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1

论文摘要: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分析非税收入的内涵和理论依据入手,探讨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一些现存问题,并指出了加强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政府非税收入与“准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和税收收入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必不可少。认真研究和探索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途径对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税收入的内涵

(一)非税收入概念。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主管部门(集团)、政府或行政事业单位委托机构(简称部门和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以及凭借国有资产(资源)、政府信誉、国家投入而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非税收入就资金性质而言,与税收相同,都是财政性资金,并与税收共同构成政府收入。

(二)非税收入的种类和范围。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办法,非税收入可分为纳入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和制度外管理非税收入。其中的前两项合并起来,就是纳入财政管理的非税收入。按照来源的不同,非税收入又可以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纳入财政管理。

1.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是非税收入管理中较为规范的部分。其项目的确定均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标准核定也均通过法定程序,收入全额纳入国库,支出由财政部门核拨。这部分非税收入政策调整权限基本由中央财政控制,而且对地方而言比较透明。

2.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这部分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程度明显低于预算内管理部分,但原则上仍是有轨可循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特定的背景,国家对预算外管理非税收入的范围做出过数次界定。尽管在不同时期,这部分非税收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在现实工作中,这部分非税收入实质上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时的财力补充。

3.制度外非税收入。在我国的政府收入体系中,制度外非税收入最具机动性和波动性,而且历史较短,透明度最低,是转轨过程中逐步扩张的收入。制度外非税收入不纳入财政管理范畴,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直接支配,其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经济建设,而且还用于事业发展、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公职人员津贴等。

二、非税收入的理论依据

政府取得收入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职能,政府职能规定了政府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形式和数量。非税收入一方面由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方式所决定。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总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发生了相当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守夜人”;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论”,从此政府开始步入经济领域,正式实施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政府的经济职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并行,世界上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在种种模式之间,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长期探索之后,人们得出了某些共同认识:

1.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消除自然垄断、提供充分信息、实现公平分配和消除经济波动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2.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3.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位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中的主要经济职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正确的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引进政府是为了使市场失灵的范围和程度缩小,使市场机制能够承担更多的配置功能,而不是为了用政府来代替市场。

4.政府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一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这五项任务是: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弱的阶层;保护环境。

5.法制和民主是政府取得日益扩大经济职能的合法性的前提。一旦政府权力失去制衡,不但无从保证政府会自愿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以利于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而且极易导致政府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最终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现代经济理论把社会产品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混合产品。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部分混合产品。

1.纯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因为纯公共产品是被共同消费的,具有非排他性,理性个人将不会在使用公共产品时自动按价格付费,而是变成“免费搭车者”。因此政府职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和方式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税收正是这种强制性筹集资金的手段。但税收不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资金补偿的唯一方式,虽然所有个人同时消费同等数量的产出,但他们从同等产出中获得的总收益和边际收益通常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方式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当政府向特定对象提供特定服务时,是不能用税收弥补其成本的,而应采取非税的方式弥补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成本。

2.混合产品的资金补偿。纯粹的公共产品是不多的,仅有国防、政府行政、外交、司法、公安以及基础教育等。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向使用者收取一定标准的使用费,既可全部或部分的补偿其成本费用支出,避免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又可以做到谁收益谁付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搭车”现象,有利于有效抑制消费者对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过度需求。因此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运用收费方式实现资金补偿比征税方式更为合理。收费体现了“谁收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原则,易被缴费者接受。

三、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税收入管理职责分散。目前参与管理的部门较多,造成了非税收入管理职责的分散,肢解和弱化了财政职能。主要表现在:一是非财政部门参与非税收入政策的制定,肢解了财政职能。按现行制度规定,非税收入政策制定和调整的权利并未统一在政府财政部门。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由财政与物价部门联合制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被纳入价格管理范畴。这使得财政部门在实践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征收管理分散,财政部门征管职能弱化。按现行制度,非税收入征收工作不像税收统一到税务部门管理,而是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各部门非税收入征收计划的拟定和对征收管理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部门经费保障情况。同时,反观财政内部,对非税收入未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缺少责任主体。

(二)征收成本核定流于形式。征收成本核定是编制部门综合预算的关键,是财政部门管理非税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财政系统内部熟悉非税收入政策和项目特点的处室不能负责此项工作,导致财政对各执收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除了按一定比例统一安排之外,其余部门仍然由执收部门安排。这种做法存在三个弊端:一是财政统管能力不强,政府集中调剂资金过小。二是消费性支出比重较大,非税收入的经济贡献率下降。三是部门预算核定不科学、不公平,部门间苦乐不均现象不能彻底解决。

(三)部门利益固化。目前,部门小团体利益的旧观念仍然制约着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工作,一些部门将非税收入视为部门所有,无视非税收入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关规定,收入拒不上缴财政而截留挪用,有的甚至帐外设帐,私设“小金库”。与此同时,一些部门即时将资金上缴财政专户,也是立即要求办理划拨手续,资金管理没有摆脱粗放模式,也没有真正实现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所提出的经费支出按进度、专项支出按计划的管理目标。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严格计划审核,鼓励合理增收,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支出统筹,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为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重点工作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

(一)加快非税收入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推进非税收入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从长远看,非税收入的取得必须以法制为基础。从近期看,国家应抓紧研究出台非税收入管理法规,通过政府法规的形式明确非税收入概念、范围,明确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界定财政部门与执收单位之间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并对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收缴分离”和“收支脱钩”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二)加强征收管理

1.建立非税收入征管机构,理顺和强化财政职能。各级财政部门要组建非税收入管理的专门机构,整合财政内部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征管体系。

2.科学核定非税收入计划,强化收入预算刚性。要综合项目特点、当年政策变化和上年实际收入等因素进行逐项逐户核算,并合理确定审定程序,提高计划编制的科学性。

3.加强专户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核算体系。要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彻底取消各执收单位设立的过渡账户,部门所有收入均要统一纳入财政非税收入专户,提高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监控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收单位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杜绝违纪资金通过财政缴拨合法化现象的发生。

(三)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部分非税收入要实行增收激励政策,充分调动执收单位积极性,促进非税收入总量做大,弥补一般预算资金不足,实现既鼓励执收部门自觉增收,又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的双赢目的。

(四)硬化支出预算约束。要把非税收入摆到和税收收入同样的地位上,一并作为部门预算的资金来源,按照建立公开、公正、透明、高效的公共财政体系要求,进一步深化非税支出管理改革,统一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①张丽娟.对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建议.山西财税,2005年第11期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2

人才、技术、制度的不足均制约对高收入个人税收征管。目前，针对高收入个人的税源管理基础还比较薄弱，管理中存在很多盲点和漏洞，因此高收入个人是税收征管风险较高的群体，需要集中优势资源集中应对。但目前地税部门普遍存在征管力量不足的问题，征管技术也比较落后，优势资源难以得到保障。同时，由于信用制度的不健全，纳税人统一识别号制度的缺失，处罚制度的不到位，国际合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对高收入个人税收风险管理的低效性。

二、高收入个人纳税遵从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

（一）实施“合作遵从”战略

合作遵从就是在纳税人和管理者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实施遵从战略，通常要具备几个前提：

1.要有完善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2.尊重纳税人的隐私，保护纳税人的个人信息，公布个人信息必须有法律依据；

3.管理者在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时，要具备公正性、适当性、响应性、专业性。OECD还建议税务机关与高收入群体在“增进合作关系”的背景下至少进行一次申报前的会面。为了提高纳税遵从和增加收入，域外相关税务局还使用了诸如税收豁免这样的工具，鼓励高收入纳税人主动揭露隐匿收入，而针对那些不能“坦白交代”的人群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南非、瑞士、土耳其和英国，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执行了某些形式的豁免计划或公开（自愿披露）项目。例如，英国通过自愿披露措施，重新获得了大于4亿英镑的税收收入。

（二）加强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

由于高收入个人流动性强，很可能在多国出现，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以辨识他们的筹划行为。受政府的激励，来自不同国家的税务部门也大大增强了信息交流，以便对高收入群体的总资产和收入有更好的把握。例如，自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20国会议（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以来，不同国家的税收信息交换协议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国际税收合作正以新形式开展，出现了多边税收合作的趋势而不仅是双边税收合作，趋向于所谓的“联合审计”，即由两个或更多区域代表进行检查。比如南非现在已经签订了70个双边税收协定，5个税收信息交换协议，以便与其他管辖区域交换信息。南非还与博茨瓦纳、英国、美国针对高收入群体发起了联合审计。

（三）对高收入纳税人进行分类风险识别

对高收入个人进行分类，并识别不同类群的遵从风险，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OECD从税收管理的视角根据收入或财富来源将高收入纳税人（HNWI）划分为六类：高收入个人(HII)、高收入雇员或专家（高收入个人的分支）、企业家、金融企业家（企业家的分支）、运动员和艺人、富有的投资者，并针对每一类纳税人分析了所对应的风险。同时指出上述几类人中也可能存在共同的风险因素，比如遗产继承、资产销售与处置、国际流动与税收归宿、专业的咨询师、海外资产结构与银行存款等。

（四）建立专门针对高收入个人的部门

为了更好地与高收入纳税人打交道，税务局需要与这些纳税人及税务顾问们就计划、遵从、服务等问题进行频繁和持续的互动，很多国家建立了专门针对高收入个人的部门，集中资源对高收入个人进行管理。具体来看，有的是只针对高收入个人（HII），有的既针对HII,也针对HNWI,有的还包括他们控制的实体，责任也不尽相同。这些专设的部门通常具有以下功能：

1.传递给不遵从的高收入个人明确的信息：他或她将面临被税务部门追缴的真实风险，从而促进自愿遵从；

2.培养税收管理人员的商业意识，同时满足高收入个人的顾问们对专门技能和知识的需求；3.通过集中进行技能培训和知识积累，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对高收入个人的认识。

（五）多渠道收集和利用信息

税收管理者会借助一些可获得的资源来获取信息，包括描述高收入个人生活方式、特点、个人兴趣和经营地址的杂志、报纸以及网络搜索引擎，还通过其他政府部门、管理(登记)部门(能获取财产、直升机、股份和证券的登记信息)以及强制第三方提供的某些顾客数据信息。对这些信息资源进行分析可以帮助管理者建立起对高收入个人的形象认识（除纳税以外的特点）。另外还要实现信息共享，以及与纳税人和公众的最大交流。要使税务管理人员不断提高与纳税人和咨询师们的对话水平，从而更好地获取信息。为了获得更多与个人活动相关的信息，澳大利亚广泛拓展信息采集渠道。其第三方数据来源有：

（1）根据法律规定由外部门提供的数据；

（2）通过便函要求政府其他部门提供的数据（如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提供的重要或可疑交易数据）；

（3）税务局购买的数据（交易得到的数据如通过CITEC获得的财产信息和RP数据）；

（4）法律授权税务局在非常规基础上要求得到的数据（如州与地方政府登记的豪华车辆与海上轮船的数据）等。仅2007～2008年间，澳大利亚税务局从20多家法律规定必须提供收入信息的组织和政府机构那里就收到了7800万条记录。

（六）针对高收入个人筹划行为实施的措施

除了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以外，有些国家还从私人部门聘请了有经验的团队来专门应对高收入个人的税收筹划。如澳大利亚积极招募国内外有经验的会计师。英国也从私人部门雇佣了少部分在银行部门或跨国集团工作的很有经验的税务专家，还招募了一个与高收入群体打交道颇有经验的专家。许多国家也使用了庭审案例传递给公众和其他富有的纳税人这样的信息：所有的纳税人都应缴纳相应份额的税收，警告他们使用税收筹划是有真实风险的。

三、加强我国对高收入个人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借鉴OECD经验，实施“合作遵从”战略

目前，我国虽然提出要加强对高收入个人的税收管理，但还缺乏真正有效的战略规划。借鉴OECD经验，实施“合作遵从”战略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遵从来源于信任，因此，与高收入个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有助于获得真正的税收遵从。

1.税务人员要善于与高收入个人进行恰当的交流沟通，最好掌握一定的商业和理财知识，能够根据不同的高收入个人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个性化的服务。

2.保证高收入个人的信息安全。因为高收入个人更注重私密性，税务局必须切实保护好纳税人的信息安全，以免因信息泄露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以及身体、财务等方面的损失。

3.可以实施税收豁免政策。规定高收入个人如果能主动揭露过去几年内没有申报或如实申报的收入，可以减免一定的税款，或减轻惩罚，以此减轻那些曾经逃过税款的纳税人的心理负担，鼓励他们主动揭露隐匿收入，自觉申报。

4.主动提供给高收入个人一些信息：税务部门最关注他们哪些地方，认为哪些方面存在风险以及已采集信息的一些内容和如何遵从。

（二）拓宽信息采集渠道，建立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

要解决税务部门与高收入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必须广泛搜集有关信息。一般而言，要采集高收入个人的三方面信息：一是基本信息，如地区、职业、职位、住址、家庭状况、工资收入等信息；二是社会信息，如生活方式、特点、有无诉讼等，一般来自于大众媒体、广告杂志、各类排行榜、举报、调查等途径；三是第三方信息，通过建立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要求一些组织机构定期提供相关数据信息，与纳税人申报信息进行比对，从中找出应申报而未申报的高收入个人，或者将其消费支出情况与收入情况进行比对，从而发现疑点。第三方信息报告的主体一般包括政府方、交易方和其他部门、人员，对于掌握税源信息的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应规定这些部门要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税源信息，或与税务部门定期进行信息交换；对于掌握税源信息的非政府部门尤其是支付款项的单位和个人也要向税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鼓励公民举报以及舆论监督高收入个人的逃税行为，并给予物质奖励。为了使采集到的信息易于比对和处理，最好要求第三方报告的内容中都含有某一信息，比如纳税人的第二代身份证号码，并以此作为统一识别号。

（三）对高收入个人进行分类，建立风险数据库

高收入个人的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过程的第一步，目前来看，我国对高收入个人的风险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高收入者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应该通过多方面的调查，全面了解我国高收入个人的状况、特征及遵从行为。对高收入个人进行恰当的分类，并研究和识别不同类别的高收入个人所面对的风险，建立风险数据库，这样既会使税收管理更有针对性，也会不断积累我们对高收入个人风险的认识。

（四）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借助多方面力量，加强风险识别

在多渠道采集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若干指标模型，开发相应的信息系统，进行风险识别。在对高收入个人风险信息库的信息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不同类别纳税人的风险特征，然后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建立识别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建立更为智能化的信息系统，自动搜索不遵从纳税人及其风险特征。随着劳务输出人员、跨国纳税人、外籍人员的增多，加强国际合作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针对高收入个人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潮流，随时了解国际高收入个人税收管理的动态，并积极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和信息交换协议，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联合审计”。

（五）有条件的地区专门设立针对高收入个人的部门

高收入个人往往具有流动性强、事务复杂、收入来源广泛等特征，同时，不同于大型公司把透明和公开作为吸引投资的工具，高收入群体更注重隐私，而且他们在法律上享有个人事务和财务的保密权。因此，如果要想真正了解高收入个人，并促进他们的税收遵从，需要投入一些资源，比如人力、技术、资金，最好就是设立一个专门为高收入个人服务的部门，作为税务局与高收入个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可考虑先在人力资源比较充足、技术较为先进的地区设立专门部门。同时针对高收入个人风险高、应对难度大的特点，有意培养一些专门性人才，建立相应的人才库。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3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多变，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国政府相继采取金融援救计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杠杆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对适度积极、统筹考虑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大财政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一个新课题。笔者拟对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以供同行业人士参考和借鉴。

一、地方财政部门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

财政部门既是国家行政机关，又是综合执法部门。因此，财政干部要按行政法依法行政。行政法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执法权限，即“三定方案”中规定的行政职能；第二部分主要规定了怎样执法，包括预算法、会计法、采购法、注册会计师法等；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执法的步骤程序。

那么，根据行政法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该如何开展会计管理工作呢？具体来讲，一是依据政府“三定方案”中明确的会计管理职能（十三条）；二是依据《会计法》赋予的会计管理职能，2007年7月1日实施的《会计法》七章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以及会计管理机构的权力和责任”，已经成为指导会计管理工作的最高准则。

二、新形势下会计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1．政策性

会计从业资格的准入、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会计法执法检查的认定、会计法律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会计行政审批等等，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政策性特点。

2．业务性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对每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只有制度精、业务熟，正确把握、灵活运用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提高业务操作水平和执法质量。

3．事务性

数以万计的会计队伍，数以千计的会计单位，一证一培训、一证一换、一事一议、一人一审核、一个单位一验收，具体到了不能再具体的程度。在日常工作中，咨询电话不断，而且要做到耐心细致地回答。

4．基础性

会计工作是财政工作的基础，更是经济工作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论是会计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培训、继续教育培训、职业道德培训，还是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内控制度建设，目的只有一个：即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投资者经营决策提供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5．广泛性

从财政部门看，会计管理机构的职能涉及面广，凡是有财务收支和会计人员的单位都要进行管理，而不管是不是财政拨款单位，是不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按属地管理的原则，还要负责部属及省属单位的会计人员管理。

6．双重性

既要管理会计单位，又要管理会计人员。

7．前沿性

经济的全球化使会计成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为与国际接轨，我国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这些新知识、新政策的贯彻实施，使会计管理工作者站到了会计前沿阵地，这既是资本又是责任。

8．边缘性

财政工作的最基本职能是财政收支，会计管理工作既不管收，更不管支，而是为财政管好收支服务，决定了工作职能的边缘性。

三、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会计管理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

信息的真实性是会计工作的“生命线”。然而近年来，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越来越严重，财政部曾多次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得出“我国80%以上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会计信息失真”的结论。

会计信息不仅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利润分配的依据，同时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的依据。

实际上，真正对企业剩余拥有“自然控制权”的不是生产者，而是经营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企业经营者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违背已有的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受益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

目前，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个别会计人员挪用公款、贪污公款，而是以法人为主体的集体行为为主。单位负责人胁迫或诱使会计人员做假账、假表，玩数字游戏，“变通”处理经济业务，有的甚至串通注册会计师而做假审计报告。具体表现为：第一，多列费用，少计收入，甚至账外设账，截留收入，以达到偷税逃税的目的；第二，少列费用，早计收入，虚列资产，虚增利润，以达到粉饰经营业绩的目的；第三，低估负债，高估资产，骗取贷款和投资；第四，出具假凭证，办理假手续报废资产，转移国有资产等等。

会计信息失真危害极大。第一，误导国家的宏观调控。会计信息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数据，会计信息失真会误导国家在宏观调控上决策的失误。比如虚增利润会导致国民收入超量分配等不良后果。同时，失真的会计信息掩盖了许多经济问题，国家不能及时地制定政策解决，一旦问题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虚增成本，多列费用，截留收入是企业惯用的偷税漏税手段，因为虚假的会计信息，国家每年损失巨额的税收收入，不利于国家以税收为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也影响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导致资源浪费，信用危机。虚增利润，粉饰业绩，把资金投入问题企业，导致了银行、投资者与股民的巨额损失，也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信用危机。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因此而延缓了发展。第四，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弱化了其竞争力。企业正常经营需要对公司进行财务分析，全面了解公司财务状况，而对公司的财务分析是以会计资料为基础的，失真的会计信息会导致失真的分析结果，企业以此作为经营决策的参考无疑是危险的。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一些金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的原因了。

总之，规范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管理工作任重道远。

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会计管理工作，突出解决认识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统一会计管理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提高会计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才能进一步带好会计人员队伍，整顿和规范会计域秩序。

前已述及，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和特点。那么，它在整个财政工作中处于什么地位？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做好会计管理工作的关键所在。一般人认为，会计管理工作就是办证培训，谈不上重要不重要，谁也能干。这种认识是有原因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空间发生作用，其中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成为主要职能。财政部门的业务科室都是以财务主管部门的身份行使职能，财务管理的特点表现在财政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上，有多少钱、保障多少人的工资及单位经费，支持多少项目和资金，看得见、摸得着，既现实又有人情味，既有工作业绩又受领导重视，所以十分重要。再说会计管理工作，它以会计主管部门的身份行使职能，这一职能恰恰渗透在财政职能中，加强会计管理带来的效益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用价值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不能以数字反映出来，不存在数字出干部的政绩。因此，不被有关方面重视。这一现状必须切实加以改变。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会计改革走到了财务改革的前头，无论从财政角度，还是经济角度，会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因为任何一项经济业务或财务事项都通过会计方式反映出来。当一个单位实现会计管理工作规范化的时候，当一批会计人员晋升高一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时候，当新的会计准则、制度得以贯彻实施的时候，当会计域秩序得以净化，会计诚信使得会计造假没有市场的时候，作为会计管理工作者不也时时感到欣慰吗？这些用辛勤劳动换来的不可计量的间接效益是巨大的，是历史性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会计角度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有效化地解财政、金融、财务风险，任务十分艰巨，会计管理工作者并非无用武之地，而是力不从心。以人为根本，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大财政观念和服务意识，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以踏实的作风去工作，在平凡中体现伟大，在服务中寻找快乐，做财政工作的基石，为地方经济发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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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高级会计师评审条件及论文要求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4

蔡昌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财税专家、会计学博士、资深财税管理顾问，价值管理（卓越理财模式）的倡导者，被业界誉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的专家。任中国税网、中华财税信息网、中国阳光财税网、，中财税通税收筹划研究所、中经阳光税收筹划事务所、鼎利税务师事务所等税务顾问。曾主持全国性财税专题讲座百余场，主持研究课题及企业咨询项目10余项，曾多次接受国内权威媒体专访，担任数十家企业的财务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税收筹划、价值管理、企业激励与评价等，曾先后在《新进财》、《中国税务报》、《财务与会计》、《经济论坛》、《中国税务》等全国财经类刊物发表经济管理论文150余篇，研究成果被广泛转载并多次获奖。代表著作有《税收筹划方法与案例》《税收筹划――策略、技巧与运作》《资本运营》《盈余管理》《价值管理――增进现金流与提升企业价值》《解析会计难题》等20余部。

《税收筹划八大规律》一书是蔡昌教授多年从事税收筹划研究和实践操作的结晶，该书总结了有关税收筹划实务运作的规律、技术与技巧。书中对企业如何开展税收筹划进行了规律性的探索，把归纳演绎的研究范式引入税收筹划的研究和实践操作，极大地丰富了税收筹划的理论架构，总结了税收筹划在微观层面的实务操作技术,能够有效地指导企业的财税管理活动。是国内第一本总结税收筹划运作规律的务实性书籍,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掌握税收筹划八大规律、28种操作技术，达到移植智慧思维，创造非凡成功的效果。

作为税收筹划领域的后起之秀，蔡昌教授对税收筹划有独特的见解。《中国税务报》称其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是企业管理的当然构成内容，不能离开企业的整体战略来谈筹划，筹划应服从企业的整体战略。成功的筹划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必须与企业的实际问题结合，在共性中寻求每个企业的个性方案，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筹划。”

蔡昌教授认为：“税收筹划是致用之学，其实践性很强，归纳和研究税收筹划规律是一种捷径，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日趋复杂，税收筹划运作逐步深入到企业的多个层面，筹划方案的系统性、技巧性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好的筹划方案源自于一种灵感，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

本书并不拘泥于税制结构和税收政策的细节，而是把税收筹划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里，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探讨了税收筹划的运作规律及其实践应用的范式，从更深层次上提供了一个理解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经营模式、产权重组、资本结构、资产定价之间彼此影响的分析框架，视角独特而新颖，带给大家一种清风扑面的感觉。

[经典案例]:

空调房屋捆绑销售

卓达房地产公司开展“购房屋，送空调”促销活动，但这种销售模式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假设房屋销售价格为30万元，空调价格为8000元。销售房屋，房地产公司要按照销售不动产缴纳5%的营业税，30万元的房屋销售收入要缴纳1.5万元营业税。赠送的空调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4%，8000元空调要缴纳320元的增值税。同时，房地产公司还要为得到空调的个人代扣代缴1600元个人所得税。因此，采用这种促销方式，房地产公司每出售一套房子就要多缴纳税金1920元。

很多商家经常采取“买一送一”或“买二百送三十”等方式销售商品，在选择促销方式时，很少考虑到不同促销方式之间税负的差别，往往是到该缴税时才发觉税负重，于是一些企业以偷逃税方式降低税负，面临严重的涉税风险。如果企业通晓各种促销方式的利弊，事先进行筹划，采取规避措施，就有可能达到既促销，又不加重税负的目的。

卓达房地产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通过筹划，变换一下促销方式，采取捆绑技术，就可以降低税负。具体操作方案如下：采取房屋和空调捆绑销售，即把原来的“购房屋、送空调”促销模式改变为“销售带空调的房屋”，整体销售价格仍然为30万元，其实就是把空调价值加到了房屋价值里面。虽然看似简单的文字游戏，但对纳税而言却有天壤之别，房屋和空调变得不可分割，企业只需按房屋销售价格缴纳营业税1.5万元。

与此相类似，一些房地产公司在销售房屋时还承诺赠送防盗门、热水器等商品。有时为了规避这些商品可能带来的质量问题，还在购房合同中特地标明属于赠送性质，这就为税务机关征税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因此，企业采取“销售带空调的房屋”的促销方式时，在签订的购房合同中，不能约定空调是赠送的，但可以约定房屋包括空调等附属设施。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5

（《财经》2013年第28期“看得见的庭审如何实现”）

近两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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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推进司法公开

（《财经》2013年第28期“看得见的庭审如何实现”）

近两年来，全国至少有17个省份开展了庭审直播工作，法院通过网络庭审相关情况渐成常态。让司法活动在阳光下进行，既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又能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支持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虽然庭审直播引得叫好声一片，但个别地方法院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完善。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司法公开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庭审直播案件的范围、审核程序及技术规范，将庭审直播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让庭审直播这项司法公开的工作在公开、有度、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北京 黄润茹 及时调整计生政策

（《财经》2013年第28期“优化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余年，它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共同促进了人口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人口红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较早享受了红利，红利也会较早离开。现在，人口的压力不像过去那么大了，生育政策也应及时调整。

有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将作出调整，但从增加劳动力的角度来看，短期内不会改变人口红利的消失。但从长期看，如果开放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2030年后对中国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的影响。

当然，考虑中国惯常的渐进性改革思维以及中央政府相关决策机构接受的可能性，建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分步走。首先是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一年到两年后再在全国普遍放开二胎政策，尽可能使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可持续的人口条件。

杭州 曾睿 社会抚养费征收乱象

（《财经》2013年第28期“摸底社会抚养费”）

最近，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及用途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审计署近日的报告让饱受争议的社会抚养费揭开面纱一角，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混乱，漏征、擅自挪用、截留款项等问题成为通病。

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特点，然而多年来却是一笔糊涂账。如同中国所有财政收支缺少公开透明一样，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和支出使用，缺乏起码的公开透明度。因为没有纳入预算管理，作为预算外收入和支出，其公开透明性和可监督性比起税收等其他收入来说更为弱化，这也是导致社会抚养费乱象丛生，终于沦为管理者盛宴的重要原因。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既不能依“治民之法”,也不能依“治吏之法”,只能依“平衡之法”;合理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力(利),就可能使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性权力(利)和程序性权力(利)在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另外,税法的平衡还应该注意授权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平衡。

一、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滥用职权,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 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滥用职权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2]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j].行政法论丛,1998,(1).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7

简介：信托是一种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制度安排和现代信托行为特征要求赋予信托项目独立的纳税主体地位,并明确信托业务的基本税收原则。在设置信托业务的纳税环节、纳税主体、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时,应综合考虑信托行为过程和属性、信托目的、信托财产运作管理方式等因素。同时需制定专门的信托税收法规,以此来规范信托业务的税收行为。

我国自2001年颁布实施《信托法》以来,以投融资为主要目的的资金信托、财产信托等信托业务迅速发展,信托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投融资工具。然而,专门针对信托业务的税收法规至今尚未出台,这给信托业务的有效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何适应信托制度功能和信托业务发展要求,尽快建立一套与国家现行税制相协调的信托税收法律制度已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试图以信托制度安排和信托行为特征为基础,结合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国际上的信托税收形式,对信托项目的纳税主体地位、信托税收的基本原则、信托税收制度安排,以及信托税收法律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我国信托税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赋予信托项目独立的纳税主体地位

信托作为一种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制度,其基本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某项或多项财产设立为信托财产并移转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所实现的信托利益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享有。信托的这种法律结构设计,使信托具有两个显著的法律特征:一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二是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固有资产。具体而言,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其所有权已经移转到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不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只是作为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必须按委托人授予的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权利,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要为各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设立独立的信托账户,并将信托财产与自有财产分开管理、分别记账,以保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是信托利益即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及其收益的享有者,拥有对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状况的知情权、对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方式的调整权、对受托人违背信托职责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救济权和解任受托人等项权利。①然而,在信托期间受益人并不能直接对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行使支配权,其信托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受托人的给付行为。信托的上述法律结构和特征,使委托人设立的由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信托财产取得了实质的法律主体性地位。[1]

信托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托发展初期,信托财产一般为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人们设立的信托多数是他益信托,目的是规避封建制度对土地等财产的转移限制或封建税赋,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实现个人不动产的转移,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是消极的。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活动的货币化、金融化和市场化,货币资金、股权债权等金融性资产已成为信托财产的重要形式。委托人设立的信托则大多是自益信托,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服务获取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为他人管理资产和开展投融资活动,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往往负有积极管理的义务。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在信托关系内部的信托当事人之间,以及在受托人与信托关系外部第三者之间,以信托财产或其受益权为交易标的的市场交易行为明显增多,并因此而产生交易收入和交易成本,会出现信托财产的投资收益和管理风险,信托财产的独立主体的经济性质日益凸现,这使得将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视为与公司法人一样的经济主体,不仅必要,而且具有了客观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信托制度安排和现代信托行为,为信托项目成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②无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有必要将信托项目视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主体。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信托业务的发展,还将有助于提高信托行为效率,以及维护社会税收的公平。

二、确立信托业务税收的基本原则

税收原则是建立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规范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基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信托原理和国际上认可的一些信托税收原则,我国信托业务税收可确立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坚持税负公平

信托税负公平原则主要是针对非公益信托活动而言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委托人的信托行为不应成为其规避税收的一种选择。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如果是自益信托应视同投资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不必考虑税收问题,但当其以受益人身份取得信托财产增值收益时应缴纳所得税;如果是他益信托则应视同财产捐赠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或财产赠予税。(2)受托人为委托人开设的信托财产管理账户即信托项目,视同独立的纳税主体,受托人必须按照一定的会计核算原则和要求,定期对信托项目项下因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所发生的收入、费用、收益等要素进行会计核算,并及时从信托项目中计算和缴纳各项应缴的信托税收。(3)受益人获取的信托利益中,取得的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部分应根据信托的自益或他益性质分别确定为收回的投资资产或取得的捐赠收入,当受益人获取的信托财产确定为捐赠收入时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而取得的信托收益部分,应视为实现所得,受益人都需缴纳所得税。

2.依信托属性课税

信托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从类型上可将其划分为:(1)委托人信托行为的自益性与他益性、私益性与公益性。一般来说,自益信托的目的是追求信托财产的增值,具有信托投资性质,而他益信托的目的是移转信托财产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是一种财产赠与行为;私益信托是为委托人或受益人自身利益而设立,而公益信托则是为公益事业而设立。(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和投资性。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行为而发生;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投资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而发生。(3)信托财产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信托财产的货币性是指信托财产为资金形态;信托财产的非货币性,主要是指信托财产为实物资产、有价证券等形态。因此,信托行为过程中信托当事人的应税项目、计税依据、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的确定和设计,应根据信托的不同属性而有所区别。

3.按实现主义课税

按实现主义课税不同于按发生主义课税,纳税主体在发生应税行为或应税项目而非取得应税金额时,无需履行其纳税义务;纳税主体只有在获取应税项目的应税金额(如取得交易收入或投资收益款)时,其纳税义务才开始产生并应计算缴纳相应的税款。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是实现主义课税原则,而我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地采用发生主义课税原则。然而,就信托税收而言,在信托行为过程中,无论是自益性信托还是他益性信托,委托人的信托目的或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一般要经过较长的信托期限才能实现;而受托人在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信托财产交易或投资行为也往往具有周期较长、到信托期满一次性清算等特点。为适应信托行为的特有性质,简化信托税收的征税程序,提高征税工作效率,信托业务宜采用实现主义课税原则。

4.对公益信托实行税收优惠

公益信托是为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给予公益信托以税收减免优惠,这是国际上的惯例。我国《信托法》第61条也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因此,对公益信托业务,应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公益信托税收的优惠政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委托人交付公益信托财产和受托人承诺公益性信托财产时,对其捐赠资产和接受捐赠资产的所得税优惠;二是对公益性信托项目所得收益的所得税优惠。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或税收处理方式,可结合现行税制要求加以确定。

三、构建与信托制度功能相适应的信托税制框架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信托税收理论:一种是英美等国采用的信托实体理论,即信托被视为独立的应税实体,信托收益或所得归属于信托财产,由受托人计算并缴纳信托所得税;另一种是日本等一些国家采用的信托导管理论,即不承认信托的纳税主体地位,而将信托视作向受益人输送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的管道,由受益人对所分配的信托收益或所得缴纳所得税。③但从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是信托实体理论还是信托导管理论,都主要是针对信托收益的所得税征收问题而提出的,并没有从信托行为的全过程和信托业务所涉及的经济内容来处理信托税收问题。

实际上,与信托行为相关的税收问题不只涉及到对受益人取得的信托收益或所得如何征税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环节或主体的税收问题。如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否按信托财产的价值或增值额征收资产转让所得税?当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土地使用权等特定资产时,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财产税?受托人处置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交易收入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流转税?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而发生的相关成本和费用如何进行税收处理?等等。显然,要正确处理这些信托税收问题,需根据信托目的、信托财产运作管理方式,以及信托税收原则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如何设置信托业务的纳税环节、纳税主体、税种税率、征收办法等各项要素。我们认为,从信托行为过程角度分析,信托税收可作下述制度安排。1.信托设立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设立时,需要考虑两个税收问题: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而应承担的所得税义务问题;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签订信托合同及办理信托财产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印花税义务问题。

就所得税而言,从委托人角度看,应根据信托的属性确定委托人对移转信托财产的所得税义务。信托设立时,委托人需将信托财产移转给受托人,这种移转是通过交付行为而非交易行为实现,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类似于委托人的资产捐赠行为。按现行税制规定,企业的对外资产捐赠行为和接受捐赠行为将涉及到缴纳所得税的问题。既使是企业公益性对外捐赠资产,捐赠资产时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部分仍需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然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给受托人时其性质如何界定,如何承担相应的所得税义务,这要视情况而定。

在自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实现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或特定目的,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将由受托人返还给作为受益人的委托人自己。因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就不应视为资产捐赠行为,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在他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向其所指定的受益人转移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在本质上与对外捐赠资产的行为相同。

因此,尽管捐赠资产要交由受托人管理并于信托终止时才能实际转到接受捐赠资产的受益人手中,但信托成立时应视同捐赠资产的行为已经实现,并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如果他益信托为公益性信托,则根据现行税收制度对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处理方式,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从受托人角度看,受托人承受信托财产时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它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并管理信托财产,显然受托人的这种角色不应将其视同接受捐赠资产的主体,其在承受信托财产时不能视为取得捐赠收入,也就不存在承担所得税的问题。

就印花税而言,它是对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收。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需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本身应视为一种财产转移书据。另一方面,如果信托财产为不动产或权利性资产,还需通过有关资产或产权管理机构办理信托财产产权变动登记手续,即办理信托登记手续,并领取产权转移书据或凭证。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需分别承担缴纳印花税的义务,受托人应缴纳的印花税不应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中支付。

2.信托存续期间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在履行其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与信托关系外部经济主体发生信托财产的交易、投资、处置等经济行为,并会产生相应的收入、费用、成本和收益,进而获取信托财产经营管理收益。将信托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意味着除公益信托项目有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外,经营性的信托项目要承担因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发生的税收,并由受托人作为名义纳税人从信托项目中提取并缴纳税款。其应税项目主要包括:(1)信托财产持有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

例如,受托人持有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信托期间应分别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受托人对持有的信托财产及其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会计核算所需的有关账簿应缴纳印花税等。(2)信托财产交易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开展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应根据信托财产的类型由信托项目承担相关的税收。例如,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因交易行为产生的收入,应缴纳契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对取得的增值额还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交易行为而签署的各种交易合同文件、发生的产权转移书据,应缴纳印花税。

(3)信托财产投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活动时,取得的投资收益将形成信托收益,根据现行税收制度规定,如果投资收益为企业非上市流通股权的买卖价差,则需缴纳所得税;如果投资收益为被投资企业以税后利润分配的红利,则可免缴所得税,以避免重复征税问题。(4)信托财产融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资金发放信托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以信托财产开展融资租赁活动取得的租金收入等,应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5)受托人经营管理信托财产获取的毛收益额及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涉及的应税项目。在会计期末,受托人需对当期经营管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入、发生的费用、成本进行会计结算,计算出经营收益,并计算缴纳所得税。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如果受益人为企业法人,则所得信托收益应避免重复征税;如果受益人是自然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3.信托终止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终止时,受托人需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清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信托财产的处置收入及相关费用,应参照企业清算的相关税收规定缴纳相应的税收。对清算后实现的信托财产价值大于原始信托财产价值的差额部分,应视同信托收益并由信托项目承担所得税。

受托人将该部分增值收益分配给受益人时,对企业法人受益人可免缴或扣减已缴部分所得税,以避免出现重复征税问题;对自然人受益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建立专门的信托税收法律规范

信托行为过程以信托财产的移转、管理、处分行为为核心,因信托行为而发生的应税项目几乎涉及现行税制下的所有税收类型和税种,税收关系较为复杂。

因此,引入信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是将信托税收问题分散在各种税收制度中加以规定,而是制定有专门的信托税收法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专门的《信托税法》和《信托业务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以其来规范信托业务的税收关系和征收行为。

《信托税法》用以规范信托行为和信托业务的税收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托税收基本法律关系的界定,如信托及信托税收行为的定义、信托纳税主体地位的确认、纳税人的确定等;信托税收的基本原则;信托税收的应税范围;信托当事人的纳税义务和责任;信托税收的征收管理制度等。

《信托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用以规范信托税收的征收行为,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托行为过程涉及的应税税种及其税目、税率、纳税人的确定;各项信托税种的计税方式、征税办法;税务部门的税务检查;纳税人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等。

税收入管理论文篇8

8月28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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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报道，国土部已于6月下旬下发《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此，国土资源部新闻处处长谢晖表示，经向国土部相关部门核实之后确认，国土部并未下发上述文件。不过，谢晖并未告知在国土部层面相关指导意见的具体进展。

【评点】土地改革所能带来的红利，目前还难以估算。但就拥有农地的上市公司而言，如何盘活资源、发挥出农地的更大效益将是一个重大课题。总之，农地流转是改革的方向所在，只是目前还存在一些政策法规的障碍需要完善，文件的正式出台还需要时间。 《财经》答疑 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

问：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动能普遍不足，加上近期国际资本流出对新兴市场造成较大冲击，未来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压力是否会加大？

答：随着市场对美联储退出QE预期的加强，近期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汇率大幅贬值，那些经常账户赤字严重的国家受冲击最大，其中包括印度和印尼。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

为稳定汇率，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将政策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限制了货币政策放松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股市下跌减少了居民财富，不利于消费；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善出口，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私人部门累积了较大的美元负债，偿债负担加重。

另外，近期中东局势紧张造成石油价格上涨，这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形成新的冲击。

总体看来，下半年新兴经济体还将继续面临着QE退出导致的资本外流的影响，短期油价上升也会对其经济增长带来另一个不确定因素， 预计下半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继续维持疲弱，难有惊喜。但部分东南亚小型经济体可能受益于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增长企稳。 数据气象

制造业PMI

地区——中国

时间——2013年8月

趋势——趋稳或略升

国家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1，创16个月新高。

与此同时，具有民间PMI之称的汇丰制造业PMI8月终值为50.1，与预览值持平，创四个月高点。这显示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动力有所增强，企稳回升的态势更趋明显。

国内市场需求的恢复，很大程度上来自信心的增强。国家近期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综合举措的推出和落实，稳定了社会预期，提振了市场信心。

外需市场也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经济改善，外部需求有所增加，加上中国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等措施的出台，制造业进出口形势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