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3 11:48:57

海洋文化论文

海洋文化论文篇1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在海洋作为一个整体和海陆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但海洋环境的高风险性和海洋文化的商业性本质,极大地制约了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即涵盖了它产生的历史的地理基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精神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所表现的文化景观和风貌,它们作为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这些文化要素地域组合所形成的海洋文化地域分异,即划分海洋文化区,作为认识海洋文化空间差异规律的有力手段和空间表现形式。基于海洋文化形成发展的环境特殊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外向、开放、冒险、崇商、多元、包容等文化特质,并整合成某个海区文化总体特征。鉴于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草创阶段,有关成果甚为寥落,比照文化地理对大陆文化研究的理论、体例和方法来研究海洋文化地理是否得当,望能得到验证和进一步讨论。

海洋文化论文篇2

三、移殖海外者,以其返馈推动家乡的海洋经济化零星移往海外的华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但作为华侨因聚居海外而形成社团,或社区,则在明代后期(97)。这主要的是懋迁梯航的珠江三角洲商人留居东南亚地区而繁衍子孙而形成的。在明初海禁严厉的时代,已有人作海上走私贸易,文献上往往称之为「通番。据文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县三灶岛吴添进就已「通番(98)。明代中叶以后,「通番的现象,愈加普遍与频繁。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99)。所谓「通番,一是勾通前来广州的番船,私相交易。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每当外国商船一到,广州附近的游鱼洲居民(内有船夫、海商)会同居住广州濠畔街的外省富商驾驶多橹船只,满载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商货到洋船上卖给外商,又向外商买回洋货。据当时南海人霍与瑕说:「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返。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100) 。海商与外商相勾通,负责接应洋货,充当「接引之家(101)。「接引之家”亦称“窝主。他们为番货提供仓贮,并包揽推销接应的洋货,从中渔利。这种人一般都兼充外商与华商间非法贸易的中介人。二是经营帆船海外贸易。海上帆船贸易,早在宣德八年(1433),广东的海商便「假朝廷干办为名取得合法地位,造舟「擅自下番贸易(102)。正统以后,「广东民多挟大柯入海,与夷市(103)。自明中叶起,海商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于东西洋(104)。屈大均曾指出,「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其黠者,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105)。明人王 予也指出:「自嘉靖2年(1523),宋素卿入扰后,边事日堕,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之徒,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106)。前往日本贸易的广东商人,主要在长崎,并形成「广东帮。1678年,广东人在长崎修建圣福寺,旨在表明崇信佛教,划清与被取缔的基督教的关系(107),又可以作为联络乡谊和维护商帮利益的会所。这些广东海商当含有前引的屈大均所指出的「帆踔日本,「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的珠江三角洲商人。明万历时人周玄 韦也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108)。这里所谓「重货,即集资者共同购买。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正如顾炎武所说的「富者出资,贫者出力(109) 。贸易的范围是东南亚洲各地,尤以马尼拉为最重要的据点。万历、崇祯年间,据《马尼拉帆船》一书记载:「每年驶抵菲律宾的大型货船大都来自广州和澳门,有200吨的,也有250吨的,还有少数300吨的。小货船(Patoches)的载重量为100吨至150吨。(110)一些备办货物来广州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内地商人,在夏、冬两季广州定期市集上看到葡萄牙商人运丝货到马尼拉贩卖有利可图时,竟然将卖不出去的货物用自己的船运往海外销售。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有现款购买它们的市镇和海港。…但後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就用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111)。广州商人在国内外已经建立相互相联结的网络,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各国时,自有已经在此居住的华侨为之接应,并准备好回程的商货。据哥尔勒民斯·德·侯德猛《航海日记》记载:「1596年,(万历24年,在下港-万丹)侨居的中国人……个个手提天平秤前往各村腹地。先把胡椒的分量秤好,而後经考虑付出农民应得的银钱。这样做好交易後,他们就在中国船到达前,预先把胡椒装好。他们购得的胡椒两袋可按十万缗钱等于一个卡迪(Cathy)的价格卖出。……这些装去胡椒的中国船,每年正月间有8艘至10艘来 航。每船只能装50吨(112)。这里没有说明这些船来自中国何处,但当时去万丹的船都是从漳州和广州启航的。当广州商人从海外回到广州时,则有揽头负责接应。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赏其值(113)。这里是说,揽头向舶主海商取得银两,用以分发制造服食器物的手工业者,作为预支工本。手工业者再按照揽头所规定的式样规格制造产品用来抵偿。从此可见,在明代晚期,海商已通过「揽主、「窝主、「接引之家等建立起商业网络。海上贸易是在官宦之家庇护或参预下进行的。诚如屈大均所指出:「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他们「偏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114)。清代海商活动的范围已不止限于东南亚洲各地,其涉足的地域更广阔了。「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115),往来于海外各地更为频繁。正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所记载:「(海商)远涉重洋,经商于异域,获厚资。满载而归者,所在皆有(116)。他们依然采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的合伙方法,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道光八年(1828年),克劳弗特《使暹日记》记载,来往南海的闽广海船,除筹集资金造船外,还邀集具有航海经验和技术的人充当船上员役水手。出资多者任船长,船上的重要职员火长、财副和总杆四人给予补贴外,其余一概不发工资。所有员役按规定挟带私货,附船贩卖牟利(117)。他们中有的「潜处番疆,逗留不返,繁衍子孙,成为华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港市的衰落,使大批为广州贸易服务的行业,陷入停顿或衰微;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船夫、舵工、水手、商伙等「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成为生活无着的游移人。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尔后「红兵起义、土「客械斗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成批的劳动者移往海外,以谋生路。还有一更深层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118)。从此时起至世纪末,大凡海水所到之处,都有珠江三角洲人的踪迹,尤以美洲和澳洲等地为主要。据笔者推论,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出洋的华工达三、四百万之谱(119),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侨乡。海商懋迁海外而留居异域,或以「苦力贸易、「猪仔(女的称「猪花)贩运(赊单苦力)等形式被掠往海外当劳工而形成的华侨社团、社区,是海商建立商业网络中在海外一头的网点。侨居东南亚的华商,除通过其散置网,推销接应商品外,还传递信息,使家乡对远方异国的商情了如指掌,对各种经济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他们对珠江三角洲作出的种种的返馈,诸如投资于沙田的开发,引进作物新品种、商业信息、企业经营的经验和知识、先进技术等,对推动当地的农业商业化、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性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将部分的商业利润,投入滩涂的开发,是包括海商在内的商人对家乡的一个重要贡献。要将滩涂开垦成良田,工程浩繁,费用巨大,历时长久。先要抛石拍围,淤积成陆后再于四周筑大基,内筑棋布的小基。要先植芦荻,再易种以草,继种香蕉、虾稻等耐咸作物。需经数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方可成田。曾参预开辟沙田的龙廷槐(乾、嘉时人)说,「计其圈筑之费与年岁之久,其值亦与买置中腴之田相比(120)。据笔者的研究,一般地说,一亩白坦的工筑费为十余两,加上花息银2两,收回成本大约要15年左右(121)。嘉、道时人陈在谦也说:「有沙田十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122)。可见承垦沙田者,非大族势家、商贾富户不可。一般的贫民小户是不可能染指的。引进作物的新品种,也是侨居海外的海商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贡献。例如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首先从安南耐旱、高产作物番薯引进其故乡东莞,即一例(123)。华侨中的一些精英,将在侨居地学到一些新技术和一些近代经营管理的知识,以及积蓄的资本带回珠江三角洲创办近代的企业。最为突出的是,华侨陈启源,带着他在越南由法国人建的丝厂学得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回到家乡南海县简村。次年创办继昌隆丝厂,率先引入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并加以改进。机器缫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又远胜于手工缫丝。在国际市埸上,厂丝的价格较土丝高出约三分之一,而且销路通畅。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各处闻风兴起,纷向南海、顺德产 蚕地方竞相设立机器缫丝厂(124)。80年代初,南海、顺德有十余家。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加到五、六十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陆续增建新厂。单顺德一县,于1911年已有142家以上。到了20年代, 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已增达200余家(125)。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较之于江南地区,是晚兴起的蚕丝区,但在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厂设立的数量、资金、以及工厂的规模均超过江南,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上享有海外华侨商人汇款的优势(126)。由于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发展,厂丝逐步取代土丝,至本世纪20年代,如前所述,丝货(包括水结和丝织品)出口价值约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成为广州外贸的主体产品。蚕丝业不仅和侨汇成为珠江三角的两大经济支柱,而且也是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这里应当指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着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先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郭乐、郭泉兄弟开办永安百货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等。这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的总部虽然都设在香港,但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施和大新还在广州开设有分公司。该三大公司都有在广州开设旅馆业等,而且皆兼营储蓄业,「隐然商店与银行相结合(127)。又如美国侨商陈宜禧于光绪32年(1906)回台山,自己筹款,自己设计,修筑新宁铁路。时间上虽然稍迟于潮汕铁路,但它是纯粹由民族资本兴建的头一条铁路。航运业的近代化,也主要是由海洋经济的产物近代买办商人推动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与西商有种种联系的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有人甚至说,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此说不确,但其人数在当时上海人口中占比例之多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人口的素质亦高(128)。19世纪70年代,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都是由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香山县的买办商人支撑的。先后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香山人。香山县买办郭甘章在70年代初,也已在香港置有多艘轮船,从事航运业了。他们在广东地区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内港的小轮船化,并仿照西方致力于以广州港市为中心的航道网络和港口、码头的建设(129)。70年代中期,华商梁定荣在家乡佛山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置海舶由粤直走天津(130)。自光绪24年(1898年)清朝政府颁布「内河行轮章程后,小轮船公司蜂起。光绪26年(1900年)全省小轮已达200艘。其中洋商的小轮船只占极小部分(131)。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不仅乡镇间有互通小轮船,而且与邻县、佛山、省城等地也有轮船往来,甚至「凡在略有市厘交易之乡镇,每日间小轮经过开行,纵或无二次,亦必有一次(132)。1911 年广东拥有的内港小轮船310艘,占全国同年内港小轮船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133)。内河的轮运(含九龙、拱北的内港轮运数)约170余万吨(134)。成为全国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台山的公益埠和香洲商埠,同样是由侨商伍于政等开辟的。1903年在香港创办的四邑轮船公司、1910年在广州创办的侨轮公司等,也是出自侨商之力(135)。华侨还在能源、工矿,以及银行、百货公司等方面,建立起近代企业。作为民族工业,有的还属国内所首创。例如,旅日华侨卫省轩于光绪四年(1879)在佛山开办巧明火柴厂;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邦1890年在广州开设的发电厂等。华侨开办的金融业,也令人注目。银行、银号(钱庄)和侨批业(经营侨汇业务)等,几乎遍布整个侨乡。20世纪20年代,顺德甚至成为广东省金融业的中心(136)。根据从海外返馈的市埸信息,迎合西方顾客的喜爱、耆好而创制了花茶、彩瓷等新产品。如前所述,花茶就纯粹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喜爱而研制出来的。又如所谓「广彩的陶瓷,也是完全为投西方人的所好而在广州创制的。据文献记载,「其器物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工。这里是说贩运来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在广州的河南、西村设厂开炉烘染。「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37)。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乡土、家族观念的驱使,侨居各地的华侨,将积攒的资金,汇回家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汇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外,其馀的被投入当地的建设。关于侨汇,我们尚缺乏完整的确切的数据。最早的估计数字是18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省上议会所作的美国华侨汇款每年平均为1亿8千万美金。又据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查银行汇票总簿的记录,20世纪头几年, 华侨汇款回广东省的最多一年为一千五、六百万元,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汇款未计在内(138)。这仅限于一国一地的数额。有人估计,珠江三角洲要县每年可达数千万元。侨汇不仅为家乡的商业化和沙田的开发提供了资金,而且成为家乡的近代化建设的资金来源。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华侨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达2亿4 千万元。其中工矿业为2125万元,占总投资的8. 8%, 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为8778万元,占36.5%, 房地产业为13188元,占54.7 %(139)。这里不难看出,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处于三角洲边缘的广州、澳门和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与世界各国往来的通道。从汉代的「译长到近代的买办,从唐宋的「蕃坊到近代的洋行,三角洲历来就有服务于外贸的专门人才,就有专辟为外商居住之地和由外商设置的商务机构。有的外商因久居三角洲而加入当地户籍。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经济的前沿地带,当地人或参与其事,或耳濡目染。他们既吸取了西方有用的知识,又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进行商业化和近代化。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蚕丝区进行缫丝工业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本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综上所述,由于古老的广州港市经济的特殊性,它的繁荣并不能带动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进步。北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依然是一片局促南隅,沉睡未醒的荒服之地。宋代以降,北方士民的南迁,尤其宋室南迁,偏安临安之际,北方士民的集团性移住,为珠江三角洲提供初步开发的机遇;宋元围筑堤围,兴修水利,正是其初步开发的标志。明中叶广州市场的转型,又为珠江三角洲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使其进入了开发深化的阶段。三角洲人善于把握机遇,作出合理的抉择。他们一方面 将这片浅海滩涂开发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良田;一方面以外贸为先导,开拓市埸,以出口贸易带动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农业商业化,使珠江三角洲变成海洋经济的基地。珠江三角洲人本是由北方的士民不断移住,并和当地土著融化而成的;自明代晚期以降,又不断流布海外,尤其鸦片战争后,大量移殖海外,流布四方。历史造就他们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富有冒险的精神。浓郁的乡土观念,又使他们以其事业的成功经验、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清末民国年间,珠江三角洲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缫丝工业近代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达,应该说是这种历史的合理传承。顺带指出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珠江三角洲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性的转型,再次迅速作出抉择,率先按照市埸经济的轨道运作。在短暂的二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绝非偶然。同样是当地人与侨居各地的华侨华人在这块充满产业革命精神的土地上,携手共创的结果。附记:承审稿人提出许多改进意见,特致谢忱。又,本文定稿后读到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以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详细论述了以广东为重点的中国蔗糖的生产与运销海外各地的情况,本文来不及吸取该书的研究成果,颇感遗憾。笔者已组织人员正在 翻译成中文,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97)秦汉时期已有华人移居北朝鲜和越南。在过去视为藩属国, 并没有视之为华侨。宋代,文献上出现关于华人在东南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片鳞只爪的记载,但缺乏实证性的资料。明初,南海人(一说澄海人)梁道明曾被聚居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推为首领,一度建立地方性的政治实体;郑和下西洋时,南洋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华侨社团,但只是偶发性个案,并没有形成风气。(98)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2,「香山。(99)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2,〈兵部.广东〉。(100)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东事宜〉。(10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按语。(102) 《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宗八年。(103) 民国《福建通志》卷34,列传24,〈黄光升传〉。(104)郭春震,〈备倭论〉,见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10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106)王 予,〈王司马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238。(107)参见朱德兰〈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7卷第2期(84/9),页53--75。(108) 周玄 韦,《泾林续记》页37,见《涵芬楼秘笈》第8集。(10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110) 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一辑,页177。(111) 〈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简要报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页119。(112) 转引自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二辑(1957年4月)。(1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银条。(11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贪吏条(115)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口岸一。(116) 《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卷17,〈皇清直隶州州同达轩关君墓志铭〉。(117) 参见田汝康,<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设》8-9期(1964年8月)。(118) 参见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清史研究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 辑,页141--168。(119)叶显恩等,〈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收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即由稻禾出版社出版。(120)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1。(121)参见拙稿《珠江三角洲商业代化与社会变迁》第四章,〈宗法土地制度与商业化〉(未刊稿)。(122) 陈在谦,〈与曾勉士论沙田书〉,《广东文征》第辑。按:陈在谦,广东新兴人,嘉庆甲子(1804年)举人,官清远县教谕。(123) 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之最早之地〉,见《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306--312,。(124)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3,页26。(125) 参见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37—278。(126)参见 Robert Y.Eng .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1986) P.183。伍若贤教授在这部研究中国丝业的专著中,以广东实即珠江三角洲与江南的蚕丝业,就工厂的设置、技术、投资、劳动力、原料—蚕茧等方面作了比较。(127)参见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章,第三节「广东华侨投资的百货业;谭仁杰〈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见《广东文史资料》,第62期(1990年);陈醒吾〈马应彪与先施公司〉,见《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入社1986年出版);按陈醒吾以先施百货公司文具部副部长(1919年担任)的身份回忆说,先施创办于1910年。但综合多方面军资料作出判断,创办的时间当应在1900年。 最有说服力的是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册上就写明:1900——1924。见前揭林金枝书页562。(128)、(129)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页193-215。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及其在客民中的重要性,叶文注(26)已引用冯尔康教授赠阅的《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一文(未刊稿)的数据(见前书212—213页),于此不赘。(130)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131) 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页82,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32)《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30年,卷下,「三水。(133)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宣统三年,卷下,「通商各关内河轮船按年挂号总数。(134)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5。(135)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页193-215。(136)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章,「广东华侨投资的各类工业;第17章,「广东华侨投资的金融业。(137)刘子芬,《竹园陶录》(美术丛书四集第10辑)卷2 ;蓝浦撰,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美术丛书二集第8辑)卷2,。(138)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与华侨汇款》,页26。(139)参见许檀,<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近代化>,《清史研究》第3期(1994年7月),页70--78 。

海洋文化论文篇3

1.资源再利用

坚持可持续发展,例如海边废旧的船只丧失原有功能,为能赋予它们新的价值,使它们融入到滨城景观当中,可重新刷漆装饰,使其成为景观小品的一部分,节约资源且节省空间。积极寻找滨城中类似的景观要素,通过这种方法获取解决途径,不仅提高些废旧资源的再利用率,还增加了景观的使用功能。

2.动态景观设计

动态景观的含义,一是静态景观表现动势:符号的视觉呈现不稳定性形成动势感觉,比如动感雕塑;二是滨海景观景象的动态:比如滨海景观中汹涌的海浪。在滨城景观设计中展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意境,适合海洋文化符号的使用。

3.人性化设计

不能单强调城市景观系统或某元素的功能,而缺少了人与景观的参与性。在满足了堤岸防洪功能的前提下,它充分展示了人和水的密切关系,人本具备亲水的天性,所以这也是滨水景观设计中常见的表现方式。

4.特色海洋文化的标志物设计

标志物广泛的内涵作为辨认滨城的元素,它可以是天际线、建筑物,也可以是城中的广告牌。海洋文化标志物作为视觉的控制符号,具有特定的意义,规划布局影响游线安排乃至游人的行为和心理,所以要注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

5.特色海洋文化的专项设计

在现代城市景观规划当中,专项设计基本上结合整体、功能、艺术、文化的属性。作为综合系统,分为公共设施、视觉系统、景观构筑物和铺装等,特色海洋文化专项设计应当贯穿于滨城景观元素之中,从城市景观的细节来展现不同滨城的特色气息。

6.利用生物景观

较为常见的是植物景观,在北方滨城景观设计中,常见的是将植物配置模式中的灌木修剪成规模不同的动感曲线,以此展现滨城海洋文化。

7.特色建筑设计

建筑具备时代的气息,有最初起步的沧桑感,也有新时代崛起的现代感。尤其新兴的城市建筑,要做到功能性和艺术美的协调,而对于表现不同城市特色的建筑个体或建筑群体,则该有更高的追求。

8.城市色彩设计

提及滨城色彩,在我们脑中浮现的是最能体现大海的蓝色,而不同的城市中的“蓝”由于提取对象不同,表达的内含也是有所区别的。

二、结语

在城市景观设计过程中要重视海洋文化这条主线,使局部特色与整体特色协调统一,以展示北方滨城的气质、改善滨城人居环境为目的,通过对不同功能、形式的海洋文化符号的应用,营造现代感十足的滨城海洋文化氛围,并且在展示海洋文化的同时,倡导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形成现代北方滨城特色的城市景观。

海洋文化论文篇4

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出发点

我国在海洋、利益和发展方面目前面临三大问题和挑战:一是我国南海、东海、黄海的部分岛屿遭遇越南、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占有企图和争执;二是我国在南海、东海、黄海的海洋专属经济区遭遇东盟、日本等国家的开发争夺和管辖权争议;三是我国的海洋开发热潮持续升温,沿海省市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滨海地区和岛屿生态系统得不到有效保护,对海洋历史文明遗产的挖掘与保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国制定了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和产业,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海洋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国家战略,国家海洋战略需要构筑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实施平台,通过实施平台的协同、配合和支持,应对不同环境、不同阶段的战略问题,形成平台交互支持,促进国家海洋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形态上看,我国海洋战略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国家政治舆论、权益主张方面的纷争、冲突;从性质上看,海洋方面的纷争和冲突属于文化冲突――或者是对历史与现实环境的认知差异,或者是对各自权益主张的行为模式差异,或者是对海洋法律法规的解读差异。虽然个别国家的局部行为具有一定的武力成分,而且不能完全排除其引发冲突扩大和发展为军事冲突的可能,但从争议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角度考量,尽可能避免矛盾冲突的扩大和军事冲突的发生,采用对话、磋商、合作等文化方式,逐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共识。多年以来,所有海洋国家都尽其所能,按照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进行了全面的大陆架勘察,并在2009年5月31日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延伸大陆架界线申请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所采取的解决争端的手段,和政治平台中的外交宣言、军事威慑手段不同,和经济平台中的经济制裁、贸易摩擦手段也不同。文化平台所采取的手段基于柔性策略,以对话、交流、互动为主要形式,以共识、融通、认同为主要结果。比较而言,文化平台可以充分缓释、消解外交、军事、经济手段的矛盾张力,为国际问题的解决争取更大的缓冲空间。这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符合国际社会的价值原则,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

从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战略要求出发,对我国海洋战略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在应对策略上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采用积极的、非军事冲突的手段去解决冲突;二是不能主动将这些尚属于文化冲突的问题上升为军事冲突。这就是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出发点。

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基因”分析

文化是人们基于生存环境、实际利益、机会选择而建构的知识系统、行为模式、群体认同。

依据这一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基因”,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主要“构件”应该分为基础、要素两个层面。基础层面的构件包括生存环境、实际利益、机会选择3个部分,要素层面的构件包括知识系统、行为模式、群体认同3个部分。

生存环境构件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交流环境3个单元。海洋无阻隔的生态环境,海洋邻国、邻区互相依存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海洋国家、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环境,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营造了共处、依存、交融的文化生存环境。

实际利益构件包括生存利益、社会利益、价值利益3个单元。海洋国家、地区共同的环境和资源空间,海洋邻国、地区面对国际、国内竞争的共同应对需求,亚太海洋、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的价值追求,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奠定了互利、互惠、共赢的文化利益基石。

机会选择构件包括时空机遇、文化代表、选择偏好3个单元。海洋国家、地区面临合作发展的关联机遇,海洋国家、地区对21世纪和平利用海洋的共同抉择,海洋利益攸关国家在战略博弈过程中的智慧积累,为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设定了明确、一致、理性的文化机会选择方向。

知识系统构件包括经验系统、发现系统、科学系统3个单元。国际海洋面临的武装冲突和军事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以及非传统危机现实表明,海洋国家、地区的利益攸关性越来越强,在面临海洋问题和冲突时,各方应策动创意,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建构全面、系统、可持续的海洋关系。

行为模式构件包括经验模式、制度模式、象征模式3个单元。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武力手段、经济制裁等刚性手段,只能加剧海洋国家、地区间的矛盾和冲突,损害有关各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各方只有依据《联合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原则作为基本准则,用更广泛的人文互动,才能推动海洋关系根本改善。

群体认同构件包括思维模式、集体互信、文化自觉3个单元。海洋各国、地区只有转变国家利益、地方利益至上的孤立主义思维模式,确立海洋利益攸关的新价值思维模式,在透明、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形成用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议和冲突的文化自觉,才能在21世纪共同发展蓝色的未来。

透过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基因”分析,我们可以破译更多的海洋问题“基因密码”,并为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具体行动计划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构筑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行动建议

第一,提升中国海洋文化节和中国海洋文化论坛的承载力和影响力。

构筑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需要实施一系列切实的行动计划,并结合到沿海省市、海洋城市的海洋战略实施过程中。目前,”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具有承担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行动计划的基础条件,但尚需在整合国内、国际海洋文化节事资源,提升节事的产业化运作能力和国际化传播效果方面作积极的努力。

“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应与国内、国际海洋文化节事进行联动,通过建立“黄海-东海-南海中国海洋文化联系轴”、“日本海-中国海-爪哇海-安达曼海东南亚海洋文化联系轴”、“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世界海洋文化交流圈”的节事交流机制,扩大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节事的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国际海洋、岛屿国家和沿海地区海洋文化交流的平台,满足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的承载需求。

“中国海洋文化论坛”需要系统拓展论坛议题,将论坛议题与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结合。要从目前“单一议题”、“主题+专题”的节事附属论坛格局向“关键议题+多元表达”的国际论坛格局转型,将论坛发展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具有战略承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舟山论坛”。以论坛的系统传播为切入点,推动以国民海洋教育为主旨的“蔚蓝工程”。

第二,推进沿海省市、海洋城市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为国家海洋战略文化平台提业支撑。

目前,沿海省市、海洋城市都在积极探讨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战略路径。但是,如何“以海定位”?如何通过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整合培育出“海洋经济增长点”?如何制定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还存在许多困惑。一些沿海省市和海洋城市依据国家文化产业的统计口径制定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战略层面追求“全、大、空”,在业态层面陷于“泛、散、粗”,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依据全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调研评估,沿海省市、海洋城市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应该以海洋旅游产业、海洋科普产业和海洋信息产业为重点,海洋创意产业、海洋教育产业、海洋数字产业作为协同。沿海省市、海洋城市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产业导向作用,制定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设定海洋文化产业支持政策,建立海洋文化产业的孵化机制、人才机制和资金援助机制,并通过“海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海洋文化产业博览会”等产业集聚平台,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多元驱动。

海洋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高潮,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戴胜德,黄伟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

[2]刘芝凤.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分析与评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曾少聪.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4]杨国桢.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J].学术研究,2015(2).

[5]徐晓望,徐思远.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6]黄玲.海洋民俗体育的内涵、流变及发展策略[J].中国体育科技,2009(3).

[7]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以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渔港为例[J].文化遗产,2011(2).

[8]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闽台海洋文化的发展[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9]安成浩.中日韩海洋文化研究动向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14(2).

[10]陈智勇.海南海洋文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11]李传朝,宣正明.浅谈海南海洋民俗学科研究的重要性[EB/OL].[2015-10-14].

[12]朱兵艳,刘士祥,蒋秀娟,等.海南民俗文化汉英翻译研究:接受美学的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3]吴平.东方白查村黎族船型屋探密[EB/OL].[2015-10-21].

[14]焦勇勤,孙海兰.海南民俗概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15]吴忠军.中外民俗[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海洋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海洋文献 高校图书馆 特色数据库

特色学科建设对于高等院校的发展意义重大,学科建设质量是衡量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代表着学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和科研水平,而特色学科更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竞争能力,是决定高等院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

一、“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涉海图书数据库

初步建成了涉海中文图书收录比较齐全的物理书库和虚拟书库。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和采购涉海图书,包括和书商、出版社联系获得新的出版信息,和其他涉海院校及科研院所联系获得以前收藏有遗漏的涉海图书信息等,尽量将国内涉海中文图书搜集全面。为了将涉海历史文献搜集全面,学校领导还特别开辟了特海资源特别采购渠道,通过该渠道目前回溯涉海历史文献近千种,极大丰富了馆藏。截至目前已收集中文涉海图书万余种,两万余册。外文图书目前也在积极采购中,所有涉海图书集中存放于海洋文库阅览室内。

同时为了方便不便进馆的读者能够及时快捷的阅读图书,我馆还参加了CADAL数字化项目,将涉海图书全文数字化,网络建库提供校园网范围内读者在线浏览。

(二)涉海教材、教参数据库

参照CALIS教学教参库的模式,建成一个能够使读者方便检索到各主要涉海高校、涉海重点专业的教学信息及教学参考书信息的数据库。目前已收集本校教材、教参数据数千条。通过涉海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建设,将不断增加其他高校的涉海教学、教参信息。

(三)涉海中文期刊检索数据库

收录包括海洋基础科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物理、海洋地理、海洋环境、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 海洋工程、海洋调查与观测、 区域海洋学等与海洋相关的中文期刊文献资料,目前已完成9万余条的期刊信息数据。

(四)涉海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利用中国海洋大学特有的学科资源收录涉海博、硕士涉海学位论文。到目前已经完成我校1990年至2012年的学位论文全部题录信息和部分全文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且将涉海学位论文选择出来,已整理涉海学位论文4000余篇。

(五)涉海大学信息导航库和涉海科研机构信息导航库

将国内涉海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信息收集全,在国内信息收集全面的基础上再收集国外院校的信息。目前已经比较齐全的搜集了国内比较著名的涉海网站、涉海院校及科研机构,国内涉海知名网站150余家,科研机构160多家,涉海大学100余所。

(六)海洋科普大观园

主要是立足于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对海洋科学文化知识进行大容量数字集成和高品位质量提升的探索性建设工作。目前依托中国数字科技馆项目建设完成了海洋生物和海洋军事两部分内容的建设。其中完成文字30万余字、图片2000余张、音视频及动画近百个,为普及海洋科学知识提供了良好渠道。

二、“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我校建设的“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具有深远的海洋教育意义。首先建设“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为我校涉海学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资源支持,为我校海洋教育和海洋科研的发展提供了信息资源保障。其次该库将面向社会服务,将为海洋教育和海洋科技发展搭建的最强有力的文献信息资源平台。我校在建设中努力调动和组织国内各类涉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力量,加快国内外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的汇集、加工、整合速度,致力于最终建立服务于国家全局的海洋类文献信息保障系统。如果海洋类文献信息保障系统建成,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海洋教育多元化、系统化格局的形成,加快海洋科技的发展速度。

三、“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建设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涉海信息搜集难度大

“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涉及各类型的资源信息,但是在信息资源搜集过程中发现搜集难度很大。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海洋信息数据资源分散,基础信息源不足,信息孤岛问题严重等。同时,海洋信息资源散失现象突出,一些宝贵的调查观测资料、专项研究资料、档案文献资料等甚至面临流失和湮没的危险。

(二)没有良好的分类体系

海洋类资源涉及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各学科的方方面面。而“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所涉及的文献资源类型主要有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资料、音视频资料、网络原生态资源等。如果按照现有的图书馆常用的中图法分类体系,这些资源将出现分布极度不平衡的现象,对于资料的寻找和发现也非常有限制。但是目前经过几年的摸索和探索,尚未发现更好的分类体系。

四、构建海洋类文献信息保障系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开发海洋资源,离不开海洋文献的建设与利用。目前,国内外已经建立有一些不同使用目的的海洋文献与信息咨询服务系统],但是,真正可以代表国家全局利益,内容囊括国内外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多种资源,有能力服务于国家全局性的涉海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全民海洋知识普及教育,同时,又可以为国家的行政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提供海洋科技文献、教育信息服务的高水平支撑服务系统还没有形成。

在中国海洋大学已经初步建成的“海洋教育、科技文献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于面向全国涉海科研、教学机构服务的海洋类文献信息保障系统,不仅可以推动了我校海洋文献信息服务的建设,同时也将对推动国内各科研院所的海洋文献资源信息的共建共享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合理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手段,在全国率先研究、制订出高品位、系统化海洋科学知识互联网传播、教育的对策和实施方案,为国家海洋事业做出贡献,是海洋类文献信息保障系统构建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唐萍飞.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海洋信息服务[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9(4):42-43

海洋文化论文篇7

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预言。在当下,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历史上我们经历了过惨痛的教训:失去海洋上的权利,我们不仅由于战败而丧失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并一度面临亡国的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意识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海洋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带来了文化科学交流的新天地、也带来了海疆领土争端乃至区域格局的复杂化演变。经历这些变化,中国大学生身处其中,不自觉地产生了海洋意识。除了这种自发的海洋意识之外,高校专门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可谓为数寥寥、成果不彰。尤其身处沿海地区的各级高校,本该走在海洋意识教育的前沿,如今看来,效果堪舆。如何加强高校海洋意识教育,本文就海洋意思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的实践做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首先,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有多项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海洋意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海洋价值和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十分匮乏。当今大学生形成的海洋意识多属于自发性的。在信息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以及报纸、电视等媒介获得新闻知识,相关内容如海洋开发、周边地区形势发展与变化、各国海上力量、区域海洋问题摩擦与争端、海洋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发的海洋意识。

在大学课堂中,海洋意识教育所占的比重极低,不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外畅销读物等涉及海洋的内容非常少,大学里开展以海洋为主题的活动鲜见。普遍来讲,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是中学阶段海洋意识教育的复制,所以形式简单、内容单一、逻辑散乱、效果不彰。形式主要是海报挂板宣传、海洋知识竞赛等,进入课堂教学内容很少。内容集中在我国海洋国土、海洋权益争端、海洋经济价值等方面,基本上是海洋相关知识的普及,与国际形势、区域形势的发展变化关联较少。只有当周边区域形势变得紧张而敏感时,高校课堂才做出反应,如2009年“南海问题”、2012年“钓鱼岛问题”在部分高校做专题解读。这些略显粗糙简单、仓促和被动的教育方式,很难满足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所需要的海洋意识基础。

就当今高校教育的现状来看,若想使海洋意识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进入大学课堂是必要的方式。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有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先天基础。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政性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自2004年、教育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来,形势与政策课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结合国内外热点问题,通过课堂与教育实践,帮助学生认清了国内外最新形势。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海洋意识教育不仅事关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以及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更加包含我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同时,当今世界谋求发展的国家无不把海洋权益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海洋意识的发展成为全球趋势。形势与政策课正是应对变化发展中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有效教育平台,亦是实施海洋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第二,“形势与政策”课具有思想理论深度和政治方向性。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就是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和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断提升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策观就是从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人民谋利益,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海洋意识教育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

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需要清晰准确的内容布局。海洋意识教育在“形势与政策”课堂上应当讲授哪些内容?总体来说,海洋意识教育包含六项内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在这六项内容中,笔者认为前三项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后三项可作为辅助和补充整合为一个内容项。这四方面布局构成了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海洋政治板块中,包括海洋权益在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际法等方面的内容。当前海洋竞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海洋意识是全球性概念,亟须国际视角加以诠释。国际关系是研究当代海洋问题的重点和基础,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不可能形成完整深刻的海洋意识。比如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中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如有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英国学者麦金德的“陆权论”和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等,均对国家的兴衰更迭和海洋实力之强弱关系做出了有力的阐释。当然,作为高校通识课教育,形势与政策课无须完整系统地讲授地缘政治学理论,但当前全球海洋权益竞争充满深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前不少大学生对于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认识存在误解和困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地缘政治观念。不仅如此,还需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构建现代海洋意识。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海洋权益的追求是不同的,所采取的海洋战略也是不相同的。当某一国家告别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就会产生向海洋寻求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的客观需求和自觉行动。这期间的海洋意识发展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揭示这种规律性联系进而上升为国家海洋战略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法规基本文件,为确立海洋权益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行为准则。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并非国际海洋争端的终结,因其是各个国家协调、斗争乃至妥协的结果,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同时其中也因为模糊的解释而使海洋利益纷争广泛存在。但是,《公约》的基本内容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有利。在指导学生认清海洋权益纠纷的复杂性的同时,还要明确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避害,有效维护海洋权益。

第二方面海洋军事板块中,包含军事战略、海上力量等内容。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点之一。在此可以从军事战略和海上力量两方面着手。面对复杂的海洋利益争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与把握最受人关注,也最容易走向误区。现代国际局势下,军事打击手段的效能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战争手段的积极运用才能有效控制局面。当前我国海上军事战略要追求的不是作战方面的“胜利”,而是战略主动和战斗效能上的“窒息”。这就需要创建边疆空间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有学者指出,在沿海国家所属和管辖的海疆基础上,存在一个为维护本国主权与世界和平、保障公海作业与航行安全而合法延伸的海上疆域,这种战略延伸可称之为“海上战略边疆”,即“战略海疆”。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我国采取的战略选择就必然是主导型的海洋军事战略,强大的海上力量呼之欲出。海上力量主要指海军,但并不仅限于海军,它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包括外层空间技术在内的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在这里航空母舰的特殊重要作用凸现出来,航空母舰作为集中陆海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的作战平台,因其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而成为发展海上力量必不可少的军事工具,所以中国在发展航母的道路上应当走得更远。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并不走新兴大国挑战传统大国的老路,掀起全面海军军备竞赛并挑战现存的海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三方面海洋外交板块中,主要内容分为海洋条约和协定、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海洋军事外交、海洋权益争端等。首先围绕海洋事务展开双方或多方谈判,通过谈判缔结海洋条约和协定,以书面形式规定海洋外交中的权力与义务,赋予其法律意义。其次海洋外交还包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如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上犯罪行为、反海盗、开展海洋科考等。军品贸易炮舰外交、海军外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交。除此之外,还有把军事与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外交重要分支的军事外交。军事外交即军事部门之间关于海洋活动的交流合作,包括海军互访交流、海上联合军演、建立海上信任措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特点在于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深入发展,既展示了中国的海军力量,也传递出和平发展的理念,表达了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与有些国家把海洋军事外交作为推动结盟、兑现安全承诺、威慑潜在危险和孤立竞争对手的工具,不断酝酿新的紧张因素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第四,海洋外交的内容还包括妥善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沿海国家均可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不超过350海里的大陆架。因此,任何同濒一个海域且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小于400海里的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海洋权益争端难以避免。世界上有2/3的海洋权益纠纷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存在争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引发危机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问题和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和平、妥善地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是海洋外交所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

第四方面海洋经济文化板块中,包括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三方面内容。海洋科学和技术是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健康和实行海洋综合管理的依据,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拓生存空间和扩大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支撑。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两大类别:一类是融入新科学、新技术和新型管理手段,不断进行结构升级、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传统海洋产业,如海洋造船与运输业、港口业、海洋渔业等等;另一类是依托高新科学技术而直接发展起来的新兴海洋产业,例如海洋油气业、海洋材料化工业、海洋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制药业等等。无论传统海洋产业还是新兴海洋产业,科学技术在其中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洋文化是人类在认识、把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通过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海洋文化内涵丰富,按照文化系统所包含内容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四类: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海洋精神文化和海洋行为文化;根据海洋文化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来对其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九类:海洋民俗生活、航海与交流、海港与港市文化、海洋风情、海洋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海洋科学活动、海洋经济活动、海洋环境保护。根据不同地域高校的特点,选择重点,酌情安排海洋文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海洋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民族;海权;教育;对策

海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用100多年前美国学者马汉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海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当前在沿海大开发逐步向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不能淡化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今天我们必须聚焦海洋,聚集南海。南海诸岛之争集中体现在海洋国土的之争、归结为海洋资源和航道安全之争。海权之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国海权,就是“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1]需要大力加强全民族的海洋观教育、增强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这对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意义重大。

1 从近代中国海战失败的原因看海权观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中持续和发展,西部由高山屋顶作屏障,中国的东南方是辽阔的海洋,它提供人们渔业和盐业资源,除了有点风浪外,没感到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长期将海洋当作对外防御的天然“长城”,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方主要来自北方,于是就修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起,到1433年结束,前后长达28年,先后有208艘船和2.78万人参加了这八次航海活动,足迹遍及30余国和地区,打通了中国到东非海岸长达15000英里的交通,其规模、人数、船的吨位、航海里程、航海技术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后来西方的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2]

但中国人也只是把海洋当作夸耀国家的演戏舞台、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洋的价值。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才发觉有来自海洋安全的问题,开始了海洋防御的里程,但是越防国家损失越大,越防越对海洋恐惧,因海洋而割地赔金,因海洋而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晚清政府开始加强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防战略有了提升,由海岸变为海疆防御,开始建设海军,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北洋海军到1888年已被誉为远东最强海军了。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还是败得惨不忍睹。追究其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没有大海洋的思维、以陆地为基础的守势战略、也是导致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没有制海权不行,有了较为强大的海军为何还是不行?其根本原因就是从掌权者到普通老百姓缺乏大海洋的观念,缺乏海洋文明能够带给人类无限利益与福音的认识。中国没有适时的进入海权国家,没有唱响海洋蓝色文明,总之,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一闪、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都证明了一个命题: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肯定成为不了海权大国,但有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未必就能成为海权大国,它需要有海洋制度、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三个条件作孵化器。

因此,今天我们面向海洋,对13亿国民加强海权观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2 从现阶段中国海洋意识的匮乏看海权观教育的迫切性

先举个韩日对海洋意识的例子:韩国著名的“独岛光荣”事件值得我们深思。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修建起了标志物。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成了对独岛的控制,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也没罪责他私买枪支,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韩国青年洪淳七,一个人一杆枪登上“独岛”赶走日本人,插上国旗,一守就是三年多,最终在个人的努力和全民的呼声中,韩国政府出兵收复管理,这是全民海洋意识的体现,对国家海洋维护的意识。

日本政府的海洋意识教育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提高的典范,前面的3.4节(实行海上囤田战略)已提到,日本对位于东京以南千余公里外海洋中一个名叫冲之鸟礁的地方,却是“精心打造”,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此礁人工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

再看我们的祖国,因人们长期围绕“黄山、黄河”生活养家,沿着“长江、长城”糊口养育,对陆地文化的感情根深蒂固,对海洋的感情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浅薄,以致于深表遗憾!据报道,共青团曾对上海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而不知道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许多大学生更不知道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海洋国土的基本概念。有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文化水平相对低的群众了。在中小学初级的地理历史教材中对中国海洋历史地理的讲述是少之又少,而上面中国的版图描绘,只是以陆地疆域为主,而我们管辖的海洋呢?在日常生活中,海洋文化意识的缺失更是屡见不鲜,中国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北京“中国世纪坛”,为了展示中国的疆界,就用760块方砖组成代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居然只字没提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海市“东方绿舟”教育基地知识大道上的历代中外名人雕像,其中有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却没有当年盛极世界的明朝舰队统帅郑和下西洋,这些海洋文化意识的现状多么让国人触目惊心、心急如焚啊!

美国海洋战略家马汉在《海权论》中说过,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将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海洋文化的建设,海洋意识观念的强弱。是的,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海洋文化较之于内陆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多远性、兼容性、冒险性、开拓性和进取性。

3 增强海洋意识,加强海权观教育的手段、方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而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几个问题。[3]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海洋文化观,培养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3.1海洋国土知识在中小学课本中占重要位置

今天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应该大力宣传海洋国土观念,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把人们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尽快转移到现代海洋意识上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陆地空间不足,资源有限,海洋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海洋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的教材中应增加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幼小心灵中迅速植下一颗绿色的海洋心,将中国的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300万平方公里的概念牢牢固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溶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我们的“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均与周边国存在争端,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有些问题,经过我们努力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看来只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加以解决。因此,这些海洋意识与中国的海权现状应该如实的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海洋国土知识在小学课本中应占重要位置。这一点日本就做得比我们好,他们的海洋意识比我们国人强。

建议在中学课本里,在《中学地理》中开设专门的课程《中国海洋与海洋权益概论》。

3.2各级政府进行海洋观教育时建议向青岛市政府学习

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需要党和政府立法来加以推动。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正进入全面开发海洋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在世界海洋大国中名列第5位。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保证国家安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如越南政府鼓励渔民到我南海诸岛海域捕鱼,实行“三免”的富民政策,即三年内免征资源税、免营业税、免个人所得税)。

近几年来我国各沿海省市政府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宣传,让人最为欣喜的是青岛的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的海上教育基地开工,为我国在海洋文化、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方面进行全面的展示和教育提供了平台,这对我国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沿海地区,对国民进行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方面的教育建议要以青岛市政府为榜样,掀起海洋观教育的热潮。青岛市为了增强公民的海洋意识,加强海洋观的教育,在中国海洋大学早已设立了青少年“海洋观全国教育基地”,中国人民海军还送一艘军舰给教育基地,军政携手,共为市民积极营造海洋文化的氛围,承担起“加强全民族海洋观教育”的重任。“海洋观教育基地”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1)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2)中国海洋近现史;(3)海洋意识与海洋强国;(4)海军博物馆(在军舰上);(5)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6)人类与海洋美好的未来。[4]各级(省、市、县、镇)政府都要建立海洋观教育的基地和场所,建设海洋公园,各中小学每年组织去教育基地,免费到海洋公园参观学习,把这项工作设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3.3教育部门在海洋观教育方面大有作为

海洋既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源头,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在当今海洋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我们的国家利益就会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海洋权益包括国家的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海洋权利属于国家的范畴,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而形成的权利,主要指沿海国对领海和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在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国家的海洋利益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教育部门可以大有作为。关于海洋知识的题目要作为每年高考试题、硕士和博士生考试的必考题,高等学校都要开设《海洋科学导论》公选课,沿海地区的高校要开设海洋知识的必修课,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目,海洋知识类的题不可或缺,就是各类晋升职称和职务的考试,也要有海洋知识类的题目。只有这样,把平时教育与关键考试结合起来,海洋观教育工作就会大大推进,国民的海洋意识就会大大增强。

3.4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各级党、团组织将可以大显身手

2011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在视察广东海洋大学时说,海洋产业在广东是非常有前景的!广东省陆地面积不到17.8万平方公里,而海洋面积有41.9万平方公里。总体上讲,陆地开发过度,海洋开发不够。所以,面对新的世纪,海洋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海洋产业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海洋大学的事业是最有前景的事业。要向全社会普及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做好海洋科普工作,让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如何利用海洋,新世纪海洋开发对缓解陆地压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何意义,让大家都来注意海洋里的学问。[6]这表明中国沿海地区的领导已经认识到发展海洋产业与加强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将其落实到实处。

团中央和各级党、团组织可以利用组织生活,广泛开展海洋知识竞赛活动和海洋知识辩论活动,可以利用暑假,组织优秀团员青年去南海诸岛参观旅游、夏令营活动,各市、县政府可以组织优秀干部、职工不是出国而是去南海诸岛考察。这一点既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又是一次海洋意识的培训,对推动全民国防海洋意识十分必要。

我国一年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竟然接近3000亿元,如果能作为国家意志与行为,把一部分公务员出国变为去南海诸岛免费旅游,在原来出国的3000亿元中节约1000亿元,用于补贴给去南海诸岛的飞机、船用汽油费,那么,我国国民的海洋国土、海洋文化教育将大幅度提升,建设海洋强国之路将会提前完成。

3.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新闻媒体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我们迈入21世纪海洋世纪的时候,面对相对落后和薄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那么我们就需要我们海洋文化来阐释海洋世界新的理念,引导社会舆论和人民重新认识,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观。当今世界各个海上强国都有着其特有的海洋文化,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其海洋力量之所以强大是来自于其传统海洋文化的竞争决定了他们海洋发展的方向,形成新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使他们屹立于世界海洋强国之颠。

新闻媒体有传递信息功能,影响舆论功能和宣传教育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一定要发挥新闻媒体在海洋文化和海洋国土教育方面所起到的宣传教育作用,把我们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

办好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和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评选与挂牌等相关活动。支持沿海各地业已形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海洋宣传节庆、论坛活动。加强海洋宣传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建设。逐步打造一支专业化、固定化的宣传工作队伍。[7]

3.6军民携手走向深蓝色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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