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债权论文范文

劳动债权论文篇1

[关键词]劳动债权 担保债权

一、劳动债权的范围界定

劳动债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指雇员基于劳动关系而对雇主享有的各种请求权的总和，如工资、各种非工资形式的报酬、福利等，其具体范围各国有不同规定。

美国破产法中虽然未使用劳动债权的概念，但将其认定为无担保债权的一部分，具体包括：①雇员的工资及其他劳务报酬，但仅限于破产申请提出前九十天内发生的数额不超过两千美元的工资。②雇员的福利，包括应由雇主支付的福利基金、退休基金、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各种福利性项目（1）。工人享有的这些无担保债权是有优先权的，以此区别于另一类与之并列的普通的无担保债权。澳大利亚的规定与此稍微有别，澳大利亚破产法将劳动债权称为雇员利益（employee benefit），包括：①工资。②损害赔偿。③假期报酬。④有酬缺勤报酬（2）。而根椐1992年《保护工人债权（雇主破产）公约》第6条的规定，工人所享有的劳动债权包括以下：①工人对一段时间内的工资所拥有的债权，这段时间不得少于破产前或终止雇佣前的三个月。②工人根据其雇主破产或终止雇佣的当年以及前一年所从事的工作而在假日报酬方面拥有的债权。③工人对一段规定时间内的其他形式的有酬缺勤报酬所拥有的债权，这段时间不得少于破产前或终止雇佣前的三个月。④工人因其终止雇佣而应该得到的离职金（3）。与之相类似的规定是英国破产法。据英国破产法第386条，劳动债权的范围包括：①雇员的工资。②假日报酬。③有酬缺勤报酬。④社会保险等福利费用（4）。但是，根据日本破产法的规定，劳动债权仅指工资债权，含义较为明确（5）。

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7条的规定，劳动债权的范围仅限于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破产法草案对此做出了扩张规定，其中草案第一稿137条规定劳动债权的范围包括破产人所欠职工工资和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其他费用，草案第二稿第127条的表述则稍微有所不同，认为劳动债权包括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基本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尽管第一稿和第二稿有细微的差别，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劳动债权构成要素的种类上，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特殊国情，既未采用英美国家诸如假日报酬、有酬缺勤报酬之类的字眼，也未采取如日本那样严格将劳动债权限定为工资债权的做法，体现了我们的特色。但问题在于，两草案均未明确指明工资的范围标准，破产人所欠职工工资是否包括所未偿付的一切工资，抑或仅只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定期限内所发生的工资，因为工资额范围的界定不仅仅是关系到职工本身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其他顺序债权人的利益。为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必须对其范围进行合理界定，不允许任意扩张，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作进一步讨论。

二、担保债权的角色定位

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在债权之上设定担保，为交易安全使然，其目的在于使债权得到双重保障（6）。一般来说，债权具有平等性，各个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的债权，不论其发生先后顺序，均同等受偿，但设定物权担保的债券，则具有优先性，在同等条件下可优于其他普通债权而受偿。有物权担保的债权优先于无物权担保的债权，法理基础即物权优先于债权，同时这也是民法的基本理念。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67条，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则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这也就是所谓的“霸王抵押”，这个条款将抵押权的效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整个民商法领域中，民法的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无可置疑。破产法作为民商事法律的特别法，虽然它的规定更细致更详尽，但也应该要体现民法的基本精神，而不是相反，否则它可以另立门户，不必隶属于民商法律体系。破产法属商法，不是社会法，它所关注的是交易的安全、秩序和平等，它的使命是在遵循民法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完成的，优抚职工、稳定社会之类的任务应该留给社会法或者政府政策去做，破产法本身不能负担更多的使命。我们的破产立法应该有自己的体系，不应盲从于政府政策或个人情感因素，如果政府的确是出于人文关怀，对职工的权益忧心忡忡，那么何不加强社会立法，或者制定优惠政策呢？不伦不类、混水摸鱼是一件好事情吗？破产法草案第二稿正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们知道，有限责任并不是一种消除企业失败风险的手段，它只是将风险从个人投资者转移到了公司自愿或非自愿的债权人身上，是他们承担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7）。在人们 还在振臂高呼有限责任是比蒸汽机和电力更伟大的发明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在有限责任的背后有多少债权人正在忍气吞声、默默无闻？好不容易等到破产法提上立法日程，破产法的规定却又悄悄的在债权人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当然，我绝非反对保护职工利益，我认为破产法是一个各方面利益冲突的场所，保护职工利益、维持就业率是政府的责任，在保证破产程序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不应该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有人把中国的改革比喻为“还事物于本来面目”，我认为对于有担保的债权也应该做这样的解释。有担保的债权其角色就在于确保债权人就担保物获得优先受偿，除此之外不应该再赋予新的含义，尤其是在作出此种赋予时根据仅仅是政策或个人偏好而无法理依据时更是如此。

三、二者清偿顺位的构想

无论是在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在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均未在破产法中规定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受偿，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除了法国外，其他国家作出此中规定的也不多见，虽然这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由此反映出的各国立法趋势是相同的。那么在我们国家是否也具备同样的土壤呢？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答案是肯定的。有争议的是劳动债权中工资部分的范围标准，但这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处理，不应该影响二者的先后顺序。破产债权中的无担保普通债权应在劳动债权之后受偿，当无异议，而其中的有担保债权如果也在排在劳动债权之后受偿，当受批评。因为有担保债权与无担保债权相比，前者更体现了交易当时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因而更值得保护。如果将有担保的债权与无担保的债权统统放在劳动债权之后受偿，而破产人的财产又不足以支付全部劳动债权时，债权之上有无担保对债权人而言有实际意义吗？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双方当事人在交易时为确保交易安全而办理的担保手续、支出的额外费用，除了劳民伤财还能作何解释呢？担保法的相关条文除了解释为一纸空文还能怎样理解呢？即使我们从原始的朴素的民法意识出发，也能得出二者有不同效力位阶的结论。

破产法草案中未指明工资的范围标准，这是一个遗憾，容易给人造成的误解是此处的工资指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全部工资，如果破产人的财产足以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所欠税款及无担保的债权，那么似乎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破产人资不抵债，而仍然以此清偿，那么对其他债权人而言就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规定，如根据美国破产法，享有优先权的工资只限于破产申请提出前九十日内发生的数额不超过两千美元的工资。超过两千美元的那部分工资，只能作为普通无担保债权来参与分配。依日本破产法，只有最后六个月部分的工资被认可为一般的先取特权，这部分是享有优先权的破产债权。虽然日本商法规定基于公司和使用人之间的雇佣关系的宣告前的未付工资债权不受限制地全额成为一般的先取特权，但这种差别性规定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在这一问题上，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依据公司更生法，从充分保护工人利益出发，以商法为基准对破产法进行修正。反观我们国家的破产法，我们是否应当对工资的范围标准作出限定，以及作出何种程度的限定，这其中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也包括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破产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即应该优先保护谁的利益。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应该在破产法中对破产人所欠职工工资明确规定时间标准和范围标准，比如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年内所欠的总额不超过两万元的工资，具体限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做任何规定肯定是一个缺陷。

破产法草案将未受清偿部分的劳动债权从担保财产中优先扣除的做法，其出发点和目的无非是保证劳动债权得到充分清偿。立法者的善意（不管是否出于自主）我们可以理解，但其做法触动了一根本不该触动的神经，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迂回的做法，将这部分债权作其他处理。如果现阶段笔者在第二部分的慷慨陈词的确很难做到，那么作为一个折衷，可以将这部分债权并入共益债权，将其与破产共益费用一并优先受偿。这样做虽然有可能损害顺序在后的债权人利益，但相比损害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它的可非难性更小。依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我更倾向于前者。

四、小结

劳动债权是一个需要进行范围界定的概念，关于它具体包括哪些债权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但草案中存在的工资债权范围不明确的漏洞需要填补。对于有担保的债权，我们应固守民商法的基本理念，不应赋予它新的、没有理论依据支撑的含义。在二者的清偿顺位上，有担保债权应优先得到清偿，劳动债权顺序在后，未受清偿的劳动债权部分归入共益债权，但在总体上仍然落后于有担保债权。

参考书目：①潘琪著《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137页。

②王卫国编《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9页。

③1992年《保护工人债权（雇主破产）公约》第6条。

④丁昌业译《英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386条。

⑤[日]石川明著，何勤华等译《日本破产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105页。

⑥张俊浩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78页。

劳动债权论文篇2

【关键词】破产清算；担保债权；劳动债权；清偿顺位

一、前言

破产清算中各种债权的清偿顺位是一项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清偿顺位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国在对新破产法进行实际规定的过程中，其中的主要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债权和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当中。针对这样的问题，需要针对实际情况来对其进行解决。

二、破产债权清偿顺位和主要原则

破产债权的清偿顺位主要指的是在实际的破产清算环节当中，根据所建立的制度和原则，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债权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然后根据这样的顺序，将破产人的全部破产财产来进行清偿。根据债权种类的不同，其先后顺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只有在前一顺位的债权得到清偿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债权清偿，所以说，债权的清偿意味着在债权清偿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于债权当中的担保债权来说，主要指的是由担保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有相应的保证人对债务人进行担保，而保证人在履行债务之后，可以向债务人进行追偿。从目前来看，劳动债权还没有较为明确的概念，一般情况下，主要指的是员工基于劳动关系，而对雇主享有的各项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员工的工资、社会福利和非工资形式的薪酬等，根据经济体制和政策的不同，这样的劳动债权所涉及的范围也各有不同。

破产债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一般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来说，这些债权具有平等性，但是由于债权内容的不同，根据法律规定其中的一些债权具有一定的优先权，而通常情况下债权人的资金不可能对其全部清偿，这就需要在对债权进行排序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原则来进行，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是公平原则，所谓的公平原则主要指的是根据债权人现有的所有财产来按比例进行受偿，但是由于债权内容和债权性质的差别，导致不能完全根据公平的原则来进行清偿，而是需要根据国家经济的发展特点和社会制度来对债权顺序进行确定。其次在对债权顺序进行确定的过程中，需要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使受偿人能够获得足够的认同感。

三、担保债权和劳动债权清偿顺序的相关建议

在对担保债权和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进行确定的时候，根据两种债权的主要定义和内容，不仅需要对职工的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需要对担保制度和交易秩序进行保护。在对破产法进行制定的过程中，部分人认为劳动债权的顺序应该高于担保制度，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企业当中，其具有一定价值的财产都已经设定了担保，如果先对担保债权进行清算，在严重情况下，劳动债权不但不会得到足够受偿，甚至在一定程度会得不到任何清偿，严重损害了职工的整体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认为需要给予劳动债权一定的优势地位。而另外一种看法是，如果将劳动债权的地位放在担保债权之上，那么担保制度就会收到破坏，交易秩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符合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债权清算原则。在目前的《破产法》中，两种债权的顺序定位过于简单，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主要强调对市场秩序的维护，虽然在《破产法》的第六条中规定，需要对职工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但是由于目前社会的保障制度不发达，并且大部分企业的破产财务都已经设定了担保物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平性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不能同时得到保证，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以此来保证两种原则的共存。

目前，根据《破产法》规定，担保债权是优先于劳动债权的，但是由于目前企业中有价值的破产财产都已经设定了担保，在破产人的破产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劳动债权所包含的范围来进行清偿。一般情况下，劳动债权中主要包括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补偿金和特殊劳动债权。对于职工工资类劳动债权来说，是维持职工个人和家庭唯一的经济来全，工资补偿的到位情况关系到家庭的生存，在目前“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下，需要对职工的工资进行重视。另外，企业是在职工的劳动下才能获取相应的资产，并且使这些资产进行保值和增值，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将工资类的劳动债权从担保财产中优先于担保债权来进行受偿。社会保险和补偿金类劳动债权则不一样，前者是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是由政府进行管理和收取，属于企业强制缴纳的费用，从整体上来看属于行政法律体系，其主体不属于企业职工，所以不能优先于担保债权来进行受偿，对于补偿金类的劳动债权来说，是由企业破产而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所产生的费用，不是由企业职工的劳动而直接获得的。所以说，不能体现职工的劳动价值，也不属于特殊劳动债权，不能优先于担保债权来进行受偿。

四、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的发展当中可以看出，担保债权和劳动债权所体现的两种债权顺序确定原则是相互冲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根据企业破产的实际情况，来从劳动债权所涉及的范围中选取与职工相关的劳动债权来进行处理，使之优先于担保债权，以此来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徐樟鲁.破产清算中担保债权与劳动债权的清偿顺位[J].中国律师，2016（6）.216-216.

[2]任宪文.论破产法中劳动债权的优先清偿[D].吉林大学，2014.

劳动债权论文篇3

关键词：大规模侵权；人身侵权之债；破产债权；清偿顺位

中图分类号：D9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3105

一、破产债权及清偿顺位安排

破产债权是破产宣告前成立的、对破产人享有的、必须通过破产程序受偿的财产请求权[1]。破产债权受偿顺位，亦称破产债权清偿顺序，是指在破产债务的清偿中，因破产财产常常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法律将破产债权依据一定的原则进行分类排序，然后将全部破产财产按法定顺序进行清偿的规则。根据中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13条的规定，普通企业破产债权的清偿可分为四个顺位：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居第一顺位；企业职工的劳动债权①居第二顺位；其他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居第三顺位；普通破产债权居第四顺位。

《企业破产法》对破产债权作出上述清偿顺位安排，其立法考量主要在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主要是为保证破产程序能够进行下去而产生的，破产债权能否受偿是以破产程序的进行为前提，故将其作为第一清偿顺位的债权；企业职工的劳动债权排在第二清偿顺位，则是因为劳动债权涉及职工的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且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欠缴的其他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居于普通债权之前，主要是基于对该项债权的特殊性质的考虑；普通债权因不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别考量因素而居于最后，其通常在破产程序中也是很难完全受偿甚或根本就无从受偿。

侵权行为是债的产生原因之一。侵权之债作为普通债权，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在破产债权清偿顺位中居于末位，劣后于劳动债权和欠缴的其他社会保险费用与税款。至于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留待下文讨论。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导致这种情况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将侵权责任作为债的一种，从而使得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劣后受偿；二是即使在将侵权责任作为一种债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考虑侵权之债本身的特殊成因，将其清偿顺位有别于一般的普通债权，目前立法欠缺这方面的考量。

二、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的清偿困境

大规模侵权指的是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如产品瑕疵），给大量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的现象。根据具体侵权行为的属性，在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上以加重责任的方式保护受害人[2]。与传统侵权现象相比，大规模侵权的突出特点是受害人众多，影响范围广泛，多具有公共危机属性。根据大规模侵权所侵犯客体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大规模人身侵权、财产侵权和混合侵权这里所称“混合侵权”，是指同时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大规模侵权情形。

。

在大规模人身侵权事故中，由于受害人众多、受害程度深，且一旦大规模侵权现象被揭露，企业极可能陷入经营困境，多数加害人甚或陷入破产境地，从而使得对受害人的赔偿难以实现，也因此使得侵权法保护受害人权益的目的容易遭受落空。以美国石棉案为例，截至2002年底，共有73万原告针对8 400名被告提讼，被告和保险公司用于解决诉讼（包括诉讼费用等）的总费用估计达到700亿美元。85家公司因卷入石棉诉讼而向法院提请破产，部分保险公司或破产或陷入财务危机。据估计，最终石棉案诉讼原告数量将可能在100万～300万之间，解决石棉诉讼的总花费将在2 000亿～2 650亿美元之间[3]。

此外，在现代经济社会，资本地位的提升和融资手段的便捷使企业的发展越发离不开融资，而融资通常需要提供担保。这就使很多企业在剔除担保财产后，资产很可能所剩无几，更不必说那些早已资不抵债的破产企业。但在目前的破产法中，对于侵权之债并无优先顺位的规定，而是与普通债权并列，这就使侵权受害人能够获得赔偿的概率更趋变小。如三鹿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前后，全国约有30万婴幼儿患者受到损害。由此产生的债务有：三鹿集团向中国乳制品行业协会先期支付的9亿元治疗费用，包括三鹿集团在内的22家责任企业主动支付的2亿元医疗赔偿基金以及对死亡病例、重症病例、普通症状进行赔偿的费用等[4]。2009年11月底，石家庄中院做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支配的三鹿破产程序。裁定中显示，三鹿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5]。这就意味着结石患儿所遭受的人身侵权之债将无法从三鹿集团获得任何赔偿。

从上述可以看出，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的清偿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十分不利和极其尴尬的境地。尽管如此，对于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的清偿顺位问题，目前仍未引起国内学界应有的重视，相关研究几乎空白。但在国外，受诸于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影响，理论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侵权之债清偿顺位这一重要问题。美国理论界针对大规模侵权现象频发而破产法难以有效保护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中间顺位方案、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同顺位方案、超级优先方案、裁剪方案、部分优先方案等。英国科克委员会早在1982年的破产法评价报告中就建议将浮动担保财产变价收益的10%提取出来用于保障非担保类债权的清偿，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各方的支持。20年后，这种裁剪方案在英国得以施行参见韩长印，韩永强.债权受偿顺位省思――基于破产法的考量[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07-110.

。针对侵权之债劣后于担保债权的立法现状和现实生活中诸多侵权之债难以实现的问题，德国不少学者对现行担保债权顺位制度进行了反思。如Gehard Wagner此人为《慕尼黑民法典评注》中侵权法部分的撰稿人。

曾指出：“在侵权受害人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手段的情况下――不能自主决定债的利息，不能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甚至不能拒绝债的发生，凭什么同等对待合同债权人和侵权债权人？”[6]但遗憾的是，德国的立法尚未对学者的批评作出有效回应。

三、现代侵权行为的变化对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清偿中的影响

传统侵权行为奠基于简单商品经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现代侵权行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已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这也正是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清偿中的顺位安排需要重新考量的直接诱因。

（一）侵权行为主体变化的影响

传统侵权法规制的主要对象是自然人之间的侵权行为，且多为对应权，即只存在一个明确的加害人和一个明确的受害人，加害行为的产生多因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所致，损害范围一般也仅囿于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在这种情形下，通过侵权法的责任分配，容易实现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但在现代社会，企业侵权现象大量出现，且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大规模侵权，受害人不仅众多且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造成的损害往往也难以确定，而且企业一旦出现产品责任通常会陷入经营困境，很多情况下甚至以破产而告终。虽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确认由企业承担侵权责任并不困难，但责任的最终实现却并不容易，再加之目前中国很少有企业就产品责任购买相关保险，这使得受害人权利的救济在实现上变得更加困难。

（二）侵权行为受害人关注点变化的影响

民事权益的保护有两个层次的要求：一是明确责任归属；二是确保责任实现。在明确责任和实现责任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甚至有很长的路途，这在国内立法界、司法界和理论界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同感。近现代之前的侵权法立法及其理论研究，对于受害人保护所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侵权责任的构成上，如侵权责任从一元向二元、多元的转变，因果关系各种理论的发展等。但在现代，对于受害人来说，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确定是否承担责任以及由谁承担责任，而是如何实现责任以及通过何种途径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现代侵权案件中明确责任的归属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确保责任实现。大规模侵权使传统侵权法面临诸多困境，如侵权法的损害填补功能容易遭受落空、司法救济途径面临挑战、传统侵权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处境尴尬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即使侵权责任的归属已经明确也很难实现责任。

（三）侵权行为社会影响力变化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大规模侵权行为因其受害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行为结果的影响范围是传统侵权行为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破产法赋予劳动债权优先受偿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就是工资等劳动债权对于普通职工生活的重要性，为保障劳动生产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故在立法时选择对劳动债权进行优先保护。这种考量因素同样应存在于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当中。法律是首要的社会控制形式[7]。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机制一旦离开法律的规制将会成为一种恶性竞争。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为提高奶粉的蛋白质含量、增加奶粉的重量以谋求更高经济利益，三鹿企业放任奶农添加三聚氰胺，甚至三鹿企业也有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为。侵权行为人使用的手段极其恶劣，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必然引发社会民众的道德谴责和舆论批判，若不能及时有效处置，极易诱发。在此情势下，如果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因与普通债权同顺位而陷入不能受偿的境地，势必会进一步增添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四、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清偿顺位的变更

（一）清偿顺位变更的法理分析

根据债的产生原因，有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的区分。前者主要基于合同发生，如合同之债；后者主要基于法律规定发生，如侵权之债。从债的效果上看，虽然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并无太大区别，都表现为请求、受领的法律效果，但不容忽视两者的下述重要区别。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造成了目前破产法关于“普通债权平等受偿”规则的立法缺陷与不足。

1.两种债权救济的目的不同

合同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可以说，现代社会没有合同就没有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合同作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产物，法律对其发挥的更多的是补充和保障作用。这种补充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基础上做出的，保障则更多地体现在对责任的规定方面。如在商品经济欠发达年代，合同的实际履行是当事人违约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作为原则，产品在其生产之初，对生产者及其所有权人就无任何使用价值而只有交换价值”[8]13，因而违约方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也就转变为损害赔偿。

侵权法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后，更多发挥的是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的功能，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宗旨。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赔偿损失等八种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对于人身侵权损害而言，从道理上讲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就是恢复原状，但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只能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达到补偿损失的效果，但这仅仅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救济方法。然而，人身侵权的救济方式一旦沦落到需要通过金钱赔偿的方式来消弭侵权受害人的损害，赔偿本身便意味着受害人救济目标的落空[9]106。

虽然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最终都有可能通过损害赔偿这一相同的责任方式进行救济，但在合同之债中损害赔偿旨在保护交易安全，通过对违约方施以责任的约束使市场交易处于有序状态。但对于侵权之债，特别是人身侵权之债，本已是无奈选择的损害赔偿更多起到的是抚慰受害人情绪和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合同之债与人身侵权之债顺位的比较，实质上是财产权和人权之间的顺位比较，而根据学界主流观点，人权的价值高于财产权的价值，二者不能等同。

此外，由于合同之债发生的原因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行为人在缔结合同时有选择相对人、确定合同内容、选择救济方式的自由。自由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和责任。行为人必须为自己的自由行为所致风险承担责任，这也是破产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与之相反，侵权之债并非受害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多为一种不幸的损害承受。在当今风险社会，任何人从事任何事情都可能存在危险，并且都需要承受风险，每个人都既有可能是风险的获益者，也有可能是风险的受害者。而对于社会引发的风险，必须通过合理的分担机制来分配责任，这也是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理论支撑之一。更不用说，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下受害人的损失是基于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2.当事人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不同

在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中，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已对合同风险有了合理预见，可以事先选择合同相对人，并就其可能的违约行为在缔结合同时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以行使抗辩权，甚至通过变更或解除合同等措施来保护债权的安全。但在侵权之债中，受害人并无选择相对方的自由，自己所受到的损害更多的是一种意外之灾，更何况在风险社会，这种损害甚至不可能采取有效的事先预防措施。除少数持续权行为外，侵权行为与合同行为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侵权行为一旦发生即发生损害，不存在如合同之债中债权人行使各种抗辩权的问题，受害人只能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实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债权。如果说对合同之债的救济体现为“增值”，那么对侵权之债的救济就体现为“保值”，在具体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甚至可能体现为“保护无价的生命”或者保证身体器官和各器官功能的完整性。正如英国学者托尼・韦尔所言，侵权之债的规则主要起保护财富的作用，合同之债的规则应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8]13。故而，两种债权之间在合意与否、自愿与否、可事先预防与否方面的差异，都需要在实现债权的先后顺位上加以体现，有必要在破产法中对侵权之债，特别是对人身侵权之债与普通合同之债的清偿顺位作出合理区分，亦为这两种不同之债因预防措施不同的内在要求所使然。

（二）清偿顺位变更的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综合考量，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赋予人身侵权之债与劳动债权以相同的清偿顺位，以使人身侵权之债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并从法律上得以确立。

首先，有学者提出对大规模侵权采取统一立法的建议并不可取。一方面，虽然目前大规模侵权事故在中国频发，但国内关于大规模侵权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立法条件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对于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调整不仅仅只是一部专门法律的事情，还涉及诸多部门法之间的协调配合，如刑法、侵权法、行政法、环境法等的分工协作。因此，通过单行法的立法模式来规范大规模人身侵权不具可取性。考虑到大规模侵权的现状和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内在协调问题，以及《侵权责任法》颁布时间不长和可能在实践中遇到许多新问题等实际情况，现阶段宜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就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的清偿顺位重新做出安排，且可以在《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这样，既节约立法成本，又能保障法的安定性和法律体系的内在协调性。

其次，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与企业职工劳动债权应居于同一顺位，主要是基于对人身侵权之债与劳动债权之间的相似性的考虑。诚如上述，企业职工劳动债权因与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故而破产法在债权顺位中对其优先考虑。而对于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受害人的身体遭受侵害，同样也与被侵权人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

企业职工劳动债权优先考虑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劳动债权一旦无法受偿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在这点上，大规模人身侵权的社会影响更广泛，且公共危机属性明显。近年来大规模侵权现象频发，影响范围和后果可谓触目惊心据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11月27日，全国因食用三鹿奶粉和其他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29.4万人；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化工企业偷排工业污水，导致该市自来水水源受到污染，发生大范围断水，受影响居民达20万人；2010年1月，日本丰田公司因油门踏板归位存在问题，所产丰田汽车在全球范围内被召回，在中国的RAV4车型问题车辆达8万辆。

。大规模侵权因受害人众多，波及地域广泛，已超出侵权行为本有的私人领域，而转化为社会问题。三鹿奶粉事件引发连锁性的社会问题，如产品信任危机、社会道德底线震颤及政府部门职责考量等，从而使三鹿奶粉产品责任问题转化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隐患，在法律上直接导致了《食品安全法》出台。因此，应当将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在企业破产债权中的清偿顺位置于企业职工劳动债权同等序位。但仍需探讨的是，在同一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中，债权人通常数量众多，且会存在潜在受害者，债的偿还难免会存在困难。为此，建议对于已经确认的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可将其与企业职工劳动债权同等受偿；同时为了保护潜在受害人的利益，可通过提取一定的赔偿准备金，使其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限内获得赔偿，超过诉讼时效期限后，再将这些赔偿准备金作为破产财产来偿还尚未清偿的债权。

再次，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应优先于破产企业所欠税款而受偿。这既是考虑到对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中受害人救济的急迫性需要，同时也是基于税收用途之一即为人民提供社会保障的考量。对于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如果债务人无偿债能力，为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必然还是通过社会保障，如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途径来解决。这毕竟也是现代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因此，直接将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的受偿优先于所欠税款的缴纳，也具有合理性。

最后，大规模财产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顺位提升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主要是受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财产侵权之债难以优先于普通合同债权受偿，确保有财产担保债权的优先实现有着强烈的社会需求。而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优先受偿的主要原因是对人权下的生命权、健康权等的充分尊重和保护，顺应当代民法秉承人重于物、人身重于财产的人本主义理念和精神的内在要求，这在伦理层面也已被社会公众普遍认同。因此，仅将大规模人身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赋予同企业职工劳动债权同一的清偿顺位是现实最优选择。待社会经济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大规模财产侵权之债在破产债权中的清偿顺位进行适当的有限度的提升，以使现行立法因应社会需求而对破产债权的清偿顺位安排作出相应调整，进而从整体上推进债法体系框架内的债务清偿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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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Sequence of Claims Arising from Mass Torts upon

Persons during the Handling of Bankruptcy Claims

YUAN Wenquan， MA Jing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R.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s of “claims secured with property being prior” and “the common claims being equally repaid” have always been followed when deciding the repaying sequence of civil claims. But these two principles are not suffici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who are personally injured because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agreed debts and legitimate debts have been overlook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mass torts， strictly follow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inciples will certainly lead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tort law and bankruptcy law， thus cause interior disharmony within the system of civil and business law. Therefore， the claims arising from mass torts upon persons shall be treated equally as laborer’s claims throug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劳动债权论文篇4

申请先予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九条指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也就是说，当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明确的给付劳动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如果用人单位不先行给付将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生活等时，农民工有权申请法院先予执行。法院则无须经过审理，即可下达先予执行裁定，让农民工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

进行小额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第二百七十四条指出，下列金钱给付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六）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动合同纠纷；（七）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务报酬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也就是说，其对应的欠薪纠纷，农民工可以要求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由法院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确保案件快立、快审、快结，以便农民工更快地拿到工资。

申请支付令

支付令是指法院依照督促程序，依据债权人的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的相关规定，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法院受理申请后，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案件，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债务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同样属于给付金钱的债权、债务关系，决定了可以适用支付令的相关规定。采用这一方式，不仅几乎没有什么诉讼技巧和诉讼成本，农民工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而且一般在一个月内便能案结事了。

代位权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也就是说，当用人单位对外拥有到期债权却怠于索要，而又无力清偿工资，继而给农民工造成损害时，农民工可以避开用人单位，直接，要求公司债务人支付。

劳动债权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破产还债 损害赔偿 清偿顺序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身伤害赔偿方面的债务。我国新《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次清偿：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普通破产债权。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人身损害赔偿作为普通破产债权被排在了破产财产清偿的末位。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应获得的伤残补助金、医疗费等不能获赔或完全获赔。这种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尚有缺陷，具体体现在第一顺序的清偿范围过于狭窄，应当从法律彰显正义，保障人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

一、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体现了彰显正义，保障人权的法律价值

（一）彰显正义、保障人权是法律的价值要求

1．法律的最高价值就是正义。通常人们认为，法律价值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内涵：第一是指法律本身的价值；第二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第三是指发生价值冲突时法律依据什么标准作出评价。

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基本因素，即法律价值所包括的基本法律价值要素，包括正义、自由、秩序、人权等等。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是实现正义的保障。在法律价值诸要素中，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

2．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我国的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人权保护所作的规定为其他各部门法对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我国法律已形成了一个人权保障体系。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享有姓名权、公民享有肖像权、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费用这些法律规定，均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劳动法》更是对于维护劳动者生存、发展各方面的权利作出了大量的具体的规定。

（二）我国破产法也应当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正义做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自然要求法律适用后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只有现实可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在阶级社会中，一项法律制度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社会中的冲突与纠纷在所难免，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时刻存在。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更是无处不在。它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冲突——职工权益与国家权益（税收）的冲突，职工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国家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为了平衡各种冲突，《破产法》依规定清偿顺序的方式，来达到债权人债权的相对平等的保护，特别重大的权益得到优先保护，较大权益的次之，一般的利益再次之。

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破产法》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

1．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及其基本生活需要，是破产企业职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手段之一，《破产法》及相关政策对此作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的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费需要。国务院（1994）59和（1997）10号文，对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破产，把破产财产变现所得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这既维护了稳定大局，又体现了对职工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及行政法规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2．职工的工资等劳动报酬，是职工维持生存、发展，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必须具备的应有权利。职工劳动报酬的结余，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常被职工用于向企业集资，因而职工集资款是劳动报酬的延伸。企业职工的劳动合同被解除后，其依法或依劳动合同规定享有的劳动补偿金，是其维持暂时的生存，寻求下一个劳动机会的物质前提。这些都是基本人权所要求的。因而，《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的有关破产方面的司法解释中均对此做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作为第一清偿顺序。最高人民法院《破产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法或依据劳动合同对企业享有的补偿金请求权，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第五十七条规定：债务人所欠企业职工集资款，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这些规定都是对清偿顺序的补充，既适应了社会本身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加强的表现。

3．劳动保险费用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目的自然在于保障社会失业无业等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是维护人权的基本措施。因而，《破产法》将破产企业所欠的劳动保险费用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在《破产法》中，企业职工和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是受到优先保护的，把劳动债权列为破产财产第一清偿顺序的规定，很明显可以感触到这一基点。在破产程序中，对涉及企业职工、劳动者以外的债权人的基本人权的债权是否也应该同等重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即劳动债权以外的破产债权中，涉及人权保护的债权，也应受到优先保护。

（三）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到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1．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含义及范围。人身损害赔偿金，主要是指侵权行为人因其侵权行为而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包括伤害、伤残、死亡），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是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致他人的人身损害、或伤、或残、或亡，为了弥补他人所受到的伤害而给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它包括：致人伤害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致人伤残的生活补助费，致人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者生前抚养、赡养人的生活费以及请神抚慰金等，是生命健康权的一种物化后的转化形态。

2．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我国的《破产法》第三十七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作了明确的规定：(1)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这一规定蕴含着正义价值的要求。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只能列入第三清偿顺序，依法适用的结果是非正义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受到保护，未能实现客观地彰显主义。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之一，《破产法》也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然而，遵循社会主义制定的法律制度却在当今时代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结果未能彰显社会正义，现行《破产法》规定的清偿循序值得商榷，也就是以前认为不重要的权益，在当今时代变得重要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应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相应的修正、补充、完善，以真正体现正义的法律基本价值要求，与时俱进，使其具有现实性。

3．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保护人权。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一一昭示了人权的要求，人身损害赔偿金是人权要求的金钱表达，是其物化后的转化形态。人权不仅仅是应有的法律权利，也需要变成现实权利。法律要为这种权利转化为现实，提供完善的相应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措施。

人身损害赔偿金所体现的是人权的价值，企业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所欠非正式工、短期劳动工的报酬，职工集资款、解除合同的劳动补偿金等，无一不是体现的人权的价值内涵。这两种法律制度所要求和体现的都是人权的法律价值，两者相比较不存在谁先谁后，谁高谁低的价值差别，同等重要。在破产程序中，两者在清偿顺序上也不应体现出差别，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不应高于，也不能低于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两者应作为同一清偿顺序，即第一清偿顺。

二、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顺应了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现代社会中，国家均采取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业、无业人群的最低生活，但最主要的是通过政策、法律来关注、保障弱势群体。

（一）现代民商法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与保护

在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突出无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高危行业的经营行为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比如环境污染、交通肇事、产品质量致人损害等等。按传统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难以使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有力保护。因而，许多国家的法律，通过制定特别法、或者修改民商法的形式，在民商法的归责原则中突出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地位。即不论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突出了对弱势地位受害人的保护。

（二）破产程序中人身受到伤害的受害人处于相对弱者地位

因企业的致害行为受到人身伤害的人，与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只受了财产损失）相比，而这些受害人不仅要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而且还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大，时间较长，有的甚至是终生。而其他债权人一般不会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直接苦痛，受伤害程度和影响时间不长，在索赔等方面有相对优势。如果债权人的债权设定了有效的财产抵押，更可直接主张优先受偿，而使权利得到保护。而这些受害人在主张权利索赔时，其难度较大，在赔偿的实现上因执行中的种种因素，也存在诸多困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健全与完善中，社会救济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在《破产法》中突出对他们的保护，将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应该是破产法的应有之义。

三、结语

劳动债权论文篇6

产权、产权法和财产法的体系是三个紧密联系的理论概念。产权概念的科学界定，必然带来产权法的地位和体系问题以及财产法的体系的重构问题。因此，本文将产权、产权法和财产法的体系这三个问题一起讨论，在界定产权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产权和产权关系的本质，进而建立了产权法的体系、重构了财产法的体系。

一、现有理论的缺陷

关于产权、产权法和财产法，现有理论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产权理论的主要缺陷是，无法说明产权与物权和债的关系，从而无法进入民法领域、也就难以变成法律。产权法理论的主要缺陷是，主要限于知识产权法理论，而知识产权法理论与民法的财产法理论缺乏必要的统一性。财产法体系理论的主要缺陷是，物权法和债法内容交叉，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

1.产权

目前，关于产权的概念，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二是认为产权区别于所有权，并认为产权比所有权更宽泛。三是认为产权有别于所有权，但产权是所有权运动体系中的特定条件下的一组权利，包含在广义所有权范畴之中 （为节省文字，此处不再重复其具体内容）。

上述第一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既不符合人们使用这一概念的实际情况，也无助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且产权概念成了多余的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第二种观点的缺陷在于，虽然划分了广义产权和狭义产权，但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没有说明产权与物权和债的关系。因此，仍然不能解决理论分歧，也无法解决实践中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问题。第三种观点的缺陷在于，虽然指出了产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委托关系，但经营权、产权和所有权三分法的划分也无法说明产权与物权和债的关系、因而也就难以解决企业制度安排的法律问题。

西方学者关于产权的定义，虽然不计其数，但也没有解决经济理论与法律制度的统一性问题。刘伟在《产权通论》一书中对主要的六种观点进行了比较 ，这些观点各有所长，但都不能说明企业法人产权的财产权性质、也无助于企业法人产权问题的合理解决 .

在我国，产权到目前为止仍然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法学界涉及较少。个别专著虽然涉及，但论述缺乏逻辑统一性。如有学者认为，“产权是指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实际上使用的是《民法通则》的概念，与民法理论的物权是同一概念。但在产权分类中，该学者又认为产权的内涵包括所有权、他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权等 .也有学者提到了企业法人财产权在民法中的地位问题，认为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并从物权和债权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但无法从理论上自圆其说 .

总之，这些定义都无法与民法的财产权理论统一。而产权制度化需要法律的支持，没有法律的支持，产权概念只能停留在经济理论阶段、产权界定只能是一句空话、产权混乱状态无法解决。由于经济法理论涉及产权问题较少，只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部分关于企业的权利中简单地提到经营权，并且是以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等形式，没有深入的讨论。如杨紫?@等认为，企业法人的基本权利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企业的经营活动自和企业获取盈利的权利 .因此，所谓产权理论在经济学与法学上的统一，就是在经济学与民法学上的统一。换句话说，研究产权，民法上的财产法和物权与债是饶不开的概念，不解决这一问题，理论就无法实现统一性。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产权概念与民法的财产权概念的关系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2.产权法

目前，产权法的概念主要限于知识产权法。然而，知识产权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却不确定、与财产法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尽管《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为知识产权，但民法理论界却基本上都回避讨论知识产权法的地位，也很少研究知识产权法与财产法的关系。少数学者将知识产权作为其他民事权利，认定知识产权为一种财产权利，并将其与债权进行了比较，但也没有说明其在财产法中的地位 .也有学者将产权定义为财产所有权，但同时又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双重性、知识产权法是调整基于智力创造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并认为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从而割断了与民法的联系 .这样一来，，割裂了财产权、产权和知识产权三个概念的内在联系，知识产权丧失了理论的逻辑统一性。总之，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与民法体系中的财产法基本无关的概念。

德国物权法将知识产权作为无体物排除在物权之外，认为知识产权虽然也以物权法为基础、但同时需要专门的行政法规。由于物权法是一切财产法的基础，仍然可以依据物权法原理对知识产权的拥有和使用进行解释，也不妨碍物权保护方法在保护知识产权法中的运用 .可见，其理论本身存在矛盾。既然知识产权不属于物权，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将物权法理论运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其实，这是财产权之物权和债权二分法造成的矛盾。因为知识产权只有交易才有价值，因此单纯静态的知识产权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知识产权不仅具有物权的性质、而且具有债的性质。至于其复杂性所需要的专门研究，属于具体操作问题，与财产权的理论划分没有关系。而涉及行政法的问题，也是个操作问题，完全可以民法和行政法都在各自的领域、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研究 .

关于产权法的专著，迄今国内可能只有陈大钢主编的《产权法原理与实务》这一本。并且，该书关于产权法的一般理论内容很少。该书关于产权法的定义是：“产权法是指对市场经济主体支配经济利益的范围进行分割和界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该专著关于产权客体的叙述来看，其产权法比民法之财产法的内容更加广泛，不仅包括物权和债权，还包括货币、有价证券、知识产权及劳务 .从该书关于产权交易法的论述来看，其产权法既包括物权法、债权法、也包括股权法（该书的广义产权交易使用了物权交易、债权交易和股权交易三个概念，而狭义产权交易指实物部分的产权交易 ）。从该书的总体内容安排来看，其产权法主要是产权交易法，并且限于实物交易、即所谓狭义的产权交易法（该书四篇，除了一般理论和仲裁与诉讼外，只有产权交易法和企业破产法）。并且，其原理部分和制度部分缺乏内在联系，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统一性。

3.财产法的体系

民法学界一般认为，民

法分为财产法与身份法。规范经济生活，以保护财产秩序的法律，为财产法。规范伦理关系，以保证身份秩序的法律，为身份法。物权法以规范人对物的支配关系为内容，性质上属于财产法。财产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财产归属法，二是财产流转法。物权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物权法指财产归属法，即关于人对于财产支配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狭义物权法仅以有体物之归属秩序为其规范范围。通常所称物权法，指狭义物权法。 债法是指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实际上，不仅理论上，实践中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关于财产法的体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目前都采取二分法，即把财产权划分为物权和债权。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将经营权等划归物权 .物权法和债法二分法的财产法体系，将限制物权作为物权的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物权法的研究对象和债法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重叠和交叉，因为限制物权（他物权）都同时具有债的性质。例如，德国民商法中债权法和物权法同时研究担保问题 ；我国也在物权法和债法中同时研究担保问题，并将抵押权称为最重要的担保物权 、抵押权人称为债权人 （显然这里存在逻辑上的谬误-抵押权既是物权又是债权）。可见，这种划分理论是不严密的，逻辑上缺乏严格界限。从实践来看，也造成了许多混乱。例如，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把国家所有权作为物权看待，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则企业没有活力；把企业经营权作为物权对待，只强调企业和经理人员的权利、而忽视了其义务、放松所有权约束，则导致经理层权力过大，腐败和不负责任等问题无法避免。也有学者将经营权作为债来看待，提出了经营契约责任和“三层次两分离”的观点，即所有权与政权分离、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企业经营权与经营活动权分离 .该学者提出了国有资产债权化的观点 ，但债权化的国有企业根本不是国有企业、债权化的股份制企业也根本不是股份制企业，二者都是无所有者企业。如果投资者都变成债权人，则企业就变成没有所有者的企业（如果只总经理或董事长的投资不债权化、则企业就变成了独资企业），企业与投资者的关系就变成了企业与银行的关系，这是对公司制度的否定、而公司制是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此外，现行财产法理论也无法说明日本、韩国等国家债权物权化的现象（银行参与企业经营的所谓亚洲模式） .

现有财产法的体系的致命弱点是无法说明他物权的性质。因为在他物权中，物权和债是同时存在的，并且都是不完整的。在他物权法律关系中，双方都既是物权人、又是债人 .其中出让部分所有权者既是限制物权人又是限制债权人，受让部分所有权（部分权能）者既是限制物权人又是限制债务人。这里物权和债是不可分割的，处于同一过程、是同一法律关系（产权法律关系）的不同侧面。

现有财产法理论存在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企业法人产权和股东产权的定性上。从权利性质上来看，既然物权是支配权、债权是请求权，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和股东产权属于物权还是债权？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对企业法人财产既有部分支配权（物权），又有请求权（债权）。企业法人对企业法人财产既有部分支配权（物权）、又存在对股东的义务（债务）。从目前民法的权威理论来看（梁慧星和陈华彬总结了物权和债权的区别，这一点民法学界并无异议） ，股东权利既是物权（是限制物权）又是债权（是限制债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也既是物权（是限制物权）又是债务（是限制债务）。从权利发生上来看，企业法人产权既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也不符合债权任意主义。从权利效力所及范围来看，既不是绝对权或对世权，也不是相对权或对人权。从权利效力来看，既无排他效力、也无优先效力和追及效力。

此外，从物权的本质来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股东财产权的归属也是含糊不清的。企业法人有对物之直接支配权利，并享受其利益（有限性）；但没有排他保护绝对性。股东也享受利益，但没有排他之绝对保护性 .从债权的本质来看，债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很显然，这些问题目前的财产法理论都无法解释 .

尽管有学者已经对财产权的二分法提出批评 ，但其学习英美法的方案却缺乏现实性。因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民法的物权和债的概念无法（物权和债是大陆法系民法中最基本的概念，放弃这两个概念民法将陷入混乱）。而英美法系本来就没有这种划分，法律上也没有所有权这一概念。

总之，现有理论没有说明产权、产权法与财产法的关系，产权、知识产权法和财产法本身也存在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理论也没有解决企业法人产权和股东产权问题。因此，有必要从产权概念入手，理清产权、所有权、物权、债等概念及其相互相互关系，进而解决财产法的体系问题。

二、产权的概念

要定义产权的概念，首先应对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什么是概念呢？概念是“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在概念形成阶段，人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科学认识的成果，都是通过形成各种概念来加以总结和概括的。”“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内涵和外延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正确地运用概念。”

什么是定义呢？定义就是用简单明确的方式来揭示词项所指称的事物的特有属性、或词项本身的含义或所指的明确词项内涵的逻辑方法。换句话说，定义是指出概念对象特有属性，从而使该概念对象和其他类似对象区别开的一种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定义项包括邻近的属和种差（概念所特有的、具有差别性的属性）。根据被定义项和定义方式的不同，定义分为内涵定义、外延定义、归纳定义、语词定义及解释符号的定义等。定义规则，一是被定义项的外延和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关系，二是定义项中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三是定义项中不得有含混的词语、不能用比喻，四是除非必要、定义项不得包含负词项。

概念不同于语词或词项（如姓名），语词是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符号。概念与分类联系在一起，因为种概念是基于属概念进行限制（增加内涵、减少外延）而定义的，而属概念最终是靠外延定义的、其外延是全部种概念外延的集合。定义概念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对于新概念，一是要确定其属概念，二是要确定其外延，三是要确定是内涵。其属概念取决于该事物的分类地位，内涵取决于外延。因此，要定义概念，首先应确定事物的分类地位和外延，然后对外延进行抽象概括。对于已经存在许多定义的概念，还要对现有概念进行分析和综合。

关于产权的概念，目前存在众多的定义，但所有定义都没有实现内涵与外延的统一。因此，有必要对产权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定义概念关键是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统一概念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话和交流的需要，没有统一概念则无法实现交流和对话，特别是产权这一跨学科概念。产权作为已经存在许多定义的概念，应基于对现有概念的分析和综合，从而确定其属概念、从外延抽

象出内涵。

产权和财产权英文都是property rights，而所有权英文是ownership，可见产权（财产权）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产权和财产权有共性。尽管中外理论界对产权的定义争议很大、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这就是，产权既反映人与财产的关系，又反映人与人的关系。而所有权是具有排他性的独占权，是对世权。所有权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独占和垄断的财产权利，是同一物上不依存于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财产权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权利。此外，所有权与债权的区别也是公认的。至于物权，普通法没有这一概念，但完全物权是所有权却是没有异议的。由此可见，物权（所有权）、产权（财产权）和债权是不同的概念。考虑到目前民法财产权关于物权和债权的划分，结合实践中财产权概念的广义使用和产权概念的狭义使用，我们只能将财产权定义为广义的财产权、而将产权定义为狭义的财产权。这样一来，广义财产权就至少包括了物权和债权两种财产权。再考虑到民法财产权排除了部分财产权（如知识产权），广义财产权至少应该有三种形式，即物权、债权和其他财产权。

那么，财产权中除去物权和债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有没有共同属性呢？换句话说，其他财产权是一类还是多类呢？显然，其他财产权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同时具有物权和债的特征 .譬如，知识产权就同时具有物权的特征和债的特征。此外，物权中的他物权既不符合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又同时具有物权的特征和债的特征、与其他财产权具有共性。由此可见，其他财产权和他物权属于一类。考虑到这类财产权中的主体部分-企业法人产权和知识产权—都有产权字眼，将其他财产权统称产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再考虑到民法广义财产权与狭义财产权的划分，为了避免概念冲突，我们只能将民法的广义财产权称之为广义产权、民法的狭义财产权称之为中义产权、而将其他财产权称之为狭义产权。

综上所述，将产权分为广义产权（即目前民法上的广义财产权 ）、中义产权（即目前民法上的狭义财产权）和狭义产权 （即物权和债权之外的广义财产权，简称产权）是最为可行的。这既符合定义规则，也避免了概念冲突，并且实现了经济学概念与法学概念的衔接。广义产权指广义财产权，包括所有权（物权）、债权和狭义产权。狭义产权指所有权和债权之外的财产权。考虑到狭义产权都具有物权的特征和债的特征（如知识产权、企业法人产权、抵押权等） ，其共同本质是具有物权和债二重性，狭义产权的内涵概念也就明确了：产权（狭义产权）是同时具有物权性质和债性质的财产权，是物权和债的统一 .

三、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的统一

从起源来看，产权是所有者和劳动者分离的结果，是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财产共有共享，没有剩余产品，因此也不存在所有权问题。产品出现剩余以后，出现了私有制，于是出现了剩余产品归属问题。也就是说，所有权是伴随私有制出现而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劳动者，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即奴隶主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劳动者的所有者。这时候，所有权是唯一的广义产权（财产权）形式，而且是唯一物权（完全物权）形式，所有权、物权与财产权是完全重合的，所有权的权能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从所有者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财产权是对世权。也就是说，此时的财产权只有所有权，是完全物权、对世权。后来，由于分工和交换，产生了奴隶主之间的交易。于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即债关系。因而，财产权形式发展为物权（所有权）和债权两种，财产权关系也发展为物权关系和债关系两种。

到了封建社会，劳动者从财产中独立出来，出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分离，即劳动者和财产所有者分离开来，而生产活动需要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进行。于是，产生了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劳动者（佃农）享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所有者（地主）享有部分收益权和处分权；同时，产生了劳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契约之债关系），所有者的权利是收租、义务是将土地交付佃农使用，劳动者的权利是剩余收益、义务是交租。物权出现了新的形式-限制物权，分为所有者限制物权和劳动者限制物权；债也出现了新的形式-限制债，分为所有者限制债权和劳动者限制债务。这时候，物权已不仅仅表现为所有者与财产的关系，而且也表现为劳动者与财产的关系；财产关系不仅有人与财产的关系（物权关系），而且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关系）。所有者与财产的关系表现为所有者物权（限制物权一），劳动者与财产的关系为劳动者物权（限制物权二）；人与财产的关系表现为限制物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限制为债。也就是说，体现人与财产关系的物权已表现为完全物权和限制物权两种形式，同时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债已表现为完全债和限制债两种形式。这样一来，劳动者既有对财产的限制物权又有对所有者的限制债务，所有者既有对财产的限制物权又有对劳动者的限制债权。于是，财产权分化为所有权（完全物权）、债权和产权三种形式，产权作为一种新的财产权形式诞生了。产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所有者产权，二是非所有者（劳动者）产权。所有者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权的统一，劳动者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务的统一。总之，产权已成为限制物权与限制债的统一。当然，这时的产权仅限于自然人产权，并且是初级形态的产权。

以企业法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产权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企业人格化，即法人制度的结果。特别是以公司制度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产权的发展，产权已经成为经营领域财产权的主要形式。现代产权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发生的，一是物权（所有权）债权化，所有者成为所有权不完整、同时享有部分债权的产权人，非所有者成为分享部分所有权、同时承担部分债务的产权人；二是债权物权化，债权人成为债权不完整、同时分享部分物权的产权人，债务人成为物权不完整、同时债务也不完整的产权人。物权债权化表现在（以企业法人产权和股东产权为例），业主（所有者）变为股东（独资企业变为公司），所有者的物权部分演变成为债权、即股东同时享有部分物权（限制物权）和部分债权（限制债权），股东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权的统一；同时，企业法人分享限制物权、承担限制债务，企业法人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务的统一。债权物权化表现在，投资企业的债权演变为限制债权、同时享有限制物权，成为限制债权与限制物权的统一；被投资企业的债务演变为限制债务、同时物权演变为限制物权，成为限制债务与限制物权的统一。

现代产权既包括自然人产权又包括法人产权，并且产权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包括企业法人产权、股东产权、担保产权 、知识产权等）。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企业人格化，使所有者、劳动者和企业都成了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特别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物权关系和债关系不断融合。产权不仅从所有权中分化出来，而且逐步发展为财产权的主要形式。

综上所述，产权是从所有权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财产权形式，是独立于所有权（物权）和债权的

第三种财产权。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限制债权或限制债务）的统一体；产权具有限制物权与限制债二重性。这就是产权的本质。

四、产权关系是静态财产关系与动态财产关系的统一

从财产关系的运动状态来看，物权是人与财产的静态关系之表现形式，只反映静态的财产关系。债是人与财产的动态关系之表现形式，只反映动态的财产关系。产权既反映静态的财产关系、又反映动态的财产关系，既是限制物权、又是限制债；产权关系是静态的财产关系与动态的财产关系的统一。

1. 物权是人与财产的静态关系之表现形式、只反映静态关系

物权是指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支配一定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也就是说，物权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是由法律确认的权利主体对物依法所享有的支配权利。物权是特定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

物权是私有制的产物，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物权也是资源稀缺的产物。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和保护一定物质财富的归属关系，承认特定人对特定物有不容他人干涉的全面支配权，即完全物权。同时，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法律也必须确认和保护那些没有物的人可以依法或依约去使用和收益他人所有物而不容他人干涉的独占性利用的权利，即限制物权。非所有者物权的出现，使所有者的完全物权也变成限制物权。于是，完全物权分割为分属不同主体的两种限制物权-所有者限制物权和非所有者限制物权。也就是说，根据权利人是对自有物享有完全的物权还是对自己或他人之物享有受限制的物权，物权分为完全物权和限制物权；根据限制物权标的物是自有物还是他人之物，限制物权分为所有者限制物权和非所有者限制物权。限制物权也是法定权利、对世权，只反映人与财产的关系。非所有者的限制物权一旦创设，即独立于所有者，成为对世权。

物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物权的标的只能是一定的物，即权利人合法所有的自有物，或权利人依法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所支配的物（限制物权是有关权利人对完全物权依法分割的结果，限制物权人在法定权限内行使自己对物的支配权）。物权是支配型财产权，自己支配（完全支配或部分支配）标的物即直接实现财产权利。物权是人与财产结合的表现形式，是一种静态的归属性的财产权，其社会机能是保护标的物的永续状态，侧重财产的静态安全。完全物权是社会财富的划分手段，限制物权是有效实现完全物权的途径。可见，物权是人与财产静态关系之表现形式。

物权只反映静态关系，是物权人的对世权。物权转移时，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债关系。

2. 债是人与财产的动态关系之表现形式、只反映动态关系

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按照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是在财产流传过程定人之间发生的一种权利和义务。债关系作为一种财产法律关系，反映的是在财产分配、财产交换领域形成的经济流转关系，体现的是财产从一个主体转移给另一个主体的流转过程。

债关系是与物权关系相对应的一种民事关系。当财产进入流通领域后，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便形成债，这既是一种动态的流转性的财产权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其社会机能是超越时空障碍交换财产，侧重于财产的动态安全。

与物权相对应，债分为完全债和限制债。完全债包括债权和债务，是独立债，物权独立于债权人（债务人享有完全物权）。债权是物权完全脱离所有权主体后该主体的权利，是物权的转化形态，是纯粹的信用关系之表现形式。债务是非所有者为获得完全物权而付出的代价。债权人只有债权，没有物权；债务人负有债务，同时享有完全物权。限制债包括限制债权和限制债务，是非独立债，是与物权不可分割之债，是物权债权化或债权物权化之中间状态。限制债权是物权与债权之中间状态，是所有者在放弃部分物权但未成为完全债权人时所享受的权利；限制债务是物权与债务的中间状态，是非所有者在享有部分物权但未成为完全物权人与债务人时所负义务。也就是说，限制债的主体分享完全物权，同时享有限制债权或承担限制债务（如企业法人与股东之债，企业法人享有限制物权同时负有限制债务，股东享有限制物权同时享有限制债权）。可见，债关系是人与财产的动态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债是人与财产动态关系之表现形式。

债只反映动态关系，表现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当债的表现形式处于静态时、即表现为物权。例如，当借据被盗时，借据对持有人来说就是物，其丧失的是物权。

3. 产权关系是静态的财产关系与动态的财产关系的统一

产权是自然人或法人在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财产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集合，是除物权（即所有权）和债权之外的财产权利之统称。从产权人与产权的关系来看，产权既是对世权、对物支配权，又是排他性财产权；产权以特定物为标的。可见，符合物权的一般特征，是物权。同时，产权是所有者或非所有者基于合同，依法对自己或他人之所有物享有的某些支配权，是被分割的物权。产权人只能在法律所限定的范围内，对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中的某些权利。可见，产权是不完整的物权、即限制物权；产权反映静态的财产关系；产权关系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从产权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产权关系的主体是特定的，客体是物、劳务或智力成果。产权关系是财产流转关系，反映财产在非所有者和所有者之间的流动，产权主体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产权制度是反映信用的一种法律制度。可见，符合债的一般特征，是债。同时，所有者产权是物权（即所有权）与债权之中间状态，是所有者未完全放弃物权而成为债权人时所享有的部分物权和部分债权的集合；非所有者产权是非所有者在享有部分物权但未成为完全物权人与债务人时所享部分物权与所负部分债务之集合。可见，产权是不完整的债、即限制债；产权反映动态的财产关系；产权关系是动态的财产关系。

综上所述，产权不仅仅是物权，而是一种具有债性质的处于物权债权化过程中的财产权；产权也不仅仅是债，而是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处于债权物权化过程中的财产权。股东产权是物权债权化过程中的财产权（没有完全债权化、即债权化过程没有完成）、是限制物权和限制债权的统一，被投资企业的产权（与股东的关系中）也是物权债权化过程中的财产权、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务的统一，投资企业产权和银行产权是债权物权化过程中的财产权（没有完全物权化、即物权化过程没有完成）、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权的统一。产权既是静态财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又是动态财产关系的表现形式，是静态财产关系与动态财产关系的统一；产权既是限制物权又是限制债，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的统一。产权具有限制物权和限制债二重性，产权关系具有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二重性。

五、产权法与财产法的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产权法的定义：产权法是调整产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产权即除去物权和债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产权主要是他物权、亦即《民法

通则》中所谓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但同时包括过去被排除在外的其他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等。总之，凡是具有物权和债权二重性的财产权都是产权。

产权法包括用益物权法、担保物权法。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等。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典权等。此外，根据产权标的物的特点，还可以将产权法分为企业法人产权、股东产权、知识产权等。根据权利主体的不同，可以将产权划分为自然人产权和法人产权。鉴于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与现有的理论是一致的，民法学界对此也没有什么争议，在此不在赘述。

我国目前主要的产权类型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企业法人产权、股东产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采矿权、捕捞权和取水权等。

产权概念和产权法的概念理清了，财产法的体系也就凸现了。显然，财产关系有三种，一是物权关系，二是债关系，三是产权关系。相应地，财产法也分为物权法、债法和产权法。物权法的规范对象是作为对世权的物权（自物权、完整物权、即物权完全属于某一主体），仅限于财产的归属问题，只研究财产关系的静止状态。债法和产权法都以财产的流转状态为研究对象，研究财产的运动状态。其中，债权法仅以债（完整债、即债权和债务完全分属不同主体）为研究对象，研究物权（标的物）完全脱离所有者时的状态，只研究财产关系的运动状态，只存在双方关系；产权法以不完整物权（限制物权）和不完整债（限制债，包括不完整债权、即限制债权，和不完整债务、即限制债务）为研究对象，涉及多方关系，既研究财产关系的静止状态、也研究财产关系的运动状态。

相应地，民法之财产法中物权的种类划分也应调整。首先，所有权（自物权、完全物权）与限制物权（他物权、定限物权 ）的划分将不复存在。其次，本物权与占有的划分也不复存在，因占有属于产权。第三，普通物权与特别物权的划分也不复存在，因特别物权属于产权。

此外，过去因物权法和债法二分法造成的无法纳入财产法体系的财产也应全部纳入。这就是说，财产法中财产的概念也应调整，将全部有体物和无体物都纳入财产的范围（即使用广义的财产权概念），即财产概念的外延不再受限制、而是包括所有财产。

六、重构财产法体系的意义

产权法纳入财产法的体系、重构财产法的体系，首先可以将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法学的财产权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经济学和法学的发展。其次，可以解决民法内部的矛盾，实现民法理论的统一性和体系化。第三，可以解决企业制度的难题，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第四，可以同时保护效率和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是制定法国家，法学基本理论主要是从日本传来的德国理论。这决定了我们无法学习英美法的许多做法。尽管我们可以引入判例法，通过判例解决某些实际问题，但我国不可能放弃制定法、也没有必要放弃制定法。况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已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制定法也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学基本理论的统一性问题需要加强研究。

英美法重视法律技术，重视法律的社会效果而轻视法学理论的统一性，也不重视理论的系统性。因此，任何法律都直接与正义原则直接相联系，即所谓看得见的正义。而正义的两个基本标准是公平和效率。无论是判例还是制定法，都直接与公平和效率原则相联系。大陆法则不同，特别是德国法，重视理论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具体法律建立在分类地位基础上、具体理论建立在基本理论基础上、具体原则建立在基本原则基础上、具体概念建立在基本概念基础上。因此，英美法可以不研究基本理论的统一性，但大陆法却不能不研究。换句话说，我国必须研究法的基本原则、基本概念和法学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否则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混乱。例如，美国的公司制度的衡量标准就是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只要符合这两个原则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其制定法和判例也是依据这两个原则创设的。而我国法律的制定却是按照其分类地位，根据其上位法的原则制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并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统一性。否则，将导致法律的冲突和混乱。

产权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现代公司制度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法系不同，我们却很难学习。根本原因在于财产法体系的物权和债权二分法，导致产权概念无法纳入财产法的体系。而经济学理论和法学理论的互不相容，不仅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法学的发展。产权概念是经济学与法学理论的结合点；解决了产权概念的统一性问题，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实际应该称之为经济法学，因二者都以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前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后者从法学的角度）就实现了概念统一、经济学和法学就可以展开合作。简言之，产权概念的科学界定，为经济学与法学的对话和合作开辟了道路，可以促进经济学和法学的共同发展。

财产法是民法的主体，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法；财产法理论是民法理论的核心。因此，财产法理论的内在联系、外部关系和理论的统一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权法的独立，实现了物权法理论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维护了物权法定主义和一物一权原则，解决了物权理论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同时，也解决了债权法与物权法交叉的问题，保证了债权法的逻辑严密性，从而实现了财产法理论的内部统一性。此外，也理清了知识产权法与财产法的关系、企业法人产权法与财产法的关系，并且解决了经济学与法学理论的结合问题，从而全面理顺了财产法的外部关系。

企业法人制度设计至今缺乏法学理论基础，因此法律的制定主要依靠经济学界。这样一来以来，必然造成法律的冲突和混乱。产权法的独立、财产法体系的重构，解决了企业法人产权的性质问题、也解决了经济学与法学无法对话的问题，使企业法人制度设计有了法学理论基础，因而可以解决产权界定问题和法律的冲突问题，从而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效率与公平问题是法学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物权法理论只研究静态的财产权，侧重于财产权的静态保护，只有秩序价值，没有效率价值。债法理论尽管研究动态的财产权，但只研究动态的财产权，不研究静态的财产权。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的财产权形式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相统一的产权，实践已经证明产权是最有效率的财产权形式。如果民法理论不研究产权问题，其调整范围势必越来越小。并且，由于产权缺乏法律的保护，必然导致产权交易的混乱，从而影响经济效率。产权法的独立，可以使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结合起来，既保护公平又保护效率，从而保证经济高效率地有序进行。

摘要

本文将产权分为广义产权、中义产权和狭义产权（简称产权）。广义产权是指广义财产权，中义产权是指目前民法上的狭义财产权，狭义产权是除所有权（物权）和债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广义产权既包括所有权权能完整的物权，又包括权能不完整的产权和无权能的债权。产权是所有权权能在不同主体之间分割的结果；产权具有二重性，是限制物权与限制债的统一。

本文在界定产权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产权和

劳动债权论文篇7

关键词：权益资本成本人力资本产权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模式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在空间范围上已与传统的企业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以说现代企业是一个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在各种契约关系中，股东、债权人、企业员工以及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共同作用、相互妥协，使得企业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稳定的发展并不断地增加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必然要对自己的“付出”索取“回报”，企业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满足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价值的最大化。然而传统的收益分配模式更多关注的是股东的利益，甚至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现行的会计报表也集中体现了“股东至上”的原则，即无论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还是利润表中的净利润，都是以股东为报告主体，没有揭示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企业创造的财富，也没有揭示其在企业总财富中享有的利益。这种传统的分配模式忽略了企业中其他利益集团的作用，降低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将导致企业整体利益受损。因此，改革现行收益分配模式，正确处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公司治理的关键问题。

一、权益资本成本理论与收益分配

美国会计学家安东尼(Anthony)教授于1973年在《哈佛企业评论》中发表了“权益资本成本会计”一文，其后资本成本会计成为会计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权益资本成本会计不仅动摇了现行的会计报告模式，而且还对传统的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收益分配模式提出了质疑。

(一)企业的契约性质与会计主体 现代企业理论中有关企业性质的理论主要有契约理论、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这些企业性质理论各自有其不同的适用性，用以解释不同的企业现象。其中契约理论更易于解释现代企业会计主体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在研究企业性质时把企业定义为一种组织，与大多数其他组织一样是一种法律虚构，是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员工、政府)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各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如股东和债权人投入财务资本，经营者和雇员投入人力资本，政府投入环境和制度资本等。可见，企业本质是以发达的金融、劳动力市场为条件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连接点，股东与企业的关系只不过是这一系列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部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并不只靠股东的资本投入，离开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投入，企业的经营活动就有可能停止。会计主体是现代会计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早在13世纪地中海沿岸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会计主体”的萌芽，但是在19世纪以前会计主体的概念一直是模糊的。因为，那时绝大多数企业的组织形式都是独资或合伙，企业由所有者投资并直接管理，在所有者看来，企业是自己的，只有债权人是外来的，企业的利润在扣除债权人权益(利息)之后，剩下的都是所有者的，形成所有者权益。所以当时的会计主体概念是名义上的，实质上是所有权观念在主宰着会计活动。所有权观念虽然也承认企业是会计的独立主体，但是它又突出地强调企业的全部财产归所有者所有，全部负债也由所有者承担，会计只是为所有者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任何单个(或几个)所有者都无法提供全部经营资本和承担全部债务，向外寻求更多的合伙人(股东)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公司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这时会计上的所有权观念开始发生变革，现代会计主体观念逐渐形成。根据企业的性质，企业是由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契约构成的，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拥有全部资产，并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则以其所认购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主体应与其所有者严格区分开来，会计应反映某一个特定主体(而不是股东)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就是现代会计主体观念。

(二)权益资本成本与收益分配如前所述，现代财务会计已经接受了现代主体观念，然而在现行会计实务中，某些领域仍然继续采用所有权观念，其中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处理就是一例。众所周知，现行财务会计只确认债务资本成本(利息费用)，股东的权益资本成本被当作是“免费的午餐”。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和企业组织形式为独资和合伙时，债权人被认为是唯一的外来者，重要的是确认和计量债务资本成本，相反，单独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然而在企业组织形式为公司制时，无论是债权人还是股东，相对于公司这个独立的人格化主体而言都是“外来者”。公司通过两个渠道筹集其所需要的资本，即从债权人那里筹集债务资本，从股东那里筹集股权资本。无论是哪种资本公司使用都是有代价的，都应作为成本处理。而且，在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不了解企业信息的股东可以随时用“脚”投票，出售其原来持有的股票而不再成为公司的股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股东已经成为企业的“外部人”，股东权益资本成本必须单独计量。 会计学家安东尼(1973)认为，利息费用不仅包括债务资本成本，而且还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应和债务资本一样计量成本并和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一起计入存货成本和商品销售成本。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进～步发展了其理论构想，认为现行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并不代表股东在企业中的权益数额。尽管实收资本项目反映了股东原始资本的投入，但是留存收益却不代表股东的贡献，盈余是会计主体本身赚取的，而不是股东赚取的。因此，有必要改变以股东为导向的资产负债表右边结构，将原来的股东权益分成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个部分。新的股东权益包括：一是原来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实收资本数额；二是与这些实收资本相联系而又尚未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的权益资本成本(权益利息)部分。新的主体权益与现行财务会计程序下的留存收益也并相同。因为，在资本成本会计理论下，净收益应该是各种收入与各种费用(包括权益利息)之间的差额。每个会计期间的净收益应该加到主体权益上去，只不过这个净收益要比现行会计程序计算出来的净收益小一些。

上述资本成本会计理论认为，从本质上看，股利同利息费用、所得税一样都是企业的成本或费用，股东并不完全享有企业剩余收益的索取权。该理论打破了原来的“股东独享剩余收益”的局面，向“利益相关者参与收益分配”理论前进了一步。

二、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与收益分配

资本成本会计理论强调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剩余收益索取者，企业一定期间的净利润归主体所有，应计入主体权益。但是资本成本会计理论忽略了企业中人力资本的价值，而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1996)。随着知识

经济的兴起，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而知识与信息的生产、传播与利用必须以相应的人力资本为基础。因此，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其“向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指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能使价值迅速增值的包括健康、体力、经验、知识和能力的存量。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也认为，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特别是在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人力资本将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

如前所述，企业本质是由各生产要素缔结而成的一组合约。周其仁(1996)在“企业契约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这里的非人力资本，通常是指除人力资本之外的所有物质资本的总和。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作契约关系，是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体现了一种博弈均衡。这种“博弈均衡”的形成取决于博弈双方各自的博弈能力，即谈判力。影响谈判能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各要素在企业中的稀缺度；各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各要素的退出成本；各要素承担风险的能力；各要素的禀赋。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这种稀缺性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更加稀缺”。李建德(2000)在其设计的新经济制度演进框架中，认为未来社会是由稀缺的知识要素所决定的知识主义社会。西蒙(1947)认为当代世界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信息处理的能力。这种愈演愈烈的人力资本稀缺状态迫使企业合约中的其他参与者做出让步，从而使人力资本获得了参与分享企业剩余收益的权力。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一个人的技能依赖于所在行业的产品特性、市场状况、工艺流程以及企业文化等，当其离开原企业或原岗位后几乎没有价值。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成本，随意进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企业或是退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企业成本都是很高的。高昂的退出成本降低了人力资本退出企业的惰性，增强了人力资本承担企业风险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一起承担了企业的特有风险和系统风险，其理应获得除固定收入之外的“风险补偿”权，即分享企业剩余收益的权力。

(二)人力资本产权与收益分配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所有者拥有的一种特殊产权，是在一定的企业合约和国家法规限制的条件下，劳动者由于使用其拥有的劳动力财产而引起的受损或受益的权利，是劳动力所有者在权利界限范围内的行为权。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主要包括两方面权利的确定：一是人力资本所有权归谁所有；二是人力资本是否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对于第一方面，通常认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理由：首先，从人的先天性体能角度来看，一些基本的语言、学习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必须依附在人的身上，通过人的载体才能发挥效用的；其次，从后天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虽然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时都付出了成本，但这种投资是有回报的，其实质是用成本来交换人力资源的未来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只是将人力资源的支配权、控制权让渡给了投资者，但人力资源的所有权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第二方面，通常认为，人力资源的所有者应拥有部分企业所有权，应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理由：企业的收益是由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共同创造的，两者相互依附、相互支撑，共同发挥作用。而且在价值生成过程中，物质资源往往只是在形态上发生变化，并不发生增值，真正创造价值的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不仅包括他们补偿自身劳动的价值，还包括剩余价值。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专用性等特点，决定了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正在承担企业的风险，成为企业新的主人。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从理论上说明了人力资本应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配。那么，其所拥有的收益到底应包括那些内容呢，在对此进行探讨之前，首先有必要界定一下参与剩余收益分配的人力资本的范围。这里的人力资本是指企业的知识型员工及掌握复杂技能的技术工人，主要包括经营者和高级技术人员，不包括一般的体力型员工。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工资等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因此，工资收入只是企业消耗掉的人力资源的价值补偿，并不是剩余收益的分配。人力资本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是指劳动者在取得了工资收入的前提下，对企业税后纯收益的分配。在会计核算上，为了体现劳动者与股东共享企业剩余收益的本意，维护股东与劳动者利益的和谐统一，劳动者的固定工资收入应在费用中核算，而分享的剩余收益则在利润中核算。会计恒等式(静态)也应进一步调整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人力资本+主体权益”，而且，在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资产项目中也需相应地增加“人力资产”一项。

上述人力资本产权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应该同股东一起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配。然而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不仅包括股东和人力资本，还包括为企业做出贡献并承担风险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收益分配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许多州相继变革公司法，强制性要求公司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还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这使得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开始正式受到“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强烈挑战。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弗里曼(Freeman，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被组织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按照作用的方式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客户(消费者)、社区、政府、自然环境等构成的外部环境利益相关者，是决定企业竞争战略的外部环境因素；二是由出资者、雇员、供应商等构成的直接参与企业经营过程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他们通过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向客户(消费者)输送产品或服务。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企业与其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签订和调整契约内容的动态过程。企业通过与其利益相关者长期的相互合作创造出各种有价值的资产，如声誉、独特的组织文化、与客户和供应商的长期稳定关系等，从而获得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布莱尔(Blair,1995)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公司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各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其专用性资产的多少和所承担的风险大小来获得企业对其利益的保护。我国学者周鹏、张宏志(2002)认为，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之间订立的契约集合，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再谈判机制。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传统的“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所有权理论提出了质疑(布莱尔，1995)。该理论认为．，首先，企业并非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更确切地讲是一种法律框架结构，是各特殊投资主体间达成的一组契约关系。企业的投入并非仅限于股东，事实

上，供应商、债权人、客户，尤其是管理者及雇员往往都做出了特殊的投资。企业的剩余收益不仅仅源于股东投入的实物资产，还有雇员投入的专用性人力资产及债权形成的资产等。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这些产权主体都应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其次，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其法人财产是由股东投入的资产、债权人的债权、公司运营过程中形成的财产增值及无形资产共同组成的，而不仅仅是股东的资产，企业凭借法人财产获得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成为具有人格化的独立法人实体。因此，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是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二)利益相关者与收益分配在上述理论基础中，我们已经得出广义上的利益相关者范围。然而在现实中，与企业利益关系最密切、最稳固，对企业财富创造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因素主要是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和员工以及政府。其收益的分配仅限于这些利益相关者。传统上收益分配的内容一般是指税后利润，即利润总额减所得税的余额。其计算公式可以用会计恒等式简单表示为：收入(包括利得，以下同)一费用(包括损失，以下同)=利润。在这一公式中，经营者、员工、债权人及政府税收在利润中分别表现为管理费用、生产成本、财务费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均被当作费用要素从收入中扣减。计算出来的税后利润(如果为正)经过提取盈余公积、向投资者分配利润之后最终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计人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项目中。从这一分配模式可以看出，经营者、员工、债权人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利益是与股东的利益存在明显冲突的，二者正好是此增彼减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即要想增加股东的净收益，就必须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很明显，这种利润核算及分配方式与现代企业的“双赢”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并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企业的“”难题。因此，必须根据利益相关者分配理论，重新定义收益分配的内容，扩大税后利润的口径。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c+v+m”构成的，这里可以把“v+m”作为收益分配的对象，在会计上表现为支付工薪、利息、税金之前的盈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v+m”不包括支付给各类劳动者的固定报酬，因为固定收入是劳动者维持自身生命、保证企业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因此，在计算剩余收益时必须将其扣除。

一般情况下，决定分配顺序的主要因素是风险。在上述受益者中，风险最小的是固定收益的分享者，如债权人和政府。债权人可以优先获得利息，政府可以优先获得流转税。其次是股东、经营者和高级技术人员。股东除可以获得固定的股利收入外，还可以获得一部分变动收益；经营者和高级技术人员除获得固定的工资收入外，也可以获得一部分变动收益。所谓变动收益，就是企业经营好时获得较高收益，反之，获得较少收益。另外，在支付变动收益之前，政府还要根据企业应税所得额，计算征收所得税。相应地，在利益相关者逻辑模式下，会计等式(静态)也需要进一步地调整为：资产=利益相关者权益，其中左边的“资产”中应增加“人力资产”项目，等式右边“利益相关者权益”具体包括债权人权益、人力资本权益、股东权益、政府权益及其他权益。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公司治理理论，是对传统的“股东至上”模式的反叛，塑造了一种新的“所有权观”，新的“收益分配观”促进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对公司治理的改革也具有借鉴意义。应该指出的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也不是一种完美的治理模式，随着经济和管理的发展，这种模式也面临着进一步的演变和挑战。

劳动债权论文篇8

内容摘要: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是会计权益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新经济时代，应该突出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在企业产权关系中的地位以及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应该享有的所有者权益。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企业产权主体、产权关系和产权结构的复杂程度不同，对会计记录和和会计处理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会计权益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单一产权主体、合伙产权主体、股权转让受限制的多元产权主体、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多元产权主体以及人力资源介入的多元产权主体。正如科斯所认为的，“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与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直接决定着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企业产权主体的变迁与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现代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规律，把握会计权益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单一产权主体、合伙产权主体与业益理论

单一产权主体是一种盛行于商品经济萌芽时期和发展时期的单一的企业产权结构，适用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此时，会计只有简单的反映和核算功能，其目标是向产权主体(业主!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靠单一产权主体已无法满足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合伙产权主体。企业组织形式也由独资企业过渡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是一种由两个人以上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按出资比例分享剩余收益、共同监督和管理的企业制度。简单的产权结构安排总是与简单的会计权益理论相适应。这两种产权主体制度是业益理论形成的基础。业益理论是一种以物质资本产权主体为中心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业主的，是业主的机构和化身，企业的一切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均归属于业主，会计的目的就是要反映业益的增减变动情况。因此，采用的会计等式是:资产一负债二业益。业益理论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终极产权观。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产权主体相适应。

股权转让受限制的多元产权主体与实体理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信用体系的建立，市场的扩大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等，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无力满足为进行有效生产所必须的企业资本最低限额，公司制企业便应运而生。股权转让受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有别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公司与公司的产权主体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公司作为法人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于产权主体而存在的实体。按照实体理论，会计反映的是公司内部资产的价值运动，而非产权主体个人的经济活动，公司资产是公司对其产权主体的债务，负债是其对产权主体的债权，利润和亏损是对产权主体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的衡量。其会计等式是资产=负债(债权人权益)+业益，资产被定义为能够带来某种经济利益的资源，它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属于企业产权主体和经理，负债是公司的特定义务，当公司破产清算时，法律规定债权人拥有优先求偿权。在实体理论下，债权人和企业产权主体在所有权上取得了同等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两者在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权上的差异。一般认为，实体理论主要适用于股权转让受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组织。随着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产权数量的扩大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多元产权主体与剩余权益理论

由于股权转让受到限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产权主体的数目有限，导致公司规模的扩大也受到了限制，并且由于其多采用家族式管理，从而排挤了那些在管理企业方面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士，阻碍了专业经理层的形成，从而难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最终导致了这种产权结构向股权可以自由转让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变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产权结构”。乔治·斯托布斯首先提出剩余权益理论。该理论的重心在于对公司普通股股东利益的关注，一般来讲，普通股股东拥有企业利润和净资产的剩余权益，财务报表应披露这方面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单独列出普通股股东权益，并与优先股权益和其它股东权益区分开来;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中也要将普通股股东利益与其他股东利益区分开来列示。剩余权益理论的观点是介于业益理论和实体理论之间的一种会计理论，其会计等式可表示为:资产一特定权益=剩余权益。该理论的实质是为普通股股东进行投资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会计信息，因此，是一种新维持原始产权主体尤其是维持普通股权益的会计理论。由于在维护产权主体利益面有所偏向，因而剩余权益理论算不上是一种完美的会计权益理论。

上述各种会计权益理论是在企业产权主体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特定产权主体相适应的会计权益理论模式。但是以上各种会计权益理论模式均以物权关系为基础，即以产权主体、债权人等投入企业的物质资本为收益分配的前提，而人力资本这一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价值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人力资本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获得充分、合理的肯定与关注。人力资源介入的多元产权主体与会计权益理论的新发展人权主体的新发展知识经济使企业产权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产权主体的重心逐步由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转移。如果说产权观念的产生是产权关系的第一次革命，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产权关系的第二次革命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产权关系将迎来它的第三次革命，那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凭借他们拥有的知识和付出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产权主体。土地、资本与劳动被古典经济学称为社会生产的三大要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人类不同的发展时期，这三大要素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围绕企业的产权，要素的所有者不断地进行着重复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决定了产权分布。由于稀缺性的要素往往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决定性的关键角色，使得这些稀缺性要素的所有者在重复博弈中也会取得优势地位，并借此取得社会生产中的支配性产权。在奴隶社会，拥有大量稀缺性劳动力的奴隶主成为了产权主体;在封建社会，地主凭借其对稀缺资源—土地的所有权成为最主要的产权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制约社会生产发展的关键要素，而资本家就凭借其对资本的所有权成为商品经济时期最主要的产权主体。千百年来，这种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从来没有结束过，只是不断地达到暂时的均衡，然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要素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但是，以往的博弈结果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是奴隶主、地主还是资本家，都是以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身份牢牢地占据着产权主体的支配地位，劳动者基本上只是在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支配下得到仅仅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社会，人力资本—作为社会稀缺性要素将超越物质资本成为社会生产的关键。人力资本对企业利润的贡献将超过物质资本，这将使得拥有知识的劳动者逐渐在产权的连续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凭借其知识和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企业的主要产权主体。这是生产力发展对产权分配影响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本主义观念和人权关系在企业产权关系中的具体体现。

21世纪企业会计权益理论的新发展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会计权益理论是资本雇佣劳动、物质资本至上的权益理论。21世纪，物质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人力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原来物质资本至上的地位将被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所取代。

现存会计权益理论的局限性。现存的会计权益理论是以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为服务对象，以保障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权益为出发点和宗旨，站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上，记录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进行管理和决策，强调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核心地位。现存的会计权益理论对人力资源价值认识不足，仅将人力资源投入作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一项费用、成本在企业的帐簿中简单地予以列示，且一直游离于资产负债表之外，从未被纳入会计报表中。同样是作为契约方的经理人员、雇员等的权益在会计报表中丝毫得不到体现，会计报表完全为物质资本所有者服务，计算的最终指标就是反映物质资本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而将利息、工资等其他利益当事人的收益都混在有关成本、费用中反映。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改革现存的会计权益理论模式，建立反映人力资本权益的“混合权益”这一新型会计权益理论模式。超级秘书网

赋予人权主体所有者权益的理论依据。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技术和劳动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技术和劳动均是人力资源创造的社会财富，人力资源是社会财富唯一的创造者，离开了人力资源就无所谓技术和劳动了。物质资本本身也是人力资源创造的社会财富，离开了人力资源物质资本本身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仅有债权人和所有者让渡的物质资本是远远不够的!很难设想仅仅有物质资本而缺乏人力资本的参与，企业能够顺利地运行并产生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指出，剩余价值是由可变价值(V)—劳动者所创造的所以人力资源对企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

21世纪，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未来获利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将不是其物质资本的如何殷实，而是取决于一个企业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良好的管理体制以及团队精神。人力资源所掌握的知识、技术，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管理能力正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的优劣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