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征用论文范文

行政征用论文篇1

关键词：行政征用行政征用补偿

AnAnalysisof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System

Gaoling-hua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Abstract:Beginningwiththe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indisputeinthetheoreticalcircle,Ianalysethecharacteristicsandshortcomingsof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proposesomesuggestionsonperfectingourcountry''''s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

Keyword: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

一、对行政征用行为的概述

为了更好的理解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本文先行对行政征用作一阐述。我国学术界对行政征用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广义的行政征收包括行政征用、行政征收、行政征调等。即把行政征用看作是行政征收的一种类型，认为行政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单方行为。①（二）、行政征用系指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有偿的征购和使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上。此外，还有国家对文物的强制征购，行政机关对船只的强制租用等。②（三）、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转移相对人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③（四）、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④笔者认为，上述前三种观点均能基本把握行政征收行为的实质，但各有缺陷。第一种观点把行政征用作为行政征收的一种，实际上以字面表述、而不是以本质内容来归类。行政征用与行政征收有共同特征,如：公共目的性、强制性、法定性、可诉性。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加显而易见：行政征用是有偿的、相对人是不可预知的，而行政征收则正反之。另外，上述三种观点中行政征用法律关系中客体的范围较窄。行政征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物，⑤智力成果⑥以及劳务。笔者比较赞同第四种观点。此观点从本质上对行政行为进行定义，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其特征。

二、行政征用补偿制度

行政征用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征用行为使被征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制度。其本意在于“对于因公益之必要，经济上蒙受特别牺牲者，为调节之补偿，以实现正义公平之理想，而期法律生活之安定”，以“为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调和”⑦行政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有多种，特别牺牲说⑧逐渐占主导地位。该说认为，国家本来有使人民负担义务的权力，人民有服从国家命令的义务，但如果是特定人承受了并非一般的负担而受特别牺牲时，国家应给予补偿，这合乎正义公平的原则。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征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立法水平、执行状况直接决定了行政征用制度的成功与否。我国有些行政征用制度常因补偿内容的不易执行而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⑨便充分说明了行政征用补偿的重要性。

(一)、行政征用补偿的特征

第一、政征用补偿是由行政主体合法的行政征用行为而引起的。这与由违法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不同。这是对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被剥夺权利或被限制权利者的损失补偿及利害调整。

第二、政征用补偿的对象是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合法权益所遭受的特别损失。在行政征用补偿中，只有特别损失才可以补偿，而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都可请求行政赔偿。

第三、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主体公法上的义务。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中，使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的义务，遭受了损失，是与“社会义务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原则相违背的。因而，行政主体要承担行政征用补偿的义务。

（二）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

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行政用补偿制度，从而也形成各自不同的原则，有“正当”、“公平”、“公正”“、合理”等补偿原则。法国实行全部、直接、物质补偿原则。日本则实行“正当补偿”原则。美国按征用时市场上的公平价值补偿，这种市场价值，不仅包括征用时的使用价值，而且包括被征用财产的最佳使用价值，即财产因其开发潜力所具有的“开发价值”，体现为一种对于“预期利益”之保护。⑩在我国实践中，有“相应补偿”或“适当补偿”的规定。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利益小于损失利益，这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是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同时又能配置资源，监控权力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笔者认为行政征用补偿应遵守下列原则：

第一、平合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被剥夺或被限制权利者受到的特别损失予以尽可能补偿。同时，应采取灵活的态度，使用不同的标准。如，征地建图书馆和建豪华别墅可采用不同的标准。后者标准可高一些。

第二、偿直接损失原则，指行政征用补偿仅补偿与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损失。如，因专利权被征用而不能专有专用的损失是直接损失。由于房屋拆迁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地方居住，拆迁户因此增加了上班途中的时间和车票费用，这些损失被认为是间接损失。

第三、补偿物质损失的原则，即行政征用补偿不包括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只补偿财产上的利益损失。这是因为行政征用行为是合法的且为了公共目的，不同于对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行政赔偿。

第四、补偿实际损失原则，即行政补偿只对已发生或将来一定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不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损失。

（三）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建立较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陕甘宁地区地权条例》中已有规定。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较为系统的有关行政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征用补偿的不足之处有：

第一、政征用无宪法依据。以宪法文件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并适当限制的原则，是近代工业国家一致的做法。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人民私有财产，如无合理补偿，不得被征用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的有偿征收之“。而我国“重征用轻补偿或无补偿”的宪法模式，被建国后至今的四部宪法无一例外的采用。11尽管我国早已建立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但却无宪法依据。

第二、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致使补偿标准有很大差异，且不稳定。这样容易出现各个补偿规定的不协调性甚至排斥性，从而危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权威性。另外，一些法律、法规中的补偿标准十分模糊，可操作性很差。这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便很大，其行使权力便会因无界限而无休止。权力的无休止行使带来的是权利的被侵犯。无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还导致无补偿方式的统一规定。以金钱补偿为主，其它形式为辅是各国通行的补偿方式。如，法国，除货币补偿外，还出现实物补偿方式（如，为家庭耕作土地被征之家庭成员提供同样条件和设备的土地）我国也有金钱补偿、实物补偿、返还原物、安排就业、支持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等形式。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补偿方式，体现了补偿的灵活性的优点。但是，对不同领域中相同或相似情况出现不同方式的补偿，或者对不同或相差悬殊的情形予以相同的方式补偿，也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第三、行政征用补偿程序混乱。我国无序征用的现象较普遍。12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用行为均为无程序控制，或仅有非常简单的规定，如《法》规定：“实施征用应当开具征用单据”。没有程序保障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13程序的混乱不清会造成权力的滥用，会加重人治色彩，从而权利会被侵犯的机率增加。一般的，行政征用补偿应先由当事人事先经协商达成协议，先补偿，后实施征用行为。

第四、行政征用补偿救济手段不完善。此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司法救济被排除在救济手段之外。当事人发生争议后，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法院一直不予受理。有很多纠纷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后，当事人仍对复议结果不服，但状告无门，目前，此状况亟待改变。一是因为法院对此类案件置之不理，不仅不利于保护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权利，也不利于监督行政主体行使权力，从而不符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二是因为我国已是WTO成员国，我国必须遵守WTO协议。成员国的立法要设定向司法当局的权利。如果行政机关做出最后裁决后，法院不能再复议，这显然和WTO的规定相矛盾。

（四）完善我国新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建议

本部分针对上部分中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做出对应的建议。

第一、善宪法中的征用补偿条款。我国宪法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征用”条款，并着重突出“补偿规定”，从而为行政征用补偿确立宪法依据，明确基本原则。因为行政征用补偿是关系到基本权利的问题，理应由宪法来作规定，因为宪法是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法。

第二、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在宪法相关规定的指导下制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或者在统一系统的行政征用法中转辟一部分规定补偿问题。这样，把本来各个零散的补偿规定集中到一块，便于条文之间的衔接和立法精神的协调，使补偿标准更明确，补偿形式更合理，更能防止出现漏洞或发生冲突。

第三、使行政补偿有序化。源于英国1215年《自由大》的自然公正这一普通法的古老立法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法哲学基础。它在普通法中确立了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其中一个是：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14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也应遵循这个重要基本规则。因为我国目前仍没有把听政程序作为补偿过程中的重要程序，具体权利的不到落实，权力滥用不能很好的被管制。我国应对补偿的制定过程，补偿的具体执行过程，告知补偿的救济途径等都作明确的规定，改变以往条款上的笼统抽象与无序。

第四、应把司法救济作为重要的行政征用救济手段。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行政征用补偿经过复议后，如果仍不服复议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适用调解原则，调解不成，人民法院应当做出判决。

作者简介：高凌华（1976---），女，山东潍坊人，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

通讯地址：华东政法学院2031#高凌华

邮编：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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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②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③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④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⑤指土地、房屋、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粮食等。

⑥包括著作权、专利权。

⑦林纪东，《行政法》，三民书局1993年第5版，转引自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⑧林纪东，《行政法》，三民书局1993年第5版

⑨董佩林，《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⑩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1董佩林，《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2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13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8月底1版

14胡建淼主编《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行政征用论文篇2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平衡

一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的《大宪章》，此后经过《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最终在英国宪法中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三权分离的美国在独立之后更是明确的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税收法定主义注入了宪法之中。[1] 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革命而兴起的，成为保护人民财产不受政府侵犯的最重要手段。这个过程 中，税收法定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税收法定主义在西方各国的确立和这些国家成立时受社会契约论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社会契约论兴起之后，便成为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提倡的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些观点，与政府的征税权是人民赋予的这一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不谋而合。税收法定主义成为社会契约论关于财产问题的论述的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西方仍有学者用社会契约论的观点研究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在解读税收法定主义时，一般认为这里的“法”仅指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这和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分不开的。税收法定主义是在限制权力，反对任意征税，维护私人财产权的斗争中产生的。斗争的成果便是以人民的代议机关的同意来限制国王——税收的取得者——的征税权 [4].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法定主义强调的是对权力的限制和人民主权的提倡，而非税收本身。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性含义不在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或征税主体依法征税，而是社会成员对国家征税权的同意” [5].这也正是北野宏久所指的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一阶段，即“不问租税法律的内容，仅以法定形式规定租税”[6] .另一方面，由于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倡导的是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夜警政府”的观念使得政府权力被束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税收的作用也非常的有限。这使得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针对的是对权力的控制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忽视了税收本身的作用和特点。这种不以税为中心内容的税法越来越不能应付现实的发展。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行政权的扩大成为一种趋势。行政权逐渐介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强大的调控作用，而这种调控又是社会所必需的。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防范、限制行政权力的观念已经不能满足行政权发挥作用的需要。行政权渐渐的在突破旧思维的惯性，一点一点的侵蚀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严格恪守三权分离的美国，判例赋予了行政机关从属性的立法权；在分权观念的发源地英国，政府享有了委任立法权，进行了数量庞大的委任立法；在法国、日本这样的没有严格权力划分的大陆法国家，政府在享有委任立法之外，本身就有一定的立法权。可见，不论是在英美法国家还是在大陆法国家中，行政权处于一种膨胀的过程中。其表现和原因是多方面的。[8] 就税法而言：首先，税收除了担负财政职能之外，又担负了经济调控职能。这是经济危机的应对手段之一。而当税收担负了这样一种职能以后，一方面，税收就和灵活多变的经济形势紧密联系起来，这需要税收政策也具备灵活的特点。另一方面，税收的这种调控职能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专业知识和经验成为税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9] 这就使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立法机关对征税权的垄断——不能够适应税收新发展的需要。而相对灵活和一直从事税收实践的行政机关，在税法中势必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征税权向行政机关转移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已经过时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野来审视税收法定主义，以及征税权、税收法律关系的问题。

人类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条线索：首先是统治者享有专制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主导时代；然后是权力被严格的限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利主导时代；现在，权力开始复苏扩张，权利相对缩小，权利主导似乎走进了变革。就税法而言上一过程表现为：首先，统治者享有专制的征税权，即征税人主导时代；然后，征税权被严格的限制，税收须经得纳税人的同意，即纳税人主导时代，也就是税收法定的时代；现在，征税权开始重新回归行政，税收法定主义走向变革。我们应该用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

传统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合理性会受到和其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一样的质疑。实际上“又有谁签署了那一纸建立国家的‘原始契约’？”也没有纳税人的同意而产生的征税权。征税权作为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从来就不是依存纳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这一点，马克思的暴力国家理论似乎更接近现实，马克思指出：“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障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的法规范总称。” [12]即便如此，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会契约合理性的缺乏而恐惧，因为相应的，国家除了暴力又有什么理由来为所欲为呢！更重要的是社会契约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是社会契约论唤醒了人民的自我觉醒，使人民不再本能的服从权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理论从人本身出发，发掘了除权力之外另外一种社会力量，也就是权利。在此之前，只有权力这一种社会力量，它自然的占有支配性地位，完全的统治社会。在这种独裁的情况下，权力发挥的作用是不稳定的，容易泛滥。社会契约理论造就了另一种力量——权利，使人民和政府在制度化范围内产生了对抗。两种力量互相制约平衡，使权力在平衡点发挥作用。两种力量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权力来源于暴力和公共需要，权利来源于人本身。从来没有权力产生出权利，也没有权利赋予权力的过程。他们互不隶属，互相制衡。社会力量另一极的形成是社会契约理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必须看到，权力是必需的。不同的社会状态需要权力发挥作用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权力必须良好的运行才是有益于社会的。在前社会契约时代，权力由于独自占有支配性地位而容易泛滥；社会契约时代，权力又由于受到权利的限制和压抑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都是不利于权力良好的运行。也是不利于社会本身的。现在，社会发展本身需要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权力的扩张正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为了使权力良好的运行，权利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不妨碍权力在属于其本身的范围内运行，同时又制约行政权的过分扩张，使两者的对抗平衡在某一个适合发挥权力作用的点上或者范围之中。关于这种平衡，行政法学者作了这样的阐述：平衡指“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行政机关和公民能够通过行使各自拥有的权利，履行各自负担的义务而彼此制衡”，“一种过程，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彼此互动又不断趋衡目标状态的过程，尽管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的只是不平衡的状态”，“一种方式或手段，即保证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平衡关系实现或近乎实现的方法、手段或机制”。这种平衡是双向的，既是权利对权力的限制，也是权力对权利的限制。

在这种理论下，社会管理职能乃行政权的基本范围，而非由权利授予，不应该在实体上受到限制。否则必然会导致行政权运行的不良。行政权应当从近代以来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属于行政管理范围的事项，权利不应该实质上的干涉。就税法而言，税收作为一种支撑政府运转的财政来源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征税权应该属于行政权的范围。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政府的征税权和纳税人的权利正是这一平衡中的力量双方。对于社会来说，税收是必需的，征税权也就是必需的。但是要达到对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必须使征税权的行使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两者的制约平衡就是起着限定征税权的作用。首先行政机关对于征税权有其自由裁量的空间，作为权利代表的立法权不应该过多涉及到具体征税权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行政机关的征税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作为社会力量另一极的权利，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使行政权保持在能够正常运行的那一点，或那个范围内。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税收法定主义。法发挥的作用不一样了。法不是直接去规定征税权的具体内容。而是应该作为征税权的制衡。这种制衡应该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在立法上，事先对政府征税权给以限制，这种限制应该是程序性的。这一点，有学者曾指出 “税收法定主义应以形式课税原则为基础，以实质课税原则为目的和补充”。第二，在司法上，事后对征税权的行使给以监督和救济。不仅是个案监督，更是宪法监督。

对中国而言，要指出，中国的现实是不符合这种理论的。中国的社会力量发展还很不均衡。社会力量仍呈现一极的趋势。行政权不是过小，而是过大。因此，中国尚未受过传统税收法定主义的洗礼。没有力量的制衡，就没有平衡观的税收法律关系。没有力量的制衡，行政权的扩张就容易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还必须补上传统税收法定主义这一课。

「注释

[1] 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122页；参见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2] 指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说，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3] 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4] 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5] 郑勇：《税收法定主义与中国的实践》，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6] 转引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 参见刘剑文：《税收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35页。

[8] 参见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7页。

[9] 参见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0] 参见刘剑文：《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82页。

[11] 何兆武：《社会契约论》修订第三版前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12] 转引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13] 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14] 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64页。

行政征用论文篇3

一、领导重视，正在形成行业廉政文化建设格局

今年我局在全省公路、稽征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局党委高度重视，制定下发了《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的实施方案》，并确定集中开展推优学模、读文思廉、警示教育、家庭助廉、上廉政党课、办廉政专刊和宣传栏、理论征文和编写格言警句、廉政文化演讲和知识竞赛、廉政文化书画摄影展、“四优”文明科室评选等十项活动，在全行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年，落实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基层、进家庭、进工地”等“四进”活动，并提出在20__年基本形成公路、稽征行业廉政文化长效建设的目标。省局成立了廉政文化建设专项工作办公室，在人员、经费上提供保障，建立了工作联系、情况通报等制度，制定了工作考评办法，保证廉政文化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在活动中，各单位坚持党委领导是关键。局党委始终坚持把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贯穿于反商业贿赂工作的全过程，坚持“统筹规划、跟踪检查、阶段考核”相结合，逐步推进全省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年初在福州召开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对廉政文化建设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了各参建单位的工作目标和任务。5月局廉政办到基层各单位进行调研和指导，根据各单位的工作进展情况，6月份局党委在东山召开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并明确了下阶段的工作重点。8月，结合行风建设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督查，由局领导带队对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各参建单位的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参加这次活动的22个单位，党政一把手担任专项工作机构领导，工作经常过问，活动积极参加；有的单位充分借鉴其他单位的建设成果，着手完善了活动的实施方案，调整工作思路,为活动的稳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领导和组织保证。

党委领导是关键，行政支持则是基础。省局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专项活动经费；绝大多数单位行政领导在公路、稽征各项工作任务重、工作紧的情况下，并未放松廉政文化这项工作，坚持通过上党课、会议、下基层检查工作等多种形式加强组织、协调，同时克服行政经费紧张的困难，都能安排一块经费保证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厂、站、院和部分改制单位，能够力所能及地为活动的开展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和保障。同样，活动的开展离不开部门的参与和协调，此项活动牵头部门是纪检监察部门，但它离不开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政治处、工会、办公室及相关业务部门不仅能较好地完成各项分解任务，而且还把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融入各项管理工作和具体任务中，提升管理水平和层次，这也是前阶段各单位、各部门取得工作实效的有力保证。

二、创新载体，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省局树立“以项目带活动”的理念，着重以开展廉政文化主题教育、以各种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和廉政文化阵地建设为活动载体，注重指导、加强引导、鼓励创新；各单位紧扣实际，以干部职工是否容易接受、喜闻乐见，活动项目是否具有较好的参与性、趣味性、实效性为判断标准，设计系列廉政文化建设活动项目，策划项目活动的具体步骤和实施程序。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项目累计10个大项260多个子项，通过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系列活动搭建我局的“廉政教育工程”。

在活动的具体形式上，体现了“四个结合”，即：一是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即在坚持经常性的理论教育和反腐倡廉

教育的基础上，结合各单位的中心工作制定教育计划，开展生动活泼的廉政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建立廉政宣传网站、开展访贫问苦、在挂点村设立廉政书记架、开展稽征回访促廉勤、组织廉政知识竞赛、演唱廉政歌曲、征集廉政格言、开展廉政专题书画摄影比赛、组织廉政勤政典型巡回宣讲、反腐倡廉友情提示（如宁德市公路局为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算七个帐——政治帐、前途帐、经济帐、健康帐、家庭帐、名誉帐、自由帐）等一系列专题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激励和自律氛围。如福州、莆田市公路局通过教育倡廉、典型导廉、文艺颂廉，读文思廉、躬行践廉、谈话促廉等活动，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吸引力、感染力、互动力和渗透力。漳州稽征处扣紧“树廉政交通新形象”的主题，开展了一次警示教育、一次廉政座谈会、一次知识竞赛、一次歌咏晚会等“十一个”系列活动，运用文化特有功能，拓宽宣传教育领域和空间。二是警示教育与典范教育相结合：针对典型案件联系本单位实际进行反思和对照检查，推选工作中各方面的先进典型进行现身说法，树立典型。如省局领导向全体机关干部上党课，深入剖析了近年来公路、稽征系统发生的案例，以案释教，向干部职工提出了具体的廉政要求。福州稽征处在全处范围内推选在财务、行政执法、管理及领导班子等方面的6位先进典型，在全处大会进行宣讲活动，让党员干部从中得到启迪，思想灵魂得到净化。在此基础上，省局正在筹备组建勤政廉政先进典型巡讲团，在全省公路、稽征系统推选2个领导班子、5名先进典型，将在进行全省宣讲，创新教育形式。三是党内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把党风廉政教育向党员干部的家庭延伸，广泛开展家庭助廉、争当“廉内助”等活动，构筑牢固的家庭反腐保廉防线。省局女工委开展了系列“家庭助廉”活动，做到开一次机关科以上“廉内助”座谈会，举办一次以家庭健康生活为主题的讲座，向全省公路、稽征系统赠送一批家庭教育DVD光盘，组织一次“文明家庭”评选活动，营建良好的家庭廉政氛围。厦门稽征处制定了“文明家庭评比”的三年规划，从工作机制上推进家庭廉政教育向纵深发展。

三、突出重点，积极引导职工群众广泛参与

公路、稽征系统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省局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把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与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相结合，与推进各项公路、稽征工作相结合，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相结合，认认真真地布置到“底”（各级），扎扎实实落实到“边”（各项工作），通过抓项目促活动，抓机关带基层，有重点、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广大干部的廉政宣传教育。

我局开展廉政文化教育以职工群众为主体，充分发挥了领导力量较强、职工素质较高、党员比例较大以及相应机构较为健全等组织、行业文化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从机关到基层，动员广大职工投入到行业廉政文化建设之中。省局通过适时举办全省公路、稽征系统的知识竞赛、廉政摄影书画展、廉政文化理论征文等大型活动，以点带面，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8月中旬，省局在书面笔试竞赛和各单位举办廉政文化建设知识竞赛基础上，举办了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知识竞赛活动。在书面笔试竞赛阶段，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共有9029位职工参加，占职工总数的80.12％，其中公路系统有7371位职工参加，稽征系统（含厂、院、站）有1816位职工（含部分离退休职工、合同工）参加；在组队竞赛阶段，各单位按照局党委的竞赛要求做了充分准备，累计组织了200个代表队，600多位队员参加竞赛，各单位从中选拔参赛人员，组成23个代表队参加省局竞赛。通过活动，强化了广大干部职工廉洁自律的意识，营造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氛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单位在开展廉政文化活动中，从领导到一般干部、从党员到一般群众、从职工到家属，即是活动的教育对象，也都是活动的组织发动者，通过“上下互动”，拓展了廉政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促成每一位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对廉政价值核心的集体性认同。如漳州市公路局党委以围绕服务一个中心（公路工作中心）、建立两个机制（责任、考评机制）、实现三个推进（推进廉政建设、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和推进公路工作）统筹建设，取得明显效果，“全面组织、全员参与”的廉政文化建设格局基本形成。宁德稽征处以“满意在稽征”为目标，深入开展三项主题教育（展示廉政交通新形象，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贴心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主题教育），重点落实七项廉政文化活动，营造了“人人参与、不断深化”的廉政氛围。厦门市公路局对党员干部从养成廉洁从政的官德人品，对普通职工从强化“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荣耻观着手，坚持廉政文化建设与弘扬行业精神职业道德相结合，在职工群众中树立清廉倡廉、尊廉崇廉的好风尚，逐步形成了“面向机关、面向基层、面向家庭、人人参与”的倡廉保廉立体工作模式，大大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决心，增强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的实效。

四、完善制度，不断夯实廉政文化的基础

许多单位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廉洁从业的要求纳入各项行政管理规章制度之中，贯穿于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全过程，有效规范行政管理行为，提升了行政管理水平。

围绕公路、稽征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省局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工作责任、程序，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关键作用。在公路建设方面，我局制定了《福建省国省道公路建设项目审核审批实施细则》、《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进一步简化普通公路建设项目的审核审批，加强对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在稽征管理方面，制订完善了《福建省公路稽征系统财会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会计基础工作，严格会计核算，强化会计监督；修订了《房建管理办法》，加强投资控制,推进规范化管理；制定《公路稽征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用制度来约束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机关管理方面，建立健全效能建设制度，强化工作纪律、作风，制定了《局机关车辆管理制度》、《机关考勤管理办法》、《四优科室考评办法》等。各单位也都能通过规范从业行为、制定业务往来廉洁公约等，使廉洁从业各项规定成为各项管理工作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做到文化规范与制度规范并举，强化了廉政文化服务于管理工作的功能。如南平市公路局把廉政文化融入工程建设管理，围绕人、财、物的权力运行，针对20__年发生案件暴露出的问题，重点加强了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即：加强监督检查和考核，不断完善谈话制度， 建立外出、外借人员一年一次廉政教育预约谈话制度；完善公路工程施工队伍廉政教育管理规定；制定工程管理人员廉政规定，建立“不合格工号”档案，实行工程质量与技术干部职称评聘、评先评优等挂钩；完善公路工程项目招投标制度；规范“整顿基层所站建设”活动。福州稽征处党委结合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查找问题,完善制度，在征费稽查方面，制定了《关于完善征费业务和办事规范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包干统缴等征费业务的通知》、《稽查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违章车辆处理办理程序（软件）》等十多项规定；在管理方面，制定了《车辆管理办法》、《房建管理办法》、《股级干部选拔任用暂行办法》、《股级干部交流暂行办法》等八项制度；在财务方面，制定了《财务内控制度》等三项规定，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初步建立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在廉政上构建了制度保障。

五、加强调研，提升行业廉政文化建设理论水平

在全省公路、稽征系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活动年，我们坚持边实践边总结的原则，重视开展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工作，部署开展了廉政文化理论调研和征文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探索廉政理论、行业文化理论、企业管理理论等，撰写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性、实践性和探索性的理论文章。省局廉政文化课题组撰写了《福建省公路廉政文化的实践与思考》一文，在实践方面，深入总结了我省公路廉政文化建设实践的经验，在理论方面对廉政文化的内涵、结构、特征、功能、载体，廉政文化建设的原则、规律、特点、评估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创新。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纪检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在积极做好实际工作的同时，注重总结实践做法，提炼各种新鲜经验，对如何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规划和组织协调；如何树立廉政文化理念和规范广大职工廉洁从业行为，营造廉荣贪耻的廉政文化氛围；如何将廉政文化有机融入管理工作，发挥促进和保障作用；如何加快建立企业廉洁文化长效机制等，提出了比较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不断提升整体工作能力和业务知识水平的过程，开展廉政文化理论探讨对我局下一步形成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方面，对于不断拓展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思路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行政征用论文篇4

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参与缺失成为日益显露的问题。本文以问卷调研与实地走访为主要资料来源，从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的参与现状出发，对农民参与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土地征用 农民参与 净月开发区

一、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参与现状调查

土地不仅是农民生活的重要保障，还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农民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经济成果、规避各种社会风险的唯一途径和最后一道安全网。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他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往往利益并未受到应有的保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的参与权利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保障。所谓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农民参与，主要是指从土地征用的政策到对农民后期的社会保障的整个过程，都需要农民参与。

笔者以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为实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走访、调研、分析与综合工作，通过调研问卷以及实地走访等形式，对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的参与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透彻的了解与分析。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位于长春市区东南部，区域面积47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6万人。按行政区划，跨玉潭镇胜利村、农林村、黎明村、东升村、潭西村，净月街道办事处丰产村、先锋村、净月潭村。开发区原有耕地2778.8公顷，现有耕地1342.5公顷，自开发区成立以来已征耕地为1494.38公顷，其中已出让409公顷，出让金总额为6.771亿元，失地农民总数为13691人 。那么13691人，甚至更多的“失地农民”中有多少人参与征地的过程中呢？据调查，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反映对当下土地征收政策的未知、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被动以及无从寻找切实可行的反映自身意见、建议的渠道。超过50%的农民都反映并未听说或参与诸如“听证会”等形式的意见反馈渠道。近七成的农民认为政府所给予的补偿并不及原有土地资源所能为他们带来的利益与保障，补偿标准的制定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等等。通过调查还发现，当下存在的土地征用中的立法很不完善; 政府存在自身利益的本位取向; 农民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与参与渠道，缺乏基本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意识。

二、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参与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土地征用立法不完善

我国的有关土地征用程序立法侧重于保护耕地和征用目的的实现，而对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则重视不够。一方面，我国土地征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缺乏透明度。《土地管理法》仅规定两次公告，一次是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另一次是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从中可以看出，两次公告分别在征用土地方案批准后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其他过程是否公开不明确。而且，存在公告程序含糊不清，操作性不强，实际的补偿标准与协议当中规定的不一致等现象。另一方面，立法中缺乏对被征用人权利有效保障和对政府征用权的监督。我国《土地管理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土地征用权属于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这样就对征用权缺乏了事前监督；征用过程的规定又比较原则化，无法进行“事中监督”；有关主管部门对于用地单位征地的过程的程序、范围、用途的审查所进行的事后监督也较为模糊。

（二）政府存在自身利益的本位取向

政府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利益本位的取向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具体表现在：政策制定中存在政府利益本位取向，由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既是国土资源的宏观管理者，又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际行使者，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职能重叠使地方政府具有了政治利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的双重目标，这样的目标下，政府行为难免有偏差，土地征用中的与民争利正是政府本位观的外化和表现 ，从而使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政府利益本位取向。进而忽视了被征地主体农民在征地行为中的权利。《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政府在征地时面对只是集体，而不是农户；农户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有权去谈判的只是集体及其代表人物。将集体确定为征地对象，忽视了主要拥有土地使用权农民的利益，农民作为主体却没有参与征地工作的途径。如果农民征地在经济补偿以及安置方面受到损害，农民也没有申诉和主张的权利，而在整个过程中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使得其无法保证其财产的权利。

（三）农民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与参与渠道

征地程序上，农民作为所有者却完全出于被动地位，从土地征用的人定、补偿费的确定、分配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说了算，农民无法以自己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的谈判当中，权利得不到保障。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的农民都反应并未参与或听说诸如“听证会”等形式的意见反馈渠道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无权无势并无经济基础，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大多数人采取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根源在于农民认为他们所知道的公开徒有其表，并非真正按照公开制度办理，所以对流于形式的民主建设颇为不满。一旦发现问题，大多数人采取不管或私下议论的态度，反映出农民与上级之间上通下达的渠道并不畅通。

（四）农民缺乏基本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意识

农村改革以来，农民作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必然要求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表达，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农民要真正能够利用现有的合法渠道表达利益愿望，还需要农民自身具备较高的素质与知识储备，这一点的实现在现阶段的中国实现是比较困难的。现阶段，我国农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由于传统的集权政治模式等多种因素，使广大农民在掌握政治信息，利用有效渠道上仍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从而无法把自己的意愿、要求进行有效地表达并转变活体现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上，大多数的农民在涉及政策的问题上，很容易只认识到表面现象，却不能从制度和理论的层面去把握，从而削弱了维权的意识与能力。走访中此类问题就能很大程度的被体现出来，因而如何大幅度的提高农民自身的维权意识是当下我们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促进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参与的建议

（一）完善土地征用立法，尊重农民在土地征用中的主体地位

在土地征用工作中，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尊重其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提高其对土地征用政策的参与度。我们从完善相应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入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具体为：

一是完善公示程序。用地者应该在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征地申请时，就公告于众，并通知土地所有人和土地其他权利人，且将公告程序贯穿于征地的整个工程中，如财产评估、补偿标准等都要公示，接收公众监督。二是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听证程序。土地征用主体必须认真的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对被征地农民提出的有关问题给予合理合法的解答。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做好土地征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设立仲裁机构，裁决征用者与被征用者之间的争议，保证土地征用过程的合法性及公平性 。三是完善土地征用监督机制。一方面从法律法规角度完善土地征用监督，另一方面积极调动农民参与土地征用监督活动，形成从下至上的监督机制。

（二）建立有限政府

征地的本质属性是政府的强制性，征地权是典型的公权力，征地制度只能、实际上也是有国家（政府）这样一个特殊的组织来制定和实施。我国的征地制度，不论是其本身还是其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归根到底都是政府造成的，因此必须建立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只有把政府的行为真正依法约束起来，同时积极推进我国征地体制改革，推动集体土地流转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从而把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保护起来，才能从源头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一个具体的政府过程，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的环节：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 。在现行体制下，农民的利益如何表达？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已有的参与渠道，如健全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健全制度，健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法律和程序等。采取各级政府机关渠道、诉诸舆论活动、互联网的政治参与渠道、个别接触渠道等多个方式。其次，在注重在现有的法制制度下积极拓展新的参与渠道。再次，要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提高新闻媒体对农民的关注度，切实保障农民通过新闻媒体来实现去政治参与权利；充分发挥农村经济文化组织等对调动农民参与的重要作用，要善于加以引导。

（四）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民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15所院校坐落于净月经济开发区内。可利用此优越条件，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如大学与村委会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组成“大学生普法知识宣讲队”、“法律服务团”切实到农村为村民讲解法律知识等。同时还要与新农村建设和“民主法治村”工作有机结合，注意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积极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

一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农民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做好思想准备。大学生走进农村，可以帮助村民一系列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与周边大学城建立有机的联系机制，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扩大基层民主的政治主张和《村委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逐步培养和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三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全面提升农民文化素质，为农民参与建构起和谐的农村文化气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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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1).

[3][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4.

[4]拓宏伟.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及其制度分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行政征用论文篇5

关键字：行政征收 公共利益 补偿

行政机关致力于管理和服务社会就必然需要一定的财产，这些财产主要是通过民法或行政法上契约的方式取得的，但是如果仅依靠这两种方式并不能满足行政上的需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承认行政主体在必要时根据单方面意志而不是契约强之区的公民财产权，这种在行政国家时代所经常使用的行政手段就叫做征收。由于征收主要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运用，而该权力享有者主要是行政主体，所以征收又可称为行政征收。

受多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影响以及当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征收行为，例如征收 土地用于道路、房地产或开发区建设，城市旧房拆迁改造等。然而由于我国并没有有关征收的统一立法，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征收的研究和讨论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可以说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统一的行政征收制度。此外个地方政府大多通过规章甚至一般的红头文件来规定本区域内的征收规则，但因囿于地方利益、基层政府官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方有关行政征收的规范性文件对被征收者（公民或集体）利益的保护明显不足，最终导致社会上有关征收的问题频发，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Www.133229.COM而且综观各国宪法中的财产权保护条款，一般都包括两大部分：首先是规定公民财产权由宪法保障，不容任意侵犯；紧接着就是公民的财产权要受到一定限制，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对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征收）。表面上看来，把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征收规定在财产权保护保护条款里似乎是矛盾的，实则不然。因为在进入福利国家社会后，政府为了更好的为公众谋福利致使征收在所难免，所以在这一前提下，如何限制征收以及如何保障征收过程中的公民财产权就成了关键所在。宪法中的征收条款则恰恰规定了有关征收的条件、规则，是对征收这一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主要活动的规制，所以对征收的规定本质上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在2004年的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肯定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笔者认为，以此次修宪为契机，建立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也仅就有关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构建作简单构想，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用。

一、征收概念的厘定研究任何事物，必须首先弄清它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由此之上进行讨论才能有的放矢，令人信服。所以我们在讨论征收这一比较生疏而且模糊的制度前更应如此。

（一）与几个相近概念的比较1、征收与税收和收费。此前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征收与税收和收费是一致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以强制方式无偿取得相对人财产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包括税收和行政收费两种制度。” 这种观点对我国学者的影响颇深，至今——在第四次宪法修改之后——仍受到部分学者的膜拜。 笔者认为，认为征收即指行政税收和收费的观点如果说在修宪之前还有“在夹缝中偷生”的余地的话，那么在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改之后它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我们应该摒弃这种观点，原因有二：一是对征收的此种定义与传统大陆法系的观点向左。无论德国、法国还是台湾地区都把税收和收费排除在征收制度之外（至于原因将在下文介绍），因而我们若把征收仅仅定义为包括税收和收费，将不利于对西方发达征收理论的移植和借鉴，进而影响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构建（相当于另起炉灶）。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修改后的宪法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都把补偿作为征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与以无偿为特征的税收和收费是有本质区别的。

2、征收与征用。在新修改后的宪法的第10条和第13条中分别使用了“征收”和“征用”两个用语，这与先前的只使用“征用”是一个明显的区别。这既说明了二者存在某些共同之处，所以才会规定在统一法条之中；但它们又是有区别的，否则只用其中一个词就可以了。笔者认为，征收和征用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并在给予补偿的前提下，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它们的区别在于征收一般是指对公民财产所有权的限制或剥夺，而征用仅是指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暂时剥夺（用完之后还要归还），征用大多适用于紧急状态或者军事、战争等特殊紧急情况下。

（二）征收概念的演变1、传统征收。公民个人权利的真正享有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其中又以《人权宣言》的发表为标志。但即使在那个人权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制宪者们在强调“天赋人权”和明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同时要求个人权利的行使要受到社会约束，符合公共利益。当国家基于公益要求，以对公民财产加以特别限制为必要时，就需要对该公民个人的特别牺牲给予补偿，此即为征收。传统的行政征收制度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主要是公用征收，即行政主体为了公用事业，按照法定的形式和给予补偿的前提下，以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的程序。传统征收的特点是：（1）征收对象主要是土地等不动产；（2）征收的形式是行政行为；（3）征收目的是为了公用事业，特别是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4）传统征收以完全补偿要件，而且大多是事先补偿。由上可知，早期公用征收制度还只是一种国家获取财产的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土地以满足民生设施建设的需要，此一时期的公用征收制度一般称为“古典征收”。

2、扩张的征收概念。一战之后，国家的任务开始不断扩张，与之相对应，征收——国家与公民直接对抗的主要形式——的概念也在发展，表现在：（1）征收对象由仅仅是财产所有权及其它物权扩展到具有财产价值的各种权利，包括债权、著作权等；（2）征收的形式除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外还可以直接通过法律实施征收；（3）征收目的不再限于特定、具体的公用事业，扩展为一般的公共利益；（4）征收的补偿范围变为适当补偿，而且必要时（国库亏空）可以不予补偿；（5）征收也不再以对私人财产全部或者部分的剥夺为限，只要对公民财产权有所限制而造成不公平的结果，都可以构成征收的侵害。

3、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形成了以基本法第14条为基础，辅以联邦法院判例、解释的比较完善的广泛意义的行政征收制度体系 ，该体系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狭义的行政征收，也即公益征收，是指“为了执行特定的公共任务，通过主权法律行为，全部或者部分剥夺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1句规定范围（财产权和继承权）内的具有价值的法律地位的行为。” （2）准征收，是指行政主体违法实施行政行为给公民财产造成损失的情况。德国联邦法院之所以概括出“准征收行为”，就是为了弥补行政主体违法耽误则是受害公民如何取得救济的体系漏洞，因为德国的国家赔偿制度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3）征收性侵害，指行政主体实施合法行政行为的附随效果对特定公民财产所造成难以忍受之侵害的行为。例如，修建公路对周边土地价值及居民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征收性侵害是由行政主体合法行为引起的，但其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客观上确实给受害公民造成了特别牺牲，因而需要给予公正补偿。

二、构建我国行政征收制度的设想如前所述，行政征收制度是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征收制度却很不完善，而且也不科学，导致现实中由征收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因而笔者认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必须重建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制定专门的“行政征收法”。因为首先，我国涉及行政征收的法律仅由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几部法律，而且相互之间有关行政征收条件、程序和补偿范围的规定各不相同，所以有必要制定统一的行政征收法，以避免相同情况因适用法律不同而不同对待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其次，在法治国家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一项制度的建立一般都是立法先行。所以在我国构建行政征收制度，必须有法可依，制定行政征收法。最后，这次修宪明确赋予了公民私有财产权，并把行政征收并补偿作为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内的一项内容，而宪法权利变为公民实有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宪法实现的过程就必须将纲领性、原则性的宪法具体化并付诸实施。所以，要切实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必须制定专门、统一的行政征收法。 笔者认为，行政征收法的制定应该借鉴德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行政征收对象。传统的行政征收对象主要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所有权。因为“动产一般可以买卖契约之方式而取得”，而“该土地之位置不能变移，不易觅其替代物”。 然而福利国家时代的行政征收理论早已突破了上述限制，认为行政征收对象应该包括所有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债权、著作权等，甚至还包括特定条件下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权利。但是，“就征收标的之财产权而言，应限于已具体存在之财产价值，而不包括单纯可以获取财产利益之机会或期待可能性……此外，并非一切现有以及可实现之财产价值，皆受宪法财产权保障……因此，另辟道路所至原地段之没落，以及财经政策之变更或废弃，其影响所及之利益，并非财产权”。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征收对象范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增加，恰恰相反，扩大征收对象范围是将原来不属于征收的情况纳入“征收并赔偿”的权利保障制度之下，同时使以上行为受到行政征收法律的规制。

（二）行政征收目的。在很多国家行政征收又称作“公益征收”，也就是说行政征收必须以“公益”为目的，我国宪法也明确把“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当作征收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但问题是“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宽泛和不确定的，对现实中何为公共利益以及某公共利益有多大会因不同主体的主观判断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笔者认为，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对公共利益的恣意认定，有必要在行政征收法中将其一定程度的具体化。 同时，行政征收不仅必须具有具体的、可实现的公共利益需要，而且行政征收还必须符合比例。比例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征收是因为个人之财产权利，已无法满足公众福利之需求，故而，所谓公共福利，赐以抽象概念之具体化，就必须在征收的个案中显现出该征收计划所要达成的公益必须远超过目前该私有财产所保持的利益。” 行政征收法应该规定只有在相对法定的征收目的是适当而且必要的情况下，行政征收才具有合法性。

（三）征收程序。遵守法定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对于行政征收这类严重影响公民权利的行政行为更易应该在程序上加以严格控制。行政征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实施，从而保证所有的，特别是有关公民的权益的重要法律和事实问题都得到充分的考虑和权衡。笔者初步设想我国的行政征收可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申请。行政征收首先应该由征收主体就征收目的、征收对象和范围、征收方式以及补偿方式和额度等情况一并报法定主管机关核准。2、核准。行政征收主体提出申请后，法定的核准几个营救申请事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和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核准程序是对行政征收的一种事前审查。（3）执行。行政征收的执行应包括公告或通知与发放补偿费两个程序。其中补偿费的数额应该在申请前与被征收人协商并报核准机关核准。

（四）补偿。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征收一般都被认为属于财产赔偿或行政补偿制度的内容，因为有征收必有补偿，补偿是行政征收这一国家侵犯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和为人们所接受的基础。因而，笔者认为在这一意义上，行政征收理论可以说是有关如何补偿的理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早已失去其意义，公民对财产权的行使必须附有一定义务，要有利于公共利益。因此，公民原则上要无偿接受法律对财产权内容的某种限制，这也就是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性，公民有容忍的义务。但是，行政征收是对公民财产极为严重的侵犯，当“其严重程度已经不能再期待当事人为无偿忍受时，构成特别牺牲” .所以依据平等原则，对该受害公民负担的特别牺牲应该由公共利益的受益人——全体公众——共同公平分担，填平此特别牺牲。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第2项规定：“征收之法律，应规定补偿之种类及范围”。该条规定被学者们形象的称为“唇齿条款”或“一揽子条款”，也就是说，所有的行政征收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而任何法律在设定行政征收的同时还必须规定应予补偿的方式和范围。“容忍，但应予补偿”的原则成为行政征收制度的基石。我国修改后的宪法也作出类似规定，但是对于行政征收应如何补偿却未作明确规定，而这也给了立法者具体化宪法和法院适用的空间。笔者认为，行政征收法对于行政征收应确定公正补偿的原则。所谓公正补偿应该以完全补偿为原则，只有在国库空虚的非常情况下，才可由立法者根据国库利益（支付能力）对征收补偿再作具体决定。

行政征用论文篇6

关键词：房产税，影响，政策建议

 

一 引言

2010年六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提出了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这体现了国家对房产税推行的支持和对之前房产税改试点的认可。同时，上海正在酝酿成为房产税的试点城市，并且推出了几套有关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针对我国现阶段是否具备条件征收房地产税以及房产税征收后对我国经济将产生何种影响，国内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论证。贾康（2010）认为我国经济处于有支撑力的阶段加之世界各国征收房地产税的经验，当前即是征收房产税的最佳时机。刘尚希（2010）则认为我国现阶段推出房产税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考虑，房价上涨因素是多方面的，单靠征税是无法有效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论文大全。以上学者从我国国内的某个方面论证了现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可行性，但没有综合我国现阶段的综合情况进行说明现阶段我国房地产税征收的可能性。本文将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客观情况以及征收房产税后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说明我国的房地产税征收还不具备条件。

二 房产税的含义以及我国当前制约房产税征收的条件

房地产税，又称房屋税，是国家以房产作为课税对象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1]。其中，房产税的计价依据通常是根据房屋余值或者按照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论文大全。我国早在1986年就开始征收房产税，但只是针对经营性用房征税，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现阶段，面对着我国一方面房价不断地攀升，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房产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笔者从多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房产税征收的条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征收房地产税的时机还未成熟。

1、房产税征收存在技术性困难。我国当前出台房产税主要目的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因此，房产税的征收也主要针对的是投机性买房的人群。如何界定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即投机性房产将是一个技术性的困难。如果按照上海市征收房产税的方案即按照每户人购买房产的数量进行征收，显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市场经济下，人们有合理配置私有财产的权利，如果按照多买多收的原则征收是一种变相的掠夺。除此之外，由于征收房产税需要有专门的机构评估其价值，但目前我国房产评估人员与机构数量与当前房屋数量比例明显失调，这也是制约我国房产税征收的一个技术条件。

2、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垄断权利将抵消房产税抑制房价的效果。我国房价高速上涨的很大部分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地产厂商对于房屋数量的有限控制，进而是房价攀升。论文大全。如果只是通过采用房产税的方式来抑制房价的上涨实际上会更加增大了消费者的负担而对抑制房价的作用却不会很显著。因此，在中国当前对土地买卖还没有放开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3、我国现阶段对于房产产权的界定不明确。税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征税对象，即征税对象必须是明确的，产权确定。但是，现阶段，由于我国居民对于房屋只有70年的所有权，并且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分开的，这就导致了征税过程中征税过程中对于征税对象主体界定的困难以及由此造成混乱的现象。因此，由于房产税所征主体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征税的不公平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

三 征收房产税对居民和整个经济的影响

1、对于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收入紧张的局面，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同时，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行为，为抑制我国过高的房价起到一定的作用。开征房地产还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与中央政府财政的需求，有利于国家政府其他事务的开展，有利于国家事务的自由支配权。

2、对于购房投资者，此次我国政府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打压我国投资者投资买房的行为，按照目前上海市已经出台的房产税的征收方法，如果购房者购买房屋的数量增多，相应的房产税缴纳的数量也会增多。因此，房产税对于购房投资者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由于房产税以其固定性的特征，征收房产税对于房价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主要原因还是风险的固定可控。由于政府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运行，房产税的税率不可能很高，因此房产税的相对低税率是固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房产税限制投资者的作用。

3、对于普通购房者，虽然政府征收房产税的初衷是温和地进行房价的调控，但是由于税收具有普遍性，在对投资购房者进行征税的同时，也从普通购房者手中征收了比例更大的税收。这对于购房者来说更加增加了其购房的费用支出，增加了其家庭的负担，笔者认为此次房产税的实施和改革真正受益的是政府。

四 如何进行房产税的改革

首先，改革房产税的征收税率，实行差别税率。税收的一大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由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实行的是固定税率的制度，即房产税按房屋余值征收，税率1.2%，按照租金征收，税率12%，实际上不仅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而且还会加大实际购买房屋者的负担。改革房产税征收制度可以从购买房屋数量上规定不同的税率，实行累进税率的制度，这样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可以起到降低房价的效果。

其次，实行以评估值代替固定值作为计税依据的措施。现阶段，面对我国房价高速增长的态势，实行以评估值作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税收以市场变化为依据的重要举措。当房价上涨时，则房产税按照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也相应的增加，当房价下降使，房产税也相应的降低，这解决了房价随市场变化但房产税缺乏弹性的弊端，也有效起到调节房市的作用。

最后，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现状实行不同的税率。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房价在不同地区不尽相同。在我国房地产的一线城市和西部内陆城市有关房产税应该实行差别的累进税率，这样可以针对不同地区调节房地产市场还可以促进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1]韩雪. 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建议[J].特区经济，2010（06）

[2]易宪容. 应该征收房产税[J].沪港经济，2010,(07)

[3]徐涵柏. 房产税对楼市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0（26）

[4] 李彬. 探析房产税对房价调控的作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05）

[5] 韩雪. 我国房产税税制的改革和完善[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04）

[1]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行政征用论文篇7

一、广泛征集研讨会论文，促进学术交流

会计改革与发展对学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紧密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开展会计理论研究工作是学会工作的重点。20**年自治区会计学会针对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提出学术研究重点内容，并面向全疆广泛征集论文，主要目的是配合财政部门宣传、贯彻新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紧密联系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及会计管理工作者，促进自治区会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根据学会XX年的工作部署，为做好会计理论研究工作，学会秘书处多次召开秘书长(扩大)会议，对会计学会科研方向进行讨论研究，于4月初公布了我区今年会计学术研究的方向并面向全疆征集研讨会论文。广大财务会计工作者投稿非常踊跃，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86篇，是历年来收到论文数量最多的一年，论文质量也较往年有所提高。经过专家评审小组评选，有99篇论文入选本年度论文集。有4名论文作者在年会上进行交流发言，阐明观点、介绍经验、交流工作体会，提出工作建议，这对我区开展会计理论研究、推动会计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二、为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深入贯彻实施《会计法》，配合自治区财政厅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一)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举办有奖征文活动

为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周年，自治区会计学会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举行了有奖征文活动。征文围绕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周年，以“我与会计法”、“谈《会计法》实施20周年的成果”、“宣传会计工作的重要性”、“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等为主题。截止XX年7月30日，共收到244篇征文。征文作者从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谈《会计法》颁布实施20周年以来的体会、感想、工作经验及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明确了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的会计法律责任，使《会计法》的宣传更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在全区又一次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会计法》的新高潮。

征文截止后，聘请专家评委对征集的文章按照评审规则，从征文主题、内容、语言表达、结构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评审，评出特别奖1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在XX年学术研讨会上对获奖征文作者进行了表彰奖励，并邀请其中4名获奖征文作者到大会发言，同年出版《我与会计法同行》––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周年有奖征文汇集，目前出版工作已处于收尾阶段。

(二)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举办会计知识百题竞赛

为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20周年，倡导会计界的学习风气，20***年6月，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举办了“会计知识百题竞赛”活动。截止20**年7月30日，共收到答题卡2986份，其中有效答题卡2868份。按照竞赛规则，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在20**年度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公开抽奖，并对抽取的一、二、三等奖进行了表彰奖励。通过开展会计知识百题竞赛活动，广大会计人员进一步掌握了《会计法》的有关内容，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会计法》的热潮。

(三)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举办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板报展评与会计法规街头宣传咨询活动

为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在全社会更加广泛深入地贯彻实施《会计法》。20**年6月26日上午，自治区会计学会与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举办了会计法规街头宣传咨询活动，印发宣传册六千余份，向前来咨询的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及会计工作相关问题解答。同时，组织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地区20余家单位纪念《会计法》颁布实施二十周年板报展览活动，并根据评奖规则评选出一、二、三等奖给予奖励。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会计法》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在不同的行业、阶层形成了广泛学习、贯彻和实施《会计法》的良好氛围。

(四)召开纪念《会计法》实施二十周年座谈会

20**年5月14日和7月16日分别组织各地区及部分县(区)财政部门有关人员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总结财政部门贯彻实施《会计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认真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实施《会计法》，深化会计改革，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政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三、改进和加强分支机构管理，促进分支机构健康发展

行政征用论文篇8

论文摘要: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既不能依“治民之法”，也不能依“治吏之法”，只能依“平衡之法”;合理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力(利)，就可能使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性权力(利)和程序性权力(利)在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另外，税法的平衡还应该注意授权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平衡。

一、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滥用职权，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 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滥用职权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2]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J].行政法论丛，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