外部机制。委托一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中运用最为广泛。在新古典主义的学说中，效率理论认为公司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梅因和马里斯进一步揭示其内在机理，认为企业并购的存在可以对管理层产生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以约束管理层，进而产生对管理层的激励。“市场缺陷论”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对并购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市场中存在偏离纯粹市场竞争模式的现象，并购尤其是纵向并购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减少企业交易成本。企业以内部组成替代市场的根本动因在于内化原本属于市场范畴的交易成本。这不仅揭示了并购的内在动因，而且也为说明企业扩张的最后边界提供了理论基础。Boehmer研究了欧洲上市公司并购情况，比较了欧洲各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敌意并购的情况，阿伦(G.C.Alien)对近百年英国企业合并史的分析，指出兼并是有效企业借以成长的一部分过程，就某一方面而言，它补充了内部的增长，并且可以说是一种文明地改变失败企业倒闭命运的方法。世界各国企业发展历史也表明，企业并购是改变产业结构的成功之路。

2、关于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理论。科斯首先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又称内部化理论，认为通过企业兼并重组和内部化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研究，他分析了产生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兼并的因素，并把它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市场机制的失灵，认为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是两个重要的人为因素。人的因素与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遂用内部组织机制代替市场协调，并可通过投资银行的专业设计更加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杰弗里.C.胡克研究了投资银行在企业扩张中的角色，提出了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与收购方接触的主要策略。

金融中介理论学派结合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为主线分析了金融中介在传统业务中的作用。如，Benston和Smith(1976)的交易成本说、Allen和Santomero(1997)的参与成本说。他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却局限于投资银行之外的机构所参与的传统业务。HenriServaes和MarcZenner(1996)假设投资银行参与并购能够为企业节约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降低合同成本。他们建立模型分析了决定企业是否选择投资银行参与的因素，但对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条件并没有说明。

二、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的企业并购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投资银行的企业并购业务则是90年展的新事物，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并购的市场化运作已逐步展开，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经济学者开始重视对我国投资银行如何在企业并购中发挥其特殊功能进行研究，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1、关于企业并购的理论。在并购的概念上，陈共、周升业等人(1996)指出，“并购的定义一般有最狭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并购包括公司法上的吸收和新设合并，以及为参与运营或取得对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购买股权或资产。”关于并购的动因，单吉敏、徐龙炳(2000)指出用效率解释购并动机在理论上发展最为成熟，它的基本推演过程是：效率差异购并行为提高个体利益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关于企业并购的作用，鞠颂东、王东等(2000)中指出，企业兼并重组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式。吕竺笙(2005)在对西方公司并购动力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利用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理论，从并购动力的核心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这一研究视角出发，运用并购参与各方利益均衡分析，提出并购动力的利益相关者均衡是有效并购的推动力量的理论观点。

2、关于投资银行发展企业并购的文献。蔡则样、卞志村(1996)提出，“只有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利用投资银行的智力和信息的优势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更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兼并收购、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和信息咨询。”鞠颂东、王东等(2000)中指出，中国投资银行全面参与企业并购，实现投资银行业务战略转移的条件尚不成熟，还存在诸多障碍亟待解决。比如市场准入障碍，市场环境发育不充分，融资限制过多等等。岳意定(2001)认为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并购双方安排并购，确定并购的条件，帮助并购企业融资，帮助被并购企业进行反并购。艾献军(2002)认为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效率主要体现在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兼并的谈判成本、提高市场预期效应和社会效率、实现自身作为资本市场中介作用的价值等方面。游达明，周伟(2002)指出以企业并购为核心内容的企业重组是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途径。魏来(2006)分析了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具体作用，指出我国投资银行业在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和约束，并针对上述不足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董小君(2007)从交易费用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投资银行是如何节约并购的交易成本以及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条件，认为只有当投资银行中介交易的效益大干投资银行中介交易费用时，投资银行中介交易才是合理的、经济的。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投资银行未来发展的道路。

另外，众多经济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大部分投资银行只是部分模拟了并购经纪人的功能，业务不够规范，远不能满足企业对财务顺问的需要，因此，投资银行急需从战略经营的高度去开拓并购业务。

3、在对策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有研究政府在并购中角色定位的文献。严武等(2000)指出，“为了提高并购效率，必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作用应侧重为并购重组市场机制的培育者，其职能应集中于引导、规范、监督、服务等方面”。在如何拓宽券商融资渠道方面，张瑞祥(1999)认为应适度放宽企业和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融资限制。如允许金融机构为股权并购提供贷款；放松企业债券的利率管制；允许大的投资银行进入资金市场或通过股票上市、增资扩股、发行债券等方式融通资金。新晨

4、在全流通的新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全流通时代企业并购活动的新特点，包括：(1)并购动因的转变，以产业整合为目的的战略性并购将不断增加，逐步取代过去过多关注短期财务利益的财务性并购。(2)并购主体多元化，从理论上讲，任何法人、个人都可以成为收购人。(3)并购方式多样化。一般意义上的协议收购将不复存在，要约收购则从强制性要约转向主动性要约，定向增发将成为将来一段时期重要的上市公司收购方式。(4)外资并购发展更为迅猛。许多财务稳健、业务发展前景良好的优质上市公司，将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5)反收购手法及限制的变革。随着并购战略的展开，反收购的对抗手段也趋于多样化，以章程设定反收购条款、白衣骑士战略、毒丸战术等将屡见不鲜，并购与反并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也将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