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管效率论文范文

征管效率论文篇1

    不可否认,成本—收益分析法是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最直接方法。在取得同样税收收入的情况下,征管成本越小,征管效率越高;征管成本越大,则征管效率越低。尽管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很多,但征管成本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本文围绕税收征管成本展开研究,并结合和征管成本的国际实践,对降低我国的税收征管成本给出政策性建议。

    一、相关成本概念及分析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运行中的成本应包括税收管理成本(强制成本)、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成本)和税收社会成本(社会福利成本)。

    1.税收管理成本(强制成本)。即是我们所说税收运行中的征管成本,是以税务机关为主体,为保证税法的实施所发生的与征收税款和税收管理有关的成本。它具体应包括税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住所以及教育培训等支出,还包括税务机关的办公场所、配套设施及办公经费,纳税宣传的支出也应列入其中。税收征管成本是税收征管效率的集中体现,因此,控制和节约税收征管成本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要求,是优化税制的前提。

    2.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成本)。是指纳税人为履行纳税义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和支出。税收遵从成本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1)时间成本:如收集、保存必要资料和数据,填写纳税申报表等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价值;(2)货币成本:支付给会计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设置账薄、进行会计核算、聘请税务顾问、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等过程中发生的用货币计量的支出;(3)资产成本:为顺利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而购置的资产,如计算机、打印机等设备;(4)机会成本:因逃避纳税而引发的成本;(5)心理成本:对税法所产生的不公平感或者心理上的疑虑等。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成本,其中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3.税收社会成本。是指不能归入管理成本或遵从成本中,但与税收运行直接相关的,由征纳主体之外的其他部门或社会成员所负担的成本。如司法机关为惩治偷税的成本等。社会成本中最应注意的是由征税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超额负担),即征税活动对经济行为产生的扭曲的负效应,在经典的理论中称为“哈伯格三角”。

    二、税收征管成本与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的根本目标是取得税收收入和保证税法的实施。在实际的税收征管中,应收税款与实际征收税款总存在一定差距,这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但高效的税收征管却可以缩小这一差距,使之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且,税法的成功实施更是离不开税收征管这套实施机制。因此,税收征管的效率决定了整个税收制度的效率。

    税收征管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其效率应该如何度量呢?由于税收征管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简单地以收入和成本的对比来度量肯定是不准确的。税收征管效率不仅包括征管机制严密程度所影响的纳税人遵从程度,而且还包括征税机构运行效率和人员素质。因此,单纯以征税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征管效率是不可取的。例如,A国征税成本率为0.5%,但其偷税率达到30%,税法遵从度较低;B国征税成本率较高,为1%,但其偷税率仅为5%,税法遵从度较高。通过比较不难看出,征税成本率较低的A国征管效率低于征税成本率较高的B国。

    税收征管效率受到税收制度是否严密的制约,但严密性是无法准确量化的,只能使用偷税率等相关指标进行替代,而这些指标又受到了税收征管的影响。因此,在探讨税收征管成本时,我们假定制度是既定的,是外生变量。显然,税收征管效率受到来自于人员素质、技术手段、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在这些因素中,税收征管成本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在这些影响效率的变量中,我们先假定成本之外的人员、技术、组织是既定的,这也符合上述变量在实际运行中变换缓慢的事实。那么,通过降低征管成本就可以达到有效地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三、影响税收征管成本的因素

    1.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成本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在税收制度既定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税源多少。在税收征管成本的绝对量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以我国为例,1978年GDP为3624.10亿元,同期税收收入为519.28亿元,税务人员为17万人;1988年GDP为14928.30亿元,税收收入为2390.47亿元,税务人员为50万人;1998年GDP为79395.70亿元,税收收入为9262.80亿元,税务人员为99万人。在人均征税量上,1978年为30.5万元,1988年为47.8万元,1998年为87.29万元,呈一种上升趋势。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税收征管成本的地区不均,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

    2.财政因素。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政策导向对税收征管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税收收入的取得是为了满足政府职能的需要。如果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求增加,势必会影响税收征管成本,税务机关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取得增量收入。税务经费支出也是按照税收收入的一定比例来安排的,在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相对充裕,反之则经费缺乏,这无疑也会造成征税成本的损耗。

    3.税收制度因素。总体上看,简单而严密的税收制度,能使税收征管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具体的实践中,主体税种选择尤其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选择对税收征管成本的高低有着显着的影响。流转税是以商品或劳务的流转额征税,较所得税的征管难度要小,因此,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的征管成本小于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选择。就是在流转税内部,增值税和营业税也由于其运行机制的不同而使征管成本处于不同的水平上。另外,一个稳定、公平的税收制度也是保持征管低成本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频繁变动的税制带来了巨大的“适应性”成本,而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将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消极影响,使行纳税人利用各种机会来逃避纳税,这明显会加大税收征管成本。

    4.组织机构效率和人员素质影响征管成本。不可否认,高效机构带来的必然是低成本耗费。而人员素质是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高素质的人员也是降低征管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5.社会因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制度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部分组成。正式规则指的是成文的税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实施机制则是税收征管活动。在这三部分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非正式规则,它是正式规则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实施机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保障。社会因素就可以概括为非正式规则的集中体现,它包括在思想、文化、传统、道德、意识形态中,是在人类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如守法、诚实、守信等。这些“潜规则”具体到税收活动中则表现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税收活动的理解等。“潜规则”从意识上影响着纳税人的遵从程度,进而影响着税收征管的成本。

    四、发达国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有益经验

    1.经济思想对税收征管成本的影响是明显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税收征管上是通过国家强制力,加强对纳税人的控制,严厉打击偷税者。在这种理念下,税务检查所耗费成本较高。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人为假设,希望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

    经济理念的改变体现在税收征管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摒弃传统的对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严查重罚的做法,而代之以更加“人性化”的做法。它们更加注重对征税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纳税遵从度。例如一贯以严厉着称的美国联邦税务局进行了业务重组,把“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为美国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作为工作信条,并把为每位纳税人提供一流的办税服务、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旨在确保税法得到公平实施的服务和创造高质量的工作环境作为三个战略性目标。

    2.企业管理思想的融入。新公共管理思想主张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管理之中,运用企业经营管理中较为成熟的技术、手段和经验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样,纳税人的地位从被监管的对象转变为商业性客户,而征税机关则成为商业企业,其内部管理也从行政管理中解放出来,向企业化管理转变。

    众所周知,行政管理一贯以低效、腐败着称,而企业化管理则能够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虽然税务机关不可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工作信条,但企业管理中可借鉴的部分可以有效降低税收征管的成本,因为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低成本都是有效率的表现之一。因此,引入企业管理思想可以对征管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联邦税务局对所设计的未来组织模式进行了更加专业化的分工,不再按照行政职能进行划分,而是以面向客户(纳税人)的要求进行组织架构,直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减少了中间的成本耗费。税务机关的内部管理按照委托—理论制定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诱导人去实现委托人的目标,使其符合委托人的利益。美国联邦税务局的做法是针对组织效率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中间层耗费,同时对战略管理层、操作层和一线员工层,依据工作业绩进行评估考核,作为晋升和奖励的标准。这样,减少了税务官员的寻租动机,减少了不必要的征管成本浪费。

    3.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通过对官僚的“经济人”假设推导出了官僚制度运转效率低下,政府也会失灵的结论。该理论认为要消除低效、失灵现象,关键在于消除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恢复竞争,引入市场和准市场机制,促使公共部门管理的社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为纳税人提供大量纳税服务,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税收征管成本。

    4.“成本企画”的引入。成本企画是一种先进的成本控制方法,它通过一种事前对成本的分解、控制达到事中、事后降低成本的目标。税收征管成本的筹划也可以借鉴这一先进的成本管理模式,从税收征管成本的源头抓起,从税收制度的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成本因素,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避免后续过程中的成本耗费。在税制设计完成后,各种可能的成本就应该体现出来,征管成本应被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就可以排除无序的成本耗费的发生。

    五、启示

征管效率论文篇2

关键词：酒店行业；治理特征；盈余质量；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021-04

1 概 述

自我国加入WTO十多年以来，国际大型酒店旅游类企业长驱直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软实力使我国传统的酒店企业一时难以招架；在此情形下，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把转变经济发展结构、大力促进服务旅游产业发展提高到战略发展的层面，鼓励服务产业走出去。面对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未来趋势，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环境，我国酒店旅游类企业如何提高自身优势、如何软硬实力并举、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所有酒店旅游类企业管理层共同思考的问题。

衡量一家企业竞争实力如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技术，二是制度，三是文化。可见，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硬件”条件的比拼，更是“软件”实力的竞争。公司治理特征是公司制度的一种外在体现，其中股权结构是公司的“先天体现”，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高管薪酬、职工参与治理和组织效率均是各种规章制度作用的效果。

在公司治理的盈余质量之衡量方面，由OECD所公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可得知：公司治理不应只注重到短期的获利力，稳健、长期的利润才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条件。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盈余质量修正系数模型来修正公司账面盈余质量（EPS），之后以修正后的公司盈余质量和公司治理特征构建回归模型，通过统计研究，分析会计盈余质量和治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2 文献综述

2.1 公司治理概念及其特征

公司治理的定义各有不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迄今没有形成一致性的认识。如Mayer Colin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公司治理是“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又如我国学者吴敬琏从管理学的角度认为：所谓公司治理，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系列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公司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①责权分明，各司其职。公司治理结构的领导体制由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组成。各个机构相互配合，促使公司有效运行；

②委托―，纵向授权。公司中，各层级之间是由一组委托一关系连接起来的；

③激励和约束机制并存。在公司委托一关系中，公司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是通过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激励约束过程来实现的。由于人可能发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委托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为了尽可能避免损失，委托人有必要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

2.2 企业盈余质量定义及其度量指标

企业盈余质量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与后续发展能力等企业内部效益方面以及社会效益。不仅是企业经营状况的静态描述，而且是涵盖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动态表征。也不仅仅表现为企业对于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还表现在为对社会效益的贡献。

公司盈余的衡量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公司的账面绩效，比如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等；

另一类是公司的市场绩效，即公司的股票收益、托宾Q值。

但是，至今都没有定论说哪一种方法更为合适。从股东的角度来看，用股票收益来衡量比账面价值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方法比较直观而且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

然而我国资本市场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股票价格的波动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本文所选定的行业是酒店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笔者通过CCER数据库的行业分类，发现餐饮、旅馆和旅游类的上市公司共有43家， 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剔除了2012～2014年中，被ST或者ST*的企业，最终得到38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见表1。

3.2 指标、变量选取

在修正系数模型中，本文引用（杨琼，2009）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 软件输入了26 个从理论上分析将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筛选出五个相对差距较大且从理论上对会计盈余未来持续增长能力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指标，分别是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衡量盈余持续性），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营业利润（衡量盈余现金保障性），销售增长率（衡量企业成长性），自有资金比率（衡量收益安全性），总资产周转率（企业综合运营效率）。

在公司治理特征与盈余质量相关性研究的回归模型中，具体变量，见表2。

3.3 假设的建立

CR5指数，是指当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其比例较高，就表明其大股东越能够影响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从而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人员安排和利润分配方案等重大事件可以及时作出决策安排。

故，提出假设1：

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在股权构成理论中，股票分为流通股票和非流通股票。怀心强（2007）年在对我国民营企业治理特征与相关性研究分析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流通股比例占总股本比例越小，公司盈余质量越好。

故，本文提出假设2：

流通股比例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处核心地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董事会的治理。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运作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董事会规模过大，董事会成员间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尤其在董事会成员们所持有股份较少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故本文提出假设3：

董事会规模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酒店旅游业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创始人往往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不存在两权分离。随着经营管理活动日益复杂，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渐渐出现两权分离的现象。聘请企业外部具有专业经营管理能力的经理人员参与企业高层管理，在理论上有利于公司盈余质量的改进。

故，本文提出假设4：

董事长及总经理二职合一与盈余质量负相关。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一套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不管是理论上分析还是经验分析结果都表明，公司的业绩水平与公司经理人员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大多数情况下，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又与其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本文选择了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GGXC）作为衡量指标。指标越高说明激励强度越大，高管就越努力工作。

故本文提出假设5：

高管薪酬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

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与其获取的报酬成正比。因此，本文选择员工平均工资作为衡量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特征变量。

故，本文提出假设6：

员工人均工资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效率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并无具体指标来衡量，在本文中，采用管理费用率（GLFL），也就是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来代替。管理费用，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企业的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一个企业收入管理费用的高低必然与企业的组织效率相关。

故，本文提出假设7：

职能部门的协调效率越高，就越好。

3.4 模型建立

3.4.1 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的建立

本文对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的建立，引用（杨琼，2009）根据主成分分析法运用SPSS软件输入了26个从理论上分析将对会计盈余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筛选出五个相对差距较大且从理论上对会计盈余未来持续增长能力有较强解释力的因子指标。见表3。

对于表3中所示的权重数值，通过以下步骤予以确认：

第一步，根据选取的数据计算出每年各单项指标平均数XK的数值。

第二步，以年限为类别，用算数平均法分别计算每年各指标标准差SK。

第三步，计算各指标的标准差系数，它反映各指标的相对变异程度：

VK= SK/XK（k=1，2，3，4，5）

第四步，对标准差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数：

WK= VK/∑VK

第五步，对每年计算出来的权数进行平均处理，以此作为各基本评价指标的权重值WK。

笔者稍微调整了最终权数并得出各指标比重，见表4。

将各指标权重指数代入，见表5。

其中：单项指标得分=比重+（实际比率-标准比率）/每分的比率差。

综合得分=∑单项指标得分

λ=综合得分/100

最后：CEPS==EPS×λ

3.4.2 公司治理特征和盈余质量相关性模型的建立

在公司治理特征和盈余质量相关关系的模型中，本文笔者引入修正的每股盈余（C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流通股比例（ELI）、董事会规模（DS）、两职兼任状况（T）、高管薪酬（GGXC）、职工参与治理特征（RJSR）、职能部门协调效率（XTXL）作为解释变量，资产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CEPS=a+β1CR5+β2ELI+β3DS+β4T+β5GGXC+β6RJSR+ β7XTXL+β8SIZE

根据假设，与CR5、GGXC、RJSR和XTXL显著正相关，所以 β1、β5、β6、β7系数应该为正；并且，与ELI、DS、T显著负相关，因此β2、β3、β4系数应该为负。

3.5 描述性分析

通过盈余质量修正模型所确定的修正系数计算出修正的每股盈余，计算公式为CEPS=EPS*γ，然后使用统计软件SPSS17.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每股盈余最小值为0.49，最大值为3.9701，表明餐饮行业上市公司中，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中，最大值为85.59%，最小值为10.37%，且平均值为49.50%，表明在餐饮行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股权较为集中。对于高管薪酬（GGXC），最大值为5854900，最小值为316000，表明餐饮行业中，高管薪酬差距较大，这或许与公司盈余相关的缘故。

而对于职能部门协调效率这一特征变量，最大值为15.1 351，表明每发生一元的管理费用能创造15.1 351元销售收入，而最小值为1.4 834远远低于平均水平9.4 161。

3.6 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SPSS.17统计软件，建立餐饮行业公司治理特征和会计盈余质量相关性模型，并将各变量代如模型中，得出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EP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残差分布直方图，如图1所示。

通过对多元回归模型方程的系列分析可见：

①模型方程的拟和优度一般。复相关系数R值较小，R2=0.200完成了回归方程的建立。F=13.301（sig=0.000）显著。

②Dubin-Waston=1.902≈2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③表6中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检验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均不超过10时，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容许界限之内，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④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残差分析图可知，残差基本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由以上分析可最终确定的回归方程为：

CEPS=0.131CR5-0.453ELI-0.047DS-0.572T+0.274GGXC +0.037RJSR+0.031XTXL+0.01SIZ-0.217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前三名薪酬、员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呈现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与CEPS呈现负相关关系。

至此，假设1――假设7成立。

4 研究结论和不足之处

本文通过构建盈余质量修正模型，确定了修正系数的数值，同时通过公式CEPS=EPS*γ确定了各样本中的CEPS。之后将C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五大股东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CR5）、流通股比例（ELI）、董事会规模（DS）两职兼任状况（T）、高管薪酬（GGXC）、职工参与治理特征（RJSR）、职能部门协调效率（XTXL）作为解释变量，资产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前三名薪酬、员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呈现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与CEPS呈现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4.1 本文的不足之处

在回归分析中，虽然回归分析结果与假设基本一致，但是本文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①员工参与治理特征变量和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CEPS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在10%内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理论逻辑的推理相差较大。可能原因是现阶段，我国酒店餐饮企业在员工参与度和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比如员工的参与度没有在工资薪酬上予以“体现”。

②虽然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比例、董事会规模与CEPS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本文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曲线关系，应该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构建一元二次函数，讨论其曲线关系。

4.2 提高我国酒店行业治理情况的对策

通过对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两职兼任状况、高管薪酬、职工参与治理特征、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盈余质量的回归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我国酒店行业治理情况。

4.2.1 完善薪资考核体系

由上文可知，员工参与治理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强。笔者通过与有关企业管理层了解沟通后，现阶段公司对员工的考核体系未将参与公司治理情况纳入，影响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性。

4.2.2 建立职能部门沟通机制

在回归分析中，职能部门协调效率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职能部门的有效、及时沟通能提供公司整体治理效率、效果。完善的沟通机制能避免各职能部门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决策不及时性，压缩决策时间。

4.2.3 提高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持股比例影响股权结构，分散的股权结构不仅不利于公司面对市场环境变化及时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有可能成为“资本巨鳄”狙击的对象，不利于公司股价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Mayer.Colin. Corporate Governance Market and Transition Economics[J].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Shanghai， October.

[2] Bhagat.S， Black.B.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Business Lawyer，1999，（54）.

[3] 李斌，闫丽荣，郜亮亮.董事会特征与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 验分析[J].财贸经济，2005，（12）.

[4] 盖凯程，李俊丽.现代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效率探析[J].科学・经济・社会，2005，（4）.

[5] 怀心强.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实证分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 报，2007，（2）.

[6] 杨琼.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财会月刊，2009，（8）.

征管效率论文篇3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技术效率；dea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达5.42万亿元。1994～2008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6.5％，这一增长比率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对各地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科学的评价?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税收征管效率是考核税收征管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实践中，人们常用征管成本率、人均征收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税收收入增长率等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仅依靠这些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无疑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成分。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分析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得前(2008)基于1994～2005年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这类方法基于生产函数理论，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主要局限有：其一，设定的生产函数与实际的生产函数可能大相径庭，从而使最终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其二，数据拟合的结果或许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得参数方法无法使用。二是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非参数法是当前国际上效率测度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其优越性在于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但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税源质量这一重要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探讨

庄亚珍、陈洪(2004)、卢欢(2008)、嵇成刚、李小芳(2008)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税务人员因素、征管技术水平等。

本文则引入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

二、dea模型及指标选取

(一)dea模型

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是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l等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因其具有客观性、不用考虑量纲、分析结果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等优点，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吴育华等，2008)。

传统的dea方法主要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的c2r模型和假定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

(二)指标选取

征税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其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有税收收入、提供的纳税服务及税收宣传等。在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宏观角度来看，gdp是最大的税源，税收的实质是对gdp的部分分割。因此，gdp是代表广义税源的一个合适指标。但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在本文中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表示税源数量。

2.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税收收入的多少不仅和税源数量有关系，而且还受税源质量的影响。例如两个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销售收入都是800万元，但这两个企业最终应缴的税金总额却不一样。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因此，营业盈余占cdp的比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在本文中用其作为税源质量的变量，该比重越高，表示税源质量越好。

3.税务人员数量。实施税法时由公共部门支付的行政费用，如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投入的人力、支付的工资及福利、建造办公场所的费用及办公经费等，通常将这些成本称为管理成本。各地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员数量直接影响到管理成本的高低，在本文中将税务人员的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的比重。征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征管效率的高低，在同样的办税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员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在本文中，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的替代变量。

考虑到各地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在本研究中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此外，税务机关的产出具有多个维度，他们要完成税收计划，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要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要进行税收宣传，应设法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等等。但是税收收入以外的其他产出指标，在度量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在本文中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源自《

从表2可以看出，从整体上讲，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除 上海市的综合效率为1外，其他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全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386，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27，税收征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税收征管效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当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税收，其具体表现是在技术效率非有效的地区，均存在相当程度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投入冗余。

四、结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不仅决定了税源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综合效率较高的省份均为经济上较为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广东、江苏，而综合效率低的省份多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这是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地区，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能力较强，税务机关的人均征收额自然也较高；不仅如此，经济上较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较多的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征管效率的提高。

(二)现有技术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994年以后，税务机关高度重视税收信息化建设，以金税工程为代表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的信息化水平。然而在本文测算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7个省份的税收征管处于效率前沿面，其他省份的技术效率均小于1，平均的技术效率为o.827。这说明现有技术的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相当一部分地方的税务机关过于片面地强调税收信息化的作用，而忽视了税务干部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未能实现“人”与“机”的有效结合。因而要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必须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不断强化管理手段，做到专业化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

此外，税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约有80万名税务干部，而经济总量庞大得多的美国在同一时期仅有10万人从事税收征管工作(irs，2008)。表3显示，在本文研究的30个省份中平均冗员为3 945人，这又一次有力地说明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税务机构是实现税收征管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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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育华，刘喜华，郭均鹏.经济管理中的数量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征管效率论文篇4

关键词：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 动态管理模型 风险系数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用地被征为建设用地。大多数失地农民缺乏就业技能又无地可种，成为新的困难群体，尤其在当前，社会就业压力巨大，物价飞涨，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生活窘迫，令人担忧。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是指在土地征收的全过程中，对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识别、分析、评价、应对，从而有效地防止风险事件的发生。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研究，陈景玲、孙旭峰、周明生（2010）在《社会风险预估的系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一文中构建了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苏省的相关数据，系统地评价了江苏省的社会风险状态；李诚（2011）在《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一文中提出我国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都产生了严重、深刻的影响；董幼鸿（2011）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实践与完善》一文中，明确提出为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应把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作为定政策、搞改革、上项目的主要依据。在国外，最早提出“风险社会”这一观点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一文中，贝克提出“生态、金融、军事、、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在当今世界里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 （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2010）。

由此可见，“风险社会”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专门针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从土地征收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管理，从而避免社会稳定风险事故的发生，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本文介绍了土地征收流程的阶段划分，分析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最后引入实例对该模型加以论证。

土地征收流程的划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土地征收流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土地征收的报批阶段、第二阶段为土地征收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为土地的交付阶段（梁亚荣、刘燕，2008）。具体划分如图1所示。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

（一）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

社会稳定风险是指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性因素的原因，危及到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从而可能引起人民不满，引发，造成社会动荡，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健康发展构成威胁的潜在性因素（陈静，2010；刘靖华，2011；张鹏、李国峰、刘丽，2010；史云贵、赵海燕，2012）。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即土地征收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在土地的征收过程中，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失地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得不到保障时，引起失地农民的不满，而可能采取群体上访、与政府对抗、聚众游行等措施，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威胁社会和谐的潜在风险因素。

（二）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特点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除了具备一般风险的特点之外，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有隐蔽性、复杂性和快速扩散性。隐蔽性指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难以发现、难以判断；复杂性指引发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快速扩散性指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一旦爆发，短时间内会引发大量农民参与其中。

（三）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分类

社会风险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是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风险并列的；广义的社会风险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各类子系统（李忠、张涤新，2009）。社会风险最大的危害是影响社会稳定，结合土地征收项目自身的特点，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可以把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可以分为四个子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自然风险和其他风险。

（四）模型的建立

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应对、风险监控五个部分。该模型是在土地征收的报批阶段开始对土地征收项目实施风险管理，直到交付土地为止。在交付土地后，也可能存在个别失地农民对该项目表示不满，上访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扰后续的工作，但经过调查发现，土地一旦交付，极个别农民的不满，属于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因此，本文所讲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是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分析、评价、应对、监控，其管理流程如图2所示。

资料收集主要是包括与农民座谈了解该村村民的收入状况、收入来源、该村村组干部是否团结等资料，去征地所在村组的街道办事处、区国土局、区局调研收集该村土地征收的相关资料、该村及邻村以前是否有过征地、是否因征地问题发生过纠纷等。

风险识别主要是邀请相关专家在了解土地征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头脑风暴法对土地征收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并建立风险清单的过程。

风险分析是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熵权法求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概率与发生后果的负效用值，再运用等风险图法确定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

风险评价主要根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在等风险图中找到相应的风险等级，并根据风险等级的高低判断是进入下一个土地征收流程，还是对风险采取应对措施，或者终止土地征收。

风险应对是指根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各个风险因素的特征，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等级或者消除风险的目的。

风险监控是指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对风险的发展与变化情况进行全程监督与控制，并根据需要对策略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及早识别风险、避免风险事件发生的目的。

（五）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及其求解

风险系数是指用具体的数值来反映风险程度的大小（周荣喜、张汉鹏，2010），是对风险进行定量化的一个指标。正确求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是运用该模型的关键所在。风险系数用R表示，根据等风险图法的原理，R可以定义为：

R=1-PsCs=1-（1-Pf）（1-Cf）=Pf+Cf-PfCf （1）

显然，0

由于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各子风险无法定量化，为了得到Pf与Cf的值，本模型引入模糊综合评价法。首先，根据收集到的资料，邀请相关专家运用头脑风暴法，识别出各子风险，得到子风险集合U={U1，U2，U3，…，Un}。

然后，建立子风险发生概率和子风险发生后果负效用值的评价集合，记为V={V1，V2，…，Vm}。同时，建立评价集的标准隶属度Vl={Vl1，Vl2，…，Vlm}，并构建子风险集合U发生概率与发生后果负效用值的隶属度矩阵分别为Kp和Kc。

（2）

其次，运用熵权法确定各子风险的熵值hi：

（3）

其中，；当fij=0时，令fijlnfij=0。

进一步求出各子风险的权重ωi：

（4）

最后，根据各子风险发生概率的隶属矩阵、子风险发生概率对风险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ωp1，ωp2，…，ωpn以及评价集的标准隶属度Vl，可以求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概率为：

Pf=ωp·KP·VlT （5）

同理，可求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发生后果的负效用值为：

Cf=ωc·Kc·VlT （6）

至此，已求出了Pf和Cf，将其带入公式（1），即可求得某一阶段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进而根据等风险图法判断出风险等级，为土地征收项目的决策提供指导。

实证研究

（一）案例介绍

陕西省西安市某区某批次项目需征收集体土地18.0601公顷，其中耕地1.6970公顷，果园14.9358公顷，其他农用地0.2581公顷，建设用地0.6320公顷，未利用地0.5372公顷。涉及村组1个，该村总人口976人，其中劳动力488人。 征地前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人均年收入5825元。

（二）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识别

详细整理并分析从当地农民调查到的资料以及从当地国土局、局、街道办事处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邀请相关的土地征收工作人员、土地估价专家、村民代表等，运用头脑风暴法进行风险识别，最终确定了该项目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子风险主要包括经济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及其他风险。其中经济风险包括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较低、征地补偿资金未落实、社会保障资金未落实、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自然风险包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噪声污染、项目建成后可能会污染当地水源；政策风险包括政府公告宣传不到位、征地行为不规范；其他风险包括异地安置导致农民生活不便、该村村组存在内部矛盾（见图3）。

（三）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1.确定模糊评价集。经识别该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共有四个子风险、十个风险因素。从各子风险及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与发生后果负效用值的角度出发，针对其对土地征收项目的影响程度，建立模糊评价集合V={V1，V2，V3，V4，V5}，如表1所示。

经过专家讨论，该模糊评价集的标准隶属度。

2.建立隶属矩阵。邀请专家对该土地征收项目的每一风险因素的发生概率及发生后果负效用值的各个评价指标进行模糊评价，得出各风险因素发生概率的隶属度如表2所示，各风险因素发生后果负效用值如表3所示。

3.根据熵权法确定权重。根据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隶属度与风险发生后果负效用值隶属度可求出各风险因素发生概率的隶属矩阵与发生后果隶属矩阵，同时运用公式（3）、（4）求出各风险因素发生可能性与发生后果负效用值对子风险相应的影响程度为：

ωp1=（0.358，0.309，0.199，0.134）

ωp2=（0.356，0.644）

ωp3=（0.357，0.643）

ωp4=（0.328，0.672）

ωc1=（0.278，0.213，0.26，0.249）

ωc2=（0.424，0.576）

ωc3=（0.541，0.459）

ωc4=（0.637，0.363）

4.计算风险系数。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数学模型进行模糊合成B=ω·K，并建立各子风险发生概率与后果负效用值的模糊矩阵Kp、Kc如以下矩阵所示：

运用熵权法可求出各子风险发生概率与发生后果负效用值对土地征收项目的影响程度ωP、ωC为：

ωP=（0.329， 0.24， 0.204， 0.226）

ωC=（0.311， 0.187， 0.235 ，0.268）

代入公式（5）、（6）可计算该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概率与发生后果负效用值为：

Pf=ωp·KP·VlT=0.206

Cf=ωc·Kc·VlT=0.178

运用公式（1）可得出该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风险系数为：

R=1-PSCS=Pf+Cf-PfCf=0.206+0.178-0.026*0.178=0.347

（四）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在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分析阶段，已求出该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为0.347。运用等风险图法可以判断出该项目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中等风险的状态，如图4所示。

处于中等风险状态的土地征收项目，应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后，运用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进行管理，直到该项目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为低风险后，进入土地征收的下一个流程。该项目共存在四个子风险、十个风险因素，通过计算得出经济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发生后果负效用值都较高，对土地征收项目的影响程度都相对较大，因此应重点针对经济风险存在的四个风险因素，采取措施控制并降低风险程度。另外，政策风险的两个风险因素政府宣传不到位与征地行为不规范，都是由于工作人员工作的疏忽大意造成的，应避免此类风险的发生，从而降低该项目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

结论

本文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管理模型，对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定量化评价，客观地判别风险等级，从而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降低或者避免该风险的发生。

具体来说，本文主要研究：对土地征收项目流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定义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对其特点进行了简单阐述，并对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介绍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模型的动态性，并用风险系数对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进行了定量化的描述。运用头脑风暴法对土地征收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识别，引入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等风险图法，求取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系数。引用实例，对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及各种方法的使用，作了简要介绍。

本文的研究成果希望可以对土地征收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可以帮助政府部门预测评估土地征收工作可能存在的风险，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进而更好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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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篇5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首次提出“降低行政成本”这一重要概念。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举措，这说明中央对降低行政成本十分重视。税收成本是行政成本的组成部分，降低税收成本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提高对降低税收成本的认识，把降低税收成本纳入税收工作的议事日程。

在我国，对行政成本包括税收成本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总的来讲是不多的。50多年来，人们习惯将税收工作视为行政工作，有时又将完成税收收入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政府的税收管理活动，既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又是政府的经济行为。无论是行政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当考虑成本问题。税收收入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够实现，这个代价就是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客观存在的。为此，本文将对税收成本的现状、税收成本的概念及分类、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适度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税收成本现状及研究税收成本的意义

税收成本的现状是指税收成本理论研究现状和税收成本实际情况。对税收成本的探讨，首先必须对税收成本的现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对税收成本理论研究和税收成本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一）税收成本理论研究开展不够

1.对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重视。关于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比较少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对税收的研究中，涉及税收成本理论的文章也不多见，或只有部分章节有所论述。一年一编的《中国税务年鉴》上关于税收成本方面的文章也少见。

2.税收成本资料信息公开甚少。全国税收成本方面的信息从未公开。一是对税收征收成本没有资料可查；二是国家税务总局编著《中国税务年鉴》上也从未税收成本信息；三是各级财政从未过税收成本信息；四是各种财税报刊也少有税收成本方面的信息。

3.税收成本理念淡薄。税收的特点是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依法纳税也是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但人们对税收成本则是漠视的，税收成本理念是淡薄的。一是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时，没有确立税收成本理念。在设计课税对象、税种和税率，规定纳税的时间、地点和缴纳方式时，未认真研究税收收入与税收成本的关系，是不计税收成本的。二是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收时，没有树立税收成本理念。也只是照章征税，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最多只有经费的会计核算。三是企业和公民在纳税时没有税收成本理念，在会计核算上也是不会去核算纳税成本的。四是对社会税收成本全社会也是没有税收成本理念的，更不会去计算税收社会成本。

（二）税收成本问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各级政府对税收成本普遍不重视。政府在对待税收工作上，注重经济发展和培植税源，重视税收收入的总量和增长速度，但对税收成本却很少关注。各级政府对税务部门只考核税收收入完成情况，不考核税收成本情况。

目前，降低行政成本和税收成本的问题已开始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重庆市在2004年和2006年根据市政府主管领导的意见开展的税收征管成本调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中国税收成本现状

1.中国税收成本高居不下。中国税收成本较高是不争的事实。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王文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中国有100万税务干部，中国税收成本过高。

一是国税、地税两套税收征收机构并存，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增大了税收成本。这种征收体制已给纳税人带来不便，纳税人要跑两个机构办税，接受两个税务部门的检查，人为地增加了纳税成本。二是机构重叠，造成税收混乱。税收征收机构除国税、地税按行政区划分设外，财政部门还要直接参与税款的征收。更有按经济开发、涉外、保税、高新技术等名目设置的税收征收机构，即所谓的直属局。机构设置不科学不合理，造成税收成本连年增加。三是税种设置不科学导致税收成本高，如北京市2004年前征收的“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车船使用税”，该项收入不到总税收的万分之四，征收成本就达到了实际征收税款的30%以上，因征收成本过高，北京市无奈取消了该税的征收。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税收效率差距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税收收入差距大，税务人员人均税收额差距也大。效率高就意味着成本低。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税收成本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从地理环境分析，人均税收收入差距十分大，以2003年税收为例，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税收额达2174.82万元，重庆市人均税收额为230.42万元，最低的是青海省，人均税收额81.27万元。最高的上海市人均税收额是最低的青海省的26倍。人均税收额东部大大高于西部，西部税收效率大大低于东部，按成本与效率的内在关系，税收效率高，税收成本相对就低。也就是说东部税收成本也大大低于西部，东部沿海地区税收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区。

3.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税收成本率偏高。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率多在2%以下。税收成本率美国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我国总体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8%。据调查，重庆市某区2005年税收收入成本率为5.62%。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在5%以下。相比之下，我国的征税成本水平是比较高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和控制税收成本已势在必行。开展对税收成本的研究，有利于增强税收成本理念；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提高税收成本理论水平；有利于发现税收成本的问题；有利于各级领导重视税收成本问题；有利于提出税收成本的适度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的途径，探索税收成本的内在联系，为设计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税收成本控制体系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税收成本的概念及税收成本指标体系

研究税收成本的前提，就是要科学地界定税收成本的涵义，明确税收成本概念。税收成本的概念在税收活动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较早提出了税收成本的观点，即著名的“最少征费原则”。我们认为，“最少征费原则”应当是税收成本的核心问题，所有理论和实践均应围绕其进行。

（一）税收成本的概念及分类

既然讲税收是有成本的，那么什么是税收成本呢？《新财税大辞典》给税收成本下的定义为：“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有的学者认为：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集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和损失。按照亚当·斯密的“最少征费原则”的含义，即：一切税赋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将尽可能等于国家收入的。

我们认为，税收成本是国家、经济组织及公民在征税和纳税过程中所付出的费用；税收成本是为国家征收税金这个特定目的所发生或应发生的价值牺牲，它是可以用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

税收成本就其构成内容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成本包括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和社会成本；狭义的税收成本主要指征税成本。具体讲，征税成本是税务部门为征税而发生的费用，税务部门是征税成本主体；纳税成本是纳税人遵从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为缴纳税款以及接受税收检查所支付的相关费用，企业和个人是纳税成本主体；社会成本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等有关部门在立法、司法和宣传税收法律、法规等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这些机关和单位是税收成本的社会成本主体。鉴于纳税成本和社会成本无法进行计量，本文主要对征税成本进行研究。以下所讲的涉及税收成本数据皆是指征税成本。

（二）税收成本的原则

税收成本的原则一是节约原则，即“最少征费原则”。这是税收成本最重要的原则；二是保证税收征管工作正常开展原则。不能为了降低税收成本而影响税收工作；三是适度增长原则。税收成本随物价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而适度增加，但税收成本的增幅应小于税收收入的增幅；四是平衡原则，即税务人员收入水平与其他公务员收入水平应大体平衡。

（三）税收成本指标体系

征税成本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如下指标：

1.税收收入成本率。是考核税收成本的最基本的指标。用数学公式表示：税收收入成本率＝征税成本总额／税收收入总额×100%

2.人均税收额。是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1年）税收收入额与税务人员数量之比。用以考核成本与效率的内在联系，属税收效率指标，是考核税收成本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讲，效率与成本成反比。用数学公式表示：人均税收额＝税收收入总额／税务人员数

3.人均征税成本额。主要考核税务人员人均占有征税成本额，用以考核比较人均征税成本的变化情况。用数学公式表示：人均税收成本额＝税收成本总额／税务人员数

4.人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人均税收成本增长率（弹性系数）。是考核税务人员税收效率的指标，是成本投入与税收效益产出的指标。一是用以考核上述指标当年实际与上年同期实绩，二是考核税收增长与税收成本增长情况。一般来讲，人均税收成本增长率应当低于人均税收收入增长率。

5.计划税收成本与实际税收成本。是税收成本目标管理指标，用以考核实际税收成本是否超支和各项税收成本增减变化的状况。

（四）税收成本变化趋势

税收成本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税收收入和税收成本额是决定税收成本高低的两个方面。税收成本也随这两个方面变化而变化。从经济发展来看，税收收入与税收成本额总体上均呈上升的趋势。在现行征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成本绝对额将逐年有所增长，而税收成本率将逐年有所下降。其发展趋势是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快于税收成本的增长幅度。如重庆市某区1996-2005年10年间，税收收入增长4倍，税收成本增长2.5倍，税收收入增长大大快于税收成本的增长，税收成本率也从1996年的9.01%下降到2005年的5.62%。这是因为，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总体水平的上扬，税收成本中的人员工资、办公用品、交通费用、信息技术升级换代费用等必然增加，导制税收成本绝对额增加。同时，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税源不断扩大，税收收入总量持续增加，税收收入成本率将下降。

三、影响税收成本的因素

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律的、政策的、体制的、管理的等多种因素，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财政政策对税收成本的影响

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都在90%以上。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增量收入，税务部门必然会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完成政府的决定。同时税务经费往往是按照税收收入的一定比例来预算安排的。因此，财政状况的好坏对税收成本的影响是明显的。财政状况好的地区，税收经费相应要充裕一些，税收成本绝对额相对要多些；相反，财政状况差的地区，税收经费相应也会少一些，甚至会因税收经费不足而影响到征收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税源流失。因此，财政政策对税收成本的影响是存在的。

（二）税收体制对税收成本的影响

国税、地税两套税收征收机构并存，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增大了税收成本。1994年实行的税收体制改革是以增加税收成本为代价的，据《中国税务年鉴》资料，我国税务人员从1994年初的50多万人增加到2004年底的80多万人，10年间增长了60%以上。体制改革后的直接后果是人员猛增，税收成本成倍增加。

（三）税收收入的增减对税收成本的重要影响

从近几年税收成本率下降来看，税收收入对税收成本率的升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现行征收体制和征收成本不变的前提下，税收收入对税收成本影响变化有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总量增大而使税收增加，影响税收成本下降；二是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影响税收收入发生增减变化，进而影响税收成本变化；三是在经济总量和税源不变时，税收政策的变化使税收发生增减变化，影响税收成本变化，如提高税率和新开征税种将增加税收收入，使税收成本下降，同理，降低税率和取消税种将减少税收收入，使税收成本上升，如取消农业税，全国减少农业税收入200多亿元；四是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受损减少税收收入使税收成本上升；五是税务部门加大税收稽查力度，查补增加税收收入，影响税收成本发生变化；六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影响税收收入发生增减变化，也影响税收成本支出发生变化。

（四）社会因素可能影响税收成本增长的方面

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指数的增长，使税收成本绝对额增加。一是税收成本中的税务人员经费总是逐年增加；二是税收设施及手段要升级换代增加税收成本；三是物价水平总的趋势是逐年增长。

2.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纳税人普遍存在偷逃税观念，不主动申报纳税，存在甚至出现偷税漏税，非法抗税行为，致使税收成本增加。

3.无良好的税收秩序，也会使税收成本增加。税收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有法不依，造成税款流失，由此既增大税收征收成本，也增大了税收社会成本。

4.客观存在的“买税”现象，增大了税收成本。如中西部一些乡镇买税屡禁不止，买税回扣率达到税收总额的10%-15%。既干扰了经济秩序，助长干部腐败，又增大了税收成本。

税收成本具有可控制性，即税收成本是能为政府和税务部门的行为所控制的。政府和税务部门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方法与手段使其按所期望的状态发展。

四、适度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的对策

控制和降低税收成本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将税收成本意识贯穿于税收工作全过程。

（一）要有“行政成本”理念，树立税收成本意识

要将“设计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设计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一建安行业的理念引入税收制度设计全过程。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税收制度是国家各种征收法令和征收办法的总称，包括税法、税收管理体制、征收管理制度。从税收立法，设置税务机构，确定税收管理体制，规定征收管理制度，设计税种、税目、税率、征收方式，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减免税、规定罚则等，都应当树立税收成本意识。

（二）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以降低税收成本

征管体制改革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税成本、节约财政支出的重要举措。我国1994年改革并实行的税收征管体制对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它却是以增加税收成本为代价的，对税收成本是漠视的。在税收机构层次上，我国税务部门从国家税务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到基层税务所共有5个层次。在机构分设上，均按行政区划设置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各级地方税务局，同时还设置了各种直属局，部分税种则由财政部门征收。国税、地税分别建立自己的一套征收机构，分设办税服务厅，连“金税”工程也各搞一套，各行其是，没有形成税收征管合力。

总理指出：“要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应将优化机构设置作为征管体制改革的重点。整合税收资源可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合并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为统一的税收征收机构，现由财政部门征收的税种也要进行归并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经过对税务征管力量的整合，充实第一线税收人员，提高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支出。同时也可更方便纳税人，减少纳税成本。二是要取消各级直属征收机构，按属地征收管理原则办理，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支出。三是根据税源分布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适时、适当地撤并税源较少、规模较小的税务所，在税源日渐增多的地方建立税务征收机构，优化税务所布局和整合征管力量，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支出。

（三）完善税制和税种时要树立税收成本意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改革税制和税种的设计要考虑税收成本因素，设计较少的税种和尽可能少的税目、税率，应尽可能合并税种，税种过多过复杂必然会影响税收效率，增大税收成本。在优化税制过程中，必须考虑征税成本的大小和征收效率的高低，把“最少征费原则”作为优化税制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税制，尽可能取消一部分不必要或税源比较小的税种，对有的税种进行合并简化。如居民房屋出租收入由于税源分散且变化大，既不利于征收，又不方便个人纳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都偏高，按现行税制要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等，是否可设想对居民房屋出租收入只征收一种税。这样，既方便纳税人，又减少税收成本。在划分税收隶属关系上，应改变按税种和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分享或共享收入的办法，改为以征税总收入按比例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这样，可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加收入，降低税收成本。进一步简化和完善税制，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和便于操作的税制模式，减少征纳双方的成本投入，是降低税收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也要树立税收成本理念

要对税收成本进行目标管理，科学、合理编制年度税收成本预算。各级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收时更应树立税收成本理念，要加强税收成本核算，优化税收成本支出结构，正确核算税收成本，要对税收成本进行目标管理，建立税收成本责任制。政府在对税务部门的管理工作中应将税收成本指标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的内容之一。

（五）提高税收人员素质，提高税收效率

税务人员应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税务人员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征管的成本和效率。税务人员的素质是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保证。税收效率提高了就可以起到降低税收成本的作用。笔者认为要从几方面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

一是要提高税务人员政治思想素质，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税务人员按照“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税收工作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要为纳税人服好务。

二是要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能力，要提高税务人员执业素质。要全面掌握财税理论、财税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能，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提高税务人员素质要抓税务人员的知识更新，要重视税务人员的终身教育，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知识水平。

征管效率论文篇6

一、文献综述

1.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出口退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邓力平（1996）、潘明星（1997）、刘怡（1998）、马玉瑛（2000）都认为出口退税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保证公平竞争。另外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1997）的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符合传统的税收法理：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原则，符合流转税的消费者承担原则，符合流转税的中性原则。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我国出口退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置疑。唐倩（1996）认为：出口退税助长出口贸易的低价倾销，这不仅使出口利润减少，还遭受其他国家反倾销抵制。

2.出口退税率的合理确定

我国理论界基本赞同，出口商品退税率的设置从理论上讲应本着“征多少退多少，彻底退税”的原则，但对于实践中应如何设置合理的退税率，理论界有两种不同意见。邓子基（1999、2000、2003）、邓力平（2000、2001）为首的一派学者认为，出口退税率的设置应采取“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既能使退税率的设置符合出口商品的实际税负，又可体现出国家的政策意图。王复华（2001）认为出口退税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与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的要求，有差别、有层次地对不同商品设计不同的退税率，以体现出口退税的政策导向。

3.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的计量

对于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的衡量方面，理论界采取的方法比较一致，大多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隆国强（1998）通过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与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一致的，间接测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出口总额、GDP增长、国内税收总额的积极作用。陈红伟（2000）遵循此思路，估算出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相当于出口退税率提高0.92个百分点，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分析结果。陈平、黄健梅（2003）通过引入实际有效汇率的概念，从理论上阐述了出口退税对出口规模的作用，所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赢利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使得该政策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本领域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出口退税的研究中，对出口退税的存留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持赞同态度。但是在出口退税率的确定上，是实行彻底退税还是差别退税，仍有分歧。从长远的利益看，应该实行零税率，理论界赞成这种观点的也较多，但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分析的话，实行零税率还为时过早，所以说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更倾向于差别退税。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实践，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外贸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下面分几方面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征、退税脱节，导致退税不合理

当前由于增值税征收管理不健全，出口退税与国内征税环节无法实现有效衔接，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且相互独立运作，使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之间往往缺乏对征税信息的必要沟通，“征归征，退归退，征退不见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当前出口退税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局面。并且由于我国电子计算机参与税收管理较晚，全国各地税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出口退税有关的海关、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因而无法对出口退税行为进行多部门综合监控，以至于利用假出口货物专用发票和伪造税务机关复函来骗税的行为时有发生。

2.退税办法复杂，退税效率低下

我国出口退税手续为“两单三票”，即出口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税票、海关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出口企业退税的总体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企业出口收汇的过程，即企业收集退税所需凭证的过程；二是企业申请退税取得退税款的过程。由此，退税的速度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出口企业取得退税凭证的速度，二是税务机关审核退税凭证并办理退税的速度。整个过程花费很多时间，效率低下。

3.出口退税政策的立法不完善

我国于1994年制定颁发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对新税制下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多次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和规定，对该办法进行了补充、修改和调整，但关于出口退税的法律少之又少。据统计，仅从1994年到2004年，我国共出口退税方面的法规36条，其中通知有35条，决定有1条，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则几乎没有，甚至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也成为出口退税的重要法律渊源，导致当前出口退税法律支撑极其薄弱。另外出口退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作为出口退税制度核心的出口退税率更是调整频繁。

三、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法治建设，切实做到依法退税

（1)要建立严格的出口退税执法责任制，明确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主管征税机关、主管退税机关的责任。

（2)充分利用“金关”、“金税”工程，完善出口退税电子信息网络系统，提高出口退税工作效率和防骗税、反骗税的能力。

（3)对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有明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处罚依据。

2.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1)应积极全面推行零税率，这样退税额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符合国际上通行的退税原则，也有利于外贸出口。

（2)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扩大退税税种范围。

（3)运用税收政策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保护稀有资源和紧缺物资。

3.进一步完善出口货物退税管理办法，堵塞出口退税漏洞

征管效率论文篇7

关键词 管理层 公司治理 投资效率 Richardson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在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投资效率低等问题。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提高资本回报已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投资效率，国内外学者从研发投入、制度环境和会计稳健性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未清晰地划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界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国企和民企近年来的投资效率，旨在为国企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设

（一）管理层特征与投资效率

林朝南、林怡（2014）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将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视为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1]本研究中的管理层特征取管理层年龄平均值和年龄异质性。

不同年龄的人因其生活方式和环境的不同，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不同。年轻的管理层可能更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年长的更倾向于保守的投资策略。[2]从团队的角度来讲，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可能影响到投资决策；从团队中个体的角度来讲，因其年龄的差异性，在决策时会产生更多相背意见，会使得决策更科学。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管理层平均年龄越小，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

H1b：管理层年龄异质性越小，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

（二）公司治理c投资效率

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问题产生的冲突，企业通过对管理层的监督活动，实现提高经营效率，达到企业发展目标。[3]

管理层持股通过将企业利益与管理层利益相结合，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可以使其对企业决策干预度降低；管理费用是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管理费用率高，则企业利润在组织、管理性的费用上花费过多，间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

H2b：两权分离度越低，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

H2c：管理费用率越高，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8～2015年为样本区间，选取在此期间上市的全部沪深A股公司。

第一，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原因是它们与其他行业的公司的投资行为差别明显。第二，剔除ST、*ST的公司，因为它们的经营状况异常，会对总体样本产生影响。第三，剔除选定区间内数据不存在和异常的企业。

本文数据来源为Csmar数据库，使用统计软件为Stata 14。

（二）实证研究模型选择与变量设计

本文使用的是Richardson（2006）的模型，运用其来考量企业投资过度的水平，它将企业的总支出分为新增和维持两个部分，而新增投资又包括非预期和预期两个部分。当非预期支出小于0时，企业表现为投资不足，反之则表现为过度投资。

本文用预期投资模型的残差来度量企业的非预期支出，当残差小于0时，说明企业投资不足，反之则表明企业有过度投资行为。

模型一：

InNEWt=β0+β1Growt-1+β2Leveraget-1+

β3Casht-1+β4 Aget-1+β5Sizet-1+β6StockReturnt-1

+β7InNEWt-1+∑Year+ε

各变量定义如下[4]：

1.因变量

InNEWt：公司第t年新增的那部分投资。

借鉴钟海燕（2010），InNEW=（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期初总资产。[5]

2.自变量

Growt-1：公司第t-1年的成长机会，需要用到变量，本文采用销售收入增长率作为其变量。

Leveraget-1：公司第t-1年的资产负债率。

Casht-1：公司第t-1年拥有的现金数量/期初总资产。

Aget-1：公司第t-1年的市龄。

Sizet-1：公司第t-1年的规模；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tockReturnt-1：公司第t-1年的股票报酬率；股票收益率。

InNEWt-1：公司第t-1年新增的那部分投资。

Year：年度虚拟变量。

找出过度投资的企业，用模型二进行检验。

模型二：

OverInNEWt =a0+a1At+a2Bt+a3Ct+a4D1t+a5D2t+ε

At：管理层持股比例；Bt：两权分离度；Ct：管理费用率；D1t：管理层年龄均值。D2t：管理层年龄方差。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2.公司治理变量与投资效率

我们将过度投资组中的企业对管理层的监督活动引申出三个变量进行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At、两权分离度Bt和管理费用率Ct。

在对2008～2015年的管理层持股比例At进行检验时，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3，这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At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显著，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对两权分离度Bt进行检验时，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1，这说明两权分离度Bt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显著，即两权分离度Bt越低，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对管理费用率Ct进行检验时，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系数为负，这说明管理费用率Ct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即管理费用率Ct对过度投资行为无显著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8～2015年A股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实证检验，挑选出过度投资的企业，对其过度投资的部分进行实证检验，探究影响过度投资的因素。得出结论：管理层平均年龄越小，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管理层年龄异质性越小，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两权分离度越低，企业更易产生过度投资；管理费用率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无显著影响。

（作者单位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部级创新训练项目“国有企业集团资本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研究”，项目编号：160140018。]

参考文献

[1] 林朝南，林怡.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100-109.

[2] 李焰，秦义虎，张肖飞.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J].管理世界，2011（01）：135-144.

[3] 董志文.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与投资效率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3.

[4] Richardson .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

征管效率论文篇8

关键词：农地征用；补偿机制；公平与效率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01

一、引言

耕地能够为农民带来一种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是他们重要的生活保障。对土地征收进行合理补偿，不仅关乎百姓的生活，更关系着国家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征收农地采取一次性补偿，从短期来看，农民的收入似乎是在提升，但从长远来看，农民失去的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大部分农民是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失地农民的未来生活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必须探讨一种长效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本文尝试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探讨土地征收补偿问题，以期为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现行农村征地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土地征收补偿政策不完善。法律法规对农地的保护力度不足，低价征用高价出让的价格机制是耕地过度非农化的主要原因。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缺乏透明化的程序。

2.土地征收补偿价格偏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农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2]。根据这样的补偿标准，开发商将耕地开发成商业建筑用地所得到的利润是丰厚的。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集体土地的补偿费还是远低于土地市场价格的[3]，而且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只能得到一次性的定额补偿。这对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农民来说，这样的交易明显是不合理的，不利于农民的长远发展。

3.农民的合法权益被忽视。在耕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他们只能从中得到暂时的利益。这对于农村发展的长远来看，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不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所以，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不能忽视农民的合法权利与切实利益。

4.补偿方式单一，不利于农民今后的发展。现阶段，征地补偿的方式一般都是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资金补偿，然后有极少的房屋面积。而忽视了农民失去土地后能不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农村，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再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对其以后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三、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分析征地补偿机制

公平与效率是体现分配正义的核心范畴之一[4]。公平和效率在不同的领域内有不同的解释[5-9]。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平的分配才会拉动效率的增长。效率的增长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公平的更近一步的合理化。公平和效率又有内在的统一性，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在土地征收中，公平就是每个人在面对机会和权力的时候应该享有享用的机会和自由的选择权；效率则表现在农民对现在生活的满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

四、构建征地补偿机制的公平与效率

1.构建公平合理的用地市场，求得城乡之间的用地平等。目前现状来看要把握好城乡之间用地市场的平等，就必须要建设公平合理的用地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观点的提出更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理念，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提倡城乡统一。针对目前仅有的土地出让市场，加设二级分市场，更加重视农村集体土地市场的建立，同时更加重视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合法性和公平性。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量之所以比较大，其中之一的原因在于，低价征收高价开发销售这一过程中的利益驱动力过大。如果能在土地出让市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建立农村集体土地市场的话，把原来单一的市场多元化，一方面提升了集体土地本身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开发商之间的竞争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基层组织的无计划无纪律的大量转出耕地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2.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让农民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农地征用过程中，给予农民公平合理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补偿。结合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赋予土地征收更有活力的意义，不单纯是对农地的一次性买卖，而是通过农地征收让农民享有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保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民生活的长远利益。

3.建立全方位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针对现阶段来讲，重点应该放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这就要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农地征用过程当中，要顾及农民的生活保障。让征地过程更适应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要求农地使用权改变向城镇看齐的同时也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跟城镇同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以及失业问题。切实的从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让农村的发展由内到外的提升。

五、结语

农地征收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开始，不能过于注重形式上的一体化，要着眼于农民的真实情况。所以，在征地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农地的转化，更要注重农民生活的提升。要做到不管农民有没有地，都不会失去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不会老无所养，病无所依。本文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出发，提倡征地过程中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会平等、效率优先展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样不仅遵循了城乡一体化的要求，而且为实现中国梦添上一笔绚丽的色彩。

参考文献：

[1]李炳坤.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J].求是，2008（22）：24-26.

[2]周小燕.中国现行征地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性分析[J].社科纵横，2005（20）：93-94

[3]李乐，张凤荣.浅议当前征地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及城乡一体化对其产生的影响[J].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54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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