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11:12:26
消费异化是指人类消费的目的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而主要在于追求享乐,炫耀自己的财产、地位和身份,由人的需要变化为人的欲求的行为或活动。⑧这种消费超出了人的生活本能,追求的是“心理的满足和享受”。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的本质和应有功能已经发生变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再是消费的目的,而是人沦为了消费的工具、手段,是“商家赚钱的工具”。消费的种类、层次、数量被逐渐视为衡量人的地位、身份、财富、优越感的符号性标识,⑨在强大甚至无限“消费欲望”的刺激下,“消费水平”可能已经超越于自有的消费能力,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无节制消费成为消费异化的普遍表现形式。这种消费已经不能真实地体现出社会的实际需求,具有很强的“虚假性”,成为了实现经济指标、追求经济收益的一个环节。⑩此时,随着对物质依赖、崇拜和占有欲望的强化,人已经不是独立自由的人,而是成为物的奴隶,最终导致了人性的迷失和消费与人发展的背离。
(一)消费与人的需要的背反性消费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需要的满足是消费的本原属性和终极目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目的和消费价值观已经被严重扭曲,消费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GDP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已经向追求经济增长“转型”。这从扩大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来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问题的关键是,扩大消费内需的动机、方式和方向出现了问题,目的主要在于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提升,而不是提供最大多数人的现实的需要满足;在方式上,为了消费需求的扩大,人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下,即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也由此受到破坏;在方向上,所扩大的内需很大部分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范畴,消费需求的扩大与人实际需求的满足不对等。概而论之,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的消费是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从人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来看,人们追求超前消费、超度消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他们看来,消费与满足、幸福、自我价值实现是相等同的,自己能消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了什么、消费的档次、消费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承受能力可以暂时不考虑。为了实现消费的满足,甚至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畸形消费来进行,这在年轻一代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攀比性消费,不但不能满足最迫切的消费需求,可能还会造成精神的巨大压力和人格上的严重扭曲,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悖的。
(二)消费异化破坏人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系统人生存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源泉,保护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才有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消费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人需求满足的“虚假性”和价值观的扭曲上,还深刻地反映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消费异化尊奉的是“消费至上”的原则,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方式的非理性的直接表现就是对自然界资源的无限度开采、掠夺,然后又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排放各种废弃物,现实中深深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等问题用事实证明了消费异化的惨重代价。由此产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上述问题必然会反作用于人自身,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必定会破坏人生存和发展可持续系统,削弱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压缩其发展的空间。这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发展为基础,是相悖的。
(三)消费异化导致人的异化消费异化形式下形成的消费价值观使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真实需要的审视与把握,人不再是根据自身真正需要进行选择性消费,而是被欲望所奴役,幸福被金钱物化,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求成为了人满足、幸福和价值实现的主要衡量尺度。但这种超度的物质享受与自身实际需求的背离、现实消费能力的脱节又使其陷入了消费增长与幸福弱化的怪圈,信任缺失、心理空虚、情感减弱、安全感不足等是人在消费中迷失后的常态和共性体现。对于企业而言,扩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终极目的,为此,扩大生产规模、创新消费品形式、促进消费品多元化,通过生产出形式多样的新奇消费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并催生更多的新需求就成为了生产商竭力要做的事情。产品生产出来后它们还通过包装、宣传、促销等方式诱导更多消费者尽快地接受新产品并转化为实际消费。产品的推陈出新和生产商的目的性诱导,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使消费者在自我感知的“幸福”和“极具优越感的物质享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生产商即消费的操纵或控制。
他们已经不是消费的主体和自我支配者,而是被消费(更确切地说是被资本)支配,成为“消费机器”。这种消费带来的不是人物质基础的丰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而是人自我本真的迷失、生存发展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及人发展的异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
方式转型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向度现实中存在的由消费异化产生的诸多问题深刻地反映出消费与人的发展关系的两面性:科学理性的消费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合理的畸形消费则会阻碍人的发展。如何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与人的消费需求满足,促进消费与人的本质需要的统一,进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以“人”为中心的平等和公平的本质要求以及使人摆脱依附于物、依附于金钱、大多数人生产生活受少数人左右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尤其需要重点处理好的问题,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诉求和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本真体现。
(一)培育、强化以生态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自觉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物质主义消费等消费异化行为的产生很重要的根源在于人生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误导。把人生追求定位于物质享受、享乐主义等的实现,把人生价值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消费,把人生幸福以物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作为主要衡量尺度……这是人的价值观扭曲和生活方式堕落的典型表现,也是消费异化行为得以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心理发展、智力发展、能力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物质需求满足与精神需求满足的统一,以消费来满足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人生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财富的拥有量、物质消费的享受程度,而是取决于家庭生活的安定、和谐、美满,情感的极大丰富与信任依赖的增强,对个人发展潜能的满足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样地,纯粹的物质指标并不是衡量人的幸福的核心尺度,就比如高经济收入不等于高幸福指数那样,物质基础和物质消费只是幸福的可能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科学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确立与固化,是使人摆脱物的奴役,消灭异化消费,解除人的异化,恢复人的自由,实现向人的本质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
生态消费是一种以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生态化、可持续化的消费模式。现实中出现的环境恶化、过度消费、代内消费不公等问题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消费异化密切相关,这种消费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短期性、个体性,催生和加剧了人的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发展与后代人发展、少数人发展与多数人发展的矛盾。生态消费体现了消费与人的发展的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等特征。(1)适度性方面,要求消费必须与资源环境、生产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条件等保持适度,即人的消费不能超越于资源环境供给能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经济能力,换言之即是生态环境不能因为人类消费而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供应与现实生产力水平趋于一致,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要与实际消费能力相当。(2)可持续性方面,要求消费在当代人需要与后代人需要满足中实现合理均衡,尽可能做到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3)全面性方面,要求消费做到物质消费、精神消费、政治消费、业务消费、内在消费、外在消费、自我消费、环境消费,低级消费、中级消费、高级消费,基本需要消费、享乐需要消费、发展需要消费,现实消费、将来消费到延续性消费等多方面、一体化统一。(4)协调性方面,主要体现为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自我消费与他人消费、当代消费与后代消费、消费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等。
总而言之,生态消费体现的是一种适度性、可持续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消费,它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符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公正的原则。培育生态消费理念和形成以此为中心的行为自觉,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消费者消费方式科学转型,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以生态型经济发展方式构建促进人的生态需要满足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消费,这是因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方式和动力。”基于这样的前提,要解决消费异化问题,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消费异化现象的产生与延续,与以往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重大关系的。正是中国实行的是以GDP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容,在经济发展中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没有同步推进;甚至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非健康产业”监管不严使其较为顺利地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人们“新消费的需求点”;大量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宣传仅适于少数人需求的“高大上”产品等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失当、消费与生态环境失衡、当代人消费与后代人消费不可持续、消费内容与人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就成为了在所难免的事情。因此,必须构建生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最大程度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第一,树立生态生产与生态消费理念。要摒弃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发展问题,要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原则,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如何有利于人的发展、怎样保障人的发展作为各项经济决策制定和实践运行过程中的主要衡量尺度,使经济发展真正回归到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二,要大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循环反复利用废弃资源的生产系统,推进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产量的技术价值,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要大力鼓励和扶持有利于人的精神需要的文化、教育、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以适应人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由基础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需求。在此过程中,必须严厉打击诸如“黄色书刊”、“黄色影视”等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生产经营行为,保障人的消费的健康性和纯洁性。第四,要大力生产绿色产品与生态产品,在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消费和环保消费的习惯。
(三)完善制度安排,规范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行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是消费的两大方式,消费异化现象的治理必须同时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着手。生活消费方面,主要是通过行为约束、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等方式来规制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要加强对社会消费者消费知识宣传和提高社会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来增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自我约束,形成理性消费和生态消费的行为自觉。要培育和完善社会消费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通过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形成的对他人、对环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的认同、不满、指责,来形成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反思和纠正,以外在力量来监督和纠正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要完善消费行为的法律制度安排,通过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来监督、惩治不利于绿色消费或生态消费的行为,引导社会消费者生态消费理念入心化,生态消费行为规范化、常态化和自觉化。生产消费方面,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过程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保障、企业生产对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开采利用的科学化、企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环保化等方式约束、规制企业生产消费行为,使其转化为生态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注重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保护,不能以降低生产成本、资金不足等任何理由以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为代价,而把劳动者置于不安全、不健康的生产环境之中。对自然环境进行破坏性或破坏性开采、使用都是破坏性消费行为,这种生产消费方式是把生产成本外部化、社会化,把由此带来的后果转嫁给社会和后代来承担,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破坏,必须摒弃这种生产消费方式,实行清洁生产、清洁环境的生产方式。要加强对企业生产废弃物、排放物的环保化处理,通过科学技术的充分运用、生产循环系统的优化来提高对原材料、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企业生产废弃物、排放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四)通过优化消费结构来提高消费质量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需要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同时满足,由基本需要消费向发展需要消费跃进是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必然趋势,过度重视物质消费而精神消费不足是不利于人的发展的。人在消费过程中必须由消费的数量向消费质量转型,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提高消费质量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创造更有利于人发展的社会环境显得极为迫切。因此,必须优化消费结构,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产业发展转型、税收政策完善等措施,引导和激励消费者提高信息消费、科技消费、文化消费、教育消费等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和含量。
[关键词] 文化消费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引导
我国文化消费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尤其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呈现出一片蓬勃的生机和繁荣景象;同时,我国的意识形态发展在当代表现出感性化、文化化的趋势。对文化消费作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解剖,探讨其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特征,以及在文化消费生活中建设意识形态,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引导大众文化消费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成因
人类的消费现象是和人类一起出现的,消费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消费同期可以追溯到人类使用文字和各种表征符号之时。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是精神文化。文化消费中最核心的就是文化消费对象能提供给人们精神的满足和享受。因此,文化消费中消费对象即使是实体性文化商品,也一定是饱含人文精神或审美价值。
随着消费行为越来越具有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意义,消费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逻辑,文化消费也越来越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消费领域,人们通常按照消费种类和消费需求的不同,把消费划分为物质产品的消费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后者又常常被称作文化消费。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文化商品的消费,也就是说以一定物质载体为依托的实体和非实体形态出现的文化商品成为消费对象。如电影、书本、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二是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展以及消费提供非实体形态的服务,包括教育、宣传以及其他服务内容。无论哪一种文化消费,其中都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的,他指的是观念学的意思,研究观念的起源、本质和可靠性问题,与认识密切不相分离。黑格尔曾经介绍和批判过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他没有创造德语的意识形态语词,然而他的《精神现象学》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他站在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意识的发展过程,“教化”和“异化”思想是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这个词在当时主要表达被颠倒了的虚假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个术语概括在《形态》中被他们批判的对象,即以思辨哲学方式出现的使实在神秘化的哲学和观念形态,并通过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现实资本主义的颠倒性和奥秘,初步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1](P16)。意识形态还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革命阶级的革命意识[2](P22)。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主要来自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原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将精神文化当作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因此,在他们那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后来学者对文化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前苏联,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布罗夫和斯托洛维奇为代表,主张文化的本质在于其审美性。他们认为文化艺术的特性既不在其思想内容,也不在其形象形式,而在于其特殊的对象,即审美的对象,它是现实的审美属性或特质。文化艺术所具有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而是审美的本质。一派以波斯彼洛夫等人为代表,坚持传统的文化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不仅会丢掉文化艺术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而且会丢掉其在认识上的客观性。
任何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服务,都无疑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统治意志。文化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它是观念的上层建筑,那些类似于心理学、生物学之类的本来属于客观或中立的科学和技术,也会因为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的立场和意志以及目标而具有了意识形态性。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还来自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中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消费是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动因,也是社会巨大变化的结果;在西方社会变迁历史中,消费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鲍德里亚作为西方消费主义中的重要作家,主张消费已不是单纯的满足,消费的前提是物转化为符号,物从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变迁为消费时代的符号意义。消费是一个系统,“它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3](P52)。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的意识形态性最集中表现为正视人及其欲望。一方面消费以生产力中生产逻辑的颠倒形式(即消费)进入人们的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召唤人们实现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的解放;另一方面,消费的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约束的范畴”,即它受到消费含义的约束来消费,同时它还受到生产约束和生产周期约束的支配。人们还能在消费结果中领略到意识形态性,也就是人们在消费中感受到的,既是一种神话般的体验(超越历史和道德的体验,尤其在凡勃伦的夸富性消费中体验更加明显),又是一种自身对新型集体行为的忍受(个体不得不跟随集体进行消费,遵从集体消费的符号意义方式)。
二、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总是表明一定观点、理论和思想体系的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和利益性,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性也具备明显的阶级倾向性和利益性,它们在观念层次主要通过文化消费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文化消费观来体现的。
文化消费的文化观关涉的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后来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再次重申文艺的立场问题,坚持文艺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消费中也存在文化观问题。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文化商品的销售,文化教育提供什么样的观念、培育什么样的人才等,都离不开文化观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化消费都渗透了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文化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文化消费旨趣和消费选择。消费者进行消费不是漫无目的或随机的,即使那些看起来漫无目的和随机的文化消费,也充满必然的消费动因。人们消费文化产品或进行文化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观指导下,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某种感受、体验以及结论,实现一定的文化消费目的。
人们在文化消费活动中葆有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的喜好,并因此构成对文化消费活动的直接评价。文化消费是消费者为了满足主体的精神需要,从文化消费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愉悦感、美感以及对意义的理解和诠释,甚至通过文化消费活动明确自己的精神生活追求。不同的消费观带来的是不同的消费选择。那些希望通过文化商品来获得生理或欲望的满足感的,就更倾向于选择世俗、流俗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那些希望通过文化消费活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提高自己精神生活品质的,就更容易愿意选择高尚、精英、经典内容的文化商品和具有价值意义的文化服务内容。
文学艺术和文化消费活动中都包含着审美。康德主张美是无功利的,他对美的理解是,客观上美不涉及概念,无利害感,是无目的的,主观上它通过人的思维而合目的性,从而有了纯粹美、依存美和崇高等[4](P5)。美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美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5](P142)。西方审美观与西方哲学的理性路线具有一致性,审美或者是想象力与客观对象的契合,或者是理性的认知方式。总之,审美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活动。中国传统审美观讲究“意境”,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直接面对面的交往,日常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在乡土社会中生活,不会从个体自然本能欲望和普遍原则出发,而是从自身体验的现实环境来建构“美”的体系和进行审美判断的。“意境”是“道通为一”,是“天人和谐”,是普遍共同体验与具体的个人的憧憬和希望融为一体。同时意境也是美善合一的,“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天下皆宁,美善相乐”[6],有俗语“尽善尽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而当代的文化领域,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的“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7](P162-163)。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和制作人的审美观影响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而消费者的审美观直接影响文化消费品和文化消费内容的选择和购买以及其他消费行为。
文化消费观通过对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内容的消费,获得精神的愉悦以及人文价值的体验,并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化消费观直接影响人们对文化消费的追求、文化消费的手段以及对文化消费的评价。追求文化消费获得愉悦以及享受没有错,然而更要追求这种愉悦和享受是精神的丰富和满足,是真理的澄明和美的追求。文化消费的精神性和高尚性不能因为愉悦和享受而被忽略或抛弃。
此外,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还具体表现在文化商品的制造和生产、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上。
首先,文化消费中文化商品的制造和生产,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意义、社会目的相联系。不承载任何意义和价值目标的文化商品是不存在的,就是那些看似纯粹娱乐的文化商品,只不过力图向受众表明本商品没有控制和教化的意思,而是可以被你娱乐和被你享受甚至被你控制的。这样的隐喻本身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旨。其次,文化消费市场是被制造和倡导的。真实的文化消费市场应该是公众实际的文化消费需求,然而这些在今天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变成由他人、由媒体告知,你才以梦中人惊醒的样态具有了某种文化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也许不是你需要的,因此它更多地是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社会地位、时尚、流行等这些符号旨趣成为倡导文化消费市场的元素。模仿是人的内在的机能,人们在文化消费中也很容易进行模仿,这是文化消费市场可以被制造和倡导的重要原因。最后,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也是可以被影响的。文化消费者的主体选择,说的是消费者在消费文化商品时候,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观点、想法、需求等来进行商品选择。看起来消费者可以任意地进行文化商品的选择,实际上主体的选择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消费者的经济条件,尤其那些需要支付不菲的金钱的文化商品。二是消费者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以及其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知识水平的文化消费者对文化商品的挑选是不太一样的,即使选择了同样的文化商品,他们对文化商品的认识和理解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思想观点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些注重传统伦理的人更多地喜欢儒家经典,而那些追求自由、解放的人,更多地愿意去购买和阅读启蒙作品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三是消费者的情感方式也影响他的消费选择。情感外露的人更多地愿意那些互动和可以参与的文化消费活动,而情感内敛的消费者则愿意选择阅读或独自观看等方式来参与文化生活。
三、文化消费中的意识形态建设
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昭示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之间不可分离的亲密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具有方向性引导的意义。可以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引导什么样的文化消费。意识形态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价值观念和核心价值体系。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来的价值体系,自然也会在文化消费领域里张扬个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尽管它们也会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然而为他人和众人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实现。而信奉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建立在现实个人基础上的人类自由平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基本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坚持发展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荣誉观,必然倡导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式,一方面引导人们在健康的文化消费活动中获得愉悦和美感,保持身心健康发展,同时提倡在文化消费过程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努力和贡献。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统一的,个人的愉悦和审美和社会的总体观念也是一致的,个人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构成。
另一方面,文化消费方式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不同时期,其反映的方式是不同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激烈时期,阶级立场和站在哪个阶级的队伍里,为谁作战、为谁说话、为谁生产和服务,都是清晰明了的,可以鲜明地显示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在今天,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转移到文化领域中来,那么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推崇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能明确地显示出不同意识形态的本质。文化为谁服务,文化消费方式是极大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所谓幸福感,还是追求个人和社会一致的快乐和幸福感;社会是给少数人提供文化消费的极大满足还是尽最大可能给人民提供健康活泼的文化消费内容;诸如此类不仅仅是文化消费活动本身,更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和表达方式。
文化消费本身具有丰富广袤的个性的。既要充分发展文化消费自身的个性,也要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观念的引导和制度层面的有效管理和建设,以及坚持在实践层面贯彻执行引导和管理。
首先,从观念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文化消费观,这是意识形态在我国文化消费领域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坚持所说的文化要反映贴近人民生活的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的基本方法。文化消费领域中人们消费精神文化商品,接受提供给他们的精神文化服务(包括文化教育)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那些文化商品、文化服务中蕴藏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一部曲折动人或催人泪下或令人回味无穷的影片,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宣传什么,反对什么、鄙视什么、抨击什么,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艺术观、社会观、世界观,都能被观众或受众感知和领悟,接受、认同或否定、抗议;而优秀的影片总是彰扬积极的人生和赞赏人类进步,推崇小我在无私的大我中实现自身价值,在美的境界里感悟真谛,从而使身心得到洗涤和升华,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道路上前进。当然艺术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正面弘扬,也可以反面讽喻;可以直白,也可以旁白或隐喻等,然而最基础的东西即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念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从制度层面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引导。要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消费领域的主导地位,就需要有阵地意识,占领这个领域,守住这块阵地,并且不断扩大和延伸战果。然而要实现这种占领和坚守,不仅要从观念层面引导和渗透,而且同时要从制度层面来保障它的引导,也就是要从法律、法规建设等层面来管理文化消费活动,尤其是对文化商品、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商品的制作和销售等环节进行管理。法律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既要管理文化消费活动,也要适应文化消费生活的发展,因此实践生活中那些新问题新现象则需要制定新的相关法律或在社会道德领域里规约,而那些不适应时代和社会以及文化发展的法律条文要修改或废弃。文化消费领域中的问题是适用全国性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是适用法律途径还是采取行政管理手段,都是制度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实践层面实现对文化消费的引导和管理。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消费的引导和管理,使得人们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观念的引导和实际行为的统一。至于那些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或者观念上在引导,而实际管理方面则是放任自流,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导文化消费都是水中月镜中花,也都是空话。能在具体实际事务中引导和管理文化消费生活,对管理者们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要使得它在文化消费领域中绽放异彩,开成璀璨之芭,既需要我们不断丰富发展文化消费的特性和个性,也需要我们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创新,从而促进二者的融合和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2]侯惠勤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J].《高校理论战线》,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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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荀子・乐论》
消费具有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界定了社会关系,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任何对商品的文化消费,都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一种仪式活动,文化传播更是一种仪式。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与社会区分
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凡勃伦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他对新兴富豪消费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最初掠夺私有财产占为己有,所掠夺的财富越大,权力就越大,因此拥有财富便成为荣耀的象征。不过,光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景仰,还必须透过某种方式展示其地位的尊贵,从而获得别人对其的尊重,于是,“炫耀性休闲”成为公开展示财富与地位的首要方式,他们认为,通过炫耀其休闲和无须从事劳动来显示其地位,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由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间并不认识,似乎炫耀性休闲已经不足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于是炫耀性消费取代了炫耀性休闲。而这群人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占有,他们的消费逻辑就是浪费,消费的目的就是为了炫耀,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地位,这种消费不过是一种显示身份的象征性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浪费来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写道:“显然,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社会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凡勃伦同时指出,这些新兴的休闲阶级就是通过将文化转化成自然,也就是仿佛他们商业上的成功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来显示其社会地位的不一般。但是,这种显示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权力的卖弄,从显赫中产生了权威。从而使他们拥有了声望,又因为这一阶级站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广大普通文化消费者就会效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准则。休闲阶级所树立的形象,使得整个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从事生产劳动,而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中挥霍自己,达到炫耀显示的目的。根据他的理论,处于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文化消费者永远都只想仿效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休闲阶级。
齐奥尔格・齐美尔: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虽然齐美尔不属于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关于流行和时尚的某些理论已经体现出了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方式的观点。
齐奥尔格・齐美尔1903年发表了《都市与精神生活》,论述了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的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自于,个人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要求保有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新的都市阶级行为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行事的本质内容,而在于其惊世骇俗和与众不同的外表形式,从而通过其特殊的消费模式来展示其独特的个性,起到引起流行风尚的作用。而引起流行产生的结果便是中下层群体纷纷效仿上层群体的服装符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自己接近和融入上层群体的目的,而面对这样的形式,又给高高在上的上层群体以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了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处心积虑地去创新,再次制造新的流行趋势,从而保持自己上层人士的独特地位,将自己与广大的中下层大众区分开来,从而体现了齐美尔所解释的“流行……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流行是社会上层制造出来的用以与中下层区分的产物,但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产物,更是扮演了社会区分的生产者的形象,从而维持了上层所需要的社会区分和差异,在齐美尔的理论中,具体的流行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差异的产生从而使一部分代表着流行的人被区分出来,进而排除了其他的人群,显示了属于流行圈子里的人地位的与众不同。
而且,齐美尔在对时尚的界说中也谈到了关于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因为他认为:“正如我已说过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时尚的本质是由分界功能――再加上模仿功能――构成的这一点特别的明显,在此情况中时尚向邻近的阶级暴露自己。”这一理论也与他所谈到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是相通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时尚和流行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而且,从齐美尔给时尚下的定义里我们更可以看出:“时尚是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一般来说,时尚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它能够诱导每个人都效仿他人所走的路,并可以把多数人的行为归结于单一的典范模式;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差别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这一定义正好揭示出了时尚的内部矛盾,即从众性和差别性。它一方面把大众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让不同阶层借此区分开来,这也正如流行一样。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共同存在于时尚和流行当中。
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洛文塔尔在1961年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四章《大众偶像的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了他的“消费偶像观”。虽然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消费偶像观”却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的先驱,而他的“消费偶像观”也正好体现了文化消费是社会区分的方式这一理论。他在对20世纪美国通俗杂志中传记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世纪初公众崇拜的对象――成功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让位于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人们的关注兴趣已经由“生产偶像”转变为了“消费偶像”。而消费偶像助长了人们的消费意识,人们开始关注关于社会和个人的消费及其消费方式,于是,所谓的“偶像”为了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先让别人去诠释和理解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让他们去共享这些符号,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对其他独特性的追求,所以他们对于独特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中低阶级开始起而抄袭这些“偶像”的习性时,他们只好不停地变换自己的消费模式。
让・波德里亚:“拟象与仿真”理论――象征交换符号观。在波德里亚的理论中,以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是本体,与现实无关。商品被符号的结构所制约,遵循了仿真的原则。商品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符号之间的区分性,也就是其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符号交换价值,而拟象呈现出来的关系不再是商品符号与其自然属性的关系,而是符号交换关系。
波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中认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的文
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与者,也包括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者)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好几百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生产出来的。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与物质财富~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关系到作品含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差异,商品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需要的对象,人们的消费是符号,与他人形成差异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之一。人们用这种拟象的象征性来体现差异,从而与他人区分开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消费――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最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的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84年的《区分:鉴赏批判的社会批判》导言中说道:“有一种文化商品的经济,但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有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有方式的社会条件。”“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对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布尔迪厄在他的书中区分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可以买到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接触通道,仅仅以经济资本所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是脆弱的,因此。只要将经济资本建立起来的阶级体系转化为由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建的阶级体系,那么既可以掩饰经济资本的正当化支配,又透过文化消费这种形式构建出掌握经济资本的群体所需要的阶级区分的社会消费模式。所以他说:“对低级、粗鄙、庸俗、腐败、奴性的――一句话。自然享乐活动的拒斥(这构成了文化的神圣领域),意味着对那些人――他们欣赏崇高的、高雅的、非功利的、天然的、气度超凡的、永远隔绝于俗众(the profane)的愉悦――的优势地位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或无意的,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的原因。”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在区分文化商品时其实也是区分自身的过程,也正是通过这种区分过程,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也被表现了出来。所以说,统治阶级对于高雅的、超功利的艺术品感兴趣,而广大劳动大众则对通俗的、实用的艺术品感兴趣。所以说,文化消费具有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
但是布尔迪厄并不十分关心这种差别的实际的差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差异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工具。他认为,人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决不仅仅单纯反映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人们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与差异。他指出,品位决不仅仅是一个美学范畴,品位会在分类的同时也分类着分类者,所以,我们被自己的分类给分类了的同时还用其他人的分类来分类其他人。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品位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阶级”的标记。阶级统治虽然终究利用的是经济的手段,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所以要是想了解阶级统治的情况,就必须了解文化消费如何标示社会区分,即社会差异的制造、标示与维系。因此,社会差异的来源在象征上从原来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消费的领域。
文化消赘与模仿性质的消费
关于这个观点的论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让・波德里亚,他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因此,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那种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取这个词的本义:完结和结束)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消费社会里,文化消费纯然是一种模仿,是对历史上有意义事物变形的复兴。”如果将这一理论具体说来,那么,无论是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齐奥尔格・齐美尔的流行是阶级区分的产物,还是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的论述,均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社会上引起的文化消费风潮总是先由所谓的“消费偶像”创造出来的,他们采取炫耀式消费的方式将其文化消费模式展示出来,引发社会上的流行,造成中下阶层的群体效仿,从而引起对其文化消费模式模仿的文化消费狂潮。比如,当偶像造成了社会上对某种服饰符号的流行时,这时便会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对这种服饰符号模仿的印记,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而当文化消费表现为一种模仿时,那么它便会体现出其另一面――盲目性,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文化商品本身。而是它带给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作用,盲目的文化消费在模仿形式的表现下,将后现代的文化消费模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化消费与文化创制
安东尼欧・葛兰西:文化主导权。虽然安东尼欧・葛兰西的思想阶段不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同样,他的思想已经带有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火花。
文化主导权理论出自安东尼欧・葛兰西1929年-1935年在狱中写的《狱中札记》。
安东尼欧・葛兰西在文中指出,要想知道文本如何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创造出意义。就需要深入探讨文化消费问题。他认为生产的过程和文化消费的活动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的。因为当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消费者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之中,而将商品加以挪用成文化符号,这时商品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或者是其本身体现的生产关系所能展示的。
而根据安东尼欧葛兰西的理论来探讨文化消费的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对于“流行文化”的界说是葛兰西文化主导权理论中最能
体现其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消费的观点。流行文化在现如今被视为文化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主导权”的主要领域。根据这个新的观点,流行文化是一个充斥着斗争与协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发生着争夺支配群体利益与争夺被支配群体利益之间的争战和强制贯彻支配团体的利益的行为,以及被支配群体利益的试图抵抗。葛兰西的观点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流行文化这个概念,从而使原来对于流行文化的两种对立的阐释中引入了一种处于中间的起到平衡作用的观点。根据“文化主导权”观点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既不是一种由下而上发起的大众阶级的文化,也不是文化工业所控制的文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葛兰西认为它是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由下”而发与“由上”而发两种力量的矛盾混合,既是商业的也是真实的,一方面抵抗,另一方面被收编,从而将流行文化视为一种“妥协的均衡状态”。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这些文化商品在文化消费的行动中,如何被挪用、被创制出意义。这恐怕是商品生产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他们的商品生产只是仅仅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不是说生存条件不重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商品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中是怎样创制出了新的意义,从而充分认识这种实践和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米勒: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提出了这个观点。在这本书的《物的领域、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第158~177页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这再次确证了文化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并非主张,某种相对一贯的现象,即所谓‘社会’受到了文化的扭曲或错误地表述;相反,我们可以不要这种优先主体假说,而直接讨论文化形式这种确实存在的、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各种社会关系就是在文化形式中、通过文化形式运作的。然而,要想使这种观点不至于倒退到对社会、对主体进行客观主义攻击,那么,我们就只能再次强调,文化的积极属性,就体现在它的对象化作用上。体现在它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前景上……”
丹尼尔・米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和消费创制文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被文化形式所运作。他还指出,文化必须同时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客体和主体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文化,文化就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交互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文化才被创制出来。正是在这种创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被文化所塑造。他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自我实现的潜能在于文化消费的实践,自我异化创造了文化的世界,在文化消费中,主体透过自我异化,可以从一个重新挪用的过程,走向充分的对象化。而这时主体通过自我疏离的状态来熟悉自我。虽然文化工业生产了“异化的”商品,但是消费实践却有“潜力去生产非异化‘不可让渡’的文化”。所以米勒认为文化的创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同时他也认为,文化消费对于文化的创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此外,米勒也拒绝将文化消费的讨论重点放到商品上,而将消费者的角色缩小到只是购买者而已。他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对异化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加以挪用和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创造出来的商品,拥有不可胜数的多元性,相同的商品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团体以无数的方式重新脉络化。米勒在最后提出了一个比较不乐观的结论,他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消费很少发展出所谓的理想模式,从某些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理想模式是以其潜能为基础的,但这却并不是一般的实践常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引入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消费学是很有必要的。
结语
在对关于文化消费研究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很多理论都是交叉的,比如,凡勃伦、齐美尔、洛文塔尔以及波德斯坦的理论就是社会区分理论和模仿理论的集合,而且在凡勃伦和齐美尔看来。消费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界定了社会关系,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任何对商品的文化消费。都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一种仪式活动,人们通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将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可以构成对文化的创制。而这又体现了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实践的理论。所以说,文化消费理论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融合提升的历史。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信仰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时亦简称为西马),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德国哲学家柯尔施提出这一概念,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以明确表述,佩里安德森后来在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予以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定义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出现于欧洲国家的,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发起的,主张以区别于“苏联式”(“列宁式”和“斯大林式”)的方法,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中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思潮,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派和人物。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纷繁复杂,归纳看来不外两个方面: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所形成的哲学观点汇总。第二,现代性批判理论。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多个侧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批判。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快速现代化实践产生了诸如消费主义倾向、生态环境破坏、公民信仰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遥相呼应”。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探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公民信仰建构的借鉴意义。
一、西马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西马现代性批判理论包括消费主义批判、生态主义批判、文化理论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对压抑的批判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揭露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大台阶,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现代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
(一)异化消费批判与我国的消费异化问题
“异化消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异化消费――消费本来是用于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再仅仅用于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变成了为消费而消费,消费被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异化消费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危害等方面拓展了对异化消费的研究,形成了“异化消费论”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生产力水平节节攀升,社会财富快速积聚,社会分配上不均衡,消费异化问题也在层出不穷,如享乐消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极度浪费、符号消费等消费异化现象十分普遍。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关于消费的社会政治功能、生态危机问题、符号消费等方面的研究,对我们避免类似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理性消费观有借鉴意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特殊的情况,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消解已经发生的异化消费的问题。
(二)生态主义批判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主张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的错误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助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进行生态政治变革,最终完成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是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我国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逐步降低,而且生态破坏的范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生态问题主要表现在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全国性的雾霾天气)、森林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消耗殆尽、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现实意义的探索,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深入剖析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性质,探索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
(三)大众文化批判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
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是对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消费性文化、媒体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批判,也即对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批判。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向消费化取向和商品化特征以及艺术向商品的妥协。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兴起和社会统治阶层对文化的实际控制,使商品和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纯粹的消费品。“高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被大众文化所代替,成为物质、商品文化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整个社会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为了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建设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但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大众文化消费化。目前充斥于网络、荧屏、街头巷尾的文化宣传无不被打上商品化的烙印。其次,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力不够强大,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造成深刻影响。再次,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巨大差异,城市和乡村文化的二元结构突出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优秀成果。
二、当代公民信仰问题及其现代性原因分析
(一)信仰及信仰危机
信仰的词源含义。信仰,又作仰信。信,信奉。仰,仰慕。梵语sraddha译作信心、信解、信仰。《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谓对佛、法、僧的崇信钦仰。)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1]我们可以把信仰定义为: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追问宇宙、社会、人生等切要问题,欲从根本上求得解决却无法实现时而主观认定的愿景,是主体对一种学说、思想、理论抑或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物的信奉敬仰和不懈追求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主体的思维根据、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信仰危机是指主体原有的信仰处于崩溃之中,新的信仰尚未形成,主体精神处于混乱、惶恐、困惑和绝望的状态。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恰恰是以对传统价值、传统信仰的批判为前提和契机的,这种情况下旧的信仰必然发生动摇,社会的发展将会给人类提供多种新的信仰选择,人们面临这种“无标准的选择”往往陷入困惑而无从选择,要么就是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当前我国公民充分享受了现代性带来的发展成果和机遇,同时也深受各种现代性问题的困扰,他们在信仰选择的过程中吸收多元化的信仰中适合自身特点的因素,呈现出较大变动性。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公民趋于稳定,下面我们从政治信仰和盲目崇我性等两个方面来分析当今社会公民信仰与现代性运动的关系。
(二)高度商品化导致公民政治信仰淡化
高度的商品化使等价交换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异化,人们感觉到自己“为社会所遗弃”。我国公民政治信仰有逐步淡化的趋势,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现代社会环境和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怀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处于和平时期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现代性文化充斥生活,公民政治信仰淡化也就十分自然。其次,党内出现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也对公民政治信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今社会大凡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对政治缺少热情,日本、韩国表现尤为突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期,公民政治信仰相对薄弱属于正常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应注意,要警惕泛自由化倾向,自觉与一切形式的政治分化和政治瓦解作斗争。
(三)人际关系异化、权威的消解导致公民盲目崇我倾向明显
西马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生产社会化使人成为生产机器上的零部件,遏制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人性的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人际关系冷漠,人们感觉到“为他人所疏远”。这就导致人们信仰选择的无标准,陷入了“无根”状态的信仰危机。在传统社会中上帝是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英雄是神圣形象在此岸世界的世俗化存在。在现代社会里不仅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被消解掉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英雄,也逐渐被淡化了,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隐退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很多人认为认为:“万物的存在是因为我存在,我是世界的中心”。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表示“我只信仰我自己”。这说明现代公民崇我倾向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品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使人们无所适从,精神无处安放。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发展,势必会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最终会危害人们健康发展,所以既要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公民信仰的崇我性,又要从社会环境出发找到原因,充分做好对公民主流健康信仰的引导,避免这种崇我倾向的无休止蔓延。
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公民信仰建构的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2]这些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这里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我国的商品化、市场化浪潮,带来了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浪费、能源紧缺、生态危机,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处安放,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公民信仰造成了深刻影响。
(一)充分利用现代化发展成果建构公民信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了物质文明,让人们摆脱了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为我国人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生产力实现大发展,文化实现大繁荣,科学技术水平实现飞跃,以上成功实践进一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现代化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得力条件,自觉建构社会主义公民信仰。
(二)全力解决现代性社会问题,避免对公民信仰建构的不利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启示我们,如果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和困难,不能把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归罪于现代性本身。就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一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3]我们要努力找到出现挫折和困难的根源――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努力改革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性,全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从而促进对社会主义公民信仰的建构。
参考文献:
[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人学词典[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2]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London,New York:Verso ,1989,1.
[3]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7.
关键词:批判;消费文化;误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3-0063-02
和西方成熟的消费文化研究相比,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中国学者为引介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深受西方批判性研究体系的影响和启发,在研究中国消费文化时也主要采取批判取向。
对在中国出现的消费主义现象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批判,体现了学者们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但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社会性质、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状况等各方面都不相同,如果直接挪用西方学者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只是列举一些中国的现象和案例来体现其“本土化”和现实感,往往会导致“水土不服”。
当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消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质疑和批判的时候,中国还处于现代性不足的时代。当西方学者在探讨如何建立与后工业化富庶社会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价值时,中国的工业化还远未完成。西方学者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和研究是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相契合的,他们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是对西方消费社会所凸显出来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的理性回应。因此,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与中国的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错位和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1]。这样的“西学东用”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
一、忽略经济评价,把二元社会一元化,导致研究结论过度普遍化
受中国传统的伦理性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形成了“通过文化解决问题的传统”[1]。这一传统和处于富裕社会的西方学者对道德回归的召唤产生了某种巧妙的对接,使中国学者很快接受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批判武器。诚然,中国当代社会中也存着一些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物质至上的不良现象,但这些最富人群只占中国总人口的4%,即使是中产阶层也只占总人口的16%[2],而且正在逐步沦为下产者,人口的大部分还属于中下层。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已经不能用“金字塔型”来形容,而呈现出“倒丁字型”。“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丁’字的一横。而那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2]”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而大多数人收入增长缓慢,支出负担却不断攀升,其消费模式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刚性约束,消费观念仍然以量入为出和节俭为主。而少数富人虽然有强劲的消费能力,但消费已趋饱合,其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这就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消费不足。这与国家层面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和扩大。
总之,我国目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如何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实现相对公平分配、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的问题,这与西方社会如何在富裕条件下重建道德文化价值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
而这些经济和社会事实在不少学者那里被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只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城乡居民不论贫富、不论经济基础如何,都深受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并实践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结论有扩大化和过度普遍化的弊端,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产生了脱节,也在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产生了偏差,因而也不能客观地评价我国现阶段居民消费的经济与道德的合理性以及消费文化的功能和价值。
二、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停留在外在形式的层面,过度强调节俭,否认消费合理性
由于过分注重文化道德评价,很多学者把我国居民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符号文化内涵的追求贴上“欲望”的标签,将超出生物性需要以外的消费需求均视为奢侈性消费,将超出单纯使用价值以外的消费需求均视为炫耀性消费,二者都是消费主义的典型表现,必然导致虚假的需要和道德的败坏。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我国居民追求美好生活品质的需要和权利,否认了符号文化内涵对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提升人的文化素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心理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看重社会经济利益的社会,只有鼓励全体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相反,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压抑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总是将货币当成洪水猛兽,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3]”过度强调仅仅满足生存需要的节俭消费,否认消费的合理性,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针对同一类消费品,中国消费者往往有不同于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如冰箱这种耐用消费品,很多中国消费者是为了方便储存剩余的食物以免浪费,是出于节约而不仅是出于享受的目的来使用它;而对于品牌符号价值的注重也更多地是为了避免经济风险和出于质量与功能的考虑,而不一定是为了虚荣和炫耀。如果忽视中国消费者的具体消费心理和动机,仅仅从消费的外在形式来判断是否是消费主义,这样的批判流于表面,有失偏颇。
三、忽略社会差别,排斥商品话语体系,对广告和媒介作用的评判有失客观
在西方消费社会,消费主义观念在全社会的普及并取得合法性地位靠的不是“国家”的行政命令,而是靠资本操纵的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所以在西方学者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中,媒介批判占有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国家”行政命令的作用很大,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大众媒介是国家用来进行社会规范的工具,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大众媒介依然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虽然国家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个人享受的正当追求,但媒介和广告所传播的内容依然要弘扬国家所认可的时代主题。
虽然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商品经济的语境中进行的,但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商品的话语体系是不同的,受到不同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和限制。广告和大众媒介所营造的话语和传播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映。
在我国,广告和大众媒介所宣传的内容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主流话语下进行的。虽然广告和大众媒介都具有商业属性,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欲望,但它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下对人们合理生活方式的引导和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应忽视的。如果把所有商品话语体系都归为消费主义文化的表现则有失客观和公允。
四、混淆中西方国家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根源
西方发达国家以消费享乐主义为特征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引起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却主要是由贫穷和落后造成的。由于贫穷,人们不惜通过对环境的掠夺来获得生存的资源,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落后方式维持生计。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发展资金短缺,很多企业只能从事对资源的粗放型开发或污染性生产,当然也有为了急于脱贫,急功近利而主动采用这种开发和生产方式的原因。所以在中国,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越薄弱,对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破坏越严重。资源的浪费主要是由落后的生产性浪费而非过度的消费性浪费造成的。
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和技术都不发达,产业水平低,因此以“低成本”方式吸引海外投资设厂,包括劳动力低成本、资源低成本、污染低成本等,也是造成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都与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不应混为一谈。而造成混淆的原因,也是忽略经济评价,而偏重文化道德批判的结果。
五、结 语
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历程,在当代社会也有不同的特色和表现,有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辨析中国的消费文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向。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并不具有天然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它也是特定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想资源。因为它不能说明消费文化的全部,不能涵盖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直接对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进行挪用,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消费文化问题。只有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化,了解其不同阶段的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逻辑线索,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本土的消费文化研究,这往往比理论本身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J].文艺争鸣,2004(5).
[2]李强.中产者成为社会主力还要30年[N].长江商报,2010-01-28.
[关键词]墨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土壤;消费观
[中图分类号]G120;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2-0075-04
一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1]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当然是在德国。就其“本源”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现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民所广泛认同和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当然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事实上,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产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相通之处,因而中国人民才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茁壮地生长。可见,要深入彻底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这样,中国的“文化土壤”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换言之,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的文化土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必将无法深入下去。
近年来,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都对中国的文化土壤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笔者也注意到,以往学者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线基本上都停留在甚至可以说局限在中国儒家身上,思路远远没有打开。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儒家,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例如,中国的墨家思想便是如此。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也绝不限于儒家和墨家这两家,其他各家各派的丰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限于篇幅只选取墨家来加以论述,其他各家各派当另作文详述之。而中国的墨家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庞大,当然不宜泛泛而谈。于是,本文只选取消费观作为“横截面”,着重分析马克思适度消费思想与中国墨家合理消费理念的内在一致性,意在说明中国墨家思想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横截面”。然而,“窥一斑而知全豹”抑或是“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意在通过这样一个“横截面”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墨家文化土壤亦是何其深厚。
二
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进行剖析和对资产阶级消费理论的批判中诞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并没用明确使用“适度消费观”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判断马克思是否具有“适度消费”的“思想”,问题并不在于其是否使用了“适度消费观”这一“概念”,关键是看他是否真正提出了包含“适度消费观思想”的论断(哪怕只是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因子”),看他是否对“适度消费”这一“问题”有实质性的论证过程,以及看他是否对适度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关于“适度消费”的“思想因子”(或曰“思想元素”)。笔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的。
笔者通过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发现,马克思主义适度消费观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一下子“冒”出来的,而是在批判两种极端消费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抑制消费的禁欲主义和奢侈浪费的过度消费,分别代表着两种极端的消费观,对于这样两种极端消费观,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是坚决反对的。进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这两种极端消费观的批判性分析中阐发其“适度消费”的观点的。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对抑制消费的禁欲主义的分析与批判。马克思首先明确区分了“禁欲”与“节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马克思曾经这样精辟地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2]马克思认为,所谓节约首先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可以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从而扩展人们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数量,提高人们的消费层次和消费能力。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能力(同时亦是发展消费资料)具有同步性,但这与禁欲完全是两码事。禁欲绝不是发展经济的条件,禁欲非但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又例如,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这样说道:“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可见,发展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就是发展生产力。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增加新的消费种类,扩大消费量与消费面,并且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同时要求不断提升消费层次。而禁欲主义恰恰与此格格不入,它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反对“禁欲”的同时,也反对超过特定历史阶段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过度消费”,在马克思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浪费。在对“过度消费”展开批判性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区分了“必要的需要”与“奢侈浪费”这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必要的需要”与“奢侈浪费”之间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对“必要的需要”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反对的仅仅是“过度消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奢侈”。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4]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消费要与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相称、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恩格斯说:“在一种与人类本性相称的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均反对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对立的“奢侈消费”,认为这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言下之意,正确的消费观应该就是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称的,而这种与人的“自然必要性”相适应的消费观便是笔者所说的“适度消费”。通过上述分析(特别是恩格斯的表述),同时也可以看出,马恩对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过度生产”也是不赞成的,这实际上恰恰从侧面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适度生产观”。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适度消费”与“适度生产”是相统一的,二者辩证地统一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②
三
如果认真研究中国著名文化典籍——《墨子》一书的话,便不难发现:其实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始祖墨翟就提出了合理消费的思想观点,这与马克思的适度消费思想实际上是内在相通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思想家中,主张勤俭节用的其实也并不稀罕。但像墨子那样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提出,却是难能可贵的。墨子是中国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以墨翟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墨家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不愧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瑰宝”。为简明起见,择其要而言之,墨子的合理消费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节葬”、“非乐”、“节用”三个方面。③
1.“节葬”思想。与“节葬”相对的当然就是“厚葬”了,墨子的“节葬”思想正是针对当时的“厚葬”提出来的,“厚葬”之风是先秦时期我们人类祖先的一种“习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种“厚葬”的“习俗”非常盛行,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在这种顽固的传统势力面前,墨子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厚葬”,他认为这种不可胜计的“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葬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等情况,他提倡一切从薄从简,认为“棺三寸”、“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墨子·节葬下》)即可。墨子主张“节葬”不仅是向当时“厚葬”的习俗“宣战”,同时也是向当时顽固的传统势力“公然宣战”,这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赵武灵王由于“胡服骑射”的改革而被世人标榜为历史的英雄,一介书生墨子竟然敢于向顽固而强大的传统势力“公然宣战”,难道就不是一个英雄么?在我看来,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他反对“厚葬”的主张对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也是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的。
2.“非乐”思想。墨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存在着一种社会现象,即王公大人过分追求音乐享受,不仅需要制造巨钟、鸣鼓、琴瑟和竽笙等乐器,而且还需要耳目聪明、体格健壮的人替他们演奏,客观上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墨子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墨子看来,这不仅造成了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而且更严重的是,还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另一方面,“农夫说(通“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通“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墨子·非乐上》)。为此,墨子提出了“非乐”的思想主张。墨子针对当时王公贵族的腐朽奢侈生活和社会弊病,提出发展生产的有益主张,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墨子在这里把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的寻欢作乐混为一谈而加以贬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如果按照马斯洛需要五层次理论的观点,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情况下,适当的精神享受也是必要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之余,进行一些适当的音乐欣赏作为调剂,这也无可厚非,甚至是有益的。可是墨子却没有能够将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寻欢作乐很好地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劳动人民必要的音乐欣赏理应持肯定态度,而对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靡靡之音则应当加以贬抑。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墨子却没有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当然,墨子在当时的那个历史年代能够提出“非乐”的思想是很了不起的,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我想这也是我们评价古人应坚持的最基本的态度。
3.“节用”思想。我们应注意到,墨子“节用”的主张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生活资料还很匮乏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可以说,“节用”是墨子经济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墨子关于“节用”的具体论述又很多,例如,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墨子认为,只有“节用”,才能防备不测天灾,促进社会稳定,才能求得百姓之温饱。当然,墨子尽管倡导节俭,但也并不是说越节约越好,而是以能够保证人们正常的生活水平为基准的。对此,墨子在吃、穿、住、行、用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主张。例如,在吃的方面,墨子主张“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穿的方面,主张“冬服绀緅(赤青芭和黑色带红的帛)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綌(细和粗的葛布)之衣,轻且清,则止”(《墨子·节用中》);在住的方面,主张“其旁可以围(御)风寒,上可以围雪霜雨露,其中蠲(明亮)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墨子·节用中》);在行的方面,主张“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舟楫“足以将(行)之,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用的方面,主张“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中》)。在这里,墨子尽管也没有明确使用“合理消费”这个“概念”,但“合理消费”的“理念”却清晰地蕴含在字里行间了。
实际上,在《墨子》这整部著作中,笔者并没发现墨子使用过“合理消费”这样的字眼,但其关于“合理消费”的“思想”却清楚明白地体现在《墨子》一书的文本中。我们在评价墨子是否具有某一种“思想”时,不宜简单地看他是否明确使用了某一“概念”,而更多地应仔细考察他是否对这一“思想”本身具有实质性的阐释。倘若对某思想具有实质性阐述,即便没有明确使用该“术语”或曰“概念指称”,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具有该“思想”。在笔者看来,这是我们今天解读《墨子》这部经典应坚持的基本方法论。
四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费进行深度剖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中国古代墨家的合理消费理念则是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而提出来的。尽管二者“生长”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之中,是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各自得出的结论,然而马克思的适度消费观与中国墨家提出的合理消费理念从根本上讲却是内在相通的。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将此二者进行细致比较的真正意图乃在于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端于德国的思想文化,能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扎下根基,并且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茁壮地生长起来,这显然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还在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内在的贯通性,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遗憾的是,过去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土壤的研究视域还往往局限在儒家,而对其他各家各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相通性的研究则很少涉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绝不限于哪一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本文只是以中国墨家为例,选取消费观上的一致性作为分析的“横截面”,探讨了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相通性,意在说明中国的各家各派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土壤。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当然绝不仅限于儒家和墨家,其他各家各派亦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这种相通性也并不限于消费观,而是体现在世界观、辩证法、历史观等各个领域。正如庞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人类性的成分。人类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永恒性寓于时代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6]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的博大精深,并且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如此众多的内在贯通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才能够如此茁壮生长、生机盎然。笔者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将不断开出绚丽的创新之花,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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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理论;新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比较综合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034-03
现代社会中,消费已然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消费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方向日渐被人所重视,不但为经济学界及经济理论家所关注,也引起了国家实际部门及决策者的重视。
1 古典经济学的消费思想
从消费理论的发展史看,古典经济学并未将消费问题纳入统一的“经济人”范畴,而对消费问题的论证有更多的人文色彩。由于消费者没有被视为理性的经济人,古典经济学并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消费理论,在这一时期,关于消费的问题的讨论是散乱的分布在部分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
古典经济学中涉及到消费理论的代表人物及理论主要有:
1.1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威廉・配第的消费思想的核心是:少消费、多积累。其对消费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真正正确的认识到消费的作用和地位,首次提出了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费,是对重商主义财富观的否定;其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主张节制不必要的消费,以保证积累,保证财富的增值。他对各种消费支出意义的认识体现了“一切为了积累”的想法。
1.2 让・巴蒂斯特・萨伊(Say,Jean Baptiste)
萨伊是经济学说史上将消费理论正式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他认为消费的唯一研究对象是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程度,唯一目的是在于对比消费者的消费对他所引起的损失和给他提供的满足。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不会出现需求的不足。而其之后的经济学家,大多遵从萨伊定律,在生产消费的关系上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
1.3 西斯蒙第(Sismondi,Jean Charles Lnard Simonde de)
古典经济学中最具有人本精神的消费论来自西蒙斯第。西蒙斯第的消费思想是以消费站优先地位为基本原则的。他指出“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和消耗财富的享受,如果财富不让人享受,如果任何人都不需要它,那么它就失去了价值,就不再是财富了。”?他对萨伊定律提出批评,认为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同时也是生产的动力,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消费不足说和经济危机说。西蒙斯第分析了影响市场的四种因素,即消费者的数目,消费者的爱好,消费量的大小,他们的收入,及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
1.4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消费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有效消费”的概念,他指出,所谓有效消费,是指人们能给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
2 现代西方消费理论
对消费行为的研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从凯恩斯起,经济学家都在不断为之付出努力。现代消费理论也逐步走向成熟,经过经济学家不断的努力,也出现了许多完整的消费理论,建立了许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模型。
2.1 边际主义
边际的概念最早是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其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地租理论中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的思想;杜布衣(Arsne Jules Etienne Juvenal Dupuit)首先将边际概念与消费曲线联系起来,发现了消费者剩余,之后德国经济学家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提出了著名的戈森定律,为现代“效用论”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学派集大成者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来阐述消费,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成为了西方正统消费理论的基础。
2.2 绝对收入消费理论(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其主要理论观点是:强调消费支出是当期可支配收入的的稳定函数,在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量不断减少,此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绝对收入假说可以用线性消费函数表示为:
C=a+bY (a>0,0
其中C表示计划消费,Y为可支配收入,a可以表示不依赖收入的消费量,b则是边际消费倾向MPC。
绝对收入假说对于消费问题的后续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2.3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
1949年美国经济学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从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和假定入手,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其核心内容是论证并揭示了消费所存在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规律。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迅速增加,当收入减少时,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消费者不会过多的减少消费支出。相对收入假说下的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C=Y0(k-b)+bY
2.4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Life-cycle Hypothesis)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F.Modigliani)是生命周期假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有理性的,消费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和财产收入,根据一生的收入水平安排最佳的消费和储蓄。其消费函数为:
C=a・WR+C・YL
其中,WR为实际财富,a是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c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一般而言,一个人在其一生消费的现值不超过一生收入的现值的条件下,会尽可能使一生中的消费保持恒定。总体上说,一生中的收入虽然不是稳定的,但是消费却是相对稳定的。
2.5 持久收入消费理论(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是永久收入假说的提出者。他在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是永久收入假说的代表作。其基本出发点和莫迪利亚尼是相同的,即认为尽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稳定的,但是消费是相对稳定的。该理论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其现期收入决定,而是取决于其永久收入。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模型是:C=kYp。其中C为持久消费,Yp是永久收入,k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由于永久收入理论中的永久收入是由上期收入与现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来估计的,即Yp=θY+(1-θ)Y-1,θ为权数,0
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本质上是相同点,二者都是以消费者根据长期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行为为基础的,他们被合体成为前瞻的消费理论,两个理论合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简称LC―PIH。
2.6 随机游走消费理论(Random Walk Hypothesis)
霍尔(Hall,1978)在卢卡斯(Lucas,1976)批判的基础上,把理性预期方法应用于消费行为理论,将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理性预期理论想融合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理性预期生命周期模型――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
随机游走理论假定效用函数是二次型,其函数表达式为:Ct+1=Ct+εt。其中,Ct+1和Ct分别是下期消费和本期消费,εt为白噪音项。
该理论提出后,许多经济学家及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及检测。Flavin(1981)利用类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了所谓的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而Campbell and Deaton,(1989)从另一个校对对随机游走的假说进行了检验,发现了消费的“过度平滑性”。而这二者一起构成了对随机游走假说的挑战。
2.7 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 Theory)
由于随机游走理论不能完全的解释消费者行为,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一个就是预防性储蓄理论,该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与财富积累之间有相关关系,当不确定性越高,和LC-PIH假说越不吻合,而是更多的根据现期收入来安排现期的消费支出。
里兰德(1968)指出,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原理不再成立。相对确定的情况,消费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会采取更加谨慎的行为。Caballero(1990)假设效用函数为常绝对风险规避型(CARA)效用函数:U=-1θexp(-θCt)。
Caballero的研究成果表明,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和未来劳动收入变化量的方差越大,最有消费路径的斜率越高,预防性储蓄越大。
预防性储蓄理论强调了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一理论为消费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视角。而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与“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被预防性储蓄假说解释。
2.8 流动性约束消费理论(Liquidity Constraint Theory)
流动性约束假说则从另一角度对过度敏感性价格给出解释,该理论认为,LC-PIH理论假设个人能够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上借贷和储蓄,这是与现实不符的,现实中存在着流动性约束。而在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只与当期劳动收入正相关,这就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给出了一种解释。
流动性约束假说主要有以下三点主要结论:(1)面对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较不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低。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当期财富,只与当期收入正相关,从而解释了“过度敏感性”;(2)消费者一旦预期到未来可能会面临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会下降;(3)如果消费者在第期面临流动性约束,那在以后各期的消费都将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
2.9 λ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都是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对随即游走假说的修正。与之不同的是坎贝尔和曼丘直接从总和消费入手,建立了“λ模型”。
坎贝尔和曼丘假设一个经济中存在两类不同的消费者,第一类具有凯恩斯描述的性质,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第二类服从随即游走假说,消费由永久收入决定。假设第一类消费者的比重是λ,那么这个经济的总消费为:Ct=λYt+(1-λ)Et(Yp)。其中,Yt表示第t期的可支配收入,Et(Yp)表示第t期对永久收入的预期。
我们可以把λ假说看成是随机游走假说在阿克洛夫和耶伦(Akerlof and Yellen,1985;1985)的有限理性假说下的一个推广。
2.10 缓冲库存储蓄理论(Buffer-Stock Saving Theory)
缓冲库存储蓄假说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旨在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活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按照这一理论,消费者一般要确立一个财富与持久收入的目标比例,在消费这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前提下,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消费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反之亦然。缓冲库存假说暗含的前提是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对缓冲库存储蓄理论主要有三种解释:
谢佛林和塞勒(Shefrin and Thaler,1988)认为,个人有一系列“拇指法则”用来指导他们的消费行为。这样的“拇指法则”可以导致消费者通过储蓄和借贷来拉平短期收入的波动,从而使消费在短期内较合理的遵循永久收入假说的预言。
迪顿(Deaton,1991)和卡罗尔(Carroll,1992)认为缓冲库存储蓄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它源于高的贴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居民不负重债等原因。
哈伯德、斯金纳和泽尔德斯(Bard,Skinner and Zeldes)认为缓冲库存储蓄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和福利计划对低消费水平的保险,防止了极低消费水平的出现。
3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
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但其就消费问题和效用问题都提出了很多不同于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消费理论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批判的吸收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形成了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消费理论的综合。
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在生产出来。”马克思主义中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消费理论,但是其对消费的重视可见一斑。
继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度兴起,其以哲学的角度对消费文化进行研究,下面将介绍一些西方马克思的典型学派和个人的消费文化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赫伯特・库赛(Herbert Marcuse)等的消费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一个物化和自我合法的模式,发达工业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在于它的操纵人的储蓄已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尤其是大众的消费领域,工业文明常常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和扩大生产。
英国现代消费文化理论是以约翰・费斯科(John Fiske)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消费文化理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他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极接受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点到其功能,使之符合自身的利益。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布尔迪尼(P.Bourdieu)的空间分成的消费文化理论观点。他既不像一些符号学家把消费文化看作是与社会无涉的,独立自足的符号体系,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应。他以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连接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
法国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符号消费理论。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化模式已经发展到使用和交换价值被符号价值所替代的程度,他重新界定商品主要是作为一种符号来消费和显现的。在这一新的消费文化中,符号自身是有价值的,也就是所谓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也就构成了这一消费文化的核心。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符号秩序和组织为完整。
4 比较与综合
从斯密到凯恩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消费理论从不同的方面都在被发展着。人本主义的出现到暗淡再到再次被提上日程,消费模型的不断完善,消费文化的深入研究,不论是从其哲学意义还是从其现实分析方面,经济学家们都在不断的完善理论。而消费理论的模型也越来越接近于实际消费行为。但是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偏重于消费文化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于消费行为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而西方消费理论这主要关注于消费模型的建立,个体行为的分析。
新古典消费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没有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阶级分析。如果把马克思注意到阶级分析法引入新古典消费理论,就可以更好的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最重要通过消费方面的差别体现出来。
在理性预期引入了消费理论后,消费模型的不断改进显得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在考虑到其他不确定因素后,消费模型可以较以前更好的解释消费行为,但由于其模型的局限性,在一些实证数据面前,依然无法很好的解释消费行为,尤其是真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许多理论的基础设定就具有很大的偏差。
5 结语
我国现在的消费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跟随外国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二是对西方非主流的消费理论做进一步研究;再是试图建立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消费理论。但至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较能拟合现实情况的模型或者理论。
在通过文中对消费理论的发展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消费理论的发展倾向于加入不确定性分析,人本主义逐渐凸显。但由于基础“经济人”假定的限制,对于实际的分析总有一定的偏差,倘若能将人本主义因素模型化,将不确定性及行为心理学模型化来拓展消费理论模型的话,或许能更好的反应现实的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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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伦理;困境;消费异化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76 -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已经步入大众消费时代,消费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毋庸讳言。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面临转型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泛滥的背景下,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主轴,然而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伦理体系的构建却存在着真空。在伦理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人的道德理性有可能在消费欲望的挤压下趋于边际。[1]人们的消费行为并没有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而是逐渐的被物欲所绑架。炫耀消费、攀比消费、过度消费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本应纯良的关系,违背了我们对物质丰盛社会的美好期许,面临着严重的消费伦理困境。消费伦理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消费行为的道德论证、反思和批判,确定消费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从而为人们不仅是“存在”而且是“更好存在”提供依据和担保。[2]
一、消费伦理困境表现分析
(一)消费的异化倾向
异化从哲学意义上讲,是指主体所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主体自身的异己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刺激消费的政策和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极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深入人心和不断泛滥,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逐渐异化成为消费者自身的负担。首先,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追求,如同穿上了欲望的魔力红舞鞋,无法停止,逐渐在消费中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其次,消费的终极意义应该是实现“人的幸福”。然而人们无视自然和伦理道德的各种消费方式却往往使自己与幸福背道而驰。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几近枯竭。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但消费异化倾向在城市市场已经初露端倪,不加遏制,这种价值观念会持续渗透,使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物质欲望的陷阱。
(二)消费行为去道德化
目前,由于伦理道德体系建设的缺失,导致我国整体伦理环境恶化。在消费领域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去道德化。消费行为去道德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消费自由权利与消费责任义务的割裂。消费者在享有消费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对他人权利、对社会发展、社会道德风气以及对自然环境是否尽到责任。然而消费者的奢侈、炫耀、过度消费,以及对盗版、过度包装、愚昧消费的纵容而非抵制,说明了消费领域责任意识的缺失。第二,漠视消费的公平与正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合理消费、公平消费是一种美德,然而现实是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消费严重不均的代内不公和过度掠夺后人资源的代际不公消费现象普遍存在。人们普遍缺乏对自身消费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意识和价值判断。
(三)精神消费的匮乏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物质欲望长期受到压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欲望极大地释放出来。然而由于伦理教育的缺失,人们在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化的消费并没有同步跟上,并且在精神文化消费支出中用于娱乐服务的支出大大超过用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支出。而当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就必然导致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容易迷失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 [3]导致精神家园逐渐沦陷。
二、消费伦理困境成因
(一)西方享乐主义与节俭悖论等价值观念和理论土壤的培植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的价值理念和经济理论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国的消费趋势。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俭悖论,认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会增加个人财富,但会减少国民收入引起经济萧条,对国民经济却是件坏事。因此,不提倡节俭,而是倡导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节俭悖论对西方国家乃至我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抛弃节俭美德转而追求享乐主义。
(二)我国消费伦理教育方面的缺失
从总体经济伦理环境来看,我国目前处于新旧伦理立破的真空期。改革开放前的“”和社会的变动使传统伦理思想地位发生了动摇,改革开放后,西方消费主义思想迅速涌入和泛滥,消费者在没有正确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下对外来文化全盘吸收,对传统伦理文化全面否定。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缺乏伦理约束的时空环境中成长的。[4]目前我国对于商业伦理尤其是消费伦理方面的关注是非常欠缺的。
(三)中国传统面子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
消费行为离不开文化因素。与西方相比,我国消费者普遍注重脸面文化,消费行为受群体的影响巨大,甚至面子成为驱动消费的重大动因。与面子关系密切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攀比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一些象征性消费。这些消费往往带有非理性色彩,实用性不强,对个人和社会来讲是一种不理性的浪费行为。
(四)忽视消费的伦理评价,过度重视消费的经济评价
从政府的宏观层面看,政府的经济发展优先以及鼓励消费政策,更多的体现了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从企业的中观层面看,绝大多数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主业是业务,而不是慈善或社会福利,更不是道德”,忽视企业的伦理建设;从微观消费者层面,由于缺乏相应的伦理规范的引导,消费者只注重消费行为的效用,即消费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而忽视对自己消费行为的伦理审问与思考。
三、消费伦理困境破解不容忽视的五种力量及其责任
(一)政府
总体伦理环境的改善和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首先依赖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从目前我国经济领域严峻的伦理问题看,政府有必要高屋建瓴,利用政策导向与法律监督手段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以及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通过传达政策导向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并宣传消费伦理规范,引导消费者摈弃炫耀和浪费,提倡理性消费,在消费的同时关注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生命的尊重、消费的公平与正义乃至可持续的发展。
(二)媒体
当代消费伦理的变异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体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媒体的传播内容对消费者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起到了巨大的渗透和指引的作用。西方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我国大行其道,和传媒不加伦理约束的宣传有莫大的关系。改变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 ,大众传媒有义务守护良心底线,实现传播自律,注重传播伦理和媒体道义,摈弃庸俗,加强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舆论引导和伦理观念渗透,对消费者的价值观念进行正面引导,而不是消费主义的推手。
(三)企业
改变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企业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是企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资本,摈弃“非道德经营”的传统企业哲学,加强自身伦理建设和企业公民意识,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进行“道德经营”。比如不能为了赢利的目的而利用消费者的人性弱点操纵消费者,不断的发现和刺激消费者的欲求,成为物质主义泛滥的推手。现代经济活动只有同时能够提供物质功用与道德关怀时,才能有效地去满足人们的需求,也才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5]
(四)消费者
消费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摒弃人性弱点,塑造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是改变我国消费伦理困境非常关键的因素。西方“消费主义”是完全违反我国传统的消费伦理思想的。我们须从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消费伦理思想中汲取有益因素,从自律入手,义利双修,不断培养自身的道德人格,提升道德境界,做“公民型消费者”或“道德消费者”。[6]通过消费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拯救开辟出一条消费伦理困境的现实解决之道。
(五)教育部门
目前我国的学校,甚至是高校也鲜有开设有关消费伦理、营销伦理等经济伦理方面课程的例子,对伦理教育的漠视和缺失,也是目前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成因之一。教育部门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承担对公民进行系统伦理教育的责任。应该重视整体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环节。在整体伦理教育环境改善的基础上,加强对商业领域的伦理道德研究,鼓励高校开设商业伦理、消费伦理等课程,使整个社会对消费有更理智的看待,有助于走出消费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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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