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风险论文范文

财政风险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公共危机；社会公共风险；财政支出；市场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风险的社会，尤其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风险已经开始进入高发期，且各类风险交织在一起。如贫富分化加剧，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SARS、艾滋病、性病以及禽流感等高强度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食品质量的降低等使人民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再如，近年来我国矿难事故频发，若在网上搜索“矿难”一词，可显示出近两万条相关网页。另据国家安监总局2005年11月28日的2005年1月1日～11月27日的全国安全生产简报：全国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12起，死亡795人，其中煤矿企业发生8起，死亡640人，同比增加3起、352人[1].2004年岁末，中国的两个国有重点煤矿———河南大平煤矿和陕西陈家山煤矿相继发生特大安全事故，分别有148人和166人遇难；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多达200余人；而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发生井下爆炸事故，169人死亡。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专家估算约有100吨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直接导致哈尔滨市停水4天，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些事件的发生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如何有效地防范和处理社会公共风险，以维护社会、经济及政治的稳定，确保各方面的有序发展，成为我们面对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公共风险的理论界定

20世纪后半期，社会公共风险问题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并形成了关于风险的理论和学说。德国的马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在其《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中，贝克将生态危机视为社会危机，并在此基础上诊断工业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他认为，人类以前的活动所涉及的都是个别人的风险，而现在则是所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以前所谓的风险带有勇敢和冒险的意味，而现在，风险则是指对地球上所有生命毁灭的威胁。基于此，贝克把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2].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就是日益生活在高科技前沿，无人能够完全明白，也难以把握各种可能的未来；他认为风险有“外在的风险”（externalrisk）和“人为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其中外在风险是指意外地从外部打击个体的事件，这种事件的发生有一定规律可寻，而人为的风险则几乎没有任何防范经验可以借鉴，难以预测。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认为，贝克主要关心的只是技术风险，是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风险，如金融市场投机中的风险、人生筹划中的风险、不安全的性活动中的风险，乃至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去申请有关风险研究的基金而得不到的风险等等[3].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认为：在“风险文化时代，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和排除诸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飞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包括生态风险、核风险在内的各种可以危及人类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4].

在我国，一些学者自1980年代以来也开始了关于社会公共风险问题的研究。如1987年王巍出版的《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一书就对风险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宋林飞（1999）认为，“社会风险是社会所难以承受的损失或影响。我们对风险的理解有以下三个要点：（一）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不确定之客观体现；（二）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三）风险并非只是在实现决策时带来的损失，而且也指偏离决策目标的可能性”，并于1989年提出“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5].此外，其它一些学者也对社会风险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如著名财政学家刘尚希博士主要从财政的角度对社会公共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从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公共风险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不确定性和损失性两个视角来进行的。如经济学家奈特于1921年首次明确提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概率型随机事件就是风险，非概率型随机事件就是不确定性。以后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不确定性视角去研究风险，而且不少学者混用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断定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同一个概念。社会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从不确定性的视角研究风险问题。如贝克把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正是从不确定性角度认识风险的结果。贝克看到了现代文明越发展、科技越进步，不确定性就越明显的事实，所以才把现代社会定义为风险社会。研究风险的另一视角是损失性，即把风险看成是一种损失类型。从损失性视角研究风险的学者都用损失去定义风险。如美国学者海斯认为风险就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6].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损失性这两种属性中，损失性是更为根本的属性，没有损失性，也就无所谓风险。风险中的不确定性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因此，风险的本质实际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

在现代社会，风险将更多地表现或转化为社会公共风险。从社会公共风险的内涵而言，就是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社会公共风险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内在关联性（或传染性）。如癌症不会传染，是一种私人风险，而艾滋病则有很强的传染性，它危害社会，从而构成公共风险。二是不可分割性。公共风险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等，在未来发生的时间、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但社会成员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是同等的。三是隐蔽性。公共风险很难正面识别，往往是在累积到快要爆发的程度才被发现、才引起重视。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巨型复杂的系统。在这一社会系统中，除个人风险以外的任何风险都可以称之为社会风险。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并列的系统，狭义的社会损失是指与政治损失、经济损失、文化损失等相并列的一种损失，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指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金融风险、决策风险等相并列的一种风险，即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这种社会失序和混乱是由一部分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反叛社会行为所引起的。导致狭义社会风险的直接原因是非自致性损失和无补偿损失，其根本原因是竞争的不公平和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而广义的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则要复杂得多。

二、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风险及其防范

在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社会转型阶段，我们面临着很多特殊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一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和矛盾，主要有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二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和矛盾。收入增长了，人们对政府的安全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伴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由于消费并不是平稳增长，而是伴随了结构性变化，如果供给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需要，老百姓就会不满意。同时伴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消费，还要求增加精神产品的消费，并且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一些不满情绪不可避免地会表露出来。三是伴随经济增长，国家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从而必然要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更多的冲击和风险。如目前我国钢产量虽位居世界第一，但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50%的原油依赖进口，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进口国；同时我国还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资接受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贸易方面和其它方面的摩擦。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时代，人员、资本、技术、观念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不停流动。但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蕴含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其他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仅仅依靠单一的市场机制是不可能有效化解社会公共风险的，所有的社会风险最后都要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而在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财政所承担的公共风险主要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如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刘尚希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财政所承担的公共风险是全方位的，且呈扩大的趋势[7].现阶段我国财政所承担的公共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是国有企业的财务风险。按照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国有企业的财务风险应当通过市场机制来化解，但由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不够彻底，这类风险最终还得靠财政承担。目前国有企业普遍亏损严重、效益低下，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大量职工领不到足额工资，上千万职工在亏损企业就业，数百万退休职工领不到足额的退休金。尽管各级财政的财力十分紧张，但国有企业的亏损迟早还是要落到财政头上。

二是金融风险。目前金融风险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金融风险是一种社会公共风险，最终要靠财政来兜底。在以国有独资银行为主的我国尤其如此，如1998年财政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专项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实际上就是银行风险向财政的转移。

三是经济衰退的风险。尽管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阻止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回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以及促进出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全面的回升，经济发展呈现了较好的势头。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还缺乏可靠的保证。

四是失业风险。就我国城镇失业情况来看，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不仅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包括城镇职工下岗率。而从1993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都呈上升趋势，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从1993年的2.6%，1996年的3.0%，1997年的3.1%上升到2001年的3.6%，2002年的4.0%.2003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尽管我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城镇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但由于受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就业压力仍然很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3%，其中男性为7.7%，女性为9.0%.在城镇就业问题日趋突出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目前尚有1.5亿～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

五是外债风险。据估算，截至2003年末，中国外债余额比上年末增加220多亿美元，上升13%.其中，短期外债比上年末增加210多亿美元。外债规模增长的加快隐藏着一定风险，一旦国际市场汇率和利率走势发生变化，资金流向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并导致经济出现大的起伏变化。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偿还外债高峰期，这对财政来说，是难以置身事外的。

社会公共风险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地防范和化解，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公共危机。我们认为，社会公共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市场机制化解风险的能力。社会公共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制度结构的完善程度。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要减少社会公共风险，关键是如何进一步规范市场，完善市场机制。这要求财政应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市场、规划市场和约束市场。而财政完全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实现财政收支过程。“市场方式”要求在充分考虑市场特性的基础上，通过收支过程来实现对市场的规范。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社会基础设施短缺、城市公用设施不足、基础教育滞后、社会保障落后、穷人和失业者增多等等，如果这些问题都由财政包办解决，公共风险就无法化解。但可以运用市场的力量来防范公共风险的积累，从而减轻财政压力。如采用BOT方式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运用市场力量来实现政府的目标。财政组织市场和规范市场的过程亦是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财政借助于市场机制化解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财政承担的公共风险。

二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范围，为有效化解社会公共风险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根据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公共财政，政府应该提供那些市场提供不了的产品和服务。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界定公共支出的具体范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政府变成了一个“有限的政府”，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需要进行重新分工。当前中国的公共支出范围，不仅包括市场不起作用的公共领域，也涉及到市场正在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往往干了市场该干、也可以干好的事情，而把一些完全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搁在了一边。2003年非典疫情暴露出的中国卫生防疫应急体系的不完善，就反映出公共支出范围调整滞后的问题。刘尚希博士认为[8]，公共支出是公共风险要求的一种结果，它因公共风险的产生而存在，随公共风险的扩大而扩大；另一方面，公共支出又是化解公共风险的手段或工具，即公共风险通过公共支出而化于无形之中。从财政职能的角度讲，主要是防范公共风险。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实质上是不同性质风险的归宿的划分，私人风险与市场相匹配，公共风险与政府相匹配。这种对应关系是调整公共支出范围的基本出发点，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当说是一种有效率的选择。当前应按照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使市场在私人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三是要建立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要更新观念，树立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把财政应急反应机制纳入财政战略管理序列，当发生公共风险和危机时，即可启动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应急反应机制应包括信息收集处理和加工系统、分析预测和报告系统、决策指挥系统、执行流程系统。财政应急反应机制不仅仅是资金的筹措和安排，还应包括政策的应急调整和具体措施的应急实施。此外，财政应每年编制应急预算，但只有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才加以执行。应急预算应根据在最近的时间内、最有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加以编制，设计不同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用途。

四是要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鉴于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公共风险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我国需要尽快建立现代风险共担机制。要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具有会商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常设性风险管理机制，对各类风险进行分类、预测，制定长期的防范战略和应急计划，同时加强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同运作能力，将可能发生的损失降到最小。建立公共领域信息公开和报告机制，使公众有公共事务的信息知情权；建立突发性事件相关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制度，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并对边远贫困地区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给予财政支持。面对不确定的社会公共风险，依法建立风险防范基金，并将社会保险、资金给付的行政与风险管理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全盘考虑。进一步拓展社会保障空间，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社会风险补偿机制。应充分发挥既有的家庭保障、民间组织及个人防范与化解社会公共风险的作用，强调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及社区组织的社会风险管理责任。

五是要强化社会救助，构建弱势群体的临时保护机制和社会风险应急基金。为缓解职工失业风险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建立弱势群体社会风险应急基金，构建各级政府社会风险管理决策———控制———反馈系统，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尽快建立以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包括住房、医疗、教育补贴、收入政策调整及扶贫战略等在内的综合性社会风险管理政策思路，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有效保障。

六是在化解社会公共风险方面，政府应建立覆盖面广阔的社会风险防范与化解网络；加强风险与危机应对方面的立法建设，提高政府的风险管理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建立起各部门联动、信息和资源共享，重视专业知识在控制危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社会公共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绝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与民众乃至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只有各方面共同努力，渐渐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社会才会更和谐，发展才会更顺畅。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矿难134人死[N].广州日报，20051129（A1）。

[2]BeckU.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M].SagePublications，1986.

[3]LhumannNiklas.Risk：AsociologicalTheory[M].NewYork：AldinedeGruyter，1993.

[4]斯科特。拉仲。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34.

[5]宋林飞。中国社会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J].东南大学学报，1999，（1）：8.

[6]欣镜清。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7]刘尚希。论公共风险[J].财政研究，1999，（9）：10.

财政风险论文篇2

所谓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下，地方财政资金遭受损失或财政支出出现困难而危及地方政权正常运转及其职能行使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地方财政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方财政风险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

地方财政风险是由社会各种风险转化、综合而成，呈现出综合性特点。当社会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能够迅速转化为财政风险，比如自然灾害将导致地方财政减收增支，地方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等等。同时，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所需要的经费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开支，一旦地方财政出现风险甚至于危机，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转，导致其功能严重失调。因而地方财政风险不应只看成是地方财政部门的风险，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风险，对社会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

2.地方财政风险具有普遍性，并逐步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

正是由于地方财政具有综合性和来源广泛的特点，使地方财政风险客观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系统。仅仅在财政风险问题日趋严重时，才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才着重于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研究。入世意味着我国将加快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之中，经济全球化在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势必对我国地方财政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地方财政入世后将面临怎样的财政风险，如何迎接挑战已成为急待探讨的重大课题。

3.不同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不同级别政府所存在的财政风险不同

从横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环境制约因素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财政收不抵支，赤字突出是中西部地区财政运行的显著特点，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导致中西部地区所存在的财政风险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从纵向看，我国地方财政风险不同程度存在于省、地（市）、县、乡四级政府之中，其中省、地（市）级的财政风险程度较小，县乡两级财政风险程度较高，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财政危机。目前的地方财政状况是省以下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却将事权层层下放，导致财政状况自上而下一级比一级困难。这使得县乡两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风险加剧，集中表现为财政增收难度加大，财政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欠发普遍化，财政可调控财力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等等。

4.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是地方财政风险的集中表现

首先，分税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增强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地位，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因而地方财力大幅下降。其次，财权财力分散、税收流失大大削弱地方财政实力。另外，在地方预算自求平衡的约束下，收过头税，寅吃卯粮搞空转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了未来风险。据统计，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0%降至于1994年的44.3%，2000年略有回升到47.8%。近年来，地方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支出急剧增长，使财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国家制定并实施的许多政策和措施都需要地方在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所投入的项目需要地方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为此地方财政支出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刚性，地方财政自给率严重不足。2000年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65.3%，地方财政支出增量达到14.7%，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62%。由于对政府债务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各行其道，多头举债，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了大量债务。举债行为的不规范致使债务的偿还主体、责任主体不够明晰，从而形成重借轻还，财政最终承担债务的情况，导致了财政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各级政府债务负担已成为困扰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5.地方财政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危害性大

地方财政既存在显性风险又存在隐性风险，但更多的表现为财政隐性风险，甚至一些财政显性风险会通过人为的手段被处理成隐性风险而埋下潜在的隐患。由于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财政风险处于隐蔽状态，这造成各部门对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意识不强，加剧了财政风险的累积和膨胀。如果地方财政风险的积聚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化解，最终将会引发财政危机，导致地方经济萎缩，引发社会动荡。作为兜底财政，财政所存在的风险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风险，其危害性可见一斑。

二、地方财政风险的防范和对策

1.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控制财政风险

我国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但该体制受到种种条件制约，带有强烈的过渡色彩，对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累积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化解地方财政风险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与界定。首先是确定哪些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哪些事权划归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事权交叉的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按照受益与付费相对称的原则，积极配合、主动协调以实现有效管理，如跨辖区的基础设施、江河治理等。然后是合理安排地方各级的事权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关系，明确省、市、县、乡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长期以来，省级以下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是造成地方各级财政风险程度不同的重要原因。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建立并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目前我国地方税收收入税源零星、规模过小、改革滞后，加重了共享税分享比例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也使地方政府调节经济力度不足，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地方税体系，适当扩大地方税规模，使地方本级收入基本能够满足地方财政的开支，增强地方以自身相对独立的财力来防范财政风险的能力。三是健全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就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而言，我国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应在两个方面完善。第一，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确保地方政府最低服务水准的实现。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自给率低，财政收支矛盾更为突出，潜在的财政风险更加明显。因此，在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地区的财政运行状况，实行转移支付倾斜政策，加大中央专项拨款力度。第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加强和完善。要加大省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转移支付资金要按规定使用，向贫困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保证基层政权运转和农村教育。

2.调整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公共支出管理

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要求，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关键所在。第一，明确地方政府职能，合理界定地方财政支出的范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职能的客观要求，地方财政应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地方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域，加大公共需要的保障力度。第二，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主要是在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压缩一般性项目开支，增加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第三，改革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体制。要严格按照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确定预算支出范围，调整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延长预算编制时间，细化预算编制项目并加强预算论证；同时尝试开展部门预算，改变财政资金按性质归口管理的作法，将各类不同性质的财政性资金统一编制到资金使用部门。第四，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加强采购的规范化建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政府采购的规范运行；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所有财政性支出均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

3.加强债务统一管理，适时推出地方公债制度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应从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强化财政在地方政府融资管理中的地位入手。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其内容不仅包括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也包括间接债务。债务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债务监控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二是规范地方政府担保，缓解潜在的债务风险。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多样化，地方政府应当制定规范的担保原则，并逐步缩小担保债务规模，以财政贴息、补贴等方式来实现融资目的。三是加强政府债务归口管理，突出财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各级财政部门应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举借债务进行认真审核，监督债务资金的使用及偿还状况，承担起其所负有的监督管理责任。四是建立规范的地方财政偿债机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以年度预算安排，财政结余资金等形式建立财政偿债资金，专项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五是建立地方公债制度，规范政府融资行为。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与分税制的客观要求，逐步建立规范可行的地方政府公债制度，在中央严格审批和监管制度的条件下，允许地方财政发行统一的债券，筹集地方公用事业发展资金，以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及防范地方财政风险。

4.增强各级财政风险意识，建立财政风险预警机制

财政风险问题贯穿于财政活动全过程中，是当前地方财政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提高各级财政风险意识，预先估计财政风险程度，做好防范规避风险准备，是财政工作由被动变主动的基本前提，是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地方财政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加强财政风险意识，增强防范规避地方财政风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财政风险论文篇3

当前我国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风险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财政信息管理技术方面的风险。这一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财政信息管理技术的种类、水平导致的财政信息风险。比如，受研发、领导决策、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参数所影响，随着时间的演变，技术产生了漏洞，从而产生风险隐患，导致信息处理水平下降、信息处理紊乱、信息流失等问题。

2.财政信息管理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一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财政信息管理系统安全设计选择的模式不同，管理系统构成中产生一定的隐患。比如，设置的安全权限管理不够细致，对于一些安全级别较高的信息没有设置相应级别密钥管理，导致无阅览权、处理权的人员越权办理导致一定的风险隐患；针对信息管理的防火墙没有及时安排更新，导致财政信息管理安全受到挑战；诸如此类，等等。

二、财政信息管理系统风险的产生途径分析

（一）外部途径一是内部人员的安全风险，主要是管理者和使用者对财政信息的合法访问权限使用时，由于操作失误、使用不熟练、培训不到位导致非恶意地对财政信息系统形成威胁或破坏。二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采用的是开放式的信息通道而导致信息数据或管理口令被窃取、篡改。第三是财政信息管理系统遭到恶意攻击，致使系统的防卫功能失效，引发灾难性风险。第四是财政信息网络、系统和设备被近距离地攻击。第五是气候和天气原因导致的自然灾害，使运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信息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损毁。

（二）内部途径因财政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周期较长，投入使用后其信息管理技术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再加上系统、硬件、软件等导致的技术漏洞、实现漏洞以及配置方面的漏洞，给财政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三、财政信息管理系统风险的产生途径分析

（一）人的因素。主要是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者、使用者、管理者的主观意识、能力水平、采取的有效风险防范体系等等。

（二）技术因素。主要是财政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安装时的技术支撑能力、后续的技术升级设计等等。

（三）设备因素。主要是财政信息管理系统配套的硬件系统、硬件维护、调试以及信息传输设备等等。

（四）管理因素。主要是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管理团队、管理体系、管理水平、风险防范措施等等。

（五）环境因素。主要是天气、气候变化导致的突发性事故，对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造成的问题。

（六）制度因素。主要是财政信息管理工作制度框架是否完善，特别是系统的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是否做到了制度成熟、管理机制健全、防范措施有效。

四、防范财政信息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管理者、使用者的风险防范意识。由于当前我国各省市的财政信息管理系统仍处于起始阶段，很多管理方法、风险防控手段仍需要不断探索。但是仅靠信息管理工作者的单方面努力还远远不够，更需要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高层领导特别是财政部门的一把手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真正将财政信息风险防范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以应对财政信息管理系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积极创新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风险防范理念，构建起可操作、有实效的信息风险防控体系。要充分认识当前财政信息工作风险管理的严峻形势，积极创新风险防范理念，以积极的姿态，开放的心理，切实从思想上对财政信息风险管理工作重视起来，并且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对要高度重视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风险防控。主要是先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其次是在工作部署上给予高度重视，加强相关工作安排，超前谋划。

（三）加强对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风险防控技术，不断提高风险防控能力。要积极创新、完善财政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做到及时升级、及时更新相关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系统。适当选择有效的网络杀毒软件，从源头上确保信息安全，并配套相应的反病毒软件和防火墙，定期升级最新病毒代码。严格执行定期检查制度，对各终端的配置定期进行检查；严格执行用户密钥、身份识别、指纹识别等安保管理措施；严格执行数据库的安全化管理，时时防范安全风险；加强对财政数据使用的监控技术，做到出现突发事件时可以逆向查找。

（四）强化基础设施与环境安全，破除财政信息管理风险发生的条件。内部局域网传输信息要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加密处理，以有效防范信息外泄、被篡改、被滥用，同时，也要有效断离外部攻击的有效途径。做到互联网与内网彼此隔离，防止病毒及恶意入侵；综合运用技术和物理措施切断内网信息的传递路径，限制外部用户对局域网的使用。特别是财政部门内部人员不可在同一台电脑上共用互联网与局域网。

（五）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完善财政信息风险防范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制定相对完善的财政信息管理系统风险防范制度体系，不断更新、补充，使之适应形势需要。针对计算机系统、通信系统、网络系统、环境设施、数据管理使用、软件配套及维护等项内容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鉴于财政信息的特殊性质，要认真细化财政信息管理系统的用户终端、数据库、服务器、应用程序保护制度。数据库的访问要进行细粒度访问控制管理、关键数据要进行加密服务器，确保物理安全；重要服务器要用单独网段进行隔离，要强化用户的身份鉴别、备份、恢复应急手段；要加强安全审计、安全审计失败的保护；要确保各部门预算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支付财政资金前必须拥有财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的电子签名及特权密钥，等等。

财政风险论文篇4

[关键词] 政府债务 债务风险 因子分析

一、引言

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分税制财政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自不断增大,财力需求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现行财政体制赋予地方政府的财力又是相对有限的。随着地方政府之间对资源的不断竞争,及其投资增长势头的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迅速,债务风险急速上升,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同时,它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财政部科研所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地方债务总余额为41000万亿元,相当于占我国2007年GDP的16.5%,财政收入的80%,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2004年的粗略统计10000亿元 。同时,其债务负担率也超过了李子奈(1996年)提出的我国债务负担率15%的底线。在地方各级财政运行中,负债运营已经成为了显性的常态,无论是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都存在或大或小的财政风险。

欧美国家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末,兴起于1990年代,以Hana Polackova Brixi(2000)、Allen Schick(2000)和William Easterly(2001)等经济学家为代表。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 Polackova Brixi, 围绕“或有负债”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在其论文《政府或有负债:一个隐性的财政风险》(1998)中提出了财政风险矩阵以及“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 两个新概念。不过,国外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学术界一般只是在政府债务风险分析框架下进行专题研究,鲜有专门独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论文献。

分税制度之后,国内关于财政可持续性、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部分学者对我国地方政府负债风险的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刘尚希(2003年)在吸收Hana Polackova Brixi债务矩阵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财政风险的分析有进一步地发展,对财政风险的定义、政府双重主体假设、财政风险的确认和性质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丛树海(2005年)对财政风险进行了分类,指出广义的财政风险就是公共风险,而狭义的财政风险,指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主观性财政风险由主观因素引起,客观性风险主要由客观性因素引起。张明喜(2007年)对财政风险内涵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并且对财政风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另一部分学者对我国财政风险大小的度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王美涵(2001年)通过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债务依存度、赤字率和债务率等风险指标对我国财政风险进行了定量的分析认为我国的财政风险包袱比较沉重。刘尚希(2003年)提出了评估财政风险的新方法,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一是政府应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和义务。评估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是公共债务与公共资源存量对比分析,2是公共债务与公共资源流量对比分析,3是公共债务与经济总规模对比分析,最终确定财政风险是否处于可控范围。董为(2006年)通过对我国的财政风险矩阵进行估算,定量地计算了当时我国的隐性债务、或有债务和直接显性债务。

总体来说,我国学术界对债务风险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没有对地方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从而忽视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成因、债务种类和债务评价标准的不同之处。很多学者在研究地方政府债务评价时,设定的指标过于细密,涉及到很多地方政府非公开的数据,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

郭琳(2001年)从风险涵义入手,推到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刘星(2005年)在风险基础上,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为广义和狭义。温铁军(2001年)、吴晓灵、冯兴元(2003年)和李增来(2005年)都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林国庆(2002年)、和李礼(2006年)都对地方政府风险预警进行了研究。林国庆(2002年)认为用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和债务负担率来评价地方债务风险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不能照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洪源(2006年)通过构建以政府收支流量为主变量的债务可持续性动态模型,从中得出要实现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应满足的相关条件。

由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定义抽象且宽泛,缺乏一致的财政风险界定和一个规范的评价标准,在评价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大小时,诸学者观点各异,难以统一。因此,我们将尝试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使用定量的方法对我国县域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

二、财政风险指标体系

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地方财政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特别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使其正常支出发生困难,从而加大了政府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地方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社会稳定受到破坏的可能性。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县域地方政府,这决定了我们必须面临一个难题:数据资料的不可获得。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务,目前尚无一致的数据。这其中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国人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地方政府往往会尽量抹平地方赤字,隐瞒上报的债务总额。二是现行的统计体制无法对数据进行统一处理,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的认定方法也是不统一的。三是由于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往往是通过融资公司、投资公司借债,并互相担保,导致了地方政府多头举债,还款渠道复杂和债务金额紊乱。

根据我国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债务风险指标分为以下三类:债务风险指标、财政收支指标、公共风险指标。

1.债务风险指标

地方债务风险指标不仅仅是指债务金额本身,而是指地方经济发展矛盾长期积累的程度,即政府在投资过热情况下负债与地方资产之间的不匹配,它集中反映了地方财政风险程度。

由于地方债务数据不易获得,我们选取了部分较易获得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分别是债务负担率、债务偿债率、新增债务违约率、债务余额弹性、偿债收入弹性、违约债务收入弹性、地方外债比例、直接显性债务比例、违约债务比例。

2.财政收支风险指标

地方财政收支风险指标主要包括财政收入风险指标、财政支出风险指标以及财政赤字风险指标。财政收入风险指标集中表现为财政吃紧程度,其内在意义是政府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财政支出风险指标指因收入短缺而造成地方财政基本职能的部分丧失情况;财政赤字风险指标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集中体现,赤字越大,表明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越大。

我们主要选取了以下指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收入弹性、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预算外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财政支出弹性、财政赤字负担率、地方赤字依存度、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弹性。

3.公共风险指标

公共风险指标实质上指对全体社会成员公共福利造成损害的程度,或者说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损失的定量分析。由于公共风险的内容极为广泛,它们在不同阶段依据当时经济环境特点对财政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聚焦于那些典型的、普遍受国民关注的公共风险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增长率等。

三、财政风险评价体系

风险评价是一种复杂和综合性的管理活动,其理论与实践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等多种学科。风险评价体系的研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对评估的影响。一般而言,财政风险评价主要分为5个步骤,分别是数据选择、指标选择、指标权重、数据加工和风险评估。地方政府财政风险评价的流程如图。

1.数据选择。确定了财政风险评估的指标后,我们需要选择所要考察财政风险的样本区间,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加工,得到各年份的分析指标的数值。由于指标预警区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为保证其区间的有效性,我们可以选择3-5年的地方数据来分析该地区的财政风险。

2.指标选择。由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指标细密,其中很多指标涉及非公开数据,同时各指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25个指标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方法是寻求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映射的方法,其目的是达到降低维度的效果,以便于用几个较少的综合指标来综合所研究总体各方面的信息,且这几个指标所代表的信息不重叠,也就是说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映射仍然保持高维空间的“序”的结构。

3.指标权重。目前,在实践中最常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依据研究者的实践经验和主观判断来确定其权重,则其准确性无法检验,并且通常带有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近年来,很多学者逐渐广泛地应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的方法。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逐层建立判断矩阵并形成同一层中的各个元素对上一层中所占的权重,最后计算合成待选方案的综合权重值并形成最终决策。

层次分析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1)明确问题。弄清问题的范围、所包含的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起递阶层次模型。

(2)构造判断矩阵。采用美国运筹学家T.L.Saatty教授提出的1-9标度法对不同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构造判断矩阵,此过程将思维数量化。

(3)求解判断矩阵A的特征根,求的最大特征根及其相应的特征向量,即同一层各指标相对于上一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顺序。

(4)用T.L.Saaty教授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各评价一致性指标,求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数 ,一致性比率。当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当时,应对判断矩阵进行适当修正,直到满足为止。

(5)通过YAAHP层次分析软件,获得群决策的各判断矩阵层组合权重以及一致性检验。

4.数据加工。财政风险指标确定后,我们需要给出每一个指标确定不同风险状态的临界值。在确定各指标的临界值时,我们应该考虑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目标,并参考国内外有关的规定和文献。

按照指标的作用特性,各单项指标一般可分为二类: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将风险指标转化为[0,1]之间的风险评价值的方法如下: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中,为第项指标第年的评价指数,为第项指标第年的实际值,和分别为第项指标评价下限、上限。根据以上公式的变换,可以得到风险矩阵,。其中,m是风险指标的个数,n是待评估年份数。

5.风险评估。根据上述向量W和评估矩阵Y,利用模糊数学的模糊合成矩阵:

上式即为模糊评估模型。其中,合成算子“”,一般采用普通的矩阵乘法算子。考虑到我们考查的是风险总体状况,故选择( ),即加权平均型算子,它对所有因素依权重的大小均衡兼顾。将分别应用于三类财政风险的评价中,则可以得到三类财政风险值。

根据计算的风险值,按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划分3-5个区间,依次表示各类风险危害程度。

四、财政风险评价的例证:以浙江省K市为例

K市是浙江省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近年来,K市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的排名逐渐靠后,与邻近县市的差距开始显露。虽然K市一直致力于产业调整,并积极招商引资,但其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财政收支较为紧张,财政债务风险有所上升,财政发展面临一定的瓶颈和困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该市的情况很典型并具有代表性,我们选择该市对其进行财政风险分析评价。同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具有普遍性、适用于其他地区的相关结论。

1.指标选择。第三部分中,我们提出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相应财政风险指标进行进一步地浓缩。为了便于使用AHP模型计算指标权重,我们在债务风险指标、财政收支风险指标和公共风险指标中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删选出具有代表性、相关性小的指标。以财政收支风险指标为例,我们使用Markway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用前四个指标就可以解释信息量的99.7257%。通过因子旋转,我们可以知道前四个指标分别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地方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负担率和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弹性。

同样地,我们可以得到债务风险指标:债务负担率、债务偿债率和地方外债比例,它们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9.3918%。公共风险指标为GDP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累积贡献率为98.5802%。

2.指标权重。在层次分析法(AHP)中,我们需要请专家对所有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并给出指标的重要程度(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

针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指标我们一共发放了60份专家问卷,其中10份无效。专家主要由浙江省相关学者教授和财政系统部分专家组成。运用软件YAAHP,我们很快得到AHP权重结果。

3.数据加工。由于F市的债务问题主要发生在最近几年,负债情况较为显著,我们选取F市2006-2008年的数据进行讨论。根据国内外文献的规定与分析,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确定各指标的无风险区间。依据预警界限单项正、负指标公式,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4.风险评估

我们选择MATLAB软件来计算模糊合成矩阵,通过简单的编程,我们很快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针对F市的财政风险,我们可以对其风险区间进行均分,即按(0,0.2]、(0.2,0.4]、(0.4,0.6]、(0.6,0.8]、(0.8,1]五个区间依次将其分为小、较小、中等、较大、大五个等级。

依据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F市债务风险2006―2008年的风险值都处于(0.6,0.8]中,即风险较大。债务风险曲线呈开口向下的凸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宏观影响。同时从数值上看,F市的债务风险很大,说明其债务总额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还债能力,容易形成债务危机。

2.F市财政收支风险2006―2008年的风险值都处于(0.4,0.6]中,即风险中等。F市财政财政收入较为稳定,保持稳定的小幅度增长。但是由于财政支出金额较大,收入的压力必然会随之产生。财政收支风险大反映了F市财政困难,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3.F市公共风险2006―2007年的风险值都处于(0.4,0.6]中,即风险中等。公共风险在2008年有所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公共风险不仅反映了地方、全国的经济环境,还从另一方面很好的反映了当地的财政运转状况,并且它相对于债务风险容易测算,更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因此,我们应该对其引起重视。

依据对F市财政风险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适用于其他县域地方政府的结论。

1.地方政府负债总额过大,并且政府基本上没有还债能力,主要是依赖于新债还旧债的被动方式偿还债务。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核、区域攀比,其投资增长势头一直难以抑制,则其债务总额增长率也一直不断上升。

2.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预算外收入来源少。由于大部分地区的产业发展都相对滞后,产业格局零散,缺乏集合度高、产业链长的核心支撑产业,基层地方政府的财力后备力量不足,财政收入缺乏有效增长。

3.财政支出效益偏低,重点项目收益慢。基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简单、分散,缺乏科学合理的立体安排,导致大量资金没有用到刀刃上,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同时单位财政支出收益不足,资金效益偏低,地方政府财政发展后劲不足。

五、结语与展望

地方财政风险是一种社会经济风险,是由地方经济管理力量及经济实力薄弱和国家政策环境综合引起的。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地方经济,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有效地测定债务风险程度并对其进行统一规范的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

采用一组科学合理的财政指标,并对其进行删选以适用于基层地方政府。针对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指标权重,并对地方财政风险从三个不同角度给予准确评价。我们可以有效地了解其财政风险程度,针对性地制定债务管理方案,最小化地方财政危机。

在评估模型中,对风险指标权重的客观性,风险指标限值的科学性,评估模型的有效性等问题,还需要在数据积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从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对地方财政风险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建立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检索评估中的主观因素,提高风险的管理水平。我们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Hana Polakova Brixi, 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 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R]. The World Bank, 1998.

[2]Easterly William, When Is Fiscal Adjustment an Illusion? [J]. Economic Policy,1999(4).

[3]刘尚希,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3,5

[4]王亚芬,梁云芳,我国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研究[J]。财政研究,2004,11

[5]许涤龙、何达之,财政风险指数预警系统的构建与分析[J]。财政研究,2007,11

[6]冉光和,李敬,地方财政负债风险的生成机理与预警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9

财政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新能源；财政扶持；风险控制

绪论：目前，辽宁省风电装机容量达226万千瓦，继续位居全国第2位，装机比重8.23%；累计发电量15.4亿千瓦时，发电比重占3.54%。所有风电场投产后均正常并网发电。特别是国家能源局直接支持并核准的华能阜新二期30万千瓦风电场，已成为我国一次性批复、一次性建设并顺利投产运营规模最大的风电建设工程。黑山秸秆、沈阳老虎冲垃圾填埋气等两项生物质能发电工程正式并网发电，装机容量共1.3万千瓦，填补了本省该领域的空白。北票等城市开展光伏路灯、景观灯示范工程建设，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兆瓦。全省车用乙醇汽油市场覆盖率超过95%，推广使用生物燃料乙醇34.8万吨，成为全国目前全封闭应用乙醇汽油的5个省份之一。

以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就不仅得益于辽宁省政府的政策引导，还受益于省、市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但是，我省针对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利用的财政政策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严重影响我省新能源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

1.1 缺乏省政府财政支撑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平台。

我省现有的新能源技术研发活动的主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重点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技术，它们主要依靠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二是，新能源产业化过程中的辅助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工艺改进等，主要依靠新能源产品的生产企业。这种技术开发研究与技术产业应用研究相分离的局面，容易导致研发力量分散、核心技术开发与应用的衔接效率较低等问题。

1.2 企业新能源产业应用研发活动的财政资金支持不足。

新能源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相当于一般产业研发投入的4倍左右，并且越到产业化后期，所需投入越大。从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看，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三个阶所需资金投入之比约为1∶10∶100。虽然，高新技术产业化一旦成功，便能够凭借技术、市场的垄断力以及生产工艺的先进性获取超额收益，其投资收益率将大大超过传统产业的收益率。但高新技术产业化也是一种高风险的经济市场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以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中国石英玻璃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在国内同行业中排名第三，但由于行业特点所限，年收入与年利率较低。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该公司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规模发展受限也影响了企业新技术的应用，如果该企业能够得到充裕的资金将能进一步打破国际大企业对此类技术的垄断，也能使企业腾出资金壮大规模，将技术与发展协调起来。

1.3 政府财政扶持和优惠政策的强度不足，企业争夺加剧，核心企业有转移倾向。

在国家新能源产业扶持政策出台后，新能源产业成为一个极具增长潜力的行业，具有很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很多地方政府争上新能源产业基地。目前，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已开始争相申建部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在地方新能源产业基地的兴建中，出现了争夺人才、争夺企业的现象，在辽宁省新能源产业基地建设中也发生了同类事情。在某产业基地，一家龙头企业受到省外多家基地的邀请，并给予了诸多优惠政策的许诺，这些许诺具有很大吸引力，是辽宁省产业基地目前还无法给予或很难给予的，该企业虽然最终选择留在辽宁省，但是还会存在一些矛盾。

1.4 政府财政扶持资源相对分散，财政扶持政策的局部作用效果受限。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策、扶持资金，企业都在争夺政府提供的扶持资源。由于企业良莠不齐，有的只看重短期利益，不进行技术投入；有的企业注重长期可持续发展，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因而影响近期经济效益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我省在分配财政扶持资源的过程中要考虑短期经济效益、税收拉动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容易导致部分技术研发实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企业所获扶持不足，另一部分不进行技术投入、只看重短期利益的企业也借机“搭便车”。这种财政扶持资源分散的局面必然影响我省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发展。

第一，理论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金融学中的风险评估和控制理论和实物期权评价理论。

第二，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学中的抽样调查、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还有蒙特卡洛模拟方法。

研究结果分析：

（1）研究辽宁省财政资金支持的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新融资模式及其风险评估与控制。

课题提出了三种可行的新融资模式，以帮助辽宁省财政扩展新能源产业的资助资金筹集渠道，其种类、财政支持方式、主要风险来源总结为表1。

针对每种新融资模式，将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方法规避或降低融资方式的风险，具体来说：

第一，对新能源研发专项基金，采取基于市场价值风险的实物期权评估方法，在主要研发结点定期予以科学评估，已决定后续资金的拨款时机和拨款规模。

课题选取风能发电技术研发和光伏技术研发活动（前者的风险由于政策波动而具有市场价值跳跃波动；后者的风险属于连续的扩散波动），构建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实物期权评估理论方法（连续扩散过程的实物期权；跳跃扩散过程的实物期权），以期科学的解决评估难题。前者基于何佳、曾勇（2003）对新技术购买行为中的技术创新速度影响的分析思路和模型；后者基于课题指导教师2009年的博士论文初步研究成果进行扩展，以便充分考虑风能产业的政策跳跃影响。

第二，对新能源产业基地发展基金，基地企业破产或违约风险和收益率风险是主要风险，政府应适时监控基地企业的财务状况，严格审计其财务报表、税务报表，针对问题及时予以事前警告或帮助其度过难关。

针对新能源企业的高新技术特点，在企业现金流基础上考虑灵活经营价值和风险价值，拟采用Leland（1994）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公司内生破产的公司债务评估的结构化模型，对新能源企业的破产阈值、破产时机进行评估和监测，并采用比较静态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影响新能源企业破产的经济因素。

第三，对市政债券融资模式，市场利率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是主要风险。地方政府财政和企业都无法直接控制市场利率风险，只能通过相机决策或金融衍生工具分散风险。

① 根据利率波动趋势合理确定市政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规模。可采用定期追踪市场资金利率曲线的久期和凸度指标，当利率风险较高时，优先选择发行短期市政债券；当利率风险较低时，优先选择长期市政债券或长短期的组合。

② 地方政府市政债券主管部如何适当利用利率互换产品，将所筹集的部分资金的利率风险锁定在适当水平上。研究地方政府财政适用利率互换产品的可行性，及具体策略。

（2）探讨基于实物期权项目投资评价的财政扶持资源的分配政策。

政府财政扶持资源的分配机制不同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其政策优化的核心是建立以资金利用效率和使用方向等评价结果为依据的分配政策，评价的目的是为政府财政决策扶持资源分配规模和时机提供根据。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资源来源于全社会的纳税人，政府有责任保证财政资源使用的最优化。

优化财政扶持资源分配的关键是根据企业或科研单位的投资时机和投资规模进行资源分配。企业和科研单位将综合考虑项目的收益因素与风险因素，采取科学的决策方法来确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时机。这样的决策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决策；二是基于成本-收益-风险的决策。

对该部分的主要内容拟设定如下：

第一，新能源项目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析。包括新能源技术研发项目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析；新能源产业应用项目的成本-收益-风险分析。新能源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时机决策是财政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些决策的重要要影响变量是风险因素的评估。根据文献Gurkan Kumbaroglu等（2005）的分析方法，课题负责人对两类新能源项目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定性研究，结果总结为表2和表3。

第二，以实物期权评价为基础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

由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项目未来的收益和风险采用折现方法转化为当前收益考虑，忽略了投资决策者的灵活应对风险的决策价值。可采用基于成本-收益-风险分析的实物期权评价方法，对新能源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时机进行评估，从而有利于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体系。

考虑研发成本支出价格的不确定性、研发成果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研发项目负责人倾向于等待市场新信息释放，最佳投资时机将有所推迟。课题组已获得该重点实验室项目在建立之初至今的各项成本数据、科研成果市场价值数据、经费来源数据等资料，将以此为依据建立离散和连续时间的实物期权模型进行评价。

③ 新能源产业应用项目投资规模和时机的实物期权评价过程——以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项目为例。该类项目的不确定性主要有收益现金流不确定性、成本现金流不确定性，应用项目负责人仍有等待新信息释放而推迟投资时机的动机，需应用实物期权技术进行客观评价。课题组将与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研究。

④ 基于实物期权评价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优化研究。

核心内容是“项目可行性评价决定初期启动资金的财政资源分配；项目投资绩效评价决定后续资金支持规模和时间”。该部分内容与两类项目的实物期权评价结果密切相关，重点从资源利用效率和风险控制角度研究政府财政资源的有效分配政策。

结论：提出以“拓宽新能源财政扶持政策手段，优化财政扶持资源的分配结构”为核心的对新能源进行财政扶持的理论思想和分析框架。研究省财政资金支持的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新融资模式及其风险评估与控制问题，帮助政府财政在控制融资风险的条件下，合理拓宽财政扶持资金的融资渠道。构建以科学评估结果为指导的财政扶持资源优化分配体系，研究基于成本-收益评估和实物期权评估的政府财政扶持资源分配策略。

参考文献：

[1]何佳、曾勇（2003）对新技术购买行为中的技术创新速度影响的分析思路和模型

[2]Gurkan Kumbaroglu等（2005）、Erin Baker、Kwame Adu-Bonnah（2006）的分析方法

[3]课题指导教师：张磊（2009）的博士论文

财政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旅游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策略；可持续发展

一、研究综述

1.国外财务风险管理研究

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法国的亨瑞・法约尔在《一般管理和工业管理》一书中把风险管理思想正式引入企业经营领域。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和制度，直到20世纪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莫布雷等首次提出并使用“风险管理”一词，人们才开始系统地展开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一门学科。在企业财务风险研究方面，马柯威茨、威廉、米勒先后对财务风险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三位学者的理论一脉相承。他们提出了证券组合的效率边界风险理论、计算股票系统风险的方法和通过系统风险计算股票预期收益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关系的MM理论等，为以后开展企业财务风险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从狭义的角度，把风险管理的对象局限于纯粹风险，重点放在风险处理上。

2.国内财务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我国财务风险的相关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1987年清华大学郭仲伟教授编写的《风险分析与决策》一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风险分析与决策的方法。王继华在《现代企业财务风险及内部控制》一文中，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探讨企业的内部财务风险。杜芳修在《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监测与危机预警研究》中，通过设置并观察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的危机发挥预警作用。文章以财务风险监测与危机预警为切入点，采用规范和实证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紧紧依托财务危机的诱发源，对财务风险预警系统进行探讨。郭敏在《我国企业财务风险与防范研究》中，从企业资本运动过程来划分和界定企业财务风险，即从资金的筹集、使用与耗费、回收与分配三个环节分别对企业融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以及企业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人本风险”的防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二、旅游企业的系统风险分析

1.社会宏观因素给旅游企业带来的融资风险

任何资金都是需要成本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来筹资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由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因此或多或少给旅游企业带来一定的筹资风险。同时，政治是否稳定会影响利润的变化，进一步给旅游企业资金成本的高低带来严重影响，进而为旅游企业带来筹资风险。可以说，旅游企业本身的资金回收期较长，对旅游企业的筹资来说这期间内的任何变动都是不利的。

2.社会宏观因素给旅游企业带来的投资风险

人们的需求结构、供给数量，市场供求的变化等都是不能准确预测甚至无法预料的。因此，投资就会给旅游企业带来不可预测的系统风险。与此同时，旅游企业也受到社会各种经济环境的影响，而这方面是不受人为控制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变化。

三、旅游企业的非系统风险分析

1.筹资风险

旅游企业筹资风险主要指旅游企业采用负债筹资而使其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的可能性。目前，我国旅游企业存在现金性风险和收支性风险。其中，现金性风险是由于旅游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和理财不当而引起的；而收支性风险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力低下、管理水平低等。如果不有效加强财务管理，必定会给旅游企业在筹资和经营上带来一定困难。

2.投资风险

旅游企业投资风险主要是指旅游企业进行投资后不能达到预期效益进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旅游企业进行投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旅游企业波动性和季节性的特征，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波动性和季节性，从而导致资金回收期长，此时投资风险也很大。由于旅游企业自身的因素，在投资过程中还是面临投资风险的。

3.资金回收风险

旅游企业的资金回收风险主要指应收账款风险，说的是旅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的投放，其风险主要是回收时间及金额的不确定而造成的现金流量风险，从而使企业的收益质量和收益能力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制约企业的正常经营，使其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

4.收益分配风险

旅游企业的收益分配风险主要指由于收益分配而可能给旅游企业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概括来说，收益分配风险包括收益确认的风险和对投资者分配收益的时间、形式和金额的把握不当而造成的风险。其中，收益确认的风险，是由于会计方法的不合理，从而导致提前纳税，大量资金提前流出企业而造成的财务风险。企业的资产情况进行风险分析。

四、旅游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对策

1.加强行政方面的管理

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为旅游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创造出良好的环境。旅游协会应该对旅游业加强监督，并管理其经营的行为规范，杜绝不符合规则的竞争，从而给旅游企业的理财与经营制造更好的运行环境，使其尽可能的避免外部风险的发生。政府部门还应该从财政上支持并引导旅游行业风险基金的建立。

2.正确识别与估量风险

旅游企业不单要学会认识风险，还要会正确识别与处理风险。这就要旅游企业的领导与财务人员进行周密的分析企业的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的财务活动中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与对于企业未来的收益的响。科学正确的估量风险大小，从而掌控风险的程度，其包括有各类潜在的风险可能会产生的损失、损失程度、发生的频数以及对与旅游企业的生态环境、生产经营与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通过对风险的估量，为以后的财务风险做出预防、决策、控制以及处理等提供有效的依据。

3.建立风险预警系统

旅游企业应该开设财务风险的预警系统，对财务风险的监测做出进一步加强。风险的预警系统是对风险做出监测、识别、预测和评价的信息系统，其内容主要包含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相关的信息，可以分做市场信息子系统、内部报告子系统、风险预警子系统和风险分析子系统。旅游企业应该将财务制度规范并完善，以及加强财务的基础工作，从而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推行全方位的预算管理，严格的控制事前与事中的资金支出，确保资金有序的流动。并设立科学的决策程序，对风险财务活动明确其风险责任者，对财务活动的各个环节风险的防范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徐佳.浅谈连锁企业财务风险的识别与控制[J].中国商贸.2011（28）

[2]刘婧、王加青.浅谈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J].中国集体经济.2010（22）

财政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财政风险；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1

一、当前我国财政风险的表现

1.财政收入风险分析

衡量财政收入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很不乐观。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低而带来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不仅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而且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支撑，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极其不利。财政收入结构风险主要是指财源结构单一而形成的风险。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企业，如果企业一旦出现经营风险，生产销售下滑，那么我国财政收入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必然会危及政府财政收入。

2.财政支出风险

财政支出是财政职能得以实现、财政作用得以发挥的媒介和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资金的稀缺性要求财政支出有效率。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状况离效率目标还相距甚远，财政支出负担沉重，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效率低下问题十分严重。财政支出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规模不能满足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各项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对财政支出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各级政府、人大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法定支出比例和增长速度，使财政支出呈现刚性增长，从而形成供给不足需求过旺的支付危机。二是财政支出结构失衡，财政支出不堪重负，严重制约着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3.财政债务风险

大量债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长期以来，财政周转金、国内外专业项目贷款等政府债务没有形成归口管理，许多债务到期时，由于各个主管部门及项目单位不能及时还款，上级则采取预算扣款的办法硬性索债，到这时财政部门才被迫介入，给财政平衡增加不可知的难度。我国国债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加之管理手段落后，国债的使用效率不高。

二、导致财政风险形成的原因

1.现行体制问题

我国现行分税制存在过渡性缺陷：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的十多年来，已初步建立起财政与经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良性循环机制，但各级政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统一，支出范围划分不清；中央财权过分集中，地方财政可支配财力相对减少等方面的问题，造成财政收入不稳定等财政运行中的风险。

2.财政预算管理不力导致支出膨胀

由于各级政府缺乏合理、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导致各项支出超出计划之外形成支出膨胀。同时传统的预算仅仅知道现金流量，不考虑负债的增加，也不考虑或有债务，不考虑财政的过去承诺所引发的未来成本，带来财政成本的转移；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膨胀影响了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

3.政府盲目融资导致财政风险程度提高

由于各地普遍缺乏相对独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运作进行协调管理，因而地方融资总量难以得到科学规划和有效控制。

三、防范财政风险的措施

1.完善现行体制，优化财政结构

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税收体制，建立切实可行的税权划分模式。税收制度改革是财政收入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税制改革应以建立多样化的税种范围、明确的主体税种、规范的中央税收管理制度和地方税收管理制度为原则。只有进一步完善现行财政体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

2.完善政府预算活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制度

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规范政府财政支出。在严格执行年初编制的财政预算的同时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保证预算执行的公开、透明。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应结合部门预算改革，实施“收支两条线”改革，将各部门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有条件的纳入预算管理，与执收部门、单位的支出脱钩。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财政部门合理核定支出标准，并按标准供给经费，还要根据新情况完善有关法规、规章，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改革预算执行监督制度，要降低财政风险必须对预算执行各个环节给予实效的监督，形成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突出财政监察、审计检查、行政法制监督的作用。

3.合理确定财政收支范围，减少赤字化解风险

首先，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规模水平、防范收入风险。一是确保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适应。二是确保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费改税、取消预算外资金、建立健全税收征管体系等，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次，优化支出管理，防范支出风险。依据现代公共财政理论，重建财政支出格局，规范支出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社会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第三，合理确定外债的规模和结构，防范外债风险。要合理确定外债的规模、结构与投向，为有效地控制外债规模，应坚持国家对于中长期贷款实行全口径管理和总额控制计划管理。在控制外债总量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合理的外债结构。国家应逐步建立国家债务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确定科学的债务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合理确定外债风险预警区间，及时反馈外债风险状况，为国家外债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韩建兰.浅论地方财政风险[J].财会审计,2011(11).

[2]田淑英.中国财政风险问题的理性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2(02).

[3]张志超.财政风险[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财政风险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风险；财政赤字率；债务负担率；警戒线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击下，中国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使得内需不足问题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我国2005年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嘎然而止，以“扩大内需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于2008年11月在我国重新启动。目前来看，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有庞大的财政增支内容(如总额约4万亿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也有频繁的减税措施(如建国以来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增值税转型)，增支减税的结果势必使得大规模国债增发(包括中央的地方政府债券)不可避免，从而对我国财政安全运行带来较大冲击，相应地，由此引致的现实财政风险问题则需要较为深人细致的实证研究。

从财政理论和实践来看，一国或地区的财政风险通常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两大指标来衡量。这里，财政风险警戒线可界定为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安全区和危险区之间的分界线。在此方面，“国际警戒线”通常指的是1993年正式生效并标志欧盟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规定的两大财政标准：(i)欧盟成员国财政不应有“过度赤字”，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即财政赤字率)不应超过3％；(2)一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0％。在国内，常有学者引用上述两大“国际警戒线”来判定我国财政风险状况⋯[2】。然而，就其产生背景而言，《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标准只是欧共体成员加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入围标准。尽管这一标准是对财政风险的某种度量，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具备所谓“国际警戒线”的属性d】。因此，部分学者对“国际警戒线”的适用性纷纷质疑。例如，罗云毅(2003)¨1认为，对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其他国家而言，该标准显然难以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标准。贾康、赵全厚(2000)[51认为，警戒性指标只是起警戒作用的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其他各国的具体情况吻合，特别是难以适应对各国某个特定时期债务适度规模的判断。倪红日(1999)哺1则认为3％和60％并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盟成员国的限制线。为此，理论上就需要重新研判财政风险“警戒线”问题。刘迎秋(2001)"1曾运用债务一赤字模型对赤字率和债务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王宁(2005)¨1进而运用类似刘迎秋的模型，得出我国最大可承受的财政赤字率在4．04％一4．67％以及最大安全债务负担率在50．5l％一58．36％的研究结论，但其模型较为简单，数据也较为陈旧，从而削弱了其对目前我国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总体上，现有文献对如何确定适用于我国的财政风险警戒线水平方面鲜有研究或研究不够深入。本文认为由于国情的个体差异较大，具有普适性的财政风险“国际警戒线”的存在性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命题，而专门探讨具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风险警戒线往往更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在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模型推导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求我国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的大致水平，从而期望能够对我国目前全面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启迪和参考。

二、模型的推导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政府预算约束理论和个人跨期消费理论，这里先对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模型进行推导，进而对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模型进行推导。

(一)财政赤字率模型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可表述为：y=ak"(en)9，其中a>0，a>0，p0，且a+p=1(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y为总产值，a为综

合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n为投入的劳动力数量，k为投入的资本，e为劳动生产率。这里假设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数量成正比，即e=k／n。这样，总生产函数就可简化为：y=ak (1)假设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利率和工资率应该由资本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即利率应该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r=ay／ak=d (2)

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oj=ay／an=by／n(3)在“三部门”分析框架下，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函数，即y=c+i+g。于是，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及其函数表述如下：

1．考察政府行为

假设政府支出为国民收入或gdp的一个给定比例g，即g=gy；同时政府财政赤字也为国民收入或gdp的一个给定比例b，即b=by，此处b和g均为常数。本期财政赤字和本期债务余额之和应该等于下期的债务余额①，即d+b=d+。。于是有：d+l=d+by (4)

若用r表示公债利率，则本期公债利息则为rd。政府对国民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以t的平均

税率征税，税额就可表示为t，即t=t(y+rd)。根据政府预算约束b+t=g+rd，则有：

by+t(y+rn)=gy+rd (5)

2．考察个人行为

若将每个劳动者的生命期间相对地划为两个不同阶段，即：(1)第一阶段劳动者参加工作并取得相应报酬，报酬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另外一部分用于储蓄，储蓄的部分可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私人债券；(2)第二阶段劳动者进入退休年龄，并依靠利息所得或出售债券获取收入，而该期间的收入所得将全部用于消费，以实现生命期间消费效用最大化目标。由于个体效用取决于工作期间的消费c1和退休期间的消费c2，相应的个体效用函数即为：u=71nel+艿lnc2 其中：7>0，艿>0，且7+8=1 (6)由于劳动者在工作期间的净工资收入为(1一t)ct，，并用于消费c1和储蓄s，因此其在第一阶段的预算约束函数为(1一t)∞=c1+s。储蓄的净利率为(1一t)r，所以第二阶段的消费函数为c2=[1+(1一t)r]8。于是，跨期预算约束条件就可表述如下：．2c1+再≮}矸=(1一t)c-， (7)

可见每个劳动者都可通过合理分配两期的消费水平，实现既定预算约束下(即公式7)的目标

效用最大化(即公式6)。通过求解，得到个人第一阶段的储蓄额：s=(1一t)co—c1=(i—t)跏。

结合公式3，则得到全体劳动者在第一阶段的储蓄总额函数：s=sn=(1一t)邸y。显然，这里的储蓄总额s将为下一期的政府赤字和私人资本提供最大可能的融资条件，表述为公式：

d+。+k+l=(1一t)翻sy (8)

考虑公债的变化，用d除公式4则有d+。／d=by／d。将之代入公式1，定义x为债务资本比率，即x=d／k。于是有：i+一ba (9)

可见，公债的变化取决于赤字率和债务资本比率。考虑资本的变化，对公式5求解得到t=

[(g—b)y+rd]，[y+rd]。因为y=ak，r=o．a，代入后得到：t=[(g—b)k+曲]／[k+。【d]。

再对分子分母同除以k，并用x表示d／k有：1一t：埤尘卫 (10)

将公式1和公式10代人公式8后，有d+。+k+。=(1+b—g)耻列(1+a】【)。再代入后解出k+。，于是可得公式：警=(业高学山)a-x ⋯)

根据公式9和公式11作几何图，横轴表示债务资本比率，纵轴表示公债或资本总额的变化。

其中：d表示公式9所描述的大致曲线形态，k表示公式11所描述的大致曲线形态(见图1)。显然，在b值较小时，d与k相交，交点有两个，如do(k)所示；随着b值的增加，d曲线向右上方移动，k曲线向左下方移动，直到两条曲线相切与一个点，如d1(k1)所示；如果b值继续增加，则d曲线与k曲线将没有交点，如d2(1<2)所示。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b值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公债的变化还是资本的变化，都取决于债务资本比的变化。在给定b值的条件下，如果存在至少一个x(即债务资本比率)，则可认定此b值能够使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如果不存在一个x值，即债务资本比率将无法稳定在某一个值。则可认

定此b值无法使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根据图形以及上述分析，若存在一个b一，在b<b～时，存在至少一个稳定状态；在b>k时，则无法实现任何稳定状态，资本数量将持续减少至零。由理论上可将b一视为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

基于上述逻辑思想，结合公式9和公式11式对b一求解，于是有：l+警：(业掣-b)a—x (12) x 、 l+cdc ， ⋯7从而得到一个可用于直接求解b一的一元三次方程式：∞【3+(a+aba 4-i)x2+ [i+aba+ab一 (i 4-b—g)a∞]x+ab=0 (13)

(二)债务负担率模型

这里仍用b代表本期财政赤字；用d代表本期债务余额，它等于上期债务余额与本期新发债务额(nd)之和再减去本期还本付息额id，从而得到政府财政预算恒等式：

d。=d．1+nd。一id。 (14)这是一个赤字中包括到期债务还本付息的预算模型①，此时的财政赤字等于新发债务减去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后的差额，用公式表示就是b。=nd—id。，代入上式有：di—dt_l=b。 (15)对公式13两边同除以gdp,，经过推导，于是有：

1驴dt—d¨=南d1．•“t (16)其中：d。和dr-1分别代表本期和上期的债务负担率，b。代表本期赤字率。ad。代表本期债务率与上期债务率的差额，gdp的名义增长率也是gdp实际增长率y。加上通货膨胀率7c。，即q=y。+巩，代入上式后移项有：

b。=dl+鼎“- (17)当ad。=0时，理论上可认为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都达到了稳定状态下的最大值，前者仍b一表示，后者则用d一表示，二者的函数关系可表示如下：

b一=南鼍d一 (蝎)

三、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推导模型以及公式13和公式18，并运用相关的宏观数据，就可对我国财政风险两大戒线(即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的理论数值进行测算。相关数据处理及其假设如下：根据1994年至2008年间我国央行公布的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算出平均值4．47％；假设平均资本折旧年限为15年，得到资本报酬率(即模型中的利率)r=1．93；基于张静(2004)[91曾给出的a估计值(约0．17)，得到a值(约为11)；根据已有数据得到近15年的中国平均储蓄率(约40％)以及财政支出占gdp的平均值(约20％)。于是，根据不同的b值假设，可测算出对应的x值(具体见表l，这里略去负根和虚根)。

在测算过程中发现，当b<0．0405时，方程(即公式13)有两个正数解；在b=0．0405时，方

程有唯一解；当b>0．0405时，方程无解。因此，通过模拟测算得到的中国财政赤字率警戒线为：b一=4．05％。该结果与王宁(2005)的测算较为相近，但与《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警戒线水平增大了1．05％。

结合上述测算结果，探讨中国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率水平。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到8％的gdp增长率较为适宜，且国内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社会通货膨胀率的最佳控制目标应在正负1％范围之内。将上述指标值代入公式18，就可测算出我国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水平，即d一=49．05％。显然，该测算结果与《马约》规定的警戒线水平相比降低10．95％。

运用测算出的上述两大警戒线水平值，将之与我国1994年以来的实际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进行比较，不难发现：1994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的实际数据均比理论上的警戒线水平低很多，也就是说，我国财政风险基本处于可控的或安全的范围(具体差额见表2)。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的条件下，我国于2008年重启的积极财政政策短期内几无淡出的可能，但由此导致的财政风险问题无疑将对积极财政政策能走多远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理论上可运用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来考量一国财政风险状况，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并不存在，而运用(-b约》中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来判断中国财政风险状况并不科学合理。(2)在模型推导基础上，运用中国财政相关数据，可测算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的警戒线水平值分别约为4．05％、49．05％，前者比(-b约》规定的财政警戒线标准高了1．05％，后者则低了10．95％。(3)以本文测算出的财政风险两大警戒线为评判基准，发现目前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尚处于可控的、安全的区间，如2008年我国实际的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尚与警戒线值分别相差约3．68％和31．33％，即具有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事实上，2009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为弥补财政减收增支形成的缺口，今年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比上年增加5700亿元，同时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虽然当年赤字增加较多，但由于前几年连续减小赤字，发债

空间较大，累计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左右，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总体上也是安全的。”显然，根据本文研究结论，2009年激增的财政赤字仍然没有使我国财政风险触碰赤字警戒线，而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实证角度也印证了总理提出的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总体安全”的判断。

当然，由于模型本身的假设与现实经济存有一定的差异，加之，相关数据的采集和推断也可能有失准确，从而使得本文测算出的警戒线水平值势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财政风险角度，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1)财政风险警戒线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控制财政风险的过快增长并防范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而不在于防范或消除公债风险或财政风险。事实上，一旦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产生，相应的财政风险就不可避免。(2)在警戒线之内，并不能完全确保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不会爆发；突破了警戒线也不意味着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会必然爆发。理论上，警戒线之内只是告诉我们一国或地区发生公债危机或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即小概率事件)。(3)由于我国各级政府在法律上承担了规模较大但难以准确估计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因此，实际的财政风险可能要比我们想象或本文展示出来的要大得多。(4)理论模型只是高度抽象或简化的，永远无法涵盖全部的解释变量或影响因子。例如，财政风险程度不仅由财政赤字率和公债负担率来决定，还受到赤字弥补方式、公债资金使用效率(如公债科技推动力和经济贡献率)。特别是，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内需保增长”中一味地增加政府投资、“孤军奋战”，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不仅会抵消需求扩张效应，相应的财政风险也会在短期内积聚并迅速放大。

参考文献：

[1]叶子荣，王琳．论国债风险[j]．经济学家．2001，(1)．

[2]郭田勇．中国财政赤字还在警戒线以内．中国新闻网，2009—04—03．http：i／finance．

shtral

[3]张雷宝．公债经济学——理论•政策•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罗云毅．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马约”标准与国际安全线[j]．经济研究参考．2003。(3)．

[5]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规模的现实规模[j]．经济研究，2000，(to)．

[6]倪红日．关于财政赤字政策和国偾问题的国际考察及几点认识[j]．涉外税务，1999，(11)．

[7]刘迎秋．论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j]．经济研究。2001，(8)．

[8]王宁．中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规模警戒线初探[j]．财政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