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论文范文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琪客文学消费文化女性主义

一、琪客文学概述

琪客文学(ChickLit)，又译为“小鸡文学”、“鸡仔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起英美文学界新兴的女性文学类型。该类书籍由女性创作，为女性而写，关注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社交关系，描写她们在职场及各种恋爱、友情关系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目标读者为有类似经历的女性。琪客小说兴起伊始，其主人公多为“居住在大都市中、二三十岁的单身英美白人异性恋女性”[1]。不过随着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琪客文学的描写对象已扩展至“不同年龄段、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女性生活”[1]。被视为是琪客文学开山之作的，是克里斯•玛萨等人在1995年和1996年出版的两本小说集：《琪客文学:后女性主义小说》以及《琪客文学2:小鸡雏难展翅》。而1996年美国女作家坎迪斯•布什奈尔的《欲望都市》和1997年英国女作家海伦•菲尔丁的《B.J.单身日记》则让琪客文学迅速成为年轻女性读者追捧的对象，堪称琪客文学的经典代表作品。此外，索菲•金塞拉的“购物狂三部曲”、梅丽莎•班克的《少女渔猎手册》、劳伦•韦斯伯格的《穿Prada的女魔头》、爱玛•麦罗琳的《保姆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琪客文学作品。不少琪客小说被改编搬上荧屏甚至网络，如与原著同名的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等，都深受观众喜爱，吸引了更大批的受众群体。琪客文学作品以轻松幽默的语言，采用日记、信函等叙述方式，多以第一人称及自白式的写作模式，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社会女性的日常生活，涉及爱情、友情、事业、时尚消费、种族、阶级、对美貌的追求等众多现实问题。其中，爱情、时尚消费、女性成长是琪客文学作品的主要母体。琪客文学继承了女性文学的传统，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女性的自我完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消费伦理”[2]三个方面体现出后女性主义的特征。

二、近十年国外琪客文学研究的四大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界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有不少学者对琪客文学研究持肯定态度。2001年，专门出版琪客小说的“红裙墨水”出版社(RedDressInk)成立。2003年2月国际通俗小说研究协会(ARPF)召开了琪客文学研讨会；2004年1月，美国女性图书协会(WNBA)也举办了题为“琪客文学真的幼稚吗”的讨论会。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也出现了关于琪客文学批评的文章。不少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等名校，也将琪客文学作为“女性文学”、“当代文学”或者“文化研究”的分支纳入教学体系。在对琪客文学的研究成果中，较有影响力的有苏珊娜•菲瑞思和马洛里•杨在2006年编辑出版的《琪客文学：新女性小说》论文集，收录了十四篇论文，分别从起源、定义、影响及分类等方面论述了琪客文学,是学界首次就这一文类进行全方位探讨和论述，对琪客文学的研究影响深远。此外，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也陆续有关于琪客文学研究的专著面世。纵观国外学术界近十年来的琪客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热点和趋势：一是对琪客文学与女性谱系关系的研究；二是对琪客小说中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的关注；三是对琪客文学的新形式，包括其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的分支和变体的研究；四是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跨学科角度来解读琪客文学的特点。

（一）琪客文学与传统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

琪客文学的起源以及其与主要文学流派，尤其是和传统女性文学以及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克里斯•玛萨的论文《谁在大笑•琪客文学简史及一种文类的歪曲》回顾了“ChickLit”这一术语的诞生过程[3]；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在其论文《论新社会风俗小说的传统和改写》中，阐述了琪客文学的特点，并指出琪客文学是对几种主要文学流派的改写，研究琪客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能更加明晰琪客文学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也更能解释琪客文学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中引起的反应[3]；朱丽特•威尔斯的论文《琪客文学之母•女性作家、女性读者及文学史》，将琪客文学放置在女性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中，在情节设置、主题表现、叙述方式等方面进行比较[3]；苏珊娜•菲瑞思在《叙事与影片的双重性：〈傲慢与偏见〉和〈B.J.单身日记〉》一文中，论述了《B.J.单身日记》及其电影版与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异同，指出不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在女主角寻求自尊及安全感的心路历程上，都能发现一些《傲慢与偏见》的影子，但又不完全相同[3]。艾梅尔达•维勒含的专著《女性主义畅销小说：从〈单身女孩〉到〈欲望都市〉》视琪客文学为当代通俗女性小说，通过历时性对比分析，剖析了19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分别对60年代和90年代女性通俗文学所产生的影响[4]。2011年，斯蒂芬妮•哈维斯基出版专著《琪客文学与后女性主义》论述了琪客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起源及其流行原因，讨论琪客文学对主要叙事传统的改写。哈维斯基认为，新的社会现象催生了琪客文学的诞生，虽然与早期爱情小说有相似之处，琪客文学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现代爱情，尤其是对单身女性及其经济状况的刻画方面。由于其复杂多样又带仿拟的文学形式，琪客文学代表了一代新风俗小说[5]。

（二）琪客小说中的女性身份和消费主题研究

爱情婚姻与女性成长，是琪客小说中所普遍反映的主题。对琪客文学作品中所折射的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女性身份建构进行分析，是学者们所青睐的视角。A•罗切尔•马布瑞的论文《关于一个女孩：当代“琪客”文化中的女性主观性和性行为》以《B.J单身日记》和《欲望都市》的小说版和影片版为例，从营销策略、叙述方式、尤其是对女主角与他人性爱关系刻画、女性间的社群联系等方面，说明琪客文学的特点，指出这类文学展示了当代女性真实的声音，让她们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但作者也指出，许多琪客小说结尾仍不如意，流于俗套，无法摆脱男性主宰文化的限制[3]。而与之相反，安娜•科尔南在其论文《没有满足：〈欲望都市〉、〈奔跑追逐吻〉以及琪客文学中新女主角欲望的矛盾》中却认为，性爱是女性的愿望得以建构、表达和接受的重要一环，《奔跑追逐吻》和《欲望都市》两部小说中，传统的两性关系已经完全颠覆，在追求性爱解放的过程中，女主角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3]。艾莉森•乌明格的论文《令人惊奇的布里奇特•琼斯：论琪客文学中令女性真正沦陷之原因》以三部琪客小说为例，展示了在琪客文学中，女主角与外貌、尤其是身材体重间的斗争和追求，往往超过了对男性伴侣的追求[3]。薇薇安•瑞兹的博士论文《布里奇特们、丽贝卡们和凯莉们：琪客文化定义女性》以三部经典琪客文学小说的女主角为例，分析了琪客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包括父权制及异性恋常规，批判了这些作品以商品消费、生儿育女和非理性为特点来定义女性气质[6]。2007年，波兰学者卡扎兹娜•斯米兹斯卡出版的专著《布里奇特•琼斯眼中的世界：琪客文学作品中的身份话语》，从文化角度探索琪客小说中的主题，研究琪客文学折射出的矛盾冲突的多重身份概念。作者认为，琪客文学是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现象，构建了个体和集体身份话语、并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相连。在家庭、爱情与性、消费主义的主题中，女主角们承担着特定的身份，她们既是女儿，也是爱人和消费者。每种身份都暗含着危机和价值观的崩溃：核心家庭和谐统一的危机、对浪漫爱情信念的消失以及消费欲望所带来的不满和焦虑。琪客小说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这些危机，展现了多重个人身份中蕴含的矛盾和冲突[7]。消费文化在琪客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有着学研究重要角色。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在商品文化中享受着快感却又备受煎熬。她们既是消费的主体，在消费中获得满足、发现自我、追寻自身的价值；同时又不知不觉沉溺于消费，负债累累，变成消费品。杰西卡•凡•斯鲁顿的论文《时尚债：索菲•金塞拉“购物狂系列”小说中令人侧目的消费、时尚和浪漫》论述了时尚消费这一琪客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说明女主角能通过消费和时尚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3]。美国学者卡罗琳•斯密斯在其专著《琪客文学中的都市文化与消费主义》中，通过分析琪客小说中女性生活与流行杂志的联系，探讨了消费文化对现代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琪客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流行杂志等消费文化媒体所传递的观念意识，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些观念意识提出了挑战。作者也呼吁广大女性要理智看待消费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各种信息，不要在消费文化的各种产物中迷失了自己[1]。

（三）对琪客文学分支和变体的研究

随着琪客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其描写对象已从最初二三十岁的单身都市白领女性扩展到更广泛的年龄层次、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种族国籍的女性，出现了多种变体，包括青少年琪客文学(ChickLitjr)、妈咪文学(MommyLit)、保姆文学(NannyLit)、非裔美国女性文学(SistahLit)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琪客文学等，因此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琪客文学跨越年龄、种族、国籍、甚至性别等的多种分支和变体，研究其中的主要特点和主题体现。如乔安娜•韦伯•约翰生的论文《青少年琪客文学：不止是对青少年的浮华诱惑》对目标人群为叛逆期女孩的青少年琪客文学追根溯源，总结了这类变体的特点和多样主题[3]。希瑟•休伊特在《你并不孤独：个人、政治和‘新’妈咪文学》一文中，阐述了“新”妈咪文学产生的背景和主题，指出“家庭主妇式的幽默”是这类变体的主要特点，“新”妈咪文学作品采用自传式的写法，触及到不少“禁忌主题”，从更广泛的层面反映了母亲，包括单身母亲、酷儿母亲、少女妈妈以及不同种族母亲的声音[3]。伊丽莎白•赫尔的论文《长期受苦的职场女性：以保姆文学为例》，则分析了“保姆文学”这一琪客文学的新晋分支，保姆文学为琪客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让这类文学作品能深入到社会更真实的黑暗面。也有论文从跨越种族的角度探讨琪客文学。丽莎•格雷罗的论文《“Sistahs”并非为自己：黑白肤色的琪客文学》，以《等待呼气》（又译：《待到梦醒时分》）和《B.J.单身日记》两部小说为例，比较“黑人姐妹文学”(SistahLit)和琪客文学，尤其探讨了它们的区别。文章指出，由于种族和社会背景等因素，虽然描写非裔美国女性的“黑人姐妹文学”是琪客文学的一个分支，却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类小说往往在表现黑人女性人生追求、对男性的刻画以及描写女性与家人、朋友关系等方面与主流琪客文学有着显著区别[3]。诺拉•塞蕾的论文《布里奇特•琼斯和匈牙利琪客文学》跨越国界，对《B.J.单身日记》和被誉为匈牙利版《B.J单身日记》的StopMammatheresa!进行比较，阐述了琪客文学在匈牙利的发展和接受情况，认为琪客文学在与当地的社会经济语境融合的过程中，已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产品[3]。

（四）琪客文学的语言文体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学者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对这一文学形式进行新的解读。2012年，西班牙格达纳大学讲师罗西奥•蒙托罗出版了《琪客文学：卡布奇诺式小说的文体论》一书，从语言学和文体学这一全新角度分析琪客文学的主要特点，扩宽了琪客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琪客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通过运用多模态文体学原理，从琪客文学作品的书籍封面，包括封面颜色、印刷样式、总体设计以及人物刻画、语境、读者反映等方面入手，从非语言和语言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琪客文学的语言学和文体学特点。作者认为，琪客小说能给读者快乐满足的体验，仿佛唇齿留香的感觉，加之其所体现的都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气息，就如同饮下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因此将其称作是“卡布奇诺式的小说”[8]。

三、结语

琪客文学的诞生和繁茂与消费文化的背景密不可分，琪客小说家从消费文化中获取鲜活的创作材料，采用灵活的叙事策略，生动展现了现代社会都市女性的生活方式，吸引读者去认同她们的婚恋追求和消费观念。琪客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初期，由于其女性小说加通俗小说的双重身份，其严肃性和文学性存在一定争议，曾一度受到学界的冷落。但近十年来，随着大量琪客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和受众数量的激增，尤其是跨文化、跨种族的多样琪客文学小说的出现，琪客文学已成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学界关注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英美学批评界，这一新的文类已开始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琪客文学扎根于女性文学的土壤，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琪客文学的出现是一种阶段性产物，是当代女性试图通过写作来参与社会经济变革、寻求女性生存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琪客文学反映了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现代都市女性的需求、梦想、和对自我的关注为女性提供了逃避男权统治的现实的途径，同时也暴露出后女性主义时代琪客文学作家对女性自我定位的胆怯和迷惘。琪客文学为后现代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其狭隘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和较为单一的素材来源也限制了其对现实社会关注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解读与研究，肯定其积极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批判其消极负面的元素，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及后女性主义视角、社会文化视角、语言学视角等都可作为对琪客文学写作特点和表现主题进行研究的很好切入点。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2

“和近些年来传进中国文学批评界，并招出文坛上的是是非非，惹得沸沸扬扬的诸多国外文学思潮相比，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运似乎与众不同，有点特别。所谓特别或不同，说得俏皮些，便是至今它还没太被当成一回事――讲西方有种女权主义批评，大家都能姑妄听之，可如果认定它是一种比较有系统，而且有深度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坛上会有不少人觉得是故弄玄虚，起码有些言过其实。”[1]

的确，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界的尴尬境地（北大曹文轩教授曾将之概括为四点：“其一，它的研究对象之价值不甚如意；其二，本专业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其三，被研究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其四，被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际关系之中”[2]）。女性文学研究在孙桂荣博士看来简直是“尴尬中的尴尬”、“边缘中的边缘”。“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3]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毅力从硕士到博士学位论文均以女性文学研究为选题对象，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这本《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作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便是她多年耕耘的产物。

该书是在孙桂荣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来的，这篇论文曾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关于“后女权主义”，她在博士论文中总结道：“‘后女权主义’性别伦理形态可以说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回归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时代现场与个人欲望、男性期待与女性意愿、物质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文化的社会性别理想，所有这些都在‘后女权主义’这里构成了一个交叉点。”这种论述是颇为独到的。

在消费社会，生活本身已抹平了与艺术虚构的界限，艺术变成了生活本身，审美幻境到处泛滥，所有的事物都披上了一层不假思索的戏仿色彩。处于这一躲避崇高、“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时代，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根本无力去反抗人性中对外在虚荣的追求以及利欲对于人内心的煎熬，更无法改变败坏人的灵性与神性的种种社会陈规与陋习，它能够给予自己的唯有一种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内在力量。正如邓晓芒先生在《文学与文化三论》的自序中所言，“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反抗却不一定是反思，所以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至于所需反思的具体对象与关键内容，可引用孟繁华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需要反思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的“失语”状态，到底是因为知识论或信息交流上的无话可说，还是因为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还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这样的反思无疑能够触及当下女性文学研究最为深层的问题。而孙桂荣博士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中，对女性与女性文学在消费时代的存在状态与文化际遇有着精辟而详尽的论述。

孙桂荣博士是笔者读硕士时的师姐，当初读书时女性文学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孙师姐在那个时候就沉迷于这方天地，几年的耕耘与沉潜果然使其在这里做出了一番成就，这本《消费时代的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今与师姐天隔一方，各自在工作之地为生活奔忙，谨以这则书评聊以表达对师姐的想念和对她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成绩的祝贺。

注释：

[1][挪威]陶丽・莫依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271页。

[3]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3

Abstract: We choose the international signify articl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ss media and ethnography as the object file, and then analyze the data concretely about the distributing of the authors’ working places, the areas, the dates, the media involved and the subject fields, etc. We generalize the study pulse and hotspot recently, and the advance and the foreground of ou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Ethnography; Media; Methodology; Statistics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 本文主要以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ARL)和EBSCO 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 ethnography of 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 ”、“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 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 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 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 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 Litzinger 的Government from Below: The State, the Popular, and the Illusion of 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 [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 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 [2]。 2．发表时间分布 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

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 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 3．涉及媒介类型 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 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 1．一般理论研究 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 2．政治问题 （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 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 [3] （2）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 [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 John 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 [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 of the state）的概念。 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

3．消费 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 John 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 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 4．社会问题 （1）种族主义 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 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 （2）性别 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 （3）青少年影响 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 Melissa 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 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 （4）特殊“族群” 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 Allan 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 5、媒介自身 （1）媒介报道 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 （2）虚拟空间 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 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 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 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3), AMERICAN ETHNOLOGIST (4),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5)。 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 MEDIA & SOCIETY （4）, JOURNA OF COMMUNICATION (4),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 COMMUNICATION THEORY (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 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 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 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 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 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4

印第安人有句箴言：“当我们走得太快的时候，停一停，让我们的灵魂跟上来。”初次读到它，觉得很奇特，也很古老。仔细品味，才体会它言之切切，意味深远，可谓金玉良言。我们自己，不也曾唯恐跟得不紧，或者急功近利，把“灵魂”拉下了吗？

“文革”那种风行“假、大、空”的时代，就不用说了。就在平时，我们是否也由于虚妄的欲念而丢失灵魂了呢？回想上世纪80年代，搞学问的人急于创立新学说、新理论，“新”观点此伏彼起，有如过眼云烟。据此，有人仿照古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戏谑为“各领风骚三五天”。匆忙抢风头，内里空虚，“灵魂”丢失，怎能不短命呢？

就当今学界、政界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流行病。某种时髦学说、新鲜作派，或者骤然邂逅，或者一知半解，就急忙炮制论文，指点江山抢占先机。进入2000年之后，这种风潮仍是此伏彼起。例如引进的解构主义，一时间风靡文坛，长篇论文充斥学术刊物，创作上也以“解构”经典为时尚。正当此时，学者王文生去美国，发回的文章中说，解构主义在美国（它的发祥地）早已过时了。接踵而至的大浪潮消费主义，即“消费文化”理论，势头更猛。许多论文都这样开头：“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或者“在消费文化时代”，气势吓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不应否认消费文化的存在，而且大概也不只当今才有。问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认为今天的文化只能服从和服务于消费，要由消费文化引领潮流。于是，消费生活与欲望就被说成是文艺作品的基本内容；恣意享乐、红灯绿酒，自然就成了“时代精神”的体现了。有教授在大文中论证，“性与金钱”是当今文学的两大主题，两位专事“下半身写作”而遭唾弃的“美女作家”又被抬了出来。教授在这里居然失之不雅，甚至鄙俗，可能也是急于趋时，“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来，失了操守。

在这前后，还有什么“中国艺术进入抽象化时代”“中国进入泛裸体时代”等等的呼喊，这不仅“振聋发聩”，而且令人恐惧。试想，而今电视剧和电影是受众最多的艺术形式，如果它们也都抽象化了，那里面既没有具体的人物与故事，甚至连场景也一片混沌，芸芸众生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所谓“泛裸体”，据解释是“突破了艺术的范畴而广泛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裸体行为”。其根据是有餐馆谋划出“女体盛”，街头出现裸奔，画家在人体上涂绘“作品”等等；还有西方有广场群裸展示而我们一定要去“接轨”。这就更使平常人惴惴不安。试想，如今“膀爷”上街都被视为不文明，到那种时候若真是满大街赤条条，这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呢？学者们、执政者们如此抢占风头，争当“先知”，只能是添乱。作为学者，作为官员，指出并倡导一种社会倾向，第一要看是否符合事实，第二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而后者更须重视。例如清末鸦片战争时期，鸦片在中国泛滥是事实，但有识之士指出这个事实，不是要推动它，而是要号召国人起来抵制它。

学者们、执政者们还是从容一点好；有时候也应当站一站，想一想，看一看。真的别丢了灵魂！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行为研究维度 消费者行为研究方向

营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通过与其它学科结合，形成很多代表性学派，例如消费者行为学派、商品学派、职能学派、管理学派、社会观营销学派。纵观国内外营销学术成果，消费者行为研究居多。研究消费者行为，分析消费者需求，制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策略是营销活动的出发点。中国营销学者应借鉴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华文化特点，抓住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为消费者行为研究作出贡献。

消费者行为研究维度和方法

（一）消费者行为研究维度

维度是借以对事物进行概括、描述和评价的手段、指标。营销理论的维度是指营销理论的一些特性是有范围的，并可以将其分类并分析。营销思想或理论可以借助五个维度去测量：知识维度（intellectual dimension）、时间维度（time dimension）、空间维度（space dimension）、科际维度（interdisciplinary dimension）、精神维度（spiritual dimension）。

知识维度指这门科学的研究质量和整个理论体系中相关知识完整结合的程度。对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中国消费者行为学知识体系越来越成熟。2005年6月至2013年9月，《营销科学学报》共刊登中国营销研究文章315篇，其中以消费者行为为主题的210篇，占67%。

时间维度指这门科学在各个时期和阶段，理论创新演变与管理实践以及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国营销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据吴建安教授（2002）的论述，营销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可分为：启蒙阶段（1978-1983），主要通过翻译、考察及邀请专家的形式，系统介绍和引进了国外的市场营销理论；广为传播阶段（1984-1994），营销理论、策略和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深入拓展阶段（1995-2000），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大，国家领导人在政府文件和报告中强调营销管理工作，以及硕士、博士等高层次营销人才培养不断推进；自我创新阶段（2001-2011），自我总结和自我创新成为中国营销学研究的新需要；向西方水平看齐阶段（2012-）。中国营销学者进入全新的消费行为研究领域，提出新方法、新理论。

空间维度指这门科学的总体理论对于不同实践所体现、代表、反映和涵盖的程度。在分析营销理论时，必须考虑国别特性、地理环境和地域条件。

科际维度指这门科学所包含的源自其他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概念、思想和方法的程度。消费者行为研究受消费者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影响，形成学科的交叉。

精神维度指这门科学理论与这个世界中的精神力量相一致程度。人类生活的日益精神化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商业活动的精神效益。绿色营销、非营利组织营销、社会营销、关系营销、口碑营销、客户观念、顾客满意、服务补救等成为营销研究主流，这说明营销科学研究由消费者行为转化为消费者行为的根源――精神。

（二）消费者行为研究方法

西方消费者行为研究路线：实证主义路线和阐释主义路线。消费者购买过程可以分阶段研究，对消费者感知、认知、学习、态度、决策反馈过程进行切分式研究，对消费者个体的研究适合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消费者行为是受情境影响的，不存在共同的行为规律，只能把消费者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相联系才能理解消费者行为特征，对消费者生活环境研究适合采用描述性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需要在理论上学习和借鉴西方消费者行为理论，方法上寻找符合中国社会文化本土化的方法。实证主义把消费者理解为完全理性的人，忽略消费者深层次的无意识张力；阐释主义强调个体特征，忽略消费者行为变化的一般规律。目前消费者行为研究方法论缺陷：缺乏横贯不同层面的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论。要突破目前研究误区，必须选择新的研究视角和哲学方法论。

从中国“天人合一”系统哲学看：消费者是整体人，不是纯粹的认知人、经济人、情感人；消费者行为是有机整体过程；消费者气质是统一系统整体；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是系统整体。总之，消费者是整体，消费者行为研究要遵循系统哲学观、动态全息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信用卡作为一种新型消费信贷方式和支付手段，已经扩展到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研究发现，信用额度增加，消费者负责立即明显增加，流动性限制有约束力；透支余额和利率增加，换卡概率增加；消费者用信用卡作为额外现金，以扩大流动性。自21世纪开始，中国网购成为时尚：随时随地、“碎片”时间购物、更显个性化、更显诚信、更多互动性、对价格更敏感。消费者借以实现行为的载体发生改变，但是消费者行为本质没有改变。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大数据营销迎面而来。

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进展

（一）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概况

消费者行为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组织动力学派、消费者主义学派、购买者行为学派、宏观营销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消费者行为研究成果颇丰。20世纪80年，消费者行为学传入中国，深受中国营销学者的欢迎。经过30年多的发展，中国营销学者在消费者行为研究方面学术成果形式多样，数量很多，质量不断提高。

2014年4月2日，以“消费者行为”为主题，对我国藏书量前9位的图书馆进行检索，国内学者以中文编著的图书目录合计964条，去掉重复部分得到有效样本390个，其中中国学者专著106部。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2014年4月2日，以“消费者行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得到结果5255 条。其中论文数量情况如表2所示。2014年4月2日，以“消费者行为”为关键词，对中国两个最大的中文数据库检索，得到结果201条，整理得到有效题目185条。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上述3个表的数据表明，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发展迅速，硕果累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体系。

（二）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知识维度

中国营销学者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经历引进、消化、创新3个阶段，逐步建立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体系。我国营销学科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营销科学学报》 为中国消费行为研究学者提供很好的平台，有效推动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思想交流。通过对以“消费者行为”为主题的专著、博士论文、核心期刊论文研究分析，中国消费行为理论正形成体系。统计结果如表4、5所示。

表5说明，中国营销学者不仅消化了西方消费者行为理论，而且提出了中国特色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网络营销方面和大数据营销方面的研究与西方同步；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提出定性模型与定量模型结合模型研究方法，这不仅对消费者行为研究，对其他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三）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时间维度

1981年，吴世经在《经济与管理研究》发表《市场研究的方法与销售经营的战略》，揭开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中国传播序幕。1986年，林德金编著《消费心理与购买行为分析》，这是中国营销学者第一部原创。1999年，易建华编著《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这是第一部中国博士生以消费者行为为主题的毕业论文。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发展情况，如表6所示。对每个阶段的成果求年平均值，如图1所示。

表6、图1说明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情况：启蒙阶段（1978-1983），中国营销学者只创作少量消费者行为期刊论文；广为传播阶段（1984-1994），中国营销学者积极翻译西方消费者行为著作，创作大量消费者行为期刊论文；深入拓展阶段（1995-2000），图书、期刊论文不断增加，博士毕业论文、会议论文出现，学术交流活动异常活跃；自我创新阶段（2001-2011），学术成果急速增加，学术活动空前红火；向西方水平看齐阶段（2012-），学术成果增长缓慢，学术交流活动减少，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遇到了瓶颈，需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方法、新理论。

（四）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空间维度

中国营销学者对西方营销理论坚持“洋为中用，不断创新”原则。以卢泰宏为代表的营销学者侧重于对西方消费者行为进行横向分析，以郭国庆为代表的营销学者侧重于对中国消费者行为进行纵向分析，以符国群为代表的营销学者侧重将中国消费者行为与西方消费者行为进行横向分析，新生代营销学者侧重于对小范围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统计分析如表7所示。

（五）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科际维度

西方消费者行为研究吸取消费者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精华，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继承西方研究思路，同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信息科学的精华。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消费者行为学术成果颇丰，理论依据各异，研究方法多样。如表8所示。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涉及9个以上学科，充分利用已有科学研究方法，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

（六）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精神维度

消费者行为学在中国很受欢迎，改变中国营销学者研究行为和广大消费者消费观念。新的营销观念广为传播，中国营销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中国消费者的精神世界，如表9所示。表9说明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商品价格、产品质量表层的研究，而是更关注消费者的精神需要。这说明营销科学研究由消费者行为转化为消费者行为的根源――精神。

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展望

（一）现有的创新成果

消费者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是折中主义的领域，营销学者在学科、目标及方法各方面各有不同，如表10所示。第一，解析取向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消费及其意义做深入了解。第二，传统取向建立在认知消费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之上，努力发展理论与方法来解释消费者决策与行为。第三，营销科学取向以经济学与统计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它通常涉及构建与测试数学模型，来预测营销战略对消费者选择与行为的影响。

作为宏观社会环境的主要方面，文化对消费者有普遍影响。营销人员可以采用内容分析、人种研究、价值观的衡量。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顾客感知以及消费者行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西方存在价值观差异、信仰差异、思维方式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中国消费行为研究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营销学的发展呈现“人本化趋势”，显示个性化、互动性和体验性的特征。营销学核心概念从交易转向关系，从“商品为中心”演变到“以服务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基于数据库和数据挖掘技术网络营销、直销营销、关系营销成为21世纪主流，营销学的创新呈现“技术导向性”特点。

基于文化因素与技术因素，本文提出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新取向――系统取向，如表11所示。消费者行为受多个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的，构成复杂的系统，一个整体。要了解中国消费者行为，揭开中国消费市场的规律，为企业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研究者需要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中国营销学者需要继续吸收西方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要消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把握消费市场的最新动态。消费者行为学是艺术，也是科学。消费者行为的研究需要定性描述，也需要定量分析。多种研究方法同时并用，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实用。中国消费者行为理论必将自成体系，为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二）有待突破的研究课题

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需要洋为中用、结合实际、不断创新。一是打通理论联系实际的渠道，从中国营销实践中提炼有价值的知识，为中国营销创新提供条件。二是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对中国营销实践的系统梳理和提升，对西方营销理论或理论的假设前提做出修正或补充，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架构。三是以消费者行为为主题的科研项目有待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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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潘煜.影响中国消费者行为的三大因素.上海三联书店，2009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文化商品；重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4

根据文化商品的不同特性分为五类：文化遗产类，印刷制品类，传播媒介类，视觉艺术品类，以及电影摄影制作类。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商品贸易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起着关键性的正相关因果发展作用，语言，人均收入水平和互联网的普及都有着显著效应的推动发展作用，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反作用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对一个国家制定推动文化商品贸易的发展的战略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议，也对文化商品相关企业在日后的发展中有着引导作用。

一、文化商品贸易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各类商品市场的快速延伸与发展，大部分商品都已经进入了固定的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及能源类消费品。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也在不断增加，而文化商品贸易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上民众的精神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使资本家认识到，经济效益不仅仅可以从工农产品上得到巨大的利益，文化价值同样可以创造高价值的效益，如果把“文化”实现产业化，实现文化艺术的产品化，文化单位和传媒机构的企业化，文化艺术领域和多媒体现代娱乐集团的资源融合化，可以使规模化的文化商品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通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文化产业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中地位仅次于军事工业的支柱性产业，每年的产品出口超过了航天工业相关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而我们知道的，每年的美国文化产品出口不仅仅为美国传媒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给美国政府带来了相应宣传的“硬实力”表现。

“文化”的定义非常困难，因为其涵盖了很多虚拟的社会价值，比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我们很难用一个框架来约束文化的定义以及其价值。而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更难去划分文化的界限，比如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很多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具有许多相似性。在西欧和北美地区，也有很多文化价值观都是通用的。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定义文化的价值。文化产业最早产生于20世纪，是在霍克海默所著作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到，后来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用“创意产业”来加强了文化与政府间的相互依赖扶植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其定义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而这个产业所诞生的所有产品都是文化产品。介于文化的特性，关于文化商品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而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很多。随着各个国家之间信息与基础商品的贸易增加，很多国家民众的思想认知都被外国文化所影响甚至改变。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海外文化商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本国文化商品的比重。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和中国近年来接受了许多海外投资带来的经济协作有很大的关联性。

文化产品的崛起发展是在二战之后，和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有紧密联系的，一般我们判断说人文发展指数越高的地区，其文化商品消费力会越强。按照传统的消费观念，人类的发展消费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的消费都集中于食物和衣物的消费，所以这个阶段工农业发展迅速，和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时间相吻合；第二阶段，人民的消费模式就转向了自我满足与表现，就会大量的购买生活消费品，比如餐具，厨具，书桌等等相对生活必需品，所以会带来科技技术与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大量移动与发展；而发展到现在，很多人们的生活需求模式已经转变到了第三阶段，生活娱乐与文化精神层次的消费过程。据统计，现在在欧洲国家，精神娱乐消费的支出，包括视听娱乐、电脑设备、CD、DVD等音乐设备，运动设施，玩具，新闻报纸读物，看电影，买等等行为已经占到家庭支出5%的比例，由此可证明，文化商品的贸易带动了各地文化商品的消费增长。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协会统计，世界文化产品的总产值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并且每年保持7%的速度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在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组织成员每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率都在5%至20%之间。世界银行也预计在未来10年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值会占据到世界生产总值的10%左右。而当今的先进科技技术与数字技术也更加加速了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发展，文化产品所交易的并不仅仅是商业利润的价值，也附加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价值。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品一直在世界贸易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年召开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中，胡锦涛主席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于文化产业价值创新的研究，在西欧国家，北美国家一直是作为战略课题进行研究，包括最近日本和韩国也强调“文化兴国”的概念，大力推动文化事业的创新与改革。而我们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情况研究也一直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没有具体的实证检验来验证分析中国当前文化产品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形势地位，所以在政策推动方面，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意识。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广告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能指，指涉一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精神，折射的是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文章试图利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来检视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一、综述

所谓“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在国际交流和传播领域，“文化霸权”代表 经济 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以自己的 政治 经济等地位来将自己国家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内容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也开始由封闭状态慢慢走向开放。文化全球化的 历史 进程或曰其本意应该是取消中心，尊重多元文化共存的开放境界。但是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并趋于同质化的过程，这种同质化的实质正是由一个庞大而坚固的文化帝国——美国所主导。

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一方面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各种媒介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潮水般涌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光碟、商业广告等，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第三世界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并最终开花结果。在这其中广告的传播对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广告的和制作过程不仅是传递物质产品信息的过程，也是传递精神产品信息的过程。当它为经济服务时属于经济范畴，倘若从服务对象的感化与影响上着眼，则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 现代 社会中，人们或许可以拒绝读书、看报、听广播，却无法对大量不断重复的广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国际广告正凭借在世界经济领域处于强势地位的广告主的雄厚财力和广告人的精心策划，在不同时空实行地毯式的信息轰炸，形成强大的冲击波，造成受众尤其是经济上落后国的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强制性接受，使受众丧失独立选择和思考的机会。

这些正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的真实反应。然而当前我国学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相关研究大都集中于广播、电视、 网络 、期刊和电影等相关传播领域，例如仰和、王瑜的《技术优势≠文化霸权——对<论互联网控制权的走向>一文的几点质疑》（《国际新闻界》，2006）；康有金、郅锦的《从美国电影大片看美国文化霸权》（《电影文学》，2006）；张冠文的《视听传媒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及抵御对策》（《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范葳的《搜索引擎的整合重组与网络文化霸权的扩张》（《新疆石油 教育 学院学报》，2005）等等，而对广告传播领域中的“文化霸权”主义现象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研究者提出了广告的文化功能并指出了广告中的“文化霸权”现象（王晓东、王名伦，2006），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论述，同时一些学者从广告传播的价值角度论述了广告 “文化霸权”主义的存在（黄孟芳、卢山冰，2006），但是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却鲜有关于“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而本研究正是采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对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检视。

二、国际广告传播——“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国际广告传播中，消费者受广告的影响，购买某一种西方商品，与其说是消费这一商品的实体，还不如说是在消费一种国际意义、一个符号、一种优越感。国际广告这样告诉人们说：“买下这个吧，因为它与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买下那个吧，因为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用它”。这两则广告的说法相反，意思却一样，都立足于唤起一种身份的认同。似乎购买了它，就可以不被这个世界抛弃，或是步入一个引领潮流之先的阶层。就这样，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消费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也消费了人为加上的符号价值，一种人为嫁接上去的“意义”。尤其是一些国际名牌产品，它的意义与符号价值常常超过使用价值，比如人头马、皮尔•卡丹等消费品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身份，而这种身份认同常常成为人们购买产品的主要原因。在广告的强力介入下，消费品此时成为一种符号，这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都超越了本身固有的意义。广告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能指，指涉一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精神，折射的是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这些符号之所以要锁定在相应的特定意义上，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最终占领全球市场，欲从意识形态上奴役 发展

消费主义文化论文篇8

经典理论研究

2013年文化研究所聚焦的重要问题主要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认同等经典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2013年文化研究的重点。本年度詹姆逊似乎备受青睐，梁苗的《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和倪寿鹏的《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就是明证。前者论述了詹姆逊文化政治学的核心：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资本分析的批判视角、后现代语境中的乌托邦重建；后者从后现代主义、重构阶级、反抗全球化、超越现代性等方面展开了研究。这两本著作倾向于宏观的国家文化的建设视野，其研究最终都指向了詹姆逊理论对中国文化政策、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两本书出版。一本是刘海静的《抵抗与批判：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版），该书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把萨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放到全球化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揭露和对中国防范全球风险、建立国际新秩序都有启示意义。另一本是翟晶的《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4月版）。文化研究的核心是探究文化背后的权力，而后殖民主义的主要议题就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这就注定了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

一些译著同样引人关注，英国学者克里斯·巴克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孔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是不可忽视的著作。该书对西方文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分析了文化研究的诸多场域，视野广阔、论述清晰，将历史纵向与现状横向、理论梳理与现象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全面了解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热点。美国学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的《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4月版），这本书以穆勒的个性观念为向导，展开对自主性、认同、国家的角色、偏私性与道德等问题的讨论，其人道主义立场令人感动。另外，阿兰·斯威伍德的《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黄世权、桂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将文化研究与资本主义发展、现代性等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理论阐述深入浅出、简洁凝练。

当我们谈论文化研究的理论研究时，《文化研究》丛刊是无法绕开的，它彰显了学界的研究新动向。《文化研究》（第13辑）（陶东风、周宪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版）关注了霍尔、基特勒、格劳斯伯格这三位理论家。霍尔的著作昭示了一种宏观关怀和深刻思考，他的《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若干错综复杂的情况与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变迁，《表征与媒介》对视觉研究和图像研究有指导意义。关注基特勒即关注媒介文化理论，基特勒对媒介的认知受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拉康等理论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超凡的跨学科特征，对不同时代中媒介的传播特征、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对文学的影响、媒介本体论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对格劳斯伯格的著作《将来时态的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中讨论了文化研究的未来，涉及集体对话与互动实践的提倡、对语境的关注、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文化和媒体、跨学科性等，这些议题无不决定着文化研究的命运。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丛刊是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热风学术》。2013年12月出版的《热风学术》（第七辑）（王晓明、蔡翔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关注了韩国的民间左翼刊物《文化/科学》，列出了《文化/科学》的几篇论文和访谈文章，为国内的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和交流，展示了文化研究跨学科、批判性、理论和实践互动、直面现实的姿态。丛刊还收录了阿里夫·德里克的《发展主义批判论》和蒂姆·杰克逊的《无增长的繁荣》，用一种冷静的态度审视全球化时代的狂热发展带来的后果，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

2013年11月出版的《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年卷）（陶东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是本年度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卷的“工作坊”重点关注了詹姆逊（詹明信）的文化理论，还梳理了文化研究发展状况和最新成果，刊登了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综述、大事记和香港、台湾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的文化研究大事记，可谓全球文化研究热点一网打尽。该书的年度论文主要关注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摇滚和民谣的风格与抵抗、网络文学、都市新伦理小说、当代官场小说、抗战记忆书写的变迁、农民“维权诗”的政治表达、网络追文族、文学对历史创伤的书写，这些年度论文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判锋芒和最新研究趋势。

现象研究

文化研究有一些历久常新的话题，如现代性、身体、身份认同、空间、权力、政治、后现代、后殖民、性别。2013年度比较集中的是青年文化、亚文化、媒介、城市、视觉文化、消费文化等现象。

话题一：青年文化·亚文化·媒介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2月版）是亚文化研究的名作。作者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其田野调查的详尽、逐字引用的深描、从个案到理论的深刻都决定了这部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的价值。

青年文化、亚文化和媒介文化在研究者那里往往互相交织。青年文化有时被理所当然地划归为亚文化，而青年文化的蓬勃发展又和新媒体密不可分，亚文化也在新媒体上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3月出版的《文化研究》（第14辑）上的第一个专题就是关于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的。这个专题探讨了主导和商业夹缝中的青年亚文化自我表达，身体快感，抵抗与顺从，收编与反收编的挣扎。与之形成呼应的还有《媒介批评》（第五辑）（蒋原伦、张柠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它侧重研究其中的认同、情绪抵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逻辑借用和实际反抗、身体抵抗、中国青年亚文化的特质以及文本和媒介等。

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消费文化的深入，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在近几年已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2013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马中红主编的《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这本报告的出版扩大了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影响，为新媒体时代的中国青年亚文化现象以及研究提供了一幅多维立体的全息图景。该书视野开阔，分类合理，信息量极大，理论分析深刻到位，案例丰富，工作坊的示范效应突出，展现出亚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和研究趋势，为该领域的大陆学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平台。

与以上所提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不太相同的是刘悦笛的《新青年新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作者认为，当代“新青年”在中国当下逐渐走向独立、成熟和中心，成为中国文化架构的重要维度，创造着中国文化的“新历史”。当代还很少有学者这样乐观地看待青年文化，不过，青年文化真正的内在力量可能还需深入的研究和历史的验证。

聚焦亚文化的还有付飞亮的《变异学视野下西方电影中的亚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该书用变异学理论分析西方电影中的男同性恋亚文化、女性主义亚文化、少数族裔亚文化。作者对电影文本敏感细腻的体察、深入细致的解读电影手法令人叹服；笔端流露出的对同性之爱的宽容和悲悯，是中国多元文化纷呈的彰显，也是文化研究学者的意愿所在。

话题二：城市·记忆·视觉文化

近几年备受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城市文化和空间文化，《文化研究》（第14辑）设置了城市文化专题，《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历史建构》窥探30年代的北平建构，看到了不同意识形态在文化中的斗争，以及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塑造。而《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以广州的“城中村”经验为特例，展示了功能共生、包含感情与记忆的生态式现代性城市的优势，并且思考了中国城市如何能够使流动个体在其中找到归属认同的问题。两篇文章不约而同把城市放到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不仅关照了城市建设的经济、政治、居住功能，关注建构中的权力关系，而且关注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的体验与感受。另一篇文章从晚清小说看到了同时性的、水平的、世俗的城市空间形态的表现。空间政治的研究同样集中体现在了《文化研究》（第15辑）（2013年11月）的专题二“空间政治与城市身份”中，其中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消失、北京“游逛者”历程、上海怀旧、南京的创伤描绘，都与权力的运行有着复杂的关联。《热风学术》（第七辑）中的《缓慢城市化：虚构与纪实》通过对西安城中村的调查揭示出人作为城市主体其建构的重要性，突出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

避开城市的大框架，具体的小空间也进入了研究视野，具有代表性的是《文化研究》（第14辑）专题中的《写字楼的空间意义》和《媒介批评》（第五辑）中的《作为媒介的地铁空间及其催眠效应——兼论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的地铁主题》，它们对写字楼和地铁这两个大城市中最常见的空间进行思考，发现和揭示了它们背后的权力因素及其带给人的身体体验和心理感受。这种空间研究的深入化对城市文化的思考和建构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不能忽略的还有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版），这部著作梳理了16至20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和城市的描述，显示出威廉斯一向坚持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对普通人生存境况的关心。与威廉斯有相同底层视角的是王笛的《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该书用微观历史的方法、大众文化的理论、城市研究的实践思考了大众文化，分析了现代化和国家对传统和地方文化的影响。

记忆常常通过小说、影像进行言说，传达出复杂的政治意图和权力纠葛，这就让它经常成为了文化研究学者的探究对象。《文化研究》（第15辑）的第一个专题是“记忆与文化”研究，分析了不同学科视野下记忆的生产和表达：关于记忆的危机，记忆背后的政治斗争，在创伤叙事中寻找摆脱创伤的原因，民族创伤记忆书写背后的政治与消费、国族叙事与性别、民族认同及西方中心主义，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的激进民族主义和复仇狂欢，高满堂年代剧中的性别叙事背后的政治无意识等。除了这一专题，《文化研究》（第13辑）还用电影解读的方式集中讨论了影像中的记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秋之白华》这三部电影背后是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对记忆的建构和对历史书写的操纵；《钢的琴》则隐喻着北京文化符号变迁背后的权力更迭；《岁月神偷》的背后是中国内地资本和文化霸权对香港自身认同的威胁。

在这个文字衰落、读图盛行的年代，视觉文化是另外一个持久的研究热点，冯原的《被压迫的美学：视觉表象的文化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就是其中的代表。这本书中关于建筑、绘画、影像、身体等的研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原致力于探究文化符号的形成和建构，寻找背后的利益链条、意识形态、权力支配，对被称为先锋的行为艺术也没有放过。《文化研究》（第13辑）也设置了视觉文化研究专辑，关注了视觉文化的跨学科性、多元主义、与媒介的纠葛，讨论了视觉经验中文化和自然的辩证法以及信息媒介特性，中国视觉文化的历史及其背后的资本权力制约，视觉经验和视觉偶然性，“城市交响乐”中的现代性经验的视觉探索，广告背后的视觉政治等。《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彭丽君著，张春田、黄芷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2月版）在现代性话语的逻辑之下研究视觉表征与视觉经验之间的互动，以1880至1930年代的摄影、女性形象、广告、电影等为研究对象，看到了现代性的本质即幻想和欲望。本书思想深刻、观点敏锐、案例分析深入，是视觉研究值得学习的精品。周宪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汇集了几十篇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的经典论文，从视觉文化的定义到视觉文化的批判以及具体视觉文化现象的解读。这本书的理论系统而丰富，是当下中国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书。

话题三：消费文化·大众文化

也许是由于司空见惯，当下的大众文化似乎不太容易触动研究者的神经了，不过，它却从未脱离文化研究的视野。《历史“祛魅”与文化反思：大众消费主义时代文化与文学话语转型研究》（李艳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研究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文化逻辑，对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做了文化分析，思考了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作者不仅看到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商品拜物教、功利主义等文化转型，还看到历史逻辑对个人精神的殖民、价值悬空后的苦闷孤独、物欲挤压与人性异化等。流畅的笔触、宏观的视野、微妙的文本解读是该书的特色。《当代中国大众文本价值考：兼从商业杂志变迁管窥文化产业前途》（宋革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的总体价值学视角是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特色，书中对商业杂志的案例解读使用了大量统计学分析，为习惯于文本分析的国内文化研究增添了社会学的路径，而作者对大众媒体的关注也是文化研究的大势所趋。《符号的魅惑：网络消费文化研究》（陈峻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把网络文化看做文化消费，认为其既有对现实的建构，又有对现实的解构；既实现了自由又阻碍着自由。这三本著作一个倾向于文学视野，一个倾向于文化产业角度，一个倾向于传播学视角，也再一次彰显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杨魁、董雅丽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基于全球化的视野和历史的维度》（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是另一本相关著作，该书追溯了中西消费文化观念的历史变迁，梳理了西方消费经济思想的流变，并且对主要的经济文化理论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之上还融入理论比较，其研究基于当今中国消费主义的泛滥，表现出深切的社会关怀。

此外，《热风学术》（第七辑）以国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为核心，试图通过电视剧了解社会。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最常见的消费品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传导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反映时代特征，也最能够直接地显示出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和心理需求，无疑是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媒介批评》（第五辑）分析了汽车广告的美学、网络诗意塑造、商业贺岁大片、赵本山形象等文化现象，《符号与传媒》（第7辑）（曹顺庆、赵毅衡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关注了伪娘和名人草根化现象。就所在刊物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与媒介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实属天然。

还有一本值得推荐的著作是杨玲、陶东风主编的《名人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名人文化研究的理论读本。该书分名人与社会、明星制、名声、身体与认同四个专题，其中所选文章各有亮点。涉及名人的定义、名人对大众的影响、名人与宗教的关系、名人身体的消费等，可谓是了解名人文化必备的读物。

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陆正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流行音乐的系统研究在中国一直比较匮乏。这本书的出版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它从性别的角度考察流行音乐，这其中又包含各种情感焦虑、性别诉求。这样一部情感涌动、充满故事和趣味的新奇之作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文化批评

通读2013年度文化研究的书籍，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是一些文化批评著作。文化批评常常能够激起对传统研究理论的冲击和新的研究趋势的激发，它是一片思想者的乐园，是更加自在精彩的炫舞，它们用一种相对自由的形式对当代文化展开了犀利而温暖的解读，少了枯燥沉闷，多了个性风格，可读性更强。

《他者》（李有成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的思考从西方国家的反移民事件、对伊拉克的入侵开始，看到了生物政治对他者的否定。作者盼望摆脱歧视、偏见、压迫，追求自由的情感跃然纸上。作者论述了他者的历史重要性，分析影像中传递出的对他者的排斥，也对后现代、全球化与跨文化进行了解析。作者所提倡的“他者”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伦理关怀；从文化研究老生常谈的帝国、强权、全球化问题深入到人道主义、精神剖析，饱含感情又发人深省。同样专注于他者文化的是《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美]周蕾著，吴琼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作为集体情感，理想主义常常是牺牲理解力的，是高压的或者操纵性的，所以作者提出了伦理学——非道德的，并以此作为全书的主线，摆脱了理想主义的主导形式。通过跨文化问题的分析、《蝴蝶君》《喜福会》《活着》《胭脂扣》的电影解读、香港身份研究，作者意欲揭开这个被权力操纵的世界的真相，打破政治和强权的规训，追逐真正的个人解放，指责科技对人性的分裂和内爆；关注国家意识形态对人的统治，法西斯主义重读，香港身份确证……厚重的知识储备，敏锐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女性视角，灵动的文本解读让这本著作光彩四溢。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美]韩瑞著，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展示出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和西方对中国“同情”的内在缘由，以及“满大人”的建构对西方现代性和普世价值传递所产生的作用，并借此窥探西方现代性中的虚伪、残酷。作者广阔的学科视野、良好的融会贯通能力、揭示种种深微隐喻的奇妙构思让人惊叹。《游戏与警察》（[法]让·波德里亚著，张新木、孟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是波德里亚在1967—1978年在《乌托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作者以犀利的笔调和决绝的态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痛快淋漓。《对话如游戏：新轴心时代的文化交流》（[法]魏明德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3月版）采用了论文、画评、随笔等多种形式，让我们看清周围的世界，在浮躁和焦虑中寻找内心的安宁和自我认同。文章处处洋溢着敏锐的洞见和温暖的关怀，作者用质朴温暖的笔调提醒着我们文化研究的精神实质。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周志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版）的副题是“看懂你自己的时代”，从某种角度上看，该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作者重点分析了“国强民窘”“青年消失”“娱乐狂欢”“媒介文化”“消费与资本”“精神分裂与焦虑”等时代课题，从电影、春晚、娱乐节目、小说等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中揭示出当下中国的精神裂变。作者认为，这种裂变是中国的青春期焦虑，源于承担了社会转型种种后果的“80后”内心的迷茫与失落，是沉迷娱乐的逃避现实、拒绝思考，是想象性的成功和幸福背后的短暂安慰，是资本主义的虚假承诺，是知识分子分裂与思想生产力的衰竭，是表面平等的网络无力。作者的批评，让人感觉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是这个时代的医生，他们把手扣在患者的脉搏上，紧锁双眉，思索病症，开方煎药。他们与其说是过分的悲观者，不如说是痛苦的清醒者，他们的诊断虽不免有些冷酷，然而医者仁心，其意可鉴。

文化研究的目光紧盯当下社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它关注他们的精神迷茫和心理困境，在毫不留情的批判背后是深切的关怀，它致力于为尘世中的你我寻求生活的家园和灵魂的皈依。也许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