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表达论文范文

情感表达论文篇1

笔者所提及的情感主要是演唱者演唱时情感的表达，而实际上情感始终贯穿于整体声乐教学体系之中，其不仅体现在演唱中，更体现在教师与声乐学习者两方面。在声乐教学中，情感表达的内涵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另一是作为教学客体的学习者。首先，从声乐教学主体教师的角度来说，情感的表达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而并不仅仅只是涉及到演唱环节。其包括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情感交流、教师所营造的情感教学氛围、学习者对情感接受理解程度，以及学习者所接受情感意识的熏陶等等。现如今在教学阶段中，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为了能够实现教学目标及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就需要为其与学习者之间搭建一个情感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使学习者能够较为积极地学习、训练，形成良性的学习氛围。教师与学习者之间信任与自信的建立即是通过情感表达来维系，我们总是用“和蔼可亲”来形容教师，其关键之处即在此。其次，人无完人，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控制自身的情绪表达，消除消极的情感因素，提升积极的情感因素，以此去感染学习者，这更有助于学习者以积极性的态度投入到学习与训练之中，使得教学活动开展得更加深入。此外，情感与教学中的体现还存在于教师与学习者之间尊重，这是学习者情感培养的基础，其能够促使声乐学习者以此为情感归宿，带动自身学习与训练的前面提升。因此，对于情感于声乐教学中的体现其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与态度的呈现，进而满足学习者情感上的需求，进而实现教学效果提升的一种教育方式。其实，无论是在高等艺术、音乐院校教学中，亦或是在当今社会中，情感因素的缺乏一直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与学习者之间、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的交流与沟通，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了无生趣。因此，加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无论是对于人在生活中的精神与审美需求，还是声乐学习者对于歌曲演唱的需求，都是极具重要性的。

二、情感表达对于声乐演唱与教学的重要性

对于声乐歌曲演唱而言，情感是声乐演唱的核心与灵魂，在演唱者演唱的过程中必须以自身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为主线贯穿于声乐歌曲的起末。声乐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中，无论是声腔、气息、语言都是强调演唱者“声乐”中“声”的问题，而“乐”也就声乐情感的问题，重视“乐”的培养，演唱技术才能够转化成为演唱艺术。而对于如何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培养学习者的情感，首先就是能否积极地调动学习者学习声乐的兴趣，笔者认为任何艺术、音乐的学习过程都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有所起伏的曲线，而决定这条曲线起伏程度的就是学习者对于声乐学习的情感投入程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爱程度。那么，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就应当充分地培养与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将情感的变化由兴趣发展成为热爱。因此，教师的教学与演唱示范需要以情动人，优美的范唱、生动的旋律、美好的声乐形象都能够增强学习者学习者对于声乐艺术形象的想象，进而产生学习的欲望。其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表达情感时常常通过语言来体现，在声乐教学中道理同样如此，教师在教授与引导学生情感培养时，也需要将自己对于情感的认知与理解能够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去为学习者描绘，让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情感的蕴含与体现，这不仅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声乐的演唱技巧，也是学习者培养情感最直接的途径。与此同时，声乐教学的本质内涵是重认知，更重情感，而情感的表达并不能够完全借由语言描绘，这就需要学习者在日常的学习与训练中，多借鉴、思考与积累，例如多观摩音乐会、歌剧和歌唱比赛，多听优秀歌曲唱片，以加强学生对音乐美的感受，调动学生的艺术审美情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兴趣及自觉性。另外，我们要为学生多创造舞台实践的机会，并对学生的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使学生在多次的排练、登台演唱及演出的成功中体会到快乐与满足，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加强了原先的求知欲望，产生对声乐艺术更为持久的热爱之情。

三、结语

声乐演唱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演唱与情感实现内心交流引发听众情感的共鸣，而其最佳的体现则是我们常说的，声情并茂，即是声音、感情贯穿于歌曲旋律表达之中。而现如今在声乐教学、演唱实践之中，“重技，轻情”的现象虽已有改变与改善，但情感因素仍并未在其中得以全面的展现，而忽视了其在声乐教学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因为，从现代声乐教学实践来看，情感因素无论是对教师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的提升，亦或是对于学习者演唱技巧、演唱方式、声腔变化等方面的掌握与掌控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更有利于整体声乐艺术水平、声乐教学水平的提升与发展。

情感表达论文篇2

在许多的教科书中都有关于歌唱情感表达的相关章节的介绍。例如在胡郁青主编的《中外声乐曲选集》这本书中，第一部分关于歌唱技巧的介绍中就提到了歌唱者在演唱的时候要“以情带声，声情并茂”。

关于歌唱中情感把握与表达的文章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由李静写的论文《歌唱中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现》就详细的介绍了如何表达作品的情感；再如金美淑的论文《歌曲情感表现的若干原则》也是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除此之外，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还有文铁林的《“声情”如何并茂―声乐声情关系再探》以及程娟娟的《浅析声乐演唱中的情感处理―以古老的歌为例》等等。

通过对相关书目和文章的梳理，关于歌唱中情感的表达与把握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扎实的演唱技巧是情感表达的基础

在许多的论文中都提到声乐技巧是歌者表现歌曲的基础。声乐技巧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发声、咬字、音色、气息等等。只有声乐技巧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赋予作品新的生命。 所以歌者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演唱技巧，要把作品情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行腔的情感把握

演唱者可以在行腔过程中揉入泣声和笑声。同时气口的巧妙运用也可以产生感人肺腑的效果。也有学者谈到演唱时说、唱、喊等技巧的应用也会产生打动人心的效果。

（二）咬字吐字的情感把握

字是歌词的基本元素，演唱者根据作者对字的用声要求进行二度创作，从而达到“情由感发，感从字来”的境界。演唱时通过“俏”、“重”、“响”、“柔”等演唱技巧把字的情感唱出来。

二、对作品创作背景的了解

每一首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对作品时代特征和创作背景的了解对把握歌曲情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周箐和李丽梅的论文《歌曲黄水谣演唱情感分析》一文中就提到要把握《黄水谣》这首作品的情感就必须了解该作品是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是一首女中音独唱曲。只有抓住了《黄水谣》这首歌曲“的情感，但潜伏着希望和斗争”这一中心思想情感基调，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创造和刻画，才能把情和声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对歌曲的音乐分析

对作品的分析主要包括作品的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和声、速度、力度、节奏、节拍等的分析。通过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对作品谱面有个理性的认识，进而对作品有整体的把握，为歌曲情感表达打下基础。

四、表演中的情感表达

在很多的论文中都提到，对歌曲的情感表达如果没有“演”，“唱”也是肤浅的。歌者在演唱时通过表演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会产生很好的艺术效果。歌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通过面部传情

注意面部表情和眉目的传情达意，充分发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的作用。借助眼神和面部表情把歌曲的“酸甜苦辣”表现出来。

（二）通过动作传情

中国戏曲很讲究手、眼、身、法、步。这在演唱中对歌者也是很重要的。协调优美的肢体语言同样会给作品情感表达增添无穷的魅力。

（三）通过妆饰传情

妆饰传情即演出时的服饰要与演唱歌曲相符合，合适的色彩搭配和服装款式也会为表演者很好的投入演出做铺垫。

五、想象与联想对歌曲情感表达的意义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可以概括音乐最基本的内涵。而音乐的内涵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正如圣桑所说：“音乐始于词尽处。”它能传达出任何语言不能表达的那些印象和心灵状态。而声乐作品的内涵更广阔、更丰富、更深邃。因此，演唱者要把歌曲所包含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必须运用想象力充分发挥表演者的联想和想像，尽量去启发音乐的想象力，去抒发歌曲所描绘的内容和情感。

六、个人素养对歌曲情感把握的意义

也有学者认为，歌者的音乐素养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个综合素质较高的歌者，对作品的把握和表达会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对歌曲的诠释也会更加真实。

以上观点是笔者对歌曲情感表达现有观点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出大家对歌曲情感的把握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歌者的个人阅历尤其是实际情感经历对于把握作品情感也有重要的意义。艺术源于生活，每一首声乐作品都是基于现实生活创作的，有着深厚的生活积淀。一个个人情感经历不丰富的歌者，要表现好作品中抽象的情感内容是十分困难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没有亲身的实际经历是不能够完整真实的诠释作品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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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达论文篇3

关键词：感物说；模仿说；主客体；情感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8-0267-01

无论是中国的“感物说”，还是西方的“模仿说”，它们都是各自文艺理论范畴中非常重要的命题之一。中国的“感物说”主要认为艺术产生的主要来源及发起动因在于作者自身的情感反应，即作者的心灵受到了客观事物的激发从而产生并形成了某种情感，而将这种情感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是艺术。这种特定的方式即绘画、文学、音乐等具体的艺术形式。而西方的“模仿说”则强调的是作者运用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某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通过模仿再现现实世界或现实生活。从上面对两者概念的简单描述，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感物说”和西方的“模仿说”都涉及了作者主体情感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两种理论对其的认知又是不尽相同的，而对主客体情感关系认知的不同也构成了两种学说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着眼于世间万物与人类情感关系的哲理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美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自然身处其中的“感物说”也不例外。所以在“感物说”中，作者的主体情感与所描写对象，即客体之间两者的关系是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

在“感物说”中，主客两者的关系是以一种相互含糊、彼此交融的状态出现的，作者的主体情感与所描绘的客观事物之间是统一在一起的。“感物说”的核心意思，简而言之，就是作者的心灵因受到客观外物的触动，从而产生了某种情感。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由物生情，说的是作者的创作情感是由客观外物激发出来的，“物”是“情”产生的动力和源头；而第二层意思说的以物表情，毋庸置疑，情感是抽象的，而现实事物则是具象的，“感物说”的第二层意思正是用具象的“物”来表达抽象的“情”。所以在文学的艺术创作中，如果没有帮助表达的“物”，文学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模糊性，作品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就会大大降低；但如果在一部作品中只有“物”而没有“情”，作品不但在外在表现上略显单一、枯燥，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也会缺少丰富的本质内涵意蕴。以上再次证明在“感物说”的主客体关系中，两者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且不可分离的。

虽然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两者在“感物说”中的地位是相等的，而恰恰相反是有主次之分的。众所周知，一部文学作品的核心在于精神层面的思想或情感的传递。所以在感物说中的描写对象，即“物”，是作者在表达情感时所选择的一种方式或渠道。综上所述，在感物说中的“物”与“情”两者之间，更重要的应该是“情”，而属于现实外在的“物”只是作者表情达意时所选取的材料或工具。这里“物”的性质与戏剧中人物的设置或是道具的选择颇为相似。人物与道具既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但是它们的出现和选取完全是出于对作品本身想要表达的主题情感或思想的需要。简而言之，在感物说中的“物”虽然至关重要，但是“物”的作用更在表“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作者是从自己的情感和审美角度出发来选择、描写和展现客观事物的，因此这是一种以人度物的审美观念。

在“模仿说”中的主客体关系却与在“感物说”中截然相反。在西方的“模仿说”中要求作者要从自己的艺术作品创作中超脱、抽离出来，创作者要和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保持一种彼此相互独立的状态。强调真实性是“模仿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这就要求作者应该站在被描写对象的角度上而不是创作者自身的角度上，秉承真实、合理的态度去表达和展现所写事物本身应有的特征、情感以及本质。所以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尽量不掺杂自己作为主体的情感，而是要完整的展现被描写客体的真实状态。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模仿说”中的主客二者的关系不是“感物说”中物我合一的统一整体，而应是两个十分清晰、完整的独立个体。正是由于“模仿说”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尽力克制和约束自己的主体情感，所以西方的文学创作更强调的是创造，而不是中国“感物说”中以抒发作者自身主体情感为主的表达。

“感物说”与“模仿说”这两个美学范畴虽然共同涉及并阐释了“物”与“情”之间关系这样一个相同的主题，但两者在理论内涵上却不尽相同。西方的“模仿说”更强调的是客观的“物”，注重的作者对“物”所进行的文字化的再创造，而中国的“感物说”则不仅仅关注“物”，并且更侧重于作者主观的“情”，情景交融才是中国美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范文亭.“物感说”与“模仿说”理论特色之比较研究[J].语文学刊，2008，（S1）.

情感表达论文篇4

音乐与文学从表面上看是截然不同的文艺类型，音乐通过音响的组合达到表现的目的，而文学的表现目的则通过语言的手段去达到。音乐的美主要存在于声音自身之中;文学的美主要存在于语言的涵义之中。由于音乐缺乏视觉的具体形象，也缺少思维的明确概念，所以虽然能细腻地表达各种情感，却无法确定是哪一种情感;虽然能生动地表达心理变化的过程，却无法准确地说明过程的因果关系;尽管音乐的声音与语言的声音有如此之不同，人们还是试图把音乐当作一种语言的艺术来看待，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把音乐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语言方式。他认为音乐语言之所以不能用文字来表述，是因为它太丰富了。音乐凭借有规律的乐音的变化和运动过程，来表达或传达某种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文学借助语言文字进行创作，表达情感。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一方面它是完全抽象的，因人们的交流需要而被创造出来，完全是人类自由想象的结果。音乐作品无语义，比较抽象模糊，涵义有不确定性，同一个作品，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相比之下，文学作品用文字来表达，有语义，意思相对明确、具体，容易被人接受。音乐的表达更注重人类的内在生命。在人类生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起初的、极为复杂的生命感受。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改变着趋向、强弱和形态。它们毫无规律地时而流动，时而凝止，时而爆发，时而消失。对于这种内在生命，其它艺术手段是无法忠实地再现和表达的，只有音乐才能做到。与之相比，文学表达则倾向于客观世界。语言的产生是出于交流的需要，其创造是与外部世界的事物相对应的。虽因其符号性的暗喻能力，使人产生生动的感受、深刻的思考和广泛的联想，但其传达的意义在诞生之初就被相对确定下来加以普遍的接受、理解。这和音乐对内在生命的精细描写相比就有了相对的客观性。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在时间上的流动来创造艺术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是表现生活感受的一种表现性时间艺术。而文学则是以语言为手段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下面我就论述探讨音乐与文学之间的相关性。

音乐与文学都属于艺术，音乐是声音艺术，文学是语言艺术，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论述中，关于诗歌、音乐、舞蹈的论述大多是纠集在一起的。在那个远古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其表达、交流手段有限，为了交流的需要，于是多种表达手段被一同使用，也就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在那时已经开始互相配合。文学与音乐的自然一体性的最好体现就是《诗经》。这部歌曲集的内容本身，就全方位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又以歌与诗的二位一体融入社会的每个个体的精神世界。

无论在音乐还是在文学创作中，情感始终伴随着创作的全过程，是二者创作的本质特征。所以列夫-托尔斯泰说人们是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情感在艺术中的地位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中，体现在创作之初，表现为创作的动力;体现在创作中，表现为作品的形象性;体现在作品中，表现为包含着欣赏者的情感活动，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情感活动，文学和音乐都体现出以下特点：具有情感的强烈性。作为艺术创作原动力出现的情感抒发总是炽热而激烈，就像那将喷发的火山，而文学和音乐就好比火山口，给喷涌的情感找到一个最好的途径。诗歌、音乐以集中强烈地抒发思想情感为标志，所以说文学、音乐更多的是打开心灵，直接表露自己情绪情感。音乐与文学对人的表达，从自然到社会的，从内心到外在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是对世界的人性化描述。

艺术形式随着社会发展开始分化，逐渐脱离远古时代的一体状态，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先后开始独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音乐始终不曾和文学全然脱离，在中国，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音乐往往成为文学流变中的最重要因素。以至于我们无论是讨论文学还是在探索音乐，不可避免的要同时提到诗、词曲和戏剧。音乐是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反之，文学对于音乐有着同等的作用。无论是早期浪漫派音乐，还是中期的浪漫派音乐家，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从文学作品中寻找题材，甚至直接改编文学作品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主管艺术的阿波罗，手中拿的就是一架竖琴。这表明在远古的希腊，诗歌就是根植在音乐中的灵魂。

在歌剧产生以后的音乐发展史中，从巴洛克时期到古典乐派，从浪漫主义时期到现代音乐，歌剧和艺术歌曲的创作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海顿、莫扎特到贝多芬，从韦伯、舒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到舒曼、李斯特、瓦格纳、柴可夫斯基，这些世界音乐大师们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歌剧或艺术歌曲的创作，充分说明了音乐与文学的密切联系。

在面对现代文明对精神环境日益污染的困境中，艺术领袖的精神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财富。艺术家往往是最先预见到社会变革的人，在中世纪的欧洲，艺术家更成为了推动西方文明前进的关键动力，他们经历了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在浪漫主义音乐时期达到了高潮。

【参考文献】

[1]沈致隆，齐东海.音乐文化与音乐人生[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次.音乐美学新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3][美]梅纽因，[美]戴维斯.人类的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4]张己任.谈乐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新西兰]斯蒂芬.戴维斯.音乐的意义与表现[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情感表达论文篇5

【关键词】图式理论；初中英语；学生；口语表达

英语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多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主动意识和理性思维，促进英语知识向学习技能的转变。Carrel倡导的图式理论则对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运用能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图式理论所表达的语言信息具有关联性、转化性、发展性基本特征，能够让学生在接触基本语言表达信息源基础上，深入理性认知感悟，并对原有的储存图式信息来对比鉴别，更为深刻掌握语言表达运用技能，提高理解感悟和表达运用能力。

1.激活学习感官，丰富语言图式信息输入

图式理论倡导学习者对已有语言表达信息的关注，鼓励其运用拓展延伸的想象思维认知感悟。这样的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脑、口、眼等学习感官，准确把握语言表达的内涵信息，能够既准确又全面地反映语言信息表达主旨要义。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妨多引导学生勤观，整体认知感悟词汇语句表达的本义信息；多鼓励学生善思，客观准确找出语言信息表达的主旨意图；多支持学生发言，为学生提供课堂交流的机会。学生在这样的感官刺激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入理解信息的表达要求，还能够形成综合思考运用的良好学习习惯。同时，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官所见所感，对语言图式信息（表达内容及要求）综合思考，围绕“全面性”来选择有效的信息内容，形成有重点，贴近表达要求的思维信息。

学生通过学习感官的综合判别，能够所熟悉的语言知识素材出发，全面反映表达要求。例如，在《牛津初中英语・ Fun with English》（下同）8A Unit5Birdwatchers的“Reading Birds in Zhalong”教学中，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文本表达的主题大意外，更应该建议学生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思考：Why do we need the place as Zhalong？ 要求学生再根据文本表达内容和知识素养，围绕How to protect the birds？和What do you get from the article？来表达认知感悟，以此来拓展文本学习知识。

2.深化整体感知，活化语言图式表达内容

学生语言表达是建立在整体认知感悟和综合思考运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思维表达过程。对原有图示内容的整体认知和重点表达则是学生在语言陈述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建立在整体认知感悟基础上的语言表达才更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

从课堂教学的实践来分析，只有深化整体认知，才能使得表达更合情合理。教师在教学时，可根据学生的语言学习实际情况和课程语言表达目标任务要求，建议学生能够运用泛读和精读模式，对文本表达大意和表达重点深入理解感知。同时，建议学生能够关注表达素材中细节环节，尤其是表示时间、地点、数据等一些关键性的词汇，来深刻领悟。有了上述语言表达素材的积累，不仅能够更好体现语言表达的要求，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学生通过整体感知，让语言表达内容焕发活力和光彩。像在《牛津初中英语》8A Unit3 A day out的“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in a day”表达交流中，教师可建议学生根据文章表达内容要求，建议学生思考Why do we need the Internet now？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从文章的表达主旨和世界的悄然变化来深入思考表达。学生在了解文章表达主旨前提下，对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更有深刻认识。结合思考内容，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表达出自己的理解感悟，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激情。

3.注重多元表达，提高语言图式转化能力

表达是学习思维的转化生成过程，体现了学生的理解感悟与语言知识技能积累。综合学生的英语表达学习情况，鼓励学生尝试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开阔知识视野，还能够让学生在表达探究过程中掌握技能，提高实践运用水平。

教师在训练过程中，要求学生根据原有语言信息从表达主旨、表达要求、表达思维等多方面运用讲故事形式，概括自己的理解感悟；运用对话交流方式，剖析语言素材的特色，彼此互相学习；运用小组辩论形式，激活丰富想象思维，增强语言表达情境活力；运用角色表达形式，深入感知人物的情感要求，提高学生语言学习的图式知识综合转化能力。

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能力要求，选用适当的形式予以指导，帮助学生能够在多样化的表达过程中，灵活运用知识，创新表达形式。

综上所言，在初中英语口语教学中运用图式理论，能够在有效刺激学生多种语言学习感官思维基础上，更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敏锐的语言感知思维，提高表达的准确性和地道性。该理论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发现大量语言表达信息，更好拓展语言表达输出的文化知识信息，值得深思和探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九年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刘丰香.图式理论指导下的英语口语技能的培养[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年20期。

[3]李勇婵.口语教学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年12期。

[4]刘泗海.如何加强初中英语口语教学[J]成功（教育），2011年07期。

情感表达论文篇6

（关键词] 道德本质 道德语义 情感主义 艾耶尔 斯蒂文森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2—0042—07

道德的本质始终是困扰哲学家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19世纪的尼采，对该问题的追问产生了诸如道德形式主义、美德论、神意志论、契约主义、功利主义、实践理性主义等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都试图用自己的学说揭开笼罩在道德身上的神秘面纱。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问题仍然构成了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关怀，然而对它的求证却发生在一个崭新的话语体系之中——分析哲学。分析哲学的转向及向伦理学领域的蔓延直接导致了分析伦理学的兴起。分析伦理学以道德的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道德的语义实现对道德本质的理解。艾耶尔与斯蒂文森是道德语义路线的早期践行者。他们提出，道德言谈的真正意义在于表达情感态度，道德的本质是非认知性的，不是对所谓“规范事实”的表征，而是表达主观情感的话语行动。艾耶尔与斯蒂文森以语义为路线对道德本质的求证，首次系统地将伦理学引向了对道德语言意义的分析之路，赋予道德词项情感语义，由此否定了长期位居主流地位的道德叙事认知主义思想，实现了伦理学中的“语言转向”和“非认知主义转向”。本文目的即在于以分析哲学为话语体系，对艾耶尔与斯蒂文森的情感主义道德语义理论作详尽的疏解，并就其理论优势与不足给予评价。

一、艾耶尔的道德情感语义理论

在分析哲学语境下，道德的本质问题转化成了道德言谈的语义问题。从柏拉图开始，道德认知主义传统占据着主流地位，主张道德话语的意义根源于对道德事实命题的断言（assertion），即向对话者传达一定的实质（substantive）信息，因此与非道德语言一样具有可真性（truth—aptness）。可真性是道德话语及其所表征道德命题的本质属性。道德认知主义在当代语言哲学上的理论形态以真值条件语义理论作为自身立足的基础。道德认知主义的理论优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该理论框架下，道德话语的叙事性质和道德推理逻辑的正当性都可以借助于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其二，通过道德事实命题的假定比较好地解释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

然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主流传统的道德认知主义在艾耶尔那里被颠覆。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艾耶尔深受维也纳小组极端反形而上学立场的影响，对超越经验领域之外而无法经验证实事物的本体实在性表示强烈的质疑，最典型的是“上帝”和“善”。艾耶尔提出，“善”并非指称（refer to）事物的本体实在属性，因此表达道德判断的道德语言陈述也并非是对所谓“道德事实”的认知与描述。道德认知主义的错误恰恰就在于以“道德事实”的本体实在作为根本的假定前提，并基于这一错误假定去徒劳地建构道德话语的意义。他对道德认知主义的批判同他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一样，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主义语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主张是；道德的语言陈述要有意义，必然是对某一分析命题或综合命题的表征。但艾耶尔提出，道德话语在内涵上既不指称分析命题，又不表征综合命题，因此在认知层面上是无意义的。

首先，道德语言陈述并非表达分析性命题。由于分析命题的意义完全取决于组成命题句子词项的定义，所以，判断道德陈述是否表征分析命题需要对道德词项的定义加以分析。立足于摩尔的未决问题（0pen—question）论证，艾耶尔指出道德词项在根本上是不可定义的，属于“伪概念”（pseudo—concts）。原因在于，道德词项比如“善”如果是可定义的，那么在理论上仅有两种可能的定义路径：一是自然主义定义，把“善”视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词项，用某种自然属性来定义“善”；二是非自然主义定义，用非自然主义的词项来定义“善”。但艾耶尔认为哪一种定义路径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自然主义定义无法幸免于摩尔的未决问题指责。比如，如果像功利主义理论那样把“善”定义为这样一个自然属性——即对最多数人最大快乐的满足是“善”的，但我们仍然可以理性地追问：“对最多数人快乐的满足真的是善的吗？”这个问题并非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完全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使拥有了这个定义，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下，对大多数人快乐的满足并非就是善的。这说明，我们内心最深处所持有的“善”的概念是无法通过单纯化约为自然属性而得到概括的。从逻辑角度讲，如果把“善”定义为“对最多数人最大快乐的满足”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否定形式——“某些时候对最多数人最大快乐的满足不一定是‘善’的”就应当是错误且没有意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道德哲学家已经提出了诸多的“思想实验”来证明这个否定形式论断的正确性，比如托马森著名的器官移植思想实验。这也同时证明了道德词项与非道德词项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非道德词项完全可以用自然主义的词汇加以定义而不受摩尔未决问题的丝毫困扰。一个经典事例是“单身汉”的定义。我们通常把“单身汉”定义为“到了已婚年龄但没有结婚的成年男子”。很显然，此定义的疑问句形式——“到了已婚年龄但没有结婚的成年男子是单身汉吗？”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而这个定义的任何否定形式比如“有时候到了已婚年龄但没有结婚的成年男子不一定是单身汉”的宣称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艾耶尔而言，摩尔对自然主义道德词项理论的指责是切中要害的，终结了道德自然主义归约语义的可能性。

其次，道德陈述也不表达综合命题。根据摩尔提出的道德非自然主义理论，“善”“恶”等道德词项是对非自然道德属性的言语表征，因此道德陈述本质上是一个关于非自然道德事实的命题，具有可真性。艾耶尔提出，如果摩尔的这一理论正确，那么道德陈述作为一个综合命题必须能够通过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和检验。但摩尔的非自然道德属性概念是“神秘的”，我们在经验的世界中根本无法对非自然属性的“善”加以经验地感知，而表达非自然的“善”的综合命题也无法经验性地得到证实，因此摩尔非自然主义道德综合命题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既然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道德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的道德认知主义是错误的，那么道德语言陈述是对道德命题宣称的理论主张就无法成立。艾耶尔的情感主义道德语义理论为此提出，道德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对言谈者主观情感的表达，后者包括言谈者之于所言事物的喜好、赞成或反对态度等。换句话说，道德语言具有情感意义。道德语言的情感意义与非道德语言的叙事意义在属类上是彻底断裂的，没有任何的延续性。非道德话语的叙事意义在于非道德话语是对所谈论事实的认知和表征；而道德话语的情感意义则体现于道德语言的使用是为了表达言谈者内心的情感，而不是对任何事实的描述与宣称。正因如此，艾耶尔认为一个命题中增添了道德词项将不会对原有命题的认知内容产生任何影响，而仅仅是增加了言谈者对所言事物的情感态度。所以他这样写道，“如果我对某人说‘你偷钱是恶的’，我的这一陈述仅仅意味着‘你偷钱了’。当在此句子后面增添了‘是恶的，言语时，我没有增加任何关于这一行为认知性内容的陈述。‘你偷钱是恶的’与‘你偷钱了，在认知内容上完全等同，前一个陈述比后一个陈述只不过增加了我对你偷钱行为的厌恶态度而已”。

艾耶尔的道德情感语义理论实质上是语言哲学中话语行动理论的一个版本。按照话语行动语义理论，语言的意义在于言语者借助它展开一定的行动。艾耶尔认为，道德话语的意义也恰恰在于言谈者利用道德话语进行表达自己道德情感的行动。所以，道德话语的作用在于其工具性，在本质上与非言语的情感表达方式（比如身体动作）没有任何区别。当我看到某位学生考试作弊而产生厌恶情感时，我可以借助于言语工具，说“作弊是恶的”，以此表达内心对作弊的厌恶。但也可以不用任何话语而仅用皱眉头来表达同样的厌恶态度。对艾耶尔来说，陈述句“作弊是恶的”中“恶”的作用完全等同于我在看到作弊现象时采取的皱眉头动作，二者都不是对作弊事实的认知和叙述，而是对作弊行为情感态度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道德主观主义（moral subjec—tivism）同样认为道德语言是对言谈者主观情感的反映。该理论类似地主张，当我们说“作弊是恶的”时，我们实际上在宣称“我厌恶作弊”。虽然道德主观主义与道德情感主义都承认道德情感的存在，但具体到道德语义问题二者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仍然属于道德认知主义阵营，而后者则归属于道德非认知主义。这是因为，道德主观主义主张道德陈述是对言语者主观情感事件的认知与叙述，本质上表征着一个事实性的命题——即关于言谈者是否处于他所宣称的情感状态的事实，因此具有可真性。当我说“作弊是恶的”时，如果我确实拥有厌恶作弊的情感态度，那么陈述句“作弊是恶的”为真；否则为假。而情感主义则根本否认道德陈述是对言谈者情感状态的表述和宣称，强调道德陈述只是陈述者用来表达自身情感的一个话语行动，道德词项不具有任何认知性意义，因此完全可以用情感感叹语加以代替。所以，陈述句“作弊是恶的”的真正意义就等同于以下句子：“作弊——呸！”

面对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合理地解释道德分歧与辩论现象。直觉告诉我们，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反映出这些主体对同一行为道德价值的不同认知，因而是关于道德价值事实的分歧，而非因语言意义的误解引致的错义分歧。比如，当我说“张三人很黑”时，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张三这个人很黑心，缺乏基本的良知”。但如果听话者误解了我使用“黑”的本意，把“黑”理解为张三的肤色深浅，于是作出否定回应“不，张三人很白”，这里，听话者和我的分歧就并非是在同一事实认知层面上发生的争议，而是因语义的错位理解产生的错义分歧。当错义理解被纠正之后，对话者之间的分歧就消失了。但道德分歧并非如此。当甲说“婚前是恶的”，而乙表示反对，甲乙二人的分歧则是对婚前的道德价值（可以说是一个规范性事实）所持有的不同认识。为了解决分歧，二人还往往展开论辩，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证明对方的道德认识是错误的。如果一方的推理缜密且正确，另一方可能会放弃他原来的观点而接受对方的道德信念。道德认知主义强调道德分歧与论辩以道德命题为内容展开，具有为真性。借助于“真”这一概念，道德认知主义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古典逻辑原则对道德分歧与论辩推理的有效性作出合理的解释。但道德情感主义在此方面却存在巨大困难。按照情感主义理论，道德语言仅仅用来表达言谈者的情感，当甲说“婚前是恶的”时，相当于表达了“婚前，呸！”，因此甲对婚前的厌恶完全是他私人的主观情感偏好，他人根本无法对其表达私人情感的话语表示否定，充其量仅仅通过这一话语得知他厌恶婚前而已。这就使得道德分歧和论辩的合理性在道德情感主义框架内彻底丧失。

艾耶尔意识到了自身理论面对的这一困境，并积极做出了回应。他提出，道德分歧与道德推理并非是发生在言谈者之间道德价值认知层面上的分歧和推理，而是关于所关涉的非道德事实的分歧与推理，比如“对行为主体动机的误解，或者对行为后果的错误判断”等。这些非道德价值的事实是经验性的，辩论与推理的目的就在于“希望对方认可和接受言谈者对这些经验性事实的认识，从而采取与他一致的道德态度”。假设现在甲对乙说：“李四昨天对他母亲撒谎是恶的。”乙不认同，认为甲的这一道德判断是建立在他对李四撒谎的动机错误判断基础之上的，因为甲并不知道李四昨天对他查出癌症的母亲撒谎是为了避免母亲得知真实病情后情绪低落而影响正常的治疗和最终的康复。由此看出，乙对甲道德论断的否定指向的并非是李四昨天撒谎行为的道德价值认识，而仅是甲对李四撒谎行为动机的误解，而乙由此对甲的推理性劝说也都是围绕这一经验事实展开的。所以，在艾耶尔看来，道德分歧并不是关于所谈论行为道德价值的分歧，而是关于此行为所关涉的某些经验性事实的分歧。由于道德词项是言谈者情感的语言表达，所以在剥离了道德陈述所关涉的全部事实性内容之后，道德语言表述本身就无所谓正确与否。正因如此，必须以可证伪性为立足点的所谓道德规范逻辑（normative logic）在概念上是不成立的。道德推理的逻辑实际上发生在、并且只能发生在经验事实层面，而不能发生在情感态度层面。

艾耶尔认识到，现实世界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分歧与论证得以发生，背后往往假定了一套道德的规范标准。比如，根据甲乙双方都假定的道德规范体系，所有类型t的行为都是善的。但如果二人就某一具体行为A是否是善的发生分歧，从根本上说是二人对A是否归属于类型t而发生的认识分歧，而A是否属于t却是一个经验性事实问题。即使是甲乙双方在A属于类型t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但假设两人分别接受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s1和s2，而在s1中，t类型的行为是善的，但在S2中，t类型的行为却是恶的，那么，甲乙二人的道德分歧就归结于各自所接受的道德规范标准不同。至于s1和s2哪一套道德规范标准更好，艾耶尔认为是一个伪问题。由于道德根本上归结于主体的主观情感偏好，所以道德标准没有优劣或正误之分。所有道德认知主义理论都假定存在绝对的道德价值（艾耶尔称其为“道德绝对主义”），所以都是错误的。这反映出艾耶尔对超越于经验领域之外的规范概念合法性的根本质疑。只有把道德规范词项的意义归结于情感态度，才能根本上摆脱道德认知主义所持有的道德词项表征客观事实属性的掩耳盗铃理论，为道德话语的意义找到一个更加理性的栖身之所。

二、斯蒂文森：道德语言的动态情感意义

作为艾耶尔之后道德情感主义语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斯蒂文森继续沿袭分析伦理学传统，致力于为道德词项与道德陈述的意义提供一个更加完满的情感主义解释。同艾耶尔一样，斯带文森敏锐地意识到道德分歧和论辩问题是面对道德情感主义的一个巨大理论挑战。他提出，任何道德语义理论都必须能够容纳和解释真实存在的道德分歧与道德推理论辩现象，能否实现、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要求是衡量道德语义理论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他的道德语义分析首先从道德分歧与道德论辩开始。

在如何理解道德分歧性质问题上，斯蒂文森与艾耶尔持有不同的观点。艾耶尔否认道德分歧是真正发生在纯粹规范意义上的分歧，将道德分歧与随之产生的道德推理论辩完全归结为有关经验事实认知层面上的分歧与论辩。但斯蒂文森认为，把道德分歧简单地化约为非道德经验事实的分歧，从而消去道德分歧独立性的理论路径不可取，道德意义上的分歧与论辩是真实存在的。为此，斯蒂文森在概念上区分了“信念分歧”（disagreement inbelief）与“态度分歧”（disagreement in attitude）。信念分歧是指分歧双方对某一事实的认知所产生的不同观点，是“信念的对立，它们不可能同时为真”；而态度分歧指“赞成或反对某事物的心理倾向之差别，是态度的对立，它们不可能同时被满足”。爱与恨、赞同与反对、愿望与需求都属于态度范畴，都反映了主体的主观心理偏好。可以看出，斯蒂文森明确把主体的心理事件二分化为信念与态度，强调二者的不同类别性，这构成了斯蒂文森的一个重要哲学贡献。这一思想已经成为当前元伦理学中的一个主流观念。当前元伦理学认为信念与态度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原因在于信念代表着观念向世界方向的匹配（mind-to-worlddirection of fit），而态度则根本上代表着世界向观念方向的匹配（world-to-mind direction of fit）。

斯蒂文森提出，道德推理性论辩既包括信念分歧，又包含态度分歧，但二者相比而言，态度分歧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其一，态度分歧是道德论辩的最终目的，当态度分歧消逝时，道德论辩自然终止，双方没有了再继续论辩的动机。其二，态度分歧在根本上决定着哪些信念在论辩中才是相关的。比方说，甲乙二人对婚前的道德性发生分歧并进行辩论。如果甲列举婚前可能会感染性传播疾病来试图为自身立场作辩论，但乙却不认同这样一种事实与婚前的道德性会有什么关联。换句话说，即使乙认同甲所列举的这一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也不会仅仅因为对这个事实的认同而改变他对婚前所持有的赞成态度。此种情况下，甲乙二人的分歧并非是关于婚前是否会感染性传播疾病事实的分歧，而根本上是两人对这一行为的私人态度分歧。如此一来，婚前是否会感染疾病的信念就完全失去了参与辩论的必要。

立足于道德分歧的二元概念，斯蒂文森提出了道德话语的二重意义理论。首先，道德分歧中的信念分歧以及道德论辩中的信念推理表明道德语言具有描述信念的作用，该作用构成了道德语言的叙事用途（descriptive use），即对有关的经验事实进行认知性描述。在这一意义上，道德语言可以完全化约为科学语言，即道德词项的语义可以用科学词项加以解释。所有道德认知主义都是道德叙事意义理论的主张者。比如，道德自然主义把“善”归结于某种可以用经验科学证实的事实属性，认为“善”的意义正是在于对该事实属性的叙述。当不同主体在该事实属性的具体认知与描述方面存在分歧（即信念分歧）时，就导致并且表现为相应的道德观念分歧。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语言的全部用途是否就在于叙事？斯蒂文森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从这里引入了道德语言的动态用途（dynamic use）概念，此概念构成了他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所谓动态用途，是指道德语言用来“促使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或态度”，即在听众中“创造一个影响……具有类命令（quasi-imperative）的效力”。该定义表明，道德语言的动态用途在于通过道德言谈试图对听话者的道德态度引发一定的情感反应，即向对话方发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类命令或建议。当我说“不孝是恶的”时，此句子的动态意义就在于我发出了“不要不孝”的类命令，期望借此对听话者产生影响，使他按照我所说的去行动或者采取与我同样厌恶不孝的态度。斯蒂文森特别强调，尽管道德词项具有叙事作用，但它的动态作用却是最主要的。语言的意义体现于使用之中。由于我们使用道德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劝说和建议别人在自身情感态度上能有所反应，因此其意义是“情感的”。正是道德词项的情感意义使它具有了动态功能。

斯蒂文森提出，之所以认为道德语言的主要作用不在叙事而在于对听众的情感施加影响，主要是因为道德语言的情感意义理论比道德的认知意义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道德分歧与论辩现象。以下事例可以看出为什么会如此。设想甲、乙两人展开以下对话。甲：“帮助穷人是善的”；乙：“不，帮助穷人不是善的”。现在先来分析道德认知主义理论对该道德对话的意义所作出的可能解释。在排除“神秘”道德本体假定的情况下（对斯蒂文森而言，以此作为假定前提的道德认知主义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首先排除在外），道德认知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主要包括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按照道德主观主义理论，由于道德词项的意义在于对言谈者私人情感的叙述，因此两人的以上对话事实就转化为：甲：“我赞成帮助穷人”；乙：“不，我不赞成帮助穷人”。但很显然，乙给出的否定回答是有问题的，因为甲只是向乙叙述了自己对帮助穷人行为的情感态度，在把握自己的情感态度上他比任何人都具有权威性，因此乙无法理性地对甲私人的情感叙事陈述作出否定。这个事例说明道德主观主义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看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把道德词项定义为对谈话者文化群体情感的叙述，由此甲乙两人的对话就变成，甲：“我们（即我们的文化群体）赞成帮助穷人”；乙：“不，我不赞成帮助穷人（你是怎么认为我赞成帮助穷人的？）”。这个道德相对主义的转化显示，甲乙二人的分歧就不再是关于帮助穷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这一问题的分歧，而变成了一方如何知晓另一方心理事件的认识论问题分歧，这就背离了甲乙二人道德争议的原始动机。所以，无论作为道德认知主义理论形态的道德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道德分歧问题。斯蒂文森认为，道德词项的类命令语义理论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困境而为道德分歧提供更合理的解释。按照他的道德二重意义理论，甲乙二人以上的对话转化为，甲：“我赞成帮助穷人；你也要赞成帮助穷人！”乙：“不，我不赞成帮助穷人；你也不要赞成帮助穷人！”甲和乙的前半句是二人对各自情感态度事件的叙述，体现出道德词项的叙事功能。而后半句则体现出道德词项的类命令功能，是甲乙二人彼此向对方发出的一个类命令。不难看出，在这个转化中，乙使用否定词对甲作出的消极回应就是恰当的，因为乙的否定并非是对甲前半句的否定，而是对后半句的否定，即乙拒绝接受甲发出的道德类命令。通过彼此给出道德类命令，甲乙二人都试图去影响和改变对方对帮助穷人行为所持有的情感态度。

但道德语言的动态意义理论优势不止于此。斯蒂文森认为，他的理论还可以很好地解释道德分歧缘何不能完全化约为非道德经验事实的分歧。他首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某一行为道德价值的分歧确实可以归结为对所关涉的非道德事实的信念分歧，比如对此行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持有不同看法。一旦信念分歧得以解决，人们对此行为的态度分歧也就自然消失。但他强调，其他多数情况下，即使有关的信念分歧得到了解决，双方对该行为经验事实方面的认识完全达成了一致，但他们仍然可能对该行为持有不同的情感态度。这说明，态度分歧独立并且凌驾于信念分歧之上。态度分歧造成的道德论辩代表了争议双方试图影响和改变对方态度的过程，这反过来又证明了道德语言的意义体现为它的动态功能。

如果说斯蒂文森的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成功解决了上述道德陈述语气句式的逻辑问题，接下来的一个自然问题是，这一理论是否同样好地解释了道德其他语气句式的逻辑？为回答此问题，斯蒂文森重点分析了道德疑问句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总是使用陈述句对他人发出道德类命令，还经常使用道德疑问句向他人问话。但如果把解释道德陈述句子的道德情感主义理论同样运用于解释道德疑问句子，却似乎是行不通的。比如，我们可以接受把“给老人让座是善的”这一陈述句意义阐释为“你要给老人让座！”但如果把疑问句“给老人让座是善的吗？”类似地阐释为“你要给老人让座吗？”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后者代表着对听话者是否愿意给老人让座的一种征询，完全偏离了原始问句的意义。姑且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即使我们可以作这样的阐释，但这一阐释却丝毫不包含发出类命令或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意蕴，这也与斯蒂文森的道德语义理论相悖。对此，斯蒂文森提出，“给老人让座是善的吗？”这个疑问句不应当理解为是对某事实的信息征询，而应理解为是对被问话者发出的一个请求，即邀请被问话者在是否给老人让座这件事上对自己的态度进行指导并且施加影响。按照这样的理解，这个问话的实际意义就体现于以下转化的句子：“对给老人让座我是应当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呢？请对我施加影响吧。”所以，道德疑问句的意义同样体现于它的情感动态功能。

三、对道德情感主义的批判审视

艾耶尔与斯蒂文森的道德情感主义为道德哲学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更进一步地把道德哲学问题研究引向了对道德语言的分析，对元伦理学、尤其是道德语言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道德语言分析范式为我们探查道德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视角。事实上，道德的本体、规范性、实践性等根本问题，无不蕴含于道德语言的意义和结构之中。对道德语言进行哲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道德的哲学基础。贡献之二是突破了道德语言的叙事意义理论边界，首次赋予道德语言以情感意义，弥补了传统认知主义理论对道德语义内涵分析的不足，深化了我们对道德词项特有语义性质的理解。

然而另一方面，艾耶尔与斯蒂文森的情感主义也面对着诸多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道德情感主义的理论缺陷。艾耶尔对道德语言的分析完全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可证实原则，但该原则作为一个语义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原因在于，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一个叙事性的语言陈述没有通过经验可证实检验，但它仍是有意义的。比如陈述句“龙会飞”。“龙”的非实在性使得这一句子无法经验性地证实，但此句子却是有意义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该句子的言说者在表达什么。此外，艾耶尔对不同领域的语言分析也是不一致的。他首先承认传统形而上学概念与道德概念都是“伪概念”，但对待二者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理论立场。一方面他鉴于形而上学概念的伪概念性而彻底否定传统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却认可了道德语言的合法性并赋予道德词项以情感语义。对具有同一属性的传统形而上学概念与道德概念作人为的区别对待，就难逃理论任意性的指责。

与艾耶尔相比，斯蒂文森的情感主义道德语义理论更加合理，分析也更加严谨。他将语言的意义归结为对言说者私人情感事件的叙述和对他人的态度施加影响两种作用，肯定了道德语言具有叙事意义，这就为道德非认知主义能够利用道德认知主义的理论优势留下了空间。然而，斯蒂文森的语义理论在道德语言和非道德语言的分析上却发生了断层。既然认为道德语言和非道德语言都具有叙事与动态意义，就没有理由一方面将非道德语言的主要意义归结于叙事却将道德语言的主要意义归结于动态作用。事实上，斯蒂文森的道德语言意义理论完全可以对称地适用于对非道德语言的分析，因为即便是非道德语言的陈述、分歧与论辩，仍然可以理解为是寻求对他人态度和观念施加影响的一种企图。更一般地讲，发生在人们之间的任何对话最终目的都在于寻求他人对自己观念或态度的认可与趋同，而并非仅仅是道德对话的专有特征。比如这样一种情形。甲乙二人同行至一片树林，甲对乙言：“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但甲也可以说：“这里的空气很好。”按照斯蒂文森的语义理论，前一语句的主要意义在于对树林里空气清新的事实进行描述，而后一语句的主要意义却是建议乙采取与甲同样的喜爱树林中空气的态度。但这种区分显而易见是没有说服力的。常识告诉我们，甲的这两个语言陈述在动机和目的上完全是一致的，事实上可以相互代替。如果甲对乙言，“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乙完全可以应答，“是的，空气很好”；或者甲说：“这里的空气很好”，乙则回应：“是的，空气很清新”。这就说明，当甲表达“这里的空气很清新”时，即便此陈述句具有叙事意义，但甲此言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建议乙认同自己的信念——即对树林中空气清新事实的认识，所以仍然具有斯蒂文森意义的动态作用。这就看出，非道德语言陈述与道德语言陈述在意义上完全可以是等称的，其意义都在于寻求对他人施加影响。因此斯蒂文森将两种语言的意义作人为的区别对待是有问题的。

情感表达论文篇7

1.在写作记叙文时能够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记叙文的主要表达方式有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记叙在文章中主要是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描写则是具体刻画人物,抒情是指作者在记叙过程中对所记事物抒发感情,议论是指作者在记叙中对所记事物发表意见,进行议论。写作记叙文时,只用记叙和描写这两种表达方式是不够的,要想使记叙文收到“以情动人”的效果,就必须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2.表达方式的运用必须做到正确合理。记叙是记叙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必须做到条理清晰,叙事明白。描写是对记叙这一主要表达方式的“添枝加叶”,可以使文章语言生动,富有情味。而为了使文章的中心更加突出,内容更加饱满,这就需要议论和抒情了。

技法精讲

在记叙文中,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往往是综合运用、穿插使用的。下面举一个例子:

北方的春天,不过略露了露脸,夏天也没站多久,便和大雁匆匆去了南方。

十一月,领导同意耿玉亭出院了,同时给他换了房子,批准刘桂芬长期在家照顾他。

两个人坐在家里,对国家毫无贡献,却吃社会主义?这样的活着,丈夫不愿意,桂芬不愿意。下了的决心,要是没有行动,那不成了骗人又骗己?大庆人从不干这码事!

于是,两岁的孩子送到亲戚家里寄养,退掉了国家给的护理员。

(《离不开你》)

这段文字主要叙述耿玉亭出院后的情况。第一自然段写春天和夏天的时光过去得快,是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表现出来的。第三自然段,作者既用自己的口吻,也用人物的口吻,通过议论的表达方式,表明了人物对于人生意义的认识,抒发了活着就要为国家作贡献的革命感情,议论和抒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种出自人物口吻的议论和抒情,实际上又是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活动的最生动的描写。这里,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

具体运用技法:

一、在记叙过程中对所记事物抒发感情。这种感情的抒发可以有两种方式: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

1.直接抒情就是作者在记叙的基础上直接倾吐自己的感情。即作者在文章中表明自己的感触和动情之处。如(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下册中的《最后一课》一文写韩麦尔先生上了最后一堂课后,在“我”充分感受到了这堂课的与众不同之后,在心底里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表达了主人公内心那种对即将失去的美好事物的留恋之情。直接抒情的方式一般用在记叙、描写人物事件的基础上。感情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更有利于表达,而且能产生很强的感染力。2.间接抒情是指作者的感情渗透在记叙、描写、议论中,使感情同写人、叙事、写景、状物融合在一起,这种感情的抒发是渗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的。间接抒情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寓情于事。最典型的例子是《背影》一文中那段对父亲背影的描述,父子分别之际,年事已高的父亲执意要过铁道、爬月台去为儿子买橘子,他蹒跚的步履、爬上月台的动作,无不渗透出对儿子深深的爱,而从作者生动描述的字里行间,从作者目睹此情此景时的潸然泪下,令读者也感到了作者对父亲的感激与深情。(2)寓情于景。将作者的感情同写景状物结合在一起,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来表现作者的喜怒哀乐。例如鲁迅的《故乡》一文开头部分描写回乡途中的景物:“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些景物衬托了“我”的悲凉心情。因为“我”这次回乡是为了卖掉老屋到外地谋生的。(3)寓情于理。将作者的感情同议论交融在一起,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

二、在记叙中对所记事物发表意见,进行议论。有时以叙为主,偶发议论;有时边叙边议。记叙文中的议论,有时在开头,有时在结尾,或点明文章的题旨,或突出文章的中心,或揭示所记事物的意义。

在记叙中议论,应做到以下几点:1.首先要把记叙的人和事写具体,写生动。记叙是议论的基础,如果记叙本身缺乏具体生动的描述,议论也就无从深化。2.议论要紧扣记叙的内容,自然贴切。记叙中的议论是为了使读者对记叙部分有更深的认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3.议论要言简意明,恰如其分。记叙文中的议论是起辅助作用的,要点到为止,不可长篇大论,否则就会喧宾夺主,影响中心的表达。在记叙文中,抒情和议论常常是并存的。议论的时候会有感情的流露,抒情的时候往往也同时伴有作者的看法,这时,议论与抒情就融为一体,很难截然分开了。然而,不管是抒情还是议论,都必须以记叙为基础、为依据,以便更好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

范文引导

(2008年福建省厦门市中考满分作文)

那一次,我读懂了花落的声音

一考生

无边的暮霭勾勒出晚霞的美好,倦归的鸟儿展翼向风。迷惘的我骑着车子默默地踩着树影回家,暗暗梦想着我的将来。

蓦地,一瓣残花飘落到我的肩上,顺着我的身子滚落于车轮下,我被这一点点的苍凉牵动了心弦,竟下了车推着车子前行。不远处有一棵不高的花树,它正竭尽全力地开放着最后的花朵,同时,那些曾经美丽的粉色小花,也抵不住朔风的呼唤“零落成泥碾作尘”了。我扶着车子瑟瑟地走向那树,冥冥中似乎觉得那无名的花树正传递着一些关于生命的讯息――这正是我所迷惘的。

冷不丁,又是一片花瓣悄悄掉落在我的左颊,继而又卧倒在我的脚边。我直觉地发现这残瓣上清晰地刻着一个“秋”字。它曾经热烈奔放,曾经生趣盎然,但在这花期已尽的时刻却只能化作生命的碎片。我不禁沉沉哀叹:为何花有凋零时啊!我心中莫名地涌起一阵激动与难过,好像正在抬手与放手之间肆意地丢弃着什么,而丢弃的是令我又心痛又畅快的东西。

正在这时,我猛然发现那无名的花树上密密地结着一层青绿色的小果子。我不知那叫什么,有什么作用,可第一眼,我就喜爱上了那轻巧油亮的小东西。哦,那繁花的盛开与零落正是为了孕育这小小的果实啊!刹那间,我的心明亮开来。真正的精髓只有在经历了喧哗和寂寞之后,才悠悠地显现出来。当然,这种喧哗是需要用勤奋、韧性和执著来完善的,而这种寂寞更需要用耐心和积极充实。花树用片片花瓣的飘落,换得了满树累累果实,而我们的生活呢?那些美好的赞誉、执著的求索以及无数次噙泪的跌倒与爬起,都应如繁花般成为个人的崇高理想,而不是伤痛地怜惜成功的代价。因为花儿飘落的声音是美丽的、快乐的,它们为生命的延续留下了更重要的精髓,更多的小生命!

花开固然美丽,花落更具意义,我要把生命的花瓣一片一片撒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我不会后悔,不会为努力之后没甩成果而停滞不前。因为我明白了花儿飘落的意义,我也曾为生命的延续留下了最美好的东西!

推荐理由

本文语言流畅,构思巧妙。作者以细腻的笔法化花落的无声为有声,用诗意的语言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诗意的境界。文中的“我”不经意间由残花飘落牵动心弦,继而由花开时的喧哗与凋零时的寂寞,由春华秋实感悟到生活的哲理、生命的意义,给人深刻的启迪。文章综合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既有条理的记叙、生动细腻的描写,又包含着自然洋溢的热烈抒情、意蕴隽永的恰当议论。作者似无意偶感花落所蕴涵的哲理,实为生活的有心人。“真正的精髓只有在经历了喧哗和寂寞之后,才悠悠地显现出来”等等语句,朴实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耐人寻味。

佳作示范

那滴泪,好温暖

单莹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珍藏着爸爸的一滴眼泪。这是一滴无比珍贵的眼泪,一滴让我的心灵瞬间被温暖包围的眼泪。(开篇点题,用“爸爸的一滴眼泪”设置悬念,引人入胜。)

那是一个严冬,寒风像一把利剑刺透每个人的身体。而我,却因按捺不住寂寞而走出了家门。可出门之后又一时想不起来要干什么,突然我想起了玩火。好!说干就干!(心理描写真实细腻,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

我跑回家,偷偷拿来了爸爸的打火机,在路边找到了一堆干草,开始点火。刚开始因为有风,总点不着,几经周折,终于,一束微弱的火苗出现了。喜出望外的我只管往火里添草,火苗像饿极了的一只狼似的吞食着眼前的食物,越窜越大,我高兴得直拍手。突然,我的右脚感到像针扎似的疼痛,低头一看:“天哪!我的裤子着火了!”(生动的语言描写再现了当时着火的场面,揪住了读者的心。)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顿时一片空白。我疯了似的往家里跑,裤子上的火越烧越旺,我终于忍不住疼痛,一头栽倒在地。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在爸爸的怀里了。爸爸抱着我,而我的脚正在医生的手里,我听到了妈妈的哭声,我知道,我烧得一定很严重。我不敢看我的脚,可又忍不住要回头看,这时,一只大手捂住了我的眼睛,是爸爸的手。

医生拿着镊子把棉花从烧灼的皮肉上取下来,我疼得哇哇大哭。医生告诉说,要在医院接受一星期的治疗。每天,我最痛苦的就是换药了,因为纱布和肉总难免粘在一起,处理起来就非常痛,心软的妈妈从不敢陪我去换药,这个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爸爸身上。(妈妈不敢去,爸爸便承担起陪女儿换药的责任,父爱的深沉跃然纸上。)

有一次在换药时,为了不至于大声喊叫,我竟疼得咬破了嘴唇,爸爸用他那粗糙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用无助而怜惜的目光看着我因为疼痛而扭曲的脸庞。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一滴闪闪发亮的液体从爸爸的眼角滑出。啊!爸爸哭了!这个一向坚强的男子汉因为心疼女儿而流泪了!看着眼前的爸爸,我突然忘掉了自己的疼痛,我的心在那一刻被满满的温暖环绕。(坚强的爸爸因为心疼女儿而落泪,字里行间洋溢的真情让人为之动容。)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滴泪,好温暖。(简洁的语言收束全文,照应了题目,深化了主题。)

总评

情感表达论文篇8

【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 英文小说翻译 应用方法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其也是将一种相对而言较为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表达方式的过程，包括语言翻译、文字翻译、图形翻译、符号翻译等。随着人类对文化交流的需求越来越高，小说阅读也成为当前人类互相进行习俗、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相关内容交流的重要方式。英文小说翻译也成为满足中国当前诸多读者了解英国文学的重要途径。

一、交际翻译理论概述

交际翻译理论来源于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文学著作翻译盛行，由此也产生了诸多优秀翻译学家。彼得・纽马克正是当时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当时翻译界中对于意译和直译的争论较多，在实际翻译中也存在两派。彼得・纽马克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的相关翻译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并结合自身翻译经验，于1981年著成《翻译问题探讨》一书，并在其中提出语义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其中语义翻译理论是指在原文作者的写作中心出发，严格根据作者的写作思想及风格，对原文进行翻译，遵循“忠实性”原则。语义翻译理论也更加注重原文的词语排序及语言表述，需尽可能贴合原著。

而交际翻译理论与语义翻译理论相比，更加注重读者的主观感受，其以读者为中心，更加注重读者的理解状况及心理感受，以求在原著的基础上，为读者呈现原著带给读者的同等阅读效果。在交际翻译理论中，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其认为翻译中原著精神传达比语义传达更重要。

在上述两种翻译理论提出后，彼得・纽马克又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其主要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及呼唤型三类。彼得・纽马克提出不同文本类型需采取不同翻译方法，对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文本信息，使读者从信息中获得感染，文本的实际表达内容比表达形式更加重要，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更加注重文章内容的表达，可不比过于拘泥形式，引起翻译内容晦涩难懂，影响读者阅读感受。因此，这两类文本在翻译时，可采取交际翻译理论。而对于表达型文本，其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风格等更能体现原著作者的中心思想表达，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更加注重原著的思想表达，严格按照原著语序、表达形式等进行翻译，这种文本更适合采取语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

二、英文小说的翻译流程

1.译前准备。翻译者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前，需做好英文翻译的译前准备，其主要内容包括了解英语小说原著的特点、了解英语小说翻译的相关要求。

英语小说与中文小说一样均具有一定的文体特点。在英文小说中，其特点主要突出在以下几点：语言形象化、语言个性化、修辞格的运用较为广泛、叙事角度较为多样、句式表达形式较为多变等，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先对原著相关文体特点进行了解，根据原著实际表达方式灵活应变，提高翻译质量。英文小说多注重于对客观生活的描述，通过对日常生活环境、人物生活等相关故事等进行描述，为读者创设生动活泼的画面。英文小说题材较多，形式多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除了需加强对小说文体特点的了解，还需了解小说翻译的相关要求，以促进翻译文本展现出原著的风采。其四大要求为：形象化、个性化、通俗化、风格化。

此外，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还需加强对作者及写作背景的了解，以保证翻译文本的准确性，以通过不同语言再现原著。如当代美国作家Madison Smartt Bell的著作《Soldier's Joy》，其写作背景是为了分析当代人类心理问题与生活问题之间的关系，采取第三人称叙事，以娜娜、娜娜的丈夫及娜娜的前男友作为小说主线展开故事。在翻译前了解著作背景及目的能更好地表达作者思想。

2.翻译。翻译过程是影响整篇著作翻译效果的关键。在小说翻译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需结合英文小说翻译的要求、文本特点、写作背景等，并结合实际翻译经验进行翻译。翻译的主要步骤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将全文细读，准确了解原著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此过程需进行反复阅读，以保证理解效果。第二，进行首轮翻译时，需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信息保存，避免信息流失。在第二轮翻译中，采取交际翻译理论，在原文表意的基础上，对首轮翻译译文进行润色、修改，保证译文逻辑性和流畅性，保证译文符合读者阅读习惯。

3.译后校对。对译文进行校对时首先需对译文进行通读。第一轮校对时，需保证译文与原文之间意思无出入，信息表达、感情表达、写作风格等需与原著相符。第二轮校对时，在第一轮校对的基础上，对译文内容进行校对，保证译文与原文的统一性。翻译结束后，相关翻译人员需加强对翻译中相关问题的总结，并做好记录。

三、英文小说的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

彼得・纽马克提出英文小说可分为信息型和呼唤型两种文本，信息型文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递信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将信息传递放于首位，以表达简洁作为翻译基础。而呼唤型小说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情感，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将原著的情感表达作为翻译首位，以表达清晰、语言流畅作为翻译基础。以下对翻译中的词汇、句子、对话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进行详细叙述。

1.词汇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础，也是表达著者思想的最基础元素。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同词汇的运用饱含着著者的思想，一个词汇也表达着多种含义；且词汇背后也蕴含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情感、文化背景等，因此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也存在较大的理解差异。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中，采取直接翻译的方式将会导致不同读者因文化差异导致难以理解的状况，进而影响原著情感及思想的表达。例如英文中“bear”表示脾气暴躁或饥饿的人，其还有一种含义是熊，而熊在汉语中引申为愚笨的人。英文小说翻译中，对词汇的翻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选词和词类转译。

在英文和汉语中，一个词存在多种意义的情况较为常见，且在文学作品中，某些词的含义常具有多义性和不固定性，其语义需根据不同语境进行判定。在英文小说翻译中，每次词汇的翻译其含义、情感、意象等均需以语境作为翻译基础，将语境凌驾于一切因素之上，保证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如在Madison Smartt Bell 《Soldier’s Joy》一书中，有如下对话：

“Just in time！”her mother said， hovering above the food， filling three plates，then settling in her customary seat.

“Thanks， Mom，” Nana's father said.

在这段对话中，用到“in time”，该词汇意思为及时、终于，此处根据下文中提到的娜娜的母亲端着三个盛着食物的盘子，可以推断出此时娜娜正好回来，翻译成“来得正好”符合语境。在后文中提到“Mom”，本意是妈妈，但结合后文说话对象为娜娜的父亲，因此，此处翻译时，不能直接翻译为“妈妈”，以免与中国人的表达方式相背离。因此，在实际翻译时，可根据中国人称谓习惯，以交际翻译理论翻译为“孩子他妈”。

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在语法、词汇、表达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英语中名词使用情况较多，汉语中动词较为常见。如在Jesse Lee Kercheval的《Alice in Dairyland》一书写到：“I say to my friend，because I'm afraid if the sniper knows I've been hit， he'll want to finish me off.”这句话中“I'm afraid”中“afraid”为形容词，本意为害怕的。在翻译中若以直译方式，则为：因为我是害怕的，如果……，这种翻译不符合汉语的用词习惯，因此可将其转化为动词：因为我害怕，如果……。通过这种此类转译，更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因此，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过程中，需学会变通，学会词类转译，使译文更加通畅、易懂。

2.句子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句子是表达著者完整思想感情的基本语言单元，是构成段落的基本单位，也是翻译的基础单位。汉语和英语的语法体系不同，使得两种语言中句子表达形式存在较大差异，汉语中，一个句子中各词汇的逻辑排列组成完整的句子，而在英语中，以连接词来串联各词汇，形成逻辑关系。在句子翻译时，需根据交际翻译理论，以读者的理解能力及心理状态为基础进行翻译，保证语言通顺易懂。其常用的方法包括增译、切分、换序三种。

如：But although Nana's parents were nothing but gracious to him， they were never going to fall under his spell.这句话直译为尽管娜娜的父母对他和善，他们从没有中他的咒语。直译时，对与文章意义的表达欠缺。而根据上下文，娜娜的父母对其丈夫不喜欢的状况，可在翻译中增译为“他们从没有中他的咒语从而对他产生好感”。通过增译能促进句子表达的完整性，也能促进读者理解，更好地了解人物的心理状态。

3.对话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小说中，人物对话是表现人物性格、形成文章冲突的重要要素，人物对话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且人物对话也直接体现着人物性格、思想、身份等，因此。在小说对话翻译时，需把握翻译的个性化、鲜明化，注重语意、语气及感彩的处理。

如“Can you talk？ Is Anders there？” my mother asked.此句中Can you talk直译为“你能说话吗，安德斯在吗”，直译效果较为生硬，且具有歧义。根据上下文，此对话来由是“我母亲”偷偷给“我”打电话，未防止安德斯听见而出现的询问，采取直译时，其意义不准确，因此可采取语意处理，翻译为“你方便讲话吗，安德斯不在你身边吧”，这样翻译之后，能便于读者理解文章，且更能突出“我母亲”的人物形象及对安德斯的不信任。

四、结束语

汉语和英语语系不同，导致在英语小说翻译过程中，直译效果不佳，易导致读者难以理解的状况发生。在实际英语小说翻译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在实际翻译中需根据语境状况，综合多种翻译方法和理论，以保证著者思想情感、观点等的准确传达，并能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及表达方式，保证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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