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理论论文范文
美学理论论文篇1
【摘要题】阐释与真理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人文科学/反美学/审美真理/理解和解释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1-0065-08
无论从诠释学的发展历史，还是从当代诠释学的理论类型来看，诠释学都并不只是指某种单一的理论，各种诠释学都对理解、如何理解、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注：(JohnD.Caputo,RadicalHermeneutics:Repetition,Deconstruction,andtheHermeneuticsProject.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7.)拙著《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一章“当代诠释学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部分，该章对当代诠释学中的五种重要理论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哲学诠释学与其他诠释学做了比较性的论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但我认为，就其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考来说，加达默尔创建的哲学诠释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如何以人文科学的特殊方式理解和解释方法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问题上，为我们探讨艺术问题和美学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可资借鉴的思想洞见。
J·格龙丹谈到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时写道：“《真理与方法》开始部分的核心是‘对审美意识抽象的批判’。《真理与方法》从美学开始似乎采取的是一种迂回曲折的路径。因为《真理与方法》所提供的所有关于艺术的肯定性观点，开头几章提出的不是一种美学，而是一种反美学。因此，一种自律美学的创造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对我们来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出现在人文科学中的认识方式，这种抽象必须摧毁或相对化。”（注：J.Grondin.Introductionto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Yaleuniversity,1994.P110.）那么，相对于以往的美学来说，加达默尔的美学理论在哪些方面是一种“反美学”呢？格龙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做出深入论述。本文力图通过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美学方法论的批判、艺术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探讨，论述加达默尔的“反美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美学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一、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美学理论
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美学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立场，就是反对传统美学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并坚持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人文科学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认识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并力图把艺术、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等问题置于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理论视域中来理解和诠释。哲学诠释学的这种双重美学任务意味着，加达默尔既要批判那种认为美学中不存在认识和真理的自然科学方法立场和认识论观点，又要坚持艺术和审美经验中存在认识和真理的人文科学立场。
在以往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美学家和艺术哲学家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往往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艺术和审美经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一直支配着自17世纪以来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认识论成为一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基础。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学对艺术审美经验的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使方法科学化才能解答美学的所有问题。这一点也严重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认为，这是一种忽视了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自然科学天真，实际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复杂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呢？这个作品仅仅是一种知觉相等物的错觉吗？我们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和确定恩斯特《家庭的天使》或米罗的《绳子与人》等等现代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吗？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理解的东西，真能符合我们的实际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吗？仅仅根据作品所再现和反映的存在物，根据作者的意图和艺术作品的文本结构，并依照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根据作品自身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我们能真正通达艺术作品的真理吗？
哲学诠释学的真理理论拒绝和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那种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做法。加达默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不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些特殊的真理表现形式，而是严重地遮蔽了人文科学中的真理经验，实际上否定了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因为它只承认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认识和证实了的东西才具有的认识和真理，而像艺术和审美这样的人文科学对象便不存在认识和真理。哲学诠释学认为，对艺术和审美中的人类经验的理解，并不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普遍性要求，它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和理解方式。因此，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哲学诠释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经验所及的地方和要求自身合法性的地方，探寻超越于科学方法统治的对真理的经验。因此，人文科学就与那些存在于科学之外的经验方式相联系，即与哲学、艺术和历史本身的经验相联系。所有这些经验方式中所传达的真理都不能用像适用于科学的方法论手段来加以证实。”（注：Hans-Georg.Gadamer,"Introduction",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22.）在人文科学的对象中，艺术和审美经验与其它任何人文科学对象的经验相比，尤其显示了其非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特性。
在这里，向哲学诠释学美学提出的问题是，对艺术和审美经验这些美学问题的理解，没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基础，是否能够揭示其中的认识和真理呢？康德以来的美学都以自然科学认识论为方法论，并认为只有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才能揭示真理，哲学诠释学美学否定了这种认识真理的科学方法，人们还能够认识和确证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吗？加达默尔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加达默尔恰恰提出美学中特殊真理问题：“在艺术中不存在认识吗？在艺术的经验中不存在一种确实不同于科学的、不从属于科学真理的真理吗？艺术中确实不存在着真理吗？而且，美学的任务不就是要确定艺术经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一种确实不同于为建构自然知识而为科学提供最终数据的感性认识，确实不同于所有道德理性认识以及不同于所有概念认识，但又仍然是认识如传输真理的认识方式吗？”（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97-98.）无可否认，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显然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它有着自身特殊的意义和真理表现方式。加达默尔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的统治，就是为了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美学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存在的自然科学观点，以重新恢复、重视和捍卫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
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种关于趣味的美学，它同样是一种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艺术也显然不只是简单的趣味问题，也是我们得以认识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我们不仅仅理解作为对象性的艺术作品，同时通过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意义世界和真理世界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在加达默尔看来，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实证方法不仅没有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遮蔽。因此，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审美真理问题，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只有通过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审美真理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和发生，美学也才能谈论和把握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换言之，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只有在作为此在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的人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没有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参与和经验，审美真理就不可能存在。
这显然是一种反传统美学的观点，传统美学把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可以像自然科学对象一样得到确证和证实的对象性存在，而哲学诠释学美学从艺术和审美真理经验的特殊性出发，把审美与艺术经验变成了一种既是此在的、时间性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真理性的存在。因而，美学问题便不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美学的任务和目的不是去确证某种已然存在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在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敞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这才是人文科学把握艺术和审美真理的重要方式。
二、艺术作品本体论与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
艺术是审美经验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学的重要对象，因而艺术也就成了哲学诠释学探讨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对象，为什么艺术和审美经验等人文科学对象不能用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和解释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对象的特殊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哲学诠释学的艺术作品真理理论，是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事实性诠释学为基础的，加达默尔正是在海德格尔事实性诠释学基础上提出他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以海德格尔向形而上学提出问题和我们对审美意识已经提出问题一样的方式，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程序提出哲学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而是必须对什么是真理的理解方式提问。尤其是艺术真理的问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问题开辟道路，因为艺术作品的经验包含着理解，其本身就表现一种诠释学现象——但这根本不是科学方法意义上的。毋宁说，理解从属于与艺术作品本身的遭遇，因此，这种从属只有在艺术作品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110.）正是艺术作品特殊的本体论存在方式，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由此，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以及真理表现方式，也就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美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阐述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与其他论文》等著作中，加达默尔从游戏、象征和节庆三个方面，阐释了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形式：通过游戏的表现性阐述了艺术的表现性特征，通过象征的自身意义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真理性维度，通过节庆的时间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而所有艺术本体论层面和真理表现方式，都是从作为具有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存在方式来阐述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性》中，都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中的许多理论家都探讨过游戏这个概念，如席勒、斯宾塞、谷鲁斯、斯汤达，苏珊·朗格等，都把游戏作为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更是赋予了这一概念以哲学和美学的崇高地位。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作品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创作者本身和创作活动本身进入理解者的理解事件中，并与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建构艺术作品的意义世界。艺术的存在不能被规定为某种审美意识的对象，因为正好相反，审美行为远比审美意识对自身的了解要多，审美行为是表现活动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在以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往往去设定作为审美活动和阅读活动的对象性客体，如对象的形式结构、对象所体现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去分解构成艺术的各个要素，去分析审美意识中的各种因素。这固然可以看作是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中重要内容。然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活动过程的审美，才应当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真正核心内容。
加达默尔认为，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的形式符号看作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东西来对待，同样，艺术作品也不纯粹是审美意识的表现。加达默尔重新理解了游戏的概念，并把游戏的概念运用于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的理解和解释中。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类似于游戏的存在方式。“不是审美意识而是艺术经验，因而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必须成为我们检验的对象。但是，我所坚持的艺术作品的经验显然是与审美意识的平行过程相对立的：即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与自身存在的主体对立的对象。恰恰相反，艺术作品具有其自身的真实存在就在于，它成为了一种在艺术的经验中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保持和坚持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作品本身。正是这一点，使游戏的存在方式具有重要性。因为游戏有其自身的本质，它独立于进行游戏的人的意识。确实，游戏—真正的游戏—也存在于当主题视域不受主体性的自为存在的限制的时候，以及不存在‘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102.），游戏既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也不依赖主体的意识，游戏就是游戏本身。艺术作品正如游戏的存在一样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运动和事件。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只有在我们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中才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的认识和真理也只有在我们的审美经验过程中才能发生和出现。在这里，哲学诠释学通过游戏这种类比性的中介，把艺术作品、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问题联系起来了，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视为一种类似于游戏的东西，实际上就消解了传统美学把艺术视为客观的对象性存在或把艺术作品视为审美意识的表现的传统美学观点。
如果说，加达默尔对游戏的重新阐释和理解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参与性的事件，那么，他对象征的阐释和理解则旨在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表现问题。美和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和真理，不是指某种简单的可以被我们直接看到的东西，不是某种一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可以理解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比喻和替代，而是一种充满了意义的象征，一种人类经验和存在真理的昭示。“如果我们真的想思考艺术经验的话，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沿着这些路线来思考：艺术作品不只是指示某种东西，因为它所指示的东西已经存在在那里了。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意味着存在的一种拓展。”（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32.）因此，艺术作品与可复制的产品不同，它是不可替代的，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一种象征，一种可以认识事物和认识我们自身的独特的形式。因此，艺术的象征是那种“我了悟全整体而被寻找的始终是作为生命的片段的另一部分。……美的经验，特别是艺术的美的经验，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一种对潜在的整体和永恒的事物秩序的召唤。”（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32.）因此，艺术就不仅仅是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形式结构，也不是简单的摹写和反映，也不只是创作主体的意图实现。在加达默尔这里，象征并不只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经由我们的艺术经验扩大了的人类经验，艺术的象征既体现和证实着艺术作品的存在自身，也开启着人类经验和审美真理的诠释学空间。
艺术作为类似于游戏的表现事件，艺术作为一种象征，都表达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都不是如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无时间性的。恰恰相反，艺术的和审美的真理只有在时间性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一句话，艺术的真理表现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和过程存在。正是这种时间性结构使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解与康德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区分开来。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要求理解者采取一种中立的审美态度，哲学诠释学认为艺术作品则要求理解者参与到艺术作品表现事件中，艺术作品的存在必须像参加节日庆典一样的参与到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中。我们对艺术作品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艺术经验，并不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这个作品的色彩、形式和结构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参与到这个作品所表现的世界之中，并对这个作品进行对话性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中的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参与性的理解事件中才有可能，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都是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联系，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解释相关联的。“美学必须被并入诠释学中。这个表达不仅只是指问题的范围，而且从根本上也是精确的。反过来，诠释学必须这样得到规定，即它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公正地对待艺术经验。理解必须被看作是意义得以出现的事件的一部分，在理解事件中，所有陈述的意义——艺术的陈述和所有其各种传统陈述的意义—才能形成和实现。”（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164-165.）因此，在艺术和审美的真理问题上，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审美意识对象和文本本身决定着其意义世界，而是在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时间性地展现其意义世界。
可以看出，哲学诠释学的这一美学思想无疑是反传统美学的，在加达默尔看来，无论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还是艺术作品的真理表现，抑或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发生，都必须在人类经验性的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才能出现。这种反传统美学的思想，不仅质疑和挑战了以往那种从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或意图，艺术作品的客观的形式结构，美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去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传统美学观点，而且在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中阐发了其独特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
三、诠释学的理解途径与审美真理的可能性
从诠释学的立场出发，艺术作品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注：Gadamer,"TextandInterpretation",InHermeneuticsandModernPhilosophy.Ed.,BriceR.Wachterhauser,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986.P389.）。这无疑是一种反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是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反美学”。“艺术理论提出的问题必须面向全部，必须既在艺术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前，同样艺术也在艺术不再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后把艺术作为艺术来对待。是什么东西使得绘画、雕塑、建筑、歌曲、文本或舞蹈表现为美的，而假如‘不再美了’，仍然作为艺术？……真正说来，美规定艺术之为艺术，即作为从所有按照某种目的建立并使用的事物中脱颍而出的事物。事实上，美只是将人邀请入直观的请柬，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品’。”（注：加达默尔：《生动与直观》，见《加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解事件中，审美真理才具有可能性，这是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把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改造为一种事实性的诠释学，把作为工具论的诠释学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加达默尔则通过进一步阐发了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诠释学的哲学洞见对诠释学所隐含的意义。“海德格尔对近代主观主义的批判的建设性成果，就在于他对存在的时间性的解释为上述立足点开辟了特有的可能性。从时间的视域对存在的解释并不像人们一再误解的那样，指此在是这样被彻底的时间化，以致它不再是任何能作为恒在或永恒的东西而存在，而是指此在只能从其自身的时间和未来的关系上去理解。”（注：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哲学诠释学认为，从根本上说，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本身，就是作为此在存在的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可以说，审美真理理解的有限性观点是加达默尔始终坚持的思想，他把有限性的观念运用到经验的分析中，并认为我们的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从根本上说始终是一种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加达默尔看来，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艺术意义和审美真理的理解，都是在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境遇规定性中用某种已然具有的思想、情感、洞见，去观看、理解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因此，要获得唯一的、最终的、客观正确地解释是不可能的，理解始终是此在历史性的一种运动方式，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只能是有限地理解。正是艺术作品和审美真理地理解的此在规定性，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地理解始终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这正是哲学诠释学的美学理论与传统的意义和真理重建论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地方。
加达默尔试图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地探讨，来回答审美真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一、根据我们历史性的存在，什么东西被带进了艺术地理解事件中？第二、作为具有自身有限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艺术作品？第三、在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历史上的艺术作品之间所发生的理解所产生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过程所导致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理性意识认为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理解某一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克服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偏见，达到对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的客观认识。加达默尔坚决拒斥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在对艺术作品的经验和理解中，“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所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344.）理解是一种不断地向未来筹划的过程，我们总是在这种筹划中联系着艺术作品文本和我们自己，并在这种筹划中实现艺术理解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可能性。以往的历史主义诠释学还认为，虽然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所要理解的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对象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距离，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克服这种距离达到对艺术作品的完全理解。而哲学诠释学坚持认为，正如前理解在理解运动中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一样，时间距离也在人类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理解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时间距离不仅不是为了获得正确的、客观的理解所必须克服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一种艺术作品文本意义和真理建构的积极因素，是一种开放性的事件。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理解的真偏见与误解的假偏见区分开来，从而使我们的理解具有有效性呢？
加达默尔是通过视域融合中产生的“效果历史意识”(consciousnessofeffectivehistory)来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解的有效性和开放性就是由这种效果历史事件(historicallyeffectedevent)来实现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的真理也同样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所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诠释学处境的意识。我们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这种效果历史意识决定了效果历史本身的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真正意义，这也就进一步地决定了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活动中的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历史事件。“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中，通过这种事件意义的东西才表现自身。因此，这便证明了诠释学现象所使用的游戏概念，正如美的经验所运用的概念一样。当我们理解一个文本时，吸引我们的意义丰富的东西正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当我们理解某一个文本时，文本中富有意义的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就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意识到自身并站在某一立场证明文本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文本就已经确证自身和已经把我们吸引着了。我们在美的经验和传统意义的理解中，所遭遇的确实具有某种像游戏的真理一样的东西。在理解中，我们进入了一种真理事件，假如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要确信的东西，这种真理的获得似乎已经为时已晚。”（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494.）在对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过程中，理解者是从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距离去理解历史上的文本，这种历史距离正是历史的艺术作品文本得以理解的诠释学处境，它所形成的诠释学语境对于理解来说就是一种理解视域，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不断地提问的恰当视域来实现。正是由于我们在与传统文本的理解中获得了一种恰当的问题视域，这样才有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解和前把握，在新的提问与回答中达到新的视域融合，并不断地使审美真理成为可能。
艺术经验中的审美真理是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与理解者的历史性事件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实现的。艺术作品以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并需要我们去对它做出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也努力地去接近我们所要理解的事物。这既是艺术经验、审美真理得以发生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种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真正发生的过程，艺术作品的经验和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紧张关系过程中才能得以展开和建构。在审美真理的理解事件中，我们总是以自我已有的经验进入理解事件中，正是这种参与性的理解才扩大和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历史和延续了人类的艺术。由此，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所理解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问题，就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所认为的可证实的问题，也不是客观结构形式论所认为的仅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问题，不是审美意识抽象论所认为的那样与我们的具体经验没有关系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作者意图论所认为的对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动机进行重建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哲学诠释学的反传统美学思想，即它反传统美学所标举的艺术经验、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纯粹性思想。正如维斯海默所指出的：“审美纯粹主义的抛弃意味着艺术是与非艺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古典术语是‘模仿’，加达默尔用它解释理解问题。艺术‘理解着’非艺术，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的理解。‘作为’在这里意味着理解总是这样的发生：既‘是’又‘不是’。”（注：Joel.Weinsheimer,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andLiteraryTheory.NewHaven&London,1991.P77.）以往的美学认为，我们是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去经验艺术和审美对象的，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识抽象去理解审美真理的，而哲学诠释学则否定了这种纯粹审美态度和审美意识抽象，它把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视为一种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因而把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有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辩证地统一在同样具有有限性、历史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人类理解经验的效果历史事件之中。
四、哲学诠释学“反美学”的当论意义
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面对的问题是当代美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美学理论确实无法回答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美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另一方面，激进的后现论彻底地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而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又确实是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主题，因此如何理解和诠释人类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便成为了当代美学的重大难题。
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美学坚持了艺术和审美真理可能性，但很明显，这种审美真理立场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真理立场。这种不同，不仅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艺术自律性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诠释学不怎么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这一点受到了当代一些理论家的批评，如伊格尔顿和哈贝马斯等；这种不同而且在于，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立场主张审美真理并不是某种完全自律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而是需要理解者和解释者参与的游戏事件，艺术作品文本是一个自律性半成品，其意义和真理必须由理解和解释者在与作品的对话中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意义和真理都是差异性的和多元化的，审美真理的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确定性永远是相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绝对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审美真理的差异性和相对性立场，加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被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斯视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但是，由于加达默尔的审美理论仍然坚持艺术作品的概念和真理的可能性问题，又被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视为传统的保守主义。
加达默尔的审美真理理论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叉语境中并倾向于后现代，就坚持艺术作品的自律性来说，他的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就他提倡解释的主观性和游戏性、真理的差异性和不确性等等方面来说，则倾向于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他与德里达发挥着某种相似的作用。正如大卫·霍伊所说的：“德里达和加达默尔都拒斥筹划经验总体的可能性和效用性。加达默尔希望避免黑格尔式的经验完成（绝对的自我确证地）和最后历史的观念，德里达认为总体化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经验所具有的不可能性，而且也由于游戏所具有的有限性特征。……加达默尔也是从有限性得出他的开放性观念的。这两位思想家都以坚持开放性来作为形而上学的解毒剂，尤其是把它作为神学或末世论思想的解毒剂，是那种认为在历史和思想发展中有必要设置秩序的做法的解毒剂。”（注：D.C.HoyThe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P84.）但是，加达默尔毕竟不同于德里达，前者力图在理解与对话中发展一种关于人文科学真理的哲学，而后者则在解构的游戏和策略中致力于消解人文科学和审美中的真理；前者虽然坚持艺术和审美的真理发生在主体性的理解和解释中，并坚持真理理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并不否定审美真理的的存在和理解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既坚持理解的差异性，也坚持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不可确定性，从而否定了审美真理的存在和理解的可确定性。
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美学理论认为，正是作为一种严肃的人类游戏的艺术，真理性地见证着我们人类生存的差异性秩序结构。在《艺术的游戏》中，加达默尔写道：“我们在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中所遭遇的东西，不只是某种奇思怪想的自由或本质的盲目的肤浅丰富性，艺术作品的游戏能够跨越所有的阶级、种族和所有的文化层面洞悉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维度。因为这些属于我们的游戏的形式就是我们自由的形式。”（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130.）无论是传统的再现性艺术，还是现代的非再现性艺术，只要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形式都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扩展，一种秩序的象征，一种审美真理的严肃游戏，一种可以在其中“逗留”的审美经验世界，一种如“在家”(Einhausung)一般的充满了差异性自由的和谐。
美学理论论文篇2
化学研究的内部问题十分复杂，国际化学共同体内部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专业行为准则，化学家的职业道德规范一直存在争议。在《“病态科学”并不病态也不是科学不端行为》一文中，鲍尔探讨了化学研究中道德规范与方法论准则、科学欺诈与科学错误之间的界限。通过分析三个与化学相关的“病态科学”实例———N射线、聚合水、冷核聚变，鲍尔提出“病态科学”不是科学不端行为，也不是病态的科学这一观点，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违反道德规范与方法论准则。鲍尔认为，创新性研究的本质取决于不断尝试非常规方法，当然也就会导致更高的出错风险，因此它比常规研究需要更多的自由规范。［10］事实上，这些所谓“病态科学”的科学史事件中并不存在弄虚作假，而是由于研究者被主观因素左右，沉迷于个人想象，造成了科学错误。但是，当今的许多科学不端行为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科学家选择的个人认知价值取向而引起的。拉斯洛认为化学知识的商业化走向使得对纯技术的追求替代了科学知识的探索，改变了传统的认知价值，导致科学界的道德冷漠。拉斯洛提出，如果为了增加新技术知识和新技能，化学家对众所周知的化学合成过程进行毫无创新的改变，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技术剽窃，这将会造成巨大的物质扩散，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物质污染。因此，拉斯洛提倡把探索科学新知识和发挥创造力作为化学研究的核心价值，由此建立化学共同体的道德规范［11］。从哲学意义上而言，化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应对其知识、技能与实践都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他们不仅要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理性原则和规范要求，还要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在《化学合成的伦理》一文中，舒默尔认为化学研究行为并不是道德中立的，所有以伤害人类为目的、用于破坏性用途的化学合成研究，如化学武器的研制，从一般道义上判断都是不道德的。舒默尔认为，化学家的“研究自由”范围并不是从特殊的道德系统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取决于化学家对一般道德系统选择的结果。道德系统中的规范与义务决定了化学家个人的“研究自由”范围，即“道德中立”行为的范围，因此化学家应该深刻反思他们的道德偏好。由于功利性研究项目的得失争论无法消除，为了判定道德上的正确性，舒默尔提出“研究自由”范围还应满足正义的标准。［12］德尔雷在《伦理与科学》一文中表示:即使不考虑科学不端行为和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对纯粹知识的追求也不是道德中立的。由于化学研究成果会干涉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化学家在探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当考虑每一个自由研究活动的价值选择问题。德尔雷主张使用柏拉图的三大价值理念———真理、正义和美丽，引导化学知识的追求和科研项目的价值选择，并呼吁化学家承担起化学知识增长的风险责任［13］。化学研究行为受一般道德理论的指导，那么化学家共同体的道德规范与化学工程师共同体的道德规范有何区别和联系呢?面对公众道德义务，戴维斯呼吁化学家思考:化学家与化学工程师职业间存在的本质区别，以及化学家共同体修改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时所面临的挑战问题。戴维斯认为，化学家需要了解包括化学工程师在内的许多不同科学技术领域的职业，因此区分化学家与化学工程师职业行为准则的差异性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一讨论需要首先定义“职业”和“伦理”的概念，进而深入研究化学和化学工程的细节差异。事实上，化学工程师的工作保证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而需要化学家所考虑的其他伦理价值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14］。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化学不再是以单纯追求知识为目的的“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它已经成为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社会核心因素。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成为化学家关注的问题，因此，化学家应不断地从伦理角度审视和评价化学研究，并承担起必要的社会与自然伦理责任;化学家不仅要从思想上重视作为科学家应当遵循的职业伦理要求，还要从实践上消除化学及其技术应用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带来的危害。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化学发展与伦理要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化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成为真正能给人类繁荣带来益处的工具与手段。
二、化学美学
哲学经常忽视一个经典的想法，即美学可以处理那些诱发情绪、态度和判断的感觉，而这些远超出认知与道德判断之外。无论是文化嵌入或自发引起，故意激起或偶然发生，有意识或无意识接受，审美信息伴随着人类所有感觉而产生，并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了人类对世界的态度。文化规则、形式条件以及这些过程的心理机制等都属美学试图理解的范围。然而，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科学被认为是原理图和经验主义，几乎与美学艺术背道而驰。20世纪早期，卡西尔重新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释，提出“作为符号活动的不同形式，艺术、科学、神话和宗教都应该被认为是同一水平的”［15］，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而言，科学与艺术是类似的。半个世纪之后，海森堡在其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现代艺术与科学中的抽象概念》中，使用了这个想法，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平行的符号系统，美学抽象概念可以运用于科学研究。海森堡提出“追求统一、共同合作使得艺术中的抽象概念并不比科学中的少”［16］，这一观念充实了现代科学美学思想。因此，当代化学哲学家也希望把化学这样一门具有视觉、触觉和刺激性的科学与现代科学美学观念相联系，从不同的视角运用美学分析化学，其中包括化学形象的文化美学以及化学对世界形象的贡献，化学家在日常实验室工作中使用材料和仪器的美学经验如何影响和指导化学研究，模型、图形、视觉轨道等可视化对象的美学维度以及可视化在化学交流和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
(一)化学美学的基本问题
化学美学是什么?有关化学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仍是一个有待化学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拉斯洛和舒默尔对化学美学领域进行了描述，尝试解决这个困难的定义任务。通过探索化学与一系列经典美学立场的联系，从拉斯洛的论文题目就表达出他试图寻求“化学美学的基础”。他使用了五个著名的对立命题:自然与人工、可视化与不可视化、可预测与不可预测、不变与变化、复杂与简单，阐明建立合理化化学美学存在的哲学利弊。拉斯洛认为化学美学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可以通过“计算机合成生物分子表征”这一抽象概念调和化学与美学间的联系［17］。不同于拉斯洛的观点，舒默尔认为化学美学与一般科学美学相同，并不具有独特性，但美学经验在某些方面可以引导化学研究。在《化学产品的美学:材料、分子和分子模型》一文中，舒默尔运用材料美学、理想主义美学、心理学方法和符号美学等大量美学理论，详细论证了材料、分子和分子模型等化学产品不具有内在美学价值。［18］舒默尔进一步思考了超分子化学的美学起源，运用艾柯符号学理论美学，分析了格式塔转换对建立分子图像以及发展超分子化学符号语言的启发。舒默尔提出科学图像的认知和解释在指导化学新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美学现象对指导科学研究产生了推动性作用，美学理论有助于理解动力学以及科学哲学所要考虑的其他问题［19］。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著名化学家霍夫曼开始倡导分子美学研究。2003年，他在《美学与可视化的思考》一文中，介绍了化学语境下的美丽与愉悦。霍夫曼认为美学和可视化在化学理解和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激励化学发展的唯一因素。［20］那么美学如何激励和推动化学发展，在化学研究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生物化学家伯恩斯坦和有机化学家斯佩克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分析范霍夫、沃森、克里克等化学家的科学研究与艺术间的联系，伯恩斯坦提出美学认知和感官直觉能够撞击化学方法和思想的产生，并改变化学教育方式。［21］斯佩克特以HIV蛋白酶为例，说明分子科学家从文化和可视化视角运用美学研究疾病的过程。［22］为了揭开蛋白酶计算表征的美学性质，斯佩克特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分子表征美学，并研究了分子表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从亲和力表的美学分析到道尔顿原子符号的美学。斯佩克特认为，化学的理论基础是对看不见事物的图像表征，因此化学中的实验、可视化和美学之间的深层联系非常重要［23］。美学推动了化学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在现代化学研究中应如何更好地发挥美学的指导性作用呢?语言学家克里茨巴彻就化学研究中的符号结构、美学以及隐喻的启发式功能进行了探讨。克里茨巴彻认为，现代化学中的语言交流风格已经标准化，但是缺乏类比和隐喻的元素，所以应在化学语言学中继承隐喻思维，以构建感官和大脑之间的桥梁，进而激发创造性思维的产生［24］。
(二)符号美学与炼金术图像
不同于一般的化学研究，古代炼金术具有较强的视觉和艺术传统，炼金术的视觉与符号表征一直以来都受到了艺术家和史学家的大量关注。艺术理论家埃尔金斯、科学史家奥布里斯特(BarbaraObrist)和化学史家奈特，所从事的就是炼金术语境下的美学研究。他们从不同方面讨论了丰富的炼金术美学性质，主张为这种性质提供一个现代地位，把已经丧失的炼金术美学性质转化为现代化学美学性质。埃尔金斯从艺术家的视角，提出为炼金术在当代艺术中寻求一个合理化的地位。他认为炼金术对艺术的历史影响被高估了，但炼金术提供的合理化模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艺术家痴迷于素材而厌恶理性和逻辑”这一现象。［25］在《中世纪炼金术中的可视化》一文中，奥布里斯特调查了中世纪炼金术绘画插图，探讨了在哲学和神学背景下，中世纪自然和人工物质转换理论可视化研究的主要趋势:通过生物过程类比和基督教神话演示炼金术流程;组合图形和语言元素编辑炼金术表中的理论原则，保留原始知识;使用几何数据作为认知工具，表征自然哲学系统。奥布里斯特依据科学主流观念和知识传递方法，分析了绘画形式的功能，并提出炼金术著作中所有类比和哲学插图最终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实践中的装置图像。［26］与奥布里斯特的观点不同，奈特认为，炼金术著作中的插图并没有成功地通过符号描述化学过程，因为拉瓦锡时代化学理论占有主导地位，化学家主要使用仪器和实验研究化学过程，较少尝试从视觉上表征化学动力系统，因而想象力和符号语言在化学中的作用地位大幅降低。通过浏览拉瓦锡革命之后80年的课本插图，奈特发现可视化流程和操作图具有较强的想象力，从中可以学习到化学反应的过程，解释反应的机理。因此，奈特认为美学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想象力空间，应该提倡美学与可视化在化学研究中的运用［27］。不同于前面三位研究者直接探讨化学和炼金术中的化学图像与符号，特朗贝研究了新媒体艺术家拉波波特艺术中出现的化学符号。通过对拉波波特艺术品《我梳妆台上的物品:取代周期表中的元素和钴系列》的深层描述，特朗贝探讨了拉波波特图像的发展，揭示了拉波波特如何并置分子结构、原子和炼金术符号表征非科学客体，用以连接炼金术和化学变化的形而上学观点［28］。
(三)化学美学的视觉表现
不仅化学家使用美学理论与观点探讨化学问题，视觉艺术家也以艺术的方式探究化学可视化对象的美学维度，为化学美学与可视化这一主题研究做出同样重要的贡献。2003年秋天，《原质》期刊出版社一张题为《艺术中的化学》的虚拟艺术展CD，专门展示艺术家的化学艺术品，包括图像、装置、雕塑、模型、视觉轨道等，从中可以发现化学过程特有的新奇与美丽、化学文化与社会影响等。虚拟艺术展的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斯波尔丁和化学家斯佩克特表明，通过这次交流合作，化学家和艺术家都从对方的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哲学思想与方法论，同时也反思了“化学和艺术”之间的一般关系。［29］不过该艺术展并没有体现出美学在化学可视化对象中的作用以及化学家用于理解和解释化学现象的心智图。或许这种区别是由于大部分化学家是实在论者，他们把可视化作为一种化学物品表征方式，要求一定的技术准确性，而艺术家更关心的是文化问题以及化学现象的象征性意义。事实上，想要发展化学与美学艺术的共生关系，就必须建立艺术家与化学家的平等合作关系。这意味着，需要跨越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学科“语言游戏”障碍。与化学哲学中的许多主题一样，化学美学是一个新兴主题，再加上各种迥异的美学理论，因此有关化学与美学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性质只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化学美学的研究与哲学思考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数学化学中的哲学问题
数学与化学之间的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国际化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拉瓦锡引入了算术关系。过去的哲学家，特别是康德和孔德，一直在思考数学与化学的关系。一般的观点认为，数学与化学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即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的区别;从方法论层面看，两者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纯粹的先验方法，后者是严格的实验科学。由于这种差异性使得数学在物理学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在化学中产生了相对较小的作用。主流科学哲学很大程度上便成为数学物理学哲学，但从普遍观点来看，科学的数学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于物理学的数学化，化学的数学化进程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数学化学才开始逐渐兴起。依据学科建制化的标准，三大数学化学研究专业期刊的创办①，国际数学化学学会及其他相关学术团体的成立，数学化学专著的出版以及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召开等，标志着数学化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基础与应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活跃领域。然而，数学与化学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障碍，通过哲学分析有助于理解甚至最终克服这些障碍。因此，对数学化学领域中紧迫的化学哲学问题的思考，包括数学与化学的相互作用关系、数学化学的性质与应用等方面的哲学和历史反思，都值得化学哲学家特别关注。
(一)化学与数学的历史关系
普遍的观点认为，数学化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只是出现在20世纪。当然，如果单纯地探讨化学与数学的相互作用关系，那么数学化学的历史就远超过一个世纪，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元素多面体理论。事实上，在早期化学研究中使用数学方法与抽象思维探究化学问题的重要实例有很多，部分还出现在1900年之前，包括杰奥弗瓦的亲和力表、拉瓦锡的物质分类及其关系、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凯莱的烷烃计算、西尔维斯特的代数与化学间的联系、维纳的分子结构与沸点的关系等。［30］19世纪德国数学家赫尔曼就曾试图把《数学化学原理:化学现象的能量》一书中的理论应用于物理化学研究，从数学层面发展物理化学。赫尔曼的化学数学化思想，与现代化学原子主义形成了对比。戴特认为，赫尔曼把数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解释运用于化学中，可以减少化学本体论主张。［31］对于化学数学化思维，一些化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通过分析20世纪化学数学化进程———路易斯把逸度和活度概念引入到化学热力学中、鲍林把共振概念运用于量子化学研究等，盖洛格鲁和西蒙斯提出化学数学化并没有产生较多的方法论问题，而是使新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受到质疑，导致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32］。
(二)数学化学的自主性研究
关于化学能否数学化的哲学争论问题，自16世纪以来，化学家就一直争论不休。16世纪的文耐尔、狄德罗以及当代化学家拉斯洛都反对化学数学化思想，他们认为化学是门实验科学，化学知识是通过实践经验获得的，数学先验方法的纯逻辑推理无法实现化学现象的充分描述。而狄拉克和布朗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化学与数学具有紧密联系，数学方法可以为化学提供重要的研究工具。通过分析当代关于数学化学的争论，化学家雷斯特雷波提出应当考虑化学与数学间的深层联系，不能简单地讨论化学能否数学化这一问题。［33］他主张利用孔德和外尔的思想以及克莱因的《埃尔朗根纲领》重新定义数学化学，不仅要把数学方法作为研究工具应用于化学中，而且还要实现化学中的数学思维，为化学研究提供功能性抽象思维理解［34］。虽然数学化学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既有来自学科内部的原因，同时也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制约。在《离散数学化学:它的出现和接受的社会方面问题》一文中，雷斯特雷波和维利亚维斯探讨了20世纪后半期数学化学领域在学术界正式兴起及其之后发展受到阻碍的社会原因。他们提出数学化学最早主要出现在东欧，数学知识对化学研究产生了实用性，从而激发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但由于缺乏研究经费，使得之后的发展停滞不前。而离散数学化学过去一直被许多化学家拒之门外，后来只有在数学领域中被慢慢接受。［34］事实上，过去一些化学家甚至不承认数学化学这一研究领域，仅把它视为物理化学的一部分，即使是化学当中涉及的离散数学也不被当成是数学。［35］对此，巴拉班提出数学化学与物理化学、计算化学之间存在的较大区别。他认为，大多数计算化学应用涉及了量子化学，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学，而离散数学应用却无法还原为量子化学，数学图论等非数字化运用在化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无法简单地归结为物理化学。因此，巴拉班主张数学化学的自主性研究。［36］就这个问题，舒默尔建议从方法上定义数学化学领域，用以区别数学物理学和物理化学。他提出数学化学应遵循多元方法论原则，发展新的数学理论以适用于化学研究，从而形成独特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这还需要实验化学家的积极参与，才能避免传统的认识论障碍［37］。
(三)数学化学的发展
现代化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理论，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研究的能力，而数学方法及其抽象思维的大量应用，正为现代化学研究提供了得力手段。这种化学与数学协同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对称性问题的研究，如四面体碳概念、特定配位化合物的八面体对称结构、苯的六边形性质、光谱的解释等。图论和拓扑在无机结构化学中的应用以及基于手性代数的化学集群研究，也都表明了数学在化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推动了数学化学学科的变革与发展［38］。在《数学化学的哲学:个人观点》一文中，巴斯克提出运用图形和矩阵等离散数学方法，对分子和大分子进行模型表征，进而量化分子的特征和属性。这种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化学进步，实现化学定性概念的定量发展，阐明生物的化学结构基础。［39］不仅如此，巴拉班认为图论的化学应用，甚至可以消除一些无法解决的化学问题。他提出，使用图论寻找符合一定数学条件的图表以解决化学问题这一研究策略，与通过“福尔摩斯原则”分析排除不可能结果的解决方案是等价的。事实上，巴拉班参与了包括异构体计算、化学反应的数学处理、分子特征、富勒烯化学和纳米结构的数学运算等数学化学领域的研究，并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0］。19世纪至今，化学家一直努力尝试使用数学方法研究周期律和化学元素集合问题。应用于周期系统研究的数学理论包括数论、信息论、序论、集合论和拓扑等，每一种理论应用都可以提供一个数学结构的周期律。化学家雷斯特雷波和帕琼提出，利用现象学属性研究化学元素就能找到周期律解释，而无须把化学元素的概念还原为量子原子［41］。数学的另一大应用在于所提供的形式化科学语言，便于化学的定量研究，该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拉瓦锡时代。雷斯特雷波和维利亚维斯在《化学，一种语言哲学》一文中提出，拉瓦锡命名系统与莱布尼茨语言哲学具有相似之处，拉瓦锡和门捷列夫的命名法促进了代数系统化学集的形成，进而建立了现代化学语言。因此，雷斯特雷波和维利亚维斯主张使用元素网络理论和离散数学把化学语言与思想形式化，使化学由实验科学向理论科学过渡［42］。数学化学不仅推动了化学的学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数学的发展。那么数学化学可以在哪方面促进数学的发展呢?被普遍接受的一个例子是图论因为在化学中的应用而得到显著发展。霍索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假设寻求可视化图形和结构公式的抽象化学思维与数学思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那么用来描述分子结构的拓扑指数和就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数论的抽象特性。霍索亚认为，富勒烯化学中的群论推理同样提升了数学常规多面体理论，完善了数学理论与抽象思维的发展。［43］数学与化学的理论体系、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差别表明，数学化学还不是一门特别完善的学科，因此有关数学与化学关系的思考，数学方法在化学研究中的运用问题等值得化学哲学家进一步探讨。如果通过深层次的哲学分析，能够消除数学与化学的学科障碍，那么对两大学科的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性作用。
四、结语
上文对化学伦理学、化学美学和数学化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三大主题内容作了具体论述，揭示了当代化学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热点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化学哲学已经从传统的基础化学哲学问题研究，转向了跨学科的讨论，并逐步走向化学与社会互动的领域。化学哲学产生于科学活动日益超越学科边界转向问题研究的时期，当中涉及的许多化学问题都需要化学哲学家认真思考。如果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那就没有必要像物理哲学家那样界定科学哲学是认识论的、方法论的还是形而上学的推理论证了。哲学是一个丰富的领域，像化学这样的科学有更多有趣甚至是紧迫的问题，有待哲学家去思考和处理。一旦哲学的所有适用范围都被科学哲学普遍认可，那么化学哲学中的研究主题就会大量涌现。
美学理论论文篇3
“期待视野”在姚斯的接受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但这一概念却不是姚斯最早提出并应用的。最先把“视野”这一概念引入哲学的是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和尼采，存在主义先驱海德格尔也曾在其文中提到过“视野”，他认为其构成了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并将这一概念称之为“先有”“先见”“先知”，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更是在其著作中反复提及“视野”二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社会学家曼海姆是最早将“期待”和“视野”合并使用的两位大家，表明了与文化事务的先在联系。艺术史家冈布里奇把“期待视野”定义为一种“思维定向，记录过分感受性的偏离与变异”。姚斯将“视野”这一概念进行重构，以现象学美学和阐释学美学为主要文学理论基础，把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所称的“理解视野”被姚斯改造成为“期待视野”。姚斯的“期待视野”以解释学为其基本研究思路，在他看来“期待视野”是指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读者通过调动自己的各种经验、兴趣趣味、个人素养、个人理想等积累，在作品面前综合形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最高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的阅读活动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由此，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的两种文学形态：一种是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野，一种是在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阅读视野就是以上两种视域相互融合构成的。
二、“期待视野”的内涵
“期待视野”这一概念从内部结构上分析是三部分组成的，即类型的现在理解、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前两部分是指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定向期待，第三部分是指接受活动中的创新期待。
（一）定向期待划定了文学接受的基本方向。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活动过程中会构成一定的审美心理，并会在这个相对的时间内形成较为稳定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状态是由“主体的需要和相应的客观环境”因素决定的儿这种既定形成的接受主体的“心理定势”就是所谓的定向期待，它是读者进行文学接受的前提，也将影响或决定继起的文学接受活动。读者进行文学接受活动时，其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会对文本形成一种阅读期待视野，当读者以定向期待投入作品之中时就会自动填补文本中的空白并连接其断裂的部分，充分体会文本的意味。这种表现就说明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具有预期性的，也就是文学接受活动中形成的“自我世界”，并会试图将作家构造的“作品世界”纳入其中来实现同化。两者相重叠的部分就是作品被理解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定向期待视野。可以看出，定向期待为文学接受规定了基本的走向，对文本的任何理解都是定向期待的重新整合。
（二）创新期待使文学接受得以升华。人在进行文学活动的时候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会不断通过自我调节，积极地改变和应对新事物。所以说，如果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以定向期待进入，那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阅读视野就不会随其自身的文学经验的增加得到相应的充实与提高。也就是说，读者在定向期待的作用下，对作品进行理解，对读者而言，作家所创造的作品世界不一定与其定向期待视野一致，对于陌生与新鲜的作品世界，读者有可能会排斥，也有可能引起好奇，于是敞开已有的期待视野来接受新的文学经验从而顺应作品，这就是所谓的创新期待。读者应以定向期待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主体理解，并在创新期待视野的推动下不断寻找和修正定向视野，伴随文学接受活动的发展，使其阅读期待视野得到升华
（三）审美距离说。姚斯认为文学史就是作品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作用，不断产生审美距离而发生期待视野的改变，从而产生新作品的过程。姚斯将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出现的不一致命名为“审美距离”。作品的创新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好的作品往往既满足读者的定向期待，又不断打破他的定向期待，以塞万提斯的著名作品《唐吉坷德》为例，人们在进行文学接受过程之中，既定的定向期待视野是对美妙神奇的古老传说的追求，但细读作品，读者就会发现，文章写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骑士小说，而是一部讽刺意味极浓的作品，这打破了读者在阅读初期的期待视野，被改变讽刺性地被现实。即便如此，这部作品还是成为了流传历史的经典作品，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引导并形成了读者对骑士小说的新的期待视野。所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立、改变、修正、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
（四）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姚斯认为，接受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期待视野。他将期待视野分为个人期待视野与公共期待视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同期待的视野就是所谓的公共期待视野，它决定这这一时期个人期待视野的生成、变化与发展，使其在进行文学接受活动中所受到的公共期待视野下开始并完成。公共期待视野是群众个体期待视野的融合与升华，它伴随个人期待视野的发展而发展。公共期待视野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视野和水准的集结，决定了这个时代群众个体读者的文学接受的发展与方向。
三、“期待视野”的作用与影响
读者和读者的待视野是文学作品得以关联与统一的关键，在读者与作品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产生关联和统一的中介就是期待视野。姚斯认为“期待视野”是提高读者审美水平，丰富读者审美经验的关键，有利于建立新的审美标准，而在作家创作作品时，要想让作品被读者接受，就必定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所以说文学的生产是在期待视野相对稳定而又不断变化的因素作用下发展与变化着的。姚斯通过对“期待视野”的论述使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关联性，让文学艺术的生产与接收活动相互作用，完成了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评论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价值高低，我们都可以通过观察看其是否能以海纳百川的气势凌驾于已存在的一切作品，并且可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迎接新的无法预想的文学形态的出现。“期待视野”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是具有这种开阔性的。在姚斯的“审美距离说”理论中，最重要的标准是是否具有创新性。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以创新性为基本条件，这对于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学界的作者们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具有很深的并且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时代在进步，市场经济活跃于当前社会，当市场机制进军美学领域，创新就成为当下时代最主要的特征，而新颖性就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主要标准。“期待视野”作为姚斯最重要理论文章的“方法论顶梁柱”，始终贯穿着文学接受的主要问题，是链接文学活动各环节的中枢。姚斯的接受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姚斯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并且略带偏激，但在强调多元化、差异性和对话性的当今文学界，姚斯的接受美学与其“期待视野”理论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积极影响，更有利于文学理论开创新的发展道路。
美学理论论文篇4
精英文化是那种永远高悬于上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往往不指向生活领域，而是指向人类存在的意义世界，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因此它的特点在于超越性。而大众文化则不同，大众文化以寻求大众感官快适的直接性为原则，这同高雅的精英文化那种完全超脱于功利化、世俗化的文化趋向截然不同。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出一派工业化生产的景象，这与精英文化所要求的“文以载道”也是相去甚远，而且似乎更不能与传统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相提并论。因此，自从大众文化产生之日起，精英主义者和传统美学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进行否定性的批判。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精英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通常认为大众文化兴起于工业时代汹涌澎湃的商业大潮，在这场大潮中，大众文化将自身也交付给了功利交换的领域，艺术与消费之间不再有任何屏障，在消费逻辑的诱导之下，文艺不再纯粹地是它自身，而是变了模样，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交换价值的介入，使文艺的使用价值变得模糊起来，从而失去它超越的向度，它自身的独立品格也消失待尽，这完全不符合精英美学的“超功利”精神。艺术成为它自身的依据，这是艺术自律性的基本要求，艺术只应遵从自己内在的游戏规则，而拒绝任何外在的胁迫，而当艺术服从于消费逻辑时，它也就亵渎了艺术自身，丧失了它作为艺术自律的本体论根据，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沼之中，艺术在被他律野蛮束缚之下将停滞不前。特别是技术的入侵被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是对艺术和谐真实的扼杀，在技术的统治下的艺术只能是机械的拼凑，这与和谐完整的古典艺术完全不同，而技术后果带来的批量复制又使艺术丧失了它的“唯一”性，人们不再追求“原真”的艺术品，艺术也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走下了神坛。
(二)现有的美学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拒斥现有美学理论依然属于一种现代性模式的美学，这种美学理论建构正处在一种内容框架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时期，在这段时期中，美学理论内容框架和价值取向是具有很强异质性的，然而其美学核心观念依然是建立在审美的无利害关系或曰非功利性之上的，都属于一种现代性模式的美学。就像彼得基维所说的:“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有一个观点已被许多持不同观念的思想家所如认可，那就是认为审美知觉不是某种具有特殊质的日常知觉，而是一种具有日常知觉特质的特殊种类的知觉。这种说法也被称之为审美的无利害关系性。”［2］并且这种核心性从未动摇过，不管是谈生命，谈美感还是谈审美活动，审美的无利害关系性始终以一种核心概念的身份贯穿在这些不同美学理论中。而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美学理论在高谈审美的非功利时，大众却带着功利性的眼光欣赏和消费着审美化的日常生活。面对这种矛盾，现有美学理论并未放弃对非功利性的强调，更没能转换对大众文化审美的批判性视角，依然认为大众审美是低俗和粗野的。
二、对于非功利性美学合理性与否的判断
韦而施在他的著作《重构美学》中曾尖锐的指出传统美学的弊端:“没有发展认识和解放感觉的策略，而是发展了控制感觉、消灭感觉和严格管理感觉的策略。这是传统美学最内在的悖论。”［3］而事实就是如此，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面对大众文化的功利性审美，美学理论没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而是高高在上并对这些活生生的审美现象加以抑制和批判。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要问:以非功利性为审美特征的现代性美学是否永远那么权威而不可动摇吗?非功利性是美学区别于现代性学科建制中其他学科的属性，是美学获得自身身份的核心特征。通过艺术欣赏区获得灵魂上的净化和精神上的提升是非功利美学的最终目的，这也是审美的现代性意义所在，即通过对欣赏者审美心理的设定来体现现代艺术和美学对个人主体性的建构。正是如此，审美让人在世俗的生活中有了一种超脱和批判的向度而维持精神的独立和自由。然而这样以非功利性为身份特征的现代性美学并非无懈可击。康德我认为人的生理快感是完全出于生理自然需求的快感，是一种身体本身的欲求;道德快感是因道德上的赞许或尊重引起的快感，往往是通过目的的概念而置于理性原则之下的;而审美快感则只涉及对象的形式而不涉及对象本身的存在，是一种自由的愉快，无任何功利目的。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审美快感是严格区别于生理快感和道德快感的，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无利害性”上。
然而康德却忽律了人性结构的整体性。人的五感，即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都在生理方面分别对美感有不同的贡献;三种心灵能力，知、情、意也都是形成美感的材料，比如人由于恋爱、激情而兴奋到血液循环加快，心跳加速等对美感的产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说人的审美知觉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可能不受到其他知觉方式的影响，审美快感也不能与生理快感及道德快感完全脱离关系。所以，当现代性的学科划分把情的认知结构独立出来并建立美学和它对应时，便强行肢解了人性结构的整体性。同时，非功利性的现代美学模式导致艺术与工业的分离，审美与生活的割裂，这使得艺术与美学所能关照的领域越来越狭隘，因此美学承担的社会功能和责任也越来越少，而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倾向则越发明显。持这种非功利性美学观念的往往是一种有教养的精英分子，这种观念成为他们坚守的一种精神家园和身份表征。在这种观念的控制下，他们坚持非功利性的审美特征而把大众的功利性审美贬为粗俗的并予以排斥，这是对普通大众生命体验的漠视，这对美学学科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美学理论应该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对大众审美现象不予理睬，这就需要现有的美学理论进行一种超越现代性的重构，需要美学直接面对维持精神自由和回归审美现象的这对矛盾，并尽力将这对矛盾统一起来。而实质上这个统一矛盾的过程就是整合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的过程。
三、面对美学理论的重构
新的美学范式应该既能容纳现代性美学，也能对新出现的审美现象进行解释，体现出一种极大的包容性。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美的本质和唯一的解释模式，美原本就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新的美学范式应该采用一种功利性和非功利性审美核心概念并存的策略，而不是依然沿用一种本质性的概念来解释所有的文化艺术审美现象。在这种共存的策略中，现有美学理论框架内的审美经验、艺术、美的本质等内容都有着重新书写的必要性。
(一)审美经验的重构大众文化与人的日常审美生活及商业消费文化的紧密联系，使得功利性的审美经验成为大众主要的美感获得形式。然而现有美学理论对审美经验的描述依然缘自非功利性的学说，探讨的也依旧是精神性艺术和审美的问题，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和形而上的文化超越性。非功利美学主要遵循两种理论路径，一是注重探讨审美经验的物质或实践来源的前苏联美学模式的哲学思辨路径。二是西方美学模式的经验心理学路径，这种理论路径为了突出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不同，特意引用了西方经验主义美学的移情说、距离说、直觉说等来进行讨论。若想完成对审美经验的重构，就需要现有美学理论从非功利性和功利性两方面入手来定义审美经验，遵循一种家族相似性。同时，审美经验的直接参与性以及身体美学、商业美学等都应该在审美经验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对应于解决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美感经验问题。
(二)艺术观念的重构大众文化以一种通俗的、日常的艺术形态对现有美学关于艺术的论述提出了挑战。现有美学理论只承认传统艺术形式，并认为传统艺术是美的典型形态。然而传统艺术的概念在面对现代西方和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时却显得束手无策。杜尚曾质疑艺术品和非艺术品划界的问题;乔伊斯关于书的形式有了新的提法;而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本身就是对原有艺术边界的一种颠覆。当前美学理论的任务是如何辨别这些新的艺术审美现象。这需要放弃本质主义的艺术追寻法，而是采用一种开放的理解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艺术的概念、门类和边界都将是不断开放并将一直变化下去。
(三)美的本质的重新理解现有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强调美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感性显现。这以观点既强调了美的实践基础，又强调了人的本质力量。二是认为美是一种主客关系的价值，而对这种美的价值的论述则主要是以一种现代性美学模式展开的。在包容了大众文化的美学领域中，我们还应该秉持一种“规定即否定”的态度来重新理解美的本质。人类的审美景观和审美关注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美的追问也终将是会不断变化的。戏剧、影视等曾被排斥在美学和艺术考虑之外，但历史终将还是容纳了它们;生理美学、人体美学、商业美学等新生的审美事物也纷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么同样，像网络文化、大众文化这些目前被排斥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之外的新审美景观也将进入理论的关注之列。因此说，以追求创新为动力的审美和艺术将最终打破对美本质主义的限定，用开放的观念来看待美的追问要比对美下定论显得更有必要。
四、结语
传统意义的精英之美让人体会到精神的超越性，而大众文化的世俗之美也让大众获得了精神愉悦，我们不能因为其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就拒斥并谓其粗俗，因为美本亦雅亦俗，不分高低贵贱，并且无处不在，只要适合人性即为美。大众文化进入美学的视域并非要对传统美学进行一次粉碎性的破坏，而是带着“家族相似性”的要求对美学进行一种改良，这种借大众文化之举而形成的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范式将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传统与现代、高雅和大众都能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美学理论论文篇5
前一种现象可谓积重难返。原因在于电影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系统的学术研究更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方才开始，对艺术活动本体的规律重视不足,可以说仍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撰史还是作品分析，其方法大多套用相对稳定、成熟的文学理论模式，专属电影本体的原理式研究始终若隐若现。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扎实的美学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一些极其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尚未被厘清，而是长期悬置；在研究过程中，又不太在意锻造工具式的理论方法。一旦遭遇现实的诘问，势必猝然无依、捉襟见肘。
后一种现象可谓浮躁盲动。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海外理论文献的译介不曾中断，且大有深入之势，但不求甚解、附会偏信的现象亦不曾减少。片面追求颠覆的快感、震撼性效果。尤其是对当代西方学界呈现的热点扩散、多元并存的状况，不能历史地界定，辨证地看待，批判地吸收。罔顾国内理论发展的现状和理论更替的内在逻辑，企图通过复制西方最新的研究模式，谋求跨越式的突进，迅速拉齐中国与西方的水平，由之便注定会身陷“后现代”的迷雾。
上述两种现象实质上撩拨起了一个重大的话题，即构建电影美学体系是否有助于当下中国电影理论界摆脱尴尬的处境。这个本应毫无疑义的话题之所以变得波谲云诡，令人犹疑难决，我想多半是由于一些西方学术大师对“美学已然终结”的宣告。既然美学终结了，更遑论作为门类分支的电影美学了。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有否必要去勉力续建这座“昔日楼阁”，似乎就成了一个颇为艰难的选择。
其实选择并不困难，关键是要破除当前学术上的两个认识误区。首先是如何全面理解所谓“美学终结”的核心意涵。我赞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论断。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工程是逐步构建起了主体自由以及主体的内在本性──理性。这项可以被命名为“现代性”的工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和福祉。然而，现代性的发展也带来了日益深重的问题。比如：对科技的盲目崇拜，物质与精神的失衡，主体的自我膨胀和霸道。因此，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显然是正确的。但后现代用“去中心”、“解构”等策略来瓦解现代性，会导致主体的失落和理性的彻底损毁。哈贝马斯称这会使人类陷入“中心失落”的悲剧。他主张对现代性进行修正。理性即便存在种种弊端，但人类不应放弃它，而须纠正原来设计上的失误和使用上的偏差，以确立新的理性范式。据此他认为后现代乃是现代的一个阶段，当论的使命不是彻底捣毁现代性，而是重写现代性。美学作为一门在启蒙理性规范下催生的学科，当然具有现代性的一切特征。因而它在当代遭到清算，实际上有着深刻的陪绑背景。西方学人希望终结的其实是美学研究中一种主体太过霸道的思维逻辑，以及传统学科范畴对美学太过死板的“形上”界定。
其次是如何理解美学被各种文化批评策略所替代的学术现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总是企图对现实进行梳理，它走向的是一种简约。这种简约就像速写中那有力的线条，令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现实的真身。现实则提供附丽于理论骨架上的那些无限多样的鲜活细节和彩色衣片。然而，任何一具完美的骨架都无法支撑皮肉暗自茁长所带来的重负，再伟大的理论都会有轰然崩塌的一天。这就意味着无论何种理论自有它兴衰的生命周期。在初期，由于对现实的无从把握，导致理论浸泡在现实的每一处细节中，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它的新发现。这一阶段是各种新兴学说纷纷出现的时期，其特征往往是各自为政，就事论事。随后，现实似乎逐渐露出了它的真容，这多少是因为理论不再紧贴现实而拉开了观察的距离。这一阶段是各种学说进行整合的时期，其特征是步调渐趋一致，由对现实的热切描述转向冷静梳理。在中期，理论准确地勾勒出现实的真身，并使现实臣服于它，对它进行膜拜。这一阶段是理论走向“大一统”的时期，其特征是出现权威，走向简约。在晚期，现实则蓄力挣脱理论的枯骨，谋求成长。这一阶段是理论捉襟见肘的时期，其特征是出现信任危机，导致理论对现实的失控、尴尬，进而全面瘫痪。以此观之，目下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策略性话语，正是传统美学范式崩塌后，理论尖兵与新现实的一场耳鬓厮磨，喁喁私语中言说的是崭新的语汇(跨学科、跨文化)和实证的快感。虽然在形态上与简约的范式迥然有别，但显然不是美学消亡的证据，而恰恰是新的范式来临的准备和前兆。
梳理历史是迈向未来的折中选择
认识历史往往能够唤起迈向未来的信心，尤其在这个非常时刻，厘正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历史材料，或许就会启动突破困境的行动。事实上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课题，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成果。基本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两种理论形态：一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式。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间或出现过一些取自电影本体的研究角度，但似乎总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一是近年来出现的“大文化”研究模式。它之所以迅速接棒乃肇端于九十年代国内电影的产业化调整，以及海外学者对中国电影史普遍采取的研究策略。显然，我们继长期缺失完整的电影本体的史论框架后，新近又陷入了西方学术整合的耗散结构之中。我认为用美学的方法来重修新中国电影史，应该是个能平衡双重愿望的折中选择，理由有二。
一、新中国将近六十年的历史，无论就经济形态还是话语方式，其变化之巨、内蕴之精彩，堪称空前。从本质上看，变化的核心之一是关于“人”的不同理解。粗略来分，自1949至1978年的三十年，是浪漫的革命文化从激情涌动到衰竭幻灭的神话时代。“人”的概念总体上呈现为政治的工具，是构成宏大整体的微不足道的模糊单位。鲜活独特的个体性被基本排空，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经验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即便被聚焦、凝视，也只是有幸被选召为了时代精神的忠诚反射体，其本身并不发光。七十年代末对左的思潮的批判和改革开放的起步，标志着神话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经济文化形成话语霸权的精英时代。生活质量的改善唤醒了肉体的冲动，长期被禁锢的自我意识渐渐苏醒。“人”的概念不再空洞、抽象，而是被注入了活生生的内涵。二十年间，“人”不仅复活了来自身体的所有机能，而且迅速将自我意识上升为主体意识，人道成了天道。近十年以来，高速成长的经济在根本改变国家的物质面貌的同时，亦偿付了高昂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扩张了贫富的差距，搅动了社会中各利益阶层对自身位置的重新谋划，一些原本隐匿的社会问题由之得以暴露。强势的唯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强调“优选”、“竞争”的精英时代遂逐步淡出。一个谋求多元共存、和谐发展，以公平、公开、公正为处世原则的公民时代拉开了序幕。对“人”的理解则趋于冷静，主张以设计合理的制度来有效制约身体的原罪，号召将“人”归置于适其所是的地位。
对“人”的考察与界定是经典美学的一项神圣使命，把“政治-经济”的研究模式还原为对“人”的时代处境的思考，即将原本史学叙述中弱化的艺术家的个人遭遇(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凸现出来，将银幕元素的流变视为人性嬗变的呈现，无疑将有助于注解一批悬而未决的影史遗案，或者从另一条路径去接近一些争执无果的谜题。更重要的在于对“人”的历史性清理，实质上乃是启动了续建我国电影理论尚未构成完整形态的美学框架。同时，从神话时代自我的他性、空置，到精英时代自我的回归、主体的膨胀，再到公民时代主体的下降、冷缩，又极为有趣地暗合了西方由前现代到现代，再由现代到后现代的波动曲线。当下西方后现论主张通过全面取消“人”的主体霸道来夷平现论范式的锐气，也得到了符合国情的辨证地吸收。
美学理论论文篇6
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与美学理论研究是近乎同步。其原因是，无论是美学史著作还是美学范畴的其他著述，不可避免要涉及到音乐美方面的内容。所以，要想更直观地了解音乐美学理论的现状，无妨以美学与音乐美学相比较的方式进行分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我国音乐美学、著作共105册，其中音乐美学理论专著65册。以1980年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为起点，以年蒋一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为标志，至年的20年间，音乐美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发（由于笔者搜集资料渠道有限，只能作粗略统计，权且暂借现象略摆事实），严格意义上的音乐美学著作共有23种。有代表性的如：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王宁一、杨和平《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全4册，现代出版社，2000）；周畅《音乐美学》（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胡郁青《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简论》（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06）；冯长春《音乐美学基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教材）；孙兰娟《音乐美学教学论稿》（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教材）；修金堂《音乐美学引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等等。音乐美学史类10种，如：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系列）；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于润洋《音乐美学史论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等等。音乐美学专题研究类21种，如：杨琦《音乐美的哲学思考》（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修金堂《音乐美学之音乐本体——属性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黄淑基《中西音乐美学的对话——一个音乐哲学的研究》（台北，洪叶文化，2002）；韩钟恩《音乐美学与文化》（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龚妮丽、张婷婷《乐韵中的澄明之境：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轩小杨《先秦两汉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等。另有音乐美学译著9种，如：张前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于润洋译《音乐美学新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杨燕迪译《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等等。
二、关于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的思考
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本土音乐艺术要想取得跨越式发展，仅有音乐美学理论著述是远远不够的，注重做好基础性人才工程，把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培养出更多的高、精、尖复合型音乐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反推音乐美学理论向纵深发展，是当今乃至今后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由理论到实践应从何处着眼，又应从何处着手？其一，要弄清楚音乐美学究竟应该讲哪些内容。这不仅涉及作为一种学术按自身的逻辑关联的内容，还要涉及教育体系的学科分类对音乐美学的具体呈现的制约，按我国目前学科体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美学内容至少被分割在四个学科群里面：一是放在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的美学；二是一级学科艺术学下面的八个二级学科（艺术学、美术学、音乐学、戏曲戏剧学、舞蹈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三是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面关于文学的诸学科和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下面的各国文学；四是一级学科建筑学下面与建筑艺术相关的学科和林学下面的园林植物和观赏园艺。④在上述四个学科群中，音乐美学的明显位置也就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二级学科音乐学之中，这里最为重要是美学与音乐学的关系，以及音乐学与音乐美学的关系，进而美学与音乐美学的关系。可以说，讲美学也会涉及到音乐学，讲音乐美学又根本离不开美学，三者多有重合之处。
因此，在音乐学中如何讲音乐美学变成在学科体系的分工中如何合作的问题，这在教学实践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甚至应该作为学科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提升音乐美学的级别。综合上述因素，目前状况下，遴选或组织比较全面的音乐美学教材至关重要。一本有分量的教材，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内容：一是音乐审美现象。要讲清楚当人聆听音乐，欣赏音乐之美时，状态怎样，审美如何开始，如何进行，最终效果如何。二是音乐审美类型。要讲清楚音乐美分几个大的基本类型，如复杂、理性、空灵、平淡、自然等类。聚焦处如热烈、优美、典雅等特点是怎样的。三是音乐审美文化，通过中西方音乐美学文化研究成果，讲解不同的音乐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和形式。四是音乐形式美法则，讲清楚超越文化和时空的音乐美的基本法则，如节奏、速度、情感、风格等。五是音乐美的起源。从人类文化学来看美是怎样产生的，音乐美是怎样产生的，人是怎样认识到音乐美的。六是音乐美学的学科历史，要讲清楚音乐美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其客观规律是什么。具备系统全面、综合多家智慧、汇集诸多研究成果的音乐美学教材，既能提高音乐美学的教学质量，又能提升音乐美学的教学档次。其二，要把握好音乐美学该如何讲述。用实践哲学来讲美，用普通心理学讲美感，用艺术学讲艺术，构成了中国美学原理的一般结构。⑤按照这一模式，讲音乐美学的一个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一方面是把音乐与美感结合起来，只有这样，音乐美的问题才能真正讲清楚；另一方面，把音乐学与音乐美学“区分”开来，这样才能使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更好地发挥整体功能。其三，要缩短“知”与“行”的距离。音乐美学理论为“知”，教学实践为“行”。音乐美学著作的作者即是理论学说的创作者，同时也应该成为教学前沿的实践者，理论研究者要与教学一线的老师加强沟通与协作，使先进的理念不是停留在纸上，也不是仅在文字表述上，而是聚焦于“教”“、学”、“做”三者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⑥教学者与被教者之间互相服务“最后一公里”，倾向于彼此零距离。如此一来，其最大益处就在于：一是使音乐美学教育效果显著；二是由于适应教学对象不同的关注点从而激发了教学对象的音乐潜能。其四，要整合研究成果，集百家之智成一书之长。从音乐美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理想的教材是最基本的遵循。美的理论化，一直是人类的难题。将音乐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阐释，同样极其复杂而又高难。研究“美”之难，可以从一组命题中看出：这花是圆的；这花是红的；这花是美的。此花形状客观存在，有没有人，它都是这形状，而此花之颜色却是由人的眼睛构造与光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人眼和与人眼同质的眼睛，物体就无所谓颜色，有些动物只能看见黑白两色，有些动物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颜色。但对于已经进化为人的正常眼睛来说，颜色是客观，只要人在看，这花一定是红的。
此花圆此花红，其客观性既可感受又可证明。但此花是美的，其客观性却没法证明。正是这一点呈出了研究美的困难。⑦也正是围绕“花”美与不美，音乐美学研究呈现出千帆竞渡、百家争鸣的局面。假如将这些不同的音乐美学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编为一书——音乐美学集成，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在比较与鉴别、选择与取舍中，赋予教学对象以自由裁量权，自百家言中择优而学，依个人兴趣而取舍，从而确立个人深造和主攻的方向，如此一来，这凸显综合教材之长的音乐美学集成，其优势既利于“教”又利于“学”，功用不言自明。
三、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教学转化，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意义
音乐美学理论成果存在的价值，唯有通过教学实践来检验，培养音乐人才必须以音乐美学理论为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以改革开放、兼容并蓄的姿态面向世界，各国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追求美、研究美却容易有更多共识，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可以游走于地球上有人类活动的任何角落，正因为本质上的美，才被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所接受，音乐美学理论，归根结底，就是把音乐的这现象那现象进行提炼、归纳、演绎、升华，把音乐对人类进步所起到的作用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人在创作音乐，音乐同时也在塑造人。音乐使人美，而懂得美、欣赏美的人又在挖掘音乐之美，这种良性循环推动音乐文化随着人类前行的步伐不断跨越新高度。因此，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转化，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意义，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值得我们予以高度认识。首先，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转化，培养音乐人才是国家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泱泱大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促成。音乐文化可以作为传播国家文明的使者，在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交往与沟通中，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随着国家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强力推进，需要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美学为实现国家宏伟的目标做贡献。
所以，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教学转化，培养音乐专业人才必须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大环境、大趋势中认真谋划，这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的基础性工程，唯有足够的音乐人才储备，才能为中国特色音乐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其次，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转化，培养音乐人才是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美学研究始于西方，成于西方，而乐观估计发展壮大则在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其中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努力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文化成果，不断缩小差距，为实现中国梦快马加鞭。音乐被认为是世界通用语言，音乐美学理论研究造诣决定“语言”表达能力和水平。实施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若期待西方了解中国，那么首先要让其知道中国的存在；其次要使其晓得中国有交流的愿望；第三中国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基于此，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是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向上攀登，其结果应当有上佳表现。加强音乐美学研究成果教学转化，培养出更多的高、精、尖音乐专业人才，是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和最佳途径。第三，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转化，培养音乐人才是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担当。音乐之美早已包容于中国几千年的音乐文化当中，只不过是中华民族对美的表述方式与西方有别，比起西方要复杂、深邃得多，这也是由文化信仰和民族特性所决定的。放眼世界音乐文化大格局，关于音乐、音乐美学的著作鳞次栉比，但是那都不是我们本土音乐文化成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孙子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肩负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面对弘扬中国精神的主旋律，迎着全球化历史潮流，将音乐美学理论成果、教学实践、培育音乐人才置于中华民族谋万世、谋全局的高度来践行，则功及当代，利在千秋。
美学理论论文篇7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毛泽东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美学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HTK]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专业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边界；发展契机；挑战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13年伴随着艺术学学科门类的升格，艺术学理论学科遂成为该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其发展有着显著的改观。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其一，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命名，避免了早先与学科门类艺术学同名所带来的混乱和麻烦，使学科定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对这一学科命名及学科体系建构至今仍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总体认知上学界还是能够求大同存小异，基本肯定这门学科命名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艺术学理论学科属于人文学科，其设置遵循的原则，一是传统学科的定位原则，是对各艺术门类进行宏观、整体、综合的研究，旨在探讨艺术的一般规律及跨门类艺术的交叉规律，具有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所有艺术现象与艺术共性特质的学科特性，其基础研究包括史、论、评三个领域，这和相邻的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属下的一级学科定位相类似。二是现实原则，即学科定位与发展要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能够为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例如，艺术管理和艺术创意研究方向的设立，便是关注现代技术的新进展，适应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艺术学理论更具有多学科之间的渗透性，进而扩大其研究的范围。其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本科教育在本年度里均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本科专业（艺术史论专业）申报的院校增加，使学科的覆盖面大幅度扩大，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三，从今年初开始，伴随着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人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学术成果又有明显的增加，期刊数，截止2013年11月中旬统计，本年度约2200篇，论著约50部，教材约30部。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年度发展各项指标来看，有理由证明，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势头不弱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他四个一级学科。当然，在学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时，也存在着新旧问题的交织，面临着学科持续发展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提出加强和改进学科建设的明确思路，准确把握学科定位，在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需要下，不断探究新思路和新举措。本调查报告力求以2013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整体发展为主线，着重选取本科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状况为调查对象，依据调查事实、统计数据和文献检索等资料进行梳理和剖析，力求概括本年度学科发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揭示出艺术学理论的整体状态，为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HS（3][HT5H][JZ（]一、艺术学理论学科各层次学位授予点及本科专业方向设置状况[JZ）][HS）]
截止2013年11月底统计，2013年度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2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69个。目前，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0余所（主要是艺术史论、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等大类专业方向）。另据不完全统计，明确以艺术史论或艺术理论方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有5所，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专业方向）、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艺术理论（专业方向）和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系艺术史论专业。这里需要说明，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名义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院校，是指依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允许的专业范围内设立的专业方向。此外，从统计资料来看，本年度全国共有40余所院校的本科专业是以艺术管理或文化产业名目拓展专业方向，计有“艺术管理”、“艺术创意”、“艺术传播”、“艺术商务”、“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策划专业、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专业等。此外，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也都设有艺术管理类本科专业方向。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设置状况分析 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本科专业方向点的情况分析来看，基于设点申请的现实状况，各类先行设点的院校均是以专业方向名义招生，直到教育部于2012年底正式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之后方才开始有大量院校正式申请，这也是形成2013年度艺术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集中申报“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热点效应的原因。由于所有申报院校获准招生计划需要等待至2014年初公布，故对于2013年度“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只能根据全国各院校申请联络的信息进行预测，估计院校在30所左右。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依托原有的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或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的。综上所述，表明两个特点：一是这些申请院校都十分看重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配套建设，希望完成从本科到硕士至博士学位点的整体建设，以推进学科发展，带动学科建设，进而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二是从目前申请院校来看，还主要是偏向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史论或设计史论这几类专业领域，这类专业转弯幅度不大，基本治学思路、研究方法和教学方式有相近之处。相对说来，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等专业，则由于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的差异，导致来自这类院校的申请相对较少。关于艺术管理专业，从现状分析来看，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是以专业方向的设点形式存在。虽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二级学科拟设有相应的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但主要是在研究生培养层面，可供本科专业延伸的条件有限，其原因：一是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新《目录》和新《规定》中没有确立为本科专业点，这样就无生长空间；二是管理学属于独立学科，对于艺术领域而言，属于跨界学科，艺术管理只是借力发展，学科生长空间同样有限。因此，这一专业点在本科阶段只能以借力发挥的状态存在。但现实状况是，仅以全国31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例，均设有艺术管理类专业。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类院校，保守统计其数目也在翻翻之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教育领域。 三、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人才培养是本科专业学科价值最为显在的标志之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往都是以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作为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这一评价指标的思想根源，究其依据主要是教育部历次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规定》所言明的意图，即强调“本科学生能在相关专业领域从事应用开发与管理工作”。这样一来，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申报，也引发了对其专业培养方向问题的争论，归纳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本科开设艺术史论专业是改变以往单科专业教育模式，重点加强以综合艺术史论为主的跨门类、跨领域专业教学，着眼于知识拓展及审美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以适应全方位及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需要。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史论只能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基础还是门类艺术史论，如果专业指导思想及课程设置不明确，很可能会影响对人才基础能力的培养，弄得大而空，缺乏专业的精深度，难有适应的社会领域。再一种意见认为，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艺术专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目前艺术史论专业教学中的课程编制，或者说课程结构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两者难以有机结合，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的措施或策略，容易导致学生毕业时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对艺术学理论综合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许多院校建议召开全国性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专题研讨会，就艺术史论本科专业的设点问题，诸如生源、招生方法、教学思想、课程编制、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等关键环节组织论证，制定相应的教学指导标准，力求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使之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呈现生机和活力，实现其应有的重要价值。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对待本科生就业认识的误区。如果说考察现行择业去向，能够接纳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学生的机构主要是事业型文化艺术创意及行政管理单位，诸如出版社、报刊社、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或艺术馆及文化宣传部门（高校和研究院所基本不含对本科生的吸纳，故不在列）；民营单位则为辅，如画廊、艺术社团或演出公司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无论事业还是民营单位普遍趋于高学历消费，原本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最适合本科生就业，但统统提升为研究生，甚至连硕士生都排斥，要求博士生入职，这种势必造成本科生去向日益狭窄，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使用的问题。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认识，将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当作是人文学科（即大文科）一部分来看待，培养目标可以认定是具有较为宏阔的视野和较为综合的素养，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对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跨门类学科研究进行宏观认识和应用。作为吸纳人才的储备，本科生中的优秀人才明确就是为高一层次学科点输送合格人才，即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培养高质量的基础人才，如同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长线学科一样，是学术薪火传递不可分割的人才储备。据此，艺术史论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特征可以拟定为：本科生应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较为扎实的艺术史论知识基础、较为综合的素养和较强的创造意识，能运用中文和一门外语进行文献阅读、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创作与策划、管理实践能力，具有运用艺术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可针对某种艺术现象进行批评，可以从艺术跨学科研究中获得较为实用的知识，以服务于艺术和其他社会实践。本专业培养的本科生能够继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在艺术管理、编辑出版、新闻传播、艺术创作等部门从事策划、管理、编辑、评论、创作等工作。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招生和培养，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环节，而且是重要的学科生长链条。当前，艺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新形象以及国民艺术文化修养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性，而这项工作的推进需要各个层面、各类专业人员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完成。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培养从事各门类艺术专业的人才外，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艺术加以认识和阐释的专业人才。如此说来，传统的门类艺术专业对应各个艺术领域，且偏重专才教育，而如今，艺术文化事业的交叉与综合发展，对于具有综合素质的艺术人才的培养就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一需求即构成了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培养的根本价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艺术学理论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推进的，因而学科建设的成熟度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这就造成了教育教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倒挂。而适度促进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的发展，也能够为该学科业已形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储备、输送更加对口的人才，使得这一学科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两个层面上达到相对的平衡。就当前的状况而言，目前已经开展较为纯粹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本科专业方向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其中，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该院下设的艺术学理论系，本科阶段开设的专业主要课程有：艺术导论、艺术史（包括门类艺术史）、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史学、艺术批评。从专业名称及课程设置来看，课程结构比较完整，尤其是在开设课程的思路上，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设立的初衷较为匹配，即这样的本科阶段教育尝试是有目的地按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理要求进行探索和实验。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原艺术学院从2005年至2012年连续八年开设艺术学本科专业方向，以培养艺术学理论综合素质人才为目标。开设课程有艺术学概论、艺术史专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市场管理与策划，以及门类艺术理论的课程，诸如美术史、音乐史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等。自该院于2008年划分为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以后，逐步改为美术学和音乐学本科专业。加之，在教育部颁布新《目录》和《规定》之前，要求重新申报专业方向，故2013年艺术学专业暂停招生。山东艺术学院也属于国内开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方向较早的院校，该专业方向设立在该院艺术文化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内，名为艺术学专业方向，其本科课程有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以及相关的艺术经济、艺术产业、艺术管理等。培养目标定为，具备较高的艺术理论和策划创意方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类文化艺术机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企业等部门从事文化艺术研究与教学、艺术编辑与批评、艺术项目策划与运作等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相比而言，仍有多所高校开设以艺术学为名义的本科专业，其课程未能形成结构体系，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往往是以门类艺术的相关课程替代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必要基础课程。出现这种专业与专业方向不相配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课程体系的不完备、师资配备的不对口、教材建设的缺失，特别是认识上的局限等，都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科专业教育无法达到专业设置的根本要求。再从学科定位来说，艺术学理论在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等文科专业也都给艺术予关注，对于艺术本身发展而言，这种关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美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仅从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成果统计来看，他们关注的视域又大于艺术本身。试想，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进行有效且价值凸显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样的先天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着力明确发展方向，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
四、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培养问题分析 与本科专业教育相比，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应当说是已有一定的历史积累，且成熟度要强得多，其原因是：一方面研究生培养历史较长，如东南大学艺术学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随后有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学校相继建立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截止到2013年10月底，全国已有69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其中，具有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达到20家，从数量上看远超其他门类艺术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2个，戏剧与影视学15个，美术学13个，设计学12个。至于艺术学理论硕士点，数目也远远超过其他门类艺术学科点。从这一点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丝毫不逊于艺术学学科门类属下的其它四个一级学科。然而，从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来看，不难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点承担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依然存在着杂乱现象。具体来说，许多院校并未按照既定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管理或艺术跨学科研究等初步拟定的二级学科名目来规划专业方向。可见，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置，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规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目前尚未明确学科目录和指导标准，从而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例如，某些院校研究生培养不分专业方向，笼统称作艺术学理论学科，结果什么专业方向都往里放，既有美学、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又有大量门类艺术的研究方向，甚至细划到水彩教学和钢琴教育，使得学科点及研究方向成了典型的摆设，挂羊头，卖狗肉。这种状况是需要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着手加以解决的。同时，更要防止学科建设中抢山头、铺摊子、要指标的现象发生，为了达到招生数量增加的目的，全然不顾该专业的属性和师资条件。如果这样的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那么，艺术学学科门类升格的意义会全被串换、稀释，这对于学科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说，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由于规范缺失造成的诸多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将直接影响到本科专业的教育教学。况且，在研究生教育中，至今还缺乏对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探究，所谓的核心课程、通识课程以及各类选修课程仍处于缺失状态。至于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更是滞后，到目前为止还缺少学界认可的、规范的、通用的基础课程教材，诸如：艺术学导论、艺术哲学、艺术美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学方法论、艺术价值论、艺术史学史、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学经典文献选读、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更不要说，尚未启动的事关提升学科研究水平专门化教材的编撰工作。此外，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从分类学角度来对近年来各个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进行评估的话，学位论文选题与学科立足研究方向的匹配就存在很大的不实。实事求是地说，这里列举的诸种现状问题，的确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引发了其他门类艺术学科，以及外界学科的非议。相对门类艺术学科而言，似乎并非缺乏明确的具体研究对象，而是对象太过庞杂，难以把握，以至于不能深入研究，因而使研究生教育方向显得空洞。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学科连内核问题都尚未解决，怎么能使其成为一个学科并且建立学科点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呢？这些质疑理应受到重视。不可否认，与本科教学相关联的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科教育和教学，这也是本调查报告列出针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探讨的目的。由此看来，依据《目录》和《规定》，针对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明确培养方向和学科类课程建设问题的探讨已迫在眉睫，明确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方向，其教育教学必须在课程结构、教材建设和实践教学等方面深化改革，再需要从师资选配上着手启动，这样才能避免研究生教育的种种问题在本科教育教学中的翻版出现，进而促使艺术史论本科专业教育教学从课程开发、教学理念、学习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呈现一系列崭新的、可行的、切实有效的变化。
五、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所存在问题，还首先表现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学术积累。选题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偏离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然，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源极其缺乏，基本上来自于各门类学科，造成学生将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理论完全等同理解，从而在学位论文选题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门类思维的倾向，这样的状况普遍存在于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过程。具体表现为，大量的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课题仍然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选题，稍好一点的是，研究视角有所转变，但这一点在门类学科的艺术史论研究中已多有体现，仍未构成选题上的实质性突破，更难有选题指向性的创建。其次，就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理工科转入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生源来说，他们大多对于艺术的理解非常感性，但同时又非常片面，虽然较门类艺术出身的学生而言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抽象的理解观念，并且能够站在门类学科之上较为整体的来看待艺术，然而，真正当他们开始进行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的思考和研究之时，他们的理解可能依旧会停留在对于“艺术”甚至“美学”等非常感性的层面上，仅仅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学理论可能会和“美”密切相关，甚至理解它们之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等同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实际上就会被定位在一种局限与片面的抽象观念之中，从而导致学位论文选题停留在某种感性描述，深入不到艺术本体的研究当中。再次，由于指导教师本身来自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所以在指导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及研究工作时，不免带有某种观念和认识上的局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帮助研究生对艺术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甚至影响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所谓“艺术一般”观念的形成和建立，更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积累，有的学科点，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看不出对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体系脉络及升级研究的课题，从而导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乃至偏离。
六、学术研究面临方向或探讨进路模糊的问题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统计，表现在学术论文上，归纳来说有这样几点特征：从综合性大学的学术刊物及学报（社会科学类）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刊物来看，此几类刊物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关注实际上是远远弱于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例如，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截止2013年11月出版的期刊统计，并没有刊登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论文。而这样的差距，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综合类的人文社科类杂志对于艺术学理论类的科研论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也表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领域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各种文艺或艺术类的专业学术期刊，则又会发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科研又有着多个研究方向或是探讨路径：一是从门类艺术切入，进而升华到“艺术一般”的层面，展开对艺术以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二是借助于美学或美学方法论切入艺术的研究；三是从艺术史或者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对艺术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以“古”观“今”或从“今”观“古”，得出较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四是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角度对于艺术进行本体的思考。以上所述的研究方向或探讨路径大致概括了当今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的主体方向，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路径，但从中我们也应该反思艺术学理论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只要拓宽研究的路径，以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视域对艺术进行观照，就意味着从门类理论上升到艺术学理论，从艺术个别抽象为艺术一般？方法的突破是否能够代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艺术本体的探索是否就只能依赖于上述这几种路径？这是一个亟待探讨与追问的问题。
七、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 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学科随之也从以前的二级学科艺术学被提升为现在的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在学科建制上确立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理所当然能够获得极大的进步。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大问题，就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所面临的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比如说，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美学，以及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之间形成学科交织，甚至相互研究领域覆盖的关系。又比如说，许多综合性大学，在学科申报过程中也是将美学和文艺学师资加以整合纳入到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来。所以说，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学科边界模糊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当然，从学科发展和学科交叉角度来说，艺术学理论与美学以及文艺学共同面对艺术问题进行探究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从不同学术观念、不同学术视角和不同治学理路探讨艺术问题，能够使得艺术理论建设更趋完善。然而，也出现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学科自身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看到，美学、文艺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了对于艺术诸方面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美学，在20世纪以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越来越深入艺术的领域进行考察和探究，逐渐形成了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等研究方向，其复杂性原因我们在此不作深究。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作为以艺术为其重要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显得极为尴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如何区分出与艺术美学或美学本身研究的差异？如果艺术学理论不能尽快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优势，那么多足鼎立的态势又会让艺术学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在统计2013年度学术成果时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属存在诸多难度，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方向，都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学科都会有一定的本位思想，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归类认定不清，在艺术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会将美学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统计在内；而在美学领域，艺术学理论以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也会被归入其中。江苏省2013年美学年会征集的论文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涉及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题目约占2/3左右。这一点实际上不论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交流中，还是美学学科的学术交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而这样的学科胶着态势，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就会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状况。表面上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扩大了许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从方法上，还是涉足领域，以及学术成果上都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却是把较为成熟的美学方法、美学的研究思路或者文艺学的研究思路拿过来为自己所用，甚至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生”，促使美学、文艺学的从业学者“转向”研究，从而谋求发展空间。艺术学理论学科外延被无限扩大的同时，其学科内涵正渐渐被弱化，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学科历史能够追溯到古希腊的美学，以及受苏俄影响在我国发展近百年的文艺学，在研究方法上较之艺术学理论要相对成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站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本位上把对于艺术的研究当作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话，那么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的话语权实际上毫无疑问被美学、文艺学或多或少地蚕食了。而照此下去，研究对象上“艺术一般”的明晰，也会因为美学以及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性而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弱化，这一切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艺术学理论的先天优势或者研究对象上的纯粹性，即研究“艺术一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也会因此而慢慢消解。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理解原本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艺术一般”理论研究，即将过去分门别类的艺术研究打通提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行观照，而现在似乎是广义“艺术学”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类似于广义相对论覆盖了狭义相对论，其研究性质发生了改变。在此条件下，我们也看到，全国多所院校申报设立艺术学理论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就是将原有的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点经过整合申报。可见，美学及文艺学从业学者向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转向，正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这种转向势必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举例来说，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美学及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状况，或是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点会不会被统计在列？反之，如果现在要统计全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状况以及学科点的建设状况，那么，美学及文艺学的学科点是否也在统计之列呢？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试图用科研成果来对全国各院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进行排名的话，其结果一定会出现表里不一的尴尬局面。评估排列目的是什么？分类条件是什么？指标如何设立？当然，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研究的学术贡献，美学及文艺学之所以能够强势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就已经说明了它们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综上所述，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前面临的这种复杂状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样的复杂状况实际上已经给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区别对待，那么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势必产生另一种扭曲。艺术学理论学科具有自觉地从艺术（具体门类艺术）中来，形成一般层面的艺术理论，再转入到艺术中去加以实践指导或提升，这样的学术路径，实际上就是为艺术而“生”的学科。而当前如果因为其他学科的强势进入，使得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发生变化甚至慢慢消解学科设立的初衷，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确实存在着问题。 八、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契机与挑战 综合考察艺术学理论学科（包括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课程建设诸方面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存在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学科演进的历史问题，又有学科现实发展的困境。诚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着过去的老路走下去，而不加以调整与改进，那么，积累的各种问题将会彻底否定一个学科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武断的推论，而是现实的昭示。诚然，任何一个学科的推进，直至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本报告所指出的问题，只能说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总是要经历从不成熟、不完善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成长当然也不会例外。以下就调查研究问题，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契机：
1.厘清学理认识带给学科的发展契机诚如上述论及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他门类艺术学科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不清，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艺术学理论可以直接等同于其他门类艺术的理论，甚至被其他艺术理论所取代。这种观点在很多由门类艺术研究转来的学者中间较有市场，这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真实性遭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现状及遭受质疑的境遇，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特质，它是融通了各门类艺术，是建立在一般层面上的艺术理论。这种从整体上去把握、研究各门类艺术的思路，使得人们实现了从一个切入点能够“观看”到所有艺术门类的可能性。换言之，“艺术”肯定不等同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因而需要有一套理论从一般层面去认识它、把握它。但如果因为当前“艺术一般”的研究还不够成熟，还不足以令所有门类艺术研究者，甚至学界信服，就轻易否认这样的一门学问的存在，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便是站在门类艺术的角度去思考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的艺术形式，也是不能为艺术“代言”的。或者说，门类艺术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其他，必然有其内在的共性和联系。诸如，这样的问题放在任何一个门类艺术当中来讨论和研究都是不合适的，因为通过某个具体门类艺术的视角来把握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是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然而，被某些学者认为可以被门类艺术取代或消解到各门类艺术中的艺术学理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从学理上说，艺术学理论已然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就形成了这一学科发展的契机。在现实层面，艺术学理论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得近年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艺术学理论学科内涵和界限问题终将会清晰、明朗起来，可以说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为核心的保障。
2.社会需求带来的发展契机如果说从学理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正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需求以及大众艺术文化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就从实践上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成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的方针和政策，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此说来，艺术文化的发展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加凸显。正如本报告在“艺术学理论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问题探讨”一节中提到的，提高全民艺术素养，实际上重点并不在于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美术和设计门类艺术形式的专业表现技巧的提升，而是在于培养对于艺术审美中感性表现的接受、认知、传达的能力。而要实现这一艺术素质培养目标，既需要门类艺术方面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综合性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员，甚至艺术领域跨界人才来共同合作完成。当然，艺术学理论学科除了理论研究外，还应有艺术实用人才的培养。诸如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科技等行之有效的促进社会艺术文化多方发展的艺术综合人才，这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学科博弈带来的发展契机目前，在人文学科中针对“艺术”这一对象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分散在多个子学科领域当中，主要是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其中，门类艺术学重点研究门类艺术方面的理论，而美学、文艺学以及艺术学理论则都在进行着艺术一般性规律的研究，只是各自选取的视角有些不同，但也有较多的重叠。在此，限于篇幅我们暂不涉及对美学和文艺学关于艺术理论问题讨论的评述，但美学和文艺学触及到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既成事实，必然会引发各学科间的相互博弈。从现阶段来看，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都对艺术理论有所推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三者甚至不太容易明确区分。如果功利地将研究艺术理论看作是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当下各个交织学科实际上就是在分这样的一块蛋糕。事实证明，学科之间的博弈导致不进则退，哪一个学科能够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展示出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效地把握艺术本体，甚至指导艺术实践，那么哪一个学科的研究就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从而在博弈中占据上风。而一旦退却，其结果就是逐渐被其他优势学科所蚕食，直至替代。从学科定位来看，艺术学理论学科从一开始已经明确其研究对象就是艺术，这可以称得上是先天的优势。事实上，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关注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多种学科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研究者及实践者的思路和视野。然而，较之于美学、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如果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已具备学科定位的天然优势下，还不能对艺术问题进行有效且凸显价值的研究，从而证明其无法取代的学科价值的话，那未免大大浪费了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从当下学科发展趋势看，美学及文艺学对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视域，实际上也在产生着某种转向，即逐渐拓展到更深广的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当中。这似乎暗示着，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立后，美学及文艺学也在探寻着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学术相互推进、多元学科互渗互融的际遇下，艺术学理论学科如何能够既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研究方向，凸显自身在艺术本体问题开展研究的学科价值，是该学科需要着力强调和明确的方向；同时又抓住学术大发展的契机，是本学科需要认真思索的命题。4.艺术学科“空白”问题探究带来的发展契机除上述提到的诸多契机外，还可以看到一点，艺术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艺术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多种路径与空间，如艺术伦理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都是美学与文艺学研究少有涉足的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学科对此进行专门的探究，只有努力将这些“空白”问题填补续上，艺术研究才能在一个更新的层次上获得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性问题，需要有一个学科去思考和研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又是不断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艺术，从而为艺术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如此看来，以某种纵观艺术全局的观点、方法和路径，来对艺术中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进行统摄研究，是获得新思维、新认识的途径。从这一角度来说，对“空白”问题的探究将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一个契机。
九、结语
总而言之，就艺术学理论学科定位而言，注重“艺术一般”的理论研究，探讨其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系统、审美与鉴赏等学科内涵，是其学科重要的基础所在。
众所周知，艺术门类很多，形式、样式、风格，以及题材、体裁的纷繁差异，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何针对不同的门类艺术，把握其观念、形态、风格及表现等复杂现象，并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区别其个性与共性，将其共性归纳和构建成为完整的体系，解释艺术的性质与特点，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艺术在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以及“艺术一般”的种种问题，使之纳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轨道，可以说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主要任务。
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学科与相邻的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共同推动艺术学学科朝着新向度发展的主力军。这也表明，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贯通研究，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应当看到对于艺术学学科的认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推论说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仍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契机与挑战共存。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对于现阶段学科范围内暂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不完善的质疑而怀疑自身，甚至停下学科建设的推进脚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学理上，以及社会应用方面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生及日渐增强的艺术文化大发展的需求，实际上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学科价值的完全彰显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尤其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上都处在机遇与问题同步增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