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发展论文范文

财税发展论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财税体制仍然存在着宏观税负偏高、财力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不健全、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重大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产生逆向调节作用。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协调推进。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从相关资料可以判断:

(一)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二)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

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三)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四)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

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一)财力快速上移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二)事权下移

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三)“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通常,下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一)主体税种结构失衡

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二)税种结构不合理

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

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

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

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二)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

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三)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

从1985—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

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三)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

目前,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达几百项,项目设置过多、过滥,覆盖面过宽、重点不突出,难以体现中央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引导和调控作用。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689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9.2%。2005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加上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专项支付的部分,占当年转移支付总额的53.2%。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覆盖面过宽,造成许多项目在管理上存在着“多头管理”现象。如灾后补偿和重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涉及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很容易造成操作中挤占挪用、监督管理不到位、资金拨付效率低等问题。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入地方预算,进入了地方人大监督的范围,而专项资金在使用上还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财税发展论文篇2

从1998年3月我国第一笔互联网网上交易成功起，我国的电子商务至今已经走过了9年的历程。9年中，无论从其交易模式还是交易额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2005年我国电子商务季度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2006年第一季度，电子商务交易额较2005年同期增长了50%。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不仅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使我国的税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电子商务给税收带来的双重影响

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税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是电子商务的发展直接提供了新的税源。一种先进的交易方式出现必然会带来经济更快的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可分配财富，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二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技术可被税务机关采用，有利于改进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服务水平和税收管理效率的提高。然而，电子商务给税收带来更多的是问题和挑战。电子商务不同于传统商务，这就使建立在传统商务基础上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无法适应电子商务以数据为核心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动摇了传统税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对税收管辖权的影响。按照属人原则和属地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税收管辖权有地域管辖权、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大多数国家都同时采用属人和属地两种税收管辖原则，由此引发的国际重复征税问题通常以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方式来缓解或消除。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混淆了对现行税制中纳税地点的确定标准，如机构所在地、劳务发生地、消费地等概念的混乱，这就导致了税制设计的困难。

虽然电子商务对属人管辖权的冲击并不严重，但由于对居民公司以及跨国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中掺杂了很多地点因素，使得这种影响也显露出来。如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判定一个公司是否为法人居民的管理中心、总机构、主要营业地等标准不再具有一致性，因而使属人管辖权出现争议。

（二）对某些税种的影响。电子商务对增值税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应税行为的判断上。原来有形的货物在电子商务下可以数字化，最典型的如图书报刊类，这样就使这类产品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增值税应税范围，从而为增值税的设计带来困难。

在营业税方面，目前我国营业税以劳务发生地为纳税地点，在传统的交易中，劳务的发生地和劳务的提供地以及消费地融为一体，但对电子商务来说纳税地点就变得难以确定。如不在同一地区的甲乙两公司，甲公司为乙公司通过网络提供软件的维修服务，那么这笔业务的劳务发生地到底是甲公司所在地还是乙公司所在地呢？假设甲乙同在我国的不同省份，那么两省之间的税收利益势必要进行重新调整。而若甲公司是国外的企业，向我们国内的乙公司提供了这项服务，如果把甲公司所在地定为劳务发生地，按我国传统的税收原则征税，我国的税收利益就丧失了。由于营业税范围中的很多劳动行为都容易数字化，正如上面的例子，要区分这些行为来自哪个地方是相当困难的。

最后，电子合同和交易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数据的存储，面对这些无形账簿，传统税制中的印花税也就无从征起了。

（三）对税收征管的影响。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的挑战首先表现在税收征管稽查难度加大，难以获得充分的征管信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交易的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等的征收无据可依，再加上电子货币的使用，更使得交易无法追踪。同时，纳税人还可以用各种密码来隐藏有关信息，使税务机关对交易的征管难上加难。

在征管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电子商务下容易产生各种形式的避税。这种先进的交易环境可以使企业选择在任何一个低税或免税的国家设立站点轻松避税。因此，电子商务的便捷性与高流动性就为跨国公司操纵利润、规避税收提供了便利。跨国公司通过互联网，只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轻松地将其在高税区的利润转到低税区或避税港。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实行电子商务对税收的挑战都是巨大的。对于那些集中度高、可控度高、中介依存度高、运用电子中介支付，以及非数字化产品，他们对现行税制和对税收征管的挑战是比较小的，如金融业、证券业、网上期货与现货交易、电力、自来水、煤气、电信、广播电视业、邮政以及美容美发，实物修理等行业实行电子商务对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产生的影响将很小，而其他行业实行电子商务对税收的挑战将是巨大的。

二、对电子商务征税的经济理论分析

对电子商务是否征税这一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征税方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目前电子商务处于起步阶段，应该积极扶持，而不是征税；二是现有的税收征管手段落后，征税成本巨大。主张征税方的主要观点是：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贸易方式，对其给予任何税收优惠，都是对传统商业公司的不公平；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仍是电子交易输入大国，如果不征税，那么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张征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已逐渐成为主流。

税收原则是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评价税收政策好坏、判断税制优劣的标准。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税收原则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税收原则的分析一般围绕税收与财政、税收与公平、税收与效率等方面进行，形成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一）对电子商务征税符合税收的财政原则。税收是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国家征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一定时期的政府活动筹集资金。据塞迪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是1088.2亿元；2004年则达到4800亿元；2005年达到6800亿元。电子商务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广大的税源，而我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又十分巨大，发展势头强劲，如果采取妥当科学的方式对其征税，无疑可以增加我国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

（二）对电子商务征税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税收的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税收负担应符合公平标准。具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条件相同者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二是条件不同者缴纳不同的税收。我们可以将税收公平理解为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贸易方式，并没有改变贸易主体的市场参与者身份，也不会使其脱离社会成员的身份，因此，理所当然要按照普遍征税的原则对其征税。

再则，只有对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平等征税，才有利于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比如，各传统的零售店就认为，如果仍旧对网上销售免税，他们在不久的未来将无法与网上销售商竞争。在我国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尚不完善的今天，政府应该努力给网上、网下销售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对电子商务征税符合税收的效率原则。税收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主要体现在税收中性上。税收的中性，是指政府课税对纳税人的市场行为选择不发生影响，不给纳税人带来超出税款之外的额外负担，不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市场起着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虽然市场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政府，但政策因素应该是第二位的，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应小于市场。西方的经典经济学早已论证，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优的市场，它能使厂商和消费者效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税收作为一种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其实施应以最小限度地影响自由竞争市场的效率为前提。简单说，税收中性就是不对市场主体的行为造成扭曲，否则就会降低市场机制作用的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古尔斯比指出：“对电子商务征税会减少电子商务交易额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对这种商务征税。出于避税的目的而将交易从传统的零售商店转移到网上进行是很明显的经济扭曲。”也就是说，如果只对传统商务征税或对电子商务课征较轻的税负，除了会产生市场公平问题之外，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市场选择策略，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

税收的行政效率是指税收征纳过程所发生的费用最小化，也就是征税和纳税的成本都最小化。对于电子商务而言，现行的很多征管措施仍然符合其发展要求，但现有各项税收征管措施的电子化水平急需提高，并且要通过广泛应用新兴技术提高税收的征收效率和服务水平。对电子商务采用电子征税的方式，将会提高申报的效率和质量，降低税收成本。对纳税人来说，申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省时、省钱；对税务机关来说，不仅减少了数据录入所需的庞大人力、物力，还大幅度降低了输入、审核的错误率。其次，由于采用现代化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了申报、税票、税款结算等电子信息在纳税人、银行、国库间的传递。加快了票据的传递速度，缩短了税款在途滞留的环节和时间，从而确保国家税收及时入库。

所以，对电子商务征税不仅是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的要求，也是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提高税收行政效率的必经途径。

三、我国税收面对电子商务应采取的措施

（一）改革完善现行税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主张对电子商务不开征新税，而是采用现有的税种。这就需要对现有税法进行完善。

首先，要对电子商务交易中各税种的使用范围进一步加以明确。按照交易的完整性，电子商务分为离线交易和在线交易。离线交易是指以电子方式缔结合约，而货物和劳务是以传统方式提供的。在线交易则是指货物和劳务最终也是通过网络提供。对于在线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如无形资产、音像制品等征收营业税，如果这些产品的提供者是居民纳税人，可以对其征收所得税，如果是非居民纳税人，则可以征收预提税。对于离线交易仍应征收增值税。

其次，对现行税法进行补充修订，增加适用电子商务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虽已有较大发展，但仍远未达到盈利的规模，众多的电子商务网站还处在吸引用户的阶段，即处于“培育市场阶段”。就整体而言，我国电子商务仍处于起步阶段，交易手段、范围、交易人数、安全认证等均处于初级探索过程。虽然从长远看对电子商务和传统商务要公平税负，但其目前作为我国的新生事物，尚未发展成熟，政府还是应该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二）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措施

首先，加强税务机关信息网络建设。尽早实现与国际互联网全面连接以及在网上与银行、海关、网上商业用户的连接，真正实现电子申报、电子结算。电子申报解决了纳税人与税务部门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实现了申报无纸化。电子结算解决了纳税人、税务、银行及国库间电子信息及资金的交换，实现了税款收付的无纸化。同时，应开发全国统一的征税软件，改变各地税务机关在软件开发中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其次，可以建立全国性的网络商务中心，规范网上交易。从法律上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必须通过网络商务中心进行网上交易活动，以便全面掌握网上交易情况。网络商务中心应与税务局信息中心、纳税人及银行结算中心联成一个规范的网络，税收各环节之间传递征税所需信息。网络商务中心可以接受税务机关的委托，代扣代缴税款。

再次，在尊重国际税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各国政府应加强合作，对国际税收管辖权冲突问题、跨国公司内部电子商务转让定价问题，以及国际避税问题进行协商，制定相关准则，以确保各国的税收利益。同时，还要注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分配问题，发达国家是电子商务的主要输出国，由于进口征税存在技术困难，发展中国家在电子商务输入时失去了法律屏障，因此，国际税收协定在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利益上要给予足够重视。

最后，加快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进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力求电子商务发展的自由、隐私与税收行政权力的适当介入两者间的平衡。因为，对企业和个人而言，自由、安全和隐私的保护是他们选择电子商务的重要原因。但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监督、调查是他们必要的职责。

四、结束语

财税发展论文篇3

【要害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要害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熟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熟悉、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熟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非凡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重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假如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心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非凡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非凡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阅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实，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闻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熟悉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非凡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熟悉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阅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碰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财税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域外法学；财税法；公共财产法；财税一体原则

新时代下的中国在很多的领域和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差性和动态性的原则，很大一部分的法学系统会由于分工过于精细，很容易造成法律现象复杂化的矛盾情况，因此将出现的问题进行统一化处理，并且形成一体化的多层次处理问题方案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依法治国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开始对领域法学和域外法学进行整合研究，并将之与我国的财税法案进一步的比对，渐渐加深了对诸法合一概念的研究，形成了与传统法律有机结合有同构互补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之后美国的企业不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劳动力补充的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也因为税收负担的原因举步维艰；日本在二战之后经历了经济零起点发展的情况，由于国情原因对企业情况非常重视，因此对其在财税上也降低了征收点，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财税法对其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进行财税法案间的互相补充成为了每一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法学难题，也为我国在制度和质量保障上借鉴先进案例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性。世界各国的发展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形成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条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为我国对诸法合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来源和考察资料。根据全球各国的法学发展情况来看，财税法的定位从来都不是新兴学科，而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二级法学学科，财税法立足于发达的财税制度、执法以及司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传统法学奠定基础。

每一个国家的法学都有其独特的分类和体系，而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管理价值，财税法与相关法学的关系并且对本体准确定位，是目前世界各国都会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且解决思路和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中国的财税法虽然发展较晚，但是很快便被国家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201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财政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支柱，用科学的财税管理办法合理优化社会资源相关配置、维护经济市场统一、实现国家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该决定不仅明确了财税法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性，也对其可以保障安定社会的基础工作基于了肯定和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6月审议并通过了《深化财税改革方案》，将建立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工作进一步推进，并从细化分工的角度对政府而的税收、预算、事权、支出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部署，确定了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标志着我国开始在财税法学和财税法治上开启了进一步加速工作。文章通过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执行的财税法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比较，对我国财税法的定位和性质起到的借鉴素材进行分析，同时回顾我国财税法的发展过程，重新对财税法形成的贡献和特点进行认识，进而为我国在新时期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格局建设指明了优化和发展方向。

一、域外财税法及我国财税法的演进过程

我国的传统经济法观点认为，经济的相关法律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产物之一，来源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管理失控时的社会参与和紧急救济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资本主义垄断和以及恢复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合理竞争关系。随着经济市场环境的持续发展，经济法也开始转变的更加深入和细化。由于财税政策涉及到了政府行为中的调控功能，因此财税法顺理成章的被归属到经济法中，这也是长久以来经济法学界内的共识。但是财税法的真正起源应来自于国家的建立，财税活动的产生的资源才是国家进行调控和基本行为来源，因此财税法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体现政府职能的合法性和获取国家收入，不应仅仅为资本主义的上层阶级服务，还对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国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地位应当和民法、刑法等传统意义上的法律互相依存和补充。在我国古代，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引导下，国家需要对使用王土和资源的人民征收一定的物资，这也是我国最早征收财税的行为。

目前的财政法更多的被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学影响，同时贴上了人权、民主、法治的标签，顺应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创新改革，得到了理念上和权力上的升级。财税法的宗旨有原本的维护国家基本利益渐渐转变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也就是将最终目标变成了维护纳税人的基本权益，但是财税法的基本职能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在理财治国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此可知，财税法不论是产生时间还是历史渊源都是远远早于经济法的。根据对垄断资本国家的立法历史分析也可得知财税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交际也屈指可数，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并没有对经济法进行过概念层次的定义，更多的是对反垄断法、反竞争不当法、消费正权益保护法和市场管理法等具体的部门分类，从学术理论上来说也不曾出现过经济法的定义。美国1981年颁布实施的《经济复兴法》针对了降低税率以及资本收益的税率制定的相关规定；日本也在增加社会经济实力的领域上采取了很多税收相关的扶持政策；法国2002年出台的《国家创新计划》中也有对税收减免一部分的政策；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制定了税收调节市场的法律政策，但是其中都没有对经济法相关的内容和法律。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曾开展过对经济法概念和定义的研究，但是学术和立法层次的经济法仅涉及竞争和市场管理方面，和我国的经济法宏观调控内涵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

从整个世界对经济法研究的程度来看最为发达的国家是前苏联，前苏联的经济法案是随着计划经济的产生并发展延续的，时至今日，任何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法学理论的角度上都没有对宏观调控进行阐述，国外使用的相似词语为行政干预或是国家干预。将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应用到提法和财税法的现象是我国独有的，因此对域外法学交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宏观调控从严格规范的意义上来讲是指国家政府对社会产生的整体需求、总体供给以及在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上进行管理和调控，因此合理利用税收、支出、国债等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仅仅是财税法案功能中的一小部分，完全不能对财税法涵盖的价值和内容进行全面的体现。简单来讲，西方国家以及东欧的转型国家都是以其自身的特点为基础，进行财税法的深化改革发展。现代的财税法主要是从公法学中获取资源，以行政法和宪法的角度对国家财税权和政府职权滥用等方面进行关注和控制。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是许多领域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处理上也需要遵循多管齐下的原则，强调了学科交叉、问题导向等问题的研究和发展。同样，财税法的学术理论也需要从不同的领域获取内容，开展对财税特有元素和工具的研究可以得到相关的边界理论，这些都是传统的法学涉及不到的，也是体现财税法学独有的特点之一。

在我国，财税法归于经济法的过程也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曾深受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主张将所有的经济相关法律都纳入经济法的名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发展，让民商法开始逐渐兴起，经济法成为了政府纵向管理的手段，与行政法形成互相切割的关系。由于财税法的使用工具涉及到经济管理方面，因此财税法也理所当然的被纳入到了经济法之中。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财税法在国建之初即完成了一部分的学术理论积累，在必要性和有效性上都有着具体的指向，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宏观调控力度，但是究其根本财税法的主体应当为宪法和政法引导下的财政支出法、监管法、收入法三个方面的整合，因此现代的财税法可以被称为一种管理公共财产的法律。因此在财政的三个角度对财税法进行研究，更容易找到目前出现的财税问题的解决方法，也能帮助政府部门更好的理解财税法的核心原则，在处理社会市场经济问题上更加得心应手。财税法在和经济法形成良好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化和成熟，从目标与价值的角度培养出了更好的时代产物，渐渐在立场和视角上与经济学有所区别，在法律体系中的身份也变成了难以撼动的领域法学。我国的财税法经历十年来的发展渐渐成为了无法替代的法律，从世界的整体发展经验来看，财税法应当形成综合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在科学体系渐渐成熟和完善的同时脱离征税的头衔，形成对解决经济问题和市场问题以及纳税人权利保障的新理念的处理方式。

二、中国财税法的特色及相关领域贡献

通过对域外财税法学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东欧转型国家财税法理论的成熟，我国的财税法学在发展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空间。目前为止，我国设立财税法学士的高校仅有两所，设立单独财税法博士点的院校只有一所，在法律专业中财税方向的院校也屈指可数。中国财税法学相关研究人员二百多理事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法学院，而其中具有招收财税法专业学士资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招收财税法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的不足二十人。除此之外，我国还没有设立一份专门针对财税法的期刊或杂志，只有一些以书代刊的出版书籍而已。我国的财税法虽然在相关学者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提升，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也在渐渐减小，但是还是需要在学术上加大研究力度，设法减低财税法误区和与成熟域外财税法之间的距离。例如将财税法和经济法互为一体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开来，让二者的关系恢复到独立自主、协作共赢的状态中去，用公共财产的角度实现依法治国和财税法学的研究工作，在关注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对财税法的其他功能进行补充。教育方面加大大学改革制度，用加深法学教育的手段让财税法成为大学本科的核心专业，或是开设税法、财政法、国际税法等相关专业，激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硕士点、研究生点以及博士点，政校合作培养出更多财税专业的高级人才。

创建独立的财税法刊物，大量发表高质量的财税专业论文，引导和规范目前的财税法律研究程序，提高人才使用效率和相关研究的水平。为了有效理解和应用域外财税法的条例，政府部门还可以加大引进留学人员或归国人员的力度，提高法学高校的外教和研究质量，还可以创建英文原版的财税法相关刊物，与国际上的财税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和交流，对我国财税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推动作用。将财税法从独立分科转变为诸法融合，加大和其他法律的合作和交流工作，从不同法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实质效益，将财税法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更好的延展和开拓。创造出公平公正的法学竞争环境，让有着思想抱负和真才实学的年轻学者踏入到现有的法学研究队伍中去，积极开展财税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满足立身之本的同时攻克现有的难关和问题。尽管我国目前的学术环境还不够充裕，但是中国财税学的前景广阔也可见一斑。和发达国家的多权分立相比，我国的财税法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了财税一体的运作模式，这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建国之初没有任何成熟理论可参照时形成的独立法律。财税法刚刚成立的同时，宪法以及行政法自身的理论还尚未成熟，无法对财政税收领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财政法建立自身体系以及应对各种问题时，只能依靠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并且根据域外的财税法律进行学习、研究和参考。财税法和宪法的合作还是在财税学者的促进之下形成的，但这样的结果并非是时势影响下的顺应之举，更是来自于财税法学者的慧眼独具和积极创新的结果。

早在二十世纪末期，司法部门在对全国高等教育编制教材时，就让税法和财政法互相独立却又整合统一，并将该教材命名为《财税法教程》。由此，财税法一词开始进入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中，不仅对院校的课程设置和研究机构命名造成了影响，还改变了全国性法学性质研究会的名称。中国最早的税法研究会的名字是“中国税法研究会”于二十世纪末成立，当时的活动和研究范围也仅仅在税法相关领域。在二十一世纪初，因受到财税一体概念的影响，将名称改为“中国法学财税法研究会”，将财政法的内容和税法的内容有机结合。财税一体的概念不仅对学术命名起到了作用，还对我国整体的法制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推进。财税法一词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名称，从字面上恰当严谨的表达了该学科的总体面貌，还能对学科涵盖的内容进行描述，同时又将学科的同一性质体现出来。这样的整体学科概念，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未来税法和财政法的分权和分立行为，还能避免出现财税中的支出、收入、管理三方面的隔阂，用整体化的系统概念对学科和法律进行规划，用全局纵观的视角将财税领域的内容尽收眼底。

从财税法的本质上来说，税本身是不具备意义的，只有将其和公共财政的大环境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税法总论的内容和意义；只有让其和财政法相互研讨，并且合法、合理、公正、公平以及满足国民需求时，才能理解到税收带来的公平和正义。现代可以运作良好的国家都是实施税款征收的国家，而且税收比例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执行的财政行为也和税收相关。因此在开展财税法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贯彻和牢记财税一体的概念，坚持有法可依和依法治国的发展方针，这不仅仅是针对学术界的理论见解，也是中国财税法在未来发展的独特优势，不仅可以更好的为解决中国的财税问题提供价值，还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研究领域取得良好的进展，同时也能为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和创新改革事业的良好开展提供基本的原动力。

三、结语

我国目前推行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是需要以物质财政基础作为前提，才能使接下来财税体制系统改革工作的开展更加高效和正当。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外部工作上表现为公共性，推动对策上显示为建设性，权利表达上为法制性，实质内涵则是以民生为基础。我国经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注定了财税法的起点要与发达国家的域外财税法有较大的距离，但是我国领导人和学术人的正确观念提出的科学政策条例，为我国的财税创新改革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会议上审议并通过的法案为财税治理建设的迫切进行了阐述，并且将财税法在定位和性质上重新进行了部署和规划，提高了财税大的功能领域和法学价值，用革新的角度完善了财税法领域的理念和制度结构。在众多的财税调整政策中，2014年修改完成的《预算法》表达的尤为明显，在旧版法案中执行了二十余年之后，将法案中的第一条立法宗旨“加强宏观调控”的词句删除，规定了“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完善的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法案原本的国家主导思路转变为财政主导国家思路，从理念上实现了财税价值本质上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不仅有利于我国财税法思想上的解放和繁荣，对建立健全完善的法治轨道下领导的财税指路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财税法、财税法学以及财税法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5)．

[2]陈少英．财税法的法律属性——以财税法调控功能的演进为视角．法学．2016(7)．

[3]刘剑文．财税法学近十年发展之回顾与反思．财税法论丛（第10卷）．2009．

[4]刘剑文．域外财税法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科技与法律．2014(5)．

[5]刘剑文、耿颖．财税法学科的综合化与多元创新之路——从北京大学财税法学专业的演进展开．中国大学教学．2014(2)．

[6]刘剑文．以报国情怀铸造对外学术交流的“中国印”——财税法学研究会国际战略发展纪实．河北法学．2011(4)．

财税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财务会计 税务会计 差异 协调

在企业会计中，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税务会计的主要内容是税务活动，而财务会计主要是确认企业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并对其进行计量和记录。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要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企业财务会计与税务关系的差异进行协调。

一、对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差异进行协调的作用

所有的财务会计制度指的是全面的核算与监督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并将经济信息提供给信息使用的主体。所谓的税务会计指的是反映和监督纳税人应缴税款的缴纳、申报货值，二者相互联系、互有交叉。

在计划经济时代，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具有较高的重叠性，这是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主体比较单一。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越来越多，税务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主体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是政府和投资者。由于投资主体的不同，对于会计信息的使用有着不同的要求，从而加大了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之间的差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要对企业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差异进行协调。只有二者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才能使国家税收管理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有利于帕累托最优的形成。不仅如此，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协调也有利于企业制度和结构的优化，使企业的税收标准和纳税风险降低。

二、企业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主要差异

（一）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具有不同的组成要素

企业税务会计的基本要素有4个，而企业财务会计的基本要素有6个，主要有费用、利润、负债和资产几个方面。与此同时，税务会计与企业的应缴纳税款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应纳税额和纳税所得。

（二）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具有不同的目标

税务会计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企业的纳税负担，保障企业的依法纳税。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是将有效的决策参考信息提供出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企业税务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也就是反映和监督纳税人应缴税款的缴纳、申报和形成。税务会计的基础是税务法律法规，主要是核算企业的税务经济指标，使企业能够在遵守税务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减轻赋税负担。

财务会计主要是核算和监督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系统，并将有效的经济信息提供给信息的使用主体。因此，财务会计信息的主要目标就是将真实、有效的信息提供出来，例如企业的财务经营状况和资产信息等，使投资者和管理者可以进行参考。

（三）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在核算方面的差异

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在核算依据、核算原则和核算对象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税务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与企业税务有关的经济活动，例如税收变动核算，而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货币计量，在核算对象方面，财务会计拥有更大的核算范围。

财务会计的核算原则在于保障核算工作的稳定，并适当的结合税务会计。税务会计则属于法律范畴，涉及到企业的纳税，其原则在于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财务会计核算主要是以企业的财务活动记录为依据，以会计准则和制度为依据，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行业的不同进行调整。税务会计的核算必须以税务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对企业的纳税金额进行及时的申报和记录。因此，税务会计的特点在于客观性、统一性和强制性。任何行业的企业税务会计的核算依据都是税法，税务会计的特点保持不变。

三、对企业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进行协调

（一）构建完善的税务会计理论

我国发展税务会计理论的时间较短，当前的税务会计理论尚不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因此，财务会计理论对于税务会计理论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税务会计理论无法对二者的协调进行指导。这就需要不断对税务会计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将以我国的税法为依据、结合我国企业发展实际情况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建立起来，完成从税收学到税法学的转变。要以会计学的方法和理论为依据，通过会计系统体现企业应缴纳的税款。与此同时，在管理层面上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要相互配合与合作，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关系进行协调。

（二）对税务会计核算的内容进行完善

当前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从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差别，独立于二者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对税务会计核算的内容进行完善，不断缩小税务会计核算内容与财务会计核算内容之间的差别。例如在所得税的处理方面，要对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进行统一，减少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在内容上的不一致。要以所得税制度为基础，保障会计制度与税收人之间的统一。与此同时还要将应税费用的列支标准放宽，做到涵养税源、加大税收扣除，从而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对核算基础进行统一

操作制度是我国企业税收的主要收付方式，操作制度的优点在于有利于保全税收、操作方式较为简单。而其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会导致应缴纳所得税额和财务会计利润核算之间的差异，收入与费用的会计原则和会计可比性的信息质量之间出现矛盾，不能将我国税收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出来，也不利于企业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差异的协调。这就要求对核算基础进行统一，也就是在税务会计中，将会计计量的基础定为权责发生制，并对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的差异进行协调，保障税收的公正和公平。要对企业的所得税进行统一，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平衡，进一步减小二者之间的差距，减轻内资企业的赋税压力。这也符合我国所得税改革的方向，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般要求。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在未来的会计制度发展中，税务会计和企业财务会计之间的分离是必然趋势。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既要考虑到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相互分离的大势所趋，对二者的职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更要考虑到企业的实际需要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对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关系进行协调，实现协调与管理的统一，将良好的企业内部会计环境营造出来，促进企业的健康、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王莉均.基于增值税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处理差异分析[J].财政监督，2014（17）.

[2]邓志勇，朱婕.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系统性评价研究[J].财务与金融，2013（5）.

[3]何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差异与协调发展模式[J].商场现代化，2012（5）.

[4]母大女.浅谈企业财务与税务之间的关系[J].科技信息，2012（2）.

财税发展论文篇6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劳务,它往往是集体给予免费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环境保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社会和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并利用经济手段诱导经济主体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保护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税收付诸实践。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环境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环境税制，逐步引入生态税制己成为传统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保护税收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绿色税制，而且绿色税收在许多国家己成为绿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对环境税的研究重点突出在环境税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税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等，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

2、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环境保护财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相对于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路径与国外大体相同，正在转入对税制的协调构建研究方面。

①征税依据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是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有的坚持经济生态综合平衡调节论;有的坚持环保资金调节论;还有许多专家从可持续发展调控方面来论述环境保护税收征税依据。税率的确定，有人认为，税率应该严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人认为税率应能体现市场价格和边际机会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认为应专款专用，但有的人不认同。国际比较方面，主要是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财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谭宗宪(2004)认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文和与郭玉清(2007)认为，财税政策应在国债、税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维护社会正义，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环境保护财税收的实施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宏观上要加强立法，微观上要加快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政策能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当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额资金和投资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投资和适当的补助,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征收排污费对环境保护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排污企业收费,促进企业经济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费缓解了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增强了政府和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过征税、减免税等手段来调节政府和企业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的马冰研究了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的实践，认为我国的税制应该借鉴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杨金田和葛察忠在《环境税的新发展:中国和OECD比较》一书中，经过大量的实例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放到三种互补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现行的税种进行调整、引进新的环境税。同时，财政部为了系统了解国外的税制并对其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于1999年设立了《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从2000年起对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税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出版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税制等丛书，对我国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不够,存在着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费政策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各种问题。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和保护环境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现行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效应,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认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和谐效应，进行深层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治理资源无序开发的根本措施。

③环境税收的现状

张俊，马力在《环境税立法的构想》(环境保护，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每年达2000多亿元。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超过138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2%-3%，生态破坏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为3845亿元，二者结合起来，每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元。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全球GN甲的7.7%，计4430亿元。

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状况十分严重，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开征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观点和看法。何学昌、张士云在《论当前我国生态税收政策的选择》(乡镇经济，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国税制中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但确实有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给予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

郝佳佳在其硕士论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2007.5）中讲述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国民经济的绿色GDP核算，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与限制产业发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

①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在论述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演变及发展，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进行描述。要在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就必须对历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给出合适的评价，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因素对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的制约和影响。

②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和国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教训，以其帮助我们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应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对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构想进行深入分析。

创新之处

本研究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政策选择和实施情况，结合“十一五”规划对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提出在既定的政府财政规模下，发展绿色经济的财政投入政策及可行的转移支付模式。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得出与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不同的理论成果，从而克服西方的环境税收政策与我国实际不匹配的问题。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财税发展论文篇7

一、进一步搞好税源普查资料的开发和应用，建立税源监控机制，为经济发展服务。一是组织搞好全市税源普查工作总结表彰，激励先进，调动各级、各部门做好普查资料开发利用工作的积极性；二是认真搞好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工作。充分利用税源普查成果，搞好普查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分类分析，形成税源普查汇编资料，提供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使用，以充分发挥税源普查成果对我市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三是组织开展建立税源动态监控体系的研究探讨工作，通过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做法和经验，提出我市税源信息资源共享方案，努力协调搞好各类“经济户口”的登记管理工作，及时反映税源的增减变动情况，并对重点税源实行有效跟踪管理，逐步实现对税源监控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二、严格税政管理，深化税制改革，规范财税秩序。一是搞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燃油税、车船使用税等税收法规出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搞好测算，保证国家新税收政策出台后的顺利实施，确保财政增收。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积极开展增值税由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改革、消费税品目的扩大和调整、省对下实行营业税共享以及征收办法改革完善方面的调查研究。适应WTO要求，研究进出口商品税则税目调整相关政策，参与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对出口生产企业全面实行“免、抵、退”办法。加强完善税制结构、调整税种布局以及改革税收管理体制的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教育税费改革提出建议。继续做好上级财政部门部署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税税源资料的调查工作。努力开展关税业务，按照财政部《关于地方财政部门开展关税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学习相关政策和业务，认真组织好企业财会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培训学习，并努力尽快开展本市工作。三是适应我国加入WTO的要求，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及时清理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地方性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坚决纠正各类税收违规文件，杜绝越权减免税和变相减免税现象，维护税法的严肃性。按照国务院和上级财政部门的部署，整顿、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采取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办法，纠正擅自制定先征后返、先征后补、先征后奖等税收优惠政策。四是继续做好特殊行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落实工作，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切实把好退税关，确保财政收入的安全和完整。版权所有

三、进一步加强财政法制工作。一是深入开展财政“四五”普法，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结合**市和省财政厅的“四五”普法方案，尽快制定下发《**市财政法制宣传教育第四个五年规划》。认真做好2006年我市财政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的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强化执法监督，做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严格审核以局机关名义下发的财政行政处罚文书，从源头控制行政复议案件的发生。三是强化立法监督，认真履行好审查把关职责。按照市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会同有关科室做好2002年度我局代市人大、市政府起草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核上报工作，继续加强对各部门起草的地方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财税条款的审核把关工作，强化立法监督。版权所有

四、加强收入管理，确保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和收入质量的提高。一是积极配合局监督处搞好预算收入的监督检查，促进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二是结合调查研究，切实摸清所得税共享和营业税分成后，省级以上企业对我市地方财政的贡献能力。同时，加强所得税征管，尤其加强中央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提高中央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促进所得税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三是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地方税收稽查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调动税务稽查部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税务稽查部门“外查偷漏、内促征管”的作用，大力促进税收征管，做到堵漏增收。四是按照省财政厅的统一要求，严格规范各项税收提退，对符合规定的税收提退项目，全面纳入预算管理，通过列预算支出解决，以此加强管理和监督，堵塞漏洞，提高效益。

财税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国家变迁;财税法;公共财产;税收观念;财政国家

中图分类号：DF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005-0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对财政地位的历史性提升。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大多仅仅看到了“财政经济学”的方面，只关注财税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等方面的职能，特别是过度强调了其经济职能中的宏观调控职能，而未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财政及财税法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要形成对财税法的完整、立体认识，“新财政史观”（1）是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欧洲历史学理论，是一种以财政特点而非朝代更替、生产关系等来划分历史时期，以财革为判断历史变革标准的新型史观。它跳出了以往将财政分割、片面看待的视角，以财政整体为研究对象，在财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寻求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它沿袭了葛德雪（Rudolf Goldscheid）等奥地利学派学者的研究路径，聚焦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财政对国家演进的影响。[1]经由此思路，探讨历史上财政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精神文化乃至国家命运的相互关系，发掘财税法在国家变迁与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有助于真正深刻地理解财税法在治国安邦中的基石地位。

一、从“君主私财”到“公法之债”：

财税法作为民主国家的动力

从起源上看，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距今6000年前的苏美尔拉喀什（Lagash）是已知最早的文明起源，也是财税的起源。在我国，财税制度发端于夏商周时期。文献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这是对我国贡赋制度发源时期的总体概括。其后，财税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同样经历了自习惯法到成文法、从诸法合体到诸法分立的发展历程。从汉朝开始，各朝各代几乎都设有“食货志”专章，详细记录了该朝的财政法律制度。而各代政治家、思想家、理财家抑或史学家所著的典章制度中，财政法制度均无出其右位列其中。毫不夸张地说，财税不仅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且往往与王朝的兴衰更迭交互映照。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大多是财税制度的变动与改进，文景之治的“薄赋省刑”、唐代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莫不如是。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粮国税”被认为是民众天然的义务。统治者居于最高地位，财税法律制度其既可一言定之，又可一言废之，纳税人是毫无主体地位可言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尚未产生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大大小小的领地，而财政的用途也就是供养各级领主及其家族。有意思的是，封建时期不同国家财政组织收入具体方式的差异，也导致了后来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区别。如有学者指出，英国的君主主要通过对贸易进行征税来获得收入，这促进了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法国主要是对固定的资产（例如盐矿和土地）进行征税，这导致了君主专制的发展。（2）总体上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封建时代“所有权者国家”（3）或称“王权国家”的框架下，税收都只是君主的“私财”，进而相应地表现出“家计财政”的样态，自然也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财税法。

封建国家向民主国家的历史转型，也正是以围绕税收的艰苦斗争为焦点的。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指出的那样：“在近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法律对政府行为的控制，最早一般是经由控制收入来实现的。”[2]这鲜明地道出了财税法对于民主政治的奠基性作用。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祥地，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王权发起挑战的关键内容就是围绕税收所进行的反复斗争、相互协商和彼此妥协，税收法定原则也正是在新旧势力的冲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历经独裁、复辟的波澜起伏，在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模式下，议会的征税权最终得以确立。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未经议会授权，为王室所需而凭借特权征收钱财，超期征收或以其他非授权方式征收，均属非法。”这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税收法定原则的正式形成。“二战”后，税收法定原则成为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绝大部分国家在宪法中直接将其规定为一项原则。如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规定：“法律均由议会通过。法律规定下列事项……有关各种税收的征收基数、税率和征收方式……。”日本1946年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的租税，应当依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德国基本法第105条、比利时宪法第170条、墨西哥宪法第31条、意大利宪法第23条等均采取了类似表述。也有一些国家没有直接从征税权归属的角度规定，而是以公民义务的形式体现，我国就是一例。

回顾历史发展的脉络，税收法定不仅仅是一项制度，更是一种理念，因而与社会形态、国家制度紧密相连。在现代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税收法定原则才得以滥觞，而它又反过来推动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并成为这栋大厦最为关键的一块基石。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税收法定原则植根于社会契约、人民基础上的现代国家思想，其核心就是民主法治理念。以民主国家论之，人民应当自己决定（在代议制下就表现为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决定）想要负担什么税捐，而行政权与司法权则仅限于法律的执行与法律的监督;以法治国家论之，法的安定性同样要求防止行政机关对国民自由财产肆意干涉，并赋予国民的经济生活以预测可能性。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才如此凸显，并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对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完整保护框架。

在迈向民主国家的进程中，税收概念方开始进入法学的视野。最早，税收被置于德国传统行政法的框架下，因而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如奥托・梅耶（Otto Mayer）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的，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这带有昔日专制时代的烙印，公权力的优越性受到高度强调，课税处分与警察处分的套路完全一致。随着市场经济和财产权保护兴起，税收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公法之债”。如阿尔伯特・亨泽尔（Albert Hensel）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这在《德国税收通则》第3条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条规定：税收（Steuern）是公法团体以获取收入为主要或附带目的，对所有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者所课征的金钱给付义务，而不构成对某一给付的对待给付。[3]这是对税收概念的经典法学定义。相比于权力关系说，这种理解虽然仍然将国家作为利益主体，也仍然凸显强制性、无偿性，但是淡化了国家权力的色彩，纳税人地位得以提升。由“君主私财”到“公法之债”的观念跃迁，以民主国家和私权神圣为基础条件，又反过来成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有力屏障，“所有权者国家”也由此演变为了“税收国家”。（4）此时，现代意义上的税法也逐渐形成，其功能主要是消极意义上的，即控制国家征税权，防止其过分侵犯私人财产权。

二、从“无偿给付”到“权利成本”：

财税法作为社会国家的支柱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财政的职能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廉价政府”。（5）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随着市场失灵的日益凸显，“夜警国家”（Nachtw？]chterstaat）逐步转型为“社会国家”（Sozialstaat）。（6）这一巨变在财政上的表现尤为直接和明显，甚至可以说，其核心就是财政功能和规模的迅速扩大。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国家中，可以说“无行政即无现代之社会生活”，财政已经成为影响行政行为、进而影响民众福祉的最重要因素。[4]随着规模和职能的膨胀，税收的支用存在广泛的选择和裁量空间，而这些选择直接关系到民众福祉。一方面，不同主体对于稀缺的财政资源存在竞争关系，对甲之给付就是对乙之不给付，因而支用本身即为选择。另一方面，用税增加必然带来征税增加或赤字，因而还关涉到对税收规模的选择。[5]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逐渐开始从用税的方面来认识税收，法学视野也从税法扩展到了完整打通财政收支的财税法。例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提出了“纳税人基本权”的主张，认为“国民基于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对符合宪法理念所使用的租税，遵从合宪的法律所承担的纳税义务。”[6]这就把税收的支用提升到了宪法层次，将用税正当作为征税正当之基础。在其著名的“税收法定三阶段论”中，也提出应以广义的税收概念（税收的征收与使用相统一的概念）来理解税收法定。[6]可见，北野税法学旨在打通征税与用税，以维护纳税人福利为核心内容。又如，税收政治学的论证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此相同的旨趣。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曾形象地描述道：“税金并不是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而是通过许多开支计划重新流回到经济中去。政府怎么征税，怎么花钱，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中的每个具体的个人的财富状况。”[7]美国学者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桑斯坦（Cass R.Sunstein）等则构建了纳税（经由政府）实施权利、权利统合社会、社会追求自由的理论框架，阐述了“税收交换保护、权利交换合作”的观点。[8]

一言以蔽之，相比于“公法之债”等传统学说而言，晚近以来的学者开始走出“税收无偿性”的既有结论，将征税与用税打通，从而把税收理解为一种“权利的成本”或“文明的对价”。在现代财税法视野下，税收的征收和使用不再是孤立的两个过程，而是相互连通的一个整体。如果仅着眼于征税的过程，而不将税收的具体用途及开支程序加以法律规范，那么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就必然是不充分的。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中的“税”应当涵盖“征税”和“用税”两个维度，这也使得税法和财政法得以打通。与之相应地，税法也不再仅限于消极的防止侵害私权，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如何保障和实现积极权利。此时的“税收国家”也已经进一步在整体上表现为“财政国家”。[9]

正如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言：“财政的历史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10]现代国家因财政而生，而国家又对财政进行了深刻的塑造，二者呈现出交互映照的紧密关系（见表1）：

三、从“纳税义务”到“公共财产”：

财税法作为依法治国的枢纽

不难看到，国家形态在终极意义上决定着财税形态，而人们对财税的主观认识又能影响到其功能的发挥，进而关涉到经济、社会、政治的整体发展。具体到我国来说，新中国的财税法研究起步较晚，且长期处于国库中心主义传统思维的范式下。相当长时间里，法学对税收的认识都是从国家本位出发，一般将税收定义为“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突出其强制性与无偿性。虽然理论上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成为主流，但实践中税收征纳仍然表现出相当的权力服从性。这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残留等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2004年修宪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声音开始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纳税人与国家应当是宪法上平等的两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财税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学界开始认识到财税法在治国安邦中的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提出财税是“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媒介”。[11]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新阶段大幕已徐徐拉开，而财税法在法治建设大局中必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基础。[12]尤须指出的是，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新《立法法》，将第八条原先规定实行法律保留的“税收基本制度”细化为“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且单列为一项，位次居于公民财产权保护相关事项的首位。这堪称我国税收法治乃至整个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税率等税收要素是否写入《立法法》，形式上看是一个如何表述该原则的问题，本质上看却是要如何对待和处理税收事项上多元利益博弈的路径问题，关系到能否以立法凝聚共识、最终形成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往深层次讲，其折射出的是对于财税法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差异，特别是对在现代治理语境（而非传统管理模式）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财税法”的不同回答。《立法法》最终采行的方案，符合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体现了对税收观念和财税法性质、功能的准确认知。应当看到，税收是共和国的血脉，是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等方面基本关系的枢纽。法治视野下，理财就是治国。因为改变国家取钱、分钱和用钱的方式，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家做事的方式。如果能通过财政制度重构，改进国家的理财水平，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13]因此，依法治税必然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环节。

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公共财产法”理论，认为财税法的本质属性是公共财产法。[14]这是中国财税法学人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相比于传统的“公法之债”等学说，将税收定位为一种“公共财产”，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是范围上的延展。公共财产立论于“公共性”（public），与经济学界对财政研究的主流立论基础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理论一脉相承。早在1892年，英国学者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就在《公共财政学》（Public Finance）一书中提出，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多种形式之一，反映的是个人的集中性或社会性需要的存在，而财政的职能主要就是满足这些需要。这就把“公共性”引入了对财政职能的界定中，也由此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石。[15]突出税收的公共性，主要就是在强调税收的征纳与支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且经过公共决策程序。这就将关注面从传统的征税扩展到了用税，从传统的“消极控权“扩展到了“积极给付”。应当看到，随着权利的内涵从消极权利延伸至积极权利乃至所谓“第三种权利”，只有同时注重征税层面上的消极保护和用税上的积极保护，才能真正地尊重、保障、满足和促进纳税人权利。在这一思路下，财税权力也得以摆脱纯粹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冰冷、单向的对抗属性，而成为一种国家为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在民众同意的前提下以确定的规则在全社会范围内筹集并合理监管、使用财政资金的权力。

其二，是立场上的转型。也就是说，税收是政府运用公权力转化而来的私人财产集合，它并非政府的财产，而是政府基于公共性而代替纳税人持有的信托财产集合，是集合化的私人财产，是“公共之财”，其支配仍应受到宪法法律的严格约束。这就摆脱了传统的国库中心主义，从纳税人立场出发，将税法作为控制公共财产权、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法律。过去，社会上有一种观念认为，依法治税就是征税机关要按照法律来征税，税法是政府用来管理纳税人的法律。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自法授，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财税法也就变成了用来授予、规范和监督政府税权的法律。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税收来源于纳税人，最终服务于纳税人，也经由法律来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四中全会《公报》专门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启示我们，人民群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体，而是权利主体和最终归宿。将税收理解为一种“公共财产”，实质上体现了财税法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管理”到“法治”、从“治民之法”到“治权之法”的历史转型。

四、简短的结语

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7），用税的权力是事关生存和发展的权力，税收对于治国安邦和民生福祉的意义毋庸多言。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经验来看，财税问题往往是引发社会进步变革的重要动因，也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直接标尺，是隐藏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国家的繁荣与贫穷、进步与衰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背后的自明之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彰显过程，从一个侧面看，也就是财税法回归其应有定位的过程。在税收观念转型与制度变迁的交相辉映之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促成我国财政治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从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向综合的社会公平目标扩展，从公共财政的制度建构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规范转型。[16]唯其如此，财税法方能真正展现其作为公共财产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和收入分配正义法的强大生命力，进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筑牢财政基石。

法谚有云：“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将税收定位为一种公共财产，无疑有利于消解纳税人的对抗情绪与税收焦虑，内在地提升其纳税遵从，营造出合作、互动的税收文化，从而让财税法治成为征纳双方共同的内心信仰。而这种“纳税人看得见的法治”，已经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更真正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注释：

（1）有关新财政史观，可参见陆连超：《新财政史：解读欧洲历史的新视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0-45。

（2）这是诺尔伯格（Zolberg）等学者的观点。See Zolberg，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tates： France and England，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80（4）。

（3）“所有权者国家”是笔者的一种概括，意指国家乃统治者之家财。西方学者塔奇斯（Tarschys）等则将欧洲封建时代描述为“贡赋国家（tribute-state）”和“领地国家（domain-state）”等，相对于后来的“税收国家（tax-state）”。See Tarschys and Daniel，Tribute，Tariffs，Taxes and Trade： The Changing Sources of Government Revenu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8（35）。

（4）税收国家与所有权者国家之区分，主要在于税收国家承认私有财产权，纳税义务人之经营基本权活动受宪法保护。参见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178。

（5）更进一步材料，可参见曾康华所著之《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夜警国家和社会国家是萨孟武提出的近代国家类型区分，前者的特征是国家职能局限在国防、治安、秩序等最低限度内，后者的国家职能则大幅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参见萨孟武：《政治学》，台北：三民书局，1988：34。（下转第100页）（上接第9页）

（7）此系美国联邦法院首法官马歇尔在麦克洛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Maryland，17 U.S.316 ，1819）判决书中的经典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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